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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外国妓女调查

大陆外国妓女调查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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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认为,像毒品问题一样,妓女的跨地域流动和妓业的全球化运作正成为一种尴尬的力量,冲击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对妓女问题始终保持高压政策的中国大陆,尽管对半明半暗的国内妓女采取坚壁清野的管制,仍显得力不从心。而组织极为严密、手段极为隐蔽的外国妓女的渗透令大陆政府更为头疼。在华外国妓女的数量、管理模式和流动趋势至今仍是大陆管理部门的管治空白点和学者的研究空白点。她们的数量或许并不庞大,但危害却是无法想象之巨。

文/记者至墨欧阳斌特约撰稿楚鸣张力

湖南“洋妓女”暗访

8月21日晚21:54,我们装扮成受公司指派带几个客户出来玩的职员,来到湖南长沙市芙蓉路某娱乐城A402房间。包厢里有一张床、一个卫生间、桌子上放着卷筒纸和一瓶不知名的东西。几分钟后,女老板庞某带进来一位俄罗斯小姐丽娜(音)。“你好。”丽娜给我们一个微笑和发音生硬的招呼。和娱乐城其他女孩一样,她的工作是给男客人洗澡、按摩并可以提供性服务。不同的是,丽娜收费600元,比其他中国女孩高200元。

丽娜是该娱乐城惟一金发高鼻的女孩,庞说丽娜是她手里的镇城之宝。庞老板指点着21岁丽娜的胸脯骄傲地说:“中国哪个女人有那大场合?哪个男人不想?不少男人一传十、十传百都是冲着她来的。”确实如此,后来我们在走廊碰见一名板寸平头的青年男子,粗声问庞:“洋妞呢?洋妞在哪里?你这个堂客冒撮我吧(长沙方言,意即你没有骗我吧)。”

丽娜笔直站在房里,一身黑衣,白、丰满却不高,一双较深的蓝眼对着我们看。除了第一声“你好”之外,她不会说其他中国话也听不懂我们说什么。庞老板为了证实丽娜不是新疆人冒充的——她介绍说有宾馆曾发生过如此“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告诉我们可以通过看毛发、察毛孔、闻体味等方法来分辨。我们借口说她长得丑,不要。丽娜看出了我们的不满意,歪了歪头,手一摊,出去了。

庞承认了丽娜不够漂亮,至于为何要费力引进俄罗斯小姐,庞介绍说开店都得有特色,现在长沙一些有钱人“吃惯了土鸡,想换只洋鸭”。此外,一些人通过录像带了解外国男女私生活后,对外国女人充满着好奇、征服欲,即便钱不够多的都乐意一试。为把我们纳入娱乐城的常客队伍,庞向我们透露,她计划通过翻译再到俄罗斯招几个小姐过来,那边一些女人乐意到中国、东南亚国家淘金。据说娱乐城用于招人的美金已经汇到了俄罗斯,几个俄罗斯小姐只等办好签证就可过来。

据说,外国小姐在长沙卖淫并非新鲜事。长沙市房地产行业、广告行业的人士告诉我们,长沙一些三星以上的酒店都曾有外国女人卖淫的情况。据公安机关透露,2001年,长沙市公安局在某宾馆查处了卖淫的两名俄罗斯小姐并将其遣送回国。

当晚20:15,我们来到据说拥有很多俄罗斯妓女的长沙城北的某会展中心酒店。休闲中心主管周某抱歉地说:“俄罗斯小姐暂时无货”。他解释,去年他们有一批俄罗斯小姐,洗澡、按摩加性服务一条龙收费1000元,比其他女孩收费高400元,“生意很火爆。”今年过年后一个月,该批俄罗斯人的签证到期,加之非典影响,回国后还没有过来。“她们走了,我们生意都

差了好多。”周遗憾地说。

8月22日下午13:20,我们来到长沙市火车站邻近的某宾馆第18层桑拿中心。一女服务生告知宾馆的一个俄罗斯小姐这几天外出,“不到二十岁,长得好漂亮的,一双眼睛蓝汪汪的。”服务生主动索要我们的电话号码,说等到她回来后给我们安排。

