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时间:2013-04-18 17:20来源:家国网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有必要明确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工具书中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
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的确如杨先生所说，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
二、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起源
曾国藩作为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同时，
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封建社会末期，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刺激了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并最终采取行动，匡时济世，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前文已说到，清朝初年的“康乾盛世”，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抹余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长期稳定带来的人口急剧膨胀，以及士人的不断增加，早已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不堪负重的压力”，同时，自清朝建立以来一直未间断的各种团体的反清起义也愈演愈烈。可以说，这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它暴露出了清朝外强中干的本质。朝廷的官员腐朽无能，绿营八旗不仅装备落后，而且将士作风懒散，在与各地起义军的交战中，根本不堪一击，给清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更为严重的是，清王朝此时还面对另一个更加强大，而且更加陌生的对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个对手正在加紧侵犯和掠夺中国，用十分丑陋的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致使烟毒泛滥，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后，更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造成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极大困难。正如李鸿章所说，这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动荡，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他们走出书斋，他们要用行动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积极投身于恢复现存统治秩序的斗争中。曾国藩率领湘军战胜了太平军，平定了这场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的农民战争，暂时保住了满清政权。之后，他又倡导并发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门。他所做的一切，正是出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思想和责任。
与此同时，清王朝的统治者也一改此前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的高压政策，转而逐渐放松了对学术的禁锢，并开始依靠知识分子，选拔他们到各级部门做官，甚至直接让他们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和淮军的组建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表明，清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改变是正确的，至少暂时缓解了太平军对清政权的威胁，让它的生命又延长了近半个世纪。应当说，统治者政策上的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曾国藩等人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
再有，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特有的学术氛围，也成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来源。自宋代以来，湖湘学派的学风就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二是重经世务实；三是重道德节操；四是兼容并包，融合百家”。以上四点，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曾国藩学术思想的特点。可以看到，曾国藩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湖湘学派，其中重经世务实体现得非常明显。“湖湘学派创立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不充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所以除经史之外，还必须学会兵农等经世实用之学。……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难’，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他们反对单纯的静思默省……寓道德修养于应物处事的日常活动中。由于湖湘学派重视经世济民，反对空谈性理，因而它带有某些事功倾向，并受到事功学派陈亮的赞赏。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湖湘弟子都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也’。这恰恰贴切地道出了湖湘学派的一种重要学风”。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这一学风的最好诠释。他对于思想的阐发，总是寓于实践中，从不空谈，而他要用这些思想指导行动，并使其思想的精髓在实际行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作为曾国藩思想的启蒙之学，湖湘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其中经世务实的特点也成为曾国藩思想中的主要特色，之后，进一步发展为曾国藩事业上的指导思想。
另外，曾国藩自幼深受其家庭的熏陶，对他思想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曾氏家族早年是从湘乡的一个偏僻山村迁来的，家中有十几口人，属于中等人家。曾国藩的降生，似乎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富贵，从祖父到父亲，都对他寄予厚望。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早年失学，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喜欢结交文人，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孙的教育、培养。而且，他一生都不丢“勤俭”二字，坚持种菜、拾粪。他还说过：“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就应该为百姓解一方之难，为朝廷尽力，安定社会、平息动乱。”可见，祖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曾国藩。后来，曾国藩在给三位弟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不仅要让子侄读书，还要让他们学习“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他认为这些教育是必需的。除了耳濡目染祖父的言行,使曾国藩自幼就懂得不空读书的道理外,他早年的学习,也为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五经、《史记》等著作，孔孟之学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儒家对君国天下的责任感和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他不仅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的学习的榜样，而且把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他接触到了仁礼并重的修齐说。“他后来的思想就是缘着这两个方面发展的，即讲求身心修养的‘内圣’之学和辅物济世的‘外王’之学”。
