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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困惑-张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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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困惑

2003-7-25 阅读3265次

1984年,也就是17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该文最后发表在《读书》杂志1984年第9期。发表之前,编辑跟我商榷:“企业家”要不要改成“实业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要不要改成“探险精神”或“创新精神”?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词都是贬义的,在中国人的词典里面都是有负面意思的。我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编辑也没有强求我改动。

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企业家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论述。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家”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褒义的词了。大家都去争当企业家,好多人都喜欢自诩为企业家,即使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企业家的标准。这就好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自豪地称自己为“大老粗”一样。这在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好多问题,我今天讲的,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困惑。

企业家有哪些困惑

中国企业家有些什么困惑呢?简单来讲,有这么几方面的困惑是让他们头痛的。

第一个困惑是速度的困惑。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高速发展,如果每年不能增长百分之几十,就不能算作成功;但高速发展也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这样的例子好多,像巨人、三株、爱多等等企业,都在年增长百分之几百的情况下,几年以后都垮了。

第二个困惑是规模的困惑。企业不搞大不行,没有足够大块头不行,不涉足多个行业不行----后面我会讲好多理由;但是规模大了,经营多元化,企业也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第三困惑是与政府关系上的困惑。中国的企业家不傍着政府不行,没有政府的扶持是干不成事的,是不能发展的。但是傍着政府,又容易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用现在一个很时髦的词,就是变成了一个“托”,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最后企业仍然没有办法发展。

第四个困惑是家族管理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化管理,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为纽带的控制。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不行。但是当企业家试探着迈出这一步,引入现代化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时,又缺乏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资产被偷窃,痛定思痛,最后发现“任人唯贤”还是不如“任人唯亲”,雇来的经理人还是不如“自家人”值得信任,于是又要回到家族管理。

第五个困惑是利用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外部资金,不利用资本市场不行。但是企业家在走进资本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同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买股票的投资者常常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第六个困惑是有关游戏规则的困惑。中国的体制问题很多,政府管得太多,游戏规则不透明,如果企业家按照规则办事,循规蹈矩,合法经营,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更不用谈发展了。但是不按照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有杀头坐牢的风险。所以有话说“不违规等死,违规找死”。

第七个困惑是面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困惑。中国的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企业家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解放。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的企业家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限制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他们困惑:加入WTO是好是坏?

在这七个困惑中,最根本的困惑是后面的五个,速度的困惑、规模的困惑可以解释为后面的几个困惑的表现。下面我先谈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放在后面再谈。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是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问题,甚至是关键问题。这里我不想多谈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在概念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有些人其实是职业经理人,但也自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是个创业者,是个开拓者、创新者,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

企业家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来帮助你把企业管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也就是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地延伸,不断地扩展。但如何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就成为关键问题。

顾名思义,“代理”就是让别人替你干事。但要想使你的员工、高级经理能够按照你的意旨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给他们授权,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企业的核心资源、客户、技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上。但是当这些员工、这些经理获得了企业的核心资源,或者知道得到这些核心资源的渠道后,他们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为你干?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自己创业,与你竞争?这可能是好多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一个企业搞大之后,就可能会发现好多“叛将”出来了。“叛将”通常不是一个人,他下面还有好多人,“叛将”可能会带走好多“叛军”。我们知道,孙子对父亲比对爷爷更亲,一个副总、部门经理离开企业的时候,老总可能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美国硅谷就存在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著名的英特尔(Intel)公司,它的两个创始人Noyce和Moore,一个是以前Fairchild(仙童)的总经理,一个是研发部主任。在他们离开之前,Fairchild的一个技术人员发明了一个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后来就成为Intel的核心技术。我们知道现在Intel已经垄断了芯片市场,Fairchild已经变得没有人知道了。

据Inc的统计,全球500家增长最快的企业中,71%的核心技术都来自于他原来企业的雇员,所以西方企业中有一个忠告:永远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对你过去的雇主干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的问题又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在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非常弱。在前段时间,我听说硅谷有6个中国人被判刑,就是因为盗窃了企业的技术,然后拿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怎么保证你雇来的人、帮你创业的人,真正是为你的企业服务,而不是利用你的企业来获得技术、资源,然后离开你,与你竞争。

产权保护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一个人要离开你,他要承担他的成本,包括盗窃你的技术引起的法律成本。产权保护越好,他离开你的

成本就越大,剽窃你的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小,企业的规模才能做得越大。

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企业就不可能做大。世界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比在意大利,那里的黑社会很多,产权的有效保护非常弱,所以意大利流行小企业。

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也与企业资产本身的特点有关系。保护一个钢铁企业是很容易的。如果要防止一个人从钢铁企业偷走钢材、机器,那么只要雇佣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一个知识型企业,企业最核心的技术都要通过工程师、管理人员的脑子来保存,然后再传输、再生产,那么门口的彪形大汉对于保护产权就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越是知识型的企业,产权保护就越困难。

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一个想法,就是知识。我们知道,好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再去组织资源、人力,把这个想法变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就能够赚钱了。但如果这个想法本身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就很难成功。事实上,企业家之所以要成为企业的所有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那个主意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

好比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个主意能赚钱。然后你拿这主意到市场上卖,买的人就要听你解释这个主意。如果他没有听明白,当然不会付钱;而当他听明白了,觉得是个好主意后,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付你钱了。所以你这个主意没法直接变现,只能雇人进行生产。企业收入扣除支出的成本,剩下的就是你的收入,这就是你的主意的价格。所以保护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就变得非常重要。

激励机制

如果你无法阻止“叛军”离开你的企业,那么你就要贿赂他,使他不背叛你,也就是如何通过激励手段使他觉得,待在你的企业里面比他自己干、与你竞争,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在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一个知识型的企业,激励机制变得更为重要。知识型的企业,甚至非知识型的企业,高层员工一定要持有企业的股票。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摘了苹果都要送两筐给这家人,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

这个道理适合所有的企业。当你的产权没法有效保护的时候,你一定要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偷窃你的资产的人,也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也有产权。但是我们的企业家经常不愿意出让产权,这样最后不但苹果没收获,连苹果树也让人家扛走了。企业家要有核心员工保驾护航。最安全的护航员是谁呢?就是你身边最有可能性接触到你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的人。拉拢住了这些人,其他人就好办了。

初始的合约对产权保护也非常重要。好多企业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不注意初始合约,几个人糊里糊涂就走到一块办企业。一个原因是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能赚很多钱,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产权的纠纷就来了。企业的产权说不清

是谁的,不清楚谁有多少股,自然也就无所谓“偷”,法院也没办法判这个案。我要提醒企业界的朋友注意,一定要在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就能想到“结婚”后的事,尽量减少“离婚”时的冲突。

如果防止“叛将”很困难,如何做到有“叛将”无“叛军”就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怎么能够使得,如果你的副总、部门经理背叛你,但他下面的人不跟他走。当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背叛你的积极性就小多了。

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例子,就是北京慧聪公司的例子。慧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成功的信息企业,它一年的收入比我们最著名的三个网络公司加起来还要高好多倍。这个企业基本上做到了有“叛将”无“叛军”。它有一个部门经理跑了,但是没有人跟着他跑。为什么呢?因为企业里的产权进行了很好的分割,由于“叛将”手下的人在企业里面有股票,他们如果跟着“叛将”走了,其持有的股票也就一分钱也不值了,所以宁可留下来,也不愿意跟他走。

