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五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李朝远

【作者简介】作者：李朝远，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博士

人类的步履匆匆，当人们径直奋勇向前时，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已站在了世纪之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征程。在近五十年中国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中，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逊于这个时代，尽管经历了多少崎岖曲折，尽管还留有多少遗憾，然而新中国的考古学以其自己的辉煌昂首挺进21世纪。

一、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若干阶段

为了凸显近五十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突飞猛进，需简单地回顾一下本世纪前半段考古学的起步与初步发展。

1.中国考古学的发轫（1928年前）

“考古”一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寇水》，此时的“考古”含义仅仅是指考核考证古代事物。北宋吕大临作《考古图》，“考古”取意“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实为金石学的代名词。从《考古图》的印行至1928年前，是有着许多杰出贡献的中国金石学时代。无论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还是流沙坠简的发现本身，都只能为金石学划上亮丽的最后一笔而无法超越金石学的藩篱。

真正终结金石学的是考古学。现代考古学以田野考古的科学性而奠定了自己的牢固地位。西方考古学在19世纪臻于完善，且日见兴盛。本世纪初，作为帝

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洞开门户，在掠夺性的文物发掘中，田野考古作为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手段与方法也开始通过各种科学的和非科学的途径传入中国。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提出了著名的两重证据法，这表明田野考古发现已经深深影响了传统学问的治学方法及学者的世界观。瑞典人安特生虽然是作为调查中国矿藏的顾问而受政府派遣来华工作的，然其最大的成功则在考古学上，特别是1921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李济认为，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921年、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先后发现两颗人牙化石，1927年又发现一颗人的左侧下恒臼齿，这一前所未见的发现即后来被定名为“北京人”的牙齿。仰韶文化和北京人的发现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十月怀胎”的序幕。

2.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1937年）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行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李济邀请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的发掘。但这次调查和发掘属于国际合作的性质且发掘的规模很小，故尚不能算是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同年10月史语所考古组主持了殷墟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似雄鸡报晓一般宣告了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自此以后至抗战前的1937年6月，殷墟又进行了14次发掘。这15次的发掘，前后持续10年，规模宏大，所获甚丰。如果说甲骨文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考古发掘，那么殷墟的田野考古则以科学的发掘资料证明了商代后期都城的存在，从而证明了古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国的存在。这是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杰出贡献。中国考古学一经诞生，就以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

殷墟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良好开端，并为中国考古学的良性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家筚路蓝缕，在借鉴外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而得到的科学资料；在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上彻底突破了金石学把玩器物的消遣心态，显示出了他们深邃的学识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3.中国考古学的积蓄（1938—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些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被迫中断，一些学术团体迁往内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西南西北进行了有限的发掘和研究，并有较重要的收获。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处于停顿状态。

近五十年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1.中国考古学的初步繁荣期（1949—1972年）

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段的考古学的发展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发现，考古学文化的框架还远未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本世纪的后半段，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精力则放到建立我国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新中国初期，中央政府就迅速地建立、恢复了考古机构，建立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工作体制。1952年起，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对各地文物单位的300多名专业人员进行了短期业务培训，这批学人遂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立的考古专业，又培养了大批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人才的培养把考古的火种撒向了祖国各地，从而可能将考古田野工作推向全国，进而力争在地域上消灭空白，在时代上填补缺环。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发掘为辅的田野考古的体制。在一些面积大、性质重要的遗址地点建立田野工作站，使之成为考古的常设基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创举，既推进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在经费和项目上得到了有利的支撑，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了考古科学的学术性发展。

这一时期，较大的田野发掘比较集中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夏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等都进行过规模较大的发掘，并取得丰厚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发掘经验，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加完善。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为西方考古学家所称道。1953年发掘的洛阳烧沟，为中原地区的汉墓编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尺。1968年发掘了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出土并复原了金缕玉衣，等等。 1966年开始，因“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暂告中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也被迫停刊。

2.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期（1972—至今）

1972年《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同时复刊，中断了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从此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了黄金时期。考古发掘的地域涵盖了全国各地，时代上纵贯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唐宋的漫长时段。且每一地区和每一时间段几乎都有重大或比较重大的发现和收获；同一时间段内区域文化的蓬勃发展、同一区域文化内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持续发展在考古发掘中都有了不同的显露。更重要的进步则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性进展。

二、五十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成果

1.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国历史的久远性和不间断性以内涵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要在半个世纪无数的考古发现中找出具有世纪意义的重大发现是较为困难的，本文的标准是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的综合。

旧石器时代考古旧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开端，时间上与地质学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1920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在甘肃

庆阳县城北的黄土层及其之下的沙砾层中发现了人工打制的一块石核和二件石片，这是中国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虽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但一旦起步则发展迅速。80年来，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十分丰富，拥有了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基本可以勾画出人类进化史中的各个进化环节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进化和远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有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80—75万年的蓝田公主岭人和距今50—65万年的蓝田陈家窝人。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无疑是北京人的发现。根据多种同位素方法和古地磁测定的结果，北京人文化延续的时间为距今70万年至20 万年。另外有1975年在湖北郧县发现的郧县人，时代相当于北京人或略早。1980 —1981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人，其系统位置与晚期北京人相当。还有据铀系法断代距今为23万年至18万年的大荔人和距今12.5万年至10万年的许家窑人以及时代接近的1984年发现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旧石器时代中期有丁村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遍布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代表性的为距今18865±420年的北京山顶洞人。