最后，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还与他在京城为官时，大量阅读了前人和今人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有关。著名的经世学者顾炎武，就被曾国藩视为自己的楷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顾炎武认为《春秋》中的经世意义就体现为：“明道”，“救世”。曾国藩在报国寺养病期间，潜心研读了顾炎武的大量著作，并认为清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可见，曾国藩不仅接受了顾炎武所言“明道”、“救世”，而且还用行动实践了这两点。
三、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
曾国藩被公认为是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但就其本人而言，他一生却始终致力于成为一代学问家。曾国藩一生手不释卷，即使是在与太平军交战的前线、军营，他每日也必读书、作日记、写信与同僚或家人探讨学术问题。“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即使这样，在他晚年之际，还时常流露出对于自己在学业上“一无所成”的“忧愧、惭悚”但作者认为，曾国藩在事业上的成就是有其学术背景的。
首先，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受理学的影响，曾国藩就是一个理学家。前文已谈到，理学兴起于宋代，其核心的概念就是“理”。朱熹对“理”进行过详细的阐发，“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二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这是一个纲领性论断。由此可见，“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它既是超自然、超社会的，同时又是社会的、人间道德的。理学家们更多的是把眼光集中于社会、人间，“理”的范畴就无外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了，也就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为了维护这一套伦理，理学家认为自省非常重要，强调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养。理学家一生所做的即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然，在这六项内容中，有一半是对自身修养的磨砺，而且还将其置于最先地位。在这方面，曾国藩深受理学大家倭仁的影响。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与曾国藩是同僚，同历嘉道咸同四朝，都从师于唐鉴。在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便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是如何践行理学家自省的方法的，于是曾国藩也学习倭仁，将自己的意念、行事、读书和心得逐日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克制。他每日课程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望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
另外，他还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曾国藩就是这样，实践着一个笃定理学家“内圣”的使命，追求着他理想中的完美人格。
除了追求自身的修养以外，理学还提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但这却被很多自诩为理学家的人所忽略。因此就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理学发展路向，即“理学修身派”和“理学经世派”，前者以倭仁为代表，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而后者以曾国藩为代表，更注重建功立业，“实际上是将儒学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之为‘义理经世学’”。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将“义理”与“经世”统一，源于他将“理”阐发为“礼”的思想。前文已谈到，“理”是宇宙万物总的、抽象的概念，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而“礼”则是这个抽象概念在人间的具体化，“‘礼’就是‘纲维万世，弥世乱于未形’的精神武器，”如果违反了“礼”，也就是破坏了封建的伦常，扰乱封建的社会秩序。曾国藩强调的“礼”或“礼治”，其内涵正是“经世之学”和“治世之术”。他曾说：“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在他的杂著笔记中，他也提到：“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而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而无所谓政事。”可见，古代的经世学就是礼学，崇尚礼治，其实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这样，“理”与“礼”便相通了，“义理”与“经世”就在“礼”上实现了统一。将抽象的“理”阐发为具体的“礼”，使得曾国藩完成了由一个纯粹的理学家到一个兼容“义理”与“经世”的政治家的转变。由此可见，“礼”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在“礼”的指引下，曾国藩才投身于对外的夷务和对内的“剿匪”。理学家将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看作比人的生命还重要，是要以死捍卫的，所以理学家决不能容忍任何破坏“礼”的行为。而恰在此时，清王朝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内外局面：内有太平天国的咄咄逼人之势，它不是一次普通的农民起义，而是旨在废灭传统儒教的大劫；外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敌人已经打到了北京，迫使咸丰皇帝外逃，英法联军在北京为非作歹，这种行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华夏文明的侮辱与践踏，这令曾国藩和所有传统知识分子决不能接受。因此，护道、护教的责任使他们这些书生走出书斋，投身于改革、救国的运动中，以信仰作为支撑，用平日所学来挽救这个危险的局势。
通过与洋人打交道，曾国藩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他开始意识到：中国正面对着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而且它还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冲击。这种严酷的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依然是出于维护“道”、“统”的需要，他又一次开启了一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深远影响的洋务运动。对于洋务运动的成果，本文暂且不论，但就曾国藩首倡这一点而言，足以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个空谈心性，不讲实效的文人。
总之，曾国藩投身于挽救晚清危局的实践中，其目的正是要维护他的精神信仰，而这一信仰正来源于理学的灌输。因此，理学是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基础与前提。
当然，说曾国藩是理学家，其实并不完整。纵观其学术思想，从中体现了兼容并蓄的杂家特点。曾国藩曾经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的义理、考据、辞章的立意扩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近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证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在此，他把“经济”作为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立的学问单独出来，足见他对“经济之学”的重视。在曾国藩看来，“义理”是躬行之要，经济之本，“义理”包举“经济”，“经济”服
从“义理”，理学为本，经济为用。经过这样一番阐释，义理和经济不再天各一方，相互对立，而成为礼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辞章之学同时为“义理”与“经世”所统辖、所利用。“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在此强调了“立言”的经世价值。“考据”之学同样为“义理”和“经济”所用。在曾国藩看来，考据并不是埋在故纸堆里，脱离实际，而是要为现实服务的。他以为考据的内容不应仅仅是名物训诂，更重要的是典章制度，“天下大事，应有所考究的共14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考据的重点在本朝，可以历溯前代的沿革本来。由此可知，考据的内容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经过以上的反复论证，曾国藩完成了他理学经世思想的系统论证。