职业道德

除了产权问题、激励机制外,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没有职业经理人,就没有大企业。什么是职业经理人?第一他有管理的专业技能,第二他要有职业道德。当我们去选一个人当经理人的时候,我们能够信赖他,愿意把权力交给他。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他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诚信责任。就好像你上火车,你是个老太太,背着个很重的包,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年轻力壮,你愿意把背包交给这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扛吗?肯定不愿意,尽管他的力气很大,你最担心的是你把包给他以后,他又跑得快,你就追不上他了。所以在西方,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不值得信赖的人不可能成为经理人。

在中国,可信赖的经理人比能干的经理人更稀少。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企业访问,那里养了好几条狗。我问老板为什么养这么多狗。他说,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也比较忠诚,不会偷你的财产,不会拉走你的客户。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但也说明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忠诚是多么重要。

我们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比郑百文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郑百文是个上市公司,已经垮了,后来又商量怎么重组它。郑百文的失败有好多原因,包括个人素质、经营战略、政府干预等。但是我相信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背叛。

当西方的大公司派人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办分公司的时候,几年以后,当地的企业就很有规模、很像样,像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等。但我们想一下,当中国的企业要派出一个经理到其它地方开拓市场、办一个企业的时候,你最大的危险是几年之后,这个企业就变成他的了,已经不是你的了。包括我刚才讲的慧聪公司,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些地方经理,竟然在北京的老板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公司的注册改了,变成了自己的公司。当然这里面有工商部门的配合,否则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

郑百文在全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好几百个子公司,他们相当一部分子公司的经理是利用郑百文的销售渠道、郑百文的投资来为自己赚钱,销售自己

的产品。企业的收入就归这个地方经理所有,而企业的成本则写在郑百文的账上,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

制度有问题

为什么中国这样缺乏好的经理人呢?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品性比较差,水平比较低,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职业经理人要有职业道德,首先对职业道德要有市场需求。在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只需要职业官员,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不值钱的,某些政府部门对于职业道德不是很欣赏。在外国,在市场上缺乏良好声誉的经理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但在我们国有企业用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考虑这一点,某些政府官员甚至与企业经理合谋盗窃企业资产。所以说职业经理的道德是一个制度问题。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是由企业家、资本家培养起来的,就像保姆的职业道德是由家庭主妇教养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产权制度,经理的职业道德的建设就会非常难。

我们现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办法,尽管对摆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可能有积极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可能对经理人职业道德的建设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好多国有企业都说自己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标志是什么呢?第一,企业的产权已经多元化了,不仅有国有股,也有非国有股,甚至股票已经上市了;第二,企业已经成立了董事会,总经理已经由董事会任命了。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产权多元化?为什么有董事会?

在西方,产权多元化无非两个理由:一是,项目的投资太大,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钱来;二是,即使有人能拿得出钱来,他也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而要与其他人分担风险,所以他只向这个项目投入10%、20%的钱,邀请其他人跟他合伙,也就是招股了。

但是产权多元化之后,马上就面临怎么控制代理人的问题。如果你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投资了,但你并不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那你就面临着经理可能会侵吞企业财产的危险。在股权很分散的情况下,让每个股东都直接监督经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怎么行使你的所有权?怎么约束经理?就是通过一个董事会。所以董事会是所有者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行使所有权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

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前面讲的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因为企业的资产本来就是国家的,他有那么多钱;国家已经有那么多企业,也没有必要再分散风险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搞产权多元化?为什么要搞董事会?就是为了摆脱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干预。国有企业积极组织董事会,因为我们相信,董事会能够相对隔离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对企业的横加干涉。

但是,如果这个逻辑延伸下去,变成一种文化,这对职业经理人职业道德的形成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企业的董事会不是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手段,而是一个摆脱所有者的工具。我想这是非常可怕的。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

这样,我们前面所讲的困惑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的民营企业都是家族化经营,好多的经济学家、管理专家都在批评这个现象,认为一个企业要搞好,要发展,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用能人,要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这个道理没有错。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都觉得非常的困难,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太缺少值得信赖的经理人了。没有职业经理,没有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我们的企业就只能停留在家族企业的层面上。过去的家族企业可以搞得比较大,你生了七八个儿子,儿子又生孙子,一家有一二百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现在一家人只生一个,搞一个家族大企业就非常困难了。

这就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得到政府的关爱就要非常快地增长,民营企业家自己也有冲动想很快地发展。但发展速度太快了,就会掉进一个陷阱。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有忠实的、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而忠实的、有能力的经理人队伍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不是说你一天在市场上招了500个人,你的企业规模就真的有西方500人企业那样大。因为市场上招进来的人还没有跟企业里的人融合,没有跟企业的利益的关联度提到很高的情况下,是最有可能从你企业里盗取资产、盗取资源的人。所以企业的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员工的融合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你一下子雇佣了多少人,一下子投入了多少资本。

我在好多场合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在下面的一层土没有夯实之前,千万不要往上铺新土。我分析了中国在90年代兴起来的民营企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我用打坝的例子,是撒一层土夯一层,速度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坝打起来后就坚不可摧。另外一类企业,用推土机一个晚上就把坝填平了,但是下面的土是虚的,要从坝顶往下夯,但怎么也夯不实,所以来个小洪水,坝就给冲垮了。这是农民都懂的道理,但是我们新兴的民营企业家却忘了,所以在急剧的高速发展以后,很快就垮下来了。

我还要忠告,企业家在企业新创立的初期不要当甩手掌柜,你必须直接控制企业。一个成熟的企业内部一定会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的资源不会是单个的个人能够完全控制。但是新兴的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市场关系。这时候一定是一个人控制。如果你当了甩手掌柜,资源由你的经理来控制的话,你就变成多余的了,企业就成了他的,而不是你的了。

政府可以给你资源,给你资金,给你贷款,但政府不能够给你员工的忠诚。没有员工的忠诚,更多的贷款可能意味着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更大。怎么办?除了刚才讲的激励制度外,企业家必须还要有很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就是企业这个大厦的“承重结构”。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证在企业业务扩展的同时,企业的核心资源不会由少数人来掌握,不会对企业家构成很大的威胁。一个大楼能盖多高,取决于地基,取决于材料的品质。

企业组织可以是一个非常高的金字塔科层结构,也可以是扁平的水平结构。如果你的产权不容易被盗窃,你可以用高科层的制度,有副总,下面有部门经理等等。但如果你的产权很容易被盗窃的话,你的科层越高,你的危险就越大,那就要实行一个相对比较扁平的企业结构。在扁平的企业结构下,由于“叛将”手下的兵很少,他背叛你的积极性也就比较小一些。但如果你是高科层的话,内部股权也不会很奏效,那就非常危险了。

企业还要设计很好的财务审计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事后的审计是非常重要的,财务上的相对集中控制也非常重要。

企业家也要设法提高一些重要岗位的可替代性,降低经理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就像剧团一样,如果一出戏只有一个名角演的话,那么剧团老板就会经常受到这个名角的要挟,要你涨工资,不涨今晚就罢演了。所以一个剧团一个剧目一定要有两个人演主角,一是以防意外的情况,二是要降低每个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怎么使得你的岗位有可替代性,对于保护你自己的企业非常重要。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激励与约束的冲突,你这个位子的可替代性越强,对他的约束就越强,但激励就变低了。他想着你随时可以替换他,他就不愿意在你的企业吸引新的知识,不愿意专业化,不愿意改善与你的关系。

另外,完善的劳动合同也非常重要。在西方,重要的资产、技术保密方面有竞业条款的限制条款。比如说,你离开我的企业,在几年内都不能到我的竞争对手的企业里工作。但中国没有,这是因为中国的合同精神跟西方很不一样,西方的合同法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签约的自由;但中国的合同法带有更多政府的意旨,使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变得很小。

再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一些直接研究开发、市场营销这样的部门,是坚决不能搞第二职业的,因为第二职业是企业内部人盗窃企业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限制这一渠道,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它,那么我们就只能限制你,不允许搞第二职业。

