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张卫平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张卫平

一、刘卫主编主持

刘卫：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卫平老师给我们做讲座，我是刘卫，是全场讲座的组织者。今天出席我们讲座的嘉宾有人民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优秀律师、媒体记者，还有一些我校的研究生。

今天的议程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张卫平老师讲课，完了之后有30分钟的时间进行交流，最后有一个短暂的联谊。

下面我介绍一下张卫平老师：

张卫平是清华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院客聘教授；最高人民检查院带教导师。

张老师是山东莱芜人，1976年结束下乡参加工作，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本科毕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西南政法学院教授，1993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留学，分别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学部学习研究。

1996年任《现代法学》主编，1997天在深圳某证券公司任职，1999年初调清华法学院任教，1993年从讲师破格聘为教授，199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张教授形象优雅，口才卓越，谈吐幽默，与贺卫方教授、陈卫东教授依法成立中国法学界的第一偶像组合——“三大卫”；张教被单列为法学界的贝克汉姆。

张教授不仅是偶像派，更是实力派。主要著作和译著：

独著：《诉讼架构与程式》、《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破产程序导论》、《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证据研究》等。

合著：《中国审判理论研究》、《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国民事诉讼导论》等书著。

合译：《日本民事执行法的理论与实践》、《日本股票法律制度的运作》等。

张卫平教授题词：“在最近的距离传道解惑，在最快的时间更新知识。及时学习、终身受益。”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师给我们讲课！

二、张卫平教授主讲

张卫平：现在法学教育、法学讲座也有点忒民心的味道，一出来就是“组合”、“偶像”。关于介绍，实际上我有一级诙谐版、

二级诙谐版。

一级诙谐版是这样的：第一次下乡是在1970年，第二次下乡是在1972年，高中、初中速成两年半，没有学过初中函数，但学过了大学的微积分，没有经过副教授，直接从讲师破格到教授，因为不符合破格副教授的条件。真的是这样的，中国的事情很奇怪的，当时破格副教授，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我是35岁超一个月，不符合副教授的条件，只能申报教授。第一次非常想破格，别人没有同意，第二次不想当教授，别人说“你不当不行”，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大胆学外语了，“机票我们给你买好，你回来补一个答辩，你要做教授”。我说“算了吧，我就做副教授算了”，别人说“不行，我们现在都已经决定了，你必须申报教授”。所以，有的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想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得不到的，不想得到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会送上门来。

我的简历告诉我，一定要有运气，没有运气肯定不行，但是运气往往是限量的，你有几次运气了，以后可能运气就没有了。比如“首届十大青年杰出法学家”我超一个月零13天，第二次联名改为“十大中青年法学家”，再超1个月零13天。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运气了，因为最大的两个运气已经用完了，一个运气是从证券公司一走股票指数就从13000点一直跌到现在的5000点，这个运气就用了一大半了；第二个运气是一到清华高校教师的待遇直升，到现在据说高校教师已经是高收入阶层。这两个运气用完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运气了，只能够凭自己的实力和打拼才能够打

下来。

（一）为什么要讲证明责任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可能在证明标准这一块儿时间不太够，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也均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在民事诉讼法学界能够称之为猜想级的首选是证明责任，我们一般叫做举证责任。既然是一个猜想级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它有多么复杂，而证明责任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只要你学了大学本科，只要你在司法部门工作，没有人不知道“谁主张，谁举证”，但“谁主张，谁举证”究竟谈的是什么问题呢？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在审判实践中说你主张了就应当加以证明，没有证明你的主张就不能够成立？

我和刘卫在车上谈了一个案例，他说是今年司法考试的一个案例，我们不妨从这个案例入手，这是一道考试题，题干内容很简单：一个女孩去超市买东西，超市保安怀疑她偷了东西，然后把她叫到经理办公室或某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女孩认为保安强行搜了她的身，就向法院起诉，要求超市赔偿10万元，主要是精神赔偿。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没有搜身谁来证明？是由原告来证

明超市保安人员强行搜身、脱衣呢，还是由保安来证明他没有搜身呢？

问题在于，如果原告在法庭当中指出超市保安因为强行搜身扒去衣服或者强制性地让自己脱掉衣服，提出这个主张以后她应当不应当来加以证明？大家可能异口同声地说肯定要加以证明，明明“谁主张，谁举证”，但对方也有一个主张，提出“我没有强行搜身”，是否也应当加以证明呢？如果他不提主张的话，很可能导致这种情形，原告说超市保安因为强行搜身所以是有过错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应当予以赔偿，对方只有不说话，因为他只有一说话，就要举证，反而给自己找来麻烦。当然，法官会指出“你怎么答辩？”“我的答辩是我没有强制搜身”，“那你既然没有强制搜身的话就要举证，因为你必须对你的主张加以证明”。

问题就在于，在很多情形下，一方证明存在而另一方证明不存在，其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能够证明。这个案件我们先假设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关键是当时又没有带MP3，如果带了MP3，她稍稍一聪明，一按录音键，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视听资料，当然在房间里即使有录像、录音，保安早就删掉或销毁了。对方有几个人在，他们之间很容易串供以后然后予以否认。我们假设原告没有证据，被告有没有证据说我没有强行脱她衣服呢？他可以找出本超市的经理，原告很容易反驳：你们是一伙的，你就是按他的指令来这样做的，他当然为你作有利的证据了！法官一想你们是这样一种关系，很容易判断你不能够证明。

