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崇满洲_清朝的民族本位思想
浅论清朝的回族政策
浅论清朝的回族政策 摘要：清朝作为在中国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历来十分重视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管理和统治。有清一代，清政府对回族所采取的政策都十分具有独到之处。本文截取清朝康、雍、乾三朝之间的回族政策，梳理其发展的脉络并探究其原因，以此管窥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统治的特点。 关键词：清朝回族民族政策康雍乾民族政策历来是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制定和实施，关系到封建王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清代的民族政策是其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各民族事务、处理各民族问题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其中关于回族的立法政策，因其独特之处，也颇受学界的关注。有清一代，回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虽然无法同元代的色目人和明代的回回相比，但总体而言，特别是清朝的早期甚至中期，统治者对待回族群体并不像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是比较宽宏的；只是到了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的不再稳定，回族政策方转向严峻。清朝的回族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不断演变的，不能以某一时期的特殊政策以偏概全或者对之全盘否定。本文扬弃“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史观，试图从较为客观的角度简析清朝对回族的立法政策的演变，从而管窥清朝统民族政策的特点。 一、清朝“回族”与“回族政策”的范围 探讨清朝的回族政策，首先要厘清这里的“回族”的范畴和“回族政策”所指向的内容。本文中所涉及的回族是狭义上的，仅指中国内地各省的回族，不包括理藩院管辖下的边疆族群，诸如新疆回部的维吾尔族、撒拉族。因为各省回族虽然与新疆南疆的诸多民族同为穆斯林，但其与汉族杂居的历史已久，不同于乾隆朝时期才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的新疆回部，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上有很大不同，因而统治者针对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也不尽相同。 清朝法律中涉及回族问题的规定较多。关于本文所探讨的“回族政策”，仅指清廷针对中国内地各省回族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包括不同时期的上谕、律例和则例等。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发展的时代，清廷针对不同地区信仰穆斯林的民族也制定和施行不同的法令政策。例如，天山南北地区成为清廷直辖的回部后，新疆回部的部民管理，参照外藩札萨克的管理办法，并依据《钦定回疆则例》管理；除部分重罪之外，多依本民族习俗治之，归属于理藩院管辖。与此不同，内地回民归属于户部管理，由当地长官造册备案。内地各省回民均由礼拜寺掌教稽查管理户口册籍，他们已被户籍机关归入“民籍”。因此，回族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也大大区别于其他边疆族群政策。 二、清朝回族政策的发展演变 清朝对回族的立法政策有一个发展过程。清统治者入关后，皇太极和顺治帝对少数民族实行“恩威并施”的方针，并延续至后来，成为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清廷还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中央政权实行大一统管理的前提下，尊重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习俗。清朝对回族的政策，就是在“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这两个基本方针指导下具体制定出来的。下面对清朝康、雍、乾三代统治者对回族的政策与态度以及政策转变原因做一简要分析。 （一）康熙朝的回族政策 清朝前期，由于入关后建立的政权很不稳固，当时主要的政治举措在于扫除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高考作文 钱穆素材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_许曾会
2013年第1期（总第210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1，2013Serial．No．210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 许 曾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民 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 “因俗而治”上。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 “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关键词：明清民族政策；威德兼施；正史；民族观念中图分类号：K 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3）01－0156－05 收稿日期：2012－10－17 作者简介：许曾会（1986—），女，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明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定型时期。在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下，封建国家更加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期维护封建统治。而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具体表现之一，必然会对时代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明清两部正史修纂过程中朝廷“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入手，分别分析其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撰述中民族观念的影响。 一、“威”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大民族主义”观念 明清两代有关“威”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军事上的武力征伐和政治上的歧视与强迫同化两个方面， 这样的民族政策反映到官方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撰述中，便体现出一种“大民族主 义”［1］的民族观念。这种“大民族主义”观念，以 民族歧视为特点，其中包含了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 （一）明朝“威”的民族政策与《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 《元史》修于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完成于洪武三年七月，十月镂版刊刻，速度之快为史上仅有。《元史》修纂的这三年间，正是朱元璋出兵蒙古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段。1368年朱元璋在 应天建立明王朝，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结束了在中原的统治，但全国不少地区还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朱元璋在经过北伐的节节胜利之后，对彻底打败元朝残余力量， 消除威胁，怀有很强的自信。故此， 朱元璋对北元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攻势：洪武元年进兵山西，打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夺取了山西和陕西；洪武二年，攻破开平，元顺帝逃亡应昌；洪武三年，大破扩廓帖木儿兵，俘获王公将校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 武力征伐同时，明朝统治者也以政治上的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来巩固其统治。明朝易元而建， 汉族在被蒙古族压迫近百年后，一旦有机会翻身，大汉族的优越感自然会变本加厉地彰显。明朝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不许少数民族内部通婚。如 《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记载 ：“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 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又如《明会典》卷二二 《户部七》载：“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 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垄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七三 《丘文庄公集三》）明初修纂《元史》，一方面是基于汉族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宣传，大汉族主义观念自然会蕴涵其 · 651·
