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精神

民族精神对于每一个国家，它的内涵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翻开历史，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日本的民族精神包含了集团意识、学习创新、忍耐勤奋、恩情相报与忠诚之道等方面。日本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综观日本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原因，固然与其国内外政治、经济有关，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⑵虽然这句话过分的夸大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但从中可以得出，日本人对于精神力量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探讨日本精神对其经济崛起的影响，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日本人，更为重要的是给予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启示。




坚韧和勇于创新的




一、忧患与集团意识

大和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而这种性格倾向的形成深受其特殊的地理特征影响。日本列岛资源贫乏，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便成为了困扰日本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日本地震频繁，火山活跃，分布广泛，经常造成巨大灾害，对经济破坏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为世界罕见。仅关东大地震一次就死亡十几万人，除此之外，日本还深受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这样，使日本民族个性中溶进了一种和衷共济的忧患意识。” ⑶忧患意识，对于任何国家既是一种生命压力，也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日本人十分注重其忧患意识，这使得他们能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危机感变为进取精神，把忧患意识变为民族凝聚力，同舟共患，团结协作。日本人对于忧患意识的重视由来已久，“明治政府的领袖们……大多在幕末已开始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崇尚，直到1871年‘岩仓使团’巡防欧美后……看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使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上升至最高点……”⑷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从没有停止向国民宣传日本存在的危机，诸如日本沉没论、生存危机论等，以激励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正如战后，日本经济面临崩溃，科技水平与欧美等国有较大差距，并且处于美苏冷战的最前沿，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显然这些外部因素对于日本的生存与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日本人因此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危机，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就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为此，日本人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投入国家的重建与发展当中去。著名的“松下七精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实例。松下公司要求员工贯彻“产业报国”的精神，忘我地工作。在这一精神的引导下，日本企业造

就了无数个奇迹，日本经济也得以在这些企业的推动下崛起。而且在经济崛起后，日本人也没有出现大张旗鼓的自我颂扬，反而是愈加冷静、谨慎的自省与忧患。可以说，忧患意识以及融入到整个日本民族的血液之中，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前进步。

凝聚力对于一个国家或是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又使得日本民族异常地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日本早期文化是稻谷文化，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水稻的种植对人力的要求比较高，容易形成一种群体协作意识。并且，大和民族是一个拥有一亿多人口但又是统一和单一的民族，极易形成群体意识，不存在民族冲突或战争，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造就了日本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台风、海啸、火山等自然灾害的频发，促使人们容易结成团体来共同应对。生存环境的相对恶劣，使得日本人只有从自身出发去适应环境，这样就需要人们极度自制，而且也要体谅别人，同时也需要发展互相合作和避免对抗的技巧。战后的日本企业制度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大多采取终身雇佣制与论资提级制，社员一旦入社，大多就一直干到退休。企业为职员提供各种福利待遇和学习培训的机会，职员则忠于企业、“爱社如家”，视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职员之间也互相关照，团结协作，并从中获得生活依赖、感情归宿、生存安全。而“跳槽”另谋高就则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日本企业的管治理念格格不入。并且，职工的工资随着在一个企业连续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年增加，这样就提高了企业内部的稳定性，同时，企业内工资差别较小，也减少了内部的矛盾。日本民族最珍视的是和谐一致，为了使他们的集体制度发挥有效的作用，日本人认为避免公开的对抗是可取的。这种强烈的集团意识，对日本在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它使日本民族能轻易地形成民族整体向着日本民族的振兴目标趋近的心性，使日本人民在共同的思想理念驱使下，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大搞经济建设。”⑸即使是经济危机来临时，日本人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信心，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力协作，渡过难关。这一精神为日本经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强调集体的观念，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具有广泛的影响。日本人喜爱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如学校或公司的体育比赛、集体旅行等。大学里的男女学生喜欢集体远足、滑雪或进行其他活动，一对一的聚会相对来说是较少的。而且这些小的集体或社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整个日本就由无数个小的集团根据错综复杂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对于一个正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民族精神。

二、学习创新

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与其善于学习创新是分不开的。日本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对外开放的国家，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他人之长的民族。日本的学习创新这一性格倾向来源于其列岛的地域狭小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其文化结构的同一性，这种局限在狭小空间内的高度同一的结构，必然容易产生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的强烈兴趣和欲望，形成岛国民族所特有的那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并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也不嫌弃历史遗产贫乏，主动走出去，虚心请进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异国民族的优秀文化。曾先后拜中国、欧美为师。如隋唐时期的“遣隋使团”、“遣唐使团”，正是在这些海外学子帮助下，圣德太子参照中国的模式，完成了“大化改新”，建立了适合日本的封建制度。同样，日本也积极向欧美学习，1871年，“岩仓使团”对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力山大二世等都会见了日本考察访问团。特别是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特别宴请了日本考察访问团，宴会上俾斯麦详细讲述了普鲁士是怎样从一个弱小国家跃进成为新兴强国的经验，日本人听后惊叹：“原来富国强兵的秘诀就是这样”。此后日本确定了向德国学习，就连国家的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都是仿效德国，可见其认真的态度。日本在学习吸收异民族文化精华的同时，紧密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以往，人们一直对于日本的“拿来主义”抱有偏见，但这一偏见被日本战后对于欧美先进技术的吸收—更新所打破。对于欧美的的先进技术，日本的引进绝不是盲目引进，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能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并争取做到“第一代引进，第二代摹仿，第三代更新”。有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欧美首先发芽生根，却在日本开花结果，而且反过来在某些关键部位制约着欧美。八幡制铁厂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57年，八幡制铁厂从奥地利引进氧气顶吹技术建成50吨转炉，使日本采用氧气顶吹冶炼法的钢产量达到世界第一。日本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操作技术和辅助设备等方面做