企业家与资本家

现在谈一下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企业家本身通常也是资本家,但是如果企业要发展壮大的话,除了企业家自己的资本之外,还需要引入外部资本,或者我们称为投资者。这一点在传统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但在新兴的企业,就变得更重要了,特别是对现在所谓“知本家”而言,没有外部资本是不可能起步的。

近几年来,知本家的身价比较高,人们觉得似乎历史在改变,使得没有资本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资产,一下子搞出一个大企业,资本家的位置越来越不重要了。但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错觉。如果你是一个知本家,你有很好的想法,有雄心创办一个企业。但是谁来信赖你呢?如果没有人信赖你,你怎么搞到资源?而信赖你的人一定要是资本家。如果投资者信赖你,愿意支持你,你就可以办企业;投资者不信赖你,你就没法办企业。

也就是说,企业家,无论在任何时候,仍然摆脱不掉一个“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你获得了风险资本,但风险资本对企业家行为的限制,比普通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限制更多、更严。如果你想获得资本,你就必须放弃一些自由,甚至放弃你的控制权。

在中国,我们已经发现很多知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争吵的官司。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国有的“资本家”,比如说一些国有的

风险投资公司,本身不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目标,所以它对经理人的干预不是那么市场式的有效率的干预;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创业者、企业家方面的问题,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知本家的地位,既想拿到别人的钱,又不想放弃自由,不想放弃一定的控制权,所以引起了好多的冲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得别人资源的话,就必须与别人分享控制权。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这种情况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已经10年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是不是说,我们市场上的投资者就那么傻,心甘情愿地继续希望你在骗他?我们看到,已经入市的股民没有多少人退出,而且不断有新的股民入市。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在中国目前为止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政府垄断了资源。在政府垄断了资源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资源从场外转移到场内,所以这些受骗的人其实最终也没有吃亏。

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一个是对上市资本的垄断。在西方讲,企业股票的价值是这个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就像一棵苹果树的价值,等于每年结的苹果卖的钱的贴现值。但是,得加上一点,如果苹果树不结果子了,把苹果树砍下来,能卖多少钱,这也很重要。中国的大量上市企业,就像一棵不结果子的苹果树,但这个树枝最后还很值钱。为什么?因为政府对上市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壳”。即使这家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企业的“壳”却非常值钱,所以仍然有人愿意买它。

只要这个壳由政府垄断,上市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不可能反映它真实的利润流、真实的信誉流。它最终反映的,可能只是企业的残值。这就像一个80岁的老太太能嫁一个18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不是爱这个老太太,而是爱老太太的遗产,所以他甚至巴不得老太太快点死。她死得越早,她的遗产就越值钱。中国的上市公司,死得越早,“壳”越值钱。现在不死,到以后壳也可能不值钱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作为它的主要推荐人,拼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在为企业输血。这样的话,投资者在买股票的时候,就不会注重企业的真实价值。

问题是,这样的游戏还能玩多久?这依赖于政府还有多少资源可以释放。新一届证监委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来监管上市企业。特别是现在上市越来越自由了,这样,壳的价值可能慢慢也就没了。不过,我们的地方政府,国有的资源可能还有,可能还能够玩几年。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应该看得远一点。国家的垄断资源,在壳没有之后,有没有可能到你手里边?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国有企业输血,大致还说得过去,但如果给民营企业输血,就可能在理论上讲不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能不能上市?上市以后,能不能有好的投资者来追捧你?关键看你是不是为资本家真正带来收益,是不是企业的资产真正有价值。

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

接下来简单讲一下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的关系。目前来讲,在中国的情况下,游戏规则非常混乱。政府的政策经常在变,今天合法的,明天不一

定合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或者想方设法地绕过规则,通过各种不合法和不正当手段来为自己谋利。如果遵守规则,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企业就很难做大,很多企业都要停业,没法生存。所以企业家只有违规,违规就包括贿赂政府官员。

但是违规的代价很大。你违规越多,你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控制力就越差。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平时的行为都是违规,你怎么能够管你的副总?你不敢管。如果你得罪了他,他以后一告你,那你就完蛋了。据我了解,现在好多老总给抓起来了,大多都是被内部人告发的。你连你的司机也不敢得罪,因为你的司机手里拿着你的好多把柄。那么,你这个企业要有效率,要真正利用能人,要能够辞退不能干的人,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也会导致激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在西方,你的副手与你不合的话,那他就得走人。但在中国,他不走,还要跟你斗,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政府要修订规则,废除不合理的规则,提高规则的透明度,给企业家一个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使得遵守规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营行为。其次,企业家要认识到,推动规则的变革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违规,更为重要。我们知道,改革是比较难的,但企业家要有推动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至少你可以进行一个成本-收益比较:假如你违规,贿赂官员,最后你可能要坐牢;但如果你推动规则的变革,你就是一个改革家,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推动规则的变革,包括跟政府打官司,都比你通过贿赂官员越过规则更优。这是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也是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家的责任。本来外国企业家来到中国,看到不合理的东西,看到不合国际商业惯例的规则,他们应该大胆地提出来,去跟政府争,然后促进政府去改变规则。但好多外资企业不是这么做,而是想尽办法跟政府官员拉近关系,然后给自己一个特许权。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就会觉得这个规则不重要,就像中国有句话: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所以,对企业家来说,推动规则的变革,从长远来说,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更重要。

企业家与WTO

我再讲一下企业家与WTO的关系。加入WTO带给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就是规则的变化,也就是中国的规则要跟国际接轨,要适应国际的规则。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是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但是中国企业家也面临一定的困惑:新的规则,更为自由、透明的规则将导致市场上更为剧烈的竞争。这对好多民营企业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我们希望有更好的规则、更透明的规则、跟国际接轨的规则;但是我们又很担心在这样的规则下,自己有多大的生存能力。所以有时候,又宁可这些规则不要改,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能适应这个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竞争。这就像阎锡山当年建铁路一样,尽管与其他地方不接轨,但好处是可以使得别人的火车开不进来。

下面我引用一位中国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一段话。他说的是对内开放的问题,对内开放也就是国内规则如何与跟国际接轨的问题。他说:“从民营企业这些年来的发展条件看,中国现在的情况甚至比美国、德国还好。在西方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它们的私营企业要成长可能更难。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一大批非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制度非常落后。所以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吃了政策的亏,但占了制度的便宜。更何况,有些地方已经在给民营企业‘吃偏饭’了。”

这段话表明了企业家的一种心态,就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很担心跟国际接轨的时候自己能不能站住脚,所以又想“吃偏饭”。但是这个“吃偏饭”的政策跟国际的规则是不相容的,中国的企业就是吃了太多的“偏饭”。撇开“偏饭”引起的腐败问题不讲,更重要的是“偏饭”提高了交易成本,使企业之间没办法进行公平的竞争。

当然,心态归心态,如果中国要加入WTO,规则是非改变不可的。网络化、WTO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挑战最大。简单来说,它使政府变成了一个“企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政府享有垄断权,在他的领土之内没有人跟他竞争,经济全球化使政府要面临国际的竞争,政府本身要经受生存竞争的考验。

因为没有竞争,过去政府制定规则时可以不考虑老百姓接受不接受,但未来可能不是这样了。中国人即使不出国,也可以为外国公司工作,限制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难。这样,政府就要重新研究一下,怎么能够留住“客户”?政府的客户是谁?是企业、消费者、投资者。如果你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投资者就不会来,中国投资者也会将资金投到国外去;消费者就不买中国的产品,而买外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也可能跑到外国去了。作为政府的客户,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的不是政府为他们承担风险,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产品,而是一个安全的产权,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和一个创业的自由。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创造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政府才具有竞争力。

