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一)
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一)
提到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其内涵大体包括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个方面，即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两方面的问题既密切相关，着眼点又各有侧重。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自清末民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汉学的思想性本来是一个似乎早已定论的老问题，但近二十年来，不仅被重新提出，而且讨论十分热烈，其中视角不同，见解各异，颇有方兴未艾之势，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向。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综述文章，均关注到这一问题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并予以了初步的评析①。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言有未尽，意有未赅，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对研究状况的了解亦不够全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汉学思想性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番全面疏理，力图探讨其渊源，厘清其脉络，回顾其发展，并思考其得失，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由来及其传统看法
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清代汉学家除极少数如戴震、焦循诸人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只钻故纸堆，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不讲求经世致用，不关心社会现实，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众口一词，几成定论。追本溯源，这一看法，实际上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清代汉学成因的认识有关。早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时，曾极为强调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此相联系，章炳麟断言：“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在他看来，“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②梁启超则将清中叶的考证学视之为“绝对不问政治”的学问，认为汉学家“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故“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而究其原因，这种“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③。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序的蒋方震，在寻求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的原因时，亦归结于“政治之趋势”，认为“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④。其后，钱穆在论及清初学术与干嘉学术的差异时，也认为明清之际诸家之学皆“不忘种姓，有志经世”，而“干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二者相较，“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⑤
也就是说，“由于权力干预学术而被迫噤声”，致使清代的学术思想界相对沉寂，几乎乏善可陈。历来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如台湾学者陆宝千于1978年着成《清代思想史》，在论述清代经学时，即断言：“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作者以明末学者治经的两大宗旨来考量清代学术，认为从“求经世之道”来看，“大体为干嘉诸儒梦寐所不到”；而就“求圣贤义理”而言，则“考据之本无与于义理也”。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考据者，术也，非学也。以此治经，求其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清儒之成绩甚伟。求通制作之原，则亭林、梨洲而后，甚鲜措意之者。求作圣之道，尤非其力之所及矣。”⑥朱维铮于1999年发表《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一文，认为“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辉煌，与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沉闷，恰成反比”，正是“在清代经史诸子考证的大师辈出的时期，特别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干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也曾达于极致”，由此表明，不仅“学问与思想殊途而不同归是可能的”，而且“学者与思想家判然有别”⑦。葛兆光也十分强调“思想与学术的对立，以及‘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界处于一种普遍的“失语”状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仅在于高压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与权力通过真理的垄断对于生活和思想的控制”。作者明确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
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⑧
二、研究的新变化及其初步探讨
尽管传统的看法长期居于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严格说来，这一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始的。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大陆学术界不再把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唯一原因，对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包括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等问题，学者也逐步开始进行探讨。
1984年，王俊义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干嘉学者的评价问题》，通过对钱大昕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提出了应如何评价钱大昕和其他干嘉学者的问题。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干嘉时期，当时的考据学者只是在治学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继承了清初大师开辟的道路，却把清初学者的治学精神实质抛弃精光，大搞名物考证，没有什么思想可言。钱大昕是典型的干嘉学者，当然也不例外。”针对这一看法，该文在论述钱大昕治学道路、学术宗旨和学术成就的同时，着重阐发了钱大昕治学强调“明体以致用”的指导思想及其研究著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作者认为，钱大昕在“经以明道”、“学以致用”的指导思想下从事研究著述，“他所从事的每一专门学术领域的研究，都是有所为的”。而耳闻目睹盛世“所掩盖的封建社会的鄙卑龌龊”，钱大昕也深为不满，“或在其学术著作中，以谈古论今的方式，含蓄而深沉地予以揭露；或在一些短论与诗歌中大胆而直接地给予抨击”。作者概括钱大昕所表达的思想观点，诸如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封建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纳谏，反对滥兴文字狱；抨击横征暴敛，同情人民疾苦；揭露吏治腐败，士风颓废；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等等，说明钱大昕“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作者还进而从个别到一般，就钱大昕的分析评价推及其他干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与赖以产生的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明末清初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形势，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代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在政治立场上长期与清朝统治者处于对抗态度，为总结明亡教训，为适应与清廷的斗争，他们的思想泼辣尖锐，寓有批判精神。而干嘉时期，清朝统治已经近二百年，这时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政治立场上也多和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们的学术思想必然与这种政治形势及其政治立场相适应，不可能如清初思想家那样激烈。惟其如此，清朝历史的不同阶段，才有可能产生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而各具不同特点。因而也就不能以为干嘉学者，不具备清初顾、黄、王那样的思想及其表现形式，就否认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讲，在清朝统治处于相对稳定时期，钱大昕在其所处的客观环境中，能面对现实，提出上述思想观点，已殊属不易，怎么能说他只有考据没有思想呢？对于其他干嘉学者同样应如此看待。”⑨可以说，该文是较早对传统看法提出异议并通过扎实的研究阐发新观点的力作，对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1年，周积明撰《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以文化史的眼光审视成书于乾隆年间，被后世学者视之为“汉学结晶体”的《四库全书总目》，首次发掘出蕴含在这部目录巨著中的文化价值，有关经世实学的思想观念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认为，经世实学是《四库全书总目》“价值取向的主旋律”，“《总目》‘崇实黜虚’的精神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经世方案，这不是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它的贡献在于以明晰的价值指向，鼓励和引导学人将切实的‘周济世用’——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精神的、物质的或综合性的价值——作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达到这一境界的便为‘善’，便为‘不朽’。”⑩就此而言，《总目》对历史上经世学风的褒扬，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学、水利、医学的重视，均显示出干嘉学者价值观念中的经世意识。该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开拓了《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崭新视角，而且阐发了《四库全书总目》以经世实学为主旋律的文化价值，为学术界了解干嘉时期的经世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点和参照物。