长沙黄兴路旁一酒店客房部经理私下透露说,利用外国妓女“火市”已经成为长沙一些娱乐城老板的战略安排。“其实,…洋小姐?在长沙卖淫没什么奇怪的,”该经理说。

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外国妓女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中国,目前似乎没有确切的史料可查。现有资料表明,清末是中国娼妓业大兴其道之时,“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殖民势力入主内地以来,淫风蔚然,洋妓亦艳帜高扬,成行成市。”史载,1921年左右,上海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带出现过“洋妓院”。这些由洋人开办的中等西式饭店、茶楼、旧式小洋房,多招揽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卖淫,来者洋人国人皆有,可谓盛极一时。建国后,作为“三大毒瘤”之一的妓院被政府取缔,洋妓是否与本地妓女一同被改造,不得而知。

而据全国妇联律师、《中国禁娼》作者刘文彦介绍,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社会动荡、经济衰败,老百姓生活无保障时,跨国卖淫现象较多。比如1917-1918年,俄国有七八千妇女来中国卖淫。建国初期,政府将外国妓女遣送出境。改革开放后,外国妓女重新出现。从中国大陆警方披露的情况看,最早发现有外国妓女是1989年,一些外国女子在西藏旅游,钱花光了,便卖淫赚钱。90年代初,香港妓女进入大陆,至1993-1994年,越南、俄罗斯、蒙古等国妓女陆续进入中国。“目前俄罗斯妓女在华人数最多,具体多少实难估算。”刘说。

娼妓中有多少外国妓女,中国官方没有评估数字。俄罗斯《消息报》曾引用国际反对奴役妇女组织的数字,称在中国境内有大约6000名来自俄罗斯的性从业者,而人们普遍认为实际数字远超过这个统计。

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有一个中国惟一的正科级口岸派出所,许多在中国卖淫的俄罗斯妓女被抓后就是从这个派出所遣送回国的。据该派出所介绍,深圳是俄罗斯妓女最多的地区。记者致电深圳市公安局求证时,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坚决否认:“具体数字我们没有统计过,但深圳不是最多的吧?”他接着反唇相讥:“你们怎么弄这些花边新闻?”我们反问:“你难道认为这只是花边新闻而不是严肃的社会问题吗?”对方连忙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我得问一下领导。”我们追问:“你们领导在吗?”对方说“领导刚刚出差”就挂掉电话。

在此后对北京、上海警方的采访中,我们几乎都得到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的拒绝理由。新加坡《联合早报》曾以《北京的夜,有点儿色》为题报道了北京三里屯有外国妓女出没的新闻,《北京晚报》随后也派记者到三里屯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该报道称,一位专门替某酒吧拉皮条的河南男子说,该酒吧不但有30多名妙龄女子,还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女子,一到周末都供不应求。酒吧老板每月为他的劳动支付600元工资,并包吃包喝包住。报道还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的话说,“各地有规模的色情业都有…背景?,难以彻底清理。”

本刊记者在北京展开调查时,也有人劝阻道:“北京但凡组织外国妓女卖淫的夜总会、酒店和宾馆都大有来头,水深得很!”安徽、湖南、四川的警方接受采访时都纷纷表明,如果记者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和所在地名称并保证对谈话内容不录音,他们可以私下聊一聊。

不仅大陆警方对此讳莫如深,连大陆性学专家们也纷纷表示,外国妓女在中国已是普遍现象,但目前没有一个专家对此作过相关调查和研究。“中国的专家和调查机构没有一个敢调查北京的妓女问题,选择的地区多为西南偏远省份。中国妓女问题就够敏感的,在华外国妓女问题就更没人敢碰了。”一家曾经在中国南方做过上千名性从业者访谈的商业调查公司的老总认为,一般国际机构也不会出钱作关于北京的调查。一位国内知名的性学专家则认为,北京的情况“太复杂”,不好做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除此之外,语言障碍、团伙势力都是困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