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不是技术的竞争,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愚昧的、落后的制度征服先进的、文明的制度的历史不可能再有了。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投资者信任、让人安心消费的制度,所以中国的规则怎样变革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些规则也许可以与国际上的不一样,但这些不一样的规则必须变得非常透明,让人容易理解。

举个例子,在香港开车是靠左行,我们内地是靠右行。香港回归之后,这个规则不一定需要改变,但是香港的司机一定要知道内地是靠右行的,这样他们才可以开着大卡车到深圳来。

但政府制定的很多规则恰恰不是这样,让你违规了,你还不知道。加上规则随时更改,使得人们无所适从,资源浪费非常大。交通规则也是这样,好比在北京,这个道路今天还允许你左拐,明天又不允许你左拐了;今天这路还允许卡车走的,明天说某评审团来了,就不让卡车走了。规则随时变化带来什么问题?你要有这种预期不到的规则改变的准备,比如说,去机场前必须提前出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办每一件事都要这样提前5分钟、10分钟,资源损失有多大?所以规则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改变这样的规则,我们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预期到未来的变化。靠政府的保护已经不可能,通过搞关系、贿赂官员得到优惠政策,以后会更困难了。政府要考虑怎样告诉企业,不要再依赖政府了。这就好像教育孩子一样,我们对孩子要求很严,因为我们知道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保护不了他,所以从小就要练内功。我们的企业也一样,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政府,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

方政府都不能保护你们。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要练内功,这样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市场是政府主导型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进入自由我们还没有。审批制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办任何一个企业,甚至只是生产一个新品种的月饼,都要得到政府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据权威部门统计,仅中央部门的审批就有2000多条,生产一个锅炉就要得到40个“准许”。企业还没有出生,企业家就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政府部门。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就在北京办企业的程序做了一个总结,根据他们拿出的材料,要在北京办一个企业,走完所有的程序,在纸上写下来有5米长。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政府对市场的控制

政府是企业最大的供应商。过去,政府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原材料有了市场,但政府对信贷资金仍然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筹集资金又属于“非法集资”。

政府还是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好比说,好多的工程,都是政府作为业主进行招标,那你一定要满足政府部门的需要。政府还进行好多的采购活动,比如说,大量的住宅是卖给政府机关的。

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歧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范围。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企业,你想在湖南、河北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你很可能根本进不去。政府甚至可以规定老百姓只能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买那个企业的产品。在山西,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煤是不可能装火车运出去的。

政府政策左右企业的未来

政府的政策左右着企业的未来。处理风险是企业家的天职,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而非市场风险。中国企业的失败,源于政策变化的远远多于源于市场变化的。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更为基本。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特别喜欢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的原因,而就我所知,外国的企业家根本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参加这些意义不大的会议。不难理解,在中国,最受企业青睐的学者不是研究微观问题的管理学者,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为了获得企业的青睐,经济学家的报告必须以透露政府的新政策开头。

企业家获取政府支持的三个途径

在我们面临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情况下,企业家要办企业,首先要跟政府官员搞好关系,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企业家的关系网。“无网不通,无网不灵,无网不行”。这方面,在座的企业界的朋友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可以向我提供更多的案例。

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企业家在办企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人企业,也要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染红。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好多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搞,不允许民营企业搞。如果你不给自己戴一个红帽子,你就进入不了这些行业,得不到政府的批文,你就没办法开业。

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财产给人偷了,被会计贪污了,政府有公检法去抓这个人;但如果私人企业的资产被盗窃了,政府有时不太愿意去抓人,不太愿意去审判这些偷盗资产的人。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影响政府官员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家直接进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部门。有了一定的位置,就有了渠道,就可以见到政府领导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或特殊的庇护,当然也就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

比如,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给我的名片,翻开一看,几乎很少能找到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印着各种准官员性质的头衔的。

影响政府官员的最后一招是,如果合法的程序都不行的话,那就只有通过金钱或其它渠道,来贿赂政府官员。这当然是风险最大的一招,但企业家走这条路有时也是很无奈的。

这样,我们的企业家要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领导人,你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上,他们说有百分之五六十都要用于应付政府官员。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官员关系上的时间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官员的偏好主导企业家的偏好

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企业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有政府的功能,官员有官员的规则。本来企业家只有商业的功能,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就行了。但是,为了“搞掂”政府官员,企业家往往要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主导了企业家的偏好。

我前面讲的前两个困惑,都与这一点有关。为什么企业必须高速地、快速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政府官员喜欢速度。对一些地方政府的首长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政绩,是他升职的希望。但是增长速度怎么来?就要企业界的人给他努力。

有时候企业也必须搞大,因为只有搞大,你才安全,

你才能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你才能搞到钱。政府最重视的是安定团结,一个企业搞大了,要垮的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来想办法帮助你。如果你的企业很小,垮了也造不成什么社会影响,当地政府就可能不会重视你。

多元化经营源自政府主导市场

有些企业为什么必须不断地投资新项目、新工程?因为当地政府官员需要政绩,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他的政绩。前任的市长、书记让你搞了个项目,上面的领导已经参观过了,新的市长、书记又要带着新的领导参观的话,总不能再看那个旧的项目,他一定要看新的项目。所以政府官员一定喜欢你搞些新的项目。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进行多元化经营。近几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界,对于企业应该是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经营有好多的讨论,我本人也就此发表过一些观点。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从一个企业的角度看,集中一个行业搞好,搞到最好,是最重要的。

但中国的企业都立足于多元化。这有好多的原因,我想与政府主导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这一点是分不开的。第一,一些地方或部门的政府官员是要消费的,你如果给他送钱,这个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搞一个桑拿浴、卡拉OK,请他去玩玩、潇洒潇洒,风险就可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搞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在“搞掂”政府官员的关系上,比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要难得多。

第二,有些政府官员有好多的亲朋好友,需要安排工作。如果你只搞一个行业,他的亲朋好友都安排到这个行业,你的企业就搞不好,就很难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搞另外一些企业。你也不指望这些企业能赚钱,只是让他那些亲朋好友在那里有个工作、可以领工资而已。

一个企业家典型的心态

在这里,我给大家引用一段原湖北幸福集团总经理周作亮先生的话。我们知道,幸福集团两年前已经垮了,他也再不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差点酿成了湖北省的一场金融危机,所以上面惊动了中央,下面惊动了省市。周作亮的话,反映出了好多企业家的心理状态。他说:

我是国家树立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全省学幸福,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块头做大。我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市政协副主席,感到潜江的紧迫性很大。我们潜江在汉沙公路旁边,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决心,我要求市里向省里请示,“幸福铝业”开业后,要全省的工业来这里现场参观。

我们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名第五,如果我们再不上工程项目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同全国的先进比,我们必须上。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省领导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个部门支持我们?交通部门哪会给我们500万元解决这个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加快发展,所以领导都来支持我们,周边省市没有发展,就没有领导支持。现在全省都叫起来给我们借钱,有人说幸福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没有亲,没有邻,市委谁跟我们是亲戚朋友?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搞项目搞上去了,领导对我们很支持。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单一的。

周作亮的话代表了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个企业家典型的心态。那么,企业家在取得政府支持和过多的关怀的情况下,得到什么呢?我想,会得到一些资源,得到资金,得到政府的一些优惠,但往往是最终仍然可能变成政府的一个“托”。这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有句话就是“炒股炒成股东”。我们的企业家有时“傍”政府会“傍”成什么呢?有时“傍”成了政府的一个“托”。

