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后我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发展战略

在我国广播电视史上，广播电视制度既有阶段性，又有继承性。作为自然的分界线，有这样几个标志：

1949 年 6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同通知》；

1949 年 10 月，成立中央广播事业局； 1956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广播网管理机构和领导关系的通知》，在同年 7 、 8 月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又主要讨论了广播事业的体制问题；

1982 年 5 月，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

1983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会议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方针；

198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中国的改革进程由此进入新的阶段。同年国家科委首次编制的我过信息产业投入产出表将广播电视事业纳入“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揭开序幕；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我国的经济改革由此向纵深发展，第二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广播电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

1997 年，十五大召开，江泽民指出：“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新闻宣传应该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在这

个精神的指导下，广播电视系统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随着商品市场的活跃，广告市场也在 1979 年复苏，我国的广播电视开始确立广告经营的运作方式，广电媒介感受到了空前的经济压力。 1986 年 12 月 15 日，广东省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有正式呼号和专有频率），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中率先迈出了专业台、系列台改革的第一步。到本 1991 年，我国已有 14 座经济广播电台，其他系列台如商业台、交通台、文艺台、音乐台、体育台、娱乐台也风起云涌。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许多地方厅、局不再满足于具体节目运作、具体台制运行的突破，而着眼于全局体制与结构的调整，把属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宏观体制、微观搞活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引入广电系统。 1987 年 5 月，上海广播电视局在全国率先实行分台制，建立“一局五台三中心”的内部体制，通过分台制倡导竞争，以宣传为依托，发展经济实体，逐步形成产业，积累资金为广电宣传服务，所谓“一局五台三中心”的体制就是在组织管理体制上建立“集中领导、统一调度、分块服务”的管理模式，将技术和后勤从各台的宣传业务中分离出来，尝试社会化大协作的节目生产方式；在财务管理上，由广电局统一向市财政局承包事业经费，在局内则实行量化管理，由各台承包，进行节目成本核算，利用技术中心的设备统一内部收费；在宣传体制上从观念上形成广播电视既是宣传媒介又是信息产业的指导思想，形成省级、地市级、县级的广电协作体。如华东几省在已建立的华东经济区协作网的基础上又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广播电视宣传网。在信息共享，新闻、专题、文艺等多种节目交换，新闻、广告节目联播，，互派记者、联合采访和制作节目等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凝聚力。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我国又掀起了开办有线电视的热潮，到1990 年已建起行政区域有线电视网数十家，都采用多频道、高效益的双向性电

（光）缆主干线敷设，相当一部分网络具备了开发节目双向回转、图文传真（即图文电视节目系统）、电脑微机联网、公用电视电话及电视会议、高保真广播音响传送、公共放映厅联网（包括高清晰度电视及激光、数控电视录像）等几种功能：视听收费，有偿服务，从用户系统收取基本收视维护费；广播电视产业化，一体化，视听联一，通过卫星和微波，中央和省级广播节目在城镇进入电（光）缆传输系统，广播节目的制作与覆盖水平将超越时代，与电视业共同进入现代高科技，使广电一体化经营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提高了广电资源利用率，使其人口覆盖率得到实际增长。

随着对广播电视产业属性和经济功能认识的深化，广电事业在管理上实行企业化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行政事业型向宣传主导产业型转变,从以垂直行政关系为纽带、条块分割、单一国家所有制向按照生产要素组合、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容许多种成分参与的产业体制转变。1992年，上海广播电视局又从台中台的体制变为台外台体制，即从原有的电台和电视台中各产生一个新台作为独立法人，即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电视台，率先在全国形成一个城市两家相同级别的电台和电视台并行运作、相互竞争的全新格局，还成立了局技术中心、服务中心和节目中心。此外，上海广电局又于1992年8月成立了局下属的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全国第一家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400万股，集资2亿多元，由总公司控股，，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保证。1988年，上海财政局同意广电局实施第一轮财政承包，约十年后，广电局在1997年7月终于由上海市政府正式授权，成为全国第一家地方广电系统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人和管理者。

十四大后，广播电视机构管理职能未变，走上产业集团化道路。如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改革方案》，按企业化模式组建广东有线广播电视

台、广东经济电视台和广东信息电视台，对这三个台实行“三无政策”，即无行政级别，无国家编制，无国家拨款，靠广告生存。

对同一市（县）的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了“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的改革，“三合一”就是将广播电台、无线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合为一个播出实体，统称广播电视台，统一机构建制、人事管理、事业建设、经营创收；实行局台合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广播电视局实行统一管理，此为“四合一”；若再家上本市（县）的教育电视台就成为“五合一”的管理体制，全部合并工作在1997年12月31日前完成。