同时，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门各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力图集各家之长，自成一代通儒，而且对诸子百家亦主张兼师并用，吸收各家之长，使之杂糅一体，以提高治国的本领。他说：“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尚禹墨之俭勤。”曾国藩在治学上的兼收并蓄，实际上就是要吸收各家思想可用之处而用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更注重效果，无需过多考虑其来源。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很少涉及军事方面的书，但由于作战的需要，他阅读了大量兵家著作，这对他指挥湘军作战，制定战略、战术，是有很大帮助的。渐渐地，曾国藩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军事理论思想。这恐怕是一心要成为学问家的曾国藩始料未及的，也是应时事而产生的。因此，曾国藩能以兼收的态度对待各家学说，并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使之为他的事业服务，是其经世思想在实践中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曾国藩在治学上的兼收并蓄，也是他后来能够接受“西学”的重要心理基础。
总之，“理学经世”是曾国藩思想体系的精髓”他认识到：理学---经世---躬行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全部，而且只有躬行才是理学经世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而在实践中，他又始终将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前者是本，后者是用。这再一次证明了“曾国藩是‘我国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的最良之果之一’”。
四、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曾国藩就是大胆向西方学习的典范。他是传统社会中比较切近时务，了解现实的一个人，他看到了中国所处的变局，更感到了在中西对冲之中的艰难。因此在众多士人昧于“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时候，他用经世思想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提出向西方学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胆识的。随之而来的便是洋式炮舰被制造，翻译西学的译馆设立，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学校的产生，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走出国门……，这在当时传统的中国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随着西学东渐拓开门洞，向西方追求真理的道路越走越宽。更为重要的是，它启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去了解世界，开启了他们的近代意识，为后来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这个角度上看，曾国藩功不可没。
当然，作为传统士大夫，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有极大局限性的。这一点必须正视。
一方面，曾国藩所倡导的学习西方，是在其主观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的学习。虽然曾国藩坚决主张学习西学，但这不是他要积极地、主动地吸收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之所以要向西方学习，那是因为他受迫于西方人的炮口，是在人家炮口的威逼之下作出的一种极不情愿又溢出常轨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反应。所以在搬入西方事物时，他还将传统的主观意念赋在了这些事物上。曾国藩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不情愿，正是经世致用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前文已谈到，经世致用孕育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它所涵盖的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容，或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所能接受的内容。……这就决定了经世学者们不可能对异质于中国传统的西方的深刻内涵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本应成为推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经世致用思想，由于其自身的矛盾，又使这一进程艰难的蹒跚而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制造“坚船利炮”，似乎将这些学到手，中国又可以在她完美的社会制度、无可挑剔的文化中，尽享天朝上国的荣耀了。可见，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不过是虔诚地为旧制度、腐朽皇朝服役的代名词，他的经济之学，使他成为十分能干的封建地主阶级实干家，他做出的事业，着实是卓越的、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但他维护的社会制度却是垂死的、腐朽的、没落的。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局限性还表现为内容与历史需要的矛盾。“古代的经世致用思想包括治理‘天下郡国利病’的多种学科，”但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精确的学科分类体系，因此当历史需要时，一切古方正药并不能提供相应的知识。于是，人们只能将与“政事”直接有关的内容片面地理解为经世致用，而间接影响的因素则被忽视。所以，我们看到曾国藩在向西方学习时，只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简单地认为只要学会造船、炮即可，殊不知船炮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一个属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体系，与传统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完全不同，而撑起这一体系的正是西方现代的、系统的科学技术。所以他所学习的，只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个点，解决的只是中国一方面的问题，而且只是表面问题。因此除了学习船炮技术以外，西方还有更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例如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虽然当时中国派出了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对于已经丧失生命力的科举考试，虽然也认识到了它的落后性，并开设了一些西学课程，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教育内容。这就使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缺乏相应的人才，严重制约了前进的步伐。除此之外，诸如建立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通信体系等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措施的实行，都是举步为艰。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有其时代的进步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就应该客观地加以分析。
关于曾国藩的思想探究
关于曾国藩的思想探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01班 姓名：龚坤 学号：2010011378 2011年5月21号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在满清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充满了历史争议，是非功过都有人评议的人物，他就是曾国藩。在满清的最后岁月里，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广大人民与清王朝的矛盾，其中又还夹杂着清朝内部自身的矛盾，而我们在评议各种历史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地谈到曾国藩。 首先看一下曾国藩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大事件。第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历史的背景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有农民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具有正义性，因此我们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来评论曾国藩的时候，他首先就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给人一种“刽子手”的形象。