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清朝民族政策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d1916531.html, 清朝民族政策分析 作者：栾雨倩滕秋玲 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6年第07期 摘要：政策是决定一个朝代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的和谐统一与决定朝代能否兴旺 不衰的关键因素。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实施了较好的民族政策，保证了清朝长久，稳定了清朝的边疆安定。对清朝民族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关键词：清朝民族政策民族管理体制 中国历史长河穿插了24个朝代，实施了无数个政策。作为一个由满族统治的朝代来说，清朝在历史上是十分特殊的。因为从民族角度来说，就给清初统治者出了一个很大难题。但出人意料的是，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皇帝把民族问题处理得十分好，出台了“改土归流”等优秀政策。清朝民族政策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从各个角度抚顺了少数民族，给清朝发展奠定了一个好基础。本文也将从清朝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主要作用、统治思想等方面，去论述清朝民族政策的特点。 一、民族政策的延承思想 中国悠悠五千年历史，数不清的英雄豪杰争夺皇位，但大多数都是汉族人坐拥天下。细细数来，也只有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用“少数民族”的身份开辟了新的朝代，再相比之下也只有后者在历史上占有近三百年的生命尺度。同是少数民族统治天下，为何清朝能超越元朝的统治年数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思想是政策的来源。早在清朝还未“进关”之前，皇太极就有了“满汉一家”的思想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要想统一中原就必须“抓住”汉族人的心，使汉族归顺满足，服从满族的统治。接下来康熙帝更是在沿用“满汉一家”的思想上，借鉴了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理论，按闰宗森硕士所说更是把清朝定位为继承华夏正统的统一王朝。不同于其他朝代，在平定三藩后，他摒弃了“战争”的手段，用和平的方式推出了“怀柔政策”，不仅如此，更是用“宗教”这一元素，通过喇嘛来捆绑住满族与蒙古的友谊；他还沿用“联姻”的形式，向少数民族显现满族的友好。其实将“大一统”思想在民族政策中发挥得最极致的当属雍正。牛海桢教授在《论清初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中提出：雍正认为传统的华夷观限制了边疆的发展，“大一统”思想才能促进民族的和谐，这也正是清朝民族政策闪光点的核心起源点。 由此可见，清朝的民族政策是从思想上来落实的，是在吸收借鉴前人的基础上，一步步创新而实施的。 二、民族政策具体内容
浅析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2011年3月第28卷第2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28，No.1Mar．2011 【收稿日期】2010－12－23 【作者简介】余文兵(1982－)，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余文兵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100081) 摘 要:清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民族法制建设的集大成者。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特点鲜 明。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既在巩固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清代的民族政策法制化经验和教训对今天民族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特点;启示【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11)02－0109－06 民族政策法制化是政治主体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制定将民族政策固定化和规范化的活动或过程。多民族的国情决定了民族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须重视的国家要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大一统，各封建王朝制定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并将其制度化且不断推陈出新。清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民族立法政策的集大成者，其民族政策法制化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特点突出。 一 自努尔哈赤开始，清朝历代皇帝站在治国方略和基本国策的高度，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断的推进民族政策法制化进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法制建设，不仅形成了以《大清律例》 、《大清会典》为母法，以《理藩院则例》和适用于不同民族的单行法为子法的少数民族法律体系，而且特点非常鲜明。 (一)成就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从数量上看，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首次按六部编纂则例之制初次编纂，例文就由乾隆末年的209条扩增至713条。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第二次修例则激增为1454条，这与《大清律例》最高条例数目1892条相比，仅差400余条。而后者的1892条例文中，尚有100余条属于边疆民族 的立法。［1］ 从内容上看，清朝因地制宜，制定了适用于不同民族地区的专门性民族法。如对蒙古的《蒙古律例》、对回部的《回疆则例》、对西藏的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南方“苗疆” 的《永除贵州古州等处苗赋令》 、《苗汉杂居章程 》、《官员失察汉民进入苗地处分例》、《苗民禁婚令》等，可以说 ，“清王朝没有一部法律能适用于清朝所有的民族” ［2］(P474) 。就范围而言，清朝民族法律几乎涵盖了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务管理。以《理藩院则例》为例，其内容既有行政法律部分，又有刑事法律部分，也有民事法律部分;既包括实体法部分，也包括程序法部分。再从形式上看，常见的清代民族法有律、例、令、章程、事宜、禁约等。这些法律形式中有些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法律形式律、令、科、比、格、式、例中的类型，如律、例和令，但有些法律形式为清代所创立，如章程、事宜、禁约等。这些细致而完备的法律规定使清朝官员在管理民族事务方面有章可循，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有法可依，使清代的民族事务管理走上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法制化轨道，使得中国历代传统的民族政策得到升华。 (二)统一法制，强调特别法的优先适用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法制化过程始终以维护法制统一作为自己的重要原则。早在入关前，皇太极 就强调，外藩蒙古诸国必须“悉遵我朝制度”［3］ 。此后，清朝政府以理藩院为主体在制定和运用民族 法规时更加强调这一原则。乾隆《大清会典》规定，理藩院是“掌内外藩蒙古回部之政令，控驭 抚绥，以固邦翰” ［4］(P10) 。可见，理藩院不仅是清朝政府管理少数民族的专门性机构，更是最高的民 族立法机构。从立法事项上来看，尽管清代的民族法具有某种二元性，即其民族法中既有中央立法的内容，又有一些传统习惯法的认可，如在回部对伊 — 901—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政策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政策 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 明朝虽是汉族政权，但政府却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先是实行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对归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由他们自行管理所辖地方。后来又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辖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这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发展。 