那么，有没有强制脱衣服，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当我们法官面对这样真伪不明一种状态时，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说事实不清楚就不判呢？不行，民事诉讼不可能因为事实不清楚而拒绝做出判决，可能有的人会想起这样一个话“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里均规定了的条文，以事实为根据，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根据就不能够做出判决吗？如果事实弄不清楚我们就不做出判决的话，那实际上你已经做出了判决。比如这个案子告到我这儿来，我拒绝做出判决，要么搁下来，放它一千年，要么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实际上把案子放下来也就等于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你不判就等于原告败诉，所以你只能做出一个判决，这个判决我们怎么做出呢？我们是应该判原告败诉呢还是判被告败诉呢？这就是证明责任的问题。

我们讲的所谓证明责任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当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的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应当如何来判决。它是一种规范，一种指示、一种指令。

在这个案件中，有几种意见，据说今年的考生对这道题争论得非常厉害，有人说这个女孩进到超市被几个人围起来，而消费者又是弱势群体，那么举证责任应该倒置，应该由超市保安证明他们没有实施强制性行为，这个观点是很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同情和理解的，但这样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假设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被搜身了呢？难道法官会说由于你太结实了所以

证明责任应该由你承担，消费者是弱势群体看是从什么概念理解，从钱多钱少理解，有的消费者可能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收入，而有的消费者一个月可能有几十万的收入，根本无法说明消费者是不是弱势群体。我们可不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对于商品消息，商家知道的多，消费者知道的少，显然这样的强势与弱势与本案没有关系的。

我们会指出来，一个人在超市被若干人的控制之下，这个时候是弱势，但是很遗憾的是，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说谁处于弱势群体谁就可以不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法律上绝没有这一条，从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到《民事诉讼法》以及所有的司法解释都没有。

那么，这个案子究竟应当怎么办呢？按照我的观点，也是按照最高法院的观点，应当首先确定这是一个侵权案件，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应当怎么来分配呢？应当是主张赔偿请求权的人对

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法律要件事实加以证明。

法律要件事实有几个呢？一，行为违法；二，存在因果关系；三，主观上有过错；四，存在损害事实。她必须要对这四个方面加以证明，损害是很容易证明的，一个女孩被扒掉了衣服她的精神损害前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叫做不证自明，因此只要证明对方有强制脱衣服的事实，行为的违法性、主观过错也就当然证明了，因此，关键在于有没有强制扒衣服。按照最高法院目前规定的理论依据，应当是受害人对这一个事实加以证明。

为什么应当这样理解证明责任呢？这就需要在这次讲坛中

把证明责任的含义和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给大家认真地介绍和

讲解一下。

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实践当中会面临着法院必须依据的事实，我们从法理术语上称为法律要件事实，而这个事实处于真伪指明时，我们应当如何来判决呢？按照“谁主张，谁举证”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谁主张的主张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是权利主张，第二是事实主张，所谓的权利主张实际上都不需要通过证据来直接证明，因为在整个案件中是法院和法官适用法律，也就是说，由当事人提出事实，而法院适用法律，所以当事人要做的就是提出证据，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加以证明，或存在，或不存在，存在那么法官就会按照存在适用法律，如果不存在，法官会按照不存在的情形来适用法律。

主张还可以分为积极主张和消极主张，所谓积极主张是因只有某一种事情已经发生、已经存在的状态，消极主张的事实就是不存在、没有发生的事实。民事诉讼法第64条并没有解决对于这样一种消极的事实的主张也需要证明吗，否定对方主张的事实也需要加以证明呢？一个主张积极事实，而另一个主张消极事实时，是双方都应当加以证明，而是仅需要一方加以证明？没有能够证明时，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我们现在的民事诉讼法第64

条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我们需要注意，“某人对某一个事实应当加以证明”的含义包

括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提出事实，搜集证据加以证明，第二个层面，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时应当承担什么后果。而我们所讲的，或者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的举证两个字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含义是举证，即拿出证据，第二含义是主观上的举证责任，你提出主张以后你要加以证明，第三层含义是你提出证据没有能够证明时你应当承担什么后果。

我这里所讲的证明责任是指第三种情形，即没有能够证明，而该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时应当由谁来承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前提是你没有能够证明，而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而法律上又规定你应当承担这个不利后果。当然，很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形下，实体法和程序法均没有规定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最高法院《证据规定》出来以后，在特殊侵权案件和合同案件中，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时，也存在着偏差。这种证明责任是一种不利后果，这种不利后果应该由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确定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我们谈到，证明责任由谁来承担时一定是指证明责任在谁一方。在刚才的案件中，如果证明责任在原告，那就是由原告来承担这个不利后果；如果证明责任在被告，那就是由被告来承担不利后果。

（二）水晶球案例

这样讲，大家可能觉得已经开始有点晕乎了，我们举一个实际的案例。

1997年，有一个姓顾消费者到了上海珠宝大厦，看中了一个水晶球，直径58毫米，原价6000多元，打折后价格是2994元。她问这个水晶球是不是假的，对方说：不会，三楼有珠宝鉴定，你可以拿去鉴定，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庄严的承诺，就是假一赔百。她把钱一掏，对方给她一张小票，她拿着小票和质量保证书把水晶求拿走了。3个小时候，消费者回来了，说对不起，你这个水晶球是假的。她拿出一个签订书，上面写着：水晶体，质量是方解石，直径58毫米。方解石是一种玻璃体，玻璃体的价格在20—30元之间。售货员就慌了，把经理找来，经理一看鉴定书，把水晶球推给她们，她们把钱推给消费者，消费者不同意，必须按照承诺假一赔百。双方就吵出来，公司的说法是“假一赔百”是一句夸张的广告宣传，双方不欢而散。