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有天然的垄断性。政府官员跟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往往不一样,一些政府官员的目标是怎样不断地往上走,而企业家的目标则是把整个企业做大,能够持续地发展。只有在企业家的目标跟政府官员的目标一致的时候,政府官员才会真正地支持企业家。当企业家发展的目标与政府官员提升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企业家就很难再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

并且政府官员也是在不断地更换,新的官员不一定会买旧的官员的账。你跟现任的市长关系很好,但下一任的市长不一定会承认你跟现任市长签订的合约,以及现任的市长对你所作的承诺。重要的是有些时候政府部门是没有办法履行承诺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周作亮,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本来只有5亿资产的企业,投资了15亿资产的三个大项目。政府给他支持,让他办了个信用社,用信用社收来的存款来支持他企业的投资。

这个信用社的力量有限,又承包给了武汉另外一个信用社,这个信用社在市场上用非常高的利息来为他融资。他的资金成本高达30%、50%甚至100%。所以他的项目还没有建好的时候,15亿的投资,利息已经有6·9亿。这个时候政府会不会站出来为他还这6·9亿呢?非常困难,因为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并不是很宽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倒霉的是谁呢?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周作亮。史玉柱的情况也类似,上级领导的三次关怀,使他无比激动,十几层的巨人大厦改成70层,但最后破产的是史玉柱,而不是政府官员。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处理跟政府官员的关系上,我们的企业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练内功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方面来讲,就是要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构真正放弃对资源的垄断,真正使创业变成一个个人的自由,资源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还要不断地规范政府的行为。

对于企业家来说,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不依赖政府官员不行,但过分依赖政府官员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怎么跟政府官员保持一个

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要求企业家很好地去掌握。

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练内功,政府可以给你一定的资本支持,但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一定要最终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政府强制消费者买你产品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些政府官员的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与那些政府官员的人际关系上。

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已经在相当高的位置上的企业家。最终赢得消费者的是你的产品,是你的产品的信誉,是你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效率。挂一个什么头衔,有一时的好处,可以提高你的知名度,提高你企业的知名度。但这种知名度如果没有企业的产品、企业的信誉的支持,它是要垮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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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马上有动作。;;李嘉诚 中国企业家名言语录1) 在我看来有三种人,生意人:创造钱;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为社会承担责任。企业家应该为社会创造环境。企业家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马云 2) 吃亏吃到再也吃不进的时候,就不会吃亏了。苦多了,甜就大了。;;牛根生 3)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李嘉诚 4)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定义成功,但我知道怎么样定义失败,那就是放弃,如果你放弃了,你就失败了,如果你有梦想,你不放弃,你永远有希望和机会;人生是一种经历,成功是在于你克服了多少,经历了多少灾难,而不是取得了多少结果。;;马云 5) 创意是企业运营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它只是一环,不是所有,所以要把每项工作落实到实处。;;马云 6) 直接去举一千斤的人,笨蛋;四两拨千斤的人,聪明。;;牛根生 7)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李嘉诚 8) 凡事都留个余地,因为人是人,人不是神,不免有错处,可以原谅人的地方,就原谅人。;;李嘉诚 9) 好心态才有好状态。;;牛根生 10) 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才而用为原则。;;李嘉诚

管理者的困惑

管理者的困惑 一、执行是可以培养的,执行力不应该成为企业追求的一个目标,不能也不应该通过培训的方式来提升; 其实执行力是一种结果,主要在影响执行力的因素上下功夫,执行的效果自然也就会达成: 1、执行力的提升时一种系统的作用,不能通过简单的考核、目标管理、时间管理等短期的培训进 行解决,这些培训对提升执行力有一定的好处,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治标不治本;到头来问题依然会出现,培训也搞了、绩效考核也改了,执行的效果就是上不去。是因为没有治本: 2、执行力提升的三个要素:人、中层管理者、忠诚度、(责任心) 人:人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任何对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手段追求的都是啥本逐末; 中层管理者:部门领导不称职,基层的表现一团糟,在好的战略也执行不好; 忠诚度:员工为什么忠诚?到底忠诚什么?福利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广阔的发展空间? 3、提升中层管理者的水平,通过选、育、用、管、留五个维度分析 1)优秀管理者的培养: 选择有悟性、良好的思维方式、态度积极、政治素养高、富有创造性思维 引导、鼓励、磨练 授权、历练、负责、结果导向,注重完成事情的细节 制度健全、目标明确、严格执行 发展路线、工作环节、信任、尊重、福利待遇 2) 优秀管理者的能力素质: 知识力:不断的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领悟力:知识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但不能告诉你怎样做:需要你思考后得知怎样做。(当说不说、不该动而动,都是缺乏悟性) 倾听力:倾听才能了解,了解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交心,交心了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洞察力:不同的观察角度、观察方法,发现事物的本身属性;再通过高超的分析、综合、提炼能力,得出灼见;已灼见为主线,设计策划出好的主题、概念、模式、产品、项 目等; 激励力: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赞美;使用最有效的方式激励部署; 培训力:影响不了别人,就会被别人影响,思想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没有影响力就没有征服力,没有征服领导力,就没有执行力。 执行力:切切实实的去实践 领导力:指挥、引导、影响他人已达到目标的能力和行为 导航力:设定明确的目标并跟进完成。 预测力:思维决定一个领导的思维和眼光以及企业未来; 格局力:有限度的充分授权 先机力:感应潜在的变化及危机并未雨绸缪, 决策力:了解最新的信息与趋势 信任力: 分析力:系统性、动态性、辩证性三个维度 瞬间决断力:现场、现时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零开始的思维突破能力; 明亮力:营造积极的组织氛围 4、企业执行问题的处理: 1)洗牌: 2)洗脑:能洗好留下,洗不好调整;

