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吝啬鬼
谁是吝啬鬼
吝啬和贪婪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只是不同的人程度不同罢了。在文学中，就有不少的吝啬鬼形象。如世界文学领域中的四大吝啬鬼：莫里哀喜剧《吝啬鬼》中饿着肚子“节省”的阿巴贡；巴尔扎克 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老守财奴葛朗台；果戈里《死魂灵》中迂腐的农奴主泼留希金；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凶残的讨债人夏洛克。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四大吝啬鬼：钱钟书《围城》里的李梅亭；徐复祚的《一文钱》吝啬鬼卢至；庄子寓言故事中，《外物》篇中的监河侯；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虽然他们都被称为吝啬鬼，但是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他们的性格等方面，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下面就将世界四大吝啬鬼之一的葛朗台和中国四大吝啬鬼之一的严监生做一下比较。
首先，葛朗台和严监生同为吝啬鬼，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吝啬成性，爱财如命。他们已吝啬到自虐的地步。严监生辛辛苦苦积攒起来一个“僮仆成群，牛马成行”的万贯家私，可他平日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而且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去看，书中有描写“过了灯节之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帐到三更鼓，后来渐渐就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本山说“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人活着，钱没了”，对于严监生来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万贯家财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他可以生病，他可以难受，但他绝不会拿出一丝钱财去看病。而葛朗台在这一点上是更胜一筹。在金钱导演下，葛朗台时而忧，时而喜；时而如虎，时而如羊；他的一言一行，一嗔一怒，都离不开他的最高任务：占有金子，保住金子。他同样是家财万贯，但开销节省，每顿饭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定量分发。连多用一块糖，多点一根蜡烛也不许可。有几次，他暴跳如雷，几乎同女儿动武打架，竟是为了欧也妮在咖啡里多放了一块糖。他喝的老是坏酒，吃的老是坏果子，平日里家人的饮食是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也从来不买蔬菜和肉。
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吝啬，然而还有两个镜头是相当经典的，足以见他俩爱才爱到了骨子里，甚至是贪婪到人性扭曲。小说是这样写的：
“……晚间挤了一屋子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
……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这一段文字描写，
被人们视为是严贡生吝啬性格描写的强化之笔。一般人在临死之前总会交代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而严监生临死前还是在节省，就连一茎灯草都能让他死不瞑目，可见他已经吝啬的不正常了。从守财奴的性格去分析，钱是他几十年心血的凝聚，聚钱是他生命的存在方式，守财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反之，虽不能说等于要了他的命，但也的确是剜了他的心头肉。葛朗台那一幕刻画得更形象，真是淋漓尽致。葛朗台临死前，让女儿把金子拿到面前来：“一连几小时盯住金子，好象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婴儿一般，露出一点很吃力的笑意。”他看到教士手里拿着做法事用的十字架，就想把它“抓到手里”，这“骇人的姿态”也就要了他的命。面对欧也妮最后含泪的嘱咐，他却说：“把一切照顾到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葛朗台最后的遗言还是让收留好他的财产，临死也忘不了金钱，金钱，已经吞噬了他的灵魂，吞噬了他人性最后的温情光环。这些细节描写，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个贪得无厌者的内心世界，给人以无限的厌恶。
虽然他俩都视财如命，贪得无厌，然而他两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让这两个形象更丰满。