一个星期后，消费者把厂家和商家按照消法双双推上法庭。对方律师说：我们承认你在这个商店买了一个水晶球，价格是2994元，既然你主张你在我们买的水晶球是假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必须证明价格水晶球是从我们这个商店购买的。消费者拿出小票，律师告诉她：小票只能证明你在我这里买过一个水晶球，但绝对不能证明你手里拿的假水晶球是从我们商店购买的，小票上指纹是鉴定者和你自己的指纹，我们商店的售货员全部带白手套出售玻璃制品。消费者一下子就蒙了，想到自

己真的买了一个假的水晶球却不能伸张正义，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法官宣布休庭，第一次庭审结束。

顾客回去之后也找了一个律师，律师说：太简单了，你中计了，我给你交代一句话，你只要在法庭上如此一说，方可化解。第二次开庭，消费者说：你凭什么说我拿着的水晶球不是从你的商店购买的？你要证明你卖给我的是真的。在庭审中，对方律师说了这样一句话：经过我们调查，你不是一个一般的消费者，而是一个月以前一个刚下岗的工人，一个刚下岗的工人花2900多钱买一个水晶球呢？显然根据你的知识，你本身就是一个上海水晶制品工厂的工人，你有这个条件来加工一个假的水晶球来敲诈我们，正因为你下岗了，你感觉到生活没有着落，出此下策，你一看假一赔百，以为从中可以捞到好处，因此造了一个假的水晶球调包，或者在买了水晶球后3个小时内紧急加工了一个假的水晶球。消费者当然也是这样一句话：你既然认为我是敲诈，认为我掉了包，根据《民事诉讼》第64条第1款“谁主张，谁举证”，你既然主张我掉了包，就必须证明。肯定他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水晶球是否真的从商店购买的，就成了一个迷，我把它称为“水晶球之迷”。

问题其实跟第一次案例是一样的，问：在这个问题查不清楚的时候，法官应该怎么判？民事案子不同于刑事案子，不可能使用公权力来侦破这个事实，很多手段不能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水晶球是否从商店购买的真的就成了一个真伪不明的事实。

这个案子是一个真实的案子，我和北京的几个大律师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当时真的是不亦乐乎。这个案子一审判决由于姓顾的消费者没有能够证明她所出事的假的水晶球是从商店购买的，因此败诉。二审维持原判，现在消费者向法院申请再审，2年申请再审的时间早已经过去，现在又开始了信访，信访那就是没有期限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看，如果按照最高法院2002年12月颁布的《证据规定》应该怎么样来分配证明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证据规定》第5条对合同案件规定了3种情形：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应当对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加以证明；主张合同解除、变更、终止、撤销的应当对变更、解除、终止、撤销事实加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履行的发生争议的由主张已经履行的一方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

这个案件的性质是买卖合同，争议的问题是商店有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额质量、数量交给顾客，也就是实际上争议的是商店有没有履行合同，消费者已经履行合同，已经把钱按照双方约定的钱的数额给了对方。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主张已经履行的人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商店主张已经履行就应该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它有没有能够证明呢？它说商店的信誉极好，是上海有名的服务质量信得过的商店，进货时严把进货渠道，绝不进假货，你作为一名法官，你相信吗？如果不相信，就说明它没有能够证

明，证明责任在商店一方。

按照最高法院现在的规定，这样的情形，关于有没有把符合数量、质量的标的物交给顾客的，证明责任在商店一方，而作为顾客，有没有如数的把钱交给对方，证明责任在顾客，顾客有小票在手完全能够证明。因此在这个案件的正确解读应当是由商店败诉，当消费者不能证明假的水晶球从商店购买的，商店也不能够上明卖出的水晶球是真的时，商店败诉。

只有在价值相差极大的情形下，才会发生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形。在一般情况下，按照商店习惯，没有人会怀疑你是掉了包。比如我在书店买了一本书，然后马上撕下一页，回去找书店，书店的人会马上换你一本，绝对不会说你故意撕的，除了精神病患者以外，有谁会这样做呢？没有人的。

我在日本留学，一买东西人家马上会说“你是从中国来的吧？”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买了东西后马上就打开的是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绝对不会把东西打开，拿着东西就走。在中国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必须多一个心眼儿。后来为了避免每次买东西人家都说你是中国人，这样也不太好，我拿着东西就走。有次狠了狠心买了一双皮鞋，1000多，当时抵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我仍然非常绅士拿着就走。拿回去一看皮鞋上面有个眼，这是一件样品，样品上面要打眼，把价钱穿在上面，是不卖过顾客的。然后我就查字典，皮鞋上有个眼怎么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看怎么说。

我想了很多单词，刚把皮鞋拿出来，人家说“你是要退呢还是要换？”什么也没有问，我当时特别感动，就说换一双，他说要同样大小吗，我说同样，款式同样，什么都同样。他把另一个售货员招来，两个人反复检查，说“实在对不起，这双鞋子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所有的单词全部用不上，更感动的时最后别人说一句“你把来的车票给我，我们把钱给你，回去也给你”，我想“雷锋在日本啊？”因为按照商店习惯，买一双皮鞋，有哪一个顾客会找事啊？本来时间十分宝贵，有谁买了一些皮鞋，故意折腾一下？所以他们根本不会问的，肯定是马上退还。所以基于商业习惯，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但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双方在交易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它的价格实际上是299400元。如果真的是一个299400元的东西在交易的话，交易的方式和习惯很可能会发生改变：一，上面两个摄像头推在上面；二，买东西先看看你的真相，凡是经营贵重物品的售货员绝对是经过专门训练，一眼就看出是你是真买、假买、真有钱还是假有钱，从你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一看你根本不想买东西的，他会马上就想“这家伙可能是个骗子”，然后就马上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现货，只有样品，请留下您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住宅住址以及邮政编码。”你要是个真的骗子，你敢留吗？留了以后他们马上会记住，马上打电话核实有无此人。一有问题了，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说：“我们这里有个骗子，你能不能过来盯一下？”所以，这种情形在一般交易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的。