1991年，漆永祥在探讨干嘉学术成因时，曾言及“干嘉学者的根本目的仍在于明道通经，经世致用”(11)。其后，作者在《干嘉考据学研究》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干嘉学者“直面人生，关注社会的用世精神”，认为“清初学者，大倡经世致用，明道救世，其意有二：一在于博通经史，学以致用；一在于救国救民，反清复明。至干嘉时期，学者继承了前者而弃置了后者”，即干嘉学者治学的目的在于“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观之于朱筠、纪昀、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凌廷堪、王念孙、王引之等汉学家莫不如此。并且，他们“还能够殷切关注社会现实，抨击时政时俗之弊”，如焦循、汪中、顾广圻、江藩、臧庸等人，对民间疾苦、时政时弊等社会现实问题，均关注有加。可见干嘉学者确实继承了“前代学者积极用世、直面人生的品格与精神”，而“后人每论干嘉学者为避祸全身而消极出世，以学为隐”(12)，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明确区分了清初学者与干嘉学者在经世致用宗旨上的异同之处，阐发了干嘉学者的用世精神，虽然所论比较简略，但观点鲜明，颇具说服力。
1997年，黄爱平先后发表《干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论清代干嘉时期的经世思潮》等文(13)，集中探讨了干嘉时期伴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产生的经世思潮。作者认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社会孕育着转变并面临着选择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逐渐暴露的各种社会矛盾，置身于已经或将要发生的社会变动之中，一代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由此而形成了干嘉时期的经世思潮”。这一思潮集中反映在今文经学的复兴、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和经世思想主张的出现等三个方面。其中，今文经学的复兴直接影响到其后继起的龚自珍、魏源，为他们在“世风日下”、“世变日亟”的形势下，借助今文经学大倡经世变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而有关西北边疆记闻之作和研究之作的兴起，标志着边疆史地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干嘉年间已然建立，它不仅以其对现实的强烈关心和对边疆治理的参考借鉴作用成为经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19世纪国内外局势剧变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边疆史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干嘉时期出现的各种经世主张，直接反映了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并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一研究，不仅初步揭示出干嘉时期包括汉学家在内的诸多学者对社会现实以及潜在危机的关注和思考，而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干嘉“经世思潮”的概念，拓展了干嘉学术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
1999年，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出版。其中由黄爱平撰写的《思想文化卷》，进一步对清代盛世时期学术文化领域萌生的新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在18世纪学术思想界“近乎沉寂的平静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思想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的萌芽。这些知识界的探索者，以其独特的方式，从各个层面，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伦理道德、传统思想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从而在清代中叶的思想文化领域，留下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足迹”。诸如汉学大师戴震，不仅以其在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其深邃而又富于战斗性的思想学说，在清代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他“以人的自然属性血气心知为起点，来肯定人情、人欲、人性，强调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再次发现并确立了作为生命的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又如汪中、钱大昕、纪昀等汉学家，或从经典考证的角度，对束缚妇女最为严酷的封建礼教提出大胆的质疑；或直面社会现实，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命运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其批评的锋芒直指女子“从一而终”等陋习，而主张妇女可以再嫁，“夫死妇不必从死”。这些关注与质疑，“集中反映了当时先驱者思想探索中最具近代人文主义色彩的闪光”(14)。尽管该书并非专门研究清代汉学的著述，但作者对包括汉学在内的18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观照和宏观研究，特别是对当时一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思想观念的阐幽发微，无疑有助于开阔视野，推进研究。
1999年，彭林发表《阮元实学思想丛论》，专论阮元的实学思想。鉴于阮元是干嘉时期学界山斗，同时又是有清一代名臣，“一身而二任，均有建树，是干嘉学人典型之一”，其“为政
为学，是否贯穿实学精神，涉及对干嘉学派的基本认识”，故而作者从其治学“务求其实，惟从其是”、“会通中西，志在中学”，以及为政“国体为大，抵御外侮”三个方面，论述了阮元的实学思想及其实践。认为阮元“高扬务求其实、惟从其是的学术旗帜，对中国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阮元又是生活于从康干盛世转向道光颓势时期的朝廷命官，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忧患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表现了清代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的经世思想，他无愧为干嘉时期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15)
2001年，郭康松撰《清代考据学研究》一书，其中专节论述了干嘉考据学者的经世思想。针对以往学者大多认为“清代考据学发展到干嘉时期，只不过继承了清初考据学者的考据方法，完全抛弃了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为考据而考据”，作者明确提出：“这种看法，没有真正反映出历史的实际，干嘉时期的考据学者并未完全抛弃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作者看来，清初学者的经世与干嘉学者的经世具有不同的内容，前者志在救民于水火，“是一种‘救亡’的经世实学”，而后者则重在经史诸学的笃实讲求，体现的是“以考据实学经世的思想”。就后者而言，“考据学正是在批判宋明理学之中体现其经世致用的价值，这种批判是以通经明道的考据形式进行的，寻绎出经典的原意就论定了理学之妄”；与此同时，“考据学者对现实社会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古学研究结合起来”。据此，作者得出结论，干嘉学者“并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他们没有完全抛弃清初诸大师‘经世致用’的精神，只不过因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经世的形式和经世的目的上有所不同罢了。他们复兴古学，是为了寻找经典本义，为现世社会提供借鉴，并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在考据古学的外壳之下，潜藏着现世经世的动机”(16)。
三、视域的转换与新概念的提出
在汉学家的经世意识逐步得到发掘和彰显的同时，汉学研究内容本身是否具有义理的诉求，是否只有学问而无思想的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其中，“干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日趋深入的阐发，尤为集中地反映了学者研究“视域”(Vision)的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所谓“干嘉新义理学”，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清代汉学有考证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的看法而提出来的与宋明理学的“义理学”相对而言的概念。在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中，所谓“义理”，或可称为思想、理论、哲学，几乎专属宋明理学，而与清代考据学无缘。即便清代有少数学者如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也不过被视为宋明理学的余波和延续。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冯友兰说：“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也。”之所以如此，“盖此时代之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其所讨论之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依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也。”(17)。而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对清代考据学更是不屑一顾，甚至全盘否定。如熊十力在论述汉学与宋学之时，就曾有言：“汉学全是注疏之业，盖释经之儒耳。宋学于心性或义理方面确有发明，衡其学术，盖哲学上之唯心论者。其思想甚有体系，其所造极深邃。”又说：“要之，宋学自是哲学，本非以注释经书为务者。宗经之儒，古有孟、孙诸贤，后世则宋学家亦其流类。夫汉学，但治文籍，而搜集其有关之材料已耳。清世所称经学大师，其成绩不过如此。”(18)熊氏弟子牟宗三在讲论中国哲学之时，也只讲到明末，至于“明朝以后，就毫无兴趣了。这三百年间的学问我们简直不愿讲，看了令人讨厌”(19)。其因就在于“明亡以后，经过干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失了”(20)。故而“干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就在于研究“视域”(Vision)的转换。就此而言，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并初步加以辨析的，当推海外学者余英时。
