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理论学理论与实践
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
人文医学与医学人文（代总序）
医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医学的使命就是诊治和预防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延长人的生命过程。事实上，现代医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很难做出全面和系统回答的问题，原因是当代医学被社会赋予了太多的责任。现代医学与古代、近代医学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具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不是一个学科和一个技术部门所能涵括的范畴。现代医学是一种人类带有深刻社会性的科学活动。医学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异常广泛和深刻，它是科学体系、技术系统、专业教育、公共卫生和健康保障领域、特定的社会建制、特定的管理领域、社会政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种人类精神和观念，更是一种深刻的科学和社会文化现象。我们这样看待医学，源于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对科学的解释和理解。事实上医学是最能够代表现代科学和技术系统体现这种变化的职业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责任几乎超出了一个学科和职业领域所能的担当，但是当代医学与传统意义上医学的不同，又决定了它必须成为这种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因为医学在它历史的演进中，经历了古代自然哲学形态下人文医学阶段和近代医学与人文渐远乃至分离的自然科学形态之后，当代医学已经开始步入医学向人文的回归阶段，虽然医学回归人文的路可能还很漫长，真正完成回归的过程可能十分艰辛，但是这种回归的开始，就已经让医学不再是过去那个医学，医学社会化和社会医学化成为突出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当代医学所承担的责任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
人文性本来就是医学的本质属性，是医学的内在规定性。这是医学形成和发展的目的决定的、医学无法摆脱的一种职业和学科特性。所谓人文性，指的是医学就其目的和作用而言的与作为科学和技术手段相关联的职业和学科性质，这种性质是源于医学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产生的特性，人不同于其他自然物，有血有肉仅只是一个方面，人具有任何自然物和动物群体不具备的意识、智慧和理性，作为医学的对象，如果将人与其他科学和技术对象同样看待和对待，忽视唯有人才具备的这些特性，医学只看其病不见其人，“医乃人学”的古训反倒可能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被遗忘。事实上，医学与人文的渐远和分离，又确实是医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领域发展的一种历史的、阶段性的必然代价。近代以来科学从自然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开始了分门别类研究的实验科学时代，本来浑然一体的人文与科学也被分化开来，各自沿着自己的演进规律和发展道路前行，这就带来了科学与人文的阶段性或者暂时性的分道扬镳，医学也就是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人文性的脱离，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寻求自身的纵深发展和纯自然科学性的进步。医学看似遗忘了人文，其实这种遗忘也是表面的，并非本质性的，人文始终是医学的内核构成，它隐含在医学内部，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和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细胞、分子到基因层次对生命现象的微观揭示，从环境与疾病、生态与健康、社会与心理等多方面对生命现象的宏观认识，都为人文向医学的回归或者说医学向人文的回归提供了科学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背景。并不单纯是科学和技术背景就会造就医学与人文的重新融合，可以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以及医学自身的发展多种因素的重合，为医学与人文重新携手和融合为一创造了时代性的条件。蕴含在生物模式医学内部的人文特性只有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才可能重新焕发其生命力，以一种强劲的无形力量开始它的回归历程，重新整合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于一身，完成一个从自然哲学整体在经过了分门别类的分割性研究过程之后的新的意义上的整体医学形成过程。
以上就是我们组织编写这套医学人文丛书的背景和初衷。当代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拟或说是医学的、也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医学与人文的交缘在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和广泛应用中得以体现。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人文向医学的回归或者说医学回归人文，并不是这些学科向医学的回归，这些学科形成和构建的目的，是
通过这样一种学科性的研究和实践，促使人文性与医学科学性的融合和统一。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学科建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路径的探索，通过构建特定的学科，为医学与人文的结合提供支持和帮助。国际上，学科性质的医学人文诸多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中国也有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学科间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学科间在内容、方法等方面还有交叉，但是很多学科已经具备了作为具有自身特定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学科规定性。一些学科在高等医学教育领域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设置。人文与医学的真正融合需要多种条件的综合作用，把医学人文课程融入医学教育体系，是加快推进这种融合的最重要的途径。
当代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诸多学科从不同视角研究同类医学现象或者生命科学和技术的种种问题，这并不是医学人文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学者们个人的职业需要，而是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客观要求。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形成和专门研究并提供理论和思想的支撑，生命科学及临床医学的很多科学和技术问题就可能因为受到社会、宗教、文化、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影响，无法正常开展研究和推进技术应用。医学人文诸多学科在研究上具有以往很多学科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到具体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层面诸多环节和应用链条的复杂性上。
比如伦理学本来是哲学的构成部分，传统的伦理学大多只是在道德哲学层面思考和认识问题，为道德和道德的行为等提供哲学认识根据和理论论证。而医学伦理学则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应用伦理学本身就已经是对传统伦理学的一种突破，从现实的具体问题出发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种典型研究方式和认识问题的路径，尽管传统伦理学的很多公理和理论也很广泛地应用于对很多具体现实问题的解释，但是如何从现实问题出发形成新的认识、思想、理论乃至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式，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种新的选择。医学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领域，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需要形成并能够作为精神、公理、思想和理论发挥哲学的支撑作用，但同时要面对人从生殖、发育、成长、健康、疾病、环境、诊断、治疗、衰老、濒死到死亡等整个生命和死亡过程中种种道德难题和伦理悖论，医学伦理学不再单纯是提供理论论证和道德哲学的支持，而要提供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甚至要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和医学伦理委员会，为诸多具体问题如人体药物实验、动物实验、医疗设备选择与使用、重大临床医疗行为选择等提供道德论证和完成伦理审查手续。很多具体方式方法的选择与采用，不能单纯是程序性的，特别是面对许多由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需要给出合理性的道德论证，单纯沿着医学技术的路线考虑问题是不够的，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给出的伦理论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医疗行为的公正与合理。由于生命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迅猛，仅仅在道德层面并不能够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来规范其发展方向和解决好具体的问题，医学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医学法学就是这样一个学科，如何让医学法规建设能够跟上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并强制性地、底线性地规范医疗行为和医学研究和临床实验等行为，不失为一种最强有力的社会性选择。总而言之，医学人文领域的发展，是促使医学向人文回归的一种学术性、学科性的选择，或许有朝一日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都具备了自觉的医学伦理意识和法律意识，在群体、行业和职业实践中都具有了超强的医师职业精神，也就是医学真正完成了向人文的回归过程，这些医学人文学科的使命会宣告终结。
30多年来，我们河北医科大学这个团队，一直致力于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先后组织、主持和参加编写了多部国家级和省内外的相关专业教材，也有多部专业著作出版和多篇学术研究文章发表。这套医学人文系列丛书，已经是从2004年以来我们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合作完成的第四套丛书，其中第一套丛书2009年曾经获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授予的“医学人文杯”优秀学术著作奖。这些年来，我们致力于在研究中不断修正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增加学科发展进程中最新的内容和对重点和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也不断吸收国
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尽最大努力让丛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立足于这个领域的前沿。我们特别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多年来给予我们的信任和鼓励，特别是在多方面给予的无私帮助和支持。该社社长兼总编辑马千海先生对每套丛书的规划和设计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在第二套丛书编写过程中，曾不辞辛劳亲自登门拜访参加编写的华北地区各医学院校的专家学者，敬业精神让我们感动。再度启动编写本套丛书应该说是以前与河北人民出版社良好合作的一种继续，具体主持本套丛书出版工作的荆彦周副总编辑几次组织本套丛书的编写策划和讨论，他们对丛书的编写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给予了多方面的具体帮助。若干年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对我们这个团队在该学科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由衷地感激和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多年来对医学人文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对我们这个团队的学术研究的全力帮助。
