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1991-2001)

世界经济危机（1991-2001）
发布时间： 2003-6-14 作者： Nick Beams
第一部分
下面我们出版的是Nick Beams2002年1月16日的一次讲演，他是社会主义平等党的总书记(澳洲)和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orld Socialist Web Site)的国际编委会成员。讲演是在澳洲社会主义平等党在悉尼的一所国际学校里举行的。
10年前，当苏联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者政权崩溃后，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ICFI)提出了下列问题：这些政权的死亡是为新的资本主义平衡建立了条件，还是总的来说正在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进程的开始？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如果苏联的倒塌意味着资本主义又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说，既然社会主义可能并没有死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必然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到来。
我们认为，相反，苏联的崩溃归根到底是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的政治表现——经济变化破坏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于其上的政治结构。生产的全球化，连同以计算机芯片为基础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技术发展，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经济即“一国社会主义”的彻底完蛋。
但是，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只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生产力的全球扩张和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之间的矛盾的又一次爆发的开端。我们认为，这个矛盾的又一次出现，具有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国际委员会在过去十年里的理论和政治工作集中在研究资本主义历史性发展的新阶段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做出必要的改变。
从一开始我们就承认斯大林主义政权——最强大的劳动者官僚机构——的崩溃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官僚机构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认为，联盟、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转变并不简单的是领导人的叛变行为，而是他们的特有结构的有机产物。这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组织对生产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新形势的反应。
生产的全球化同样需要对民族自决观点的批判性的重新考察。尽管这种需求(民族自决)在他们的早期就其反对帝国主义而言具有一种历史的进步性，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意味着现在它已经变化了。自主决定已经成为各种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寻求建立他们自己与全球资本联系的要求。
国际委员会的以上分析是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激进倾向(他们认为全球化只是由统治精英操纵的宣传攻势，民族国家仍然像以前那样强大，政治目标仍然是指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斯巴达克同盟(The Spartacist League )在1994年对我们的分析的攻击中集中了所有那些归根

结底以对民族国家施加压力为基础的政治势力的观点。
如果民族国家像激进分子们所说的那样，没有被生产力的全球发展所破坏，并且仍然像他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主要的政治经济实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就只不过是伦理和道德的理想了。社会主义的前景——以消灭民族国家和私有财产为基础——就只是乌托邦了。
这是由反全球化运动所引起的主要政治问题。在1999年西雅图的示威行动之后，我们解释道，有必要区分生产力的全球化——一种完全进步性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借以建立的基础，与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基础上，并且限制了生产力发展的过时和反动的体系。这种区分是我们两年前与Michel Chossudovsky 教授争论的核心。
基于我们的分析，ICFI实现了如下主要变化：1995-96年，我们从同盟转变为党，1998年创建了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
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预测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吗？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能够建立起进一步的全球扩张以其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平衡吗？现在的局势有走向未来的不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吗？过去10年的风雨只是新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诞生时的阵痛吗？或者相反，以苏联的倒塌为标志，它们意味着不平衡的加深？在这次讲演中，我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美国引导的三次战争
过去十年的政治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美帝国主义引导的三次战争和国际金融体系增长的紊乱。1990-91 年的海湾战争之后是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现在则是对阿富汗的战争，正如布什所许诺的那样，2002年是一个战争年。当我们进入2002年时，我们面对的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可能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衰退。
1990-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最终解体的同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平衡的破灭。正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美国的地位是非常矛盾的。当时，美国一方面正庆祝它对苏联的胜利，另一方面它又在艰难的保持着对其竞争对手的全球霸权地位。ICFI1991年的宣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写道：“美帝国主义为了恢复它的世界统治地位的这种驱动力构成了世界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对美国来说，比科威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战争)为它提供了一个向全球展示其军事实力的机会。
ICFI在1999年5月的声明《列强，石油和黄金》中说明了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根源在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大国争夺前苏联的地盘和获取它们的资源。
“世界上还没有开采的最大的石油储备位于前苏联共和国的里海