20世纪70年代中叶，余英时针对以往学术界主要从外在政治、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清代汉学成因的传统看法，转而提出对“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21)，主张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
来观察并解释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这就是其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内在理路”说。着眼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余英时明确指出：“近几十年来，讲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人往往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偏见，那便是把宋、明理学当作传统儒家精神的最高发展阶段。清代以下只有少数儒者如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等人的思想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注意，但也不过是当作宋、明理学的余波来看待而已。所以清代两百余年的儒学传统只有学术史上的意义，而几乎在思想史上占不到一席之地。”但是，“事实上，通观考证学从清初到中叶的发展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其整个过程显然表现出一个确定的思想史的方向。”那么，如何来观察清代中叶学术思想的发展呢？余英时主张“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即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全程来做观察。据此，余英时提出，不能以宋儒的心性理气作为衡量儒学的唯一标准，他说：“从历史的观点看，把辨析心性理气认作儒学的主要内涵是不甚符合事实的，至少也是以偏概全。”事实上，由宋明理学的“尊德性”转变为清代学术的“道问学”，即“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正展示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也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余英时认为：“清儒所表现的‘道问学’的精神确是儒学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宋、明理学的‘尊德性’之下”，并且，“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因此，清代两百余年的儒学传统并非只有学术史上的意义，汉学考证也并非“完全不表现任何思想性（所谓‘义理’）”。上述看法，成为余英时重新审视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作者以“当时考证运动的两大理论代言人”戴震和章学诚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二者的思想交涉以及他们与干嘉考证学风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藉此展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就戴震而言，作者认为：“在方法论上，他主张由故训以明义理，因而使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纲领更为具体化与落实化；在基本立场上，他颠倒了宋明理学家的说法，而谓德性始乎蒙昧，必资于学问而后才能进于圣智。”因此，“东原的新义理是清代‘道问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儒学代表理论。”由戴震、章学诚推及其他考据学家，作者认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于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22)可以说，余英时立足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来观察清代考据学的思路，并以戴震和章学诚作为个案进行具体分析的做法，不仅展示了清代考据学本身所蕴含的义理，而且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研究的新视角。
与余英时重新审视清代考证学所蕴含的义理思想相关的，是稍后一些台湾学者对清学有关经世与义理的探讨。陆宝千研究清代思想，虽然对清中叶的考据学基本持否定看法，但对清初经学却评价颇高，认为“清初经学之盛，由于晚明以来之经世要求所致”，因而“儒家经典，自然成为汲求治道之源泉”，清初学者治经之本意，即在于“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2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80年代初专门举办以经世思想为主题的“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刘广京在为会议论集所作的《序》中，特别就“整个清代经世思想史”，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经世思想之是否合于经书义理？义理之内涵为何？经世思想与经学未能一一合拍时又如何取置？”(24)其后有学者认为，余英时、陆宝千和刘广京诸位学者的立论，“最重要的是肯定了清学考证功夫背后的经世企图和思想性，同时也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划出一个交叉立体的光谱。”(25)
而从大陆学术界来看，较早提出考据家“义理之学”这一概念并进行初步研究的学者当推高正。1987年，高正发表《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首先尝试界定和阐发考据学家的义理之学。作者认为，“义理”指“古书的内容和条理”，“义理之学”则指“与考释古文献语词、制数等并行地把握、理解古文献内容和道理并揭示其内部逻辑联系的学问”。据此，作者明确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清代考据家普遍不讲义理之学。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他们不但讲而且十分重视自己的义理之学。”在作者看来，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可分为“客观义理之学”和“主观义理之学”两类，前者指“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力求符合古文献原貌原意，有一分材料说
一分话，不迷信成说，不妄作曲说者”，后者则指“从主观出发，随意发挥，不考虑是否符合古文献原貌原意，借古人之言以伸己说，或以校勘、训诂、古音通假等手段而曲为之说者”。作者进而分析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将其划分为六个时期：清初提倡“经世致用”时期、疑古疑经考据学开创时期、考据学蔚成风气时期、考据学鼎盛时期、考据学衰落时期、清代学术终结时期，并逐一论述了各时期考据家义理之学的概况及其特点，认为：“清代考据家义理之学的主流是客观义理之学。这是与考据家讲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古文献研究分不开的。他们追求和把握客观义理，是为了拨开历史迷雾，认清研究对象的真实面目。在此过程中，他们重建并且有效地利用了客观义理之学这座可以通往历史真实的重要桥梁。这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其弊病是，自清初‘经世致用’派学者以后的客观义理之学，基本上是与现实相脱离的。”(26)高正的研究，直接关注到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虽然其论述有将考据学与义理之学合二而一的倾向，但仍不乏开创意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干嘉考据学者的思想主张和学术特色。黄爱平先后发表《戴震的义理说与清中期的学术思想界》、《凌廷堪学术述论》、《阮元学术述论》等文(27)，或分析戴震的义理思想及其特色，并由戴震义理之说所引发的反响进而探讨清代中期学术思潮的特征及其走向；或论述凌廷堪、阮元等考据学家的学术主张和学术成就，力图发掘出他们通过具体的经典研究和字义考证所阐发的义理思想。以凌廷堪为例，作者认为，凌廷堪精研《仪礼》，反复爬梳，从经典所载各种礼仪节文中归纳条例，据其性质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着成《礼经释例》一书。正是在深究儒家经典、贯通古代典制的基础上，凌廷堪力图“发明圣贤之道，推阐理义之说”，提出了“复礼”弃“理”，以“礼”代“理”的思想主张，被当时学者誉为“一代之礼宗”。由凌廷堪的学术路径推之于当时的考据学家，作者明确提出，“试图通过批判理学，弘扬汉学来寻求圣人之道”，是汉学发展阶段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努力的目标。可以说，作者的相关研究，初步揭示出了干嘉考据学特别是其代表性学者考据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