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史前史最灿烂的一章，其考古成果蔚为大观。一般而言中国新石器时代大致起始于距今10000 年，延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8000处，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经过发掘的有400多处。因其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起讫年代的不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呈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地域内先后产生的几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了自身的发展序列，诸文化之间则不断发生交流与融合、分化与整合，共同谱就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恢弘篇章。

从本世纪20年代始，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兴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和192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始点。然真正的长时期细致的比较研究，是在近五十年，经过考古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分区、类型和分期的深入研究。1954—1957年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获知仰韶文化村落的概貌，以后又发掘了华阴横阵村、华县元君庙和临潼姜寨，局部或整体地揭露了仰韶文化的村落和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等聚落布局，对了解当时的人类生活和氏族社会形态及其组织结构，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证。

这一时代考古学的最大收获是基本建立起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超过1万年的陶器标本，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大大推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1 万年前陶器的国家。磁山—裴李岗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也是一大突破，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源头。

近五十年新石器考古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将中国的稻作起源前推，目前的最新资料表明，湖南澧县彭头山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的稻作文化的遗存均距今一万年。

夏代考古主要是以探索夏王朝时期的夏人活动区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目标的考古。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史学界有不同看法。疑古派史学家曾对夏禹是否为实际的客体存在提出过怀疑，进而否认夏代的存在。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论证夏代的存在与否。195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区域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十分重要的是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命名。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期断代的深入，学者就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进行了40余年的热烈讨论，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4 期遗存或二里头文化的部分遗存属于夏文化的范畴。这是本世纪考古的重大发现，它的意义在于确证了夏的存在，确认了古文献中对夏王朝的记载是可信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促使商周考古发展为夏商周考古。

商代考古这是以王朝为区划标准的考古学阶段之一，近五十年的研究成果

基本上可以建立起商代考古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如果说，1928—1937年15次的殷墟发掘宣告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话，那么，近五十年殷墟的继续发掘及其重大的成果则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的成熟与发达。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建立了工作站，在殷墟共进行了40余次的发掘，共发现殷代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各二处，烧陶窑址五座；中字形大墓4座，甲字形大墓16座，中小型长方竖穴墓三千余座，祭祀坑近三百座，车马坑11座，共出土甲骨文50000余片，青铜器近七百件，武器约1500件。尤其是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收获甚丰，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印证而确定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出土各类器物1928件，仅青铜礼器就有210件，超过本世纪前五十年170余件的总和。近五十年的发掘，基本搞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确立了殷墟文化的陶器和铜器的分期标准及组合特征，建立了它们的发展序列。殷墟考古逐渐发展为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殷墟学”。

50年代以后至今，商代考古的进展之一表现在对商文化的分期编年上，目前已从早、晚两期说渐渐发展到早、中、晚三期说，这是商代考古研究的深化。郑州二里岗文化和郑州商城是50年代初最重要的发现，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垣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据C[,14]测定，距今3500年左右，为商代早期城址。比之略早的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为夏商分界和商文化的起始提供了新的基点。商代中期的典型遗址是河北藁城、湖北黄陂盘龙城、郑州小双桥、河北邢台曹演庄等。商代晚期则以殷墟为代表。1962年在发掘安阳大司空村的商代遗存时，根据灰坑的打破关系、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器物的特征，将殷墟文化进一步划分为早晚相承的4期，使之形成了完整的系列，这是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另一重要收获在于对商代方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河南罗山莽张、山西灵石旌介、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方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以及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的发掘，都为研究殷商时期方国的分域提供了重要的资

料。

西周考古周文王所建丰邑与周武王所建镐京的遗址的调查始于1933年，1951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西周时期较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为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山西曲沃晋国遗址和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和遗址、山东曲阜鲁故城和兖州西吴寺遗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西周文化的分区研究。

商周时期考古的重大进展是非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河北藁城的台西遗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遗址、江西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以及安徽屯溪的墓葬均反映了商周时期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室主任马衡对1923年发现的河南新郑彝器的调查开始，至今已发掘了这一时期的墓葬6000余座，为东周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陕县上村岭虢国东周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寿县蔡侯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墓等对研究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文化颇具标尺性意义。春秋晚期铁器出现，战国中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出了中国冶铁业发生、发展的轨迹。

秦汉至元明时期的文献记载详备，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结合文献的记载，以重要的都城、墓葬、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遗存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主，也取得大量的重要成果。使中国历史时代的考古学亦呈绚丽多姿之态。

从1990年开始，每年评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分别评出“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郧县人”头骨化石；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瑶山祭坛遗址；城子崖龙山、岳石文化城址；殷墟宫殿遗址和160号墓；三星堆遗址；新干商代大墓；北戴河秦汉大型建筑遗址；法门寺唐代地宫文物；清凉寺宋汝官窑址和蛮子营汝窑瓷器窑藏；辽陈国

公主墓。“八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和发掘；南京汤山旧石器时代地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浙江杭州莫角山；良渚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河南永城县汉梁孝王陵及梁孝王寝园；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陕西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江苏扬州唐宋城遗址。这基本上可以视为近十年来考古学成就的杰出代表，从中可以窥测到考古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2.近五十年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近五十年是中国考古学从开创走向成熟的时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建立、完善和普及。