本套丛书的编写，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团队过去研究成果的继续和延伸，很多内容是对原来研究成果的运用乃至移植。另一方面也参阅了国内外一些最新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成果。对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医学人文是一个发展极为迅猛的学术领域，致力于这个领域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也遍及各学术领域，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医学、管理学、公共卫生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都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正因为学术成就层出不穷，丛书的内容或许会在很多方面有所遗漏或没有涉及，不能保证内容、方法、案例以及最新理论和思想的全面吸纳和系统。我们会在今后的研究和教学中不断改进和提高。
感谢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省哲学学会、河北省伦理学会、河北省伦理学会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河北省心理学会、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分会；感谢《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香港《中外医学哲学》等杂志社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对我们这个团队的大力扶植和提携。
边林姬天舒
2013年8月
第一专题医学伦理学概述
人类的认知与实践活动总是在向着两个方向发展，即外在客观对象世界与内在主体自身世界，由此形成了人类的两大文化体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不可分割。人类需要科学文化，同样也需要人文文化。在人文文化系统中，包括医学伦理学在内的伦理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医学伦理道德的协调、规范与定向，医学科学技术和医学伦理道德互相支持、连为一体。并且随着当代高新医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日益社会化，新的生命伦理问题不断出现。为此，医科大学生应该通过对医学伦理学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医学道德敏感性以及医学伦理问题的分析、判断与抉择能力。
一、道德、伦理与伦理学
在汉语中，“道德”一词原为“道”和“德”两个概念。
“道”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规则，而“德”者，得也，即人们认识了“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便称之为“德”。在我国，首次将“道德”二字合用，始于战国时的荀况（尽管老子写过《道德经》一书，但它指的是《德经》和《道经》，在老子那里，道和德还是两个概念），他在《劝学》篇中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意思是说，如果一切按照“礼”
的规定去做，就算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现在，我们理解的道德主要是指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有时也指个人的思想品质、修养境界、善恶评价，甚至用来泛指风尚习俗和道德教育活动等。在西方，“道德”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摩里斯”，原意指风俗、习惯，后被引申为道德原则、规范、品性和善恶评价等内容。早在荷马时代，人们就开始了
道德思考，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在雅典学院中讲授一门关于道德品性的学问，当时人们称为“伊脱斯”，后被译为伦理学，他的代表作是《尼各马可伦理学》。
“伦理”在古汉语中也是两个词。“伦”是关系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提到的“人伦”、“五伦”、“天伦”等都是讲尊卑、长幼、上下之间的关系。“理”是指道理和规则。伦和理合在一起即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所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我国古代伦理思想非常丰富，伦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色，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发展和学科分类的特点，伦理学的内容长期同哲学、政治、礼仪和修身教育结合在一起，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清朝末年日本学者将“伦理学”一词从英文译为日文，我国学者又从日文译成中文。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思想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触及到各种社会关系（最基本的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等），这就需要有协调、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即道德。特别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还没有自觉的成文的法律和纪律，因而，道德最先出现和发展起来，可以说，调节和处理人和社会关系的需要推动人创造了道德。
由道德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个人和道德都表现出双重关系：一方面，他是既定社会道德的学习者、接受者，社会道德对于个人来说是“先在”的，是前人创造的精神文化的结晶，每一个个人首先要学习和接受既有的社会道德要求，这是他无法选择的，同时这也是个人的文化习得和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又是社会道德的体现者和创造者。个人也在不断地创造着道德，这是由于既有社会道德也是前人创造的，而非“天赋”的，即使是接受既有道德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带有积极的选择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点，人始终是道德的主体。
道德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法律和纪律相比，道德的强制性要弱一些，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发挥作用。但道德的作用范围极宽广，在法律、纪律无能为力的领域，道德仍可以发挥作用，并且，道德的作用一经发挥出来就是恒久的、长效的，这也是任何社会都非常强调道德建设的原因。
人类创造出道德不是为了单纯地限制和约束自己（当然，任何道德总是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道德是人由“必然”走向“自由”过程所必需的工具，但道德对于个人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由“他律”
到“自律”的转变过程。道德对于个人起初总是表现为外在的规范，即“他律”，这时人对道德是不自觉的，后来经过人的长期的实践锻炼和自我修养达到内在的“自律”，自觉自愿地按照道德要求办事，这是个人道德境界升华和所达到的最高标志。
伦理和道德通常可以作为同义词，但严格地讲，两者是有区别的。道德是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规范等，伦理的概念要比道德复杂得多。伦理的内容除了道德原则、规范外，还包括道德的起源、本质、作用、发展规律以及道德与上层建筑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等等。
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在西方叫道德哲学。自亚里士多德开创伦理学研究领域以来，伦理学在西方学术史上始终占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反观西方伦理学史基本上可划分为两大派别，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坚持从道义论出发，用道德原则、规范来衡定行为的道德价值性，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罗尔斯等。经验主义是从感性幸福出发来构建伦理学理论，认为能实现幸福的就是道德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培根、霍布斯、休谟、摩尔等。
各派学者所建构的伦理学体系多种多样，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把伦理学划分为互相联系又
各自独立的三个体系，即元伦理学———研究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规范伦理学———研究优良道德的制定和美德伦理学———研究优良道德的实现。
二、医学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学科进展
医学伦理学以医学道德为研究对象，是由医学和伦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是运用一般伦理学的理论和原则研究医学领域中道德问题的一门科学，一般认为，医学伦理学属于规范伦理学。医学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它是伴随着医疗实践活动而出现的道德现象，是社会一般道德与医疗过程相结合的产物。医学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意识现象、道德规范现象和道德活动现象，研究医学道德的目的是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开放的和内容不断丰富的学科，经过了由医德学到医学伦理学再到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阶段，亦称传统意义上的医学伦理学。我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医学伦理学都属于医德学。
医德学主要指“医生道德学”，是以个体医生为主体、医患关系为重点的医疗职业道德。医德学内容包括范围广泛的职业戒条，反映了医生的美德和义务，它散载于医学著作中，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理论体系，因此尚不能称为一门学科。
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以英国的托马斯·帕茨瓦尔《医学伦理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此时的医学已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和社会事业，它研究的医患关系已不限于医生和病人之间，而是以医生为主体的人群和病人为中心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研究医学团体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近、现代医学伦理学除了美德论和义务论的理论和内容外，还增加了公益论。
生命伦理学是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它的出现与医学高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1971年美国的波特在《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
一书中首先使用这一名词。1978年美国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给生命伦理学下的定义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即“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它的理论基础除美德论、义务论、公益论外，还有价值论和功利论。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所有卫生事业提出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和行为的研究；广泛的社会问题；动物和植物的生命问题等。生命伦理学是在近、现代医学伦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使医学伦理学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医学伦理学与相关医学人文学科
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化使医学伦理学的边界日益扩大，大量触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同时，医学、患者和社会赋予医学伦理学以更多和更大的使命，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医学伦理学也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思维和智慧等，以使医学伦理学更加科学、完善，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一）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是当代医学人文学科中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和范畴，从根本上来讲，医学伦理学属于医学哲学的一部分。医学哲学是关于医学主体、客体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一般规律、一般方法以及医学发展观的科学。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医学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对其总体发展的规律性的探索，是随着医学科学与人类保健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医学哲学是对医学科学认识与方法系统的反思，以使医学这种独特的人类生存方式更趋可靠、合理与应当。
