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

历史的选择

——解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定都瑞金

迟宪平

引言

公元1931年11月7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华夏大地乃至共产国际的一件大事：在江西赣南瑞金的一片小树林中，诞生了一个共和国！

有人把这个共和国叫做“山坳里的中国”；有人又把这个共和国称之为“马背上的共和国”；还有人将它叫为“山林的国家”；更多的人则称之为“红色中华”、“赤色中国”……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中国革命历史又确凿地表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开国大典”是在1931年11月7日；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都应是瑞京（金）；人民最早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从而使“主席”的称谓成为毛泽东的专利，是在瑞金开始的；邓小平是红色国都的首任“京官”；刘伯承是红色国都的第一任卫戍司令；……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毛泽东曾说到，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相对抗地存在着。

历史学家评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的一次“演习”。在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站在红军广场检阅台检阅红军；“一苏大”期间制定并通过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当家作主的《宪法大纲》、第一部《劳动法》和第一部《苏维埃组织法》……在这块红土地上创造了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上的诸多“第一”。瑞金的乌石垅，一间农舍成了中央军委所在地。当年这间农舍住着解放后的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叶剑英3位元帅。中共的建党元勋12名，就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4位在这个山沟里，为创建共和国而披荆斩棘。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等都是从苏维埃中国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就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聂荣臻、贺龙、叶剑英等9位；10位大将中，就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等7位；1600余上将、中将、少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年都曾在瑞京（金）这个红色国都中战斗和生活过……无疑，这个“山林里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的人才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蓝图，是在瑞金开始描绘的。毛泽东在瑞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整整用了18年时间！

1991年、2001年，在瑞金召开的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和70周年的日子里，有细心的与会代表惊奇地发现，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布局，与当年瑞金叶坪红军广场的布局何其相似：叶坪红军广场的红军检阅台，相当于天安门城楼；红军检阅台正对面建有红军烈士纪念塔，而天安门城楼正对面是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广场四周有“一苏大会会场”、“公略亭”、“博生堡”，天安门广场四周则有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红军检阅台，后边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旧居，而天安门城楼右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是雷同，还是巧合？这神奇得令人无法解释。

80年前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新中国之“根”、人民共和国之“源”！我们站在历史的长城上回首瞻望，可以看到并体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走过来的；人民共和国是从山坳里走向全国，这是20世纪中国人民开辟历史新纪元最伟大最豪迈的壮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央苏区革命中培育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正在成为党在新时期尤其是带领华夏儿女走向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有益借鉴。

正因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华夏大地的炎黄子孙们所掀起一股不小的寻根热，中央国家机关（或人民共和国的各个部、委、办、局）也都纷纷前来瑞金寻根溯源，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命传统，并相继拨出专款修复或重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院、部、委、局旧址，建立本系统干部职工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以觅开山祖宗、延红色家谱。

寻根溯源的不仅有中央国家机关和普通百姓，更有党的第二代至第四代中央核心领导：早在上世纪的1972年12月，时值将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日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便情归中央苏区，偕夫人卓琳从南昌郊外乘车几经辗转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故地——瑞金，先后重游了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叶坪红军广场、云石山中央政府驻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红星》报社旧址。当时，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使他感动不已。在瑞金的3天，他无时不沉浸在艰苦而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的追思之中。邓小平既留恋过去的斗争岁月，更关心瑞金的现在和未来。在他往来穿梭于各个革命旧居、旧址时，还见缝插针地参观了瑞金电线厂、红都制糖厂等几家工厂，不但从中了解生产全程情况，还对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对策暨工厂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相关跟进举措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意见……邓小平的这次红都之行，把他几十年来对赣南老区人民的思念洒播在当年自已战斗、工作的红土地上，了却了一桩心愿。尽管他当时的身份还不明朗，但赣南老区人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位老战士表示敬重之意。今天，赣南老区在改革开放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候，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怎能不情不自禁地想起邓小平，想起他老人家39年前的红都之行。