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为考古学的两大支柱，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方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地层学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类型学则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论。在两者的关系中，地层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切理化的、计量的确定年代的技术，都要接受地层学的验证。“地层”这一名词是从地质学引进来的，但考古地层学因对象的不同，因而在观察和处理方法上比地质地层学要细致得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田野考古中采用严密的地层学方法，是世界考古学渐趋成熟的重要标志。现在一般人认为，世界近代考古学的真正的始点，在于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1871年至1883年根据地层学的原理对特洛伊古城的发掘。人类居住在一起一般都会在原来的天然堆积或沉积的生土上面，堆积起一层熟土，这层熟土常夹杂着人类无意识遗留下来的或有意抛弃掉的器物，这种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层”。后来的人再在这一文化层上生活，又会在原来的“文化层”上堆积起另一“文化层”。如果没有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上层伴存器物的埋藏时代一定晚于下层的器物，各墓和各文化层中年代最晚的一件器物是该墓或该文化层的最早年代。这样文化层的堆积便构成了这一居住址的编年史。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应用和发展是从殷墟发掘开始的。殷墟最初几次的发掘水

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因而未严格按照地层学的要求来进行工作。1930年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主持安阳后岗发掘，发现了仰韶、（河南）龙山和小屯的三叠层，并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论证了其时代的早晚关系，这是考古地层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从此，殷墟的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各地进行的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发掘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罕见的，中国田野考古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使用了各种技术和手段，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层位关系中将客观对象井然有序地揭露出来，其间对地层学的认识和运用积累了许多颇具特色的经验，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发展了地层学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世界的考古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建立起来的。本世纪初，该理论传入中国，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从三十年代便以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发掘到的资料。1930年梁思永在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陶器时，首先对若干陶片进行了形态分类；之后，李济在整理殷墟的陶器和青铜器时亦运用了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四十年代开始，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在对大量考古新材料的分析与综合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运用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如何把握考古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的资料，表达清楚各件器物之间、器物群与各种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是当时世界考古学界并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苏秉琦先生1945年成稿、1948年印出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这一正确的理论在近五十年中得到了广泛采用，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可以根据不同型、式的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同时将同一型别的相似形态归为同一文化或同一文化系列或源于同一文化系列；将不同制法而造成的不同型别，归于不同文化或不同文化系列。这种类型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

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了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这是近五十年来类型学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考古类型学中的另一题中之义是对墓葬进行分类研究。将每个墓葬作为个体单位，运用分型分式的方法进行分析，用大、中、小来分型，用分期的方法分式，进而从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去研究人群的等级和社会关系及其演变的广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了一条考察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正确途径：划分区系类型，按类型寻找来龙去脉，依期别分析社会面貌的变化。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同行的贡献。

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绘制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图，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的思想：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及邻省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无疑是中国类型学新的重大拓展。

3.思维方式的更新像其他学科一样，思维范式的更新往往会导致技术上的革命性转变。50年代初，受当时的历史限制，把苏联的一切视为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将考古学的目的和内容局限在物质文化史方面及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虽然在具体的考古学研究和文物研究的实践中，已大大超出了物质文化的范畴。但是在理念上，主动探讨社会组织的状况和人的精神面貌尚不多见。这一情况的转变开始于聚落考古的兴起。聚落考古学理论的传入中国是本世纪的七十年代，但聚落考古的实践则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于半坡遗址的发掘和第一个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以后的姜寨、元君庙以及大排房的研究，都是旨在探索先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包括物质生活状况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又在追索其社会组织的状况。而且对社会组织状况的研究也出现了在经典理论指导下实事求是进行研究和争鸣的良好趋势，比如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究竟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的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众多西方的理论传入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的研究开始注意人类文化的进程及其动力法则。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和主要内涵的传统考古学曾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为考古学的科学化和推进考古学的发展以及为人类知识的增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其方法本身有着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全部内容，在他们当然的合理性无法完全被替代的同时，他们不必也没有可能代替其他的理论和方法。新考古学的一系列新方法、新理论和新概念，解答了许多传统考古学无法解答的问题，特别是将研究人类文化进程及其动力的法则作为考古学的宗旨，已经并将继续改变考古学旧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1948年美国的年轻学者瓦特·特勒在其博士论文《考古学的研究》中，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考古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考古学家的目的决不仅是准确地进行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也不仅是准确的地层比较和器物类型划分，他强调应重视人工制品之间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即考古学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行为科学。1962年年轻的讲师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标志着新考古学的诞生。之后，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之间、新考古学各流派之间的争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世界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新的理论、方法及其之间的争论，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不断地传入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大踏步前进，虽然对这种进步的意义目前要做出正确的评价还为时过早。本世纪初的二十年和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恰恰是西方考古新学传入中国的时期，前后均为二十年的时段，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值得深思。

4.手段的更新以前是一把洛阳铲打天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手段越来越新。

用于考古的年代测定方法包括考古地磁、古地磁（极性倒转）、放射性碳14、热释光、骨化石含氟量、钾—氩法、裂变径迹法、树轮年代法、氨基酸外消

旋法、黑曜岩水合法、铀系法等。

分析鉴定技术这是可以用来确切地区分古物，研究古物的制造工艺，探明物质的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真伪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有：同位素质谱分析（铅同位素）；发射光谱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质子加速器分析；等等。

分类方法渐趋先进分类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分类法。本世纪在分类上的重要进步在于动眼动手的直接分类法逐步走向成熟。同时全部研究和比较在计算机上实现，用数学分类中的主要成分分析法，严格按照数学规则进行的新分类法也开始有人尝试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三、中国考古学的不足与发展前景

中国考古学作为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建立的新学科，真正取得长足进步就在近五十年。正因为仅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且又与中国近百年的政治风云相伴随，所以中国考古学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尚有一些亟需解决的宏观问题。

