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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作者简介:宋智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一、如何理解农民工融入城市?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一般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杨瑾, 2008;吕柯, 2004)。有研究者则明确地概括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等(段学芬, 2007)。田凯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性分为三个层面:最基础的是经济层面,即职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层面的交往才可能达到观念的转变和文化认同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即文化和心理层面(田凯,1995)。朱力认为,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农民工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融合与适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朱力,2002)。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诠释,代表的观点有下面几种:

1、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李培林, 1996;江立华, 2004)。

2、从社会化、再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具体而言包括,社会生活技能、社会规范、个性气质等方面的再社会化(李珂,2006;朱虹, 2004)。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城市社区和城市群体

的行为规范、文化以及价值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积极性较高,融入程度程度相对第一代农民工也要高;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原来在农村完成的社会化成果基本上已不适用,如果不能在城市完成再社会化,就会因为与城市居民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而使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不管是短期在城市打工还是长期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完成再社会化,抛弃他们所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形成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3、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有的研究者则直接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吕柯, 2004);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工的城市性的获得过程,它包括,职业上从农业劳动转向非农业劳动,社区上从乡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流动,身份上取得城市户口,生活方式上积累城市性,形成城市生活方式(王兴周、张文宏, 2008)。

4、从行动社会学或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从乡土世界到城市世界,从想像世界到实践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农民工在行为与价值观等方面界定与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过程(符平, 2006)。

5、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及心理等层面的融合。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并非单方面融入的过程,而是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的过程。任远等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任远、乔楠,2010)

二、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衡量标准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量

如何衡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目前学者在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大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城

市融合进行评价,指标也有差异。

杨绪松等从居住情况、在城市受歧视程度、方言掌握程度、交友意愿、困难求助对象和未来打算以及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情况等角度分析深圳市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合状况(杨绪松等,2006)。

杨黎源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八个方面来分析宁波市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合状况(杨黎源,2007)。

王桂新、罗恩立则从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社会关系融合等维度分析上海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融合包括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互相评价和接纳情况、农民工在困难时求助对象和市民的帮助意愿、农民工和市民对放开户籍限制的态度、农民工对自身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认同、农民工和市民对城市和彼此的安全感等方面(王桂新、罗恩立2007)。韩克庆从劳动就业状况、农民工的人身权益、农民工的政治权益(参加工会情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五大方面分析苏州市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状况(韩克庆,2007)。

张文宏和雷开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会融合的内涵包括职业稳定程度、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添置房产意愿、拥有户口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研究将社会融合归纳为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四个方面的融合。结果发现,新移民总体融合度偏低,移民的心理和身份融合较快,文化和经济融合相对较慢 (张文宏、雷开春,2008)。

杨晖、江波则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经济融合状况、政治融合状况、公共权益融合状况、社会关系融合状况五大方面来分析西安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杨晖、江波,2009)。

大多数的城市融入的测量指标包括了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客观性指标主要指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如农民工社会保障情况(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居住情况、职业培训(实际参与情况)、每天劳动时间(小时)、个人收入(收入水平和工资发放情况)、劳动合同签订状态等。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获取工作的方式,维护权益的方式,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政治参与情况,而主观性指标主要指的是迁移意愿、融入城镇的愿望、身份认同(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市民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市民对农民工的地位认定)、交友意愿和困难求助对象、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和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留城意愿、对承包地、宅基地的态度等。

总的来说,学者们大多从经济层面(分为职业、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三方面),社会层面(分为闲暇时间、消费方式、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四方面),心理和文化层面(分为归属感和价值观两方面)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角色转换现状做了分析,但指标不统一,缺乏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因此,建立一个农民工城市融合指标体系势在必行。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

1、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殊性

和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城市融入不同,我国农民城市融入有自己的特殊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是融入主体的复杂性。我国有2亿多农民工,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能力素质、利益诉求等差异性大,社会融入要考虑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层面的因素更多。

二是城市融入背景的特殊性。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面临严重的制度性障碍,户籍、福利体制、劳动就业、参与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都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待遇。

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化。我国现阶段特殊的财税体制安排,地方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供给能力受自身财力和转移支付水平所限,且存在制度障碍,均等化程度不高,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着差异较大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状况。

2、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仍较低。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正在稀释着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浓度,带来了农民工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农民工在总体上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适应,离城市同化还有漫长的距离。

