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祗和
韩祗和学术思想研究
（安徽中医学院许霞整理）
1 生平著作
韩祗和，北宋名医。《宋史》未载韩氏，故生卒年及字号无从考证。
在历代有关韩祗和姓名的多种文献记载中，将其名字或写作“祗（zhi支）和”，或写成“祇（qi其）和”，未能统一。如：《宋以前医籍考》、《伤寒微旨论》的多数刻本、《中医大词典·医史文献分册》等作“祗和”；《中国医籍考》1956年版、影抄文溯阁本《伤寒微旨论》，《本草纲目·引据书目》等作“祇和”；文渊阁本《伤寒微旨论》、《中国医籍考》1983年版等，“祗和”和“祇和”并用，交替出现。现存《伤寒微旨论》的最早刻本，是《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之中辑出的，由于《永乐大典》残卷缺损严重，今已不可复见韩氏姓名，最早的《四库全书》文渊阁辑本之中，“祗和”与“祇和”并用，难以为据，故当参以旁证，定其本真。有关韩氏的记载，南宋版《伤寒明理论·严器之序》年代最早，其他如元代王好古、王安道、明初陶华等引据韩氏著作，均早于《永乐大典》，其中韩氏的名字皆作“祗和”。从字义看，“祗”意为恭敬，与“和”字义近；“祇”意为地神，或同于“只”字，与“和”在字义上也不相涉。古人名字在意义上，往往互相联系，所以韩氏应当名为“祗和”，而不是“祇和”。诸书因“祗”、“祇”二字，字形相近，在刊刻过程中致成讹误。
陈振孙于《直斋书录解题》中称：《伤寒微旨论》“不著作者，序言元祐丙寅（公元1086年），必当时名医也，其书颇有发明。”《四库全书提要》云：“祗和实北宋名医，以伤寒为专门者。特《宋史·方技传》不载，其履贯遂不可考耳”。但据韩氏《伤寒微旨论》中所记病例之地址与年代，可大致推断其生活年代及医事活动地域。“温中篇”中韩氏云：“尚有未尽证者，愚尝校仇，自至和（公元1054-1056）初岁迄于今三十余年。”假设韩氏25岁始行医至其著《伤寒微旨论》时约55岁。若以此推算，则其生活于公元1030-1100年间。《伤寒微旨论》所记行医地名主要有：“邢磁二郡”、“怀卫二郡”、“淦阳”（即滏阳之误，宋置县，明废入磁州），相当于今河北省邢台、磁县和河南省泌阳、汲县一带。据此推测韩氏祖籍可能为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地区。其行医足迹遍及数县，陈振孙称其为当时名医，较为可信[1]。
北宋肇兴，医界研习《伤寒论》蔚然成风，绍述仲景之学者纷然涌现，著名医家韩祗和就是其中一员，其潜心钻研伤寒之学[2]，是第一位阐发《伤寒论》学术思想的医家，较成无己还早50余年。韩氏于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著成《伤寒微旨论》，此书比庞安常《伤寒总病论》早一十四年，比朱肱《类证活人书》早二十二年，惜哉原书已佚，幸乎后人据《永乐大典》“采掇荟萃，以成完帙”，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中，二卷共一十五篇，并有方论，清代至民国年间曾多次刊印。微者，不明也；旨者，意也。韩氏以微旨命题立论，以示其书重在阐发《伤寒论》未尽之义[3]。
《伤寒微旨论》分上下两卷，卷上载伤寒源、伤寒平脉、辨脉、阴阳盛衰、治病随证加减药、用药逆、可汗、可下等8篇；卷下载总汗下、辨汗下药力轻重、温中、小便大便、蓄血证、阴黄证、劳复证等7篇。萧源等《永乐大典医药集》中尚有未被辑入的《戒桂枝汤篇》、《辨桂枝葛根麻黄汤篇》等内容。韩氏从伏气温病、伤寒辨脉、汗下温中大法，以及蓄血、阴黄、劳复证治等方面对《伤寒论》进行补充和发挥[4]。此书立论超然，言简意赅，阐述伤寒奥旨，发明仲景未尽之意。是首本发挥张仲景《伤寒论》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1曹东义，王文智.韩祗和名考及其伤寒学说[J].河北中医药学报,2001,16(4):12-14.
