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理论
8.1 概述
鉴于经济后果的存在,我们必然要究其原因。为了便于解释，我们现在引入一个与经济后果存在性相一致的理论—实证会计理论( P AT )。
我们认为，实证一词指的是一种试图对现实事件做出合理预测的理论。因此，实证理论主要是对以下行为做出预测：公司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司对新会计准则提案做出的反应。比方说，我们能预测出哪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勘探成本核算会采用成效成本法，而哪一些公司又会用完全成本法吗？我们能预测出哪一些公司会积极响应新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提案，而哪一些公司又会抵制吗？
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公司往往在产业集中程度、企业行为的内部化或外部化及资本结构中的融资方式等等方面采用其认为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来达到生存前景最大化的目的[ 1]。一个公司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环境、技术水平、行业竞争程度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公司所有可能投资机会的集合，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经济前景。
公司[ 2]可以看成是一个契约的集合，也就是说，它的组织形式可以由它所涉及的一系列契约来描述。例如，与雇员（包括经理）、供应商及出资者的契约构成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核心内容。与各种契约相关的契约成本有：谈判成本、契约履行监督成本、重新谈判的潜在成本以及因破产或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契约的预期成本等；而公司的目的是力求契约成本的最小化。
这些契约大多数都与会计变量有关。雇员升职和报酬的业绩计量是以会计变量（如净利润）为基础的；与供应商的契约可能以公司流动性比率及其他融资指标为基础；债权人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会对公司的一些财务比率，如权益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和所有者权益做出一定的限制。
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为达到公司有效管理的目标，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契约成本最小化问题的扩展。梅恩和史密斯（Mian and Smith ，1 990）对是否进行子公司合并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越高，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效益就越高（即契约成本越低）。原因是依存程度越高，就越有必要评估母子公司的合并经营成果。而合并财务报表就为合并评估提供了一个基础。当依存程度很高时，用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的业绩计量来监督经理人员行为比单独用母子公司财务报表更为有效。因此，梅恩和史密斯预测：母子公司间的整合程度越高，母公司就越有可能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还由此进一步预测：如果公司为经理人员业绩的内部监控已编制了合并财务报表，那么，再编一张对外报告的合并报表的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梅恩和史密斯的实证研究结果与预测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建议公司（和准则制定者）应该完全限定他们将采用的会计政策，那样成本太高了。经理们选择会计政策应拥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他们可以针对新的或未预知的环境做出调整。例如，一个新的会计准则会改变公司的权益负债率（S F AS 106关于退休后福利的规定就是这样一种准则—见第6章6 .4.1节），使其违反限制性条款的临界点。这时，经理人员可能宁愿多交税，从后进先出法转成先进先出法增加所有者权益，也不愿重新谈判债务契约或承担技术性违约的预期成本，因为前者成本更低。
一般来说，会计政策的选用要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规定。但是，除了成本外，会计政策的范围还受到契约的进一步限制。