3、农民工对城市融入的态度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也有差异。

戴维·波普诺归纳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适应反应与心理反应:(1)被动接受。波普诺认为,一条向少数民族成员敞开的道路就是他们接受其处境。他们可以调整自己以适应其从属地位,并且充分利用之。(2)个人攻击行为与暴力。有些社会学者指出,少数民族成员所犯的许多罪行都可以解释为是他们受压迫的环境的攻击性反应。持枪抢劫地位较高者的少数民族个人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也可能以犯罪作为对社会的一种攻击性抗议。(3)集体抗议。(4)自我隔离。少数民族群体自愿与主流社会相分离的过程叫自我隔离(self-segregation)。群体成员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主导群体相处,他们就通过这一过程努力限制与群体外成员的接触。(5)自愿同化。选择这种反应的人试图学好主导群体的语言、服饰、行为模式以及其他文化特征,使人们难以辨认出他们实际是少数民族成员。采取同化的决定可能是痛苦的,因为他需要背叛可能仍然带有感情意义与社会联系的民族传统(戴维·波普诺,1999)。

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也同样有这些反应。有的农民工会觉得老天不公,抱怨因为出生在农村就要遭遇到歧视。一些农民工虽然也认为城市人拥有先天优势“肯定不合理”,但又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整个大环境就这样,我们没法改变。”与其抱怨社会的不公平,不如老老实实地提升自身的能力并且努力工作,来抵消这种排斥。

吴振华着重考察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不同模式,他指出农民工在面对与传统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迥异的“城市性”时,选择的适应模式大致有两种——“融入式”的适应和“在城市中重建乡村社会”的适应,后者是目前农民工城市适应模式的主要选择。

朱力等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是被动性适应;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半主动性适应;少数具有精英特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建构型适应,这是一种全新的、带有趋势性的社会适应,代表了整体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朱力赵璐璐邬金刚,2010)

4.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趋势是从社会排斥走向城市融合。随着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深化有关农民工的制度如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各项制度在逐步完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正从社会排斥走向城市融合。

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及其障碍: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正在稀释着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浓度,带来了农民工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农民工在总体上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适应,离城市同化还有漫长的距离。主要表现在:

1、收入水平难以明显提高。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方面处于劣势,职业层次偏重体力付出,大多从事对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或者传统的建筑行业的工作,对新兴的技术掌握甚少,缺乏对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因而无法满足市场对高级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只能在低级劳动力市场徘徊,收入水平难以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但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回落9.4个百分点。

2、没有稳定的居住地。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聚居在房租低廉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且居住地不稳定。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仍是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

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在单位宿舍中居住的占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3.5%,有13.8%的外出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从外出受雇农民工的居住负担看,49.5%的农民工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9.2%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补贴;41.3%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3、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当他们遭遇工伤、失业、疾病、年老、贫困等生活风险时,无法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和保护。现阶段,综合、全面地看,现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很大缺陷,主要是:(1)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复杂,不同身份的人分别设定一套,公务员一套,事业单位人员一套,城镇企业职工一套,农民一套,农民工又是一套,而且差别非常大,不同身份的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贯通、不衔接。(2)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刚性不强,只是软约束。用人单位、个人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特别是相当多的非正规就业领域似乎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3)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不可接续,不能流动。不少农民工在就业地有多项保障,但如果要流动出本城市,累积的基金无法转出、接续,所以实践中相当多的农民工由于流动而把自己积累的部分领取了,导致社会保障的中断,结果等于没有保障。而且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仍然较低。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

4、城市归属感低。有些政府官员和市民在心理上将“农民工群体”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职业歧视、教育歧视、人格歧视这种不平等现实,使民工在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和地位低劣感,这从社会心理上形成了无形的屏障,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与市民的认同、靠拢与适应。同时,由于农民工在职业、居住条件等经济层面上处于明显劣势地位,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层

面与城市人接触、交往的困难,而交往、接触的困难又直接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价值认同观念的形成,造成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低。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主要有下面几种:

1、制度障碍

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的缺陷,既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户口制度为基础,把所有人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被纳入保障体制,而农村居民则处于体制之外。大多数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很多年,也依然保留着农民身份,在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许多方面受到种种歧视,享受不到城市文明和发展的成果,成为城镇弱势化、边缘化群体(简新华,2011)。