2刘辉.韩祗和《伤寒微旨论》评述[J].陕西中医,1986,7(12):555-556.
3葛琦.韩祗和《伤寒微旨论》[J].江苏中医杂志,1985,(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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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其内容不全，未能广泛流传，较之庞、朱等人，其学术思想鲜为世人悉谙和重视。但韩氏关于伤寒论的研究和见解对后世开展《伤寒论》的研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对其后的庞安时、朱肱、刘河间、王好古等伤寒名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学术思想
2.1 论伤寒之病机，以经络释六经
伏气温病概念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明确提出外感发热的病因是感受了寒邪所致，为后世的广义伤寒学说奠定了基础。但是，《素问》、《灵枢》对于人感受寒邪为什么会发热，并没有进行论述。
王叔和在《内经》的基础上创立伏寒致温学说，王氏认为：冬季感受寒毒之邪，即时发病者为伤寒，未即时发病者，寒毒则伏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王氏之说立足寒邪致温，忽略了寒温两类疾病的本质区别。然而，作为最古老的伏气温病理论，王氏之说在隋唐时代影响很大。巢元方、王熹、孙思邈等人均从此说[5]。
人伤于寒而为热病的机理，至唐代王冰有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寒毒薄于肌肤，阳气不得散发，而内怫结，故伤寒者反为热病。”[6]王冰这一创见，被韩氏继承，其在《伤寒微旨论·伤寒源》中指出：伤寒之本源“始阳气内郁结而后成热病”，认为伤寒病机是由于体内阳气被寒邪所困，而郁结成热病的观点。当时，诸医家对伤寒病机的认识有不同观点，韩氏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论述，主要是以王冰注释《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热论》的论述“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病温”等内容为依据，认为冬至之后一阳渐生，阳气微弱，如《易》之“潜龙”不能上行，伏而不用。小寒之后立春以前，寒毒杀厉之气大行，中于人则传于脏腑，其内伏之阳被寒毒所折深伏于骨髓应时不得宣畅。指出：“伤寒既禀于冬，得春夏之气则欲发泄，而又因饮冷嗜欲则触起，因冲风雨则迫动，因他人病所著则外邪煦出，内邪既病之后变动不常。”故所感寒气浅者，至春伏阳发泄则其病轻，名曰温病。感寒气重者，至夏至后真阴渐发，伏阳不得停留，或遇风寒、或因饮食沐浴所伤，或遇天气炎热，骨髓郁结之伏阳为外邪所引则病证多变，名曰热病。论述了冬伤于寒，春夏所发温病、热病的病机与病名[7]。韩氏认为寒冬之时，体内阳气蛰伏不动，若此时感受寒邪，则体内之阳为寒邪所困，深夹于骨髓之间而不得宣畅；至春升阳动之时，其内伏之阳得以发泄则为病也。若感寒邪较轻则成温病，感寒邪较重则成热病，系统论述了伤寒病因病机的发展过程，对初学者理解伤寒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谓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伤寒微旨论》中大倡“伤寒乃郁阳为患”。韩氏谈到：“夫伤寒之病，医者多不审察病之本源，但只云病伤寒，即不知其始阳气郁结，而后成热病矣。”又曰：“寒毒薄于肌肤，阳气不得散发而怫结，故伤寒反为热病也。”他得出的结论是：“伤寒之病本于内伏之阳为患也。”韩氏论伤寒，避开了病因上的“寒”字，从证候上的热病和“伏阳为热”的病机上着眼，为辛凉解表铺叙了理论依据，也发刘河间“伤寒六经自始至终皆热证”之先声。他还补述了伤寒和中风的脉象，认为二者均是在浮数的基础上兼见紧或缓象，这也说明伤寒是热病、热证，治宜宣散体内郁阳，清解郁热，忌辛温，宜辛凉。所以，韩祗和发汗解表，完全不用仲景《伤寒论》中的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等辛温解表的方药，而是自创辛凉解表方药，方之中多有柴胡、薄荷、葛根、桔梗、防风、前胡、石膏、知母等偏于辛凉清解之品，实为辛凉解表
5葛琦.韩祗和《伤寒微旨论》[J].江苏中医杂志,1985,(3):20-21.