1996年9月20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前夕，领导着中国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进着新的伟大长征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又专程来到瑞金，瞻仰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等。江总书记在同老红军“追忆传统，展望未来”亲切座谈时满怀深情地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60年前那场举世闻名、功彪史册的伟大长征，就是从瑞金开始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走过来的，人民共和国正是从瑞金这个山坳里走向全国。所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的时候，到当年的中央苏区来看一看，感到很有意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赴后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希望广大干部群众，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这是在寻共和国的“根”；忆当年红都鲜血凝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走出瑞金、走过雪山草地、走过艰难曲折、走过20世纪、走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该有何等深刻重大的意义啊！

2003年8月30日，党的第四代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满怀对中央苏区的深情厚意踏上了瑞金这块红色的热土。在瑞金叶坪，胡锦涛总书记不仅瞻仰了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还在雄伟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前向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静默致哀、敬献花篮。并因牵挂农村和农村基层组织而专门来到瑞金市沙洲坝村，进行调研和走访，并针对村里因夏季遭遇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而导致没有水源、播种晚稻季节已过的问题，叮嘱当地干部“这是群众当前很迫切的大事，希望你们认真解决。”在

瑞金专程看望慰问老红军顾玉平、刘家祁、黄家栋等和苏区老干部代表时，胡锦涛总书记还深情地说：“您们跟随毛主席、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求解放，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奋勇向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们。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与前辈们当年所确立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继续努力奋斗、不懈奋斗，发扬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把一辈无产级革命家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此外，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胡耀邦、李鹏、杨尚昆、宋平、李瑞环、吴邦国、尉建行、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等也先后莅临瑞金瞻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旧居。

上述所有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暨中央国家机关瑞金寻“根”的壮举，无不凸显了红都瑞金在党和国家领导及其人民心目中的份量，更彰显了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根溯源之同时，学习、传承中央苏区的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领全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何等的艰难，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更不容易。那么，当年为什么要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何以要选择定都瑞金？该政权的建设主要作了哪些有益的尝试？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或重要意义）？对此，不妨让我们循着历史的线索，去翻开当年“血色中华”那辉煌而又厚重的史页，从中解读个中答案、品味其深蕴意义……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代背景

(一)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其主要标志是：游击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人运动日益走向高涨。这种发展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制订斗争策略，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新课题。当时的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统一中国革命的指挥与行动，把城乡的斗争、工农的斗争、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都联系起来，以“促进直接革命战争形势与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之更快的到来”。于是，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就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召开“全国苏代会”，开始筹建中央政府。1930年2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建议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全国苏代会。党中央的建议，立即得到全国总工会的响应，2月15日，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表《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了召开“全国苏代会”的重要意义。4月间，党中央两次致信红四军前委和红三、四、五军前委，要求“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以实现中央的策略任务，促进“全国苏代会”的召开。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30月5月20日，“全国苏代会”在上海秘密进行。出席这次大会的党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共计49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草案，确定了为建立全国工农民主政权而斗争的任务与策略。大会主席团决定：一、1930日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二、由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9

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以领导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同年6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的通告，对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作了舆论准备。

在中央“苏准会”正式成立之前，“全国苏代会”主席团建议并决定，由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中央“苏准会”临时常委会，于1930年7月13日召开会议，推举中共中央代表任临时常委主席，执行中央“苏准会”的职权。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提出“中央主张在攻下长沙或南昌后，便须成立一个苏维埃的中央政权，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对立起来，有绝大的政治意义，有绝对的需要。”

1930年9月12日，中央“苏准会”正式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准备提交全国“一苏大会”的有关法律草案及其大会的主要议程。同时，决定全国“一苏大会”延期到1930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在苏区内举行。

