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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5月24日---7月5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召车软件呼唤“包容性政策”

记者体验打车“神器”真的神吗?

面对市场的需求、公众的选择,社会管理者的管理创新、制度供给必须紧紧跟上

清脆的“滴滴”呼叫,亲切的导航指引,颇受青睐的“打车神器”——各种召车软件,近日遇冷。有的城市发出叫停禁令,或要“严厉查处”,或要“专项整治”。(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23日第九版)

客观讲,这样的禁令可以理解。召车软件的加价打车功能,确实有缺少规范、变相议价之嫌。而且,在配套跟不上时,相关投诉争议难解决,缺乏认证也很容易导致“黑车”泛滥,甚至会带来行车安全隐患。这些,都可谓召车软件身上的“红字”。

然而,反过头想想,召车软件之所以会流行,本身就是因为有需求。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对司机而言,能提供就近客源,降低空驶,节约成本;于顾客来说,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可以减少街头苦等。这些,则可谓召车软件的生存土壤。

一方面是灰色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是旺盛的市场需求。两相对比可以看到,以“禁”为主的管理,相对“简单粗暴”。这样的否定思维,既无法给乘客解决实际的出行难题,效果想必也有限。毕竟,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私下交易,绝非一纸禁令就能简单屏蔽掉的。更何况,即便有“变相议价”,加价要求也都是顾客主动发出的。

禁用召车软件,让人想起同样曾引来禁令的拼车。有地方曾纠结于“事故责任主体”确认较难,为图方便禁了拼车,结果不仅堵住了出行新方式,也无助解决“黑车”泛滥,更难以管住公众的拼车行为。现在,禁用召车软件固然简单,但这真的是最合理的选择吗?

在这个意义上,召车软件正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社会管理创新的点。面对市场的需求、公众的选择,社会管理者的管理创新、制度供给必须紧紧跟上。不从新技术、新需求的倒逼中开展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有惰政之嫌,更容易使得这个有着很高市场需求的新服务被迫转入“地下”,给未来增添更高的治理成本。

换个角度看,即便无法解决僧多粥少的总量矛盾,即便尚且处于自发运作的试验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召车软件也能优化调动现有资源配置,更代表着“路网融合”的智能交通发展方向。如果不是简单禁止,而是为我所用,是不是能为解决打车难提供一种思路和探索呢?如若对待自发出现的一些新探索,一出问题就“喊停”,一碰禁区就“封杀”,必然难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更难以对接市场自发而生的技术创新。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肯定会比一个封闭性的行政手段,更能激发出创新的热情和潜力。

社会管理创新当循一定之规,但也不该削足适履。召车软件固然还存在问题、亟待规范,但更需要在现有框架内调动最佳管理手段,在问题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契机和条件。打车如此,交通拥堵等大都市通病,又何尝不是这样?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激发“到此一游”的文明耻感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埃及卢克索神庙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浮雕上,刻划着汉字“丁××到此一游”。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贴出这样一幅刺目的照片,发布者“无地自容”的心情,也成为很多网友的一致感受。

“没到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神庙与汉字,两大文明竟以如此方式相遇,实在让人尴尬。不管是真心喜爱、跟风模仿还是年幼无知、出于炫耀,这种行为不仅污损了人类文明的瑰宝,也为中国游客添了一笔不良记录。

相对大多数中国游客的有序有礼,少数人的不良表现更容易被放在公共外交的聚光灯下。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踩踏黄线、在飞机上争夺行李架空位……因为这些行为,中国游客甚至在国外一家市场调研机构的调查中,名列“最差游客榜”第二名。当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300万人次,“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句提醒更有特殊含义。

“到此一游”的风波,理应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面对刻字,现场中国游客莫不感觉羞愧,甚至连导游也赶紧走开。微博热议、媒体讨论中,惭愧、耻辱的情绪,谴责、反省的主调,也让人看到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一个国家文明意识的自我审思。当事孩子的父母也主动联系媒体,流下忏悔泪水,坦言“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做得不好”,公开道歉。未成年人犯错在所难免,应予以必要宽容并助其改正,但整个社会则应以此为镜、自我检视。

的确,“到此一游”远涉重洋,也是国内不文明言行的不自觉“输出”。从被刻字弄得遍体鳞伤的长城,到赫然出现在故宫大水缸上的涂划,都是孩子耳濡目染的“活教材”。习惯了乱闯红灯,出了国可能也会“红绿色盲”;习惯了大声喧哗,在国外也难以主动调低音量。从这个角度说,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有人说,最好的“到此一游”,是把旅途中所有的美好都刻在心上。而提升文明素养,也需在心上刻下这让人蒙羞的“到此一游”。在拥堵的公路上随意并道时,在地铁的长队里加塞插队时,在逃票成功洋洋得意时,在网络空间掐架骂娘时,这几个字就该闪动警示之光,提醒你触碰到了文明的红线。谨记“到此一游”激发的文明耻感,以此自戒自省,以此校言校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迈进一步。