6曹东义,王生茂,郭双庚,王振瑞,王丽.郁阳为热伤寒与温病的共同病机.中国中医药报, 200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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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履《医经溯洄集》中称其“以温暑作伤寒立论”，“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但韩氏对外感热病理论的阐发，反映了其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开宋代研究《伤寒论》之先河，其认为伤寒之病本于内伏之阳为患的论点丰富了外感热病学的理论，发展了伤寒病机学的内容。韩氏在伏寒至温学说盛行的时代，毅然创立新论，其治学精神是令人叹服的，此学说从病因学的角度，突出伏气温病的温热特性，使病因与辨证特点相互统一，不仅为正确辨治伏气温病创造了条件，也为温病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9]。
另外，韩氏以经络释六经，首次提出了伤寒传足经不传手经的观点，运用《素问·热论》、《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脉要精微论》中的理论，认为“身半以上同天之阳，身半以下同地之阴，或四时有不常之气。阳邪为病则伤于手经也，阴邪为病则伤于足经也。故冬毒之气则中于足经矣”（《伤寒微旨论·伤寒源篇》），提出了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的观点是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朱肱也认同此论点。韩氏的六经经络学说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伤寒论》六经学说的发展，为后世医家运用经络、脏腑等研究六经实质奠定了基础。虽然此论点遭到后世医家的批驳，但从伤寒六经所表现的症状看，的确以足经为多，道出了伤寒传变的主要方面。韩氏的“阳邪为病则伤于手经”的观点，对清代医家吴鞠通提出“温病由口鼻而入，鼻通于肺，始手太阴”的观点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可谓三焦辨证之滥觞[10]。
2.2 重脉象之辨证，言汗下之法则
注重平脉辨证，阐发汗下之法则，是韩氏研究伤寒的一大特点。韩氏辨治伤寒，极为重视脉诊，其一再重申治伤寒“以脉为先，以证为后”。这个观点的提出也与其认为伤寒之病本于内伏之阳为患的思想是一致的。韩氏自谓“伤寒既病之后，变动不常未见于证先形于脉”，循《伤寒论》之例，在《伤寒微旨论》中专辟“平脉病”和“辨脉病”篇，讨论脉诊。其认为脉象更能及早反映病情的变化，于临证之时则注重辨脉，讲究步骤，力戒仓促。辨脉应该认真细致，明察虚实，而不可粗疏从事。诊浮沉脉，就不可先被浮沉印定眼目，而是应该结合三部情况，于浮沉中再察尺寸之衰盛，析阴阳虚实，确立治法[11]。韩氏以脉之特征来指导用药加减之法，并提出辨伤寒之脉首当分清浮沉迟数阴阳，然后再辨虚实大小紧缓。从中可以看出韩氏对辨脉的重视，也是临证多年的辨脉经验之总结，对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韩氏在注重辨脉的同时，对时医单凭脉象就确定治疗的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在发汗或泻下之时，当结合邪气之轻重、病证之虚实及药力之不同而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其辨证准确、灵活施治的特点。
韩氏十分重视汗下两法的应用。他指出“凡治伤寒病，若能辨其汗下者，即治病之法得其十全矣。”在《微旨》一书中，专论汗下之法的就有四篇之多。
汗法和下法是治疗伤寒病的常用治疗方法，但使用不当常导致坏病的产生。有鉴于此，韩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汗法，他认为“治伤寒病见证不见脉未可投药，见脉不见证虽少投药也无害也”（《伤寒微旨论·可汗篇》）。其在《戒桂枝汤篇》指出：“治伤寒病发表药，无出仲景桂枝汤，最为古今发表药之精要。于今时之用，即十中五六变成后患。非药之过，乃医流不知其时也……立春以前，天气寒列，用桂枝汤发表，尚有鼻衄、狂躁、咽中生疮之患，甚者至于发斑、吐血、黄生，岂是药之过剂？盖人之肌体阳多，不能任其热药，况乎春之时矣？”故认为汗法不宜过用辛温，况且处在宋代盛世之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阳气旺盛，“误投发表药服之则多变成阳毒之患”，若用大热发表则必变成坏病。认为投发表药只要
8曹东义,王生茂,郭双庚,王振瑞,王丽.郁阳为热伤寒与温病的共同病机.中国中医药报, 2004/07/12.