从创作背景上来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创作于没落的封建社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创作于上升的资本主义。巴尔扎克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律师事务所干了三年，他看到巴黎社会的腐败。以后社会上的坎坷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社会，深感金钱的魔力，领略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觉察到社会是腐朽的、贪婪的、虚伪的、丑恶的。他创作《人间喜剧》是在1829年至1848年之间，正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统治上升时期，认识到“金钱肆虐，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因而《人间喜剧》实质就是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的再现。而《欧也妮?葛朗台》作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完全展示了这个社会。葛朗台生活的时代，正值欧洲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转向金融资本的时期，金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宰一切的力量。葛朗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形成了惟利是图的个人品性。比起早期的只知积攒金钱的守财奴来，葛朗台的剥削手段更加狡猾阴险，他不仅进行高利盘剥，还趁政权更迭之际，进行政治投机和金融投机，他贿赂官员，买卖公债，不择手段，虽然成了首富，却比谁都吝啬。吴敬梓生于封建的名门望族，“五十年家门鼎盛”，但他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受尽了冷遇，和巴尔扎克一样，同样体会到世态炎凉。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周旋
于官僚、绅士、名流、清客之间，对他们卑污的灵魂有很深刻的认识。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也促使他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浪子与叛逆者。处在复杂动荡、变革的时代使他有机会以广阔的历史视角、敏锐的观察目光冷眼注视着清王朝的黑暗、庸俗、卑劣的种种世相人情，于是愤世嫉俗写就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中塑的严监生的形象即是注入了作家对甘于受金钱奴役的社会现象的揭露、批判和对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预言。严监生生活的明清时代，正值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封建经济依然是社会的主导，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儒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热衷科举依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普遍的社会风气。在普遍的科举观念的作用下，严监生不可避免地以功名高低来衡量别人与自己，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钱积累的不够多，而是在封建科举文化的阴影里自己的身份太低下，活得太卑下太委屈。他深感自己生存的卑微，因而凡事畏灾惧祸，处事小心谨慎，惟恐不周全而得罪人，这在葛朗台身上是看不到的。
处在不同的社会，当然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性格。
葛朗台不仅是贪婪吝啬的，而且阴险狡诈。对于他而言，金钱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他唯一的嗜好和激情就是赚钱。只要他活着，就非跟人勾心斗角，把别人的钱“合法地”赚取过来不可。当葛朗台得知欧也妮把积累的几千法郎送给表哥查理之后，他暴跳如雷，大发雷霆，毫不犹豫地把女儿禁闭起来。而严监生则不同，他虽然也在守财，但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舍得花钱的，尽管金钱的流逝也让他心如刀绞。譬如，为其兄严贡生平息官司，扶正赵氏，安葬王氏，他都花费了大量的银子。他并没有像葛朗台那样大发淫威，而是采取了舍钱求安、息事宁人的态度。
在对待亲情方面他两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葛朗台毫无亲情可言，在他眼中，除了金钱，别的什么都可以失去。比如，葛朗台的哥哥因破产而自杀了，他对前来投靠自己的侄儿查理既无叔侄之情，更无怜悯之意，当查理为了父亲的死而大哭时，葛朗台无情地说：“可是这孩子没有出息，把死人看的比钱还重“。仆人拿侬做了个千层糕招待，他竟口口声声责骂仆人要毁掉他的家，见侄儿无利可图又毫不留情地逐出家门。别说是侄儿，就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他也毫不在意，依然是刻薄和虐待。在春寒料峭中，他也不让妻子点上壁炉取暖，妻子病重也不请医生，当然，葛朗台也希望太太病好，但这决非出于夫妻的恩爱和情义，而是“因为她一死就得办理遗产登记，而这就要了他的命”
。而严监生虽然对自己不好，但他是重感情的，妻子病重，他请了四五个医生用药，都用的是人参、附子。妻子死后，严监生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银子，闹了半年。至于对他三岁的独养儿子，他充满了爱心，让他“带着银项圈，穿着红衣服”，为了儿子的前途，他更是百般操心，时刻想着为他安排将来，为此他向两位舅爷托孤，又花去了不少的银子。因此，严监生和葛朗台相比，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没葛朗台那么无情，自私。
我们都有吝啬的一面，只是葛朗台和严监生吝啬的成了典型，尤其是葛朗台，在金钱构成人与人生存关系的社会，形成他嫉妒吝啬的性格，在他身上甚至找不到一点人性光辉，除了他是个彻底的守财奴，似乎没有别的性格特征；而严监生是个自虐型的吝啬鬼，作为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的地主形象的代表，他的胆小吝啬也是很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