(三)、“全苏一大”最重要的准备。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是召开全国“全苏一大”和成立中央政府的最重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积极筹备召开“全苏一大”、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同一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开展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这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同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暨赣西南、闽西红色区域的创立和巩固，为全国“全苏一大”的召开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四)党中央责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完成筹备工作。1930年9月，党中央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对于中央过去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努力还是赞成和坚持的，并要求党要坚决地为着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是年11月，党中央提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要求。并把全国革命根据地划为六个区域，其中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区划为中央区，并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全苏一大”，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继续坚持关于建立全国政权的计划，并责成苏区中央局负责筹备召开“全苏一大”并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同年4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把在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作首要任务。这年6月11日作出决议：定于1931年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各地纷纷建立“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和选举代表的工作。由于各地选举代表的工作尚未完成，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不能按时到齐，尤其是中央苏区军民正在集中全力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当年6月20日发出通令，决定将“全苏一大”改在1931年11月7日举行。同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由前线经于都进驻瑞金，为在瑞金召开“全苏一大”作最后的准备。同年10月20日，党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劳动人民书》指出：将要成立的中央临时政府，毫无异议的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并选定瑞金作为红色首都。至此，召开“全苏一大”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931年11月1日—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这次大会讨论和解决了“全苏一大”的有关问题。至此，召开“全苏一大”的筹备工作最后就绪。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的有利条件

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何以要选择定都瑞金？只要追溯与分析历史上的主客观原因（或条件），个中答案就不难而解。

(一)定都瑞金，有利于红军的战略行动。1931年9月中旬，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是：红军主力立即从兴国东移石城、长汀、会昌等县，以3个月为期，在这些县分兵消灭“土围子”，拔除白色据点，巩固红色区域。待这4县的工作完成后，红军主力再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工作。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则在瑞金“居中指挥”。因此，瑞金自然成为当时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

(二)定都瑞金，有利于新生红色政权的安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退向赣州、吉安、永丰、宁都、广昌一线。当时，赣州驻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2个师；宁都城驻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近2万人；兴国是第三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离兴国不远的吉安．富田，驻有国民党军队2个师；会昌县城到1931年11月下旬才被红军解放；石城县城虽已解放，但全县还有许多“土围子”、“山寨”被地主武装所盘踞。只有瑞金离国民党军队较远，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较为安全。

(三)瑞金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定都。瑞金位于武夷山西侧，地处偏僻，山势险要，物产丰富，群众素有革命精神，便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此时，业已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成、上杭、永定等21个县城的广大区域，赣南、闽西已连成一片。距离瑞金只有40余公里的长汀是闽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定都瑞金有利于领导赣、闽2省红色区域的斗争。经长汀、龙岩，可直达闽南；西接于都，与赣南重镇赣州相距不远；北与宁都接壤，可通赣东直达赣东北；南邻会昌，经寻乌，连接广东。以瑞金为中心，又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四)邓小平和瑞金党组织的出色工作，为定都瑞金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1931年8月，邓小平就任瑞金县委书记以后，以果断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采取得力措施，坚决纠正了瑞金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制止了肃反中乱捕乱杀的行为，使全县由人心惶恐和动荡不安的危局，迅速扭转为秩序井然、稳定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与瑞金党组织下大力整顿健全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深入开展士地革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精心培训革命干部，倡导苏区干部的一代新风，使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全县各级党、政组织成为群众斗争坚强有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全苏一大”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江西中央苏区暨闽西、湘鄂赣、湘鄂西、琼崖(即海南)、赣东北苏区的代表和红军、全国总工会、海员的代表共计610人。朝鲜的来宾也参加了大会。开幕的早晨，举行了壮观的检阅红军典礼，毛泽东、朱德等检阅了红军部队；下午，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与会代表同驻地红军、群众共数万人，一起参加了规模盛大、隆重热烈的提灯庆祝晚会。

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等事项，将与会代表组成7个代表团，推举了主席团常务主席及提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秘书处通报各地送来的贺信。宣读了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大会告全国民众书以及大会致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电，致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电，反对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三省电。

12日至18日，大会先后听取了项英作劳动法、张鼎丞作土地法、朱德作红军问题、周以

粟作经济问题、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邓广仁作工农检察处问题等报告。讨论和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和红军、经济政策、工农检查、少数民族、救济困难群众、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等问题的决议案。

19日，经过充分酝酿，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日，大会举行授旗、授章典礼，奖励在革命战争中艰苦作战、功绩卓著的红军指战员。在大会上，授予红一军“奋勇决战”、红二军“勇敢作战”，红四军“英勇冲锋”、红六军“奋勇杀敌”、红七军“转战千里”、红十军“艰苦奋斗”、红十二军“沉着杀敌”、红十六军“坚强苦战”、红三军团“坚决奋斗”红旗。被授予奖章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8人。