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就算曾国藩不出面镇压，仍然会下一个曾国藩出来，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因此在这件事上对曾国藩的批判和怪罪是不公平的。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史的发轫者。他最初发起洋务运动，他说：“发展洋务，制造炮舰为中国自强之本”。他开设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他与李鸿章合办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同时还派员出洋购买制造之械，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同时派人出国深造，积极建设海军，是我国海军空前强大，可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中不可非议的领军人物和先锋。第三，在对外关系上。这也是现在史学界争论最大的地方。首先是“借夷兵助剿”，实际资料显示当时的曾国藩是反对这样做的，他说：“外夷之助中国成功后，每多意外要求”才使开始清政府勾结英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没有成功，只是后来形式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见勾结外国镇压一
曾国藩励志修身名言
曾国藩励志修身名言 ☆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财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无恒者，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5．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7．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 ☆步步前进，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盘根错节，可以验我之才；波流风靡，可以验我之操；艰难险阻，可以验我之思；震撼折衡，可以验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验我之操。 ☆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从人可羞，刚愎自用可恶。不执不阿，是为中道。寻常不见得，能立于波流风靡之中，最为雅操。 ☆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常存冰渊惴惴之心 ☆勿过多怜悯 ☆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另起炉灶，重开世界 ☆心至苦，事至盛也 ☆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只好听之而已 ☆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禁大言以务实 ☆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无好小利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责己厚而责人薄耳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 ☆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在中国已有近2600年的历史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本身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各以其自身立场阐发各自的儒学思想，而且儒学宏富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亦使研究者对儒学的了解颇感困惑，从而引发了许多误解和争论。其实，无论儒学经历过多少时代，我们对儒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弄清儒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学的目的、儒生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此契入最应紧紧扣住经世精神及其意义来了解、体认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 儒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世精神。所谓“经世”，即“经世致用”。“经世”有时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意义相同。“经世”是指称儒家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迗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 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对于这里提到的“经世” 一词的含义，学者说法不一，如章太炎认为应解作“纪年”；梁启超则以济世致用之义视之，他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诸生订立学约十条，其中第九条即为“经世”，并解释道：“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
世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查“经世” 一词，历史上也有用为“入世”的同义词，以与佛教“出世”观念相区别，如南宋陆九渊谓：“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故近世学者有认为庄子之言是“由道家出世的观点，反衬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庄子“经世”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姑且可以置之不论，但经世观念确实代表着儒家入世和通过为政以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登万民于圣域的态度与抱负。 儒家的经世并不是因职责所需而体现的。刘师培认为儒家的经世精神渊源有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亲民治事、化民成俗本为司徙应有天职，儒家由此转化而成学派。刘氏所说在孔子以前也许是事实，但到孔子时，儒家的经世已绝非为了“尽职”，而是作为儒者或社会良心承担者无可旁贷的责任。这从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孔子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仁”的观念时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迗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有弟子问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__ “君子”，孔子的回答也是经世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顾炎武的教育思想
顾炎武的教育思想 摘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这句名言就是出自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他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而且自己也做到了。他的“经世致用②”的进步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 关键词：顾炎武；明末思想家；教育家；代表作《日知录》；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是明末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三大进步爱国思想家、教育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出自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在教育方面提倡“经世致用”，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很进步的教育理念，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启发。“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能运用于实际。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在封建社会时期，许多读书人一股劲的钻研“八股文章”和诗词，但这些知识除了能够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实用价值不高。所谓的社会人才、国家栋梁，都是迂腐、脱离现实、空谈主义者。