边境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资源正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这些能源将被用于重整军备，并且将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当地反抗者的征服战争和帝国主义者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这是理解美国好战的对外政策的关键所在。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只是遍及全球的侵略战争的最新一例。尽管这些战争都有某些区域性的动机，但它们都是美国对苏联崩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反应。华盛顿把它的军事力量看作在未来的对资源的争夺中打败对手的王牌。”
ICFI预计到了当前对阿富汗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早在911 事件前就准备好了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为美国政府为它实施蓄谋已久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
美国的全球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是几次讨论的主题。比如，1992年从五角大楼泄漏出的材料中就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在1997年，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清楚地阐述了这种地位：“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保持这种霸权？据贝热津斯基说，“在全球到处插手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能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在美国保持全球霸权地位的问题中居于核心地位。”(布热津斯基，《大棋局》，p13-14)
布热津斯基在它的书里花了一章的篇幅来写他所谓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这大致包括包围里海的国家及其邻国。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的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来暖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p124)
布热津斯基指出，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和国内的民主是不相适应的。“美国的国内制度过于民主，以至于它不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尤其是军事恫吓能力。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获得过国际霸权。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

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p36 )
很难有比这更能简洁的说明911事件的作用和对美国自身的民主权力的攻击的驱动力的了。
悉尼先驱早报(Sydney Morning Herald )1 月7 日的一篇转载自洛杉矶时报和路透社的文章记录了过去十年里美国军事力量的准备工作：“在秘密协议的掩盖下，美国正建立一圈围绕着阿富汗的新的和扩展了的军事基地，并且提高它对大部分穆斯林国家打击的能力。来自五角大楼的消息称，自从911 以来美国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 个国家的13个地点建立了军事营地，显著的扩展了在这一地区的基地网络。从保加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到土耳其、科威特以及其他国家，超过6 万名美军驻扎在这些前线基地里。”
文章写道，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六个波斯湾国家建立起一个军事设施网络。从911 开始，美国已经和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达成了在那里驻扎军事力量的协议。
尽管911事件确实导致了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即使没有发生911，阿富汗战争也肯定会以另一个合适的理由被发动。
罕见的十年经济增长周期
至于经济形势，美国和世界的经济衰退早在911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十年以来正在进行的过程的结果。
在去年11月，国家经济调查总署(NBER)宣布，基于一系列统计数据(包括就业率)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衰退期。根据NBCR的资料，衰退开始于3 月上旬，距离上次1990-1991 年的经济衰退正好10年时间。
认真研究最近一次经济周期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它代表了美国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展时期。甚至战后50年代和60年代的黄金增长时期也没有如此长的经济增长期。这次引人注目的10年增长有某些特殊的特征。
正如《金融时报》11月1 日所指出的，与历次周期不同，这次衰退有许多非常不利的景况，这使得距离下一次的复苏的时间上将会相当漫长。也就是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年均3.1 %，资本积累率仅为1 %。
历史上看，最近的这次周期决无什么异常之处。90年代的经济增长仅仅比黯淡无光的70年代的增长稍快：在1973-1980 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是2.9 %。90年代的经济增长慢于80年代，就更不要说与60年代创纪录的4.4 %相比起来显得如此的不值一提。按照美国的主流媒体的说法，90年代的经济增长较以前时期都有不同，其特征就是增长速度快于以往时期、增长周期长于以往时期。这些说法实际上遗忘了一个事实，90年代早期的增长的