考古学理论的贫乏。一方面它表现为将田野考古视为简单的锄铲“挖宝”性的发掘，即使当田野考古的基础性、技术性研究取得进步后，对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仍轻于考古学的田野实践。另一方面与此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视为历史本身，从而出现用考古材料去印证经典论述，用经典论述作为田野考古资料价值高低的判断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再一方面就是对本世纪最后20年引进的国外大量考古学理论的消化与吸收、运用与批判的工作相对于引进本身更滞后，虽然引进已经相当滞后了。

考古资料的发表和考古报告的出版速度之慢，大大延误了考古研究的正常进

行。一个遗址、一个墓葬的发掘经验和教训得不到及时的总结，致使有些错误一错再错。考古文物资料的单位“所有制”甚至个人“所有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将发掘视为“青春饭”，将材料整理视为“黄昏饭”的观念方枘圆凿于现代考古学的开放态势，不啻是小农经济的最后产物。

田野发掘与考古研究的不平衡，我们说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仅仅是指田野发掘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如果就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而言，则难称黄金时期。

在技术层面上和知识层面上的研究，如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不平衡性；各文化间的交融与变异；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区分；同一类型中的分期与同一时期中的分段等等，都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国的考古学行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展望未来，下一世纪中国考古学大发展的前景是：

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以人为中心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新考古学的影响会越来越深；同时在借鉴国外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会生长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减缓和结束，考古发掘将从主要配合基本建设转到主动发掘，田野发掘将更加注重考古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更具有理性，更有成效，会更加科学。随着科技兴国的成效初显，田野作业和出土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增大，本世纪不宜发掘的墓葬和遗址将得到有计划的发掘。在考古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考古工作者的人文素质也将有内涵性的增量：敬业精神的再提高；知识面的再扩大；基本技能的再延伸。

许多新的考古学分支，如环境考古，遥感考古，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军事考古、饮食考古等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农业考古、天文考古、宗教考古、美术考古等虽不属于新学科，但在中国起步较晚，也将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将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确定其非线形的发展规律。1997年德国和美国的一批分子生物学家和分

子人类学家宣布，他们从一件距今6万—7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提取DNA，并与现代人的DNA进行比较，显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中一支绝灭的旁支，而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这一成果的引进和评价，必将对中国近五十年来发现的人类化石作出新的鉴定，从而大大促进我国古人类学的研究。

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有别于属于人类学的西方考古学的一大特点。所以中国考古学可以而且必须参与历史学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扮演资料提供者的角色。对中国食物和食物生产的起源问题（农业起源是其题中之义，但食物起源决不仅仅等同于农业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国家形成的阶段问题、先秦礼制的研究、夏商周三代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夏商周三代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但并不属同一年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考古学都是大有可为的。在历史时代方面，考古学也并非无能为力，实际上也有个“两重证据法”的运用问题。总之，21世纪的考古学必将与历史学有更进一步的互补与互动，产生1＋1＞2的系统效应。

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将大大提高，从而增进公众和社会传媒对考古学的参与程度。1999年3月3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卫星电视，随着摄像机镜头，进入埃及吉萨省的一座古墓，发现了一具更古老的木乃伊，这是世界电视史上首次卫星直播重大考古发掘过程，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可望在下世纪的不远将来，此举定会在中国再现。这是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以动员其加大关注、支持考古事业力度的重要举措，也是考古学对于社会的教育功能和其认识论价值的实现方式之一。

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曾说：“考古学家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干涸的源泉恢复喷涌，让被人遗忘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考古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恐怕无暇欣赏那世纪之交的悦耳钟声，他们听见的只是新旧世纪一来一去的匆匆步履声和这匆匆步履声

中的“声声唤”。下个世纪，考古学家所肩负的这颇富诗情画意的任务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实现。

【参考文献】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

李济：《安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西拉姆：《神ｚｈǐ＠①·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只字繁体字

来源：《学术月刊》1999年第09期第12～20页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doc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发掘历程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部门立刻对该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历时5年多，考古工作者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整个发掘过程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考古水平，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文物保护水平，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展示水平。墓园的考古发掘有10余家单位跨学科合作，运用科技手段全程提取和记录信息。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前期，大量使用了地球物理探测、GPS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全球地理信息系统(GIS)记录等科技手段，将调查资料完整信息化。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海昏侯国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所有发掘工作都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指导考古发掘，为今后大遗址的保护展示提供科学依据。[4] 通过考古，考古人员发现除了2011年盗墓者对西汉海昏侯墓实施一个大的盗洞之外，该墓的西北角有一个五代时期留下的盗洞，从现在这个方位发现的装衣服的漆箱、写有昌邑九年字样的漆器等文物来看，盗墓者未能成功实施盗墓。人们不禁要问，公元104年至五代时期，中间几百年时间，为什么它没有遭遇盗墓者的骚扰呢?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徐长青、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等多位专家都提到，这得益于东晋时期江西的一场大地震，使墓室早年就坍塌，地下水上涌淹没了墓室。当时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才使得该墓得以幸免。专家所说的大地震，指的是公元318年豫章郡发生大地震，此次地震使原来的枭阳县、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淹没到鄱阳湖中。张仲立表示，正是因为墓穴内充满水，这种绝氧的环境不利于微生物生长，才使得墓内的文物得到保护，腐蚀程度不高。 中国考古最大惊世发现：研究进展 2015年12月15日，南昌西汉大墓主棺进入清理阶段，主棺将整体打包至附近实验室，多证据指向墓主为汉武帝之孙刘贺。[5]