现代医学的发展，不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而且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再是单一的生物医学诸学科的知识体系，而是由众多学科构成的庞大的学科群。这种现状，是医学哲学的现实科学基础。医学哲学，则是对医学知识与实践的概括。它所探索的不是医学诸学科的具体知识、具体规律，它是通过医学科学的研究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
去探索医学领域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乃至医学总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医学与人的关系成为医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医学主体、医学客体、医学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等等。由此观之，把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哲学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医学主体的哲学素养，有助于全面把握医学、疾病、健康等医学的一系列重要范畴，有助于深刻理解医学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并进而推进医学科学的进步。
（二）医学伦理学与医事法学
医学伦理学与法学有着密切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道德和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两种机制，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相同点是：它们产生与服务的经济基础相同，因而其性质相同；它们都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都带有强制性；它们同属于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都带有阶级性；其发挥作用都有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不同点是：产生与发展趋势不同，道德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而法律仅仅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其最终命运是退出历史；发挥作用的途径不同，法律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发挥作用（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而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发挥作用；调节范围大小不同，道德的调节范围远远宽泛于法律；强制性程度不同，一般而言，法律的强制程度高于道德；发展变化的速度及历史继承性的程度不同，法律的变化速度快，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法律很快就变，并且，法律对已有的思想材料的历史继承性相对小。道德距离经济基础较远，其变化速度慢，对已有的思想材料的历史继承性相对大些。
法律与道德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要求，是维持社会正常关系的基础，突破这个底线，则社会的相关领域必然产生混乱，产生较大的社会危害，为此，社会必对之实施强硬的惩罚。法律与道德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吸纳，从形式来讲，其边界相对模糊，出现了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条文道德化的情形，从内容来讲，二者在本质、规范、价值等方面彼此借鉴。
道德与法律不可分割。任何社会中都没有纯粹的法律或纯粹的道德，总是道德中有法律，法律中有道德；道德是高水平的法律，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是底线的道德，是社会所能允许的最低的行为标准。
道德与法律互相影响。道德影响着法律———道德是立法的基础。所要立法的社会及其领域的道德状况影响着立法的可能性和立法的状况；立法者的道德状况也影响着立法的水平；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执法者的道德状况同样也影响着执法水平；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水平也是与他们的道德状况分不开的；道德影响着法律发挥作用的程度，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有助于法律发挥作用。法律影响着道德———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法律为建设良好的道德秩序提供外在强制力。
道德与法律相互转化。道德规范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也可以转化为道德规范，这种相互转化是一个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使道德与法律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医学伦理学为医学法学提供道德滋养和伦理支持，也可以说医学伦理学的认可是制定医学法律的必经环节；同样，现代医学科学和医疗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单纯的医学伦理所能解决的，特别是生命科学如人工授精、器官移植、安乐死等，必须借助于硬性的法律规定才能保证医学技术的正面社会效果。医学伦理与医学法律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发展和医学进步的客观要求。
（三）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心理学
医学伦理学与心理学有着密切关系，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伦理和心理是研究同一个人的行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本质上二者是相通的，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支配下做出的，行为本身即带有行为者主体的内在痕迹，言
为心声、表里如一、知行一致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学在社会科学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科学也都与心理学相交叉，都在寻找本学科产生、发展以及存在的心理学依据，伦理学也是如此。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的伦理行为和道德现象提供心理说明，人的伦理行为和道德现象也只有建立在人的心理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健康的心理是健康的伦理的基础，这些都表明心理学对伦理学的影响。同时，伦理学也影响着心理学，人的心理不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优良的道德环境有助于形成人们的健康心理。
对医学伦理学而言，心理学从两个方面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支持，一方面是医务人员的健康心理和不健康心理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病人的健康心理和不健康心理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特别是医务人员和病人的不健康心理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健康心理的成因及表现进而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从而加强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教育实践，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在医学科学发展和医疗实践中，不利于医务人员道德发挥的心理因素主要有：疲乏型心理因素、先入为主型心理因素、社会干扰型心理因素、信心缺乏型心理因素、畏惧型心理因素、人格偏失型心理因素等。病人的患病心理非常复杂：一是不同年龄段病人的患病心理不同，如婴儿期的患病心理、幼儿期的患病心理、学龄期儿童的患病心理、青年病人的患病心理、中年病人的患病心理、老年病人的患病心理；二是不同疾病病人的患病心理不同，如妇产科病人的患病心理、精神病科病人的患病心理、癌症病人的患病心理；三是不同病程病人的患病心理不同，如疾病初期病人的患病心理、濒死期病人的患病心理等。有效地利用和发挥人们的健康心理，引导和克服人们的不健康心理是提高医学道德水平的一个有效举措，医学道德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个医学心理的问题，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
（四）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美学
如果说医学伦理学是对医学科学和医学实践的道德追求的话，那么，医学美学则是对医学科学和医学实践的审美追求，就此而言，医学伦理学是实现医学审美的一个构成部分，二者有着密切关系。
医学美学是由美学与医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以医学审美为中心，运用医学与美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手段来研究和实践医学领域中的美学现象和审美实施等，满足医学领域中人们的审美需要。医学美学离不开医学技术也离不开医学人文，它是应用美学的一个分支，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医学美、医学人体美、医学审美关系、医学美感以及医学审美教育和医学审美修养等。
从本质上讲，医学美学属于医学人文学科，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是人类创造的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要从文化整体的高度去认识、理解和把握医学美学。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人类文化的世界并不是杂乱纷离的事实之单纯集结。他试图把这些事实理解为一个体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绝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表面上四散开来的射线都可以被聚集起来并且引向一个共同的焦点，医学美学是其中的内涵之一。
医学美学从医学中分离出来以后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医学美学，包括：基本概念、医学美、医学审美和医学美学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应用医学美学，包括：医学社会美学、医学管理美学、医学教育美学、医学基础美学、临床医学美学、康复医学美学、预防医学美学、保健医学美学、美容医学美学、医学工程美学、医学环境美学、医学艺术美学等等。
医学美学与其相关学科有着密切关系，如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医学美学与人体美学、医学美学与工程技术美学、医学美学与医学伦理学、医学美学与医学心理学、医学美学与社
会美学等等。医学美学的发展有赖于从其他相关学科中获取有益的借鉴。
此外，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理论相交叉，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医学经济学、医学政治学、医学文化学、医学教育学、医学人类学、医学文艺学等，这些交叉学科都与医学伦理学有着密切关系，都会给医学伦理学以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帮助。
四、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对任何一门学科的把握都要先从其研究对象开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事物都包含自身的特殊矛盾，这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根据。正是这种特殊矛盾，构成了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规定了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医学道德的科学。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规范了其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等等。
（一）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1.医务人员和病人的关系