今日中国,吃饭穿衣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海外奢侈品商店促销都会挂上汉语海报。然而,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的确,现代化的过程中,怎能少了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出台“文明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管理者那里,文明素养、人的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必修课”。

同样是神庙,雅典阿波罗神庙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反思埃及神庙刻字事件,以此为契机省察自我文明素养,才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尊敬,更让我们在文明复兴之路上“递进一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靠“全程改革”过好紧日子

用“全程改革”、“全面改革”,让过“紧日子”促成干部切实转变作风、真正为民服务

日前,北京市提出,今年一般性公务出国经费压缩10%、公务接待费压缩20%,两项总额超过3500万元。会议费、培训费、印刷费也有不同程度压缩。这样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公众期待有更多地方跟进。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这是习近平同志的反复要求。当前经济形势下,各地财政出现不同程度减收,而公共建设项目“一个都不能少”,民生支出也“只能增不能减”,过“紧日子”成为各级政府的必修课。北京压缩“三公”经费,正显示过好“紧日子”的决心和可能。

压缩“三公”经费,务实戒奢转变作风,还需要做出更大努力。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转成“藏猫猫”、“游击战”,让新风消弭于陈规旧习?省下来的钱用到了哪里?是划到了“三公”经费的另一个格子里,还是转移到了民生支出的大盘子里?

回应好公众关切,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很好的政策和规定。从长远看,更要形成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和根本上保证过好压缩“三公”经费后的“紧日子”。而这,无疑要靠坚持不懈的“全程改革”来推进。

北京之举,可谓从财政预算制度入手的事前改革。财政支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预算规范、透明了,才能取信于民。预算公开虽然大幅推进,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改革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约束力,使政府支出更加合理、公开;改革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建立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配套的制度,是过好“紧日子”的关键一招。

在改革之中,更需有攻坚克难、谋划长远的决心和能力。比如,在有些地方,公车“超配”、“高配”、“乱配”现象屡禁不止,已成为“三公”消费领域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没有办法,还是缺少勇气?是面临阻力,还是不敢触动利益?啃下这样的硬骨头,无疑能为过好“紧日子”提供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重要借鉴。

在民主和监督上进行改革,更可有效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未来的监督,不仅要靠自媒体,更需要依赖健全的制度。如何让审计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事后的发现问题倒逼出事前的预防问题?如何发挥各级人大、政协的作用,全面行使人民赋予的监督权?如何更好地悬起法治的利剑,形成对违规违纪的有效震慑和精确打击?这些,都是过好“紧日子”的重要保障。

压缩“三公”经费值得鼓掌。不过,也不能仅仅盯着几个数据看。如果只求敷衍公众和舆论,是很难把工作做到位的。关键在于,要用“全程改革”、“全面改革”,让过“紧日子”促成干部切实转变作风、真正为民服务,成为推动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契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建设现代政党的重要一步

党内法规制定的改革,是党建理念与思路的开拓,是进一步建设现代政党的“关键一招”

因被视为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近日一经公布,就引来广泛关注。

如果说管好一个党要有“规矩”,那么,这两部党内法规就是管住这些“规矩”的规矩,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明确“定规矩”的权限,要求划出五年“路线图”,完善“前置审核”程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党内法规制定的要求,也是党的建设的需要,更让人看到一个走过92年的政党,向着现代政党更高目标的又一步迈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切入点之一。本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提出明确要求。在广东、甘肃等地考察时,党建工作同样是关注要点。两部党内法规的出台,再次显示中央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大势的准确把握。

8200多万成员,超过德国的总人口数;领导着13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30多年快速发展,浓缩了西方几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风险。国家与社会面临转型期的挑战,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同样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目前,我国农民工已达2.6亿,其中党员比例可能不高,但绝对数量却不小,何况还有更为庞大的流动人群。这只是个小例子。今天,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惟有不断加强对科学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与时俱进,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这个“硬”,是作风之“硬”,更是制度之“硬”。当此社会思潮多元多变之时,用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感召人、凝聚人,必不可少。面对不断扩大的党员规模、日益繁杂的管理事务,要达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要求,顺应国情党情变化的制度供给与制度安排,同样不可或缺。

翻开30多年来的历史,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领导干部任期制”,加强党务公开,进行个人事项申报,保障党员权利……与改革开放大潮相互激荡的,是执政党在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上的不断完善。制度演进的背后,更是一个政党与时俱进的现代转型。适应现代化规律,适应现代政治发展规律,这样的转型,事关执政党兴旺,事关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此次两部党内法规出台,于细节之处,更让人看到理念的更新。“必要时在全党范围内征求意见”,范围上的“全覆盖”彰显推进党内民主决心;“经批准后一般应当公开发布”,契合公开透明的现代政治潮流;而关于备案、清理和评估的相关规定,无疑也加强了对“党内立法者”的监督。可以说,这两部法规抓住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党建理念与思路的开拓,在进一步建设现代政党上可谓“关键一招”。

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改革会当中流击水。当此之时,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以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的现代政党,势将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让“中国号”巨轮驶入更为开阔的水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反腐败,以自身硬气“立信于官”