（三）证明责任的概念

我们要清理一下什么是证明责任。

第一，证明责任是一种不利后果，利后果通常是败诉的不利后果。由于主张不能成立而败诉，不是指的任何主张不能成立，而是你的诉讼请求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证明责任的前提是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第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利后果应当由特定的人来承担，要不是权利人，要不是义务人。我们一般不好说是原告还是被告，因为原告既可能是权利人，也可能不是权利人，被告也可能是权利人，也可能不是权利人，所以，正确的说法是权利人承担还是义务人承担，而不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如果在特定的案件中，我们可以说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抽象地讲，我们不能说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

第四，证明责任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所说的是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断转换，证明责任从不发生转换。由于它是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已经预先规定的，所以永远不会转换。商店应当对它出售的行为加以证明始终是在商店，不会说商店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证明责任有时候在商店，有时候在顾客。因果关系的证明在侵权案件中永远都是在权利人一边，而不会在义务人一边，如果在义务人一边，那就叫证明责任倒置。

第五，法院没有证明责任。不可能由法院来承担一种诉讼的不利后果，法院只是判决你有没有能够证明。

第六，使用证明责任的规范最后确定承担不利后果只能在所有的证据方法已经穷尽，法官不能够在其他证据方法没有穷尽时就草率地就不利后果判定给某一方。

在水晶球案件中，实际上还有很多方法，比如原告能够证明自己的人品是端正的，仍然能够把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查清楚。比如姓顾的消费者就可以把自己的小学班主任、中学班主任、车间里的班长、主任、党支部书记等等都招来证明自己的品行端庄的人，也可以把派出所、居委会其他人也找来证明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欺诈的行为发生，一贯诚实。当然，被告的律师也可以对证人进行质证，也可以找出其他人来证明原告的品行有问题。双方你来我往，实际上法官已经能够判决消费者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民事诉讼证据种类当中有一个当事人的陈述，而我们的法官往往忽视当事人的陈述本身就是证据，基于我们通常认为当事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趋利避害，因此总不会做出与自己不利的证据，即使是假的，也把它会说成真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各个方面判断，为什么我们在一审案件中强调庭审，强调对证人的质证，强调当事人直接陈述，原因也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察言观色判断。当然，我们不能把感觉待到判决里边，但对于任何证据的判决实际上感觉比证据还要真实。所以，我们才会给予法官相当程

度的自量裁量权，一旦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证据判决和运用必然进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我们一旦给了法官自由裁量，而法官又不能够坚守自己的品行道德时怎么办？我们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很细的规则，这种规则又可能教条化，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最难的，相信他也不行，不相信他也不行，这是我们所说的最为尴尬的境地。在实际上是人在生活当中所普遍存在的一个永恒的矛盾，我们只能是在这个矛盾中尽可能协调，但完全解决这个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证据规则越细是对法官越不相信，由于现在处于一种对法官高度不信任的社会现实中，只能出台非常细的规则。

（四）证明责任的分配

我们整理了证明责任概念后，需要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注重不利后果，怎么分配不利后果？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呢？分配的理论依据和正义性何在？这就是谈的第二个大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

我们再回顾一下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应当对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加以证明；主张合同解除、变更、终止、撤销的应当对变更、解除、终止、撤销事实加以证明；双方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由主张已经履行的一方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问：为什么主张合同成立的人

要对合同成立的事实加以证明，而不是由对方对合同没有成立的事实加以证明呢？这样的疑问是学生经常提出来的。

以借贷关系为例，一方主张没有还钱，一方主张已经还钱，一方主张没过诉讼时效，一方主张已经过诉讼时效，谁来承担不利的后果呢？原告是权利人，被告是义务人，证明责任是在原告还是被告呢？比如原告没有能够证明没有还钱，被告也没有证明已经还钱，谁败诉？这很现实，很多情形下我们没有借条的。最高法院的规定是：双方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时由主张已经履行的人对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有没有还钱就是被告有没有履行合同，原告履行合同是把钱借给对方，被告履行合同就是把钱在一定期限内还给对方，也就是说，争议的事实是被告也没有还钱，因此被告应该对已经还钱的事实加以证明，不能够证明时就说明没有还钱，即使原告也没有能够证明被告没有还钱时，被告胜诉，原告胜诉。

为什么会是这样？它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个依据来源于德

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一种理论，叫做法规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把所有的事实按照法律要件分为三类：一是权利产生的事实，一类是权利消灭的事实，一种是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

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我把钱给了对方，我的请求权就产生了，因此合同成立并生效就是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我已经履行义务把钱还给了你，你的权利就消灭，因此

是权利消灭的事实，如果我有免责事由的存在，我一旦主张免责事由的存在，你的权利就不能发生，也就是妨碍了你的权利的发生。《民法通则》规定在高度危险作业中致人伤害的加害人应当对对方是故意造成损害的要加以证明，一旦加以证明损害是对方故意造成的，加害人免责，一旦免责对方的权利便不会产生，就妨碍了其权利的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在某些情形下也抱憾终这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在于一般来讲没有发生的事实和不存在的事实往往是难以证明的，但我们又不能够完全按照这种情形来分配证明责任。