1998年6月，广播电视部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开始对原有政事不分、条块分割的宣传、行政、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进行“大手术” 。系统性－－－“条”的属性、职能、结构发生改变，尤其是十五大后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成立，使广播电视传输网（无线和有线电视网）的统筹规划与行业管理、广播电视的传送网络的技术体制与标准的组织制定职能，即原有三位一体中的“技术职能”划归了信息产业部，预示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厅、局只是一种过渡，预示着裁判员、运动员不能终生兼任，将以一定方式转体。1999年初，重新审核登记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总数2216座，“凡实行有线电视联网的省（区、市），要积极创造条件，由省广播电视台在现有频道中改办一频道为公共电视频道，统一将节目提供给本省（区、市）各县（市）广播电视台，同时在公共频道中留出一定时段供各县（市）广播电视台播放当地新闻和专题节目。县广播电视台的呼号可保持不变。经济收益在省、地、县广播电视台之间合理分配。”（国家广电总局）地方性－－－“块”的改革“由计划型向产业型转变，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湖南电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提出组建广东广播电视企业集团公司，无锡广电集团实行“多台合一”、“局台合一”。

广播电视体制向中央和省两级管理，地市以下实行省（区、市）垂直管理方向发展，并最终使条块整合，呈现出由几个跨地区的广播电视网组成的网络集团体制。

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存在着以下问题：

首先，事业系统非整合化的问题阻碍了广播电视技术网络的发展，重复机构设置、重复硬件建设，还以传输手段特征来区分和设立电台和电视台。如今传输节目，无线台要进有线，上星的也要落地入线，广播节目也提倡和推进共缆传输。其次，事业资源配置的非经济化阻碍了充分开掘广播电视传媒的各种社会功能。频率频道资源是广播电视的核心资源，仍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无偿使用，导致频率频道资源和人、财、物资源的不优化甚至倒挂，还出现了“电视富、广播穷”的局面。

对于广播电视集团化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有明显的产权作为集团成员之间的联结纽带，并规范集团与国家的关系，以公有产权来代替国有产权，使所有者的代表进入企业，形成本企业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改变所有者空缺的状况。上海市采用的方法是由市政府委托授权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管理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系统的国有资产，“依法管理”，无锡市广电集团在产权问题上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广播电视厅、局作为集团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理顺台与政府的经济关系。

第二，将政府对广播电视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过程管理、行政管理变为间接管理、目标管理、行业管理，这是广播电视集团建立的宏观环境。根据党的十五大确立的方针，政府的管理应体现为提供统筹规划、制定政策、引导信息、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五个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掌握投资硬件、监督软件”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职能：通过占有的频率频道资源和国有资产、颁发营业执照、限制准入条件、控制台长资格审查权等方式，保证办台方向，保证台领导权掌握在

政府以为可靠的社会集团和领导者手中。

第三，广播电视投资的市场化运作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有选择的允许外国和民间资源通过集资、入股的形式投资广播电视，形成多元化、统一、开放的广播电视市场，打破条块分割的封闭格局，形成广播电视集团。

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元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指导，用极大的勇气、非常的耐心和足够的智慧去应对。

广播电视体制

广播电视体制 概述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认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媒介的控制和影响，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媒介的控制者。广播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是人的思想和意志的载体，是控制广播电视使用权、所有权的特定群体的意志的延伸。广播电视的性质决定于社会制度，是广播电视体制形成的关键因素。社会制度不同，广播电视的性质就不同，广播电视的体制也必然不同。广播电视体制也就是社会制度中对广播电视活动直接或间接起 着控制和制约作用的组织制度。广播电视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和经营体制。在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加上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广播电视在所有权、管理经营、新闻传播、社会控制等方面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体制上的差异。类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学者将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公有公营型、民有民营型、国有国营型和公商并营型。1、公有公营型公有公营型主张广电不应用于商业目的，而应完全服务于社会公益。同时，广电的经营管理、业务政策与节目内容，须接受全体国民之代表的监督与管理。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是典型的公营体制媒介。BBC是以国会拨款，收取