2、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区分为先赋型社会支持系统和后生型社会支持系统。其中,先赋型支持系统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而后生型支持系统则由政府、城市社区、城市用工单位、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等正式组织构成。而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与他们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完全是一致的(李培林,1996)。有研究认为,从总体来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作为先赋型支持系统的老乡网络,尽管给农民工提供了经济的支持和心理的慰藉,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

社会亚文化,实际上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瓶颈。另一方面,农民工能够从后生型的社会支持网络得到的支持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城市融入就面临着社会支持网络或社会支

持系统有限性及局限性的影响(王君健、井凤, 2007)。

3、素质障碍

农民工素质的高低、能力的强弱,不仅是影响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找到工作、在城市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更是制约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最终成为市民的重要因素。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工,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容易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容易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得到市民的认同,更好地融入市民社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工总体上的文化程度、技术能力还比较低、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政治素质不太高、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也不先进,致使其就业竞争力低,融入城市的难度大。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基本内因(简新华,2011)。

4、观念障碍

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再加上城乡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局限性,造成了部分市民(包括一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执法者)存在对农民工在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行为上狭隘偏激的歧视。一方面,市民们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强化了他们对农民工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有些媒体还对农民工进行“妖魔化”和“污名化”,把各种标签贴到农民工的身上。有些市民以偏概全,认为农民工是各种城市问题如较高失业率、犯罪率、环境脏乱差的产生根源,把诸如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和不文明等行为当成农民工的普遍特征,认为农民工素质不高而看不起他们,因而不欢迎农民进城,甚至对农民工反感、歧视、排斥。部分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政府决策者作出不利于农民工的歧视性决策,也严重妨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极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五、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要推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从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群体四个层次去推动。具

体如下:

(一)政府层面

一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以居住证制为载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的配套政策,逐步扩大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内容,最终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待遇。根据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按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将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就业、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优抚救济、社区教育、社会救助、文化体育、社会治安等社区服务项目逐步向农民工覆盖。

1、建立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使他们与本地居民同等享受无障碍就业。还要出台创业优惠政策,扶持农民工的创业。

2、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降低农民工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标准,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移进城。可以借鉴重庆的经验,大量建造公租房,让这部分农民工通过合理价位的公租房先解决家庭团聚的问题,为安居城市安心工作解决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问题。只有安居才能乐业。解决好农民工的住房才能稳住他们的心,一家人住在一起才能让他们没有牵挂,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解决消除了不少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留守妇女儿童问题,空巢寡居老人问题,夫妻分居问题,假夫妻现象、性生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孝敬老人问题等等,为政府工作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3、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化,为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信息交流、就业指导,还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困难救助等服务,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站建设。一是逐步改善基层流动人口服务站的办公设施,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创造良好的办公条件。二是加强服务站管理员队伍建设,逐步建设一支年轻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员队伍。三是为流管服务站提供充足的服务管理资金保障。

4、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

一是政府部门应开办以提高劳动技能为主的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和以提高文明素质为主的“市民学校”,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

二是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走进学校、走进图书馆,为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素质创造条件。

三、搭建起社区教育平台和广场文化平台,通过创建新市民夜校、新市民法律学堂等载体,围绕着培育城市意识、加强道德教育、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劳动技能等主题,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二)社会层面

1、要人文关怀等手段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和认同。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催化剂。通过媒体的正面宣传,把城市农民工及其家庭真实的生活、工作状态客观地反映给普通市民,使市民理解农民工问题产生的缘由,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和生活背景,形成正向沟通和理解,进而使城市居民真正从观念上接纳、包容农民工,减少甚至消除社会歧视。对于城市给予的种种,农民工也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保障农民工的话语权,让他们的呼声不致“沉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农民工提供发言机会,并确保他们的声音被认真倾听,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能体现社会多元化趋势下的协商精神,寻求利益交集、消除矛盾隐患,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2、要促进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社区生活。在社区层面组织农民工自己管理的组织和行业协会,并扩大农民工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社会和谐关系。通过向农民工开放社区文化体育等公益设施和资源,可以使他们有充分参与社区各项活动的机会。一方面可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增加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沟通和理解,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打破农民工与市民的隔离状态。