特征就是增长乏力。(《金融时报》，2001年11月1日)
另外一个关于90年代美国经济的研究显示：即使是最草率的浏览以往的经济数据，也会发现所谓的“新经济”的奇迹实在是一个大肆宣传的骗局。从整个周期上看，3.1%的GDP增长率远远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仅轻微的快于70年代的经济增长。(Dean Baker，《新经济走向破产》，刊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简报》)
那么世界的情况又怎么样呢？重新研究最发达的西方7 国，我们发现，仅仅美国和英国在1993-98 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1983-93 年时期，其他五个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则低于1983-93 年时期，而且所有的西方七国经济增长速度都显著慢于1964-73 年世界经济周期的增长速度。
表西方七国的经济增长七国年均GDP 增长速度1964-73 1983-93 1993-98 加拿大 5.6 2.8 2.5法国 5.3 2.3 1.7德国 4.5 2.9 1.5意大利 5.0 2.4 1.3日本9.6 4.0 0.8 英国 3.3 2.3 2.7美国 4.0 2.9 3.0(源自Eatwell and Taylor，《全球金融风险》，刊于《Polity Press》2000年第107 页)
那么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提高了吗？
世界上最富有的20%占有全球GDP总量的86%，而最贫穷的20%仅仅占有全球GDP的1%，中间60%的人占有13%。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的收入在1994年到1998年短短4 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超过了1 万亿。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48个穷国的GDP 之和。根据1999年联合国发展报告，世界每年需要400 亿美元来维持人类成长所需的基本的热量和营养、基本的教育、饮用水的卫生、以及人类的繁衍生息。而如果那两百个超级富翁能够把他们收入的1%即大约70～100亿贡献出来，将会解决全球的初等教育的问题；而如果贡献出5%的话，将可以维持世界基本的社会福利。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998-99 年，世界人均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5-1.8 %，超过80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十年以前甚至更早，其中至少5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始终是下降的。在20%的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与20%的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比从1960年的30：1 上升为1990年的60：1 ，这个数字在1997年变成了74：1.收入上的两极分化同样出现在了富国内部，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世界上的穷人现在的收入仅和1820年持平，甚至还要低于1820年。(Heikki Patom，《全球化中的民主化问题》，刊于《Zed Books 》2001年第100 页)
重新回到美国经济的话题上来，90年代有一个领域明显超出战后所有经济周期，就是债务的增长，尤其是外债的剧烈增长。
2000年末，美国对其他国家净债务为2.19万亿美元。2001年末，净债务达到2.60亿美元，占GDP 的22%，这个比例在1999年才达到16.4%，同时也比1997年的12.9%高了9 个百

分点。这意味着，美国现在吸收了世界总储蓄的2/3 ，也就是说，美国成了一个超级的金融真空吸尘器，源源不断的将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入本国。这势必给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压力，因为资本过多流入美国使得其他国家没有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也就不会产生经济增长。
当前后观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确实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情景。在1917年，当英国的投资为偿付巨大的对德战争的支出时，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欧洲的对美债务中获得巨大利益，大发战争财，并且一跃成为债权国。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美国始终是一个债权国。现在，仅仅过了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让我们重新回顾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从1983-1990年，美国非金融部门总债务从5.36万亿增长到10.85 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在90年代，总债务增长了62%，1991年11.31 亿增长到2000年18.26 亿。自从1992年以来，每年外国流入的资本量相当于在美国原有全部信用市场总投资的10%以上。
国内债务也同时增长起来。根据联邦储备系统统计的资本流动数据，居民和公司债务占私人收入的比例从1990年的87%上升为2000年末的101 %。每年服务性的债务偿还(应为“每年偿还的债务利息”，译者注)占私人收入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4%。巨额债务的增长可以从美国经济的消费总量中反映出来。美国的消费率从1989到2000年，年均递增2.6 %，而同期美国的储蓄率年均下降7 %。在最近的今年里，美国的储蓄率甚至变为负数。
过去的十年里，同样显著增长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现在大约占GDP 的4 %。当前，美国需要每天流入10亿美元(每年约4000亿美元)来维持巨额的贸易逆差。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国际金融交易迅速的发展起来。1970年，世界债券市场总额大约1 万亿美元，到了1980年达到了2 万亿美元，接下来就是飞一样的增长：1990年达到12万亿，1995年超过20万亿，1998年达到约25万亿。
在90年代后期，外币兑换的汇市交易总量每天超过1 万亿，这意味着比1986年增长了8 倍。与此鲜明对比，1997年全球的贸易出口总量为6.6 万亿，大约每天250 亿美元。
各种投资基金的数量同样超额膨胀起来。90年代中期，共有基金和养老基金总量20万亿，10倍于1980年的数字。同样，90年代投资基金的总量大大增长起来。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在1990-1995 年期间各种投资机构(主要包括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在成员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增长了9.8 万亿(即增长了75%)。平均每年增长1.9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OECD成员国总国内收入的10%。
如果对比美国和世界资

