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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将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完善化、具体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明标准之中，从而使这一标准从法官主管自有判断的标准变为依据逻辑和经验常识等知识进行综合判断的标准。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和证明条件，以期为正确理解和应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个人看法。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新刑事诉讼法

一、引言

刑事诉讼的过程，实则为诉讼主体搜集、审查、运用证据对待证事实进行求证而依法处理案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诉机关对证据材料的分析、把握和运用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当刑事证明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才可提起公诉，因而证明标准可谓是刑事诉讼工作所需坚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

关于证明标准的内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从证明主体的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或证明标准“即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学者从裁判者角度加以确定，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对证明标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有关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即控辩双方承担证明责任适用差别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诉讼实践带来不利影响。【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根据一、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在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应否分为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或做法：一种是一元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所有诉讼活动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另一种是多元化的标准，即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活动有多种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活动的依次推进，后一阶段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应高于前一阶段；实体法事实的

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证明主体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导致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多元化的诉讼标准兼顾了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各种因素，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各种价值的目标的平衡，也有利于司法人员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了各国的青睐，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二、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一）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追诉方与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刑事制裁所做的较量，是围绕公权力与自然人私权利的正面对抗，客观上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等争诉。作为矛盾的双方，国家公诉权天然地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价值的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普遍容易遭到漠视。在有着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当作敌人予以打击的传统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始终处于相对弱小的诉讼地位，不足以在控辩审三方构成的诉讼结构下与公诉方的权力形成张力，进而支撑起正三角形的可视的程序正义。而保障人权是现代

刑事诉讼法试题及答案

刑事诉讼法试题及答案论述题：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2.试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3.试论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4.论述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5.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试论刑事诉讼的目的。 7.论刑事诉讼的结构。 8.论刑事诉讼的辩护原则。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意指“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

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2、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3、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该原则的影响，对被告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既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狱的发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及推动其他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检方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可使警察与检察单位在调查犯罪搜集证据时需更加用心，而不致于草率办案，栽赃无辜民众，积极寻找证据的同时也更能接近事实真相，达到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

《新刑事诉讼法》办案常用法律条文1

《新刑事诉讼法》办案常用法律条文（一）简易部分 1、立案《刑事诉讼法》第107条：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公民报案、控告、举报、扭送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 2、不予立案《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认为没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3、移送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3款。 4、拘传《刑事诉讼法》第64条。 5、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款：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拘留期间，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在需要继续侦查，并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嫌疑人被羁押，不能在刑诉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的。 6、保证金保证《刑事诉讼法》第66条。 7、退还保证金《刑事诉讼法》第71条：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规定，取保候审结束时，退还保证金。包括在撤销案件、判决生效时退还保证金。 8、没收保证金

《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3款。 9、对保证人罚款《刑事诉讼法》第68条。 10、解除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 11、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72条，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女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拘留期间，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在需要继续侦查，并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嫌疑人被羁押，不能在刑诉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的。 12、解除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 13、拘留《刑事诉讼法》第80条。 14、延长拘留期限《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1款：延长一日至四日。《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2款：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多次作案延长至三十日。 15、提请逮捕《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1款、第2款，第85条。《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3款、第85条：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予以逮捕。 16、释放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与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般认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这是指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具有证据的本质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这是指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对解决争议有意义的事实均有证据作根据，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得认定。(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办案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与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有矛盾，这时，必须进一步补充证据，有根据地排除矛盾，查明事实真相，否则，不得认定有关的事实。(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以上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是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有一种观点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根本做不到完全发现或者证明原来客观上发生的事实。这是符合证明的相对性原理的。但是，应当注意，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并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因为诉讼必须对于基本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是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作出清楚的证明。但是，事实基本清楚，则是大大降低了对于案件事实本身的证明标准和要求。两者是性质不同的事实认定标准，不可同日而语。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一、证明标准的概念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一、证明标准的概念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樊崇义张中樊崇义教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新刑事诉讼法常用法律条文

