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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

《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

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分别作为中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文化产物，二者在极其相似的外貌下却蕴涵着分别代表中西方世界不同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的精神实质。通过将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分别放置到各自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将文学的比较置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加以比较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中西方世界的文化异同。（一）历史层面的比较

在比较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之前，我们首先要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骑士文学历来便是一种制度（骑士制度）与一种文化（基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骑士制度的兴亡直接决定了骑士文学的兴亡。骑士文学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就是中世纪骑士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相反，武侠文学却经历了不同的三大历程：产生、发展、蜕变。换言之，骑士文学是历史形态的文学，在没有蜕变的情况下业已衰落，而武侠文学发展之后则经历了一场辉煌的蜕变。（即使“新武侠文学”仍旧不享有当下文学主流形态的地位。）

骑士文学的产生始自骑士制度的产生。首先我们回顾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形态。中世纪（公元5到15世纪）的欧洲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混战状态，社会统治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抛开时间的局限，此刻的中世纪正处于礼崩乐坏的“轴心突破”时代，类似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骑士作为封建领主豢养的武力阶层，主要用于自卫与掠夺战争，鼎盛于12、13世纪，与教会相辅相成，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两大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柱。与欧洲中世纪骑士相当的乃是中国战国时代的“士”，产生时间则要前推至公元前3世纪。由此对比，欧洲的骑士与中国的“士”在产生时间上相差至少8个世纪。骑士文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就是中世纪骑士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其存在形态自始至终都有相对应的社会阶层；而武侠文学却经历了不同的三大历程：产生、发展、蜕变。其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士”，而经历发展之后出现蜕变，已然升华为一种纯粹的文学审美形式，而与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无涉。

欧洲骑士文学繁盛于12、13世纪的法国，主要形式有三种：骑士抒情诗、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其中骑士抒情诗以《破晓歌》为代表，英雄史诗以《罗兰之歌》为代表，骑士传奇则完全出于文学的浪漫想象而由文人或宫廷诗人创作，数量众多，系统繁复，可以说是骑士文学的主要形式。

武侠文学的发轫期尤其长久，几乎占据了中国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前半期，长期以公案、传奇、说唱艺术为主要形式；直到元末明初的《水浒传》的出现，才宣告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的产生；到明清两朝出现了大批的侠义小说，武侠文学由此得到较大发展；直到民国时代，武侠文学空前兴盛，出现了众多的武侠文学大家，诸如南派的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姚民哀，北派的赵焕亭、以及“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武侠文学的蜕变始自港台“新武侠文学”的产生，出现了“新武侠文学”三大宗师：金庸、古龙、梁羽生。其中金庸作为“新武侠文学”的掌门人，不但完成了“旧武侠文学”向“新武侠文学”的蜕变，而且将整个武侠文学推向到了文学的历史最高峰，最终实现了对武侠文学的反叛与终结。

（二）文化精神层面的比较

司马迁做《刺客列传》以史的形态刻画战国时代的“士”，已经具有了武侠文学的因子，可以看作是武侠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司马迁看来“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对这段话的解读尤其重要。首先，“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此处的正义为何？侠客历来任侠使气，快意恩仇，常因一己之私而不惜血刃，可以看作是暴力的化身，但是后面却陡然一转，“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由此可见，所谓“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之“正义”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人间永恒之善恶，而是具有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的伦理道德，即当时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统治秩序和统治伦理道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建构者韩非子更加露骨地说“侠以武犯禁”，由是再次论证了侠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冲击。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士”作为战国时代上层统治阶层所豢养的武力阶层究竟是以何种信念实现的对统治阶层利益的维护？那么我们把话题转向到骑士。

骑士的精神是被基督教义所武装的，骑士的忠君、护教、行侠乃是以政治和宗教利益为准则的，实际上他们不但是封建领主所豢养的武力阶层，而且其自身也属于封建统治者。他们忠君、护教、行侠是建立在一整套封建