本主义系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我们会发现90年代经济周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拟资本增长和实际GDP 增长的巨大差异。
这个巨大差异的重要性在于虚拟资本代表着从工人阶级源源不断榨取的剩余价值。确实，金融资本能够从金融及其附属机构中获取可靠的利润，这个过程也可以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只要另外的资本能够源源不断流入金融市场。但是(金融资本利润和劳动人民收入的比例)到达某一个点上，金融资本就不得不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换句话说，为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迅速膨胀以满足虚拟资本增长的需要。
然而，现在发生的恰恰相反(！)，与其说实物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虚拟资本未来的需要，不如说现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来越独立的金融机构去维持它们自己的利润。
正如对这个过程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自从80年代以来，投资回报比例的不断上升是以Capital Gains(有价证券的增殖)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资的利润)，正如前文所讲的那样，英、美有价证券的增殖占投资回报的75%，而在1900-79 年期间平均比例低于50%。这清楚的表明价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投机买卖的数量的增加，并且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将使假定维持良性增长的代价继续增加。
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结构在90年代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却建立在远远不成比例的利润的增长的基础上。正如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那样，这样的金融结构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既然这样，虽然不是由于地球重力的影响使它失去平衡，但是利润的驱使会使投资基金迅速逃逸以寻找新的高利润的回报。过去十年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明显标志的金融风险就源于此。
第二部分
我们在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中进入90年代。尽管起源于华尔街，这次崩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政府、金融寡头和德国银行家之间的在利率问题上的矛盾引起了对美元迅速贬值的恐惧，结果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撤走。
只有通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大规模干预，才能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些机构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但是，在一种十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下，他们惯于使用的抑制危机的手段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产生的条件。在这里，流动资金的注入使已经增长起来的日本的金融泡沫进一步变大。
日本的泡沫源于1985年9月的Plaza协议，其中规定中央银行同意调整世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

升值造成了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日本的出口变的昂贵了，使得日本的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在那里货币与贬值了的美元直接挂钩。其次，日本的资产被重新估价，使得日本财富和地价增长，东京股票市场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在1989年末时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现在是约13000点)。但是泡沫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在90年代初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了债务性通货紧缩，至今也没恢复过来。
这确实是9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从80年代后期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日本地价和股票市场的跌落导致了日本银行坏账的激增和资本基础的破坏。这反过来又造成借贷和投资的削减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随之发生的经济低迷使得股票和财富进一步下降，促使银行地位进一步削弱。
从ERM崩溃到美国的金融泡沫
90年代的第一次重要的危机是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崩溃。英镑在对冲基金的大规模投机下从ERM 撤出，结果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银行体系在一夜间突然面临100%的利率。
接下来是1994年末墨西哥比索的暴跌，和1995年初由克林顿政府组织的500亿美元的对墨西哥的救援。“对墨西哥的救援”其实是个误称。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对那些投资了墨西哥债券的美国金融利益的救援。
救援展开不久，另一场危机就发展起来了。1985年的Plaza 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币值，扩大美国出口。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半期，出口的增长贡献了美国GDP增长的1/3.但是美元的低币值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造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危机。
到1995年4 月，美元已经贬值达创纪录的79日元对1 美元。与1991年初相比，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达60% ，与1994年初相比也达到了30%.但日元的升值对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当日元在这个水平时，日本的出口商不管从国际市场获得多少利润，也无法支付起可变成本。尽管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对日本极端攻击性的政策，它也无法忽视升值的日元和贬值的美元带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危险在于如果持续贬值的美元造成日本的金融危机，日本的资金就会迅速从美国金融市场撤出，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而这时美国经历了几年的低增长，刚从1990-1991 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1995年4 月，签订了一项旨在降低日元币值，提高美元币值的协议——与Plaza协议正相反。但这项转移了直接可能的美元—日元金融危机的协议造成了长期的结果。美元的升值直至2000年4 月一直是美国金融泡沫的推动力。美元和美国资产的升值导致大量游资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入美国。1995年世界其他国家购买