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医务人员和病人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最首要的和最大量的关系，只要存在医疗活动，就必然发生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整个医学科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核心问题，因而也是医学伦理学最为关注的。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首要条件。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医患关系非常复杂：医患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浓缩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特征和心理习惯等，需要把医患关系放到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理解、认识和建设；医患关系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医学科学走过了从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再到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次医学科学的重大进步都会触及到医患关系，使原有的医患关系或调整或重建；在医学社会化和社会医学化的今天，医患关系已经超出了“医”和“患”两个人的范围而是涉及社会和人群的复杂多面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医院的福利性和经营性的关系、医生的道德水平和经济收入的关系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解决。此外，现代医患关系必须关注患者一方：患者的权利、患者的经济利益、患者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以及患者的患病心理等。
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和医疗实践行为日益成为一个科技共同体的事业，在医院，不同科室、不同部门、不同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专业关系、技术关系、人际关系、道德关系等都会影响到这个科技共同体事业的质量和水平，影响到患者的利益，为此，必须提倡科技共同体的伦理责任。诚实、有怀疑精神、公正无私、易于与同事合作、开放，这五条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的科研道德的“核心准则”。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团结协作、各负其责是处理医务人员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顾大局、识大体、严要求、自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是保障医疗活动正常开展、关心病人利益的体现，也是医德高尚的表现。当前，医际关系中需要探索、研究的问题很多，诸如出了医疗差错有关人员应抱什么态度，如何对待医护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后勤人员如何树立为医疗第一线服务的观念，医护人员如何体谅、尊敬后勤人员及其劳动等等。
3.医务人员与社会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医务人员是社会的一员，医院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管是从医学技术上还是医学道德上，医务人员和社会都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必然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以医院的小环境影响社会大环境。因此，许多问题都需要医务人员从社会背景下来考虑：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医务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他行业人员的利益以及与社会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病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医学科学的社会化问题、疾病的社会化问题、疾
病治疗的社会化问题以及医疗行为的社会化后果的价值评估问题等（正效果、负效果、短期效果、长期效果、局部效果、整体效果等），必须从社会的宏观视角来分析和对待医学科学、医务人员、患者、医院、医疗卫生事业。
4.医务人员与医学科学的关系
医学科学是一项与每一个人、与人的一生都密切相关的社会性事业，并且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进步发展越来越需要医学的有效介入与指导。在推动医学科学这项伟大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医务人员是社会的表率。在临床实践中，作为一个医生，既承担着防病治病的任务，又承担着医学科学研究的任务，既是临床实践工作者，又是医学科学工作者。因此，对于临床医生不仅要有医疗道德要求，而且要有医学科研道德要求。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人民健康负责的精神是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道德原则。
全方位地审视并推动医学科学的进步是医务人员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东西方医学科学发展的现代启示是什么？医学发展的动力何在？医学发展的有效机制是什么？人与医学的关系是什么？医学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关系是什么？疾病的发展演变史及其对医学科学的启示是什么？人与疾病的关系是什么？现代医学观、现代疾病观和现代医疗观是什么？医学科学的功能是什么？
医学的边界在哪里？医学、疾病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个体心理差异等等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课题，而首先是医务人员和医学科学家需要认真思考并解决的课题。
（二）医学伦理学的主要内容
1.医学道德的基本理论
医学道德的基本理论是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道德、伦理、伦理学、医学道德、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医学伦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医学模式、医学目的与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系；医学道德的本质、作用、特点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医学、医学道德、医学伦理学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医学道德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与医学道德的关系等等。
2.医学道德的基本规范
医学道德的基本规范是医学道德的基本理论在医学科学发展和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以服务于病人、发展医学科学、推进医疗卫生事业进步为目的的规范医务人员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的道德要求。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主要有：处理医患关系的道德规范、病人权利的道德规范、临床接诊中的道德规范、辅助检查中的道德规范、用药中的道德规范、手术中的道德规范、妇产科医疗中的道德规范、儿科医疗中的道德规范、心理科医疗中的道德规范、精神病科中的道德规范、护理实践中的道德规范、康复医疗中的道德规范、健康道德规范、人口道德规范、计划生育道德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道德规范、预防医学道德规范、生态道德规范、医学科研道德规范、基因技术道德规范、克隆技术道德规范、临终关怀道德规范、死亡道德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等等。
3.医学道德实践
医学道德的基本理论、道德规范等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具有真理性，只有通过医学道德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并且，指导医学道德实践也是医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最终目的。医学道德理论的基础是医学道德实践，医学道德理论又返过来为医学道德实践服务。医学道德实践包括：医学道德教育的社会实施（学校、医院、社会等）、医学道德知识的接受机制（选择—理解—内化—外化等）、医学道德的修养方法（学习道德知识、培养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坚定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等）、医学道德品质的价值评估（医务人员个人评估、患者评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评估、社会评估）等等。
五、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意义与方法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它给医学科学、医学生、医疗卫生事业和整个社会人群提供的是医学技术之外的道德资源、人文启示和伦理智慧，其内在价值日益得到社会认可和重视。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践医学伦理学成为当代医学生和医务人员的一种理性自觉。
（一）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意义
1.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道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医学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医德教育，努力学习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原则和规范，提高医德素质，能够帮助医务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医疗质量，使医疗卫生部门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
2.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新型人才
知识结构，即一个人知识门类的搭配。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发挥专业特长，易出科研成果。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卫生的需要越来越高。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能够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和现代医疗设备熟练地为患者诊治疾病，而且能够以热情的态度、真诚的感情、负责的精神满足病人的要求。因此，医务人员应具备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两方面的知识结构。缺乏医德修养的医生，即使在医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其医术也不会有多大社会价值。准备以医学为职业的大学生，在学好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医学伦理学，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对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早日成才，是一种必要的准备。
3.提高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水平
技术、设备条件和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是提高医疗质量不可缺少的因素。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对提高医疗质量固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能否充分发挥医疗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作用，则取决于医务人员医德水平的高低。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对病人具有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把现有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有效地运用到医疗实践中去，认真负责地为病人诊治，力争取得最佳治疗效果。
4.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
医德观念的改变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历来是相互影响的。医德观念的改变受医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医学科学的发展又受医德观念的影响。新的医德观念的提出和建立必然推动医学科学理论和医疗卫生实践的发展；而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新医疗技术的应用，又对传统医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能够推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二）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方法