直接从哲学的高度来观察清代学术的，当推王茂等学者所著的《清代哲学》。该书对自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了相当深入的发掘和理论的阐释。针对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清代有“研究法”而无“主义”，有考据而无思想的传统看法，作者明确提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理论思维，都有它的‘风气’。清代的理论取向和‘风气’，即它的‘主义’，就是反思辨（包括理学的、心学的思辨以及佛释老庄），重实学，而以《六经》孔孟为依归。”也就是说，“回到原始儒学”，就是清代的“主义”，就是清代学者的理论思维。作者还专门就考据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考据学并不就是哲学，但干嘉时代的哲学（也可以上溯清初一部分学者），不能不从考据中过滤出来，而他们既从经书中滤出哲学，也就不能不是原始儒学，或在原始儒学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思维。同时，考据学在自己的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方法论。所以，就二百年的整个发展看，推动考据学前进的是对哲学（义理）的追求，而达到哲学目的的形式与手段，则是考据。”作者撷取干嘉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哲学思想，诸如戴震的人道哲学、程瑶田的人性论、焦循的“时行”哲学、阮元的仁学新义、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崔述的历史怀疑论等，一一予以分析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发掘出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哲学内容和哲学意义在于：其一，考据学者有自己的义理追求，考据学有其自身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要“撇开宋儒传注，返之于孔孟经典中去探求孔孟本义”，“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取代抽象思辨的哲学（如程朱、陆王、佛老）”；其二，考据学内部有以惠栋为代表的主张“求古”的经验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重视“求是”的理性派两种学风，并且其发展经历了“由分而合、由实而虚、由述而作”，乃至由学而道的过程；其三，考据学术方法“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并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变化，即“理性代替蒙昧，实证战胜虚妄，革新排除保守”。作者还进而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反传统的批判思潮”，认为这一思潮反的是宋明新儒学的传统，
并且，其“与宋明儒学的对立的方式是战斗的而不是妥协的”(28)。综观全书，堪称是第一部从哲学的高度来阐释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的专门著作，不仅辨析相当深入，而且颇有创见。尽管作者的一些看法尚可商榷，如将清代思潮完全视为宋明儒学的对立物，而相对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发展，显然不尽周全，但该书对清代学术所作的理论把握和哲学分析，仍然是十分深刻并且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自此而后，有关清代汉学思想性的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提出了“干嘉新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对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199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清干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就干嘉学术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分别进行专场研讨，“干嘉义理学研索”即为讨论的问题之一。在该场研讨会上担任引言人的张寿安，以余英时的观点为出发点，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着‘理学’这个秤，去量度干嘉义理学，不但要大失所望，更可以坦白而直接地说：这根本是缘木求鱼。”既然不能以理学的标准来衡量干嘉义理学，“那么，干嘉义理学该从那个角度去探索，才能接触到它的真性质，也才能披索出儒学思想在清代的真面貌呢？”对此，张寿安认为：“清人的考据成果，提供了思想研究的资料。考据学在思想上的最大意义，应该是考据学破坏了旧哲学，进而企图为儒学建立另一因应时代需求的新思想典范。”如戴震以降的干嘉学者否定了“宋明理学中的天命理气性善种种大基石”，转而讨论“情欲”、“仁”、“礼”等义理问题，如果要探究他们如此取舍和如此趋向的原因，那么，“直捷地说，就是干嘉儒者关心社会问题多过于对思想作纯思辨的探讨。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兴趣大过于哲学兴趣。”针对在讨论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如何区别“干嘉义理”和“宋明义理”的问题，张寿安提出：“我们不妨以宏观的态度把‘义理’一词视为儒学思想，儒学思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面貌和性质，魏晋时是玄学，隋唐时是佛学，宋明时是理学，而干、嘉所呈现的面貌，现在仍在探讨中，不妨暂且称为干嘉义理学。”(29)综观此次座谈会，不仅明确提出了“干嘉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对此作了初步的研讨，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1994年，张寿安着《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出版。该书充分运用考证以及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掘出清代中叶学术思想走向的一条脉络，即“以礼代理”。作者认为：“清儒的经史考证，逐渐走向经书义理之追求，并以之作为经世主张之依据，造成和宋明理学在某些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应该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研究重点。”据此，作者从清儒对礼学的研治入手，“以期阐明清儒通经求义之思想脉络并其内涵”。通过对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儒礼学思想的研究，作者认为，清代汉学中的徽学一派，“从戴震、程瑶田至凌廷堪，有一‘从理到礼’的明显走向，而廷堪尤为礼学之大纛。廷堪‘以礼代理’之说立，然后清儒自顾炎武以来‘经学即理学’和戴震所倡‘道在六经’的实学主张，才有了从思想到实践的一贯体系，而清代儒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才能具体显现”。在作者看来，“以礼代理的思想走向，实为清学在思想上之主要发展特色，也是清学与宋明理学在思想上的主要分水岭，其目的是要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正是在论述礼、理二者关系时，作者进而提出了“新义理学”这一概念，指出：“‘礼’因为和宋明理学之理有辩证上的关系，被干嘉学者用作发展其本身思想体系的基石，在清代‘新义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30)可以说，该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恢复了清中叶儒学思想转变的一条线索，揭示出清中叶经史考证背后的思想，而且在于观察出“儒学思想在清代的关键性转变是摆脱宋明理学形上思辨的哲学型态，而走向社会型态。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31)。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年级国学知识竞赛题
国学知识竞赛题 1.触不周xx的是（ A火神xx 2.C）。 C水神共工D）。 Dxx树林D夸父B女娲 夸父临死前抛下的手杖，变成了（ Axx树林B樱桃树林Cxx林 3.（B）没有了脑袋，把两个乳头当眼睛，把肚脐当嘴巴，一手挥舞着盾牌，一手挥舞着板斧，继续拼命。 A蚩尤 4.B刑天C颛顼Dxx B）。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望帝杜宇的灵魂化作了（A白鹭B杜鹃C鸳鸯D黄鹂 5.（A）在一片混沌之中，用力挥动大板斧，四周立刻发出巨大声响，从而形成了天和地。 AxxB刑天Cxx C）。 D桃树D蚩尤 6.月宫里的xx在砍一棵（ A槐树BxxCxx
7.每年农历七月七日，许多（ A.燕子 B.麻雀C）都会相聚银河，用身体为牛郎和织女搭桥。 C.喜鹊 D.xxA）。 8.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是为了纪念“造字圣人”（ A.《三字经》 B.《弟子规》 A D.孝C.《朱子家训》）也。D.《论语》 15.三军可夺帅也，xx不可夺（ A.志 B.义 C.xx 16.每到中秋节，人们总喜欢吟诵北宋词人苏轼的（A.《念奴娇》B.《定风波》D）。 D.《水调歌头》C.《xx》 17.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A）。 A.屈原 B.xx C.陆游 D.xx 18.唐代，国花是（D）。 A.xx B.莲花 C.xx D.xx 19.清代诗人高鼎在《村居》一诗中写了一种儿童喜欢的活动，是（DA.采莲 B.钓鱼 C.捕蝉 D.放风筝 20.（C）之夭夭，灼灼其华。 A.xx B.菊 C.xx D.xx 21.南京的（B）湖曾经被王安石变法改革，称为良田。
A.xx B.xx C.xx D.月牙 22.《诗经》中的《蒹葭》记录了二十四节气中的（A）的景象。 A.xxC.秋分C.寒露D.霜降 23.最喜欢菊花的诗人是（B）。 A.孟浩然 B.陶渊明 C.周敦颐 D.皮日休）。31.在中国的书法工具中，被称为“文房四宝”的是（A．琴棋书画B.笔墨纸砚C.琴棋茶书 A）。B）。 D.笔墨纸画 32.在京剧脸谱中，代表着正直勇猛的是（ A.红脸 33.通过（CB.蓝脸C.黑脸D.白脸），我们可以了解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B.《五牛图》 C.《清明上河图》 D.《富春山居图》 ）？A.《千里xx图》 34.“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说的是唐朝大诗人兼画家（AA.王维B.王勃C.吴道子D.顾恺之 35.写竹、画竹，酷爱咏竹的是画家（C）。 A．xxB.金农C.郑板桥D.xx 36.“xx”指代的是（B）。 A.教育界 B.医学界 C.书画界 D.诗词界 37.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的是（A）。 A.《本草纲目》 B.《千金要方》 C.《神农本草经》 D.《伤寒杂病论》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格局，相关的学术文化史也一直是学人们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领域。近年来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囿成说，锐意创新，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一、“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 在传统的观念中，清代思想界，尤其是乾嘉时期的思想界可谓是乏善可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即明确说：“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更是以非常沉痛的口气说：“我们这个课程只讲到这里。明亡以后，经过乾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失了。”（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在谈到戴震时说：戴震之哲学，“在当时除了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五卷，第462页。）朱维铮先生1999年也撰文称乾嘉时期的思想界“沉闷之极”。（注：朱维铮：《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近年来，清代学术研究在“乾嘉有考据无思想”这一传统定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乾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上。