纳税人“执照费”为经费来源的公营广播电视机构，这种体制决定了其不易受商业力量操纵，能够独立且中立地服务于英国人民。“反商主义”深深地植根于BBC的文化中，远离商业利益成为BBC的一个重要特征。加之BBC受到发展初期“瑞思主义”所强调的“引导公众品位”的文化影响，使它长期以来一直行走在“公正性、公众性、公益性”的形象之路上。在这样一种体制及文化氛围下，BBC的形象诉求表现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最值得信任的广播组织和节目制作人，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新闻、教育和娱乐等服务来满足所有英国观众的需求。”公有公营型的广播电视体制可以保持节目内容的平衡，担负社会的教育责任，服务民主政治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还可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此外，还可以免于资本家之控制；可以消除广告商的影响，以免广电节目迎合低级趣味。但也有一定的局限：经费来源全赖、或大部分依赖广电的执照费，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广电观众的经济；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未免失之死板，从而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观众的收视兴趣；唯我独尊，缺乏进取精神；言论和消息来源的单一化。2、民有民营型民有民营制，是传统的所谓最自由的一种广电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广电事业向民间开放，允许民间自由经营、自由转让。除负责频道的分配、秩序的维持外，政府对于广电传播不加任何干预。广电以赢利为目的，其经费来源，主要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

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历程

. 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历程 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舆论工具，是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传播工具，也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主要渠道之一。广播电视事业几十年来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历程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一、创始阶段：（1940年—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广播是人类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日益增长的对信息的需求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最早利用无线电波传送和接收声音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加拿大出生的费森登和被称为“无线电之父”的美国杰出发明家德福雷斯特，1906年圣诞节前夕费森登主持播出了世界上第一次语言广播。1920年，威斯汀纽豪斯公司在匹兹堡建立的KDKA电台正式广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试播。当时它是新华社的口语广播组织，故称新华广播电台。1943年被迫停止播音，到1945年，经多方努力才恢复播音，1947年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8年迁到平山县继续播音。1949年，北平解放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3月25日随党中央迁到北平改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新华广播电台，12月5日改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58年5月1日，我国大陆上建立的第一座电视台——电视台，试验播出黑白电视节目，9月2日正式开播，10月1日电视台建成，1978年，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从1940年新华广播电台诞生，1958年第一座电视台诞生，建国后我国有计划地在中央及各省创建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一阶段广播电视事业主要体现党和政府宣传喉舌的特点。 二、发展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 虽然50年代中国电视事业便已起步，但很长的时间里，它距离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很遥远。直到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实况，中国百姓在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春风的同时，才不知不觉迈入了名副其实的“电视时代”。 改革开放提供的有利契机，使得80年代成为电视业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1983年3月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实行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并于同年10月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这一方针极推动了中国广播电. .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

浅谈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涌现，中国广播电视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的体制改革。从社会群众到业内编辑记者，从中央电视台到县级电视台，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仍然是当前讨论最热烈、最火爆的话题。 应当说现在的广播电视的体制是中国当时社会的体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必然结果。但是到了今天，科技飞速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市场逐步发育，政府简政放权，整个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电视体制已远远不能适应传播需求和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出现了一些弊端。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的现状已不容乐观。 （一）小型分散 从普遍的情况来看，省级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要稍强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个别地（市）级电视台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而大量的地、县电视台甚至西部的部分省级电视台基本上没法正常维持生存。加之相互封闭与市场割据，大多处于一种自给自不足的状态，没有能力自己制作像样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过多资金购买节目，所以个别电视台廉价购进的播出带比大街上录像厅播的带子质量还要差，盗版现象也屡禁不止。 （二）资源浪费 一级政府一群电视台，在省会城市，至少有四家（多的达到10多家）以上的电视台在竞争，形成了复杂而拥挤的格局。几乎所有的台又都有一种心态，把自己的频道办成综合频道，作为电视台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有的节目都要作，所有的节目都要播，都用抢夺同一资源维持虚假的繁荣，因此就造成了雷同性较强的资源浪费。 （三）管理混乱 目前一般电视台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是原始的、粗放的。相当部分电视台内部没有现代管理必需的科学的专业分工，内设机构、节目设置以及各部门内部职能配置都是小而全的模式。同时，普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核算，不讲求电视资本的计划投入、准确投入、有效投入和投入回收，多数仍采用收、支流水帐方式记帐，存在严重的浪费。产品质量检评仍是沿用经验标准和相对标准，没有科学的、系统的质量评鉴体系，缺乏客观的、理性的、量化的因素。 （四）恶性竞争 由于市场小，生产和播出的单位太多，对有限资源的恶性竞争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