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项英都致了闭幕词。当天晚上，几万群众提灯演戏、高呼口号、发表演说，欢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11月2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根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了各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称“人民委员”，即部长)。由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任代财政委员会主席。范树德和毛泽民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张鼎丞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任内务人民委员兼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何叔衡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梁柏台任司法人民委员、方维夏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务厅厅长。后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邓予恢；粮食人民委员部，部长陈潭秋；中央审计委员会，主席阮啸仙；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董必武。

11日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

大会还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在瑞金县叶坪村，瑞金改名为“瑞京”。从此，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更成为领导全国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成功经验，通过了新生红色国家政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和决议案，决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立法和施政方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革命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敌人摧毁，反而在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获得了新生与发展；中国工农红军不但没有被敌人所消灭，反而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三次“围剿”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与壮大。

“全苏一大”的成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及其历史地位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

“全苏一大”一致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其职能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实行民主，对地主阶级和反动派实

行专政，直至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宪法大纲》宣布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工矿企业，否认外债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文化水平，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和士兵；彻底实行妇女解放；保证劳苦大众的教育权利。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在政权建设方面，主要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1、实行苏维埃的民主政治建设。《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中心任务，是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自由管理国家，让工农当家作主。为此，中央苏维埃政权突出地抓了民主政治的建设，从组织制度上和实际工作中，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创新。如：通过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国家；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直至全苏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下而上通过民主选举组成的；保障工农群众有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央苏区普遍开展了自下而上的选举运动，民主选举众孚所望的代表，充分体现选民的意志。

民主政治建设，还表现在建立群众化的工农检察制度，依靠工农群众，监督政府正确行使职权。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机关，是代表工农和城市贫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的机构。其任务和职责是：监督各级苏维埃机关站在工农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正确执行苏维埃法令、政纲和各项政策；反对各种不良作风，密切国家政权机关同工农群众的关系。为此，中央和各地方的工农检察机关采取各种方式，尽量吸收最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工农检察工作，逐渐形成了适合当时苏区情况的工农检查和监督政府的机制。诸如：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建立突击队，加强平时监督；建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形成监督网；开辟批评专栏，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设立各种专门检察委员会，组织群众法庭等等，充分发挥广大工农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2、开展苏维埃权的法制建设。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开始，就着手建立了人民司法机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法令、法规、条例。这标志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和比较系统的苏区法制的形成。苏区法制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苏区法制既不同于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同于一切剥削制度的法制，而是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首先，苏区法制服务于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革命战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革命战争。如1931年12月13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颁布和实行后，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一切活动，巩固了根据地的革命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其次，苏区的法制十分注意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土地法》中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并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的任务固定下来。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从而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红色政权。此外，苏区法制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根据中心区、边缘区、游击区的不同实际情况，在立法和司法上都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当然，由于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苏区法制在某些方而也受到干扰。

总之，苏区法制以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为指导，同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和贯彻了“反帝反封建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原则。它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成为以后直至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原则的基础，为以后颁布的法律所继承和发展暨苏区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均树立了划时代的界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3、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极力开展廉政、勤政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党领导下创建的新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和政治核心。党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新局面，

从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从阐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理论，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生的红色政权。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大政方针，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在苏维埃政权中建立党、团组织不，发挥和实施党对政权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在廉政、勤政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真正做到了密切联系群众，做人民的公仆，深入实际、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办事高效，成为在劳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又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苏维埃政权。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历史地位

l、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英勇奋斗而取得的光辉成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英勇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独立的武装斗争，使中国革命渡过了极端严重的困难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红一方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在赣南、闽西及其周围出现了一个拥有10多万正规红军和数十万地方武装暨包括2l座县城、4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面积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的决定性条件。屹立在赣南红土地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英勇奋斗取得的光辉成果。

2、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红色政权建设重大进步的标志。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遍地开花，红色政权纷纷建立，给中国处于黑暗中苦斗的人民大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经过4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人们更加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1931年11月，红色政权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省、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系统，红色政权由小到大、由下到上、由分散到成片的稳定地向前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后，开始以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并存对峙。