中国企业家协会会员名单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会长,副会长名单 (共 26 名) 会长:赵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常务副会长:黄琳北京华基多元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史清琪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导 副会长:23 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凯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于剑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女企协会长 马琳辽宁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尹援平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王如珍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淑华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冯淬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原书记 刘玉茹深圳石化电器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江波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副总裁 江佩珍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吴廼峰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杨绵绵海尔集团公司总裁,山东省女企协会长 陈鹰安徽华源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女企协会长 罗活活香港富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礼贞锦惠投资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洪瑛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主任会计师 崔玉莲辽宁工源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崔荣华西安荣华企业集团总裁 傅泰慧厦门经济特区盛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蒋丽芸仲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企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 甄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秘书长:史清琪(兼)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名单 (共59 名)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凯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于剑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女企协会长 卫凯征中凯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凯立集团董事长 马琳辽宁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尹援平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王介明北京脑血管病血管病医院,保定市脑血管病医院院长 王如珍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秀艳北京海迪兰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淑华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国企领导获罪多因贪腐民企老板多因诈骗 2012-01-16 09:53 来源:《中国青年报》打印本页关闭 “2009年我国可统计的…落马?企业家有95位,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5位,2011年突破了200位。近年来,公众对企业家的关注点仍然在形形色色的富豪排行榜上,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犯罪也在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1月15日,法制日报社子刊《法人》杂志发布《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这是该机构继2009年度和2010年度后,第三次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报告由该杂志特约研究员、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研究专家王荣利律师执笔,历时一年,跟踪收集了201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202例企业家犯罪案件的各项数据后,分析、归纳而成。 “尽管一年来每天都在收集案件,但当统计结果出来的时候,一些数据还是令我震惊。”王荣利表示,“比如国企企业家的贪腐金额和共同犯罪问题。” 报告显示,2011年获罪的国企企业家中,约九成系因贪污、受贿问题。且贪腐金额大幅增加,从2010年人均957万元剧增至人均3380万元。 此外,统计案例中有近40%为共同犯罪,平均每案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达16人。 九成国企企业家因贪腐获罪,多在垄断领域 报告显示,202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除3例被通缉在逃外,199例分别处于纪委“双规”或司法程序阶段。199例案件中,国企企业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占总数的44.2%。 这些国企企业家包括河北省港口集团董事长黄建华、东航股份公司驻韩国办事处总经理黄舒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长富、广东健力宝集团前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经纬等,平均年龄约52岁。 报告显示,上述国企企业家中有76例基本确定了犯罪罪名,绝大多数是因经济问题获罪。其中,仅受贿罪、贪污罪就合计达69例,占到九成。 此外,在他们合计触犯的122个罪名里,除受贿罪45例、贪污罪24例外,还包括挪用公款罪11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5例、职务侵占罪5例、挪用资金罪3例、私分国有资产罪2例、内幕交易罪3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2例等。 “总体上看,国企企业家的主要犯罪类型是贪腐,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贪污、受贿等罪名一定程度上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交叠,但近3年来,因贪腐获罪的国企企业家,基本都保持在八九成。”王荣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梳理随报告一同发布的《2011年度十大企业家落马案件》后也发现,在去年新“落马”的十大国企企业家中,除皖能电力监事会主席张长顺、江苏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金明二人没有明确通报“落马”原因外,其余八位都明确显示“落马”与经济问题相关,六位“锁定”为贪污、受贿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去年新“落马”的十大国企企业家,多属于垄断经营领域,如航空、铁路、电力、粮储等。 报告还显示,88例犯罪或涉嫌犯罪的国企企业家中,至少有20位曾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贪腐金额“暴涨”,系往年3.5倍 “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平均突破千万,较往年显著增加。”在报告总结的2011年企业家犯罪现象七大特点中,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暴涨”这点格外突出。 相应地,报告显示“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数量在增加”。从7人增到14人,较2010年翻了一番。 报告指出,在2011年初步查明或判决确认的59例贪腐案件中,国企企业家每案的平均贪腐金额是每人3380.82万元。 “其中光明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个人就贪了7.9亿元,如果去掉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贪腐金额也达到2077万余元。”王荣利介绍,“而2010年这个数字是957万元。”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估算,若按人均贪腐金额3380万元计算,数字可达前一年度的3.5倍。 “贪腐金额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与涉案金额不同,它指国企管理人员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侵占、私分国有资产等利用职权以权谋私获得的,拿到自己家里或归自己所有的财产的总额。”王荣利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进一步解释,“不包括挪用公款、失职造成的损失等,因为挪用公款有的归还了,有的部分归还,有的追回了一部分等。” 从报告中可见,若将13例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纳入视野,平均每案的挪用金额达8473万余元。 为何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呈“暴涨”现象?“在我个人看来,原因首先在于我国的经济总量在逐年稳定发展,手头可运作的钱增长很快,这是大背景;此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很大一部分钱投给了国企,给国企企业家贪腐提供了额外…机会?。”王荣利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当

中国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精神 马云说生意人以钱为本,一切为了赚钱;商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企业家来看是影响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影响这个社会。这里我不想讨论生意人、商人、企业家的区别,我只想说企业的业主之所以称为企业家,这里面有一份社会责任,这个责任分为三个层面你要对员工负责、你要对企业负责、你要对社会负责,那一责都不能少,少了那一责你就是罪人,甚至千古罪人!企业不盈利就是不道德就是违法。一个企业不赚钱他对国家来说是一个负担,贷款或融资还不上,国家税款缴不上,国家的一些政策还要照顾它,这难道不是国家的负担?再说企业不赚钱给员工发不起工资,发不起工资对国家来说这个企业就是违法的!对员工来说拿不到工资就没办法好好生活,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人铤而走险,给社会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难道不是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吗? 我常说企业家三千三万,有些人不理解三千三万是什么?这里我做一下解释:千辛万苦、千风万险、千委万屈。什么叫千辛万苦,首先要说这是大企业家的苦或者说是大集团甚至是国际集团企业家的苦,你想想他们成天要到下面去巡视、开会、学习、接待、处理紧急事项等等,避免不了要坐车、坐火车、坐飞机、坐轮船等等,很多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就坐车坐飞机吗?你只要坐着就可以了!不行了就睡一会,但是我们可能忘了还有一个词叫舟车劳顿,坐车坐飞机也是很辛苦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坐一天的车回到家都会说‘累死我了!’那要是让你成天这样你是什么感觉?再说企业从无到有,

技术、人员、系统、财务、后勤,那一项都不能缺,那一项都少不了企业家,市场从零到有,服务、市场、回款、销售、调研,我们又能少了哪一个,哪一个你不懂你都不是合格的企业家,这难道不叫千辛万苦吗?有人开玩笑说,我羡慕那些空姐成天免费飞来飞去,企业家也是成天飞来飞去,人家是空姐我是空哥,所不同是人家是免费我掏钱。再说千风万险,企业家压上身家性命,借遍亲戚系朋友,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赚的钱是员工的、是企业的、是社会的,但最终是社会的。温州曾经有个企业叫均瑶乳业,他的总裁王均瑶先生因为癌症离世,你说他没钱嘛?媒体在他的遗体前挂了一幅挽联,年仅33岁,留下33亿,他生前是没有时间去治疗,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在处理企业的事,他是不能安心治疗。在安徽桐城有个六尺巷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在清康熙年间,张英是当朝宰相,在他的老家安徽桐城,他的侄子和当地吴员外都看上了一块风水宝地,两家人就圈地盖房,到建围强时两家谁也不想吃亏互不相让,最后吴员外告到县衙,县老爷一看两家都惹不起谁也不敢得罪,最后张英的侄子给他写了一封家书,想让他出面调停,但是张英看了信之后回了四句话,他侄子看到信之后到吴员外家给他看了信,两家又互相让出三尺,形成了现在的六尺巷,张英那四句话也就成了经典“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存,不见当年秦始皇”,钱再多有什么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难道不是企业家的千风万险吗? 地产老板大胆冒险、疯狂追求利润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

吴川企业家名录

(跨国)越南胡志明市足球酒店集团董事长:陈亚宪深圳市粤基集团董事长:林上福东莞市豪业股份集团董事长:王家豪广州市南粤装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麦亚荣中山市辉煌电器集团董事长:李华青佛山市集伍实业集团董事长江门市卓越化工集团董事长:沈崧世界通集团、世界通网集团、世界通出版集团总裁:萧云升深圳市鹏广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成鹏 广州子光集团董事长:姚冬文广州一鼎江山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文兴深圳市铜锣湾集团董事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联盟主席:陈智 珠海沃尔达集团董事长:刘伟洪(兼任吴川珠海商会会长)东莞市广创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 珠海嘉济药堂董事长:李家济深圳市道路工程公司第十二工程处处长、深圳市鹏进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上进深圳市锦鸿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邵清深圳市京基集团董事长、中联石化国际集团副主席:陈华(兼任湛江珠三角商会名誉会长)云南金深集团、成都豪赛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亚光

深圳市金浩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邦 昆明维邦经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凌淮广东省龙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龙观生(兼任吴川广州商会会长、全国最大的五星级酒店东莞虎门龙泉国际大酒店的建造者) 深圳万长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上观 广东裕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永杰 深圳市中威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田生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市华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阳南(拥有国内柏丽酒店等知名物业)广东鼎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庆棠(在广州拥有五星级酒店广州鼎龙国际大酒店)东南贸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建文深圳市明政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雅林(兼任吴川深圳商会会长)广东大盛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钊华 深圳市益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河湛江市恒光电器总厂董事长:梁爱华广东逸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韩庆云(旗下拥有“广州63层”广东国际大厦等物业)深圳市卫武光明生物制品厂总经理:李元华 佛山市兴海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亚海 深圳市长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明广东大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坤(惠州青商联合会副会长、惠州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惠州民营50强企业)