而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体现了顾炎武希望后世的读书人能够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一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包括清末维新运动中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他非常支持和鼓励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直到清末，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读书人开始投身实业建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如孙中山，通过学医和在国外接触民主社会，回到国内后先是医学救人，后来参照美国先进的民主制度，领导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 经世致用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作为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就是为了今后走出社会能将知识运用到社会建设中，范围缩小一点的话，就是为了能够用自己所学来谋生、甚至打拼一番事业。考试只是一个形式、一次对自己一段时间乃至整个大学学习以来的一次总结考评。我们在大学里追求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不挂科、拿到文凭，而更应该利用这些时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文凭只是一把敲开未来的钥匙，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才是自己将来打拼事业、建设国家的资本。 今天许多大学生将许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了玩电脑游戏、看网络小说等吃喝玩乐的事情上，晚上熬夜玩游戏、看小说，白天上课睡觉，到了考试的时候再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不挂科。这样就算你在网络世界里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看过了多少小说，顺利拿到了文学文凭，将来走出社会，你会发现这些大部分都运用不到你的工作中，那时候才会突然醒悟，假如大学将玩游戏的精力用来例如学习制作网页学到精通、将看小说的时间用来看例如学习、研究顾炎武的《日知录》，或者一些英语文章等。将来能运用到的范围也是很广的。 2006年著名的中南大学将“经世致用”作为了校训，让每位求学的大学生铭记于心中。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所以，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要做到“经世致用”！ 顾炎武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不忘告诉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顾炎武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自己也做到了。 明末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北京城。关外的满清国趁虚而入，侵略中
对曾国藩的历史简评 也更改
曾国藩的历史简评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中职升本） 组长：莫庚桦 组员：黄爱志黄毅峰杨永昭赖桂宏黄志明卢华近黄帆 摘要：曾国藩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试通过曾 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发起洋务运动这两件事，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历史功过和作用。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的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得突出。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增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然而也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离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之所以出现这些片面的评价，很大原因是人们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曾国藩，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曾国藩的立场。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以人物当时所处的时代的角度客观地去看待他。下面就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全面地认识曾国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 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经世致用简介
经世致用 编辑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经世致用 创作年代明清之际 作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名称来源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 目录 1概述 2简介 3历史渊源 4引用概述编辑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
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 经世致用 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
曾国藩修身十二条
曾国藩修身十二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持神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任何时间，必须静坐一小时以上，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仁心，使思虑不出本位，以使性命凝结，就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起床要早。天色刚亮就赶紧起身，醒了以后一定不要有留恋安逸甚至淫邪的念头。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书要专一：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一定不去看其它的书籍。东翻西阅地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没有一点益处，不过就是一个只求知识而没有道德的人。每天必须圈点十页。 五、读史：丙申年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攻读史书：我在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我训诫道：“你为了买书而向别人借钱，我不惜一切地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圈点阅读一便，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从此以后，我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如果稍有间断，就是对父母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说话谨慎：对此要时时刻刻细心留意，这是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培养自己的真气：能够做到内外统一、光明正大之行，没有奸诈计谋、行险侥幸之念，任何所作所想都能够说得出口，只有这样，才能将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保持身体健康。十二月接到的家父手书上说：“（要）节制操劳，节制欲望，节制饮食。”所以，时时刻刻都像养病时一样地保养自己的身体。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每天读书，都要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不要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从于他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每月都能有机会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和本领：每个月必须做诗歌或短文数首，用来检验所学理论是多还是少，所培养真气是否充盛。不可以一味地懒惰迟延，这样最容易使自己的远大志向丧失殆尽。 十一、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曾国藩之为官之道