伦理道德和基督精神之下的，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基督精神为最终归宿。他们符合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下的“正义”，却在永恒的人间善恶中表现出了邪恶反动的本质。他们充当的是基督教会清除“异教徒”的杀伐工具，充当的是封建领主互相杀戮和掠夺的中坚力量，充当的是对外扩张侵略的“十字军”，充当的是封建统治者对下层民众镇压与剥削的武力。

此刻我们再对比武侠文学中的侠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种精神意志几乎可以说已经摆脱了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侠客的行侠仗义、快意恩仇是建立在一种自觉与自省意识之上的，并非出于宗教信仰或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下的伦理道德。《水浒传》、《三侠五义》这些代表着武侠文学的大成之作无不以刻画侠客之个性自由为己任。

侠客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反叛者，人们对之感兴趣的是为了借助这些具有超人格魅力的侠客来向那些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权威进行挑战，以“侠义道”来解构大一统的专制文化传统。侠客所信奉的是超越现实人生的一种观念实体，摆脱了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侠客行侠仗义的对象往往是由黑山白水和百姓民众所构成的物质实体。

“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乃归之侠也。侠者以其抑强扶弱之风倾动天下。赏罚黜徙，柄在天子。侠之所为，类侵其权。僭乎？抑为上者自弃之，乃起而代之乎？”这段话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侠客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反叛已经促使自身成为立法者和执法者而取代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因此，建立在对侠客的讴歌和侠义精神的颂扬之上的武侠文学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者看来，可谓是“反动文学”。相反，骑士文学则与教会文学等其他宣扬封建基督精神的文学具有同样的本质，那就是宣扬反人性的中世纪基督教义和宗主意志。这一点可以说是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的本质上的差异。

正是出于上述本质上的差异，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从产生之初便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骑士文学可以说是欧洲基督君主专制社会的主流文学形态和文化形态，历来便被上层统治者所倡导。骑士文学属于上层统治阶级的贵族文学范畴，建构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基督信仰统治基础之上。相反，武侠文学以其自身的精神内涵构成了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冲击，因而历来被视为洪水猛兽。武侠文学是一种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是一种民间心理投射到文学领域的产物，并且伴随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而走向兴盛。因此，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武侠文学拥有较高的民间地位，根殖于民间文化传统之中，但是站在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却显得苍白无力，无法拥有主流话语地位，无法进入主流文化传统。这不得不说是武侠文学的宿命，由其一开始所具有的反叛性所决定。

（三）审美层面的比较

骑士文学描写骑士，采取传奇的题材，即非现实的叙事诗和幻想小说；以忠君、护教、行侠为内容；以英雄与美人，冒险与恋爱为题材；采用即兴的、自由的、浪漫的创作方法编纂而成。蜕变之前的武侠文学（“旧武侠文学”）描写侠客，以夸张和想象的手法叙事；以行侠仗义、快意恩仇为基本内容。蜕变之后的武侠文学（“新武侠文学”）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文学审美形态，以武侠文学的形式诠释着现代人文精神。

首先必须承认，无论是武侠文学还是骑士文学，其产生发展，都缘自各自的历史文化语境。欧洲礼崩乐坏的“轴心突破”时代，建立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和虔诚忠实的基督信仰是当时欧洲之文化语境和民族心理。骑士制度和基督文化相结合产生骑士文学，因此，骑士文学除了宣扬尚武精神之外还具有浓厚的基督精神。武侠文学是对大一统的消解，是对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反叛，属于民间情绪的文学抒发，带有浓郁的民间文化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雄的最高荣誉就是被授予骑士的头衔，而骑士也就象征着英勇与忠诚。骑士的荣誉来自封建领主的授予，换言之，以全身之英勇与忠诚换取统治阶层的认可与表彰是作为英雄的最高价值或终极目的。骑士（英雄）已经被国家意识形态化，所以，国家意识形态化是骑士文学最大的审美特征。英雄美人是骑士文学惯用的题材。英勇的骑士爱上贵妇人，而与之幽会，其中也不乏哀婉的爱情故事。骑士对待贵妇人彬彬有礼，无处不显出绅士风度，但是一旦我们结合骑士精神以及骑士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就不难辨别出，骑士的爱情包含了很大的虚荣在里面。对贵妇人的爱慕在审美心理上分析乃是出自于一种不自觉的征服意识。