3、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一次大胆尝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各级权力机构，是经群众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政府的组成，由指派过渡到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仅提高了群众参政的积极性，而且增强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使命感。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中央委员会为其常设机关，负责行使立法权。在地方，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行使地方政权的各项职权。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工农兵群众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人员有监督，罢免和撤换权，体现出红色政权和广大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崭新的政权形式，为尔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了行政区域划分条例，建立了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选举原则及其方法，领导了苏维埃自下而上的选举运动，建立了巡视与检查工作制度等等。较好地行使了自己的职权，完成了工农群众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这些事实表明，党对根据地内新生的国家政权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大学校。中央政府成立前后，党中央从上海调派数批干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要职。这批干部来到中央苏区后，虽然推行了“左”倾错误，但在实际工作中与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以及地方干部汇合一起、共同奋斗。他们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锻炼成长，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成为治

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力量，为尔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同时，土地革命战争的这个战场为这一大批干部提供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认识毛泽东及其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理论的良机。他们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

5、在中央政府成立前后培育起来的，以“苏区干部好作风”为特色的优良革命传统，是党和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央政府成立前后，为了完成红色政权所担负的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这两大工作任务，党的许多党政军干部和一大批从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清正廉洁、克已奉公、艰苦奋斗、模范带头、勇于拼搏、无私奉献，始终与广大群众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因而赢得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使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真正成为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怀着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模范的后方工作，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表明：从土地革命战争中培育起来的以“苏区干部好作风”为特色的革命传统，是中国人民光荣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党和人民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6、毛泽东领导中央政府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光辉篇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在创建与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造者与领导者，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在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尽其最大努力地纠正和减少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阐明并解决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许多重要课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尾声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的错误指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鉴于广昌失守后红军打破敌人“围剿”已极小可能，中央苏区形势日愈严峻，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革命火种，以利日后斗争形势的逆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并呈报共产国际批复，红军主力拟撤离中央苏区而实施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傍晚。如血残阳，正落西山。瑟瑟秋风，落叶飘飘。突围转移的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编成野战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正按军委命令，有的已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有的仍在战场上浴血苦战，顶着敌人的进攻，等待着撤退转移的命令。由中央各机关编成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于当今晚开始撤离瑞金。梅坑、田心、岩背、九堡等处通往于都的大路口，集结着一队队等待出发的队伍。

路旁挤满了送行的人们。

站在出发队伍中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不时摸摸背包里的那颗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玺，觉得是那样的沉重。就要告别红色首都了。出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都转头朝叶坪、沙洲坝方向凝望，都想再看一眼高耸的红军烈士塔，再望一望巍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再喝一口红井水，再给共和国的国旗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传来了出发的口令。队伍在缓缓地移动。

再见了，红都!

走好啊，亲人!

于都河边，无数的火把将呜咽的秋水映得血红。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林彪、聂荣臻……还有博古，挥手向河边送行的中央苏区父老乡亲们告别，随着蠕动的队伍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

送行的人群中有人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驮着共和国行进的战马，发出嘶鸣，那么悲壮，那么撼人心魄!

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大转移的队伍，在马背上从瑞金驮到了遵义。

因“左”倾错误的瞎指挥，自“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队伍由出发时的8.7万人，锐减至不到3万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带头向“左”倾错误领导者们发难。博古、李德被轰下台。周恩来诚恳检查，毅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终于得到确立。

红军得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救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翻越大雪山、走出大草地，征战两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玺也由谢觉哉背到了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宣告成立。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大西北又蓬勃发展起来。苏维埃的前途又展现出光明的前途。

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为拯救中华民族，为实现团结抗日救亡，中国共产党人诚心与国民党等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力量合作。1936年8月，毅然宣布放弃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而提出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后来，又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国民政府陕甘宁特区政府。

共和国的名称改变了，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所取代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工农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宗旨没有变，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民主、富强而奋斗的目标没有变!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四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领导在瑞金举行开国大典，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十八年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鲜红的国徽，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方；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上空。

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比十八年前瑞金叶坪的开国大典更隆重、更辉煌!

（作者单位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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