1.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方法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关系、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规范时，要从不同的时代出发，根据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和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等历史现状，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各种不同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以区别其良莠。
2.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医学道德理论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一般说来，它往往落后于医学道德实践；任何医学道德理论都是抽象的，是对一般共性问题的描述，而医学道德实践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这都要求医学道德理论的应用必须结合医学道德实际，做到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行统一。医学道德实践之于医学道德理论：是医学道德理论的来源、是医学道德理论的发展动力、是检验医学道德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是医学道德理论的最终目的。
3.案例分析的学习方法
案例分析学习方法就是通过对典型的医学道德案例的描述、分析、研究，达到对受教育者进行医学道德教育的目的。其实施过程可分为三个环节：一是教师先介绍典型的医学道德案例材料，做一些必要的提示，提出要分析讨论的问题；二是让学生阅读、分析案例，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有效的讨论，使学生从各个角度认识分析案例；三是教师做总结性概括，以案例说明医学道德的基本理论。
4.情景模拟学习方法
情景模拟学习方法是指创设教学内容所需要的接近实际工作或生活的场景，由学生在这种场景中分别担任不同角色，去应对和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由教师进行指导、分析，并做出最后总结的一种虚拟实践性培训方法。这种教学法在医学伦理学教学理论上创设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探索了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水平的新途径。它让学生提前接触临床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情景，使其身临其境地感受伦理冲突与困境，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弥补传统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创造性、培养医学生综合思辨和伦理决策能力方面的不足，并有利于提高学生团队协作精神，也有利于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水平。
第二专题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医学科学和医疗实践的特殊性要求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贯穿其中，因此伴随着医学科学和医疗实践活动的出现就产生了医学道德思想与规范要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医学伦理学。这一学科早期表现为医生规范自己道德行为的“医德学”，后来发展成为对所有医务人员共同要求的职业道德即“医学伦理学”，现在又拓展为一门涉及更多社会领域和学科知识的外延更加广泛的“生命伦理学”综合学科。在中西方的医学和医疗实践的历史上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研究学习这些医学伦理思想有助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以及医务人员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
一、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上，中国文化以其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著称。这种文化的特点也必然影响到医学和医疗实践中，历史上许多医学大家在其行医实践中不仅锤炼了自己高超的医学技术，而且修养了自己高尚的医学道德，他们有许多关于医学道德思想的论述。与中国文化一样，中国的医学道德思想从古代、近代一直到现代连续不断，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道德资源，需要我们认真地发掘研究、学习并利用好，以提高我们的道德境界。
（一）中国古代的医学伦理思想
人类治疗疾病的现实需要与社会实践产生了医学，由于医学实践的对象是病人，这就涉及医生与病人、医生与病人家庭以及医生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因此医生逐渐认识到，医疗实践效果的高低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技术问题，还涉及到医学道德问题。这就使他们在医学实践中重视医学道德问题，加强医学道德修养，提高医学道德水平。
1.第一阶段：医学道德的萌芽阶段
早在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治病与疗伤活动。那时没有社会分工，在氏族、部落中，那些富有恻隐之心、聪明善良、具有很高威信的人，就主动尝试着帮助、照顾伤病者减少痛苦、恢复健康，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认识一些植物的药理作用和人体的生理机能。
因此从原始医药学产生之时就说明，选择这一职业的是具有同情心、不为名利、具有牺牲精神的有道德的人。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传说中的中医药学的祖先神农“尝百草
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表明这种仁爱救人的医学道德是随着医药学的产生而产生的。
严格说来，由于那时人的认知能力低下，原始的医药学活动还不能称为科学，早期的医药学实践常常与占卜、祈祷等巫术活动结合在一起（中国医学史认为，“医”与“巫”同源，甚至医学就产生于巫术，这从早期医字的写法———毉———可以得到说明），这时，医学道德的观念还是零散的、朴素的与自发的。
2.第二阶段：传统医学道德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期文明”时代，产生了中国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并逐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中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开始形成，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医学道德理论也逐渐形成。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一书是这一时期中国医学伦理思想的代表作和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形成的标志，书中有许多关于医学道德思想的论述，如《灵枢·师传》中专门①20世纪上半叶，德国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人类文明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史前时代（这是人类文明开始孕育、人性开始形成的时代）、古代文明（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人类开始由“非历史”走向历史）、轴心期文明（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是人类精神的第一次大觉醒，是世界文明的关键点）、科技时代（从15世纪至今）。在“轴心期文明”时期，人类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产生了三大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精神变革，所产生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
论述了为医之道：“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曰：
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在这里，首先阐述的是先师所传授的为医之道，故曰《师传》，这样的为医之道就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在《疏五过论》中指出了医生治病时存在的五种过失：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在《征四失论》中指出：”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论，诊无人事，治数之道，从容之葆。“这些论述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医学道德思想。
《黄帝内经》第一次强调了医学要”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因此医者要以”济群生“为根本的道德要求。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在发展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传统
的医学道德理论，他所著《伤寒杂病论》的序言就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医学道德文献。序言反映了当时社会战乱频仍、疾病流行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他痛感当时的”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他们”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因而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联系实际，编著此书，以达到”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的济世救人目的。张仲景的精辟论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此外，战国秦汉之际还有如扁鹊、淳于意、郭玉、华佗等著名医学家，他们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有良好的医学道德，留下了许多医林佳话，为后世所称道。
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完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把中国的医学道德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并作了全面论述，在他的《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文献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医目的、医生品德、治学态度、医疗作风及医患关系、同道关系等医学道德问题。他认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他特别强调了医生的”精诚“品德，”精“就是医术精湛，”诚“就是品德高尚、诚实本分、谦虚谨慎。孙思邈本人注意身体力行，在历史上被称为精诚大医。
明清时期，中医药学和医学道德理论与实践都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如宋代的寇宗奭
《本草衍义》中的”医有八要“，张杲《医说》中的《医药之难》、《医不贪色》篇；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徐春甫《古今医统》中的《慎疾慎医》、《医业不精反为夭折》等，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清代喻昌《医门法律》中《六不失》等都对医生的行业品德与规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使传统的医学道德理论日趋成熟与完善。
祖国历史上有许多具有恒久价值的医学道德思想，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与研究，这些优良的道德传统主要有：（1）济世救人，不为名利。祖国医学认为”医乃仁术“，医生以救活人的性命为自己的天职。纵观中国古代医学史，济世救人的医学目的，救百姓于疾病灾难之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是历代名医刻苦钻研医术，加强医学道德修养的内在动力。（2）不分亲疏贵贱，一心赴就。基于济世救人的医学目的，医生对病人应不分亲疏贵贱，一心赴就。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3）省病诊疾，至意深心。疾病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诊断、择方、用药的过程，病人请医生看病，就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医生，因此医生绝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敷衍马虎。医界历来就有”临病胜临敌“、”用药如用兵“、”用药如用刑“之说，《黄帝内经》中《征四失论》指出，医家所以不能十全者，首先是”精神不专，意志不理“的缘故。（4）谦虚谨慎，尊师重道。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都视谦虚谨慎、尊师重道为美德。孙思邈为人谦逊，一贯反对那种”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的医生。明代陈实功对于医家之间应取的道德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外科正宗》中写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5）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历代医家都认为从医必须刻苦学习，涉猎广博的知识。《黄帝内经》提出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孙思邈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熟《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又需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他自己毕生嗜医成癖，竭力攻读医学，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