了1972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这是前四年平均数的2.5 倍。1996年购买量达到3120亿美元，1997年为1896亿美元。三年总共超过了5000亿美元！
这对股票市场立即产生了影响。标准普尔500 指数1994年只上升了2%，1995年就上升了17.6% ，1996年上升了23%.到这一年的12月，格林斯潘警告说有“非理性的繁荣”。1997年标准普尔500 指数又上扬了30%.在考察了市场的整体上扬后，Robert Shiller在他的书《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中说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94年初处于约3600点。到1999年，它就突破了11000 点，五年里增长了3 倍多。股票市场的市值总共上升了200%多。2000年初时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1700 点。而同一时期，基本的经济指标绝没有增长三倍。美国的人均收入和GDP 只增长了不到30% ，而且几乎一半的增长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公司的利润也只增长了不到60% ，并且是从暂时的衰退造成的下降了的基础计算的。”(Robert Shiller，Irrational Exuberance ，p4)
债务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上扬以及美元的升值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美国的金融泡沫持续膨胀。被升值的美元所吸引的资本流入，负担着债务的增长，而这些债务主要是用于购买股票。股票市场的价格上扬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因为预期金融投资会有较高的回报率——这种回报率不是由收入，而是由资产的升值所决定的，这是金融泡沫的经典形式。
一些数据说明了这个过程。到1999年，标准普尔500 公司债务和其资产的比率是116%，而80年代末时是84%.1994-99 年间非金融公司的借贷达到1.22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5.3% 用于金融资产支出，至少57% (即6947亿美元)被用于购回股票。
到2000年第一季度(市场达到顶峰时)，公司的资产(他们的市场资本总额)已达到19.6万亿美元，而1994年还只有6.3 万亿美元。但这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联系。市场资本总额占GDP 的比率在五年间(1995-2000 )从50% 上升到150%，增长了三倍。同时期的公司税后利润只增长了4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市场资本总额花了13年的时间(1982-1995 )才从占GDP25%增长到50% ，而同时期公司利润增长了160%.
“亚洲奇迹”
美元的升值还造成了其他的后果。由于1985年的Plaza 协议和日元的升值，所谓的东亚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菲律宾)成为日本投资的重点。之后，从9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来源，美国资金开始瞄准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所谓的“东亚奇迹”是由资金的流入和利用该地区廉价劳动力建立新增生产能力的公司一起造成的。

这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该地区开始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1997年间，东亚地区占到全球新增投资的2/3 和世界GDP 总额的大约一半。它对美欧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重要。
以下的数据说明了投资的流入对该地区的重要性。到1996年末，该地区有3个国家位于外国私人资本净流入国的最前列。印尼得到第三大的份额(179 亿美元)，马来西亚第四(160 亿美元)，泰国是第六(147 亿美元)。
“奇迹”有两个基础条件：该地区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但是这些条件在1995年遭到反Plaza 协议(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被重新评价)的压制。东亚的经济体，由于其货币与美元直接挂钩，立即感到压力。他们又遇到1994年中国人民币的实际贬值，使得中国成为对海外资金和生产商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取消与美元的联系，将使出口变得便宜，但这不会是东亚虎的选择，因为这将使投资削减。该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货币相对美元的稳定。
到1996年，该地区的出口增长开始下降，债务问题加重。之后的1997年泰铢的贬值和泰国房地产繁荣的崩溃引发了危机。
从1994到1996年，四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资本流入翻了一番还多，从400亿美元增加到930 亿美元。在1997年，却是120 美元的净流出。这1050亿美元的差额相当于受影响国家GDP 的10%.“1997-1998 年的危机……到2000年已给泰国、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的GDP 造成了10-20%的短期损失(假设他们保持1996-1997年度的增长速度)。长期损失将更大。此次亚洲危机比以前的金融危机更为深刻和严重。……据估计……亚洲危机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造成了1998-2000 年间全球产出2 万亿美元的削减，大约是全球GDP 的6%. 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另据估计，亚洲危机造成了1000万人失业，大约有5000万亚洲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民主的全球化，Democratising Globalisation ， p. 31)
当亚洲危机爆发时，克林顿将其轻描淡写为“小故障”。然而不久之后，由于1998年8 月俄罗斯的债务拖欠和30亿美元的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崩溃，克林顿政府又将金融状况说成是战后最严峻的。
美国的衰退和资本的过度积聚
通过对LTCM的救援，美联储的干预避免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1998年末由于利率的降低，美国金融泡沫进一步增大，直到于2000年4 月达到顶峰。一年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
此次衰退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同于其他战后历次危机的。他不是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相反，近期的总趋势是价格的