“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是在“戴氏之义理”的研究上展开。所谓“戴氏之义理”，正如焦循所说：“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注：焦循：《雕菰集》卷七《申戴》。）台湾学者张寿安女士概括其最有建树的指向有三：“一，重视人情人欲之满足，理不可忤逆情欲；二，建立客观性的理，理在具体事物中，天理并非‘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而是必须用人的心‘智’去审察剖析才能得知；因此，不断学习知识以增进人的识断能力，就构成了戴氏义理学的第三要点：重学主智。”（注：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4年版，第28页。）然而，在传统学术史论中，“戴氏之义理”只不过是空谷绝响，和者甚寡，乾嘉学术在整体上仍然被描绘成章学诚所形容的“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或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一如“化石”。随着视野的转换和研究的深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率先在乾嘉学术研究上提出突破性的创见。余英时提出“基调转换”概念，批评“好像汉学完全不表现出任何思想性（义理）”的偏见，指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于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他还深入地剖析到：“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好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尽管余氏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戴震和章学诚，但他的见解无疑为乾嘉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论。 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张寿安女士的新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在这部著作以及与这一著作相关的其它论著中，寿安女士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并以敏锐的思维、缜密的论证，对“有考据无义理”、“有考据无经世”的关于乾嘉学术的传统定论，作出了颠覆性的发言。寿安女士对“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有三大贡献：第一，深入清代考证学的腹地，对乾嘉时期以考据为论证方式的若干争辩焦点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清理，从而以新的眼光发现了考证下面蕴藏的思想性。寿安女士通过对清儒关于“姑嫂有服、无服”、“子妇、夫妇孰重孰轻”、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理礼关系等争议问题的考辨发掘出清儒在经学考证后面蕴涵的丰富思想内容。第二，寿安女士不仅慧眼独具地发掘出清儒考据学中的思想性，而且
海外汉学研究授课讲义汇总
海外汉学研究 授课大纲 授课教师:润 授课系别:中文系 授课专业:对外汉语专业 授课年级:大三 授课课时:34 第一部分绪论(3学时 一、汉学研究的相关概念 (一何谓“汉学” 汉学是Sinology,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及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 1.“国学”与“汉学”的关系 2.“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 (二何谓“汉学研究” 汉学与汉学研究的关系 (三何谓“汉学家” 二、汉学研究的研究视野 (一研究畴(容
1.关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 2.关于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 3.关于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 4.关于在中国文化(以人文学术为主体的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各国学者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 (二研究立场 (三研究方法 三、汉学研究的研究状态 (一研究机构 (二研究人员及结构 (三研究困境 (四研究成果——冷板凳坐热? 四、汉学研究的课程意义 (一学术研究价值 (二学习意义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知识结构 五、汉学研究的参考文献 (一推荐教材 《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二主要参考书目 1.《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徐典主编,中华书局,1995年。 2.《中西文化交流史》,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学勤主编,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汉语研究在海外》,石锋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 5.《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石锋主编,语文出版社,1995年。 (三其他参考文献 1.《汉学发达史》,莫东寅,文化出版社,1949年(大象出版社,2006年 2.《汉语研究小史》,王立达编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 (四影响较大汉学研究辑刊 1.《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1996年起。 2.《世界汉学》,梦溪主编,1998年起。 3.《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主办,1996年。 (五影响较大汉学研究书系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大象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阎纯德主编,2006年起。 第二部分海外汉学研究史(国别史(31学时 第一章海外汉学概述(1学时
国外汉学研究
国外汉学研究 讲稿
上编概述 对外汉语专业系列教材中没有《国外汉学研究》。本课程应改为“国外汉语研究”。 一、汉学定义 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德国汉学家傅海波对“汉学”下的定义：“汉学是运用语言学方法，从中文史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和文明”。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那么汉学就是流。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属于跨文化研究。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传统的，注重纯文字的考证和翻译以及对人文科学的关怀；现代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汉学”有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刘东《“国学”与“汉学”》，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汉学”的另一种意义 经学史上有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一般说来汉学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二、汉学研究的意义 汉学已经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汉学研究则是研究的研究。汉学是国学的一面镜子，有借鉴意义。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总的来说是开阔眼界。汉语是世界的，汉语研究也是世界的。就汉语研究来说，汉学主要有以下借鉴意义： 1、理论背景。国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全盘移植的。理论探索一直是国内汉语研究的软肋。蒋绍愚先生、王宁先生多次大声疾呼加强理论研究。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寻求解释。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的鼓励的。 2、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统音韵学基本上只能区分音类，不能构拟古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运用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构拟了《广韵》音。他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商务印书馆2003）和学说在全世界影响很大，现代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音韵学家，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先后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修订工作。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用俄国民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方法论还是观点方面，都令中国学者耳目一新。 3、有语言优势。德国大诗人歌德有一句名言：“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重要的汉学家大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母语、汉语、其他语种）。《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刊登了梅维恒、梅祖麟《近体诗的梵文来源》，（大象出版社，2007），如果不懂梵文，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从事汉藏语系研究也需要精通多种语言。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曾说年轻一代的学者有点土。外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汉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汉学家研
国学经典三年级上册背诵篇目