明朝：中华各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在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政府主要设置军事机构镇守，例如设置都司和卫所，以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移民屯垦、贸易互市、兴建学校、推行儒学等等举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实现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清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稳固发展 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由於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并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使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 清朝：体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清朝前期以强盛国力所奠定和巩固的中国疆域，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加，在晚清时期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民族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对列强作出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历代相比有那些独特的地方？ 从顺治帝起，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首先肯定了汉族文化的先进，采取了向汉族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习俗、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等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在顺治帝之时，几乎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连顺治帝的亲生母亲都不支持他。这或许是顺治帝抑郁而终的原因。 但事实证明顺治帝的作为是对的，康熙不仅继承了顺治的政策，还亲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汉族人的心。从那时起，一品大员，如上书房大臣等，一改无汉臣的历史，重用汉臣。如张廷玉，历三朝，居首辅四十余年。这些做法是空前绝后的。 理藩院 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只设官员兼管，不设专署。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由承政、参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雍正时定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
钱穆著作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钱穆与梁漱溟_文化三路向_说之比较
第36卷第2期2010年3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6,No .2 M ar .,2010 [收稿日期]2009211203 [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王晓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 [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 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 G02/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10)0320078205 梁漱溟和钱穆都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 表。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们一生都自觉地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二人的心路历程、从事职业及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但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一、文化的起源 钱穆认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对人生追求与向往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人生观,钱穆把它们称为:向外的人生观、向内的人生观、现世享福的人生观,分别对应着西洋的人生观、印度的人生观和中国的人生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 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梁漱溟以意欲求满足的方式来论述文化。可见,在梁漱溟看来,意欲的性质及其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了生活的样法,即文化。从不同的意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时间上来看,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其文化理论的提出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晚了20多年。总体来讲,钱穆“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思路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1] 。但钱穆
第十五章 清朝前期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清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确立 （清兵入关和各地人民的抗请斗争） 崇德八年，皇太极病卒，睿亲王多尔衮首倡拥立福临即帝位，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时年 6岁，由叔父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郎左右辅理国政，改明年年号为顺治元年。次年，明朝灭亡。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逝，遗诏立8岁的玄烨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逮治鳌拜、康熙亲政。从顺治入主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这四十年间是奠定国基之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一、清兵入关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1. 清史的时代特征： 清朝创业走过了漫长的艰难道路，创造了清以前历代王朝创业的新纪录。从 1583-1644-1661。长期艰难的创业、33年血战促成了满族从女真族中脱胎而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清朝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与历朝历代有着鲜明的差别。它从古代而进入近代，监界现代；它经历的社会由奴隶制而封建制，再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等等。其经历不同时代的跨越，和社会的激烈转型，在历代王朝中，也只此一朝。满族作为统治民族，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此前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不可比的长治久安。 清朝坚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坚决反对分裂，为实现统一，巩固统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三藩、台湾、东北。三北、康熙三十年即 1691年，罢修长城。西南废土司。） 其政治制度对明朝有继承也有增添独创。制定并实施了较为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同汉、蒙等各族的关系。清朝一面严惩含官污吏，伴之以思想转化，一方面大力表彰清官廉吏，倡导“大公”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清代政治的又一大特色。 重建封建经济秩序，使经济从残破中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清代的文化，明显地分四个阶段（明清之际、盛世、嘉道、晚清）。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彩，人才辈出，成就卓著。继承、发扬、总结传统文化，可以说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各领域硕果累累，超越前人。 存在问题：对西方科技文化盲目拒绝； 政治与思想专制，高度发展，人们的思想受禁锢，蠕动中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萌芽被压制，不能自由发展，也就无法形成新思想的启蒙运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变革。后来被迫行新政，但顽固势力太大，而失败。 清史中存在的分歧与争论是断代史中最多的一个朝代。争论的问题主要有：①世纪的始终及其历史分期问题。②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后金时期是封建农权制？封建社会完成于何时？③关于明清战争的评价。犯上作乱；掠夺战争，反抗民族压迫，统一的正义战争？④关于清入关之必然或偶然的问题。⑤关于清入关是否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一百年的问题。⑥关于“三藩之乱”的提法是否恰当？称“吴三桂之乱”更恰当。尚之信曾假降吴三桂，但从未出一兵一卒与清交战。⑦清朝是否有过盛世——“康乾盛世”。⑧关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和再评价。⑨关于人物评价的分歧众多。入关前后的人物：降清的明臣；入关后的皇帝等等。分歧多，是学术研究繁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