低落(即使不是通货紧缩的话)。
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市场繁荣崩溃之后的投资下降。2001年的11次降息依然不能使情况好转，这造成了对美国经济陷入日本那样状况的恐惧的增长。日本的货币政策根本起不到效果，因为通货紧缩的条件继续发展着。而这些条件又是资本过度积聚的结果。
这种资本过度积聚的程度可从电信业看出来。事实上，电信业的泡沫要比网络业的泡沫大得多。去年9 月4 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电信业崩溃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
失败的网站和因特网零售商在他们破产时只不过是浪费了几千万美元，而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机构(Europ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servatory )所说，1997至2001年期间欧洲和美国花在电信设备和服务设施上的资金超过了4万亿美元。
据Thomson Financial 说，在1996至2001年间银行业向(电信)辛迪加提供了8900亿美元的贷款，此外还有4150亿美元的债券和私人资产和股票市场升值造成的5000亿美元。尽管人们相信，因特网使用的爆炸性扩张将会为电信业创造几乎无限的需求。希望从这些蓝色的芯片中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驱使他们走向破产的边缘。
“全球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依赖于这种资金的注入。将近一半的欧洲银行在1999年向电信公司提供了贷款。据Moody 氏信用所估计，在经济繁荣顶峰期间大约80%的美国市场上高产的，或者说”垃圾“债券是电信运营商发行的。在经济繁荣期间历史上最大的10起合并案中有5 起是和电信公司有关的。”
这些资金造成的不朽遗产就是所谓“带宽”——传输数据的能力和通讯网络的所有基础原材料。这种过剩是这样的巨大，以至于即使世界上60亿人口在一年时间里连续不断的打电话，他们的语言数据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传输完。
文章继续指出，电信泡沫的破灭影响到多方面。电信业拖欠了总共600 亿美元的贷款，造成了上千家投资银行的呆账，设备供应商和相关工业领域削减了超过300000个工作岗位。
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生产商的股票市值从2000年3 月的顶峰6.3 万亿美元已经总共减少了3.8 万亿美元。而所有的亚洲国家在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值总共也不过减少了8130亿美元。(Dan Roberts ，“对万亿美元级废物的美好期望”，金融时报，2001年9 月4 日)
这只是对世界经济普遍的资本过度积聚的一个最生动的描述。早在1999年2月，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就警告说“由于生产能力过大”，世界“充斥着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它总结说，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和实际使用能力之间的巨大差额已经接近