然而，让经理人员自由选择会计政策，就给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就是说，实证会计理论假定经理人员是理性的（像投资者那样），他们会尽可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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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会计政策。因此，报酬契约以报告净收益为基础的石油勘探公司经理可能会取完全成本法而舍成效成本法来计算其勘探成本，这样可以平滑收益同时增加他们红利收入的现值；而且，成效成本法使以后各期产生较高的报告净收益，会导致税收增加，其他公司也可能因此进入本行业，造成不必要的竞争。当然，公司在订立这种经理人员报酬契约时，就已预料到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并从经理人员的正常报酬中扣除预期投机金额以获得自身的价格保护。也就是说，由于经理人才市场存在着竞争，如果能够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扩大他们的个人效用，经理们还是愿意为低报酬的公司工做的。因此，签订了这种报酬契约，经理人员有了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也就有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那么，公司最优的会计政策是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的一种最优权衡：“严格限定会计政策，以使当前环境下契约成本最小化”与“让经理人员灵活变换会计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包括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成本）”。实证会计理论强调实证研究要回答：什么才是最优的会计政策？不同组织结构的公司其会计政策又有何不同？最后，该理论的目标是要解释和预测不同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
因此，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告诉个人或信息使用群体应该怎么做，而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的理论称为规范性理论。本书就同时运用了实证和规范性理论。单人决策理论和第3、4章所述的投资理论就是规范性理论的例子—如果个人想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他们就要遵循这种理论。
规范性理论是否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取决于个人是否真如规范性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决策。当然，一些规范性理论还是具有预测力的。例如，我们确实看到人们正在分散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即使一种规范性理论可能不能很好地做出预测，它仍是一种好的理论。不能很好预测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理解这种理论需要时间。人们可能不遵循这种规范性理论，因为他们不理解它，或者因为他们更喜欢其他理论，或者只是出于习惯。例如，投资者可能并不采用分散投资组合的策略，因为他们相信技术分析[ 3]，并将他们的投资集中在技术分析所“推荐”的公司。但是，如果一种规范性理论确实好的话，我们会看到人们不断地学习并采纳它。然而，与实证性理论不一样的是，规范性理论并不是主要由预测能力来评价；而是由它与个人理性行为基本假设的逻辑相符程度来判定的。
一些人开始致力于研究哪一种理论方法是正确的。如波兰德、高登(Boland and Gordon，1 992)和戴姆斯基( D e m s k i，1 988)。我们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性方法对理论发展和检验都是有用的。只要决策者按照规范性理论做出决策，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性方法就会得出相同的预测结果。实证研究不断地对这些预测进行检验，帮助修正规范性预测。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8.2 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设
大多数实证会计理论的预测都是围绕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 m m e r m a n，1 986)所提出的三大假设做出的。以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 m m e r m a n，1 990）二人的观点为依据，我们将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分析这三大假设。
1. 分红计划假设
若其他条件不变,在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中，经理人员更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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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设看起来很合理。公司经理和其他人一样也喜欢高报酬。如果他们的报酬主要（至少部分）是与报告净收益相关的红利，那么他们就会尽量提高净利润来增加他们当期的红利。其中一种办法就是选择能增加当期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当然，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理，若其他项目不变，这种方法会降低以后期间的报告收益和红利。但是，经理人员未来红利现金流量获得的个人效用现值，会由于从未来提前到现在而得到增加。
2. 债务契约假设