反腐败斗争,既要以实实在在的反腐新成效,“取信于民”;也要以正人先正己的自我要求,“立信于官”

在6月20日前,纪检监察系统干部职工要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这一举动,引发了社会对“会员卡腐败”的关注,更激发着人们对反腐新格局的期待。

“吃吃喝喝无伤大雅,拿卡收卡不是腐败”。近年来,沿着这种似是而非的朦胧逻辑,会员卡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便宜”,逐渐异化为官商“勾兑”的利器。而各种高档会所发放的餐饮、美容、高尔夫等会员卡,也渐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沾染上了浓厚的特权色彩。正是因为“针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就此而言,纪检监察系统开展的会员卡清退活动,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从改作风来看,既不容许公开场所的大吃大喝,也不容许隐蔽在会所里的“腐败躲猫猫”,这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细化和延续;就反腐败来说,从会员卡入手“包抄”变相腐败的后路,打击腐败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彰显了穷追猛打的反腐决心,也体现了“把自己摆进去”的反腐思路。

明朝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集醒》中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正人先正己、治腐先治内。不管是改作风还是反腐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从自己做起,从领导干部做起,把自身管好了,好多事就好办了。在这个意义上,“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这些自我期许和要求,直接关系到反腐的能力和公信力。纪委和纪检干部,只有自身立得正、硬得起,既有表态、更做表率,才能在反腐败时无私无畏、动真碰硬,拍“苍蝇”也敢打“老虎”,捞“浮起的”也敢动“沉底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硬”后更重要的还是“打铁”。专家分析,纪检系统清退会员卡将起到示范作用,“下一步整个公务员系统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将政治自觉转变为规则自律?如何打消一些人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对处于灰色地带、缺乏明确法规的“会员卡腐败”,除了加强监督、要求自律外,如何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仅能确保会员卡清退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也能为其他领域反腐行动积累经验、树立样本、增强信心。

反腐败,重在以实效取信于民。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反腐败斗争不会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集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从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抓起,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以此“取信于民”;从纪检干部自身做起,执纪者先守纪、律人者先律己,让各级干部看到一视同仁的反腐决心,以此“立信于官”,这是标本兼治的反腐路线,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必然选择。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最高级”呵护我们的未来

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最高级”的保护,给予孩子平安成长环境,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时,也作出了上述明确表态。

近日,从海南万宁到安徽潜山,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可谓触目惊心。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侵害者利用了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实施不法之举。斩断黑手、共护蓝天,织就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之网,可谓时不我待。

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相关法律法规,态度都十分明确。从社会范围看,一个集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社团等协作配合的立体保护网络,已经成形;从法制角度看,宪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也已经有了基本完善的法制框架。总体来说,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加强,对侵害他们权益的处罚力度也在加大。

不过,“每个孩子都是最娇嫩的花朵”,侵害造成的生理与心理损害,几乎“不可逆”。因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所以需要以更多法制资源,进行“倾斜性保护”。比如,司法工作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优先原则”,根据犯罪新特点新变化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等,都是必要之举。越是“弱势”,越是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这也是“法制担当”的体现。

在各种权利救济方式中,法制可谓“筑底工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如此。唯有保持“最高级”的打击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最高级”的保护,给予孩子平安成长环境,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另一个侧面,是青少年犯罪问题。目前,青少年犯罪在全国刑事案件中的比例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人生有好多十字路口,紧要处只有几步”,帮助未成年人走好这“紧要几步”,远离犯罪——不管是成为犯罪对象,还是成为犯罪主体,都需要法制的佑护。上网冲浪时难加区别,比邻而居却不相往来……当前,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也越来越复杂。“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育既不合理,也难言健康。要让法制更大程度地发挥保护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提升这一群体法治意识,同样需要“最高级”的努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30日上午,最高法举办首次面向未成年人的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与严厉打击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表态同样重要。在这次开放日中,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发出“自觉养成守法习惯”的倡议,也发出“全社会都要重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呼吁。对于倡议,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警醒;对于呼吁,全社会都要做出态度鲜明的回答。

孩子的梦想最瑰丽。在他们逐梦的过程中,法治需要尽到“最大程度”的努力、发挥“最高级别”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梦想,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大黄鸭可以红想象力不能黄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

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这只被称作“治愈系”的玩具鸭身上,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

不过,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很难指望有什么“孤本”或者“绝版”。所以,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孪生兄弟”,在天津、武汉、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它们像自己的香港“大哥”一样,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

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文化的公共性、许多人的童年记忆、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它带着作者的印记,在世界各地“昙花一现”。人们可以欣赏,却不能收藏;广告商可以觊觎,却没有机会投放。

但是,对众多的“临摹者”来说,大黄鸭从“作品”的神位走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似乎仅仅在宣示着——看!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抑或更等而下之——快!本楼盘火速预订中,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每日亲睹大黄鸭。