新刑事诉讼法常用法律条文一、立案第107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工作中发现）第110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第111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检察院通知）二、不予立案第110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

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三、移送案件第108第三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四、传唤第117条第一款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五、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场第270条第一款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同——以辛普森案件为例一、辛普森案简介 1994年6月12日深夜，美国超级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和其男友戈尔德曼，双双被杀害于尼科尔在洛杉机的别墅中。控方怀疑辛普森涉嫌谋杀，证据有：警察在案发现场辛普森的野马牌汽车上及其住宅发现血迹，分别在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成一对的染血手套，辛普森的左手在案发当日被割伤，辛普森的血型与车上血迹相同，在辛普森卧室里发现一双沾有尼科尔血迹的短袜，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上有尼科尔和戈尔德曼的头发，在戈尔德曼脚下发现的一顶编织帽上有辛普森的头发和车上的纤维。另外还有证据证明辛普森有杀人动机和时间。控方将辛普森置于刑事被告之位。但辛普森的辩护团主张，DNA检验结果所得出的现场和手套上血迹是辛普森的结论并不可靠，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找出凶器，辛普森试戴血手套太小不适合他的手，另外警察收集，保存证据的程序，方式违法，辛普森有被栽赃的可能。1995年10月2日，刑事陪审团认为无法排除辛普森被栽赃的可能，因而作出辛普森无罪的一致裁决。后来，两名受害人戈尔德曼和尼科尔的亲属分别向法院提起非法致人死亡而要求辛普森赔偿的民事诉讼，经审理，1997年2月4日，民事陪审团作出裁决一致认定辛普森对两名受害人之死负有责任，并裁决辛普森赔偿原告方350万美金，并向两名受害人家庭各支付125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共计赔偿3350万美金。至此，辛普森的刑、民事判决审理结束二、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中，证明标准被理解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也正是因为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不同而导致辛普森在辛案中刑事诉讼胜诉而民事诉讼败诉。美国证据法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机关在死刑案件中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是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有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及公民扭送等；第六等是有理由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怀疑，足以将被告宣告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三、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的证据学者认为，诉讼对真实的查明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诉讼并不是发现真情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只能依赖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信息资料，在一定期限内凭案情作出裁决，所以审理者只能依据一定的标准而无法根据绝对确信的标准裁决。另外，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众多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能是绝对的真实。因此，证明标准不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使办案人员主观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真实，而且也要使证明的途经和程序符合司法的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合理性、公平性。刑事诉讼往往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或自由，所以只能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摘要：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对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证明标准基本理论基础上，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一、证明标准的涵义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诉讼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联。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法定的证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学界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力的尺度。证明标准既然是裁判者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标准，也即当事人判断其应当将证明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证明标准仅适用某些证明对象，而不适用其他证明对象的问题了，所以更加科学合理些。二、国外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定证据制度的教训建立起自由心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础上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核心的证据法规则。 (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证据制度。法国法学界对其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说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含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真的内心确信吗？’” 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自由心证”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具灵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证下的法官几乎全权掌握事实认定的法槌，法官个人的认知能力、法律素养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成为认知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对于有高度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摘要：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引出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国外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优势，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重新构建为“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分阶段按体系进行”。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真实；重构；排除合理怀疑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述 “刑事证明标准”原是西方国家的法律术语，而在我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证明的任务、目的、要求和程度。现在刑事证明标准已成为我国通用的法律术语，普遍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缺陷（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案、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等各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证明标准。具体规定如下：1、《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了立案的证明标准。2、《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证明标准。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4、《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5、《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从以上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在区分案件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适用主体的基础上来规定的。（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缺陷首先，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理论依据，“客观真实说”的理论瑕疵必然折射于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的理论基础是片面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两部分真理论和可知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性，它倾向于追求绝对真实。其次，该规定缺乏层次性，忽视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能分工。刑诉法规定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规定不符合办理刑事案件的客观实际和刑诉的法律规律。刑事诉讼中控、辨、审三方各自职能互相分化的机制，是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原理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程序正义原则的实现。不同的办案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不同的机关职能进行不同的诉讼行为，并根据具体的阶段做出具体的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必须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浅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提要]: 证明标准应当是刑事诉讼法最为重要的内容,它直接决定着刑事诉讼活动的方向。但是我国刑诉法并未对证明标准作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即造成了长期以来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比较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而笔者通过对“客观真实”标准不可逾越的缺陷以及其在实践中的难以实现性的分析,通过对司法实践以及现行法律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正好与此相反,即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非客观真实标准,而是法律真实标准,而且随着1996年我国修改刑诉法以后,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为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混合型诉讼模式,这一结论更加得到了凸显... 【Abstract】Proved that the standard must be the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t was deciding directly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moves direction. But our country punishment sues the law not to do to the proof standard is clear about, the specific stipulation, but has only made the principled stipulation, thus namely has created since long to this questi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compared with the opinion which is in the upper hand believed that in our country, criminal prosecution’s proof standard is objective real. But author through right “objective real”standard insurmountable flaw as well as it with difficulty possibility analysis in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证据制度是整个诉讼制度的核心，刑事证据是认识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这种认识应达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研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时所应予解决的问题。所谓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应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解决行为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立法上对刑事诉讼应达到的程度所作的概括性规定，此一规定虽然从立法上对证明标准给予了规范化，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却极不一致，主要存在“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两个基本说”之争，其中又以“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据主导地位。对这场争论，笔者认为应该跳出固有思维定式，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刑诉证明标准。因此，不妄自菲薄，以浅陋之识拟在对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试作评析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更为明确、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并与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与效率”主题相适应的诉讼证明标准，求教方家。一、客观真实说的评析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我国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分子，保障人权。因此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认为我国刑事证明的任务是要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且在这种刑事诉讼思想的指导下，主张以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穷的，客观世界的任何客观实在人类都是可以认识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并不再重现的客观事件，但这一客观事件总是由多个特定的客观物质组成，这些客观物质即证据材料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办案人员即可以自己的认识能力，收集和运用掌握的证据材料，进行逻辑思维，将已发生的过去的案件事实再现在人们眼前，从而揭露、证实犯罪。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客观真实说一直以来在我国法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广大法律实务者，但由于该学说的先天缺陷，近年来，尤其是随着证据法学研究的全面拓展，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反对。（1）笔者认为客观真实说在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过分注重实体真实所致。导致这一学说受到挑战的主要原因乃是诉讼模式的改变及程序独立价值的日彰所致。 1996年我国刑诉法修改以后，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为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符合我国法治国情的混合型