在继承祖国医学道德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应看到它还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特别是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佛教观念以及儒家的某些伦理要求等，阻碍了医学和医学道德的进步。如因果报应思想、佛教不杀生的理念以及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限制了中医解剖学的进步；忠孝观念以及重生恶死的人生现实使人们难以接受”安乐死“等等。在现代，应
剔除这些与社会进步和医学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医学道德。
（二）中国近现代医学伦理思想
中国近现代医学伦理思想是伴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与抗争，伴随着西方医学、医院和西方医学伦理学的传入①，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医疗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1926年，《中国医学》刊载了由中华医学会制定的《医学伦理学法典》，其中对医生的职责是人道主义而非谋取经济利益作了明确规定，这表明此时中国的医学伦理思想与国际上的医学伦理思想是一致的。
中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先驱是宋国宾。他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名的医学教授、爱国学者，他曾任上海医师公会主席、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主席等职并主持《医药评论》杂志社的工作。1933 年 6 月，上海国光印书局出版了他的著作《医业伦理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的专门著作。《医业伦理学》除”自序“、”引言“外，由四篇十六章组成。第一篇：
医师之人格，第二篇：医师与病人，第三篇：医学与同道，第四篇：医学与社会。
他十分重视医生的人格，把它作为全书的开篇同时也是医生最重要的素质，指出，”良医当勤其所学，忠其所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医师不仅丰富其学术才能已也，尤当敦其品格，检其细行，以期取信于病人，垂誉于久远“。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对医学生和医务人员的医学道德教育，以振兴医生道德，同时，他还拟定了《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誓言》、《上海市医师公会医师信条》等医生道德行为准则。《医业伦理学》的出版表明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已由传统的医学道德学进入现代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医学道德思想，并结合西方近现代的医学道德思想，把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31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朱坊村成立（1932年3月，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建校伊始，毛泽东就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事业也逐渐壮大起来，到延安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毛泽东亲自制订了”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制订了医学道德准则。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逝于河北唐县。12月1日，毛泽东亲笔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医大书写了著名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把人道主义的医学伦理原则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卫生界一个十分重要的医学道德准则。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的教育手段不断更新，学科的实践功能不断增强，并走进与融入了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之中。
首先是不断加强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1981年，全国首次医学伦理学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拉开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新的一幕；198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医德学概论》；1988年10月，全国第五次医学伦理学讨论会及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会，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的起点；同年，在西安医科大学创办了《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医学伦理学研究会刊。许多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组织。在这一过
程中，学术界翻译了许多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如比彻姆与丘卓斯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基础》、波特的《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维奇的《医学伦理学》、彭斯的《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斯蒂文·S. 库格林等著《公共健康伦理学案例研究》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是卫生部以及相关机构不断制定医学伦理学的道德规范。1988年，卫生部颁发了《医务人员医学道德规范及实施办法》，2004年卫生部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2007年卫生部印发《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6月26日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中国医师宣言》。这些医学伦理学道德规范的制定有效地指导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提高了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并促进了医学科学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第三是不断探讨医学伦理学教育方法，增强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效性，提高医学生与医务人员医学道德的敏感性以及对医学道德问题的分析、判断与抉择的能力。我国的高等医药院校都开设了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教学课程，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也经常召开有关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教育的学术研讨会，在医师资格或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中，都有关于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的相关内容。近些年来，国际国内的许多学者在生命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教育效果的评估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四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不断走向并融入世界医学伦理学发展进程之中。当代生命科学发展的全球化态势以及它所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的共同性使各个国家的医学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学日益融合，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医学会等经常制订一些国际性的道德文献，如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2002年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国际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准则》，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生命伦理学委员会通过了《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2008 年世界医学会重新修订了（第八次修订）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对于这些国际文献我们积极支持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加以实践。2006年，第八届国际生命伦理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49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以及大陆的代表达601人，参与人数之多为历届大会之最。中国的生命伦理学也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了一次正式亮相。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大陆的参会代表为大会提供了优质论文，从中反映出了生命伦理学在我国的长足进展。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前任会长、哈佛大学教授怀柯勒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认为这次大会”树立了一个后继的大会难以逾越的标准“。与世界的接轨也促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三）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实践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吸收中华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精华并借鉴国外优秀的医学伦理思想。
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是医学伦理学的”原则（或规则）建设“、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与医务人员的”美德建设“的”三位一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从来都不是孤立意义上的学科本身，尤其是不能仅仅依靠纯粹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它必须要借助于社会相关组织与相关人员之间形成的”合力“。
首先是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或规则系统用以指导医患双方、医学科技工作者、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者、医院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伦理道德行为。这是国外许多国家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以及学科实践所走过的一条十分有效的路径。”生命伦理学的方法论必定是规范方法论，包括由判断、规则、原则和宇宙观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整体“。”无论何时，都要呼唤有节制的自我利益或专业的操作规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呼唤美德。但