曾国藩之为官之道 政法系2010171116 陈凯旋曾国藩，一个在历史上倍受争议的人物。他少年得志，仕途亨通，初登官场，又与众不同，后来创建湘军，又平步青云，在洋务运动中也创下了不少功绩，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又有才华的人，但同时他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历史上的曾国藩，有功亦有过，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为官之道有很多闪光点，虽历经百余年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曾国藩曾说过：“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意思即为安守本分，认真办事，淡泊宁静，不去刻意追逐名利，那么不超过两年，则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曾国藩认为做官者，必须安分守己，泊然如一无所求，必须耐得了“烦”。为官者，每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麻烦事要处理，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事务，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还应该泊然无所求，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名利的牵绊，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得到上司的赏识。但在当今社会，却有很多为官者因为追逐所谓的名利不能做到安分竭力，处事急躁，更有甚者贪污受贿，鱼肉百姓，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所谓的为官之道。当今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这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我想在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不少。
曾国藩在《曾文正公集·答黄廷瓒》中谈到为官之道时说：为官须做到“四耐”，“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过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耐冷，耐苦，耐劳，耐闲，拥有此“四耐”，方可把官做稳、做好、做出名堂，以不负百姓厚望。他虽然讲的是旧时为官之道，但对今日如何做官仍有借鉴意义。做官这玩意，若得到重用，大权在握，一呼百应，；但若不得上司赏识，则会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时就更要冷官热做，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对群众要一片热心肠，对人民负责，认认真真做好份内的事，以心热抗外冷，那么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热官”，受到人民爱戴。而耐苦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更为重要，若一个官员耐不了苦，那么就必定会滋生腐败，贪污受贿，因此耐苦是一个好官员的必要前提和必备条件。纵观现在的官场，很多官员就是因为抵制不了金钱的诱惑，耐不了苦，才逐渐迷失了自我，走上了腐败贪污的路。 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曾国藩贵为将相，每食只蔬菜一品，绝不多设，极其节俭，因此被誉为“一品宰相”，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廉”和“俭”的思想作风，曾国藩生平也极其痛恨贪污受贿者，主张要严厉打击这些人，以正社会风气。曾国藩的这种为官之道，在当今这种日趋追逐名利的社会里更需具备，为官者只有清廉了，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向前发展，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
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在“修身”上有独到之处。曾子说过：“每日当三省吾身。”在晚清诸位名人之中，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五百年来，能够以书生而克平乱世，戎马悾偬间亦为学不倦，并把学问事业均磨炼成功之人可谓极少，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其文治武功、传奇一生始终众说纷纭，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显赫且颇具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上最为严格，他每日静坐，反思己过，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修为。很多人都想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成功的黄金定律，修身处世，立于不败。 很多成名的人物，也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备致，说：“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潜心研究过曾国藩文集，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全集》常置桌旁，终生拜读不缀。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的模仿曾国藩，简直将曾国藩奉为偶像。 那么，曾国藩最为成功的修身方法有哪些呢？在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他
著名的“修身十二法”，或者对你有所启迪。 一、持身敬肃。 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 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 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 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它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 每天仔细读史十页。 六、说活谨慎。 所谓祸从口出，很多人都因此招致祸患。所以君子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处世最重要的工夫。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评析
成绩：论文题目：曾国藩的人生哲学评析 课程名称：中国近代史 授课教师：王建敏 院（系）：英语学院英语高级翻译专业 年级班：2011级03班 学号：110110305 姓名：张思雨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评析 摘要：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其所作所为的背后是其独特的人生哲学。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
曾国藩的修身艺术
【重点提示】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少年当有狂者进取之趣 从砥砺自己的品性开始 性格决定命运，抱负决定成就，良好的品性是成功的前提。在优秀的领导者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许多优秀的特质。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天生的领导。这些特质无一不是从修养中来的。自我修养，是领导者走向成功的起点。早年的曾国藩同平常人一样，也有很多缺点，然而他凭借着自己的修身工夫，确立了良好的品格。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修身艺术。那么，曾国藩在修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曾国藩修身艺术，其实无非三条：第一，倔强；第二，进取；第三，有恒。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性格，受他的祖父曾玉屏和他的母亲江氏的影响很大。曾玉屏常对家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这句话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做了两江总督之后，他还以祖父的这句话教自己的弟弟，并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说： “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教需要有这两个字贯注于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两个字中做出。我们兄弟受母亲的性格影响，好处也正在于倔强。 【忠告】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倔强性格，在他最初出来带兵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来带兵的，没有地盘，无粮饷，事事仰给于人。偏偏曾国藩又是勇于任事之人，因而与地方官员势同水火，屡屡发生冲突。加上初期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更是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然而在与官场政敌和与太平天国的双重博斗中，他却养成了一种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脾气。他自己将之称之为“打脱牙，和血吞”的“挺”字功夫。他曾经夫子自道说： 李申夫曾经说我与人怄气从来不说出，而是特别能忍耐，一步步寻求自强之道，因而引用俗话说：好汉打掉了牙，和血吞下去。这正是我咬牙立志的诀窍。我曾经被京城中的权贵所唾骂，被长沙官场所唾骂，被江西官场所唾骂，也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被打掉牙的时候多了，没有一次不是连血一块吞下去的。 又说： 我办理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士们都愿意离开水师而做陆军。但我咬紧牙