改革开放前后土地政策的演变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一1978)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1949. 10- 1956. 9)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 10一1953春) 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 4一1956. 9)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1956. 9一1966. 5) 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1956. 9一1958年底)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1966.5 -1976. 10) 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或被砸碎的不正常状态。 4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1976. 11-1978. 11) 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1978 – 2002) 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1978.12-1982.12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变和拨乱反正的完成，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召开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 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1978.12-2002.12 )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承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 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 12-1984. 12 ) 所谓大突破指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阶段的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而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这一时期，土地政策走过了一个不平凡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 1一1991. 12 )。 所谓大磨合，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 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这一时期，主要是贯彻落实第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且又有所创新。 第三阶段是大转型阶段(1992. 1一1996. 12 )。 所谓大转型，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开始转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渐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1993年4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宪法》进行了又一次修正，第一次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从而解决了多年来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与非难。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大转型的重要支撑。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 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 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 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 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 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外交特点: 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 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 是不断前进的。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成果： 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 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 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 外交目标: 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 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 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 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 综述 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故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其唯一的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为依据。

《上海地方志》——上海广播电视发展史

上海地方志》——上海广播电视发展史 第一节 沿革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开始设立无线电广播电台，同时， 市场上出现外国的收音机。民国 12 年（ 1923 年）1 月，美 商与华商创办了中国无线电公司，自建广播电台，并出售收 音机。其时，全市有 500 多台收音机接收该台的广播。翌年 10 月，苏祖国等 7 人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无线电 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1001 型矿石收音 机和国内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亚美牌 1651 型五灯中波 到五灯的电子管收音机。民国 25 年，全上海收音机的拥有 量约 10 万台，绝大多数是外国制品。 民国 26 年抗日战争爆 发后，上海收音机制造业受到打击。趋于停滞状态。抗日战 争胜利后，上海收音机制造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新增了宏 音无线电器材厂、利闻无线电机厂等一批收音机制造厂。民 国 36 年，上海无线电工商企业有 235 家。但由于成套无线 电零件从国外进口，并低价销售组装收音机，使上海收音机 约有 30% 以上工厂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 从事收音机及其 零件制造的企业仅 7 家，从业人员共 100 余人。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 国家在政策上扶植无线电私营企业， 1952 年 7 工厂 超外差式收音机。此后， 中雍无线电机厂等单位相继生产 制造业处于困境之 中。至民国 37 年，上海无线电制造业中

月，建立了第一家国营无线电整机骨干企业——华东人民广 播器材厂，翌年改名为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重点发展电子 管收音机、扩音机。这一时期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录音机制 造的钟声电器工业社生产出第一台 101 型钟声牌钢丝录音机 和第一只录、放、抹复合磁头。 1953 年，月产量达 20 台。 1956 年 1 月，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成立， 该公司对原有无线电企业进行裁并改组，组成 专业分工生产电子仪器、收音机、扩音机、扬声器、录音机 等产品。 当年生产收音机 6.85 万台、 扩音机 3372 台。1958 年 3 月，国内第一台全国产化晶体管汽车收音机问世。同年 7 月，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成功两台上海牌 101 型 44 厘米 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1960 年起，在从轻、纺工业系统中划 给仪表电讯系统的 10 家大厂中，结合调整部分工厂，组建 了上海无线电二厂、三厂、四厂等 12 家骨干大厂，为发展 国产化广播电视产品奠定了基础。这些大厂一开始就研制开 发收音机、扩音机等产品。上海无线电三厂于 1960 年试制 成功 663 —2— 6 型六灯三波段收音机， 在全国第一届收音机 评比中获第一名。 1962 年，该厂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全国 产化晶体管收音机，同时建立了国内第一条晶体管收音机流 水生产线。上海无线电四厂的 593—2 型、 593 — 4 型收音机 获一等奖。 1961 年，上海无线电二厂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提管理无线电、 有线电、电灯泡、日用电器、胶木、蓄电池等 6 个制造业，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1、先秦：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3、隋唐：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4、宋元：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5、明清：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和走向

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的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认可和赞誉。“一边倒”。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这是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逐步实行“一大片”政策，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分歧出现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此期间的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的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3、中法建

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的简要评价: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是不断前进的。两个拳头出击”。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继续对抗，为捍卫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的成果：1、18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条线，一大片”。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苏联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我国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既重视发展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又注重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的演变