企业家关心的五十个刑事法律问题(目前只有后面30个有答案)教案

企业家关心的五十个刑事法律问题 1、公安或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的方式有哪些? 2、什么是拘传?拘传会被带上手铐吗? 3、被公安或检察院带走后应该怎么办?家属应该怎么办? 4、对公安或检察院带人法律有哪些规定? 5、什么是询问?询问和讯问的区别是? 6、若作为证人接受询问,享有哪些权利? 7、若作为证人接受询问,应当注意的事项? 8、证人拒绝作证有什么法律后果? 9、询问可能在哪些地方进行?能自己选择地点吗? 10、若作为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享有哪些权利? 11、若作为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应当注意哪些事项? 12、被讯问(询问)有权保持沉默吗?拒绝回答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13、被讯问(询问)时可不可以要求在律师在场呢? 14、如果被讯问(询问)遭遇到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该怎么办?这样得到的供词和证据是是否有效? 15、公安或检察院讯问(询问)必须遵循哪些规定? 16、在接受讯问后可以聘请律师吗?律师可以做些什么? 17、讯问(询问)一定要制作讯问笔录吗? 18、讯问(询问)笔录有什么重要作用? 19、制作讯问(询问)笔录的注意事项? 20、讯问(询问)笔录是否还能够要求修改? 21、笔录一定要签字吗?是否有权拒绝签字? 一般来说,笔录的文字和篇幅可能较长,所以一定要仔细阅读,经核对无误之后再签字确认。对于不实的记录,有权要求修改和补正,若有关机关拒绝修改和补正,你就有权拒绝

签字。 22、在案件中哪些财产可能会被扣押、查封?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23、在案件中若财产被查封或被扣押应当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人民法院对于扣押、冻结在案的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对于扣押、冻结的与本案无关的财物,应列入清单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交人民法院执行刑罚。 24、在查封扣押财产的过程中对执行机关有哪些规定? 第二百八十八条人民法院对于扣押、冻结在案的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第二百八十九条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明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返还。但须经拍照、鉴定、作价,并在案卷中注明返还的理由,将原物照片、清单和被害人的领取手续入卷备查。 第二百九十条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包括作为物证的货币、有价证券等,应当随案移送。开庭审判时,经向法庭出示、质证后移交法庭。休庭或者闭庭时办理证据交接手续,清点、核对无误的,由经手人在清单上分别签名后予以封存。对因上诉、抗诉引起第二审程序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证据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并办理证据交接手续。对不宜移送的实物,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应当审查是否附有相关证据材料;需要鉴定(包括估价)的,应当附有鉴定结论。第二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对于侦查机关冻结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应当审查是否附有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通知该金融机构上缴国库,同时将判决书送达有关财政机关。金融机构应当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 第二百九十三条对于查封、扣押的赃款、赃物依法不移送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由原审的人民法院通知查封、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同时将通知及判决书送达有关财政机关。查封、扣押机关应当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第二百九十四条对于人民法院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由原审人民法院依照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九十五条对于扣押、冻结的与本案无关的财物,已列入清单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交人民法院执行刑罚。 25、看守所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去看守所一定注意以下事项:

当代中国企业家缺少了些什么:

中国企业家有哪些_当代中国企业家缺少了些什么? 从18世纪末中国人图强以来,一批批中国的企业家茁壮成长, 与如今的中国企业相比,他们已经是与外国公司对垒的“国际玩家”了。 在过去的教育中我一直以为解放前的中国是一穷二白,一切日用工业产品都要靠进口,现代工业的发展,是50年代以后才有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见闻的增加,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从18世纪 末中国人图强以来,一批批中国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享誉中外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家们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以服 务社会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读起他们的传记,让人感到荡 气回肠。反观如今生长在21世纪那些新兴企业家,总觉得骨子里比 那些商业老祖宗们缺少些什么。 就拿解放前赫赫有名,打败杜邦公司的世界猪鬃大王谷耕虞来说。他为人勤敏、仗义,同时又具备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为 了拯救重庆猪鬃和皮货出口业,年仅23岁的谷耕虞智斗美国最大的 皮革制造商纳尔斯,最终使重庆成为让洋商望而兴叹的禁地。为了 保护因气候意外导致濒临破产的上游供货商,谷耕虞不但不向供货 商催讨万元借款,相反再贷给他10万元现金,以便东山再起。这样 的例子可谓是举不胜举。最终,在谷耕虞和一代时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猪鬃出口占据了世界98%的的市场份额,其中谷耕虞一家就占 据了80%以上。到一九四八年结算的时候,谷耕虞的公司尚有900 万美元的资金,2700多万美元的银行账务往来,除了厂房、汽车、 办公楼等固定资产外,尚在有大批猪鬃以及各种畜产品,堪称令中 外瞩目的大富翁。 还有闻名中外的火柴大王刘鸿生,这位在上海以煤炭大王一举成名的年轻富豪,在看到因黄河改道造成大批游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的情况后,想到制造火柴可以安排大量的就业,于是在苏州创办了 鸿生火柴公司,安置了大量的难民。因为其不断创新技术,改善生 产环境、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使得鸿生安全火柴成为中国的第一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与希望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与希望 护眼色:绿橙棕黑字体:粗体大中小作者:济群法师发布时间:2011-12-1 22:26:01繁體版 《中国商人》杂志:近年来,中国富裕阶层的移民潮和社会公众对贫富分化加剧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切。请问,从中国传统的国学潮流中,是否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终极皈依处? 济群法师答:据称,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个中原因,媒体已有众多分析。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缺乏安全感,希望通过这一途径寻找更好的归宿。 为什么我们会缺乏安全感?答案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那就是对外在世界的过分依赖。当我们把人生的全部筹码投注其上,却要面对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时,恐惧就随之而来了。 移民可以带来的,只是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但无法解决我们内在的困扰。生活稳定了,内心就不再动荡吗?就不再漂泊吗?只要看看欧美各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心理疾病,就知道问题远非那么容易解决。 佛法的智慧,是帮助我们通过了解自己来安身立命,通过调整心行来摆脱恐惧,是把归宿建立在内心而不是外在世界。 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发现,生命原本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才四处追逐,寻找支撑。一旦开启这个内在宝藏,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这不是对环境的刻意顺从,也不是对命运的无奈妥协,而是由内心独立获得的能力。因为独立,就不会随环境变化受到影响,也无需外在的什么作为支撑,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中国商人》杂志: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创造财富?又如何使用财富,方可心安理得?这不仅是一个政策引导问题,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精英群体一直在试图探索明白的问题,从佛教的思想,和中国传统国学的精神世界里,是否能给企业家们一个简明而易于和长期坚持的修养路径?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名单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名单 ? 北京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郑福双董事长? ? 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周明陶董事长? ? 北京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霍振祥董事长? ? 京卫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扈本山总经理? ? 北京和源沐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余立新总经理? ? 北京华通开关厂刘建增董事长? ? 北京奥瑞金新制罐有限公司关玉香董事长? ? 婷美集团保健科技有限公司周枫董事长、总裁? ? 北京康得投资(集团)公司钟玉董事长? ? 北京世纪劲得保健品有限公司卢承前总经理? ? 北京天利深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聂启明董事长? ? 北京市中宜环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吴桐董事长? ? ? ? ? ? 上海上海致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严健军董事长? ?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李培植总裁?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许泓董事长、总经理? ? 上海中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陈庆钱董事长、总经理? ? 上海中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潘跃进董事长、总裁? ?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郑雷飞董事长?