我们只能按照目前的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法律要件分类说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罗森贝克是把德国民法进行了仔细、全面、系统的分析，归纳整理成了这样一种学说，你主张适用一般情形的就要对一般情形的法律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主张例外情形、特殊情形的就要对例外情形、特殊情形的法律要件事实加以证明，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学者主张这个学说中存在着很大漏洞，就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证明责任问题之所以成为猜想级问题的原因之一。

我们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按照这一理论，主张合同成立的，应当对合同成立的事实加以证明，这是权利产生；主张合同生效的，同样是权利产生的事实，也应加以证明，主张合同解除的，那就是权利消灭的事实，主张变更的也是权利消灭，也应当加以证明，主张合同终止、解除的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形，因此你

主张合同解除，就要对解除的事实加以证明，而不是对方所说没有解除的事实加以证明。这里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证明责任在义务人或权利人一方，并不排除没有证明责任的一方主动地提出证据加以证明。

在借贷合同案件中，原告没有证明责任，但能不能主动证明对方没有还钱呢？没有问题，这是其权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作为证明责任不利后果的存在和他有权利搜集证据来加以证明是两个概念，我们绝不可以问证明责任是一种权利、义务还是一种责任，这样的问法是不对的。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权利是一种诉讼权利，和证明责任在哪一方一点关系有没有。

那么，合同案件证明责任我们已经清楚了，关于已过诉讼失效和没有过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在哪一方呢？那就涉及到诉讼已过时效是权利消灭的事实，因此，谁主张诉讼时效已过就要对已过诉讼时效加以证明，因此，当原告行使权利时，不需要对没有过诉讼时效加以证明，也不会因为没有能够证明没有过诉讼失效承担证明责任。

比如，原告要求对方还钱，通常是由对方提出抗辩已过诉讼时效，如果被告不能证明的话，其主张不能成立，证明责任在被告一方。如果涉及到原告有没有把借款交给被告，就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五）特殊侵权案件与举证责任倒置

论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研究报告与分析

论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 X剑云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即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完成证明责任的分配的判断准则。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证明其主X的证明程度。这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所采用的盖然性占优势或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高度盖然性，还是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或苏联的“内心确信”，它始终是属于人的认识活动的X畴，而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心理活动，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如何统一人们的认识，对一般的、原则性的东西形成共性的理念，是在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受历史发展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根植已久，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证明标准的一元化，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其证明标准都是要求客观真实。随着对民事诉讼是私法性质的诉讼，其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民事纠纷，⑴及证据由当事人提供及市场经济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快捷等等的认识的深入，有的人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二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还有的人根据英美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三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般的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特殊的民事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证明标准的适用与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对矛与盾的关系，过分追求公平，必然有损效率;而过分追求效率，必然有损公平。如何使公平与效率达到和谐与统一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从案件结果的严重程度、案件的性质、当事人的参与度、双方当事人

的力量对比等等情况考虑，一般来说，对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参与的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应具有确定性，排他性。法官是用必然勾画着事实轨迹，追求着最近似的公平。而对于没有公权力参与的性质的案件，其证明标准的要求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么高的，它只须具备因盖然性而产生的可靠性就行了，法官是用最大的可能描绘着事实的轮廓，追求着最大效率。 从证据制度的发展上看，其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过程。而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依据的都是证据裁判主义，两者其实各有所长。日本学者三月章认为实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还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关键在于对法官是否信任，即“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则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⑵从这一点上说，实行那一种证据制度是与该国的法官的素质、国民的法律素质、法律实施的状况大有关系。其实，不管实行那一种证据制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存在，只不过大小有别。因为不管是心证还是确信的形成，都需要承办的法官按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用逻辑法则来推导，都是承办的法官个人意旨的作用。 我国目前程序立法还有不公平之处，不能完全体现私法的性质，如证据收集规则中的法官取证表现了较为浓厚的追XX体公平的色彩。而法官、律师、当事人的法律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传统的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对证据的收集和采信的方式的合法性的忽视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非法的录音摄像材料，根据证据的排除规则是不能当证据使用的，这就是说法官对该证据是看都不用看的，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把该材料作为了参考，认为这材料虽来源不合法但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认证。造成证据的排除规则如同虚设，律师、当事人XX取证乐此不彼。程序公平是实体公平的保障，程序公平是可以达到的，而实体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时实现程序公平会有损实体公平，但因为程序公平是看得见的公平，是固定的，我们应首先维护。这就是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从国外的立法上看，一般来说，有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的国家往往采用的是优势证据的标准，而没有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的国家往往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第七章 民事诉讼证据

第七章民事诉讼证据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据概述 一、证据 1、概念：证据就是证明事实的依据 2、证据和证据材料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证据来源于证据材料。 （2）区别：A、证据材料成为证据，必须经过当事人质证和法院的认证。 B、证据材料:在起诉、答辩或审理初期。证据:法庭调查终结。 【例题】请问，下列关于证据与证据材料的说法中，哪项是错误的? ( ) A．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证据一词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 B．证据材料出现在诉讼中较早的阶段，而证据则出现于诉讼中较晚的阶段 C．证据与证明材料在诉讼中具有完全等同的意义，证据就是证据材料，而用作证据材料的也是证据 D．证据材料是为了证明目的而提出的各种材料，证据材料成为诉讼证据，需经过质证，还要经过法庭的审核和认定 二、证据三大属性 （一）客观性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能够为人所认识。 （二）关联性 【例1】甲与乙二人发生斗殴，甲受伤，起诉要求乙赔偿医疗费600元。甲向法庭出示了县医院开具的诊断书为证据。该诊断书记明：甲因患痢疾住院，花去各种费用600元。 【例2】甲起诉乙要求乙偿还欠款1万元，甲提出证人若干名，指证乙品行长期不好，经常欠钱不还，试图证明被告乙确实有借自己1万元不还的事实。 （三）合法性（形式、程序） 1、证据形式的合法性