新闻提要：新闻提要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农民土地 私有制，农民向国家缴纳公粮。 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的演变 1、1949~1954年,从土地农民私有制到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的转变 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向国家缴纳公粮。此间，农民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短缺，在一些地区出现村民以生产资料换工等形式的互助生产组。 农民拥有了土地以后，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有了上升，一部分农民包括有的党员买了土地和车马，雇了长工，少数农民则因种种原因生活下降，开始出卖土地或给别人当雇工。针对这种情况，东北地区和山西向中央提出进一步提高互助组的层次报告，以防止此现象持续发展。刘少奇对两地区的报告给予了批评和否定，认为当时的生产工具无法满足集体农庄的要求。但毛泽东认为这将助长让私有制的出现、使剥削制度再度出现，对于党员雇工更是无法接受的。随后陈伯达把马克思的工厂分工理论拿出来作为作业农业生产合作的理论基础，认为在生产工具不具备要求的时候通过分工仍可以提高生产效率。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促成1952年秋冬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运动的高潮。1953年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及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是以土地形式入股到合作社，此阶段仍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农民没有加入到农生产合作社。1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

新闻提要 制；资本家所有制”等四种所有制形式，并在其第八条规定了“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2、1954~1958年，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转变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过猛，部分地区出现违背农民意愿强制要求入社的情况，后来出现了整顿。但这并没有阻止合作化运动的脚步，1956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在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仅３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已经有大约87.8％的农户参加了所谓高级社，但到了高级社阶段，农民一入社，其土地等生产资料就归所谓高级社集体所有了。 在土地问题上，人民公社实行的其实已不仅仅是所谓集体所有制了，而是一种介于集体所有制和比较高级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共中央1958年8月29日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就其所有制问题有如下叙述：“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3、1958~1978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损害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与国营广播电视体制的比较

NEWSWORLD 《新闻世界》调查研究 【摘要】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国营广播电视体制、商业广播电视体制是目前全世界通用的广播电视制度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国营广播电视体制在性质、节目内容、服务的对象、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有着更多的相似点。两者的定义比较模糊、趋同，或者说还不太准确。 【关键词】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国营广播电视体制比较 一、两种体制的概述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是一种介于完全的商业化和完全的政府控制之间的模式。它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但并不由国家直接管理，一般通过国家委托、特许的公共机构提供广播电视节目，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日常的运作经费以观众的电视机执照费、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大多不接纳商业广告，有的容许少量的商业广告，但明确规定不能影响节目的内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下制作的节目一般定位高雅、讲究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社会责任至上。最著名的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网（NPR）等公共广播机构。 按照现行的解释，国营广播电视体制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国有模式，因为社会主义的政府代表人 民利益，所以是政党和人民的喉舌和宣 传工具；第二种主要是一些第三世界国 家，如老挝、斯里兰卡等，它们都在20世 纪初从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而产生的， 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民族问题亟待 解决，政局的稳定成为一切的前提，执 政者自然将广播电视作为宣传工具而 牢牢把持在手中；第三种为一些西方国 家，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这些国家根 据它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理念，往 往自成体系，采用了广播电视国有为主 的模式，国家拥有并控制该系统，由国 家主管部门分工负责或经营。我国的广 播电视体制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属于国 营体制①。为了分析方便，我们选取中国 的广播电视体制作为国营体制的代表， 与公共体制进行比照。 二、两种体制的不同之处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国营广播电 视体制至少在四个方面有着差异。 第一，双方在所有权和管理模式上 有着差异。在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中，公 共广播电视既不属于私人，也不属于政 府，比如英国广播公司。1927年，英国王 室为改组后的英国广播公司颁发了皇 家特许状，根据该特许状，英国广播公 司作为公共营业性质的独立广播事业 组织，拥有在英国进行全国无线电广播 的垄断权。它的最高决策机构为管理委 员会，成员包括首相、反对党领袖等，具 体操作由下设的总经理负责。日本的公 共广播电视机构NHK的管理机构由政 府首脑提名、议会批准。管理机构确立 后就独立运转，不受政府的领导或控 制，从电视台的办台方针到财政预算、 节目制作、播出，都由管理机构最终决 定。在国营广播电视体制中，公共广播 电视属于国家财产，政府直接进行管 理。政府有专门的行政部门管理广播电 视，广播、电视台的主要人事任免实行 行政程序，接受政府的控制。如中国的 广播电视事业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直接管理，并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 指导。 第二，双方在经费来源上有着差异。 在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中，广播电视的经 费主要来源于广播、电视机的执照收 入、社会个人团体的捐助以及国家的财 政支持。其中以国家的财政支持为辅。 如2003年度日本NHK的收支预算，事 业收入为6802.6亿日元，其中视听费为 6711.1亿日元②。而在国营广播电视体制 中，除了政府投资以外，其他任何部门 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不得 在电视台投资或参股。广播电视的经 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保证电 视台的正常运作，同时也接受团体和个 人的赞助。 第三，双方在性质和目的上有着差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 与国营广播电视体制的比较 ■赵海奇 98