三年级上册背诵篇目 第一单元千字文（一） 第二单元怡情山水 1.题邸间壁 ----------------------------------[宋] 郑会 2.题玄武禅师屋壁 ------------------------------ [唐] 杜甫 3.题义公禅房--------------------------------- -[唐] 孟浩然 4.题破山寺后禅院------------------------------- [唐] 常建 5.题秋江独钓图--------------------------------- [清] 王士祯 6.入若耶溪------------------------------------[南北朝] 王籍 7.生查子·元夕--------------------------- ------[宋] 欧阳修 8.笠翁对韵五微圣对贤 第三单元千字文（二） 第四单元诗以言志 1.襄邑道中---------------------------------[宋] 陈与义 2.寄扬州韩绰判官-------------------------------[唐] 杜牧 3.登岳阳楼--------------------------------------[唐] 杜甫 4.南园十三首（其五）---------------------------[唐] 李贺 5.上堂开示颂----------------------------------[唐] 黄蘖禅师 6.终南别业--------------------------------------[唐] 王维 7.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宋]李清照 8.笠翁对韵五微戈对甲
美国政治制度及其评述
美国政治制度及其评述 16世纪，当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发现美洲这片新大陆时，他们看到的或许仅仅是一望无际的荒野，绝不会想到日后一个世界性大国将于此崛起；若干年后，满载政治流亡者，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靠岸，那些理想主义者们也不会想到一个新型民主制度将由此奠基；从弗吉尼亚议会，到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一直到1787宪法等等，历史见证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成熟。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为联邦制，政治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我们不妨选取关键词，并从以上角度来审视美国政治的形成特点与发展历史。 一、联邦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独立前的美国先后经历了前殖民时代与殖民时代， 其国民构成极其复杂，不妨简单分为原住居民与外来移民。 研究显示，最早的美洲人可能来自两万年前的白令海峡对岸，他们也成为了印第安人的祖先。而有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最早到达美洲的白种人应该是维京人。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两百年时间内，先后有来自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移民来到美洲东海岸。他们最早在詹姆士敦建立移民聚居点，而后逐渐发展为带有殖民性质的地方机构。在18世纪，形成了西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东到大西洋的北美13块殖民地。正是由于移民来源广泛的历史原因，造成了北美各殖民地在人种构成，风俗习惯，经济模式，发展期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由此导致了1776年美国独立后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保证每一个州的利益得以实现。其政体大致经过如下变迁：1、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拥有受英王控制的总督府和代表殖民地利益的地方议会。2、独立战争期间，形成了适应军事形势需要的大陆会议，领导整个战争。3独立初期（1776-1787），为了巩固统一形势，采取复合式国家形式-邦联制。4、费城制宪会议后，颁布1787年宪法，决定实行联邦制。（注：邦联制较联邦制松散，是由主权国家为某一经济，政治目的，通过签订条约订立的联盟，无统一政府，无统一宪法，各州有非常大的独立性，中央政府只存在与形式。） 美国实行联邦制，究其根源，是由于各州先于中央政府而存在，各州拥有较大差异，没有实行单一制的物质条件，加之美国移民所特有的自由主义精神，也决定了其只能成为滋生相对松散的联邦制的沃土。联邦制的优势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各州的独立性，使各州能更好的按照自己的特点制定法律，决定发展道路，体现了美国崇尚的自由民主精神。从历史上看，联邦制更容易为各州所接受，很好的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与稳定。但事情皆有两面性，联邦制亦然。过于松散的统治，较为单薄的中央政府，独立的州政府，必然会导致一些法律政策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时也不利于集中全国力量搞发展，一定时期也会出现各州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滋生分裂势力。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联邦制度，处理好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中央政府与各州恰当的分权，中央处理军事，外交，财政等全国性问题，而教育，医疗等则由地方做主。总而言之，美国的联邦制适应了美国发展的需要，有很强的生命力。 二、总统制简谈 1789年美国制宪后，曾在对英作战中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乔治·华盛顿在选举中毫无疑问的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称为总统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制的诞生，虽然说是宪法中保障人权，捍卫自由的必然体现，但其中也
百年来《周礼正义》研究综述
百年来《周礼正义》研究综述 孙诒让是晚清浙江地区一位对经学、诸子学、古文字学都有卓越贡献的著名学者，是清代周礼之学的集大成者。在其所有学术著作中，以耗时二十七年之久而成的《周礼正义》成就为最高。章炳麟即称孙氏《周礼正义》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1给予极高的评价。梁启超评此书为：“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价值迄未得到全面认识。现对研究历史作一梳理，为将来全面深入研究此书作铺垫。 自1905年《周礼正义》付梓以来，百余年间，学界对于此书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据统计，严格意义上以《周礼正义》为题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只有30篇2(俞雄)。就涉及内容可分为四类，总论，训诂学或小学，周礼学，其他。若以1988年开始举办学术研讨会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冷后热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八十年代末以前，研究均为总论性质，即从总体上评价此书。研究论文有4篇。 1947年，纪念孙氏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以《浙江学报》刊发《瑞安孙仲容先生百岁纪念专号》；浙江省图书馆以《图书展望》刊发《孙仲容先生百岁纪念专辑》，两刊论文共20余篇，其中两篇涉及
《周礼正义》分别为任铭善《孙仲颂先生的周礼学》、曹元弼《书孙氏<周礼正义>后》。1963年，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组织专家撰文，结集《孙诒让研究》一书，收论文近20篇，其中有两篇论文涉及《周礼正义》，分别为沈文倬《孙诒让周礼学管窥》、洪诚《读周礼正义》。 在《周礼正义》研究史上，最早的两篇文章（陈汉章最早）分别为任铭善《孙仲颂先生的周礼学》、曹元弼《书孙氏<周礼正义>后》。曹氏引申发挥孙氏《周礼正义序》中所强调之政教二科，劝勉世之治《周礼》者，通经致用必抓住根本。周礼之根本在政与教，而立政之本在达民情，立教之本在广立学，不得其本，贻误家国。严格讲，此比较文并非治<周礼正义>者。任氏之《孙仲颂先生的周礼学》（与沈文比较）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文章。任氏指出，孙诒让身在江海，而心向治平。他的周礼学是为经世致用而来，孙氏反复申明官联制度，使非议《周礼》官守互掣及政事迂回站不住脚，也使经文上的歧互豁然通达。他用制度证经，大旨也在指明周礼不是空言，确可施行。文章同时指出孙氏能够发明郑玄训诂深意，探源究委，下以己意，这点不是贾疏能比的。 沈氏本文对孙氏《周礼正义》成就的评价为：一，揭示大宰八法为全书纲领以贯串众职；二，比勘古子和今文诸书以疏通名物制度；三，搜辑贾马佚诂以辨明后郑从违；四，究极群籍以评判郑王是非；五，博稽诸家精义以匡纠注疏谬讹。沈氏首次指出正义“揭示大宰八法为全书纲领以贯串众职”沈氏举大量例证，很有说服力。 洪诚《读<周礼正义>》一文，认为孙氏《周礼正义》有六善，如：
美国汉学第一人
美国汉学第一人——卫三畏 引言 所谓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指对境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反研究，是我们站在母体文化的氛围里，探索母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异质文化中的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采取了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走过了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等等。从外延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从内涵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研究海外汉学，可以在整体上促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可以作为一个深刻而有力的参照系，来观照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这就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制定对外文化交流的方略。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是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 美国汉学之缘起 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再通商的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西方文化的不断进入，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不同看法：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二十不顾时势境迁的时间范围的自我中心论。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了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Sinology）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广。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法、英、德等国已经逐渐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汉学研究队伍，开始了种种专业研究。这种专业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发挥巨大作用。传教士凭借他们在华传教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等