经世致用
翻译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文，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纪事，文以揭示民间疾苦、称扬善行，从正面立论，从反面申述，旗帜鲜明地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著书之难》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述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在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这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当时文人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要端正创作态度）】 顾炎武 1.生平：（1613—1682），昆山（今属江苏）人。初名绛，清兵破南京，更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另称为亭林先生。早年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时，积极参加抗清斗争。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先生”。 2.文学主张 文须有益于天下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 反对明代以来文人拟古风气 不事藻饰，纯朴自然
浅谈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浅谈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摘要：顾炎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屏弃宋明理学的空谈，提出了“兴实学、经世致用”、“引古筹今”等思想观点。他的进步思想在于在当时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他提出了“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并对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这样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面对当时社会道德的下滑，他主张“以名为治”，即“行教化、正人心、厚风俗”，试图从社会道德入手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他终身不易的反抗精神，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积极思想以及广博宏富的学识，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倍受世人赞誉。 关键词：实学经世致用君主专制分权风俗 一、生平与著作简介 顾炎武，初名继绅，后更名绛，字宁人，生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1862年，江苏昆山人。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以后，由于他敬仰南京爱国志士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故更名炎武。他的家乡有个亭林湖，他的故居在此，所以后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顾炎武出生于“江东望族”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曾在明朝政府中担任过南京兵部右侍郎，但他的父亲并未取得什么科举功名，从此他的家业便开始渐趋衰落，在政治上也受到豪强的欺凌。 他的嗣祖顾绍芾从小就对顾炎武进行启蒙教育并且产生了较深 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许多重要历史著作，如《左传》、《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也读过《孙子》等兵法书籍①。他不仅从书本上学“实学”，他还在实践中学习“实学”。他于1626年参加了“复社”的活动。复社是一个富有政治性的学术组织，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呼吁改良朝政。 明朝灭亡以后，他投身到了抗清斗争的洪流之中。顾炎武在苏州、
曾国藩的中庸哲学思想
□景国际 曾国藩的中庸哲学思 想 曾国藩是中国清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是清代中兴名臣之一。他显赫人生功绩的取得，就其思想原因来说，要归结到他为人处世的中庸哲学思想。 一、为官之道———隐忍克制，适度谦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 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一直以隐忍克制的心态在官场中立 足，他的为官之道正可谓是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短，恰到好处。 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以为惜福之道、 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他31岁时，从十月初一那天起，坚持从灵魂深处检醒自己，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在上面写。他始终认为： “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遥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 程序。在与一些议员的频繁往来中，崔国因还了解到议员们要备纸笔记录、参众两院议员年俸、美国各省总督（州长）年俸及各州举众议员人数等细节问题；日记中，崔国因特别介绍了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的原则，他指出，议院“有立例之权，则大事为议院主之，总统不过奉行焉耳”。崔国因还指出，美国总统4年一换，但总统更替，政府各部门也在替换，然而美国的政局则不会乱，关键就在于议院和最高法律对稳定美国政局的作用。 除了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外，崔国因还具体分析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并将民主制与君民共 主制的议会制度做了一番对比，但无论“各国君政、民政虽异，而设议院则无异”。 对于西方议院制度的远见卓识，让崔国因成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史上不可被忽视的关键人物。 （责编霍语）
经世致用
我对史学“经世致用”的看法 “经世致用”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及的词语，一个我们在谈及史学文学功能时常常使用的词语。那么什么是“经世致用”呢？首先我们需要为这个词语下一个定义。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颇深，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历史。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创立了影响后世千余年的儒家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周游列国，教授门徒三千，就是为了宣扬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以求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局面。并且儒家思想很实际的教导人们该怎样为人处世。可见，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也一直影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经世为己任，自觉地关心时政，积极参与国政。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盛，此学强调“修身”，在实际实践中将“修身”与“经世”割裂开来，并且此学将“理”的思想僵化，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理学兴盛时期处于低谷。而继理学兴起的心学也只致力于“心学”本身，不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到了清代，在中央专制集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经世致用”思想更似乎是走到了尽头。 而在整个“经世致用”思想处于低谷时期时，也纷纷有人站出来呼吁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空谈。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就反对空谈，倡导“实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清末，鸦片战争爆发，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 其实可以说，从先秦时期起，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一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兴