骑士素来的披荆斩棘，英勇忠诚再匹配对贵妇人的爱情征服无不相得益彰地展示出骑士的魅力。甚至我们可以断言，骑士对爱情的向往与追逐如同对骑士头衔的向往与追逐一样，无不带有心理上的虚荣感和精神上的征服意识。这一点表现在东方的侠客美人上则有完全的不同。侠客对大一统威权的消解、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反叛注定了其民间性的孤独宿命，我们往往不自觉中把“孤独”和“侠客”联系在一起。侠客象征着个体生命的活力与个性的自主意识，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可谓大相径庭。侠客就代表着自我解放、代表着个性展示、代表着任侠使气。“孤独感”可谓是武侠文学有别于骑士文学国家意识形态化之最大的审美特征。武侠文学中的美人或者说侠客身边的美人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审美意义。

侠客的孤独性注定了需要心理的慰藉，从某种意义讲文学审美的本质就是满足审美主体的心理需求。因此我们在武侠文学里面看到的美人不但外貌美而且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可以说，武侠文学对美人的刻画达到了浪漫主义者浪漫想象的极点。而更有特色的是，骑士文学中几乎全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与追求，而武侠文学中却恰恰相反，往往是美人对侠客的思慕与追求。这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充分满足了侠客孤独心理的慰藉。对比骑士对贵妇人的虚荣心理和征服意识，只有侠客才是真正有可能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的人，因为，美人带给侠客的是心理的慰藉，美人在武侠文学中的角色更多的是扮演侠客的知己挚友。同样是爱情，刻骨铭心之感在侠客身上则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因为侠客本身追求的就是个性解放，就是一种打破威权，反叛传统的角色，所以侠客的爱情往往荡气回肠，刻骨铭心，感天动地。因此爱情浓郁的的悲喜情绪是武侠文学的另一审美特征。

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都以尚武精神为第一要义，但是如何构造刻画武力则在二者中全然不同。骑士文学往往将武力局限在力量与勇气之上，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细致精确而赋予艺术审美的武功描写。武侠文学尤其是“旧武侠文学”在武功的刻画上充分展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以及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境界。

（四）异样的决绝——《鹿鼎记》与《唐吉诃德》

无论是武侠文学还是骑士文学，都分别出现了一部以反叛自身为出发点的奇作，但二者所具有的意义却有着本质的差别。

骑士文学作为维护封建领主统治和基督教义的武力阶层，身上所具有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是显然的。这一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显得越发明显。虽然骑士和骑士制度业已消亡，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骑士精神仍旧存在，特别是宣扬骑士精神的文学作品，骑士文学仍旧死而不僵。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之人文主义者以人文精神砸碎封建基督的精神枷锁，骑士精神自然属于被批判的行列。《唐吉诃德》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塞万提斯借用传统的骑士文学形式来表达人文主义思想，抨击所谓的骑士精神。

在小说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骑士制度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宣告灭亡，而其残存的骑士精神已经脱离了其存在的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的伦理道德语境，因而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与当时人文主义精神相违背。骑士精神或骑士行为这种与时代潮流相违背的逆动显得荒谬可笑。显然，《唐吉诃德》是以骑士文学的形式承载新兴的人文思潮，进而对骑士文学本身发难。有人比喻《唐吉诃德》为最后的骑士文学作品，如果按照形式把《唐吉诃德》勉强归为骑士文学的话，那么，的确，继《唐吉诃德》之后，骑士文学几乎被彻底打倒了。由此，拥有智慧的新兴的人文主义者战胜了拥有武力的“骑士”，《唐吉诃德》以骑士文学的形式向骑士文学决绝。