(三)企业层面

企业也要有社会责任感。给予农民工“同城待遇”,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损害农民工的正当权益,要按照法律的要求给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做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给予农民工发展的机会,让他们看到在一个单位的可能性。给予爱岗敬业的农民工提升的机会;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参与企业工会组织。

(四)农民工群体层面

对于农民工来说,也要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城市,融入城市。要对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积极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要工作生活的城市有所了解,多参与城市活动,多接触已经在这所城市生活很久的人,去逛商场、挤公交。多出去跑跑,到这所城市著名的景点、繁华地段、以及落后地区都逛一逛。早上起来看看大家都在忙什么,晚上看看是否还有人在忙碌着,了解这所城市的生活节奏。还可以看看本市电视新闻、逛本地网上社区、交本地朋友。

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文献综述

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文献综述  收稿日期:2011-12- 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编号:71073102)和国家社科基金(编号:10CGL048)。童雪敏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摘 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包括“同化”与“多元”这两大基本取向的社会融合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和视角,结合个案调查、访谈等方式来分析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的状况、适应的层次与路径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着包括研究视角单一、缺乏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进行探讨等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文献综述 目前, 中国有1.2亿农民工“离土离乡”在大中城市就业和生活。与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民工潮中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迁徙、怀有叶落归根之情的“ 候鸟式”农民工相比,新时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融入城市,他们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而非被当作“打工者”看待,希望在城市拥有稳定住所而不是居无定所,希望把打工地当作自己的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状态正逐步由城市流动向城市融入转变(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6)。农民工合理、有序地融入城市,既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可促进城市化进程,对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笔者旨在对国内外社会融合的文献成果进行梳理。国外对社会融合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的移民身上,虽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国外存在差异,乡-城流动人口与国际移民自身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流入地的客观环境也不一样,但他们在流入地均属于弱势群体, 面临许多类似的问题,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情况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1 国外对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研究 在国外,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19世纪90年代就展开了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分析,研究其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的城市环境。虽然不存在城市户籍和农村土地制度的阻碍和牵绊,他们仍然要面对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要经历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其原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可能要 随之受到巨大冲击, 因此也面临社会融入问题。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形成了不同流派的社会融合理论。虽然众说纷纭,但大致可以分为“ 同化”与“多元”这两大基本取向。1.1 同化论、 融合论与熔炉论同化论(acculturation)或融合论(assimila-tion )在字面意思有所差异(后者更强调族群之间的竞争、冲突、渗透与交融),但两者均强调外来移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的抛弃。 同化论的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论述之中,并历经发展,到20世纪中叶,由Gordon等人发扬光大, 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大理论范式。Park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年版)中为“社会同化”下了定义,“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 这种文化的共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Gordon提出应从七个方面来测量族群的社会融合程度:文化接触、社会结构的相互深入、通婚、族群意识或身份认同、族群偏见消除、族群间教育或就业等领域无歧视和价值趋同。 同化论认为随着移民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并经过语言的适应、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认同等一系列过程,移民终将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中。“熔炉论”正是这一同化模式的形象表述。以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为实证基础,熔炉论认为,各外来民族应当、而且必然会在美国这个“上帝的伟大的熔 ·041·陕 西 农 业 科 学20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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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大,很难支撑家里的所有开支。 再加上农村事务繁琐,大多是体力活,家中除了靠卖粮食获取大部分收入外就是饲养家禽,获得经济收入的途径很少,所以多数人选择放弃务农,进入城市。 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年老体迈的人,所以目前已有不少土地荒芜。 二.农民工收入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国家对农民减少了各项收费,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大多农民依旧选取外出务工经商,生活状况依然十分辛苦。 据了解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月平均收入约为1200元,一半以上的农民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只有一成超过1500元,男性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约为1070元,女性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约为780元,农民工收入普遍没有城市居民高,他们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随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明显提高,究其原因,其一,自身素质和能力使其大多在报酬较低的产业部门就业,如制造业,居民服务业,建筑业等所需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由于农民工受技术限制,工资水平偏低。 其二,社会不太健全的制度使得农民工就异常业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阻碍个工资水平的提高。 三.农民工权益问题。 农民工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进城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6.3天,平