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规定(2018)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wendangku.net/doc/dc10584253.html, 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规定(2018) 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的一种强制措施，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当事人，需要提供保证人或者保证金，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那么，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规定是怎样的呢?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第六十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第六十九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以及发展和完善.doc

我国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以及发展和完善 -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利用刑事证据确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刑事证明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因此司法人员在各阶段通过确实充分的证据认识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证明实现的过程。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诉讼中对案件事实中的待证事项的证明必须达到的要求。其证明结果是排他性的，即通过确定、充分的证据得出的案件事实应当是一种排除了盖然性因素的完全确定的客观事实。同时，该标准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要求。证据确实是要求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证据充分，是具有证明力，足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而足以证明是指这种证明标准具有四种特征：其一，是相互印证性。即证据之间应当相互印证，能够互相支撑、互相说明。其二是不矛盾性。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事实之间、证据与情理之间，不应当存在不能解释的矛盾。其三，是证据的闭合性。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事实之间、各事实要素之间环环相扣，不出现断裂，以保证各个事实环节均有足够的证明，实现案件事实清楚。其四是证明结论的惟一性。在对事实的综合认定上结论应当是惟一的，合理排出了其他可能。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偏重于客观事实方面，对作为认定证据实现判断的司法人员在主观上应达到的标准