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情绪在国际清算银行的1999年6 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体现出来：“很多国家和部门的过剩生产能力将继续成为对金融稳定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有序的削减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的回报率将继续令人失望，这将对消费信心和投资支出造成潜在的削弱性和长期的影响。而且，推动资本扩张的机构的偿付能力将变成越来越成问题。”
你可以继续列举标志世界经济衰退和收缩趋势程度的各种指标。我们还要对所谓“新经济”扩大的利润提出质疑。最新的数据表明，利润(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在1997年之后是一直下降的。Enron 的破产只是“新经济”的一个例子罢了。
关键不在于衰退已经发生，而在于衰退的本质。这次衰退不是使世界经济走向更稳定的局势，而是从9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的最终表现。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年是随着涌向东亚的投资巨潮开始的——1993年被世界银行称赞为“经济奇迹”。亚洲经济的扩张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投资贡献了可观的比例。在十年的后一半时间里，美国金融泡沫和投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世界经济。据估计，在1996到2000年间美国一家就提供了世界一半的新增需求。但这是通过制造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才得以实现的。
第三部分
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和不断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时期。
在当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战期间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有某种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把1870-1913年阶段称作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不受束缚的独立实体的上升阶段。当前的时期则构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包括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球化，也即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
这个发展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国际(ICFI)明确的反对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不相关的经济个体的说法。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第二时期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单一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
在1991年，我们写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有的差异正在被抹煞，现代的跨国公司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都被卷进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生死攸关的争斗之

中。但即使是民族国家客观上失去了经济独立重要性，它为资本家之间不同派系所扮演的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的手段——政治-军事机器异常的强大起来。这个事实最明显的说明一场新的世界灾难正在加速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第11页)
世界大战
总体上说，国际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19世纪中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那时是英国的全盛时期。英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但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随着内战结束后美国正在扩张的国内市场的建立，随着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产生了。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新的工业和企业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业权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英国在欧洲大陆统治权的挑战，这种情况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出现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新的工业组织形式(所指应为“托拉斯”，译者注)的出现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开辟已经向世界预示了美国在未来的世界霸权。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在一战中彻底爆发出来。英国完全有击败德国的实力，但是巨大的战争耗费使它失去了金融霸主的地位。1914年以后的时期中，一笔巨大的资金从大西洋的一边转移到另一边，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的投资也被清算用来支付战争支出。仅仅在几年之内，财富的转移不仅抵消了美国以前亏欠欧洲的所有债务，而且使美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1914年美国海外总投资为25亿美元，1919年就翻了一番多，变成了70亿美元。同一时期内，外国对美的投资从72亿下降为33亿美元。
在战争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有的以伦敦为金融中心、以黄金为基准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再也无法维系下去。以英国为金融权力象征的战前经济体系，严重的被削弱了。
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尔逊和他所主张的“十四条”领导下的美国试图建立自己权威之下的欧洲体系。但是美国不得不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经济上改造欧洲，就必须彻底清扫原来德国和欧洲轴心的力量。然而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美国，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美国只得和旧有的欧洲势力在凡尔赛谈判上结成联盟。但是这也意味着欧洲经济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距离一战开始仅仅13年，在1926-27年，欧洲的生产才刚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影响不仅发生在欧洲，战争揭示了世界经济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此外，美国参战、及重组欧洲的努力证明了美国资产阶级不会仅

限于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要进行扩张，美国资本和生产就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在欧洲严格控制的国境线、关税、协议及其他限制上占领那里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导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矛盾状态。
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他指出未来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必然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作为崩溃的结局。
他写道：“美国代表着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在国内市场和寻求无限的新市场上，美国对于欧洲而言，无可置疑的取得了经济、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但是它对于世界战争的干涉却清楚的表明它的国内市场的平衡已经被破坏掉了。战争给美国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已经使美国进入了世界竞技舞台，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进入世界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必将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应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于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俗的讲，对于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美国人在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上最高的组织形式是流水线，标准的大规模生产。就像阿基米德要翘起地球的支点被找到了一样，这种生产形式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古老的星球不甘于被如此翘起，每一个国家都用高关税和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欧洲根本不买美国的货物，相反还大规模扩充军备。而被饿惨了的日本牢牢的控制着本国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突然发现，在远远落后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障碍面前，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仅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发挥作用，迟早，美国资本主义都要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很高的破坏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耸听吗？起码不是，我不是在讲天书，我只是试图分析世界形势，并从经济结构规律上得出结论。”(托洛茨基，《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生命》，1933-34，第161-162页)
美国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力不仅将美国拉入战争之中，同时也保证它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美国建立了全球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整体上的较快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

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

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

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