是如果美德无法获得传统与观念上的支持，正如许多现代社会中发生的一样，更好的选择似乎是诉诸原则。一项好的决策，几乎不可能出现仅用一条原则就能管理大部分道德和技术挑战的情况。通常使用一组原则作为技术上的指导，管理特定的程序、应用或制作“。尽管西方的医学伦理学领域出现了向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尽管如比彻姆和丘卓斯这样的原则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也出现了一定的”不再批评美德伦理学，而是承认其优点的“伦理学转向，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西方伦理学界仅仅是一定程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建立在原则主义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并且是对原则主义的有益补充。这与我国医学伦理学界的现实有着重大差异，因此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在当下要大力发展原则或规则。
这里的原则或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要求医务人员的道德规范，而是分析并解决医学道德实践中的道德难题、矛盾以及道德悖论的工具，是西方以比彻姆和丘卓斯为代表的”原则主义“范畴意义上的原则。这种原则不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在构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时，我们立足于中国医学道德的现实背景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资源，但是，美国学者比彻姆和丘卓斯提出的生命伦理”四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的，必须有效地吸收借鉴这四原则的”合理内核“。这四项原则起初是作为不同文化社会中进行人体试验和临床研究的普遍的伦理学标准，”随着在医学研究中的不断应用与发展，这些原则后来被称为‘乔治城原则’，并成为临床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应用最普遍的框架。在今日美国，人们称它为‘公共道德’的典范，不仅如此，大部分国际或国家的医学纲领，都借鉴这些原则“①。关键是我们需要把四原则从形式到内容改铸成能够解决中国医学伦理现实问题的工具，使四原则”中国化“，如果可能的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们”自己“的伦理学原则。
其次是进行制度层面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建设，使医院伦理委员会真正发挥道德教育、伦理监督与审查以及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的功能。医院伦理委员会能够从制度层面上强有力地推进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
再次，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美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人文素养能力与水平，真正使医务人员具有浓郁的医学人文关怀情愫，这对于一个现代医务人员有效地胜任医务工作十分必要。
哲学家周国平在谈到《柳叶刀译丛》这套书时说：”这些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是医学专家或医生，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倘若没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底蕴，就不能设想在医学从业者中会涌现出这么多用广阔的人文眼光反省现代医学的人来。因此，对现代医学非人性倾向的反省本身即证明了人文传统的源远流长。这与西方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整体反省的情形是一样的。“医生必须考虑患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医生的伦理观需要从家长制作风转变成与病人和家属合作的态度。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转化为医务人员的身体力行，这种身体力行的状况及其所取得的良好的医疗与社会效果才是这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的与归宿，也是这门学科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
二、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一样，世界医学的起源也是多端的，学者祝世纳认为医学的起源是”一水五泉“，即人类有五个医学的发源地———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这五种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是相同的，但是，其社会基础和文化母体却各有自己的特色，使孕育中的医学从一开始就各有自己的风格。只是由于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先后遭到波斯、马其顿、希腊等国的入侵、占领或吞并，因而，其医学连同其整个文明都衰落下去，古希腊和古中国的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兴衰演变成为今天世界主要的两大医学体系———西医和中医。本节所研究的国外医学伦理学主要指源自于古希腊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西方医学伦理学。
（一）西方古代医学伦理思想
西方文化源自于古希腊，西方医学也是这样。古希腊人在摆脱了原始的神秘的蒙昧时代以后开始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产生了古希腊的医学与医学道德理论。
希波克拉底被公认为是”西医之父“，也是西方最早的医学道德理论的创始者。完整体现希波克拉底医学伦理思想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辑录了许多关于医学和人生方面的至理名言，如”人生矩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暴食伤身“，”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简陋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寄希望于自然“等，这些经验之谈脍炙人口，至今仍给人以启示。《希波克拉底誓言》不仅是他自己从医实践的总结与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在他收徒时供宣誓使用，旨在表明从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伦理要求和行为规范等，以对从医者起到激励、自勉以及制约的作用。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要做到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医者应尊师如父母、待同行如兄弟；检点吾身，不做恶事；为病人保密；不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等。
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明确指出医务人员首先要关心病人的健康，保守病人的秘密，对同事如兄弟，坚持医业光荣而崇高的传统的职业道德准则等等。希波克拉底的医学道德思想至今仍然是西方医学道德理论的基础，对西方医学和医学道德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西方近现代医学伦理思想
古希腊罗马以后，西方社会的历史进入到黑暗的中世纪。此时的基督教在西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包括医学和医学道德在内所有的科学都成为解释基督教神学的工具，科学成为教会的恭顺的”婢女“（恩格斯语）。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医学活动成为上帝展示慈悲的神事，医学道德变成了神德。这就使当时的医学伦理思想被神学笼罩着，但是，如果抛开神学这层外衣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优秀的医学道德思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医学活动是作为神事的一部分，要求从事医学与护理工作的神职人员，应该像敬重上帝一样忠于自己的职守，毫无怨言、不图名利、尽心尽意。显然这些都传承了古老的医学道德传统，因为这是医学职业活动本身的客观要求。
14~15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近代科学取代了封建神学的统治，在此基础上，医学科学发展到了实验医学阶段，人道取代了神道，医学科学和医学道德理论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大批近代医院的建立，原来的个体行医方式逐步转变为以集体行医为主的方式，原个体的、整体诊病的治疗活动被分割成许多科室分别进行。医学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事业，医生与医院之间、医生与医生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了多层次关系，促使医院的管理和医学道德的内容扩展和深化，许多国家性甚至国际性的成文的医学道德守则陆续出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8世纪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佛兰德提出的《医学道德十二箴》，对医务人员在会诊、查房、医治患者的过程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原则提出系统全面的论述。在12个道德要求中，他明确提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病人是医生的服务对象，医生应及时检查和解除病人的痛苦。1791年英国帕茨瓦尔专为曼彻斯特医院起草了《医院及医务人员行动守则》，1874年美国医学会成立并制定了医学道德守则。所有这些都使实验医学阶段的医学道德理论日益成熟与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都在反思战争对人的生命的摧残，反思细菌武器和原子弹对人的生命、对人类社会的威胁。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兴起，使得大量高新医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实践，引发了许多新生命伦理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谱、死因谱以及医学模式都在发生改变，这就使人们要重新思考与界定疾病、健康、医学、医学目的、人的生命、生命的质量与价值等问题，促使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生命伦理学阶段。
三、中西方医学伦理思想之比较
受中西方文化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中西方医学与医学道德的发展历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共同的职业特点和职业要求使得在医学伦理学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
（一）中西方医学道德的共性
在医学目的的追求上，中国医学道德要求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医乃仁术“；西方医学道德讲究人道精神，把”为病家谋幸福“作为医生的最高目的。
在医生与金钱的关系上，中国医学道德强调从医应不图钱财，不求名利；古罗马的盖仑提出医生应该轻利，医者的目标不是赚取金钱。
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上，中国医学道德要求医生对患者应不分亲疏贵贱，一心赴就；西方医学道德要求医生”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都要一视同仁。
在医疗态度上，中国医学道德要求医生在诊治疾病时，应至意深心，丝毫不得敷衍马虎；西方医学道德要求医生应品行端正，”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在医生与老师及同道的关系上，中国医学道德把谦虚谨慎、尊师重道视为医生的美德；西方医学道德强调”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同道之间互相帮助。
在医学职业的学习上，中国医学道德认为医生应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甚至不怕牺牲，刻苦钻研，掌握精湛技术；西方医学道德要求医生宣誓”愿以此纯洁的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努力为病人服务。
（二）中西方医学道德的差异
在医学道德的作用机制上，中国医学道德长期是以道德说教的形式来约束医生的行为，强调社会舆论监督与医务人员个体的自觉遵守；西方医学道德中除传统的医学道德观念教育外，较早地借以戒律的规范形式对医生的行为予以约束，为医生职业的制度化、法律化管理奠定了基础①。
在医学道德的创新与发展上，中国医学偏重经验和实践摸索，缺乏实验和理论创新，因此医学道德特别重视尊老敬老，甚至发展到愚忠愚孝的程度，盲目迷信一些祖传医术和偏方药方，影响甚至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创新；在近代西方实验医学的实践中，西方医学道德不仅强调尊师重道，而且鼓励创新，敢于破除迷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在一些现代医学道德观念的接受上，中国医学伦理学深受佛教的生命”轮回“以及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的影响，不容易接受尸体解剖、人体器官捐献等现代医学道德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科学的发展；西方的实验医学受自然科学和形神二元论生命观的影响，较早地接受了尸体解剖、人体器官捐献以及安乐死等观念。