曾国藩修身12条
曾国藩修身的十二条铁规戒律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译?持神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注?所谓“主敬”，是要求内心恭敬而不是外表恭敬。心中无我才能做到真正谦虚。《菜根谭》说：“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做到一时的恭敬并不难，而所谓“有礼”是指内心长久的恭敬，这只有“无事时心（常）在腔子里”的功夫才能做得到，处理日常事务时才能不被杂事儿所干扰。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译?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任何时间，必须静坐一小时以上，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仁心，使思虑不出本位，以使性命凝结，就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 ?注?“不拘何时”就是不去刻意的追求功夫和境界。所谓“来复之仁心”，也就是《易经》的“一阳来复〖〗”或道家的“玄而又
玄（静极生动）”的境界。“正位凝命”四字，就是《大学》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意。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三教觉迷录》中“正念”的概念。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译?起床要早。天色刚亮就赶紧起身，醒了以后一定不要有留恋安逸甚至淫邪的念头。 ?注?黎明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也是人身真阳生发的时候，极容易发生性交或手淫的情况。马上起床，可以使无念的真精不会落于淫念的浊精，真精可以使人神清身健，浊精必然使人神昏羸弱，天长日久，就能显出效应。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译?读书要专一：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一定不去看其它的书籍。东翻西阅地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没有一点益处，不过就是一个只求知识而没有道德的人。每天必须圈点十页。 ?注?常人做不到“无事时心在腔子里”，而这个方法却是训练“应事时专一不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所谓的“开卷有益”则是在能够做到“专心致志”以后的事。
浅论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
浅论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 【摘要】：经世致用思想囊括的内容繁多,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其核心内容皆饱含“实学”,即实实在在的学问,贯穿这一“实学”思想则是经世致用精神。黄宗羲是明清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贡献对明清经世思想的推动尤为突出,他的主要政治思想集中在他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其主要政治主张即设相分权、君臣共治、学校议政、地方自治,提出这些政治主张的根本目的乃是对于君主(政府)权力的限制,这是对君主专制的集权时代的巨大冲击,同时,这也是黄宗羲民本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区别之处,所以学界有称黄宗羲政治思想为传统民本思想通向近代民主思想之桥梁。本文主要通过研究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去解析其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通过其限制君主(政府)权力的政治主张,根据其尊重人性本私、民为本的立场,依托其崇尚法治的治法思想,竭力挖掘其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宪政雏形,寻找其政治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关联。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政论文来讲,正是结合了儒家传统经世的眼光以及对实践“天下大治”的理想与抱负的,是对传统的扬弃与继承,这种既尊重传统,又着眼于现实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我们需要借助古代先贤的眼光来审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时也要放眼于世界,看到全世界国家的政治潮流。【关键词】：黄宗羲经世致用民本思想政治思想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B249.3 【目录】：中文摘要6-7ABSTRACT7-9引言9-11第一章黄宗羲经世致用政治思想历史渊源11-201.1儒家政治思想11-181.1.1孔孟荀之儒学11-151.1.2汉唐宋之治道15-181.2宋明经世思想18-20第二章黄宗羲经世致用政治思想基础20-292.1人性本私20-212.2民本思想21-242.3治法思想24-29第三章黄宗羲经世致用政治思想之宪政雏形29-383.1宪政雏形略论29-303.2权力分立制度30-323.3朴素议会制度32-343.4地方自治制度34-38结束语38-39参考文献39-40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40-41致谢41-42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42-44 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
浅论顾炎武思想
浅谈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1、启蒙思想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缓慢转变的开始，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近似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顾炎武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启蒙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日益扩散和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市民价值观协调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道”解释得合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道”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仍属于农本思想范畴，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但他已然具有浓厚的重商意识，提出了“必疾耕，必通商”的经济主张。（参见：《田功论》）他不仅对商人毫无世俗偏见，还专门为一位生前专营盐业的徽商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在另一篇墓志铭中更将“商贾”跟“豪杰之士”和“古之君子”相提并论，对商人做出了很高评价。（参见：《歙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他还曾亲自“下海”经商，这在当时启蒙思想家中尤为罕见。他批判“有公而无私”之论，认为对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主张把“私”与“公”统一起来，利用“私”来成就“公”。（参见：《日知录.言私其豵》、《郡县论》） 顾炎武对他最为关切的农业发展问题曾作过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主张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参见：《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又如强调不能尽占一切土地作为耕地来使用，而是应当留足余地，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