了很多改进，还从美国、苏联等国引进了相关技术，综合这些技术后，最后研制出多孔喷嘴和‘转炉未燃气回收技术’”。⑹由于这一创新大大优于原有引进的技术，“从1961年起，就向英、美、德、法等国出口……”⑺日本人这种勇于学习创新的精神，使其经历了“和魂洋才”，冲破了守旧的樊篱，造就了“不可能”完成的经济奇迹。并且日本民族在吸收先进文明时，还特别注重吸收其精神实质和精髓。中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文明中心，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历来就很重视教育，并认为统治者的权利来自高深的学问和道德。隋唐以来的科举选官形成了一种制度，即科举制，日本却没有采用这一制度，而是吸收了其中的精神实质，即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明治维新前，日本人45%的男子和15%的女子都能认字。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统治者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振兴近代工业，必须重视教育工作，培养人才。1907年，日本已做到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上小学。”⑻许多学者也认为，日本的突出特点是教育的普及。正是这一优点，为其经济的复兴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在一九六七年，十五至十九岁的青年，就已经享受工资的劳动者的比率，日本是38%，美国42%，法国57%，英国75%。这就意味着日本继续受着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相当于英国的两倍。英国的某位考察家也承认日本的教育水平比英国高”。⑼日本政府、日本民族对教育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教育，推行全民教育制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日本经济的崛起，其教育是功不可没的。

三、忍耐勤奋

日本人的忍耐勤奋精神是世界闻名的，这种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生存于逆境中逐渐形成的。现代化启动之前，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在其地理环境的影响下，牛马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对人力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封建时代对土地所课的税金和佃租都很高，农民在狭小的土地上就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明治维新后，大批小农生产者成为产业工人，从事着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更为繁重的劳动，得到的薪水却低得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⑽特别是在战后的困难时期，这一点表现的特别明显。很多外国学者都把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功于日本人的这一优良素质。在工厂内，上至经理，下至工人，一律身着工作服，专心工作，几乎像军人一样忠于职守。日本人的这种勤奋精神，从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中，特别是排除了过去严格的等级制度后，被彻底地激发出来。“无论是在形式上或现实生活中，都允许有才能的

人通过努力升腾到任何位置。是这种照亮前途的灯光，指引着国民奋斗不已。日本的领导体制，实际是由头脑敏锐、修养高深、富有才华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在日本不拘于任何人，只要能早早跨进正规的途径，不悖离制度而持续前进，即使出身贫寒，也能升登到最高职位。”⑾日本人的“工作狂”也为世界所公认，深夜加班是常有的事，“长期以来，日本工人工作时间之长一直居于发达国家之首。1986年，日本工人全年平均工作时间为2150个小时，英国为1938小时，法国为1643小时，至1987年，日本工人全年平均劳动时间又增加到2168小时。⑿从这一系列的数字不难看出，其忍耐勤奋对于经济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日本人似乎有无穷的精力。

四、恩情相报与忠诚之道

在思维、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西方接轨的同时，日本人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良好传统，特别是对于恩情的回报。日本人对于恩情债务的重视程度为世界所罕见。“日本人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的上级。如果得不到天皇的恩典，则更无幸福可言……但在日本这被视为美德。”⒀恩情债务是日本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日本的社会组织，以纵式社会为主，等级观念极强，人际关系又强调和谐，这往往是由恩情伦理观念来维持的。在日本人看来，每个人都要在恩情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生存奋斗。他们认为受过某人的“恩”，就意味着对他负有一定的“义务”，就是一笔必须偿还的债务，即使是鸡毛蒜皮的事，也无一例外。而且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以至于一辈子生活在恩情相报之中。因此在日本，最难接受的就是恩情。日本灾难的频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生存下去，他不得不去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接受别人的恩情。同时，日本文化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日本人将这点发展到了极致，并且已深入日本人心中。日本人的“恩”主要包括“皇恩”、“亲恩”、“主恩”及“师恩”，但只要是有恩于自己的人都被称作恩人。与恩情相对的就要形成一定的“义务”，即“忠”、“孝”及“敬业”。并且明治维新后，政府有意识地将天皇塑造为国家的象征，更加强调了天皇的地位，以至于当对父母的“孝”与对天皇的“忠”相冲突时，人们要以“忠”为重，放弃尽“孝”的义务。报答天皇之恩，为天皇“玉碎”犹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战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日本士兵，战后却因为修铁路毁坏了中国人的房屋而集体绝食数天，仅仅是由于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对天皇的“忠”可见一斑。而战后，经

过民主改革的日本，将战时对天皇的“忠”转移到了对国家、集体上来，在战后特殊的背景下，即被引导到重建家园，振兴经济之中。报效国家成为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松下精神”的重要内容，就是“产业报国”。企业的管理者也往往以“忠诚”作为座右铭。而普通的民众，则以爱岗敬业为目标，“忠于企业”。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论述。



综上所述，造成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全方位的扶持、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以及强而又力的政府等等，但是其民族精神对经济崛起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日本民族充分挖掘了其忧患与团队意识、学习创新、忍耐勤奋及恩情相报与忠诚之道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中的巨大能量，全力投入到战后经济的建设中，创造了经济奇迹。因此，民族精神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经济崛起的成功经验，对于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