“没脖子,来武汉干啥?”——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网友如此揶揄。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公共场地、公共活动、公共的文化认知,市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广场舞蹈,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同时,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上承传统、下接地气。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不会想到去吃拉面,到兰州则相反,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改道主营“苏格兰打卤面”,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也是件欢乐的事,偶一为之,没准儿确有“治愈”效果,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别离庸俗太近。君不见,跟风跟着跟着,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时髦赶着赶着,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不但创新谈不上,连老本儿都折了。

这种跟风赶时髦,当然就是庸俗。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风水轮流转,想跟也跟不上;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产生我们自己的“治愈系”。从“诗三百”到“八大家”、从青花瓷到马头墙、从“闹元宵”到“龙舟会”……如此典雅、这般繁华。有这些养分打底,我们的“拿来”才不会有抄袭之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约谈不空谈环保才不难

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日前,针对一季度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质频繁异常波动现象,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仍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江苏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

经济发达的江苏作如此鲜明表态,显然对环保动了“真格”。在一些地方环保“一票否决”停留于口号的背景下,这种明确对象、规定期限的“约谈”问责,成效将会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江苏环保厅约谈的对象,不是下级环保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负责人;除了动用环保法规,还有党纪政纪手段。别的不说,将地方政府负责人套上“环保马车”,至少抓住了问题核心:环保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也是全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环保局长也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热点新闻。环保搞不好,环保部门自然难辞其咎,但公允地说,这种“邀请”,恐怕并非一个环保局长就能承受得起的。同样是这些年,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无不说明,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到:“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指出了环保问题的关键。

环保之难,往往也在这里。不同于局长的“一亩三分田”,市长的工作可谓包罗万象,有着更为现实的“价值排序”。在各级政府眼里,相比于经济等许多硬指标,相较于稳定等许多硬任务,环保问题很容易“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常常把环保问题视为招商引资的绊脚石,甚至主动充当起污染企业的保护伞。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是根本原因。

就此而言,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央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之后,要在地方层面落实这些战略部署,理念价值的宣讲固然重要,考核机制的保障更为管用。曾有干部私下表示,考核干部不能只看 GDP,但实际还是看 GDP,很少看到哪个领导因为环保搞得好而得到提拔。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打消这种认识至为关键。反过来讲,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这种反向激励的效果会更加明显。“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环保部长周生贤的观点切中肯綮。也是在今年,江苏提出“不争GDP第一”的理念,强调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在大视野中审视环保问题,在更高层面建设生态文明,使环保更有刚性、未来更有后劲。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为环保,大家都尽一把力

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

从发放宣传册和环保购物袋,到垃圾分类示范;从清理在河湖岸边和铁路沿线的垃圾,到社区废旧衣服兑换植物,连日来,全国各地的环保行动吸引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其大背景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直接原因是人们对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紧迫性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深刻。

1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使全中国将近一半的人“非常感性”地尝到了空气污染之苦。紧接着,沙尘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又不断冲击人们的神经。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接影响相关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引发了公众的“呼吸关切”、“饮水关切”、“食品安全关切”,环境问题成为人们的集体焦虑。

“如果中华大地被雾霾笼罩,如何看见她的美丽?”公众的呼吁发人深省。进一步追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000美元的中国,如果人民群众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上放心的食物,周边环境脏乱差,幸福感又从何而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空气、水、土壤污染问题,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大整治力度;从5月开始,国家七部委联合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有所作为”。同时,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发起“光盘行动”,呼吁环境信息公开,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成为“环境共治”的得力助手。

环保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作为个体,谁不想享受环境治理的成果?仅仅限于期望,或者一味抱怨,没有积极行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人类生产生活都要消耗资源、排放废物,在环境问题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欲望;多重污染之下,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保护环境,殊为不易。解决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当东部一些地方提高环境门槛招商“选”资的时候,中西部一些地方仍是“捡到篮里就是菜”;在东部产业

转移过程中,中西部一些地方承接的是落后产能,也出现了“污染转移”。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转变发展方式步调并不一致,转型发展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大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他们的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产生,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成因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等相对滞后,解决问题更需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环境治理的全局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这也是“同呼吸,共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行政执法亟待“资格把关”

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

“合同工”、“临时工”再次聚拢舆论目光。《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河南、重庆、黑龙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明文规定。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激动”,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临聘工、合同工,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挡箭牌”。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跳起来踩头”,当地回应也称“涉事人为临时工”。

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正规编制少、工作量大,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任务,不得已而为之”;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临聘人员”执法,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挥,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墙”。

可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容忍“小道理”随便就挤走“大道理”,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一波又一波的“临时工”横行执法,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成为法律威严之“伤”,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正本清源,有一个“一揽子”解决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违法性。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临时聘用”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相反,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

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权限、任务必须廓清边界。即便有的领域暂时离不开临聘人员,需要时间过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须限定得一目了然,绝对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权必有责,无责必无良,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随意将执法权授予

临聘人员,一旦闯祸被揪出来,执法单位必须被倒追责任。法律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规范权力运行的。行政执法队伍,尤其要成为依法执法的典范。