没有明晰的要求。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偏重于司法人员的主观认定方面。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规定：“法律不责问审判官员形成确信的理由，也不规定他们应当特别依据全部足够证据的规则；法律仅仅是规定审判官员必须冷静沉思，向自己提问并根据理智，根据已经取得的反对受审人的证据及其答辩理由，以真诚之心探求浮显出的印象”。法律仅向审判官员提出惟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具有内心确信吗？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审判官自由判断。”英美法系对刑事案件证明要求的最低限度是控诉一方必须将所指控的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何谓排除合理怀疑呢？塞西尔特纳指出：“所谓合理怀疑就是指陪审员对控告的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对有罪判决的可靠性没有把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因为控诉一方只证明一种的有罪可能性是不够的，而必须将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确信的程度——能够使人信服，具有充分理由可以作出判断确信的程度。”以上两种证明标准都是以主观的确信为标准，而对客观的证据证明应达到的标准没作要求。其实以上两种标准都是很高的证明标准，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审判制度下也是难以达到绝对的确定的。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追求客观真实主义，强调证据的取舍以及证明力的大小，以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为准，尽量避免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认定事实时，“不应反求于内心，而应当始终盯着客观事实情况。”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核心内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达到的程度。其具体又是怎样的?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为您整理，希望对您有帮助。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达到的程度。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有罪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关法条有《刑诉法》第195条、第172条和第160条。各种考试中，通常考的是对这个证明标准的理解。 1、所谓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凡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的、真实的。具体讲就是作为构成案件事实的“七何”要素即何人、在何时、何地、基于何种动机、使用何种手段、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等七种要素，或者作为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的事实，必须查清。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3个条件：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据确实是对定案证据在质量上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定案证据在数量上的要求，是指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在数量上必须符合法律关于定罪的要求。 (二)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要求 1、在立案阶段，只要求确定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移送论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符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所以说，随着诉讼活动的进行，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化，法律对证明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直至达到定案时的最高标难。 2、“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4款规定：“ 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3项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之间有哪些差异

诉讼证明标准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探讨证明标准也称证明要求，是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对于当事人之间的事实，法官根据证明的情况对该事实作出肯定或者否定评价的最低要求。民事诉讼最终涉及的标的只是财产或财产性权益，虽然有些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是行为（比如要求被告道歉、排除防碍等），但仍可以通过代履行来完成，而代履行无非是强制被告发生货币支出。刑事诉讼则不一样同，刑事诉讼的原告是国家（当然也有部份是自诉），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最终涉及的“标的”是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当然也有财产刑）。通常，财产相对于自由甚至生命来说，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民事诉讼出现错案，财产被错误执行，可以执行回转；但刑事诉讼出现错案，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人可能被干掉了（比如聂树斌），即便坐几年牢，大好光阴也流逝了，刑事诉讼因为无法执行回转，一旦出现错案实际上无法弥补。因此，相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刑事判决书的正确率应该更高，错误率应该更少。从刑事判决的形成来看，对事实的认定应该更准确，而事实是通过证据来进行映象、进行重建的。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的证据的认定标准，相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应该更高。先看一下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是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条第一款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常为原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即本证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本条第二款规定，对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常为被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即反证的证明标准，为“真伪不明”。什么是高度可能性？如果将“可能性”这一指标以百分比来量化，0%为绝对不可能，1%-25%为非常不可能，26%-49%为不太可能，50%为可能与不可能同等程度存在，51%-74%为大致可能，75%-99%为非常可能，100%为绝对可能。高度可能性属于75%-99%这个区间。简言之，原告主张的事实可能性可高于75%才会被认可，被告反驳或抗辩的的事实只需要可能性达到50%即会被认可。再看一下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4条是对证据证明力及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原则的规定：第一百零四条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4条是关于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原则性规定：第一百零五条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刑事诉讼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新刑诉法全文修改了哪些条文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建议，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辩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五、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六、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