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就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年，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与外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认识到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所以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
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曾国藩也不完全赞成。1862年曾氏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发，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
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宠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就又附上了《奏奖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ir Charles Staveley)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辩论，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
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同管带意见。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下苏州这份指日可
待“头功”，上朝廷的《驾驭西兵片》便活生生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兵
”的态度。
先是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便可迅速攻下苏州。而李鸿章则唯恐“常胜军”因此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
对此要求，戈登不能完全接受，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郎(Brown)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郎新来气盛，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闻此消息，李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这时听说伯郎要到京师，李鸿章生怕总理衙门听信伯郎的建议，于是急忙给朝廷上了此片阻止。此片意思可分四层：首先，他知道朝廷自然是希望快快拿下苏州，所以他给朝廷的说法是“常胜军”再招人马需费过巨，而更重要的是“专用西兵，易生后患”。而且，他解释说一时攻不下苏州是因一些准备没有作好，但现在的形势已“使贼大势不振，筋脉不舒，苏州一城早迟可复”。相反，如果没有作好各种准备，迅速攻下苏州反易被太平军反攻。总之，在他的解说中，对苏州城久攻不克毫不足虑。其次，他强调“常胜军”“战守实未可靠”，只是靠先进的洋枪洋炮而已。而他“与英官曲意联络”，也可得到英军洋枪洋炮的“济助”。此层意在告诉朝廷不必专靠“常胜军”。第三，退一步说，“常胜军”的助攻还可说是名正言顺，“功成之后或不致另开衅端”，对其要求我也可拒绝。然而“英酋”伯郎“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而且，英国人看到现在太平军已陷入困境，明明我们已不需要向其“求助”却偏偏要主动“助攻”苏州，其动机非常可疑。所以如同意伯郎率兵攻城，则“必有太阿倒持之忧”。对这个理由，清廷岂能不慎重考虑？最后，李鸿章则明言自己此片的目的：伯郎到总理衙门后，无论他怎样“饰词诈”，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千万不要答应他的要求。最多只能同意“臣与戈登面议之语，止许戈登协攻，勿庸伯郎督剿”。如果实在无法阻止，“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一定要先与他订立条约，即“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
生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和“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持”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大心病。攻占苏州，
使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们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作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不过，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然而这反使行事老辣的李鸿章下决心以后彻底裁撤“常胜军”。
苏州失守，标志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几周后无锡陷落，几个月后重镇常州又于1864年5月被淮军会同“常胜军”攻下。此时，生死搏斗已十好几年的双方胜负已可基本判定；另外，随着苏州“杀降”事件和攻克常州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鸿章终于感到“常胜军”已成可以拆掉的“过河之桥”，而且生性谨慎多疑的他认为此“桥”必须及时拆除，如果不立即裁遣“常胜军”，恐怕后患无穷。
对“常胜军”，李鸿章一直采取利用、笼络、控制政策，与戈登一直矛盾不断，而李氏苏州的“杀降”，使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 , 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他认为杀降纵有不妥充其量只是方法问题，而不知道戈登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种不同观念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和马格里(MaCartney , Sir Samuel Halliday)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十几天后，针对英方提出“常胜军”不归中国指挥的说法他又专门给朝廷上了《筹处常胜军片》，说现在他的兵力已经“可敷防剿，亦无须该军协助”，所以希望总理街门“与英公使议定妥法，即让戈登告退须责令将该军带队外国兵弁一百数十名全行撤回，或由臣选派数人帮带。该军叠次购买外国炮位及现存外国军火全行交出，彼无所挟持，庶不敢背叛滋闹。盖常胜军所持只有炮火，此外实无他长。”总之，“英酋欲揽兵权以箝制地方，勇丁欲附洋弁以要挟厚饷，相为固结不解，操纵缓急颇有为难。”此片表明他实际上想解散
“常胜军”。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李鸿章自可大松口气。另外，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五万，且其中三四万人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三千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但此事更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他多次感叹“常胜军”已成为“磨难星”，不但“月糜五六万金”，而且“随事要求，随时翻覆，鸿章百忍之而苦无一当也”。
攻下常州后，戈登认为太平军败局已定，淮军已渐西化并迅速强大而“常胜军”正在腐化涣散，于是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早就想裁撤“常胜军”的李鸿章立即高兴地同意。不过，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Parkes , Sir Harry Smith)却认为这会削弱上海防卫，所以致信李鸿章坚决反对此事。而李也不示弱，回信反驳。终于在1863年5月31日解散了“常胜军”，其中一部分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为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
平心而论，李鸿章能屡打胜仗在很大程度是倚靠“常胜军”。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无情、老练和老辣。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所以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时代潮流等宏观战略的正确判断，而不是“痞子手段”这种雕虫小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