案例：保险柜里的秘密——证据形式的合法性 上海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一个是公司经理宋慧芳，33岁，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专门经营饮料和食品批发业务。宋慧芳十几岁的时候就父母离异，一直独自闯荡。2000年宋慧芳与丈夫离婚，有一个9岁的儿子，跟随前夫李杰生活。宋慧芳被杀的第二天，一个陌生的男子出现在案发的现场，并且对在场的公安人员说，宋慧芳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归他了。这个人叫沈新发。沈新发到来的同时交给警方一样东西——一份遗嘱的复印件，是宋慧芳所立。那么遗嘱的原件在哪儿呢？沈新发说原件就在宋慧芳公司的保险柜里。沈新发说，正是为了感谢自己的倾囊相助，宋慧芳才写下了那份遗书。她为什么30多岁要立遗嘱？宋慧芳跟你非亲非故，她凭什么会把遗产给你？ 宋慧芳的后事都是她父母处理的，她留下的那些财产也都由宋慧芳母亲保管了起来，所以前夫李杰就以儿子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和外公外婆共同分割宋慧芳的遗产，而沈新发因为手中拿着遗嘱，也要求对遗产主张权利，所以法院将他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这份遗嘱上，不单单有宋慧芳的签名，还留下了一个见证人的名字，见证人名叫陈剑敏，为了说清事实，在庭审中，三方一致要求遗嘱的见证人陈剑敏出庭作证（该见证人为第三人的儿媳）。 宋慧芳的亲人在认真看了那份遗嘱后，指出了一个疑点，遗嘱并不是宋慧芳手写而是电脑打印的。 2004年2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判决结果是确认遗嘱无效。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自书遗嘱必须由自书人亲笔书写（手写），另外还要写清具体时间，年、月、日，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2、证据收集过程的合法性 （1）陷阱证据 案例：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为方便起见，以下合称北大方正）是方正RIP、方正文台、方正字库等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上述软件投入市场后一直受到用户的欢迎，但也因此成为盗版者疯狂攫取的目标。通过调查，北大方正怀疑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以下两家公司合称高术公司）有制售上述软件的嫌疑。自2001年6月起，北大方正委派下属公司职员以普通用户的身份会同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到高术公司进行公证取证。北大方正职员先以个人名义多次和高术公司员工联系商谈购买照排机及安装方正RIP等软件相关事宜，并与高术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分两次向其支付货款共394250元（占货款总额的95％），高术公司为上述款项出具了收据，让员工为北大方正的员工进行了照排机的安装、调试工作，并在主机中安装了盗版方正软件，留下装有盗版软件的光盘及加密狗等。在获取有关证据后，2001年8月23日，北大方正将有盗版行为的高术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300余万元。 2001年12月21日，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采用的“陷阱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法院予以认可，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余元。 被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院。 2002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告采取“陷阱取证”方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撤销一审判决，北大方正最终只获赔13万元经济损失费（一套软件的价格）和1万元公证费。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 一、了解： 1、证明标准的意义；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二、领会： 1、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三、掌握： 1、证明标准的概念； 2、我国证明标准的特点； 3、我国证明标准的适用。 四、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2）证明标准的意义 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方向和准绳，指导着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实施正确的诉讼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凭借证明标准的衡量，当事人知道何时应当举证，何时可以暂停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停止举证性的反驳，而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 第二，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事实认定者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真；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满足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伪。事实之真伪，就在于与证明标准是否吻合。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对于案件事实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的性质是或者应当是什么，国内外在学理上有不同的概括和争论。概括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客观真实说、主

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查明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二、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 第三，我同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觉悟的群众的支持，有一支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这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有利的组织保证。 第四，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总结司法工作正反经验，反映现实需要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已先后颁布，提供了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法律依据。总之，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不少人支持。 主观真实说认为，在诉讼中证明的案件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事实。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或者事实认定者发现的事实，并不是诉讼之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客观事"。这是因为，事实认定者首先是从对事实的预先得出的模糊结论出发，然后才寻找有关的证据支持的，如果有关的证据不支持原来的结论，就会放弃这一结论而寻找其他的结论。其次，事实认定者在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时，直觉或者预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每个法官由于学识、经验、信仰等不同，也就是个性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会不同，因此，对干同一个案件事实，即使有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法律真实说认为，在法律世界中，没有什么"本来是"事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实，有的只是有关机关在法律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这是因为，事实只有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加以确定后，才能被赋予法律上的效果。也就是说，确定事实的机关，是在"法律上"认定事实。所以，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事实，其中具有一定的构成性。 3．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1）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内容提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但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作了论述，进而认为证明标准有其客观性，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矛盾，建议修改。 文中引言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证明标准，并由此引出问题，第一部分“以事实为根据”中，就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来定性，证据制度、剖析其客观原因，从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审判制度不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规定，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证明标准的理论现状与思考。文中逐点逐条列出了学术界中关于“以事实为根据”的证明标准的各种看法和见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从五个方面解析了客观真实说，即认识过程、现行立法规定、审判权要求、经济诉讼原因、民事举证分配五个方面。 第三部分，从理论结合实践论述了法律真实标准的实质。 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实践中的质疑，提出建议。 关键词：事实；根据；民事案件；证明标准；证据制度；民事诉讼