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调查

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调查 发表时间:2018-09-11T15:58:50.427Z 来源:《基层建设》2018年第23期作者:李颖[导读]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国土资源局山东单县 274300 一、研究的背景及目的近日,一段农民工因为身上脏怕影响他人在地铁上选择“有座不坐”,坐在地上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有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引民了公众的热议。本报告基于对务工人员的电话及当面受访获得的一手资料,形成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报告,旨在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背景,进程,现状,诉求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期引起部门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为推动农民工全方位地融入城市政策提供参 考借鉴。 二、“农民工”及“融入城市”概念的界定我国城乡分治制度将农民限制在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自然就业。随着户口制度的松动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在供给和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一词经历了临时工、轮换工、劳务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工等概念演变,最终成一个正式概念。农民工的基本法律特征是身份上是农民、职业上是工人,呈现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过渡性特征。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经济体制大力改革,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发展的前提下,农民工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并且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源于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何推动农民工顺利和谐地融入城市社会,切实终结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状态,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然而,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制度性壁垒,农民身份引致的福利缺失普遍存在,融入程度取决于宏观环境,农民工的融入意愿、能力,以及各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及所处地位决定的行动逻辑等种种因素。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仅是人口迁移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除了吃、穿、住、行等物质层面的融入,它还包括心理适应、城市认同等精神层面的融入。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成本等因素加以分析探讨。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 1、面临身份排斥。农民工天然就具有农民身份标签,农民工身份让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中四处碰壁遭到排斥。“农民”使人们容易将他们与文化素质低下相挂钩,“工人”使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她们来到城市就只能做些脏、难、累、重、收入低的生计。身份的排斥是他们难以融入城市最明显的表现和原因。 2、面临制度排斥。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无论在城市生活工作了多久,为城市的发展繁荣做出过多少贡献,还是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制度上的限制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城市追逐梦想过后,成为匆匆离开的过客。 3、面临空间排斥。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都没有像样的住处,他们大部分都住在工厂拥挤的宿舍里,或者群租在城乡结合部的简易民居里,极少数人能够住在正规的住宅小区中,居住的空间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他们闲时的活动范围也多在工厂附近,偶尔和老乡旧知聚聚餐,逛逛街,在城市中心商业街、购物大厦、文化体育广场等地罕见她们的身影,主动或被动地遭受空间的排斥。 4、面临交往排斥。农民工们除了上班外,剩余时间基本都是和工友、老乡旧知们度过,少数在城市中有亲戚朋友的会去亲戚朋友家串串门。她们少有或者没有城市原著居民朋友,不少城市原著居民因为打心眼里看不起农村人、农民工,不信任陌生人等原因,拒绝和她们交往。她们的孩子也不与城里孩子同校就学,在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社会交往方面也面临着种种排斥。 5、面临政治排斥。户籍和身份的限制让农民工们有很多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无法行使,他们的部分权益也没有受到法制性保障。 6、面临文化排斥。老实本分的农民工们从小在农村长大,被母慈子孝、勤俭持家、与人为善等观念深深影响,来到城市,诱惑增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崇洋媚外等思想也挑战着她们的脑神经,使她们面临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无所适从。 五、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措施 1.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促进农民工的收入稳定增长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农民工除了劳动所得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收入,因此,工资的多少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镇)的生存状况、发展前景。 2.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职业发展不顺利,难于稳定就业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导致农民工职业发展不顺,难于稳定就业的主因则是技能水平低或缺乏。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总体上偏低,因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成为失业者,这种失业又不是没有工作可做,而只是他们不能胜任现存的工作所致,因此,只要通过培训,使他们学习到相应的技能或使原有的技能得到提升,就可以从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保证他们在城市稳定地就业,顺利地发展,真正从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逐步由村民转化为市民。 3.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房可住。住房问题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因此,帮助农民工解决居住问题,有助于他们对城镇的融入。 4.建立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民工构筑城市精神家园。农民工来到城市除了衣、食、住要有保障外,还得为他们提供精神家园。心安之处才是家,所以要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就要使他们把心留在城市,这就需要建立起社会支持体系,为此需要从创新社会服务与管理入手。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整个融入城市的程度不深,状况不佳,近年来进城农民工人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也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关部门和方面必须对农民融入城市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利益,推动农民工全方位融入城市,使农民工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回报。二0二八年六月五日