若其他条件不变，公司越有可能违反以会计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条款时，其经理人员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未来期间报告收益转到当期的会计程序。
理由是增加报告净收益会降低公司技术性违约的概率。大多数债务契约都备有借款人在契约期间必须遵守的保护性条款。例如，保持一定标准的权益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及所有者权益。如果公司违反了这些条款，债务契约就会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对其股利发放或继续贷款进行限制。
显然，违约条款限制了公司的经营行为。为了防止或拖延这种违约，经理人员会变换会计政策来提高当期收益。根据债务契约假设，当公司即将违约或实际上已经违约时，就更有可能这么做。
3. 政治成本假设
若其他条件不变，公司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经理人员就越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当期递延至以后各期的会计程序。
政治成本假设给会计政策选择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例如，政治成本可能是由公司的高盈利能力引起的，因为公司的高盈利能力会受到媒体及顾客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很快便转变成对公司的一种政治“热”，政治家们不得不对公司开征新税或施以其他的规范管制。例如在原油供应有限而汽油价格又不断上涨的时期，石油公司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高价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对石油公司开征特种税以收回其额外收入。所以，石油公司经理觉得改用后进先出法会减少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公司规模太大通常也会引发政治成本。例如，大公司可能仅仅因为看起来很大很有势力，就得受到更严格的行为规则的限制，例如环境保护的责任。如果一个公司规模很大，同时盈利能力也很高，这种政治成本就更大了。
公司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要支付政治成本。例如：外来竞争会降低本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要想避免这一点，受影响的公司就得设法促使政府采取进口保护措施。一种方法就是采用会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让政府知道自己的利润正在下降。
这三个假设构成了实证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以它们为依据，可以得出一些经得起实证检验的预测。例如，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其经理人员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比没有实施此类计划的公司经理更激进。此外，我们还可以推断出，当某项会计准则提案会导致公司报告净收益的降低或是会增加公司的债务违约行为时，对于此类准则，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中的经理会持反对意见。因为有了这类准则，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做文章以使当期报告收益最大化就更困难了。与此类同，根据债务契约假设，权益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其经理人员越会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同时也会抵制限制他们这么做的新准则。同理，根据政治成本假设，大公司会选择比小公司经理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而且也不大可能反对降低公司报告净收益的新准则。
8.3 实证会计理论的检验
实证会计理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7 .6节讨论的列夫（L e v，1 979）的文章就是一
种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列夫并没有建议公司和投资者应该怎样应付S F AS 19披露草案。相反，他把重点放在投资者对于石油天然气公司从完全成本法转换成成效成本法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因此，列夫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以下问题的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公司会选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为什么一些经理反对改变这些会计政策；为什么投资者会对会计政策改变的净利润潜在影响做出反应。实际上，列夫将分红计划假设和债务契约假设归结为市场对这一会计政策变更做出的不利反应的原因。因为经理人员可能用机会主义行为来保住红利并且避免债务违约，有效市场对此将做出不利反应。
许多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已对上述三个假设做过检验。例如，希利（H e a l y，1 985）就研究过分红计划假设，他发现，其分红计划以报告净收益为基础的公司的经理中，普遍存在采用应计利润政策来使他们的预期红利最大化的现象。希利的文章及后来的一些研究将在11 .2节中予以介绍。