引言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法定的证明程度、证明度等，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一定的事实或者形成一定的诉讼关系对诉讼证明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在何种证明状态下可以采取某一诉讼行为、启动某一诉讼程序或者实现某一诉讼结果，这种证明状态体现为一定质的和量的证据所能达到的揭示全部或者部分案情的明晰程度。[1] 自从彭真同志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来，我们一直以此作为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但近年来多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此不应该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其中涉及怎样的争论，我们又该建构怎样的证明标准呢？笔者对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以事实为根据” 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的处理的依据。”[2] 也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是指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3] 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忠于事实真相，这种事实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务求查明真实情况，还事实的本来面目。”[4] 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表述中，都把这个“事实”当作案件客观事实，是纠纷冲突事实的真相，即客观真实。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张卫平 张卫平是清华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院客聘教授；最高人民检查院带教导师。 张老师是山东莱芜人，1976年结束下乡参加工作，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本科毕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西南政法学院教授，1993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留学，分别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学部学习研究。 1996年任《现代法学》主编，1997天在深圳某证券公司任职，1999年初调清华法学院任教，1993年从讲师破格聘为教授，199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张教授形象优雅，口才卓越，谈吐幽默，与贺卫方教授、陈卫东教授依法成立中国法学界的第一偶像组合——“三大卫”；张教被单列为法学界的贝克汉姆。 张教授不仅是偶像派，更是实力派。主要著作和译著： 独著：《诉讼架构与程式》、《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破产程序导论》、《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证据研究》等。 合著：《中国审判理论研究》、《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国民事诉讼导论》等书著。 合译：《日本民事执行法的理论与实践》、《日本股票法律制度的运作》等。 张卫平教授题词：“在最近的距离传道解惑，在最快的时间更新知识。及时学习、终身受益。” 张卫平：现在法学教育、法学讲座也有点忒民心的味道，一出来就是“组合”、“偶像”。关于介绍，实际上我有一级诙谐版、二级诙谐版。 一级诙谐版是这样的：第一次下乡是在1970年，第二次下乡是在1972年，高中、初中速成两年半，没有学过初中函数，但学过了大学的微积分，没有经过副教授，直接从讲师破格到教授，因为不符合破格副教授的条件。真的是这样的，中国的事情很奇怪的，当时破格副教授，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我是35岁超一个月，不符合副教授的条件，只能申报教授。第一次非常想破格，别人没有同意，第二次不想当教授，别人说“你不当不行”，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大胆学外语了，“机票我们给你买好，你回来补一个答辩，你要做教授”。我说“算了吧，我就做副教授算了”，别人说“不行，我们现在都已经决定了，你必须申报教授”。所以，有的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想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得不到的，不想得到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会送上门来。 我的简历告诉我，一定要有运气，没有运气肯定不行，但是运气往往是限量的，你有几次运气了，以后可能运气就没有了。比如“首届十大青年杰出法学家”我超一个月零13天，第二次联名改为“十大中青年法学家”，再超1个月零13天。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运气了，因为最大的两个运气已经用完了，一个运气是从证券公司一走股票指数就从13000点一直跌到现在的5000点，这个运气就用了一大半了；第二个运气是一到清华高校教师的待遇直升，到现在据说高校教师已经是高收入阶层。这两个运气用完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运气了，只能够凭自己的实力和打拼才能够打下来。 （一）为什么要讲证明责任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可能在证明标准这一块儿时间不太够，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均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在民事诉讼法学界能够称之为猜想级的首选是证明责任，我们一般叫做举证责任。既然是一个猜想级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它有多么复杂，而证明责任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只要你学了大学本科，只要你在司法部门工作，没有人不知道“谁主张，谁举证”，但“谁主张，谁举证”究竟谈的是什么问题呢？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

第七章 证明的环节和方法(未)

第七章证明的环节和方法 第一节证明的环节 一、取证 二、举证 三、质证 （一）概念。 所谓质证，是指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在法庭的主持下，对当事人及第三人提出的证据就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的有无、大小予以说明和质辩的活动或过程。 质证制度的意义在于，通过质证程序使审理更加公开、法院能够正确地认定证据、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证据规定》第47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质证不同于诉讼中的对质。对质，是指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相互之间就其对案件事实中专门问题的认识所进行的说明和质辩。对质与质证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在双方之间展开的行为；其行为都表现为对某一对象的说明和质辩；两者都涉及案件的事实。不同的是，质证是在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第三人之间进行，而对质则是在案外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质的目的是便于法院通过比较获得对专门问题的正确认识，而质证的目的在于法院正确认定证据。 （二）质证的主体和客体 1、质证的主体 质证的主体，是指在质证过程对证据予以说明、质辩的主体。质证的主体范围包括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第三人。法院是证据认定的主体，不是质证的主体。 2、质证的客体 质证的客体，是指质证主体质证行为的对象。质证的客体是证据，其范围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包括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在质证时，根据当事人申请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不属于质证的对象。法院应当将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在庭审中予以出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可以就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2016年03月30日14:26新浪司法 阅读提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条规定正式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新刑诉法第53条明确规定，认定证据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证明标准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精确界定证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证明度的内容表达描述，任何表达其实都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容或比喻。这是因为作为衡量认识程度或状态，证明度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人们心中一种共通的理解或认识。”因此，证据是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法官所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比较相反证据，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最终做出自己内心的确认。