在医疗模式的运用上，中国医学重视整体诊疗，重视医药治疗和对病人亲情关怀的统一，这些都有助于病人康复；西方的实验医学重视生理治疗而相对忽视精神关怀。
分析比较中西方医学道德的异同，其目的是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事实上，随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中西方在医学道德领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道德问题尤其是生命伦理问题，这就使中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在某些领域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趋同的发展倾向。
四、生命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以来，生命科学技术有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它在推动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效地治疗疾病与恢复健康以及提高人的生命的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生命科学技术应用相关的社会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法律问题，分析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需要生命科学技术的知识与能力以外，还要运用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等知识与智慧，于是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以至于成为一门全球化背景下的”显学“。生命伦理学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思维视角不同于传统的伦理学理论，这就逐渐形成了生命伦理学所特有的基本原则和独特的内容构
成。生命伦理学不仅作为理论形态存在着（作为理论形态的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它还走进了（并指导着）医疗实践和人们的生命现实之中。
（一）生命伦理学的含义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生命伦理学“一词，最先由美国学者波特提出。他在1971年《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一书中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概念，指出”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生命科学以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事业，同时有助于我们确定目标，更好地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因此它是生存的科学，有助于人们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出处方“。波特把生命伦理学定位为”生存科学“，认为生命伦理学首先是一种事业，为改善人的生命质量，帮助人实现生命的创造性，获得生活幸福而提供指南。可见，生命伦理学必须以生命科学为武器，去”更好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生命伦理学的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有时也涉及到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以至整个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将生命伦理学界定为运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动、政策、法律等进行的系统研究。近年来，生命伦理学成为一门外延极为广泛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在世界上发展迅速，影响广泛。
（二）生命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产生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社会背景。生命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以后出现的三大事件密切相关。一是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制造原子弹的本意是想早日结束世界大战，以减少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令科学家没有预料到的是原子弹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而且引起的基因突变会世世代代遗传下去。数十万人的死亡、许多受害人的家庭携带着突变基因挣扎着活下去，使许多当年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改变了态度，投入到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运动中。二是1945年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接受审判的战犯中有一部分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利用集中营的受害者，在根本没有取得受害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给他们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甚至有的受试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是环境污染。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三大社会事件促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那时，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等。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直接导源于蕾切尔·卡逊的书———《寂静的春天》。是她第一次用大量的现实调查材料与严谨的逻辑推理对人类的这些意识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为此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她的思想与著作也遭到了空前的诋毁和攻击，但她点亮了一盏人类环境保护的明灯，这是她为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
使人们思考，科学技术犹如一柄双刃剑，如何更好地研究并利用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人类造成灾难，促使人们思考在技术研制与使用过程中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
其次是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精子或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和人的行为。但是，技术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能被滥用，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也可能
涉及到下一代。当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取舍？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的生老病死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人工安排或者人工操作，这些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提出新的伦理诉求，促进了生命伦理学的产生。
第三是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新问题与新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人们的健康有了更高水平的技术保障，但是也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这就使各国都在改革旧的医疗体制，构建适合本国特点的医疗卫生体制，这些改革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国家的卫生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怎样平衡国家、医疗机构与患者的利益关系，怎样构建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如何处理医疗纠纷等等。分析解决这些医疗改革中的新问题需要新的伦理智慧。
第四是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的现代转型。与任何社会观念一样，一种医学伦理观念形成以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这些已有的伦理观念或者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已经无力解释新的伦理问题，如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伦理观念阻碍了人体试验与尸体解剖的发展，单纯的”生命神圣论“解释不了”生命的质量“与”生命的价值“问题，传统的”心脏死亡“标准解释不了”脑死亡“的问题等等，为此，或者赋予旧的伦理观念以新的道德内容，或者用新的伦理观念取代旧的伦理观念，这些都促使人们的伦理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最先于美国兴起的生命伦理学迅速走向了世界，不管是北美地区还是欧洲、亚洲、大洋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生命伦理学的学科热潮，不仅如此，生命伦理学以其强烈的实践性介入到医疗过程和人们的生命现实过程，并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我国医学界与伦理学界关注生命伦理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前后。1979年，邱仁宗教授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做了《七十年代医学哲学综述》的报告，第一次将生命伦理的概念展现在中国医学与哲学工作者面前。此后，生命伦理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1987年，邱仁宗出版了汉语言文化圈内第一部系统阐述生命伦理的著作———《生命伦理学》。2006年，第八届国际生命伦理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生命伦理学也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了一次正式亮相。到2010年8月我国已经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
（三）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与问题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领域极其广阔，它把人的生老病死的全部过程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所有的关于人的生命与健康的问题都会涉及到，有时还会涉及动物的生命以及自然界的生态问题。
生命伦理学主要包括五方面的研究领域：理论生命伦理学，主要研究生命伦理学产生的背景、思想理论渊源以及基本原则与规范等；临床生命伦理学，主要研究在医疗护理实践中，面对复杂的临床案例如何应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原则与规范等做出合乎医疗技术与医疗道德的临床决策；研究生命伦理学，主要研究在整个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医学科研课题筛选与立项的伦理原则、涉及到动物与人的科学实验的伦理道德问题、课题研究过程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的道德问题、课题研究成果的发表以及社会后果应用的道德评估问题等；政策和法制生命伦理学，主要研究在解决上述领域的生命伦理学问题时，国家与社会应当如何制定政策、条例、法律和法规；文化生命伦理学，主要研究生命伦理学的文化学渊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原则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如何构建不同文化特色的生命伦理学理论。
在这些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人类的生育：自然生育和人工生育问题；人类器官、组织和细胞的商品化：出卖和购买问题；无节制的科学自由导致出现可能危及子孙后代的发明创造问题；为非盈利目的而利用和滥用生物技术问题；基因增强技术（及追求”优生“、”迷人外表“、”摆脱痛苦记忆的心灵满足“和”长生不老、永葆青春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