斯威尼（S w e e n e y，1 994）对债务契约假设进行了检验。她选取1 980～1 989年第一次违反债务条款的1 30家制造业公司做为样本公司，另外又选中规模相同的同行业1 30家未违约公司做为控制样本公司。
斯威尼收集了公司年报及管理人员讨论分析书上有关债务契约的信息。她发现大多数公司违反的是营运资本及股东权益的保护条款，而违反负债权益率及利息保障倍数条款的则相对较少。许多样本公司对债务违约损失的性质进行了披露，主要有增加担保品、对再借款的限制以及提高利息率等。
斯威尼发现给定一个8年时段，在这8年里违约的样本公司，在违约前5年平均进行的自发性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比控制样本公司多得多，而且这些变动引起的违约公司报告净收益平均波动也大得多。这些变动主要包括养老金计划、失业抚恤金、存货计价等会计政策的变动。
除了刚才提到的自发性会计政策变动，公司还可能在新会计准则采用的时间上对报告净收益动手脚。举个例子，有关外币兑换的S F AS 52在1 981年1 2月发布，但是，它的生效日期是1 982年1 2月1 5日当年及以后的财政年度的，当然鼓励尽早采用新准则。那么，一个以1 2月3 1日为年度终了的公司可能一直等到1 983年1 2月3 1日的年报上才采用该项准则，或者早在1 981年1 2月3 1日年报中就采用了。如果一个公司在S F AS 52下的报告净收益比在S F AS 8下的收益高，那么根据债务契约假设，公司在即将或已经违反债务条款时，会尽早采用该准则。斯威尼发现违约样本公司确实有尽早采用会增加收益的准则，而延迟采用减少收益的准则的现象。控制样本公司就没有这种行为。斯威尼对自发性和强制性会计政策变动的调查结果，与债务契约假设，即经理人员会牺牲债权人利益而选择会计政策进行投机的预测是一致的。
斯威尼的研究结果表明，事实上在1 30家样本公司中，只有5 3家在8年中面临违约时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换。也就是说，前面得出的结论对这未做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的7 7家公司是不适用的。那么，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来分析债务契约假设是否合适就值得考虑。
为什么一些违约公司会用会计政策来增加报告收益，而另一些公司并不这么做呢？斯威尼把那些“会计灵活性”很小同时违约成本又很低的违约公司挑出来。如果公司进行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的灵活性很小（如，它们已经在使用先进先出法存货计价法和直线折旧法了）而且又没有违约成本（没有在年报上报告违约成本的公司看做是没有违约成本）的话，它们就不会进行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换。她发现在样本公司中，同时具备缺乏灵活性和低违约成本两种特征的公司所做的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换，比不具这些特征的公司少多了。这说明经理们对违约条款的反应是相当理性的，他们会考虑会计政策变动的成本效益性。
这一结果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意味着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来分析债务契约假设并不完全，
因为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可以的。我们后面会谈到有效契约观的问题。
至于政治成本假设，许多经验研究都集中于公司规模。然而，这种政治成本的计量，又会受其他与公司规模有关的因素如收益和风险的影响而变得复杂化。分红计划和债务契约假设对会计政策的预测与公司规模假设相反，因此也必须考虑它们的影响。
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政治成本假设实证研究就只能关注政治成本特别显著的情况。其中一种是公司在外国进口压力下的情况。
在美国，当政府决定对某一受到外来进口压力的公司进行援助前，要对公司进行调查，即进口救济调查。琼斯（J o n e s，1 991）对处于这种调查中的公司调低报告净收益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对受到外来不公平竞争影响的公司来说，政府给予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策略。贸易法案也允许这样的措施，例如给受到外来不公平竞争影响的公司予以行业关税保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调查公司利益是否真的受到了损害。主要调查受影响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等经济因素。但是，这种保护也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因为消费者最终还是会拒绝高价的，而且外国政府也可能会以报复性关税反击。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公司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害，就会将提案送至总统处，总统有6 0天时间裁决是否授权进口救济。如果不授权，国会就会出面干涉并否决总统的决议。