1.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同样也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最高法院认为：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 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2.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研究报告与分析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 何家弘推定是由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作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由于“推定”一般都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所以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就表现为对“推定规则”的适用。推定规则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也可以是司法机关依法制定的证据规则或者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两个方面来探讨推定规则的适用问题。由于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问题比较熟悉，所以本文的讨论也以刑事诉讼为主。 一、推定规则适用与证明责任的配置 (一)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责任问题的缘起 虽然推定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诉讼活动中适用推定规则的直接作用是免除了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并添加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关于环境污染损害原因或因果关系的司法推定规则。 众所周知，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X谁举证”。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人即受害人本应承担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包括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在环境污染事件中，损害结果往往是较长时期内多种因素复合造成的，其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还涉及专业知识，因此一般的受害人往往无力证明。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并进而加强

对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对“谁主X谁举证”原则进行了修正，要求被告方即加害人承担其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上述推定规则就是一例。按照这一规则，原告人不再承担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同时被告人则要承担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如果被告人不进行举证或者举出的证据不足以说服法官接受其主X，法官就应该推定该污染行为是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并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和其他类似的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可以更加公平合理地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一方面，在此类诉讼中，原告方很难完成因果关系等要件事实的证明任务，适用推定规则可以避免其因客观条件造成举证不能而招致不公平的败诉结果。另一方面，在此类案件中，被告方往往掌握着证明相关事实的信息和能力，适用推定规则可以促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证明活动，或者迫使其提供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平合理地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推定规则具有根据特殊情况在诉讼当事人之间重新配置证明责任的功能。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要回答潜藏于上述文字后面且纠缠于相关概念之中的两个问题——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且从笔者选用语词的刻意小心推断出它们的众说纷纭。这两个问题是：第一，这种重新配置的对象是证明责任还是举证责任;第二，这种重新配置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还是证明责任的倒置。下面，笔者将分别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叉的，所以笔者在讨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姑且使用“转移”的概念。 (二)证明责任抑或举证责任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并小统一。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完全等同;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区分;有人主X统一使用证明责任的概念;有人主X一律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有人认为举证责任包括证明责任。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就语词使用习惯而言，学者似乎比较偏爱“证明责任”的概念;而司法实务人员似乎更喜欢“举证责任”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民事诉讼法解释109条规定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改变进行研究。本文从广义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具体分析。此改变有利于与民事实体法衔接，但也存在问题诸如有可能打破了民诉“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性原则，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等。虽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含义不够明晰，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应用的尺度。时至今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仍莫衷一是。 关键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09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ation, which rais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rom “high probability”to “reasonable doub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broad sens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is chan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e “high probability”of the civil lawsuit, and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reasonable doubt has long existed, its exact mea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yardstick of application.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Keywords:civil litigation; standard of proof; high probability;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一、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的基本理论 证明标准是以事实证据为依据来达到程度要求的，在诉讼主体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可以证明事实证明的证据标准[1]。它其实是裁判者内心对已有证据的可能性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之探讨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法》一直未对证明标准作出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司法解释制定者认为该条文设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①并得到不少学者的确认。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进一步“明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为“响应”第108条第3款“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09条紧随其后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一)起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 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不仅事关对讨论“自说自话”的预防，也事关对本文逻辑论证的理解，是“头等大事”。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刑证明标准二元化”和“反思客观真实”的大讨论以及《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的出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以高度盖然性作为一般证明标准的基本共识。何谓高度盖然性，本文采用近年不少学者的定义方式:法官从证据中虽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内心形成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③如果用心证百分比衡量，至少应为85 %。采取这种界定的理由有三:(1)该定义遵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传统，正面承认证明标准依赖于法官主观心证(这并不否认其

年终奖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对于年终奖，赋予劳动者举证证明年终奖是否存在的较低的证明标准，当劳动者达到该证明标准时就将年终奖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倒置给用人单位，再赋予用人单位就劳动者是否有资格获得年终奖和应得年终奖的数额的举证责任是一个妥当的安排。同理，对于其他特殊的劳动报酬如劳动保护费、交通补助费、手机补助费、福利费、提成工资等等都可以参照此标准。 【基本案情】 伍某于2004年3月1日入聘某集团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直至2005年10月28日解聘离职，在职时间共20个月。伍某离职前三个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伍某离职前，领取了当月工资和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2005年春节前，集团公司发放了伍某年终奖金15000元。该集团公司员工的薪酬实行保密制，相同工作和资历的员工工资、奖金存在差异。该集团公司印制的《员工手册》第三章薪酬第四部分薪酬发放第三条规定：“年终奖金的部分，视员工当年经营任务完成情况及总成本费用（含税额）的控制情况，通过考核后计发。”伍某了解到集团公司2006年春节前，已发放了2005年度的年终奖金，故向某集团公司主张年终奖。因索要2005年度年终奖未果，伍某申诉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仲裁。仲裁委员会以“被告不认可有发放年终奖金的规定和曾经有过年终奖金的口头约定”为由，驳回伍某的申诉请求。伍某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某集团公司依据《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时，员工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等支付周期未满的工资，按照员工实际工作时间折算计发”。要求按2005年标准，判令被告补发原告2005年1月至2005年10月的年终奖金计人民币15000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以确认。年终奖金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业绩和员工工作实绩所给予员工的一种奖励，被告虽有发放年终奖金的惯例，但由于被告对员工薪酬实行保密差额制度，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关于年终奖金发放的标准和数额约定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原告应得年终奖金的具体数额，故对其主张要求被告发放年终奖金15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驳回原告伍某的诉讼请求。 伍某不服原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告在起诉时，已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而一审法院至开庭时尚未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工作，致使原告主张无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判令被告补发克扣原告的工资从2005年1月至2005年10月的年终奖金计人民币1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