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人民日报精华摘抄
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制度
段海峰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9日07 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与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维护食品安全，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让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举措。
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是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当前，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可以在借鉴其他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
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取得实效的基础条件，信息开放的程度和方式直接影响着公众参与的兴趣和效果。政府如果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获取渠道，那么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很多国家为了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在判例和成文法中都明确了信息公开的内容。例如，美国《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公众有权知晓、辩论甚至提议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而《自由信息法》则采取否定例举式立法，规定不在列表范围内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必须公开。借鉴这些做法，我国可以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和食品生产企业披露食品安全信息的义务以及披露的方式和场所，使公众能从正规渠道获得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为保护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供依据和条件。
建立专家参与食品安全标准与安全监测制度。监管食品安全，首先要有监管标准。食品怎样才算是安全的，需要国家统一标准。如何确定这些标准？在国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出台，在程序上需要公众的参与，尤其是专家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药品管理局吸纳了2100余名科学家，食品安全标准由这些专家制定。此外，国外食品企业一般都制定了食品安全行业标准，这些标准常常高于国家标准，这进一步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维护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提高食品品牌的可信度，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的竞争力。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很多国家也大力吸纳各方面专家参与。例如，美国的食品安全检测主要由分设在联邦和各州的研究所或实验室的专家来完成。我国在食品标准制定方面，也应扩大专家参与范围，建立专家参与食品标准制定制度；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应改变主要由国家管理部门检测的局面，吸收专家参与食品安全检测，以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检测结果的可信度。
建立公众对食品安全案件提出公益诉讼制度。无救济就无权利。要确保食品安全，必须赋予受到食品安全威胁的公众有效的救济途径。公益诉讼因其提出诉讼理由的公益性，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公众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作斗争。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制度，例如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和居民诉讼制度等，都允许公众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提起诉讼；不管一种行为是对自己有害还是自己并没有受到伤害，国家对胜诉的原告都给予一定奖励。我国也可以尝试建立这样的制度，从而增加食品安全法在诉讼上的可操作性，更好地维护食品安全。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法治中国建设的三层解读
汪习根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9日07 版）
法治中国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的丰富与深化。深刻认识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应当在主体、客体和空间三个层面描绘好法治中国的美丽篇章。
从主体层面看，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法治自觉、法治自信、法治自立、法治自强的有机统一。法治中国的主体是人民，尽管法治建设离不开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关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但他们只是法治的执行主体而非本源性主体。只有人民才是法治的主体力量。法治中国的主体有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法治自觉，指社会主体对法治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并从一种知识发展为内心认同与自觉接受，从而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与生活观。二是法治自信，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信心与信守。它可以消除因为现实中存在着某些不公现象，就对法治失去信心的社会心态。三是法治自立。即依据法律进行独立思考、公正判断，使法治演进为一种常态化思维方式、常设化行为模式和常规化生活态度。四是法治自强。就是通过法治实现国富民强，使法治成为推动发展、激发活力、鼓励创新的有效手段。
从客体层面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和谐有序。法治中国以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为手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依托和归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依法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如何理顺权利与权力、公务员与公民、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摆在法治中国建设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实践上看，我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多发期。法治中国建设就是要以法治的思维方式化解
矛盾、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建设，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需要通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执法、依法司法，使政府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使人民对司法充分信任、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从空间层面看，法治中国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法治中国要求将我国的法治建设置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思考。提升我国的法治能力是增强我国国际形象与综合实力的关键之一。为此，在国际社会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法治话语权。对国际事务、双边和多边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应当具备通过法律的方式发表意见、表达诉求、维护权利的能力。二是法治治理权。尽管国际社会奉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但法治始终是不同治理模式所通用的治理手段。如果不懂游戏规则、不知法律技巧、没有自己的公认权威的国际裁判机构，就不可能在国际纷争的解决中占据主动地位。三是法治发展权。通过法律获得的发展是后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要结合实际进行科学借鉴，大力加强法治中国建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保证。
（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县长不该是“公司经理”(感言)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9日10 版）
现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把企业办得像政府，现在是把地方政府办得像企业。其竞争角色极大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
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是老问题了。实际上政府越位、错位、缺位这3个问题在地方政府层面表现得更加突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充当市场中重要的竞争主体，搞得有的地方县长像个公司经理。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把企业办得像政府，现在是把地方政府办得像企业。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现在它们的竞争角色极大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局限性日益显现。
比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都是产能过剩。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用低价供应用地、税收返还、压低水电价格等优惠措施，推动企业在本地区盲目扩大产能。而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有时会放宽对环境的保护。另外，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投资冲动普遍采用非常规的融资渠道，带来了债务隐忧。
新阶段改革的关键，我建议从几方面逐步破题。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消地方政府GDP、投资等考核指标，以利于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各地市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
二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落实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尽快把各级政府间的财税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限制中央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是依靠一个更全面、更精致、更强制的政府行政干预，还是构建更广泛、更灵活、更和谐的社会协调机制？答案是明摆着的。
（本报记者熊建根据人民政协报首期财经智库沙龙发言整理）
外贸增长质量效益同步提高（读数·发现经济运行的轨迹）解读人：海关总署一级专家、副巡视员黄国华采访人：本报记者杜海涛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9日10 版）
我国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化，抵御外贸整体下行风险的能力在增强。中西部省份保持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使我国对外贸易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合理。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加工贸易增速12.3个百分点
我国外贸在经历了今年上半年增速明显放缓后，进入7月份有所回稳。进出口增速从6月份的同比下降恢复为增长，7月份出口增速比6月份提升了8个百分点。外贸回稳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好转，拉动了我国出口，7月份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增速都比6月份回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对日本出口降幅也收窄了近3个百分点；二是去年7月份外贸出口基数较低。
今年7月份进口增速比6月份提升了11.6个百分点，除了对比基数较低的原因外，我国国内需求增强，国内经济保持合理增长，都带动了国外商品的进口，如原油、煤炭、铁矿砂、铜矿砂等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量都明显增加。
目前，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7月份的反弹还难以确定为拐点。但是，随着国家刚刚出台的促进外贸进出口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逐步实施，今年我国外贸将有望保持稳定增长，同时进一步结构优化、提升质量和效益。
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在出现反弹回升的同时，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在同步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化，对新兴市场贸易增长稳定。7月份，我国对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分别为119.8亿、97.2亿、78.5亿和58.2亿美元，分别增长18.7%、11.9%、8.2%和9.8%，增速高于同期我国总体进出口增速。这表明我国贸易伙伴结构在不断优化，抵御外贸整体下行风险的能力在增强。与此同时，我国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如东盟、瑞士等，现在看来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提供了动力。
二是地区布局协调推进，市场主体表现活跃。我国中西部省份凭借政策优势和成本优势，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保持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使我国对外贸易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合理。据海关统计，今年7月，广东、江苏等7个省市对外贸易合计近八成，中西部地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四川、河南、湖南和山西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1.3%、44.3%、61%和1.1倍。
三是自主发展能力增强，贸易方式结构继续升级。相对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能够体现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自主性和经济发展实力，贸易增值能力也更强。今年7月份，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加工贸易增速12.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外贸自主发展能力在不断增强，贸易方式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