短期来看,有些单位使用临聘人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苦衷,但苦衷绝不是对法律置若罔闻的借口。苦衷之外,还有起码的底线——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确定性的执法授权、极高透明度的公众监督,这些都是行政权运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状况压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这是我们对待行政伦理的基本态度,也是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

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

高考来了。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紧张期待的气息。

安徽六安一所中学万名考生集体赴考,送者如堵。从图片上看,车内车外目光粘连,交织着渴望、紧张、担忧、不舍等复杂情绪。这两天,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触目可及。

高考日,从来都是一年中最让人揪心的时刻——不独是考生及家长,全社会都在激动甚至焦灼。不论什么新闻,但涉“高考”必火。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高考加分、高考作弊……任何一个关于高考的政策或事件,都会牵动全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问他的美国学生:你知道对中国家庭来说,最为重大、牵扯全家心态和投资决策的事件是什么——是孩子的升学。美国学生迷惑不解。他们当然不懂,中国高考,至少有三层重大含义:第一,这可能是一个孩子决定他的人生命运走向、人生高度和广度的重要时刻;第二,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改变命运且受到集体鼓励的机会;第三,这也是从国家层面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的公平竞争时刻。

用这样的心情再看高考新闻,送考也罢,考前宣誓也罢,交警全体出动为考生保障也罢,固然常被诟病是过度紧张,但是,从全社会对高考的这种尊重与爱护,我们能读出的,是对合理追求美好人生的体谅,是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敬重,更是对成为打通各群体上升通道的高考体制的保护。

如今,成才路径多元,但高考仍然是国家筛选人才的重要渠道。高考之所以被高度重视,盖因它是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语道破了高考的重大价值。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正在修正之中。有从国家层面推动教育公平的,像今年起国家已决定提高重点大学的农村子弟比例,让“寒门”有机会出“贵子”;有从体制内有序推动,像高校保送与自主招生比例逐年扩大,在一些名校已超过一半,所谓“高考状元”因此已不再有炒作必要;有类似南方科技大学试图绕开高考的教改实验;还有自发进行的“用脚投票”,不少学生放弃高考,选择本科留学。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因高校学费高昂且就业艰难而弃考的困难家庭……

这种种围绕高考展开的新迹象,让我们亦喜亦忧。现在,中国教育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尽管我们仍然希望,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终达4%的基础上,更向世界平均水平4.9%靠拢——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思路和勇气。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也是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要让高考制度体现这样的目标:公平取士、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合理调节社会阶层有序流动、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基于此,至少在目前,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

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考依然有捍卫的必要。

所以,不必把焦点放在消弭全社会的高考焦虑症上,更艰难的改变在于彰显社会公平:无论是白领、蓝领,还是农民、公务员,都能受到尊重,都能充分表达自己,都有实现幸福的同等机会——到了那个时候,面对高考,任谁都会有平常心了。

现在,我们且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为考生祝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为何对飞天如此钟情

浪漫梦想,雄心壮志,脚踏实地,载人航天无疑是将它们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之一

三名中国航天员正乘坐神舟十号飞船遨游太空。两天的旅行之后,他们将抵达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开始长达十几天的太空生活。中国载人航天十周年之际,第十艘神舟飞船的顺利升空,在这个6月唤起人们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激情和冲动。

虽然在有些外国专家看来,中国的航天技术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后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掌握中国去年隆重庆祝的交会对接技术;虽然这次迄今最长的15天太空之旅,仅仅是中长期太空驻留的起始点,难以同国际空间站中动辄半年以上的空间栖息媲美,但是,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观看发射、慰问技术人员,数以亿计的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静待航天员来自太空的端午祝福,众多游客长途跋涉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距离观看发射……在这个传统的端午节假期里,神舟十号的发射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广受关注的新闻。

我们为何对飞天如此钟情?飞离地球、遨游太空,这是每个地球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只是这个愿望,在中国人心目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飞天寄托着中国人矢志赶超的梦想。蒸汽机上路时,她还在沉睡;飞机升空时,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刚刚竣工;阿波罗登月之际,我们的第一颗卫星还在艰苦制造当中……这个近3000年来90%的时间里一直在领跑的国家,在最后几圈落在了后头。如果要寻找一条证明自身实力的跑道,太空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把奋力超越的脚印留在这条人类最壮观的赛道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

飞天承载着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冲动。有西方太空计划专家认为,中国的航天计划虽然没有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但它给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国际威望,调动了人们对于科学工程技术的兴趣,有利于火箭和远程控制系统的研发,帮助中国摆脱“只善于山寨国际名牌的形象”。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别扭,但我们应当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16国参与的国际空间站没有中国的身影,但就像当年的技术封锁一样,这也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主发展载人航天的决心。用创新证明实力、击碎偏见,让“未来全球的空间开发合作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航天领域的攻关如此,其他领域的探索同样如此。