《鹿鼎记》也是一部决绝之作，很难想象的是这部决绝武侠的作品乃是出自“新武侠文学”的掌门人金庸先生之手。换言之，一个亲手将武侠文学推向历史最高峰的人会亲手向武侠文学发难，以此实现对武侠文学最无情地反叛与扼杀。

有人评价《鹿鼎记》是一部无“武”之“侠”的武侠小说，实际上，我则以为连无“武”之“侠”也称不上。“新武侠文学”本身就已经淡化了“武力”，而尤其重视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其浓厚的现代意识和人文色彩博得了“新武侠文学”的美誉，所以用无“武”之“侠”无足以精确的说明《鹿鼎记》这部奇书的特色。《鹿鼎记》实际上是一部无“武”、无“侠”的“武侠小说”。他的主人公韦小宝不但不是侠客，甚至连一个武者都算不上，他是一个出身卑野却入朝为大官最终隐退的世俗之人。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旧武侠文学”中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或者是被侠客所对付的角色）却游刃有余相处于朝野各派。

在书中，所有的英雄好汉、侠客义士几乎都比不上这样一个人，一个懂得官场与江湖潜规则的人。可以说韦小宝的出现是对武侠文学中“武”与“侠”的消解，而真正彻底反叛武侠的却是书中潜在的另外一个主角——康熙。康熙皇帝在书中被刻画成一个英明的君主，天下大事纷繁复杂但似乎都逃脱不了他的掌握，即使是玩弄朝野的韦小宝最后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他的出现反叛了武侠，甚至可以说这和一贯的武侠精神是相违背的。传统的武侠文学宣扬的是侠客精神，刻画的是侠客的万能，而此时，被武侠文学所一贯歌颂的侠客似乎演变为了英明的君主，君主的万能取代了侠客的万能，君主的雄才大略取代了侠客的替天行道。

《鹿鼎记》以树立一个典范圣主的形象来反叛侠客（换言之，以一个落后的形象替代进步的形象）较之《唐吉诃德》以骑士来反叛骑士文学（骑士精神）可谓是意味深长。金庸将武侠文学推向历史最高峰，把千古文人侠客梦抒发得淋漓尽致，亦可谓深谙国人心态。武侠文学无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金庸深知其实质。当这个乌托邦被塑造得空前辉煌的时候，迷梦注定要被打破。金庸梦醒了，甚至可以说，所有塑造武侠文学乌托邦的人都醒了，醒来之后是深深地失望和无尽的悲凉。《鹿鼎记》不同于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借以战胜封建基督的《唐吉诃德》，它的反叛是一种反讽，也就是看似对武侠文学的反叛实则是对武侠精神的最后坚守，即作者将武侠文学的乌托邦性质活生生的揭露于世人之下，借以讽刺现实中的“反武侠精神”，让世人认清了谁是武侠精神的泯灭者，谁是武侠精神的刽子手，谁是实现大同、解放世人的真正敌人。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吉诃德》以骑士来反叛骑士文学（骑士精神）充满了历史进步者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彻底地实现了对反动精神和旧有文化传统的清算；而《鹿鼎记》则以悲观失望的心态宣告了一个乌托邦的破灭，是历史占卜者的不祥谶语。

千古文人侠客梦，相比于骑士文学的消遣与愉悦，武侠文学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中世纪欧洲的统治阶级通过骑士文学布道传教、娱乐消遣；而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无数下层贫民的血泪构筑了武侠文学产生的基石，他们要在这样一种文学形式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对乌托邦的向往。如果说骑士文学是欧洲骑士制度和基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上层统治者意识的体现，那么武侠文学则是中国国民心态在文学审美上的体现，代表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理想和民间意志，其间包含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中国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