很清楚，盈利能力下降就足以促成采取进口救济措施了。因此，受影响的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有了选择会计政策来进一步调低报告净收益的动机。当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政治家和公众都知道这种动机。但是，正如琼斯所指出的，这些信息使用者群体没有动力去纠正这种下调利润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能使公司获得救济但会引发高价效应的行为就不足以让顾客群起抵制它。就连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出于对申诉公司的同情，也不会去纠正这种盈余管理的。如果盈余管理不易察觉的话，对它的消极监管现象就更易出现了。
一种不易察觉的调低报告收益的有效方法就是操纵与应计利润有关的会计政策。例如，一个公司可能夸大折旧和摊销费用，可能会虚增产品质量保证、意外事故及回扣所形成的负债，也可能会计提大量的坏账及过期存货准备金，这些都称为操控性应计项目。
琼斯对公司是否运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降低报告收益进行了调查。她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从1 980到1 985年六次进口救济调查中的5种行业里，选出2 3家公司做为样本。
一个公司一年的应计项目总额的确定很简单。一种方法是用净利润扣减经营现金流量。应计项目通常定义为公司一年内所有记录的非现金流量经营事项的净成果。因此，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的变动同存货的变动额一样，都是应计项目。折旧费用做为年度内摊销的财产、厂房及设备成本，是一种负应计项目。琼斯用了一种等价法，从比较资产负债表中得出年度非现金营运资本的变动，再加上折旧费用就得出应计项目总额。
但是，要将应计项目总额分成操控性与非操控性两个部分，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非操控性应计项目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有关。例如，如果一个公司受到外来竞争的影响，它的应收款项可能就会降低，同时它不得不延迟流动负债的偿还并且注销掉大量流动性差的存货。这些都属于负应计项目，但不能把它们看做是操控性的项目。研究人员无法接触到公司的会计记录，只能从财务报表中获取数据，怎么才能将非操控性项目从应计项目总额中扣除，得出操控性项目呢？
琼斯的方法是从各个样本公司j中推算出以下回归模型，时间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以前各个年份[ 4]：
TA
j t =
j
+
1j
?R E V
j t
+
2j
P P E
j t
+
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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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A j t —公司j 在t 年的应计项目总额；
?R E V j t —公司j 在t 年的收入与t -1年收入的差额；
P P E j t —公司j 在t 年的财产、厂房和设备总额；
j t
—反映由?R E V j t 与P P E j t 以外因素对TA j t 所带来的影响的残差项目。选?R E V j 为变量是以公司经营活动收入变动额为基础，计算出流动资产和负债的非操控性应
计项目。同理，P P E j t 是以公司的资本性资产投资额为基础，计算出折旧费用的非操控性部分。
用这个由各个样本公司推算而来的回归模型，琼斯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了预测。那么：
U j p = TA j p －(j +1j ?R E V j p +2j P P E j p )
其中p 为调查年份，TA j p 为公司j 在p 年的应计项目总额，括号内是根据回归模型预测出的年度非操
控性应计项目。因此U j p 即为公司j 在p 年的操控性应计项目的预测数。根据政治成本假设，U j p 应该是负的，也就是说，公司用操控性应计项目来调低报告净收益。
琼斯为以上预测找到了证据：与上述模型所预计的一样，几乎所有样本公司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年度都显著为负。而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年度前后的几年里，并未发现显著的负应计项目。结果虽然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但也说明了受外来竞争影响的公司普遍选用应计政策来争取进口保护，这是与政治成本假设相一致的。
以上主要是检验实证会计理论预测的几项研究。瓦茨和齐默尔曼（1 986，1 990）对这方面已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这三个假设在解释经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确实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
估算操控性应计项目是许多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11章介绍盈余管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虽然这三个假设可以解释经理人员的行为，但在解释投资者对会计政策变动的反应时，证据就不那么有力了。事实上，7 .6节中列夫的研究就是证券市场对会计政策变动做出明确反应的例子之一。但是，就连列夫也不清楚，他的研究结果是否适于做为实证性理论的变量，或是用于说明证券市场失灵。正如伯纳德（B e r n a r d ，1 989）所说，很难取得市场对石油天然气公司以外其他准则的经济后果做出反应的证据。是现有的实证方法无法揭示当前的市场价格效应，还是三个假设无法准确预测证券市场对经济后果的反应？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