虽然“中国的老牌太空对手美国似乎无心竞争,改变了发展重心”,令奋力追赶的后来者有些怅然若失,但事实上,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有着远比捍卫荣誉更为明确和务实的目标。载人航天工程启动20周年之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报的记者采访了该校1952级校友、首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谈到载人航天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他这样描述空间站的意义:空间站作为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和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技术实验平台,在建成后,中国人就不是进入太空几天就回来了,而是进驻太空。这有利于国家安全,有助于我们在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新的突破。空间站的建成和运营将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这个从来不缺少浪漫情怀的民族,最近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以实干托起中国梦”。浪漫梦想,雄心壮志,脚踏实地,载人航天无疑是将它们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之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的“教养”从何而来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我们过于痴迷“成功”了。如今市面上,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却往往千篇一律,不是财气袭人,便是高人一等。反过来,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电影里,创业成功了,一切不合理的情节,顿时顺理成章;生活中,成名成家了,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品位”的光芒。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

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当我们以车代步后,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是否会注意形象,而不是随心所欲、大声喧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每年高考后,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分享学习心得、成才经验。其实,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讲讲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或许,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货运改革,铁路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让习惯了冷脸子、批条子的“铁老大”,转型为热心肠、跑腿忙的“店小二”,实非易事

6月15日,中国铁路货运改革正式启动,迈出了铁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自今年3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以来,中国铁路去向何处,备受关注。铁路货运改革被选为铁路运输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可谓选对路。

补足物流短板呼唤铁路货运改革。我国物流成本、运输成本分别约占GDP的18%、9%,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尽管铁路拥有大运量、低运价、全天候的竞争优势,但全社会每天申请铁路车皮的满足率还不足一半,导致了“汽车长途拉煤”等运输怪象,还造成了拥堵、污染、安全事故等其他社会问题。

破解效益难题也需要铁路货运改革。长期以来,铁路收入都是“以货补客”。然而,近些年来,尽管营业里程逐年增长、装备水平大幅提高,铁路在大交通中的市场份额却不升反降。2012年,铁路货运周转量在全社会货运周转量中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39.2%下降到16.8%;铁路运输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12.14%骤降到5.42%;运输成本则同比增长16.98%。无论是市场的痛失,还是效益下滑,均与其运输组织与市场需求脱节息息相关。

通过深化货运改革,让“铁老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追回市场“老大”的地位,这不仅选对了路,还踩准了点。近些年新建铁路逐步成网,既有铁路电气化率逐年提升,铁路整体运力大幅增加,为实施货运改革、敞开收货提供了基

础。此外,目前社会物流需求略有减弱,特别是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运输需求疲软,也为铁路运力腾出一定空间,从客观上降低了改革推行的难度。

然而,铁路货运改革不仅是铁路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更是艰难的一步。铁路货运长期存在手续繁杂、组织脱节、收费混乱和运力分配不够透明等问题,涉及机构多、人员杂,成了一本算不清、改不动的烂账。让习惯了冷脸子、批条子的“铁老大”,转型为热心肠、跑腿忙的“店小二”,让装进私人口袋的公家利益回流,实非易事。也因此,改变“车皮难求”,不仅是运力挖潜的问题,更是触及既有利益格局的命题。不仅需要坚不可摧的改革决心,更需要攻城拔寨、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需要改革机构设置、再造工作流程、创新考核机制等一系列内部大手术。

值得肯定的是,与铁路货运改革方案相配套的机构改革、资源整合、人员转岗,已在全国各个铁路局推行,反响良好,说明这第一步迈得不错。然而,与其他改革一样,铁路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更难一蹴而就。在推进改革、赢得市场的同时,防止内部恶性竞争,防范运输安全事故,既是铁路应汲取的历史教训,也是新一轮改革路上的重大考验。

愿中国铁路知难而上,迎难而进,勇当新一轮改革的火车头。

人民时评:执法挺起腰杆,安全才有保障

只有以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实现执法“有责必究”的常态化,才能在追问悲剧中避免悲剧

进入6月这个“安全生产月”以来,连续发生的数起重大安全事故,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关注。近日,国家安监总局发言人黄毅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谈到安全执法的困境,称事故背后多有腐败,并透露国务院近期部署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将力行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

每起安全事故都是一出悲剧,但更大的社会悲剧莫过于同类事故反复发生。任何悲剧个案,如果藏纳背后的普遍性病灶没有被发掘出来,其教训就不可能被后人真正吸取。例如大连石化,在2010年7月16日发生爆炸事故之后,为何还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每一次事故过后的责任判定与追究是否到位?