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视角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忧心忧心仲仲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这一预言已经成为中国正在面临的事实和严峻挑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到城市就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三轮驱动下,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一农民工阶层产生了。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农民工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农民工是在一个特殊的国度里、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研究甚至指出,农民工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将构成中国社会新的一元。使中国由传统的二元结构变更为三元结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己经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变动的背景,因此,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1.1选题的意义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和重要特色在。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到城市寻找工作,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成为市民,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十一五”时期,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期,外来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步建立并走向成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经济制度与社会政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不必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用工制度也逐渐宽松。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推动下,工资高和的生活条件好的城市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以寻求较高的收入,人口流动变的空前繁荣,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工潮现象。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就是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大前提下产生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1994年为6000万,2000年是8840万,2003年已达1.14亿。全国已有近两亿农民工进城工作,形成了热极一时的“民工潮”。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由城市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农民工将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必将长期存在,有的人甚至指出,农民工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将构成中国社会新的一元,使中国由传统的二元结构变更为三元结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将农民工严重边缘化了。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的归属感和相应的文化认同。当前,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研究,对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平衡,重塑农民工的价值体系,加快我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 标签:农民工;城市融入;社区服务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1 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首先,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次,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2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孙立平,2001)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文献综述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兴起。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着手,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城市适应性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民工数量在迅速增长,亦农亦工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当今的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近年来成为广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王春光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差异,既表现在流动动机上,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社会特征上。他将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人称为新生代(王春光,2001)。而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春光又将新生代农民工量化为“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群体(王春光,2003)。许传新(2007)在2006年的调查中,则将新生代定义为28岁以下的农民工。也有学者受文化研究中断代的提法“80后”的启发,认为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操作中量化为在198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样做的好处是:分界点特征明确,便于达成共识;可以和其他文化研究中的概念衔接;避免各个研究者在资料使用上因为标准不同而失去可比性(李伟东,2009)。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却没有对其具体的界定。本文比较认同的是李伟东的界定。 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任远、邬民乐,2006)。当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现状、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注,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城市融人情况进行了实证或理论的探讨。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 农民工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地进人城市,学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的对象也随之转移。 较之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意愿有所增强。王春光(2001)指出,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如果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农村生活推力的作用。李涛(2009)通过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想永久地在工作的城市居住下去,有主动融人城市的要求,而在传统农民工身上的这种渴望就不是这么明显。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外出的动机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他们更想通过这种进城的机会来改变农民的身份,融人到城市环境中,成为一个城市人。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1)

社会学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 朱考金,吴磊!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5) 摘要: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民工潮#的出现,有关农民工的研究逐渐兴起。从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改善这三个角度出发,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作出归纳和整理,为今后继续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07)03?0029?04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1]87-94。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制约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他们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情况进行了实证或理论的探讨。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 在我国,农民工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占据着绝对主导。近年来,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社会融合的前提是社会适应,因此,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参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过程,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2]。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田凯指出,这3个不同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而学界对当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也是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的。 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很低,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即农民工付出劳动然后获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仅仅是一种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而从城市社会的其他方面来看,农民工实际上还是被拒于门外的。这就是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现状[3]67-69。 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方法,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徐志旻[4]通过对福州市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家庭已改变某些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城市文明体系靠拢,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在 ? 29 ? 第9卷第3期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9N o.3 2007年6月Journal o f Eastern L i aoning U niversity(Socia l Sc i ences)Jun.2007 !收稿日期:2007-03-0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部分成果(06J SCS H003) 作者简介:朱考金(1973?),女,浙江台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吴磊(1984-),男,安徽宁国人,硕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d42120306.html, 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 作者:杜景莲 来源:《企业文明》2015年第10期 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亿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1.6821亿,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农民工数量还有逐年递增趋势。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对城市现代文明是个巨大的冲击。 农民工精神层面的权益缺失则不容易被发现,从而使得这一重要的“精神权益保护”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荒芜状态。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长期处于真空状态,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主流文化之外。 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 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与单调。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用于文化消费的时间少,睡觉、聊天、打牌赌钱、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二是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仅限于花钱少或免费的有限项目,并主要集中在看电视、玩手机、上网、打牌等上面,其中又以看电视和玩手机为主,总体上呈简单随意、廉价免费的特点。三是兴趣品位不高,文化消费多属于消遣娱乐型,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影视节目等上面,对有关科技、文学等的关注很少。四是本地农民工仍保留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文化生活相对传统。 有着显著的农村传统文化的烙印。农民工身上具有农村传统文化的烙印,具有农民的深层次文化背景和特质。这个特质既有积极的一面:如勤劳朴实、任劳任怨、注重亲情、讲究孝道、知足常乐、知恩图报。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是小农思想严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小进则满不求跨越。二是缺少文明意识。由于农村相对城市来说,经济条件比较落后,文化教育相对薄弱,使得农民工养成许多不文明的生活习惯。普遍缺乏缺少法律意识,多数是法盲,在遇到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较难采取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三是具有群体特征。由于城市的排斥,农民工有很强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传统意识,喜欢在企业中结集“同乡会”等自发性的非正式组织以同舟共济。 遭遇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表面看来,农民工与城市的冲突是一个个农民工个体的冲突,其实深层次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农民工身上所体现的传统和守成与城里人所推崇的开放和创新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冲突。农民工震惊于城市的现代文明,羡慕城市生活,希望能早日融入其中。但是由于普遍缺乏善待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农民工的人格缺乏基本的尊重和保护。农民工从事着市民不愿意做的脏、累、差的工作,却又受到市民的冷漠和歧视。农民工虽然置身于城市,但是与城里人生活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圈子里,茫然、自卑和对外界的敌对情绪,加深了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和行为失范。