完整版中国的土地政策变迁

实用标准文案 60年回眸与前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土地问题无疑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为基础、最为广泛，也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经济社会 本文着力还原不同历史时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缘起和总根源。为此，问题之一，政策法规视角来审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央决议、法律文件等，由于社会制度是一个渐进式的演进过程，存在必然的“路径依赖”，而很难在短期“脱胎换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不可能脱离历史过程而“另起炉灶”，而这正“制度变迁的社所不能无视的是当前理论工作者在进行理论创新和提供改革路径的过程中，对于历史进程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和政策因此，会成本”。并能提供更为可行和从而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现实困境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选择的历史渊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一、土地集体所有制形成的政策过程 年通过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指导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 《大纲》确立了均分农村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由此也奠定了日后土地制度变迁的基调。“乡村中一切地化的农民私有制。第三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第六条规定，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配“，从而彻底实现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分配形式。年颁布实施的《土地改革法》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对土地制度进行了规范和细化， 1950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土地改革完成后，第三十条规定，并进一步保障了农民的所有权。亿多。土改运动使3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有证，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精彩文档．实用标准文案 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为应对小农户与大生产之间的矛盾，50年代，20 然而，进入世纪个不同时期：推进，逐步完成了从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具体可分为4建立基于农民所有制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1. 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标志，全年12 以1951一3种形式：国各地开始普遍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互助合作主要有三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土地合是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二是常年的互助组；作社。这种互助合作仍然维持土地的农民所有制。逐步完成所有制转变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由初级社和互助合作1953 “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向高级农业合作社“阔步迈进”。第一条明确指明，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地入股、。，（集体农庄）就是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为标志，合作化运动完成了从初级形式以1956向高级形式的彻底转变，也完成了由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迈向“大集体”的人民公社。 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年19583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这是人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8民公社化的前奏。同年“社的组织规模，第二条指出，“政社合一”“巨型化”本质特征是规模和实行的管理体制。精彩文档． 实用标准文案 “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一般以一乡一社、六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及走向

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与走向 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与走向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与走向 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与走向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 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是一个兼行政、事业和产业为一体的混合体，既不是行政单位，也不是事业单位。事业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新闻媒体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自由地出入市场，不能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企业管理意味着经济上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这种模糊的体制长期影响制约了广播电视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促进广播电视生产力的发展是必由之路。 一、我国广播电视的性质与体制任何一个社会机构的体制都是由其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的国体就决定了我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属性，即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舆论工具。因此，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重要阵地，它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这也同时决定了宣传和引导舆论是我国广播电视的首要任务。经济上由政府全额拨款，以政治宣传为中心任务，发展规模、办台宗旨都是由上级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决定。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完全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片面强调广播电视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属性，忽视了广播电视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商品属性。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广播电视事业经过以“广播电视事业”为基本特征的初期发展阶段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探索发展阶段后，目前已进入大整合、大汇流的全新产业化发展时期，并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具体体现：1、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市场与政府展开广播电视资源配置权的争夺。2、广播电视局（台）已经形成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个体，渴望拥有自己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权，呼吁政事（政企）分开。3、政府传统的管理体制与广播电视改革实践发生摩擦与冲撞。 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在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政府应转变其管理广播电视的职能和角色。实现两个转变：1、由传统型行政管理体制向过渡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2、由过渡型行政管理体制向成熟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设想：党委、政府经营综合频道，对分众化频道实行商业经营。综合频道保证了对主流思想方向的把握，商业分众化频道保证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并有利于频道专业化的形成，又能对综合频道形成竞争而促进其不断发展。而广告上也可以根据产品的特征和频道受众的特征选择投放点，从而促进电视业的良性循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不能违背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性质，即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不变，坚持党管媒体不变，坚持喉舌功能不变。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的国家产业政策，在完善的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政府才能实施对广播电视业变革的宏观调控和有效主导，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也才能获得健康发展。 广播电视产业化的现状与困境关于“产业化” 一、关于“产业化”的概念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一个产业可以由多个企业的同类经济活动组成，一个企业也可以不只是从事单一经济类型活动，可能从事多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即从事多产业经营（跨行业经营）。因此，从宏观角度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