彻查,零容忍,指向的都是安全执法的监管力度。在确保生产安全的环环相扣的链条里,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执法监管之上,执法者稍有懈怠便可能造成“有空子可钻”的错误认识,最终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这决定了安全执法的艰巨性,说明执法的严格与否关系到企业对安全生产的心理预期:一次追责不严的执法,往往会产生“污染水源”一样的不良示范效果。

遗憾的是,我们常见的安全事故多属责任事故,这意味着安全生产立法所确立的种种责任机制,并未扎根于生产全过程,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执法不严有关。如果不能在执法中将立法设定的责任严格落实到位,甚至容忍人情腐败因素渗入执法过程,使得责任追究只是一种“选择性执法”,那么在安全治理中突出的便是“权力主治”而非“规则至上”,造就的也必然是“守法机会主义”而非“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即便辅助以暗查暗访,也很难从普遍意义上坚守住公共安全的堤坝。

树立执法威信,重点就是要破除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障碍。安监部门暗查中发现的一起已被查处的事故中,28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责任人只有一人入监执行,足以引起警戒。如果不能有效排除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的干扰,每一次彻查的结果随着舆论关注力的减弱,势必变得捉摸不定。责任追究下的“网开一面”,最终将削弱安全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生产安全的保障便形同缘木求鱼。

堵住责任追究的漏洞,关键在于对执法监管主体实施责任捆绑。在中储粮大火事故中,整个国家级储备粮库只有一个消防水池和一处给消防车加水的设备,火势最大的粮囤群周围竟然连一处有效的消防设施都没有。这样的设施标准是否合法?执法监管部门为何没有查处纠治?背后有没有执法监察失职的地方?仔细分析每一起安全事故原因,都不难找到执法失渎职的踪迹。但是在责任追究上,对这部分主体的问责要么立法上原本就“轻轻举起”,要么在执行中再度“轻轻落下”,对失职者的惩治多因缺乏跟踪监督而无果而终。

因此,法治社会还需依靠法治的手段保障公共安全。只有从频发的各种安全事故中发掘出执法失守的普遍性规律,切断暗藏在安全执法中的种种羁绊,以环环相扣的责任制实现执法“有责必究”的常态化,才能在追问悲剧中避免悲剧。

人民时评:用法治平衡环保“两难博弈”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的博弈,法治正是这一“两难博弈”的平衡点

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势。(相关报道见本报第十一版)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治理环境污染,法律在“给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都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的博弈。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为追求财政收入、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与此同时,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态”,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也放大了环境问题。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既然是博弈,就难免有两难。比如,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污染,还是与发达地区比拼“低污染产业”?内蒙古某县新建企业违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业在安徽“转移”排放废料污染土壤……现实中很多地方显然更愿意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样的“既不……也不……”,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中的平衡点,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既要青山绿水,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的“环境维权”、公众的“环保表达”,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甚者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直接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怪状长期存在。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着力解决环保责任不落实、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用法律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环保“法网”。

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所谓的博弈,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保护环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能有的唯一出路。

人民时评:社会共治,捍卫“舌尖安全”

当全社会都被纳入食品安全问题防范的总布局,“舌尖上的中国”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本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舌尖上的安全”再次引来社会广泛关注。

之所以要以专门时段,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正是要唤起全社会的重视,宣示社会管理者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决心,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更多人参与进来,才能形成“社会共治”的局面。

今年前几个月,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数。这一方面说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然而,从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到养鸡企业使用的抗生素,一些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要么是因消费者健康受损被曝光,要么是媒体采访调查被揭露,主动、及时的发现仍然较少。这可说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督的一个短板。

现实情况是,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数量庞大,食品的流通环节也范围甚广。面对数百倍甚至上千倍于监管人员的监管对象,监管部门不可能靠人力对一家家企业、一个个生产个体进行全天候监督,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有力有效防治问题,确实有难度。同时,新业态、新技术的出现,也让监管难度更大。比如,淘宝等电商网站上,卖食品甚至“自制食品”的虚拟商铺成千上万,监管难度更大。

正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激发社会的“主体意识”,让更多眼睛盯住、更多双手管住食品质量。创新社会管理,本身就包括“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是社会管

理的重要内容,引入更多社会与公众的元素,也是基本要求。更何况,这不仅仅是生产企业、监管部门的事,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菜篮餐桌。

试想,如果网友能“随手拍”餐馆厨余垃圾处理,地沟油生产作坊是不是会收敛一些?如果请供电公司基层抄表员提供用户电力用途,取缔那些无证照食品生产加工点是不是能更及时?如果企业员工能够站出来举报“黑心老板”,那些“舌尖上的毒素”是不是能更早被发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力量是巨大的。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只有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够提供“24小时无死角”的强效监管。

这样的社会共治,还需要社会管理者给予更多制度化的保障。采取有奖举报、鼓励公众提供线索,就是解决监管部门“看不全、看不到”的特效药。要让这项措施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利用有效传播媒介,让举报内容、举报途径、奖金额度更深入人心。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以群发短信的方式,告知社会“欢迎举报,举报有奖”,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能建立全国统一的受理平台,更是既方便公众举报,也可防止地方保护。

今年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就是“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在共治的格局之中,作为食品安全最主要的责任人,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更要负起责任。说到底,社会的监管,还需他们“接招”。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管理制度,形成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机制;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责任,建立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最严格的科学监管制度;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客观及时、实事求是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相信,当全社会都被纳入食品安全问题防范的总布局,“舌尖上的中国”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人民时评:网络安全拒绝“双重标准”

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

互联网的问世,营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面具帝国”。经典的说法是,“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近日的爆料,这句经典描述的另一层含义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网上,不知道有多少条狗正盯着你”。