“国外汉学”研究概览(一)
“国外汉学”研究概览(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之中，这种热潮就已经初见端倪。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着《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着《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1997)、吴芳思(FrancesWood)着《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着《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着《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
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
三年级语文：国学知识竞赛题(有答案)
国学知识竞赛题 1. 触不周之山的是（ C ）。 A 火神祝融 B 女娲 C 水神共工 D 夸父 2. 夸父临死前抛下的手杖，变成了（ D ）。 A梅树林B樱桃树林 C柳树林D桃树林 3. （ B ）没有了脑袋，把两个乳头当眼睛，把肚脐当嘴巴，一手挥舞着盾牌，一手挥舞着板斧，继续拼命。 A蚩尤B刑天 C颛顼D夔 4.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望帝杜宇的灵魂化作了（ B ）。 A白鹭B杜鹃 C鸳鸯D黄鹂 5. （A ）在一片混沌之中，用力挥动大板斧，四周立刻发出巨大声响，从而形成了天和地。 A盘古B刑天 C黄帝D蚩尤
6. 月宫里的吴刚在砍一棵（ C ）。 A槐树B松树 C桂树D桃树 7. 每年农历七月七日，许多（C ）都会相聚银河，用身体为牛郎和织女搭桥。 A.燕子 B.麻雀 C.喜鹊 D.布谷 8. 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是为了纪念“造字圣人”（ A ）。 A仓颉B有巢氏 C神农氏D燧人氏 9.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 D 》是神话小说。 A红楼梦B水浒传 C三国演义D西游记 10. （ B ）造人，先是用泥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后来用一根藤条抽打泥浆，溅起的一个个泥点变成了很多人。 A嫘祖B女娲 C王母D观音 11. 后羿的妻子嫦娥独自吃了（ D ）给的仙药，飞上了月宫。
A.玉帝 B.太上老君 C.羲和 D.西王母 12. 国学经典（ B ）由“风”“雅”“颂”组成。 A.《论语》 B.《诗经》 C.《尚书》 D.《史记》 13. 《弟子规》说，我国的传统文化首要的是（ D ）。 A.谨信 B.亲仁 C.爱众 D.孝悌 14. “食不语，寝不言”出自（ D ）。 A.《三字经》 B.《弟子规》 C.《朱子家训》 D.《论语》 15.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 A ）也。 A.志 B.义 C.德 D.孝 16. 每到中秋节，人们总喜欢吟诵北宋词人苏轼的（ D ）。 A.《念奴娇》 B.《定风波》 C.《江城子》 D.《水调歌头》
美国政体概要
美国政体概要 一．美国政体起源 1.多元主义民主政体国家 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美国的政治生活是处于一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政治权力广为分散于社会各阶层之中，权力的安排不是等级式的，而是竞争式的。作为美国权力机构的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它们是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而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还包括其他各种力量和角色，例如企业界、金融界、法律界、基金会、大学、新闻界文化机构以及民间组织（妇女、种族、民族团体）等。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把最直接决策者和选民之间的利益团体称为“中间结构”，并把它们视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种中间结构，包括一大批利益集团、公司、工会、教会、各种专业性团体、新闻媒介、政党等，这些组织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成为政府机构和人民联系的纽带。它们既不处于从属地位，也不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多元化的结构是美国社会权力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 希尔斯曼(Hilsman) 的解释更为简洁，他把政府称为第一圈的政策制定者，政党和利益集团属于第二圈的政策制定者，新闻媒介则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争取政治权力的舆论工具。可见，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决不只局限于政府机构和最上层领导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美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多元主义民主政体国家，也就是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说的“polyarchy”。多元主义政体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分散，或曰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权力多元化使得各种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它们竞相对政府机构施加影响，反映各种利益，力图使政策的制定符合它们的需要。 2.多元主义政治具体表现 多元主义政治具体表现为： （1）美国社会存在着许多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美国官方的政策通常是各个集团之间讨价还价和进行妥协的结果。 （2）各重要集团之间处于一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约状态，没有一个集团强
清代辑佚学研究综述
一研究状况概说 有清一代，朴学大盛，在辑佚学方面，更是集前代之大成，达到了中国古代辑佚学的最高水平，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自清末以来，学者即开始了对清代辑佚学的总结和研究工作，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出现了三次研究高潮。① 第一阶段，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清代辑佚学的开创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清末至梁启超时，为清 人的总结时期；梁启超时至新中国成立，是初步奠定研究规模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研究相对沉寂时期。清末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辑佚进行了定位，认为辑佚应与校勘、训诂合称为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部总结历代雕版印书知识的文献学著作，卷八专有《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篇，对清代辑佚作了总结。但对清代辑佚作正式研究则是始于梁启超。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辑佚书》一节凡七千余字，对清代官府的辑佚工作进行了论述，如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据《永 ·文献学苑· ①参考曹书杰《20世纪的辑佚学研究（1949年以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20世纪的辑佚学研究（1950-1998）》（《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辑佚学百年》（《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等文。收稿日期：2008-06-23；责任编辑：党燕妮 清代辑佚学研究综述 胡喜云王 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清代辑佚学研究，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开创时期，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对清 代辑佚学的探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理论探索层面和个案研究上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粗浅之处，今天应立足于时代，融贯中西，充分发掘其中的优秀遗产。 关键词：清代辑佚学研究现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69３８（２００9）０1－0136-0５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f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Dynasty Hu Xiyun Wang Le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lain Learning got great prosperous in Qing Ｄynasty ，as its important basis and primary content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has achieved maximal level in China ancient times.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there had started the studies of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Ｄynasty.There were two stages of the study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to the late-1970s i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time;1980s until now i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time.For the sake of discussed more deepen ，there should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about present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Ｄynasty firstly ，then narrated in detail from the synthesis discussion and the case study about it in Qing Ｄynasty ，finally ，made great efforts to analysi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Key words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dynasty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summary ＣＬＣnumber ：G256.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1-0136-05 136