重庆港50年的发展轨迹

重庆港50年的发展轨迹 撰文/陈云东 重庆港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陆联运枢纽港,回顾重庆港50年来的风雨历程,可以说重庆港的建设与发展,几乎是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纵观重庆港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 一、50年代的初创时期 旧中国遗留下的重庆港是一个原始、落后的港口。解放初期,全港有简易码头45座,都是以自然坡岸为主,95%以上的货物装卸完全以人力肩抬背扛上下坡。全港没有一座港口装卸运输专用的仓库。九龙坡的40吨浮吊与斜坡缆车(木质)码头是当时唯一的一座机械化码头。 新中国建立后,重庆港的建设发展主要集中在九龙坡港区的改扩建和对川江航道的整治等方面。 1950年5月,为支援成渝铁路的建设,当时的西南交通部开始对九龙坡唯一的机械化码头(3号码头)进行改造。扩宽码头岸线,缆车由木质改为钢质,缆车由人力改为蒸汽牵引,码头前沿设置一台起重量为45吨级的蒸汽轨道吊机以与原40吨浮吊相匹配。港区铺设一条铁路专用线与九龙坡火车站相连。至此,重庆港有了第一座水铁联运的机械化码头。 1957年,为适应重庆港水铁联运货物急剧增长的需要,交通部有计划地对九龙坡港区投资扩建。投资500万元动工兴建九龙坡件杂码头1座(4号码头)和链板机粮食码头1座(5号码头),配套新建了货棚1万平方为、货场9000平方米和增设铁路专用线1000余米等生产、生活设施,港区年通过能力由11万吨增加到80万吨。国家还投资70万吨新建了朝天门客运大楼,投资建成了朝天门斜坡缆车件杂码头1座(朝天门新仓库)。朝天门客运大楼的建成,改变了重庆市的窗口形象,改善了旅客的乘船条件,使重庆港门户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1959年投资近120万元新建煤码头1座(1号码头),年通过能力为40~50万吨。至1959年,重庆港九龙坡港区已有专业码头4座,从而使九龙坡港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960年,重庆港完成旅客客运量(出口)76万人次,是1950年的1 5倍;完成货物吞吐量550多万吨,是1950年的约16倍。 二、60~70年代的新港建设时期 60~70年代国家主要投资完善九龙坡港区的改扩建和为适应 三线 建设的需要、新建了猫儿沱港区和蓝家沱港区等基建设施项目。这一时期是重庆港基本建设大发展的一个 重要时期。 1 九龙坡港区改扩建项目 1960年至1961年,投资40多万元新建件杂码头1座(6号码头)和货棚1幢,年通过能力为50万吨。1963年至1964年,投资约20万元改造货棚为仓库。1965年至1966年,交通部投资290多万元改造煤码头(1号码头),改建成一条机械化的散货作业线,使工艺更合理,平面布置紧凑。改建后的煤码头年堆存能力70万吨,卸车能力90多万吨,综合通过能力近90万吨。 1965年至1966年,交通部投资480万元新建了长江上游第一座机械化配套的(单件)180吨级特大件码头1座(2号码头)。该码头及设备完全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用国产材料建成的。该码头自投产至今,为西南地区的特大件运输,特别是为西南地区多家发电厂的大型变压器的运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新建码头的同时,1970年九龙坡公司对原件杂码头(4号码头)的装卸工艺进行了技术改造。1978年投资20多万元对链板粮食码头(5号码头)进行改造,改建成皮带机散货码头,扩大通过能力。 九龙坡港区通过多年一系列的改扩建和技术改造,至70年代,港区已拥有机械化码头6座,年综合通过能力为200多万吨,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港口和重庆港最大的港区。 2 重庆港蓝家沱和猫儿沱2个新港区的建设 1966年国家将重庆港蓝家沱和猫儿沱两个新港区的建设,纳入了 三线建设 项目。1966年12月至1972年6月建设,1973年3月正式投入生产运营的重庆港蓝家沱新港区,总投资约1500万元。港区共建成1000吨级码头3座,其中:钢铁码头1座、综合码头1座、件杂码头1座;建设仓库11000平方米,港口铁路专用线8000多米。配置有浮吊、缆车、牵引车、轮胎吊等20多台机械设备,以及供水、供电、通讯和生活福利设施。该港区通过2.5公里铁路专用线与成渝铁路古家沱车站接轨。蓝家沱新港区的建成,为川西地区和贵州、云南两省部分地区的尿素、磷矿、煤炭、钢铁、食盐等货物的运输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重庆港的主要水铁联运港区之一。 猫儿沱新港区于1966年11月开工,1975年10月竣工,总投资约2800万元。猫儿沱港区是重庆港地处长江南岸的一个主要水铁联运港口。港区建设1000吨级码头2座,其中磷矿码头1座,综合码头1座,设计年综合通过能力280万 14 中国港口50年征文