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其过渡为城市居民过程中由于制度层面的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我们破除二元制,改善已经城市化和正在城市化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保障他们子女受教育的公平性,维护好其作为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消除社会歧视,提高他们自身文化水平及素质,以加深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对策 农民工,顾名思义,从字眼上看他们兼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我们这里讲的农民工是指从事城镇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这部分人群。农民工融入城市从狭义的角度是指,主要是指农民工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和权利的过程,如在城市的户籍、平等择业权、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社会保障和福利享有权,等等;从广义角度来看,农民工融入城市则是指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在身份、观念、地位权利、素质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全面向城市渗透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实现与城镇一体化的过程。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之所以产生,最根本的是由于农民工虽然实现了非农化但是没有实现市民化,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这也影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要性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市民化,只有他们和城里人一样成了城市里的“土著居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各种与农民工身份相联系的歧视现象也将随其融入的深度自然消失,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民工利益。 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农村也有相当大的好处,城市化了的“农民工”不用每年回农村过春节,大大缓解春运压力;弄农民工融入城市也不用再保留承包地这条最后保障线,腾出农村承包地进行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持久、稳定的转移,有利于真正减少农民数量,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 对于城市来讲,农民工融入城市还能够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农民工城市化能够彻底克服农民工弱势化、边缘化倾向,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民工已经实现非农化,在城镇已有工作,也比较了解城镇,更容易融入城镇,所以农民工城市化比其他农民的城市化的成本更低、更容易。 二、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同时也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相呼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农民工出现后所产生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 Abstract:Central Document No. 1 in 2010 first propos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issue,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is special group of migrant workers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and care,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o explore the new feature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urgency. City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proposed by the context, it is with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echo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 inevitable trend, but also the emergenc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ve generated a lot of the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建议及对策 Key words: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status analysi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正文: 1、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1新生代农民工界定及特点 1.1.1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基本上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问题,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部署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1.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界定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_王春光

第34卷第2期2010年3月人口研究  P o p u l a t i o nR e s e a r c h V o l.34,N o.2Ma r c h201031 人口与发展论坛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 《人口研究》编辑部 特邀主持人:朱 宇* 背景 自新世纪以来,在与农民工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农民工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逐渐被引起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正是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与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因此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号,但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渐趋陌生;他们的就业经历和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因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更为漂泊不定的状态。令人欣慰的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困境在学术和道义上的关注已转化为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对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所面临问题的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前提,学术界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为此,本期论坛邀请了包括首次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王春光,2001)概念的王春光研究员在内的5位学者,从不同的背景和视角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我们希望以此进一步引起各界对这一农民工特殊群体的重视和讨论,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科学的判断。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已开始着换代的变化,这一变动引起了笔者注意,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在这个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一开始,本人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没有想到这样的提法,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以至于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 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

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问题及出路

加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问题及出路 农民工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加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问题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地方政府在加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仍重重阻碍。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农民工融入城市受到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是中国。一方面,在城乡户籍制度长期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很不适应。另一方面,这样的户籍制度也使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存在障碍,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现象十分突出。