一、西方多党制的弊端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党独大，多党协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在西方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平等的参加选举（总统、议会、地方长官），比如美国现在的局面就是两大政党竞选（轮流）执政。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无穷后患。比如，有人认为，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民主，能更好地反映民意。这个说法是牵强的。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他们所关心的是各自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美国来看，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有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持；民主党的背后，则主要有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持。所以美国学者伦德·伯格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热闹、非常民主，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近年来，西方民众选举热情淡漠，投票率连年下降，就是因为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民主游戏”的实质。西方国家虽然实行多党制，但对可能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严格限制的。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产党管制法》，后又通过了《麦卡锡法》和《蒙特法》，对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规定。比如，有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就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从根本上讲，多党制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因此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动荡、内耗丛生。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其结果必然是人为地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政党频繁选举、政府频繁更迭，带来的是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泡沫民主”，对国家和人民是极其有害的。还比如，有人提出，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事实上，多党竞选本身就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费的金钱高达30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的费用接近40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53亿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各党派怎能参与多党竞选的权力角逐呢？所以，竞选的优胜者为回报那些重量级的政治捐款人，当选后就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西方有些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用金钱“购买权力”，是一种“集团贿选制度”，“民主”往往被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际上被排斥在金钱势力之外。由此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奥秘是金钱政治，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

中西文化与文学专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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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西方文化的特点和优缺点

一、论述西方文化的特点和优缺点。西方文化的特点：1、时空分立与天人相分。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了征服自然,首先得认识它。研究自然界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导致了其哲学和科学的长足发展。近代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方面远远超过中国人,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人对宇宙的认识更加深刻。2、崇尚理性。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西方科学的发展就证明了西方文化在崇尚理性的前提下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3、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构成西方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4、基督教精神。在西方,基督教肯定了上帝的绝对和永恒的存在。基督教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的观念,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自己信仰的主宰,都是独立的个体。在上帝面前,人人施展才华,竞争、进取、冒险、开拓,取得成绩后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西方文化的优缺点：西方文化的独立性和开拓性使西方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不断地进行广泛、细微的知识性探索。正是这种积极的开拓精神, 使西方的政治体制在不断地完善, 科技也取得了飞速地发展且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当然这种文化的挑战、冒险、开拓精神又往往具有征服性和掠夺性。这一点与它的文化传统有关, 我们从希腊神话里就能发现一些具有人格的超人, 大都是些勇敢的冒险家和强悍的征服者。而这一特征无论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还是近代的殖民地也都能证明。二、为什么说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精粹,在世界文明史上，希腊文化不但以其成果辉煌著称于世,而且以其理性精神独树一帜。希腊文化形成以后,像一个高能量的“精神能源”,呈幅射状向地中海周围地区强劲地扩散,自古及今,一直影响着欧洲和世界文明。其影响是巨大的,以致有学者断言:“一切文明国家在一切有关智能的活动方面,都是希腊的殖民地。希腊文化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继承希腊古老本土文化和吸收域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究其形成的源头,主要有三个：一是爱琴文化、二是原始希腊文化、三是古代东方文化。希腊人进入爱琴地区以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使之成为希腊文化世俗性特征的重要来源。由于爱琴文化成果和风格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学者把爱琴文化看成是“欧洲文明之链的第一个环节.”希腊原始文化和爱琴文化这两部分构成希腊最古老的本土文化,这是希腊城邦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古典时代希腊哲学、戏剧、雕塑、史学与科学技术等的繁荣兴旺正是在这样的本土文化基础上起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希腊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使之有形无形地溶进了欧洲文化之中,并作为传统表现于欧洲文化的诸多领域。西方学者这样写道:“在我们的文化中,除了机械以外,几乎没有一样现世的事物不是自希腊流传下来的……希腊文化无一不是我们今天文明的缩影。”“由于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继承性,我们的身上有着希腊的传统,它的深远影响历经世纪的更替而不衰。所以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三、说说希伯来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希伯来文化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欧洲文学的角度来讲,大体上可分为改编、模仿、借用和借鉴等几种方式。对希伯来文学的模仿和改编主要发生在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