2021-2022年高三上学期第一次高考模拟考试(一模)历史试题 含答案

2021年高三上学期第一次高考模拟考试（一模）历史试题含答案 考生注意： 1．考试时间120分钟，试卷满分150分。 2．所有答案必须做在答题卡上。 一、选择题（共75分）1—30题，每小题2分，共60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人类已经经历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考古学者观察其间的变化，可以运用哪类发掘作为社会进步分期的历史标准 A．遗址的周边环境 B．遗址动植物残留 C．发掘的人类遗骸 D．人类使用的工具2、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亚述的巴尼拔图书馆，里面藏有大量的泥版。它位于今天的 A．印度 B．中国 C．伊拉克 D．埃及 3、帕特农神庙是雅典灿烂古文明的历史见证，它建成于下列时间轴的哪一阶段 前xx年前1100年前800年前500年前330年 A B C D 4、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比较恰当的一项是 A．两者始终处于对立状况 B．随城市发展而动态发展 C．处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D．前期协作后期转向对立 5、公元745年，唐玄宗下诏：“波斯经教，出自大秦（罗马），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诏书中所提到的“经教”属于 A．道教 B．基督教 C．佛教 D．伊斯兰教 6、“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主张这一观点的最有可能是 A．法家 B．道家 C．儒家 D．墨家

7、公元前后，在下图中这条要道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重要的文明古国，它们分别为 A．西汉和古罗马帝国 B．唐朝和天竺 C．西汉和古希腊 D．元朝和意大利 8、当我国处于右图所示的历史时期时，西欧社会正处于 A．希腊“古典时代” B．罗马共和国时期 C．即将步入中世纪 D．文艺复兴时期 9、历史上某些时期，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 被称为“大变革”。下列叙述中不能称为“大变 革”的是 A．商周之际，属国变为封国 B．三国时代，统一走向分裂 C．春秋战国，分封变为郡县 D．清末民初，专制变为共和 10、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曾说：“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此语可以评价 A．文景之治 B．光武中兴 C．贞观之治 D．开元盛世 11、从秦朝到清朝君主专制不断强化，但不乏与之相悖的特殊现象，能反映这一情况的是 A．汉武帝以身边近臣组成中朝执掌决策权 B．隋唐在实行三省六部制度拆分抑制相权 C．宋代中央机构形成全面的权利牵制体系 D．清初军国政事皆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 12、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重视边疆的管理，其中康熙帝在哪一地区建树相对较少 A．西藏 B．东南 C．东北 D．西北 13、“文明是以奇特的方式进步的：14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史艺术、科学知识的发源地。到16世纪，它（文明）再一次向西迁移，并使大西洋沿岸国家成为了地球的主宰。”（房龙《人类的故事》）这一时期文明进步的成就包括 A．城市复兴、科学兴起 B．启蒙运动、英国革命 C．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D．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很早就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下面由为你整理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

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

浅谈考古学及其意义

浅谈考古学及其意义 摘要：考古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文化，让你更能看清楚现在。现代人不断重复的犯上历史性的过错，就是因为不了解历史。人们多读一点历史，客式他同样不可避免的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如果不关注考古、不关注历史，所犯的错误将更严重。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关键词：考古学，定义，研究的意义，中国近代考古学 这学期，我选择了考古与文物赏析这门选修课，一学期的学习，或许没能改变我们什么，但是，多多少少也让我们接触到了考古学，也让我们领略了很多有趣好玩的古代的文物，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考古的知识。考古学广泛而又精深，其意义也极其深远。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是为了了解从古到今的文化，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

中国汽车50年发展

汽车工业50年发展与回顾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刘雨亭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今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称一汽）在长春动工兴建，开中国汽车工业之先河。2003年7月15日恰逢中国汽车工业建设50周年，回顾50年的发展历程，顺遂与曲折并存，急起和徘徊同在，汽车工业在不断学习、创新中前进、成长。 一、汽车产品发展 我国的汽车产品发展大体可分两个大阶段。 （一）前30年（1953～1982年） 这30年是汽车产品以载货汽车且以中型（载质量4～5t）载货汽车为主的年代。 1 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个汽车产品 4t解放牌载货汽车是1956年一汽建成投产的车型，一汽当时具有3万辆生产能力，投产后陆续派生出：2.5t三轴越野汽车；3.5t自卸车底盘；8t半挂牵引车底盘；一般载货车底盘，用于改装车长8.5m左右中型客车、消防车及加油车等专用汽车；三轴越野车底盘，用于军用改装车。 2 1957～1966年发展的汽车产品 2.1 载货汽车 1）2.5t跃进牌载货车。南京汽车制造厂（今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南汽）1958年开始小批量生产的车型，以后也派生出1.5t越野车。 2）1t上海牌三轮载货汽车。上海汽车制造厂1958年开始小批量生产的产品。 3）8t黄河牌载货车。济南汽车制造厂（今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济汽、中国重汽）1963年批量生产的车型。 4）4t交通牌载货车。1960年上海货车修理厂开始小批量生产。该车在上海市自产自用，故没有在国内其他地方扩散开。 2.2 轿车 1）红旗牌高级轿车。一汽1959年开发生产的高级轿车，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礼宾用车。1999年50周年国庆时成为阅兵车。 2）上海牌2.2L中级轿车。上海汽车制造厂1964年开始小批量生产的车型。 2.3 北京牌吉普车 北京汽车制造厂（以下称北汽）1966年开始投产，是主要用于载客的越野型汽车，以后发展到军民共用。 1966年全国生产汽车55861辆，其中轿车302辆，北京吉普532辆，载货汽车（含越野载货车）及底盘55027辆。一汽共生产解放牌汽车（含底盘）46523辆，为全国汽车总产量的83.28％。 3 1966～1982年发展的汽车产品 3.1 建设三线以生产军用越野汽车为主 1）二汽的产品。东风牌2.5t越野车，1975年投产；东风牌5t载货车，1978年投产。以上2个车型是系列产品，后来5t载货车成为二汽乃至全国的一个主导车型。东风牌3.5t越野车，1981年批准定型。 2）红岩牌6t越野汽车。四川汽车制造厂（今重庆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川汽、重庆重汽）1971年投产的车型。 3）延安牌5t越野车。陕西汽车制造厂（今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陕汽）1978年投产的车型。 3.2 重型汽车产品