8.4 实证会计理论中机会主义观与有效契约观的区别
如前所述，我们已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分析了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设；也就是说，它们假设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是以他们关于报酬、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预期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若假定公司内控系统包括董事会监控，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经理人员只能按照契约成本最小化来选择会计政策，此时我们就可以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假设。
一般来说，这两种实证会计理论形式可以得出相同的预测结果。例如，从机会主义观分析分红计划假设，一个经理可能选择直线折旧法而不是余额递减法来增加报酬。而从有效契约观分析分红计划假设，经理人员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假设直线折旧法能最好地计量公司使用固定资产的机会主义成本，那么直线折旧法下的报告利润能更好地衡量经理的业绩。因此，这种政策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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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折旧政策更能激励经理人员（以红利为第一目标）。正如斯威尼（S w e e n e y，1 994）指出的，如果一个公司在面临违反债务限制条款的危险时，减少后进先出法的使用，就会有损害债权人利益来增加利润的机会主义嫌疑。相反地，如果违约风险是由公司业务减少引起的，那么减少存货将是增加公司现金流量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战略，特别是当公司税务负担很重的时候。
因此，很难判定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是符合机会主义观还是有效契约观。然而，不能区分他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全过程。
当前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正在关注这个问题。例如，克里斯蒂和齐默尔曼（Chrisitie and Z i m m e r m a n，1 994）以几家已经成为兼并对象的公司为样本，对其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了调查。他们的推理是：在将被兼并的公司中，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选择最易蔓延。因为此时管理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和维持其声誉，将努力使报告利润和财务状况最优化，操纵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应该有很多。但是克里斯蒂和齐默尔曼发现即使在这样的样本中，增加收益的会计选择现象都很少。据此，他们推断在一般性公司中存在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会更小。
前面我们提到了斯威尼（S w e e n e y，1 994）发现经理人员在面临债务契约问题时，十分关注会计政策变动的成本效益性，只有有利可图时，才会改变会计政策。如果只从机会主义观分析债务契约假设，经理人员就不会那么关注他们解决违约问题时所花费的成本了。
斯威尼从她的样本中抽取4家公司做为实证会计理论有效契约观的补充证据，这些公司本来可以转用后进先出法来拖延违约时间，但却并未这样做，因为这将导致大量的所得税费用。她又挑了另外三家公司，很明显它们并不想花费会计政策变动的成本，因为这么做得到的收益还不足以采用拖延违约时间的方法。
总的来说，斯威尼的研究结果对实证会计理论的两个观点都做了证实，但是她建议要做一个详细的公司专项分析将两者区分开来。
德周( D e c h o w，1 994)的研究也与实证会计理论的这两种观点有关。她认为如果应计项目大多是机会主义行为对报告收益操纵的结果，那么有效市场会拒绝它们而选择现金流量。在这种情况下现金流量与股票报酬率间的相关程度比净利润要高。相反，如果应计利润反映了有效契约观，那么净利润与股票报酬率间的相关程度就比现金流量高了。而她的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净利润比现金流量更相关。
德周认为应计项目很大的公司（如：在快速成长的公司），相对于在稳定状态下（现金流量和净利润相等）的公司净利润比现金流量具有更大的与股票报酬率之间的相关性。她的实证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有效契约观的一个更有力的证据。
8.5 结论