三年级上册国学经典背诵内容分析
三年级上册背诵篇目 第一单元： 1、 天地玄黄(tiān dì xuán huáng)，宇宙洪荒(yǔ zhòu hóng huāng)。日月盈昃(rì yuè yíng zè)，辰宿列张(chén xiù liè zhāng)。 寒来暑往(hán lái shǔ wǎng)，秋收冬藏(qiū shōu dōng cáng)。 闰馀成岁(rùn yú chéng suì)，律吕调阳(lǜ lǚ tiáo yáng)。 云腾致雨(yún téng zhì yǔ)，露结为霜(lù jié wéi shuāng)。 2、 金生丽水(jīn shēng lí shuǐ)，玉出昆冈(yù chū kūn gāng)。 剑号巨阙(jiàn hào jù què)，珠称夜光(zhū chēng yè guāng)。 果珍李柰(guǒ zhēn lǐ nài)，菜重芥姜(cài zhòng jiè jiāng)。海咸河淡(hǎi xián hé dàn)，鳞潜羽翔(lín qián yǔ xiáng)。 3、 龙师火帝(lóng shī huǒ dì)，鸟官人皇(niǎo guān rén huáng)。始制文字(shǐzhì wén zì )，乃服衣裳(nǎi fú yī shāng)。 推位让国(tuī wèi ràng guó)，有虞陶唐(yǒu yú táo táng)。 吊民伐罪(diào mín fá zuì)，周发殷汤(zhōu fā yīn tāng)。 坐朝问道(zuò cháo wèn dào)，垂拱平章(chuí gǒng pián zhāng)。爱育黎首(ài yù lí shǒu)，臣伏戎羌(chén fú róng qiāng)。 遐迩一体(xiá ěr yī tǐ)，率宾归王(shuài bīn guī wáng)。 鸣凤在竹(míng fèng zài zhú)，白驹食场(bái jū shí cháng)。 化被草木(huà bèi cǎo mù)，赖及万方(lài jí wàn fāng)。 第二单元 1.题邸①（dǐ）间壁 [宋] 郑会 荼蘼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③燕子闲④。 敲断玉钗⑤红烛冷⑥，计程应说到常山。
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摘要：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 方式的总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定的国情、积极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渊源等所决定的。当今世界美国已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历史仅有200多年的移民国家能够有如此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与其政治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美国的政治制度又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本文将就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展开阐述。 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原则。政权体制实行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它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主要内容 （一）政权组织形式 美国采用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1)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看：国会拥有相当权力，总统对于官员的任命，须经过国会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同时，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有权介入立法领域，可以通过本党议员和本党议会团的领袖来影响某一法案的命运等。(2)从总统与联邦法院的关系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罪犯，有行政裁判权。同时，法官一经任命可以终身任职，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等。此外，国会同法院的关系也是相互制衡的。这种分权制衡关系并不否定三方有合作的基础：在和平时期，三方面的制衡多于合作；在动乱或者紧急事件中，三方面的合作多于制衡。因为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所维护的利益从根本上与国会一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对总统采取忍让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不仅在国内事务上，国会往往与总统采取合作态度：在战争和外交问题上，法院遵循“司法依从”和“政治问题回避”等原则，也常常与总统合作，放任总统的行为。这种时而分权，时而合作，具体什么时候怎样表现，主要取决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利益。 (二)国家结构形式 一个国家的结构形式简单的说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美国实行的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包括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即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有统一的法和法律，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若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联邦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列举了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如征税，举债，铸币，维持军队，主持外交，理州际和国际贸易等。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禁止各州行使者外，一概为州政府保留。州的权力主要是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治安，等等。 （三）政党制 美国的政党制是典型的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共和党以象为徽民主党。以驴为徽。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散，美国选民可以自由注册成为某个党派的成员，可以自由投票给某个党派，不过这些都无法限定选民的选择，也不会带给该选民针对该党派任何特殊的权利或
颂诗本义研究述评
颂诗本义研究述评 导读：本文颂诗本义研究述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一、《诗序》释颂的得失及其衍生诸说评议 关于《诗经》中的《颂》这一类作品的概括性说明，《诗序》中的说法无疑是最权威的一种，其流行也最广：“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卷一）。《正义》分析《诗序》之说的阐释方法：“美盛德之形容，明训‘颂’为‘容’，解颂名也。‘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解颂体也。”孔颖达所谓“名”，即概念。《诗序》训“颂”为“容”，是从词义考据出发来寻求“颂”的本意。而所谓“体”，则是指体式、形态。《诗序》所说的“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从其表演形式、过程出发探讨颂的体制形态。 比较而言，郑玄可谓深得《诗序》释颂之微旨，《周礼·春官宗伯》：“太师……教六诗”，颂为其六。郑玄注云：“倾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又《周颂·清庙》郑笺：“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正义》于此下疏解郑说曰：“此解名之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 后人的解说大都从《诗序》及郑玄的看法出发，选取其中的一个角度来解释“颂”的本义。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一）颂为歌颂、赞美祖先说。此说从《诗序》的“美盛德之形
容”引申而出，在汉代很盛行。西汉韦孟作《讽谏诗》模仿颂体，赞述祖德。即从创作上体现出此说的深入人心。又王充《论衡·须颂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鸿笔之奋盖其时也。”王充有意突出颂诗“褒颂纪载”的一个侧面，但却忽略了颂诗的形态特点，并不完备。 （二）颂为宗庙祭祀之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此说由朱熹《诗集传》首次明确提出，而寻其根源仍在《诗序》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一义。朱子能从颂诗的用于祭祀仪式这一角度出发解释其本义，对我们进一步探索颂的祭祀根源是具有启发的。 （三）颂为舞容说。《诗序》以容释颂，为此说之源起。“颂”与“容”皆从“公”，文献多颂、容互借。《管子·牧民》首章名“国颂”，注云：“颂，容也，谓陈为国之形容。”宋王观国《学林·容颂》云： 《史记·儒林传》曰：“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自孔子时其经不具，至秦焚书，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善为容，不能通经，皆为礼官大夫。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威生、单次、萧奋，皆为礼官。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前汉·儒林传》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以颂为礼官。”“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苏林注曰：“《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后又有张氏，不知经，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