2011年高考试题——文综历史(浙江卷)解析版

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浙江卷） 文科综合（历史部分）解析版 12.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逐步告别“小国寡民”时代，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下列项中，与“小国寡民”相关的是①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②屈原追求的“美政”理想③罗马法的基础④雅典民主制的重要条件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④ D.③④ 答案：C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时应有整体史观。该题通过“小国寡民”这一切入点考察中西方的古代文明。 【精讲精析】因为①老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幻想回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②屈原的“美政”理想是要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变法图强。③罗马崛起于亚平宁半岛的台伯河畔，与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不同。罗马以蕞尔小邦征服意大利，最后建立了雄霸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此基础上，罗马人以灵活务实的态度逐步摸索出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经验，制定出古代世界最为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丰富和发展西方古代政治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④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种颇为原始的直接民主，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由此判断②③与题意无关。13.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图8 是宋代部分名窑分布示意图，符合钧窑、定 窑、景德镇窑、耀州窑排列顺序的是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② C.②①④③ D.③②④① 答案：D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时应注意历史时空。 此题主要体现史地综合，考查识记能力。 【精讲精析】钧窑在河南，定窑在河北，景 德镇窑在江西、耀州窑在陕西。唐宋以来， 各地瓷窑所产瓷器各具风格，这些名窑都以 其产品的质量闻名天下。结合地图可以方便 地得出D项。 14.有学者根据材料一“昔汴都数百万家， 尽仰石炭（煤），无一家燃薪（木柴）者”， 得出宋代开封生活燃料已用煤取代木柴的结论；又有学者根据材料二“赐在京（汴都）官员柴、炭各有差，柴578万，炭585万”，对上述结论予以反驳。下列说法中最为合理的是 A.两位学者所用材料相互矛盾，结论都不能成立 B.材料二否定了材料一，仅用材料一得出的结论难以成立 C.无论材料一还是材料二，都必须得到考古学支持才能成立 D.材料一指的是民众，材料二指的是官员，两条材料并不矛盾 答案：B 【思路点拨】本题以宋代是否已用煤取代木柴的不同材料作为切入点，考查对史料的鉴别能

近代我国百年(1840_1949)革命探索历程

1840-1919旧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 1.1851-1864太平天国运动:农民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2.1900 义和团运动：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3.1898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变法运动，想通过变法将中国引向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道路。 4.1911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5.1915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弘扬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1919-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1919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2.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3.1926-1927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国民革命军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 4.1927武昌起义及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5.1927年10月井冈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6.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7.1934-1936红军长征：粉碎了反动势力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共产党的基干力量，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8.1936“一二·九”运动及西安事变：“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爆发的一次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 9.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1945-1949解放战争：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详细如下：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20200627205223)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 09 历史教育090103016 许玮琳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 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 世纪20 年代） 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 传统可以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 世纪20 年代至20 世纪20 年代） 形成期以19 世纪20 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 汤姆森按这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 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 年至1918 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评。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果为人们所推崇。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 类型学”，即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 在的关系。考古地层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 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 世纪20 年代初至50 年代末） 基本成熟期（20 世纪20 年代初至50 年代末）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20 世纪20 年代初至30 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和重大发现的增多。这一时期获得了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在一些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

2019北京市丰台区高三一模文综历史

2019北京市丰台区高三一模文综历史 12．图6为考古学家在山西省侯马市发掘的春秋晚期玉片，玉片上用晋国官方文字记载了卿大夫间订立盟约，共同讨伐敌对贵族，处置土地、财产、人口等内容。下列对其史学价值认识正确的是 ①为研究春秋时期政治制度提供直接证据 ②能够佐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点 ③为研究春秋时期文字历史提供实物资料 ④反映了当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A．①②B．①③C．②③D．②④ 13．汉武帝时期，官员审判案件时如果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经义作为判案依据，史称“春秋决狱”。这说明 A．“六经”收录大量法律文献B．儒家伦理成为治国的重要依据 C．汉武帝推崇依法治国的理念D．汉代司法审判充满了人文色彩 14．隋唐时期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天下一家”思想。唐太宗认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这一思想的产生 ①是各民族长期交融的结果②体现了统治者开明的政策 ③有利于三省六部制度完善④说明当时世界意识的加强 A．①②B．①③C．②③D．②④ 15．下列为《剑桥插图中国史》中引用的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人口密度分布图。对其解读正确的是 图7 图8 图9 A．汉代推行均田制促进南方人口的增加B．隋唐革新农具导致北方人口减少 C．宋代南方相对安定促进经济重心南移D．明清高产作物引进导致人口膨胀