实证会计理论试图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做出解释和预测。它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公司契约成本最小化总体行为的一部分。会计政策主要是由公司的组织结构所决定的，而组织结构又由它的环境来决定。因此，会计政策选择又是公司整体管理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证会计理论促进了一个丰富的实证学说的产生。它将公司组织结构和环境的三个方面—管理报酬契约、资本结构和政治成本特别地抽出来进行研究。
实证会计理论并不意味着一个公司必须限定其会计政策。相反，让管理者自由选择一套会计
政策通常更为有效。这套会计政策可以是由公认会计原则规定也可以是由合同来进一步限制。让管理人员灵活选择会计政策可以对公司环境变化和未预知的契约做出灵活反应。但是，它同时也为管理阶层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实证会计理论的角度，不难看出为什么会计政策会产生经济后果。从有效契约角度看，会计政策的限定影响了公司的灵活性。从机会主义观角度看，管理人员按自己的利益来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受到影响。从任一角度看，可选用会计政策的变动都会对管理人员造成影响。新会计准则可能会限定可用会计政策的范围，如S F AS 19对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规定。其他准则可能会降低报告收益，如S F AS 106；或是增加它的波动性，如S F AS 8。因此，我们预言管理当局会对此做出反应，新政策与现有契约越相关，越能缩小可用会计政策选择范围，这种反应会越强烈。注意，这个观点与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毫无冲突。
但是，上述观点并不十分完美，还存在着其他问题。特别是，为什么公司和经理会签定分红契约，为什么公司接受债务契约的条款？在有效市场及经济后果异常现象全部解决之前，这些问题都必须予以回答。答案就在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将在第9章讲到这个问题。
[1] 这是阿尔奇安（A l c h i a n，1 950）关于“经济达尔文主义”问题。
[2] 这对后面的讨论中区分公司及其经理有所帮助。我们可以将董事会视为企业的代表。
[3] 技术分析是一种投资方法，它对过去的市场业绩进行研究后建立系统模型，并根据模型
预测市场未来业绩。它与股票价格随机波动的有效证券市场假说不同。
[4] 为了使企业规模具有可比性，琼斯将等式两边都除以总资产额。
1. 请举例说明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区别。
2. 尽管实证理论不能准确把握个人决策程序，但它能对此做出很好的预测吗？
3. 公司对政治成本的敏感性通常是如何度量的？你认为这是个度量的好方法吗？请解释。
4. 试分别用实证会计理论“有效契约观”和“机会主义观”来解释，为什么经理人员喜欢一套留有选择余地的会计政策，而不愿意由公认会计原则来全面规定会计政策的选择。
5. 一项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公司确认雇员的应付抚恤金和应付福利。它的权益负债率由此上升，构成了借款合同的技术性违约。经理人员知道重新再谈判这些契约是很困难的，代价很高。请建议选择一些能降低技术性违约可能性的会计政策，并做出解释。假设理想状态下，任何会计政策的变动都不会违反公认会计原则，同时不会影响公司现实经营活动，同时不会减少现金流量。
6. 1 993年2月4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文《FA S B通过了一项计划要求银行业债务按市价计价》。该文说明了银行业对FA S B债券公允市价会计准则提案的“强烈抵制”，引出了S F A S 11 5的出台。“新准则确实要求银行按市场价值而不是按原始成本来计量其投资组合。”该文又分析道，银行的抵制情绪是因为，这种计价“会引起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巨大波动。”因此，银行不得不转向低报酬但波动性小的短期债券。FA S B也出台了一个修订版规定，只要银行愿意持有债券到到期日，一些债券可以继续按原始成本计价。根据美国银行家协会的说法，这“将有助于缓
解波动”。然而，修订版似乎还无法完全适用于整个银行业，因为“FA S B 规定的标准太严格，由于银行必须保证能够一直持有债券到到期日，所以很少银行有资格进行这样的会计处理。”要求：
实证会计理论预言经理人员会关注增加报告收益波动性的新会计准则。
a. 试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来分析在分红计划和债务契约假设中经理人员对会计准则的关注。
b. 试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分析在分红计划和债务契约假设中经理人员对会计准则的关注。
7. 1 992年1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会计提案的通过将导致大广告商利润下降》。该文说明了进一步统一广告费用会计处理的迫切需要。因为不同的公司会计政策不同，有的公司进行递延处理，有的将其费用化。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S E C 都呼吁要加强约束。
1 992年初，会计准则允许公司在广告费用发生时，就予以确认，“或者，如果公司能证明（或已证明）广告会带来长期利益，它就可以递延这类成本，将它们在资产负债表上‘资本化’并延缓对盈利的影响。”该文又分析道“新准则要求公司立即或在登第一批广告时，即确认广告费用。”并说明了“那些将广告成本资本化的公司若被迫立即将其费用化，将会降低利润。例如，1 991年吉尔公司决定停止递延的广告和促销费用金额超过8 30万美元。销售急剧下降，再加上会计政策变动，致使吉尔公司到1 991年8月3 1日为止9个月的亏损已达