? 上海展望集团有限公司罗正年董事长? ? 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陈邓华总裁? ? 上海高维化学有限公司张未名董事长、总经理? ? ? ? ? ? 天津天津宝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柴宝成董事长? ? 天津中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宋富智董事长、总经理? ? 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宋德成董事长? ? 天津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王树林董事长、总经理? ?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闫希军总裁? ? 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左晔董事长? ? 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李金元董事长? ? 天津市银龙预应力钢丝有限公司谢铁桥总经理? ?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张祥青董事长、总经理? ? 天津安达集团有限公司崔洪金董事长? ? ? ? ? ? 重庆重庆东田药业有限公司田秀东董事长? ? 重庆富川电装品有限公司傅传明董事长、总经理? ? 重庆市西铝工业公司刘忠厚总经理? ? 重庆蓝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陈昌斌董事长? ?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尹明善董事长? ? 重庆金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孙露董事长?

报告称2012年企业家犯罪激增 涉案金额过万亿

报告称2012年企业家犯罪激增涉案金额过万亿 报告称2012年企业家犯罪激增涉案金额过万亿新浪财经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王荣利律师日前发布其历经一年撰作的《2012年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报告称,2012年已被媒体报道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国企高管案例共计113例,进入公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后的63例案件涉案金额达到324115万余元。民营企业方面,经媒体报道的案例共计238例,初步报道涉案金额超亿的案例达53例,总额达10694亿元。 报告指出,在113例国企高管案中,除了自杀、遇害和免职的6例以外,有107例均涉嫌刑事犯罪。这107例案件中有两例外逃或通缉,其余105例案例分别处于立案调查、公安机关拘留、逮捕、检察机关起诉或者法院一审、二审阶段,部分案例已经结案,犯罪分子已交付监狱执行,或者已执行死刑。 进入公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后的63例国企高管案件,涉案金额达到324115万余元,平均涉案为5144.68万元。在54例涉嫌贪腐的案件中,每案的平均贪腐金额高达2540.28万多元。 王荣利律师同时提出,2012年媒体报道的民营企业家案例共计238例,除去自杀,遇害或其它意外事件39例外,

其余199例均涉嫌刑事犯罪,包括22例"逃跑"或"失踪"。其余175例案例分别已进入相关法律程序,或已结案。初步报道时涉案金额超亿的民企案例达53例,总额达10694亿元。 报告分析,2012年民营企业家的自杀现象比较突出,民营企业家犯罪数量大增,且涉及金额巨大、牵连面广。 报告还总结了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的特点,包括媒体报道中不使用真名的企业家约占所有曝光案例的28.1%,与往年相比数量极大增加、企业家犯罪现象全球化等。(梅珂) 表1:2012年国企高管犯罪及法律风险案例序号 姓名 原所在企业及曾任职务 类型 1. 何丽琼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邮政局大客户服务部经理 执行死刑 2.

年中国十大创新企业家排行

年中国十大创新企业家排行 ? 2013年中国十大创新企业家排行 2013年06月24日 - 胡润研究院评选的“2013中国十大创新企业家”结果近日公布,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王健林、俞敏洪、李彦宏、魏建军、史玉柱、陈鸿道和张勇十位企业家成功当选。据悉,胡润研究院首次评选中国创新企业家,这是第一次有专业机构尝试回答中国的乔布斯是谁。 据了解,评选标准综合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投资理念创新。当选的十位企业家,是从《2012雅居乐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1000位上榜企业家中甄选出来的,他们是在各个领域中最具创新意识,并通过创新带领企业取得快速发展,引领了行业的发展。由于胡润研究院一直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因此只将中国民营企业家纳入此次评选范围,事实上在中国还有很多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家。 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这十个人树立了中国企业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创新企业家形象,他们在引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马云,阿里巴巴,引领了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在胡润研究院推出的中国品牌榜百强名单中,马云是唯一创造了三个品牌上榜的,包括淘宝、天猫和支付宝。马云家族以150亿元财富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46位。 2.马化腾,腾讯,改变了国人的沟通方式,从QQ到微信。马化腾以410亿元财富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7位。 3.任正非,华为,引领了中国的跨国企业概念。任正非以30亿元财富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571位。 4.王健林,万达,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创办了商业地产的模式。王健林以650亿元财富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2位。 5.俞敏洪,新东方,开创中国教育培训领域新格局。俞敏洪以54亿元财富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288位。 6.李彦宏,百度,创造了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其拥有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是奠定现代搜索引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基础发明之一。李彦宏以510亿元财富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3位。

集聚全国最知名最大最全的企业家名录

华润集团 陈朗董事副总经理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马嘉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宗南董事长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华国平总经理 山东家家悦集团有限公司王培桓董事长兼总经理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王填董事长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坚忠董事长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王培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罗国伟Eric Legro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王永刚总裁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王斌董事长兼总经理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吕国满高级副总裁 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曹世如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海联华超级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汤淇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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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防的10个罪名

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防的10个罪名 一位民营企业主和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生意伙伴发生经济纠纷,或者是得罪了某些有权势的人——纠纷的对方或者被得罪的人,便串通甚至买通公权机关(主要是具有查案职能的公安、检察或者纪检机关)——公权机关的人出谋划策、挖地三尺寻找线索和口实——以民营企业主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其抓捕——公权机关要么给民营企业主扣上经济犯罪的帽子,要么通过这种侦查找到民营企业主其他一些行为瑕疵,给其扣上其他的罪名——最终,轻则逼得民营企业主违心向竞争对手示弱、奉送财产,重则让民营企业主长期坐牢,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近年来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所涉冤案(或者干脆可以说被陷害)的多个案例的观察,我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法律制度环境和司法严重不公的局面下,民营企业家一旦得罪某个要人或者有深厚官场背景的竞争对手,很容易被扣上现行刑法所规定的10个罪名之一,它们分别是:偷税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和行贿罪,这10个罪名,说白了,就是公权机关一些无良者整民营企业家的最佳罪名。 1、偷税罪:危险指数★★★★★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公权机关如果想用刑事手段整一个民营企业家,80%以上的可能性,第一选择是查这个人是否偷税,因为在这“万税”的年头,连小孩都知道,一个人做生意,如果完全照章纳税,那要是还能挣到钱,不是神仙也是商仙。当然,避税有合理避税和违法逃税两种办法。公权机关要整这个罪,就会采取秘密的或者公开的办法,首先调查公司的账户,严重的时候,把一个公司过去20年来的账本甚至生意伙伴调查个底朝天,只要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就会顺藤摸瓜挖地三尺。从实践来看,很少有企业家能逃过这个陷阱。 避税是多数中国商人的普遍心理,你为了避免日后被扣上偷税罪的帽子,最好是保持常年谨慎,一是不要做自作聪明的傻事,以为只要有两套账本就能蒙过所有人,其实,税务官员之所以听凭你报的账本去课税,与其说是你偷税手段高明,不如说是他的不负责或者为利益所动,真要查税务问题,把你生意链条上的伙伴们查个遍,有几个人还能说做假账能奏效?所以,企业家们千万要记住:要避税必须完全合规,最好是请专业的税务师设计方案,进行风险评估,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请税务征稽人员在有关资料上签字认可,最后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永久保存这些资料在安全的地方,比起可能坐上三五年牢的风险,你在自己某个别墅的角落里堆放这些资料,毕竟是一件心里踏实的事情。 2、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危险指数★★★★ 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公司林立、公司的设立方便得如同从客厅进卧室一般的今天,公权机关要调查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否犯罪,90%的时候会往虚报注册资本罪这个问题上去作谋划。实实在在地说,虽然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门槛资本规定很低,3万元就可以注册一家名字看起来很唬人的公司,但对于某些特殊行当而言,公司的注册资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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