16．下表摘编自清末重臣戴鸿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国考察后撰写的《出使九国日记》。由此可知戴鸿慈 17．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刊发了《大同学》一文，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随后，梁启超、宋教仁、廖仲恺等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A．有识之士在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B．无产阶级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C．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D．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18．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善于通过大众化的标语口号来发动人民。下列口号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打倒列强,除军阀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④打土豪，分田地 A．①②③④B．①④②③C．③①②④D．③①④② 19．建国后召开的某次大会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的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工农业劳动模范等各界、各民族代表。这次会议是 A．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B．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D．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20．古罗马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妻子可以要求丈夫返还女方出嫁时的嫁资。但又规定如果丈夫需要以全部财产承担，则可以留下一部分用以维持生活。这说明罗马法遵循了 A．司法独立原则B．程序法定原则C．契约自由原则D．公平正义原则 21．下表为依据《技术进步与新经济》一书整理的1800-1900年间世界主要国家重大科研成果数量一览表，对该表理解正确的是 ③后发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迅速④19世纪后期世界科研成果总量超过前期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断演变，几代人在数十年的风雨坎坷中终于发掘出了近现代考古学，并且其在我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下面由为你整理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 早期的中国考古学 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朦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价值，甚至在当时东周京都洛阳建起了一个类似今日博物馆的“守藏室”至公元10世纪的宋代，我国金石学研究颇为发达，有志者开始编纂专注出版。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既绘有器形图，还记录了每器的尺寸、名闻和出土地点。它比起1842 年丹麦青年考古学家沃尔索（worssae）所著的《丹麦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 nm ark) —书足足早了11 个世纪。 此后，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1123）、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不胜枚举。清代一来，分门别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除继北宋以来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钱币、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 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馆最早、出版古物研究专著最早、萌发考古思想最早的 国家。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学，至多只能说为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 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 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

未来50年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及其思考

未来50年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及其思考

未来50年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十大 因素及其思考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提要基于美国权威学术刊物的资料，介绍了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它们是：①贫富差距持续拉大；②郊区的政治优势；③“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④中心城和近郊区贫困阶层周而复始；⑤睿智增长(smart growth)；⑥互联网； ⑦1945年后城郊一环区的衰退；⑧户均人口规模缩减；⑨为服务新边际城市(New Edge Cities)而延伸的超高速公路系统；⑩城市和郊区多元化趋势和种族整合。美国城市学者对未来50年发展影响因素的预测，对正处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关键阶段的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美国，未来城市发展，影响因素 刊登于2006年第2期的《城市规划学刊》介绍了Robert Fishman

“过去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这里将对未来50年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再作介绍和分析。“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历史协会”所选出的这10项未来影响因素，反映了来自全美城市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规划院校、职业规划师和职业建筑师代表们较为全面的观点。Fishman博士根据统计结果，撰写了题为“世纪转折点的美国大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影响”的文章，发表于美国权威杂志《住房：现状与探索》(Housing：Facts Findings)。不过，与过去50年10大影响因素的反馈结果相比较，对未来影响因素的预测答案不如前者那样集中一致。大多数问卷结果认为过去50年影响因素的特征将会继续影响美国大城市的发展并将激化城市危机：例如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郊区的政治优势、周而复始的城市贫困、1945年后城郊一环区的衰败、基于机动车交通的城市蔓延将拓展外围的边际城市(edge cities)等等；另有一部分意见认为“睿智增长”政策将有助于环境保护并抑制蔓延，并认为城市将克服种族和阶层的分化、城市走向多元化；也有一部分意见强调人口变化的趋势特征，如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和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减；此外，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下面，介绍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并结合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特征趋势作若干浅显思考。 1 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从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西安汉

门可佩-中国未来50年人口发展预测研究

[人口经济学] 中国未来50年人口发展预测研究 门可佩曾卫 （南京气象学院，210044）（南京财经大学，210003） 摘要: 本文以中国人口发展为研究对象，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应用年净增人口值建立灰色动态预测模型，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到2004年底中国人口将不超过13亿，2010年为13.31亿， 2020年为13.60亿，到2050年约为13.9亿，届时年净增人口不足20万，中国人口将基本实现零增长。关键词: 中国人口；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建模；人口预测 一、中国人口发展概况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前30年高速增长和后20年低速增长两大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再生产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率进入高出生、低死亡率的人口高增长时期，1950-1975年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 最高达到37?（表1）。70年代以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扭转，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妇女总和生育率有了明显下降，人口出生率由70年代初的33?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的21?,妇女总和生育率也由6下降到2.3左右。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文化和健康水平逐步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在20-29岁生育旺盛人数年均超过1亿的情况下, 人口出生率依然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到2000年底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14.03?，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7.58?,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下降到2以下。进入90年代末期, 我国人口再生产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国外近200年的历程。到2000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2.6743亿, 成功实现了“九五”计划将人口控制在13亿的奋斗目标。 中国政府自1980年在全国城乡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成果卓著，据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投入与效益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年共少生2.5亿个孩子。若从70年代算起，至今至少少生3亿人口，这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同时也是对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控制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问题依然十分严峻，1990-1999年每年平均净增人口约1300万，这仍然对我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压力。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因此，准确预测未来50年人口数量及其增长，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于加速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灰色预测建模方法 1．灰色系统概述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门横断面大、渗透性强、应用面极广的边缘学科，它是由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在1982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控制。灰色预测模型属于全因素的非线性拟合外推类方法，在形式上是单数列预测，只运用研究对象自身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与其相关联的因素没有参与建模，这正是灰色系统“灰”的体现。因为任何一个系统究竟包含多少因素，难以说清。比如人口系统的再生产是由生育、死亡、疾病、灾害、环境、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制约的共同结果，如此众多的因素不可能通过几个指标就能表达清楚，它们对人口增长的潜在而复杂的影响更是无法精确──────────────── *) 南京气象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门可佩，南京气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数学、统计预测、地震预报等研究，发表论文8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