2 800万美元。而以前年度的利润是
3 840万美元，每股1 .91美元。”其他受准则提案影响的公司有：宝洁公司1 990年广告花费2 3亿美元，西尔斯公司1 5亿美元以及麦当劳7 .6亿美元。
要求：
a. 试用有效证券市场理论解释为什么广告费用的会计处理对市场并不构成影响。
b. 试用实证会计理论解释为什么应该允许不同广告费用会计政策的存在？
c. 如果这些理论预言会计政策的统一是不必要或甚至是不适宜的，那么为什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S E C 又要求加强统一性呢？
d. 该文描述了在实务上公司广告费用的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例如：宝洁公司，西尔斯公司和麦当劳至少将一些成本资本化了，而吉尔并没有这么做。分别用实证会计理论的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政治成本假设预测哪一个公司最有可能递延所有的广告费用。
8. 《纽约时报》（1 990年9月1 6日）刊登了一文《为避免对抗性反应，大石油公司将调低利润》。该文称，石油行业巨头因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原油价格上涨，而采取的调低利润战略。虽然降低汽油销售价格对利润造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但文中还介绍了另一种战略，称为“增加它们的储备，用于将来支付环境费用，或用于保修计划及潜在的法律诉讼。”
要求：
a. 根据实证会计理论分红计划假设和债务契约假设预测，公司在面对原油价格上涨时将采用什么样的定价政策？请解释。
b. 文中说明了“大石油”公司可能对对抗性反应十分关注。试用实证会计理论的政治成本假设来解释为什么只有“大石油”公司会如此关注。
c. “大石油”公司认为能最有效调低利润的存货会计政策是什么？请解释。
d. 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你认为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调低报表盈利从而避免对抗性反应有效吗？为什么？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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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对抗性反应，大石油公司将调低利润
控制汽油价格
储备更多的钱用于潜在的法律诉讼和未来费用开支
托马斯C. 黑斯
两个星期后，许多石油公司即将披露财务季度报告，由于害怕公众和国会对其高额利润产生公愤，石油行业巨头正努力想办法调低利润。
它们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控制汽油零售价格的增长。这对汽车司机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上个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每加仑汽油价格平均上浮 2 3美分；而石油行业巨头说，每加仑本应上涨3 6美分以抵消今年夏天几乎翻倍的原油价格暴涨的影响。
石油公司第二种调低利润的战略是增加它们的储备投资，以用于支付未来环境费用、提炼和化学工厂保修计划及潜在的法律诉讼。这是石油行业普遍采用的策略，因为它是符合会计准则的。
为了调低利润，石油业开始关注白宫和国会中资深共和党人的建议了。
呼吁限制
在8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布什总统呼吁石油公司要控制其汽油价格的增长。第二天，少数党领导人、坎萨斯州的包伯多利议员，也给11家主要的石油公司巨头打电报，警告说，如果他们再不控制汽油价格，公愤将难以平息。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石油行业再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将无法停止对汽油产品价格的立法控制或对提价所获利润进行的征税”，他在电报中说。
石油业极力避免重蹈1 970年的覆辙，当时由于石油价格和公司利润暴涨，愤怒的消费者和立法者群起攻击“大石油”公司。到1 985年原油价格降到1 0美元以下，额外收入税已从石油公司征走了上亿美元。伯耶,一个伯姆沃布(Paine We b b e r)的分析家说石油公司巨头现在才知道：“避免额外收入税的最好方法是不要报告任何额外的利润。”
星期四又出现了一个对潜在对抗性反应的警告，一个北达科达民主党成员肯特?科尼德参议员告诉能源部长詹姆斯D.沃肯斯,只要石油利润暴涨的报告一出现，“全球都会发怒”。
沃肯斯先生回答道，司法部反托拉斯官员是政府打击操纵利润行为的第一线。他还说有这种行为的石油公司会受到政府“严惩”的。
科尼德参议员在星期五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利润大幅度上涨，我们都知道会引起公众的反应。我没有负责打击石油行业。但我不懂总统说他不允许牟取暴利是什么意思。具体计划在哪里呢？”
然而，据华尔街债券分析家说，至少有4家主要石油公司，其利润与去年的比较财务季度报表相比上涨了4 0%，而其他许多公司也有近2 0%的利润增长率。一般来说，赚得最多的是那些大量开采原油的公司，因为原油价格是翻倍增长的。
“石油开采商的日子很好过，而汽油零售商的日子却很艰难”，捷克贝斯基先生说。
在汽油风暴中降低价格对大石油公司的将来同样也有帮助，因为小竞争者可能会因此被挤出汽油零售业。
资料来源：? 1990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