同时,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及其他制度限制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权利不对等,农民工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且受到了层层限制。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中来。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社会排斥等障碍 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生存状况的障碍

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调研

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调研 发表时间:2017-05-23T15:22:16.747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17年5月总第229期作者:文超刘玲艺 [导读] 同时对工作质量和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会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的融入必须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重视。 广东科技学院财经系广东东莞523083 摘要:本研究通过设计问卷调查东莞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的问题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对东莞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三个角度分析城市融入现状。 关键词: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调研问题研究 一、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调研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6~36岁在东莞务工的外地农业户籍人员。通过前期的网络收集资料和实地考察,在东莞市东城街道、长安镇、麻涌镇和虎门镇共抽取23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回收问卷226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19份,以保障调查结果的准确性,调查对象尽可能涵盖多行业多种类的人群。 二、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 1.生产方式的融入。(1)就业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的原因中,3%是被城市较高的收入吸引,48%的农民工是受外出务工的亲戚或同乡的影响而来到城市,2%的人本着学本领长见识的初衷而来,有14%是向往城市生活。在就业工作方面,3%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东莞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比较容易,有9%的人认为没有困难,此类人数不大于30%,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不小的工作压力。在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类型数据来看,9%的人是普通打工者,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占27%,14%是个体经营者,有7%的人是技术人员,有技能等级证书。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工作有所改善,总体上还是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低层,多数的工作并不属于正规性的职业,流动性大,劳动强度大,经济收入并不高,有较小的发展空间。外出以来换过三次以上工作的人数多达76%,有8%的人表示没有换过工作。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最大原因是工资待遇不理想(73%),其次是由于工作性质无聊和发展空间小(13%)。(2)收入与消费情况。据调查,月平均工资在1001~2500元的人数约占49%,大多是普通打工者和商业服务型人员;2501~3000元的人数约占25%,3000元以上的人数大约有12%。工资待遇情况具有差异,只有27%的人满意他们目前的工资收入,67%的人每个月的消费支出占据了工资收入的一半以上,39%的人表示他们的工资收入不够用,18%的人表示完全不够用。68%的新生代农民工无需向家里寄钱补贴家用,需要自己安排生活花费。 2.生活方式的融入。(1)社会交往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会花费较大的费用在日常打扮和娱乐消遣上,力求向城市人看齐,达到心理上的平等。其中业余时间最多是用来打麻将、玩手机和上网,部分的人数占据83%,表现出较为狭窄和被动消极的生活状态。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比较经常受到城市人的歧视,26%表示一般,52%表示不经常,17%表示完全没有。在平等问题上,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与本地城市居民相比拥有平等的待遇,不平等主要源于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障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73%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尽管不认同城乡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无能为力,对此报以消极态度。69%的人认为他们与城市人结婚的可能性不大,且66%的人都偏向于在老乡或其他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寻找结婚对象。(2)社会参与情况。遇到困难时通常会寻找老乡或同样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同事的帮助人数占据82%,与城市居民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感情关怀和扶持帮助,关系较为薄弱。在日常生活中,12%的新生代农民工加入老乡会,19%的人参与工会的活动,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也会偶尔参加党团组、职业联合组或政府组织的活动,其余的农民工皆为没有组织参与经验。71%的人对自己在城市的交际圈子感到不满意,认为圈子狭窄。82%的农民工表示能够基本适应东莞的生活方式,54%的人表示回到农村后反而会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仍有49%的人在东莞会感到自卑和无助。 3.社会认同的融入。42%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38%的人不清楚自己目前的身份属性。在与城市人的差距对比中,37%的农民工表示经济收入差距特别大,46%的人感觉差距比较大。其次,认为社会交往对象差距大的占到47%,其余文化水平方面、生活方式方面、价值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为差距并不多。尽管收入情况并不是十分理想,生代农民工普遍表示基础生活条件、亲人关系都比较满意,也有农民工认为自身感情生活一般(62%)、安全感较差(51%)、成就感不好(43%)。安全感、成就感和归属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可和融入程度的重要衡量因素,当渴望融入城市的愿望与实际融入之间的差距越发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责任感将降低,同时对工作质量和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会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的融入必须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重视。 参考文献 [1]李辉王青青现状与反思,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14,(10),203-207。 [2]何玉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促进政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2。 [3]吴适王平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研[J].广东农业科学,2012,(08),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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