斯诺登的举证,让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目前已披露的信息表明,美国情报机构不仅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私人资料,而且通过海底光缆复制所有进出美国的网络信息,并长期入侵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以获取“最好的、最可靠的情报”。

尽管美国方面尚未就此向国际社会作出必要的解释,但发酵已久的信息安全问题,由此更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作为人类新开辟的社会活动空间,互联网上的安全形势历来错综复杂。借助网络面具掩护,一方面,造谣、诽谤、诈骗、色情等非法活动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非法窥视、控制、窃取、攻击等罪恶勾当暗流涌动。数据显示,网络犯罪每年给中国网民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890亿元,而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造成的间接伤害,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现在,事实证明,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一直在进行跨国网络监控和信息窃取,这更是令本已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雪上加霜。

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都把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保护公众个人隐私和保护互联网健康发展作为指导原则。正是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庇护之下,中国的网络发展高速推进,网络应用高度普及,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电子商务异军突起。

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从不奢谈“绝对自由”,任何人的网络言行,必须约束于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但在这种务实的原则之下,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表达权利,高度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我们看来,那种一边高呼取消网络管制、力倡“信息自由流动”,一边暗中监听监看公民隐私;一边以受害者的姿态非难别国发起网络战,一边又组织跨国网络攻击的做法,不仅十分虚伪,而且居心叵测。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之间求取合理的平衡,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只会陷入道义的困境,面对有口难言的尴尬。襟怀坦荡,彼此尊重,加强沟通,平等合作,才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人民时评:用“两只手”托起廉价药

政府与市场两手齐发力,才能解决药价高、药品缺的问题,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近日,一种叫甲巯咪唑的药,让成千上万甲亢患者焦心。因为价格太便宜,厂商停止生产,导致南京、济南、西安等多地缺药。

药品停产,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价格太低,利润太薄,药厂不愿生产,药商不愿销售。鱼精蛋白、复方新诺明针剂、红霉素针剂等药物,都曾面临与甲巯咪唑一样的命运。作为药品的直接使用者,患者处于这根利益链的最末端,对厂商的选择毫无影响力。他们的健康需求,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中被无情地忽略了。

此时此刻,一味谴责厂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有失公允。这里涉及一个定价政策的问题。对于“基本药物”,限价很有必要,是对患者利益的一种有效保护。但有时候,也存在这样的矛盾:产品原料成本上升、出厂价却没有增加,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大”的情况,厂商不可能长期亏本经营,只好停产。以甲巯咪唑为例,进口药的价格是国产的十几倍。对一些药品的价格限制,初衷是好的,但它在产生了不符合供求关系的廉价的同时,也产生了廉价造成的短缺。

抛开“良心”、“道德”等问题,廉价药的消失,可说是制药售药者与医药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而不仅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果不能改变简单的“低

价政策”,这样的博弈还会不断进行下去,反而背离了调低药价的初衷。说到底,对于患者,无论是“药价高”还是“药品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廉价药背后的两难,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普遍困局。医疗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场性,应该如何划分二者各自的领域?既需要政府托底,又需要市场激活,管理者权限应该止于何处?既有井喷式的需求,也有新技术的出现,改革者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公立医院改革,到医保制度完善,再到药物生产销售,莫不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与更精确的末端治理。

以廉价药为例,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考虑定厂、定价、定量生产,对药企和医院进行补偿,保证公众不至于因为“市场失灵”而陷入用药的危机。另一方面,对药品需要适度放开价格管制,降低中间行政审批环节成本,让生产者有利可图,以市场的力量,刺激更多药厂加入到生产行列中来。既有公益性的廉价国家药物,也有社会生产的国产药品,还有进口药物,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中,让药品供应充足、价格合理。

解决廉价药消失问题的思路,可说是医疗改革的一只麻雀。其基本的理念应该是,既不迷信行政之手,也不轻视市场力量,政府和市场两手齐发力。唯有这样,才能解决药价高、药品缺的问题,也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人民时评:破解城管困局需更多“切身感”

看到治理之艰巨、看到两难之纠结,才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从6月15日网友爆料“武汉城管路边摆摊”,到相关部门称这是“换位体验”,再到当事人近日面对央视记者采访袒露心声,一起“双面城管”,引来众声喧哗,至今余音不绝。无论是作秀之嘲、造假之疑,还是换位之辩、误解之惑,都指向同样的老问题:城市管理的博弈,如何达致两全的平衡?

鲜花执法、举牌劝诫、拍微电影甚至当街对跪,武汉城管的创新之举,可谓层出不穷。而此次“乔装练摊”的不同之处,除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外,更在于城管不再只是一个身影模糊的群体,而被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不管是谈工作不易时的困惑眼神、说练摊经历时的掩面而泣,还是“我内心的想法会辞职”、“没有社会认同感”的坦然自陈,“双面城管”桂文静都让人更多地深入到这个群体的内心。

然而,游商小贩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地铁出口蹬三轮车拉活的小伙子,白天还在餐馆端茶送水;卖羊肉串的兄弟俩,因为眼睛被熏出毛病而收摊回家;打开捷达后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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