9葛琦.韩祗和伏气温病学术探讨.43-44.
10郑东升，郑小伟.北宋医家韩祗和伤寒学术思想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5）:27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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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阴胜之气，不务汗多为法。“故参酌力轻而立方”，将太阳病以有汗恶风、无汗发热等分为三类，据立春后至清明前、清明后至芒种前、芒种后至立秋前节气不同而各立方治之。并列出诸多发汗之方剂，如调脉汤、葛根柴胡汤、人参桔梗汤、薄荷汤、香芎汤、六物麻黄汤、石膏汤、知母汤等共计15首。韩氏发汗解表，不用仲景的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等辛温解表方，而是自创了辛凉解表方，方中多用柴胡、薄荷、葛根、桔梗、川芎、防风、前胡、石膏、知母等辛凉清热之品，实开辛凉解表之先河。
参合四时六气审时用药，是韩氏运用汗法的特点。他认为《伤寒论》成书于战乱之时，百姓不得温饱，阳气虚亏，故仲景多用大热药发汗。太平之人，饮食动作过旺，阳气有余，若不分四时六气滥用麻桂解表，必然导致坏病。故尔韩氏自立九个发汗解表方剂，作为麻黄汤、桂枝汤的补充。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春阳方生，寒邪余威未尽。韩氏以调脉汤治疗太阳伤寒表实证，以薄荷汤治疗中风表实证，以六物麻黄汤治疗风寒两伤证。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阳气始盛，风寒之邪易于化热内传。韩氏以葛根柴胡汤治疗风寒表实证，以防风汤治疗中风表虚证，用七物柴胡汤治疗风寒两伤证。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阳气由极盛开始转衰，韩氏以人参桔梗汤治疗风寒表实证，以香芎汤治疗中风表虚证，以发表汤治疗风寒两伤证。从而丰富了《伤寒论》中的发汗解表法[12]。
其后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伤寒活人书》将韩氏因春夏不同时节而分别创制辛凉清解方药的方法改进为在仲景麻桂方中加石膏、知母、黄芩、葛根等药，其实质是变辛温发汗之方而为辛凉清解之剂，使古方得以新用，为后世所广泛遵从[13]。
韩氏运用汗法多出新意，运用下法之时，却又强调谨遵仲景之旨。他认为运用下法“非仲景承气之类，即别药不可对病矣”。为了正确掌握仲景承气汤的运用方法，韩氏提出慎下及谨守这两个原则。慎下即不可妄攻，《微旨》反复强调，有下证无下脉不可妄攻，天之阳气未盛不可妄攻。示人在运用下法时注意审时、辨脉。谨守即不可滥补，投下药后，不可才见病人大便利及三、五次，即投补药。应谨守病机，要下彻底。否则实热未清，将导至发黄、发斑、衄血、狂走等严重变证。《微旨》中强调，寅时投下药，至申时酉时不动，即可再投。至来日鸡鸣时不动，仍可再投。凡投下药，候四、五日以后，有下脉及有可下证，仍可下之[14]。
韩氏认为凡投下药不得务急为胜，即不可下之太过，并应考虑病人的体质特点，认为：“今太平久也，脏腑柔弱，故气血虚弱，但迟投下药也无害耳……治伤寒病投下药者本不为取积及取食，止为疏解阳毒之气”（《伤寒旨论·可下篇》）。韩氏认为世人阳气多，用下药当从至阴药投之，凡投下药者，本因胃中有邪热之气，故投大黄芒硝之类以消阳邪。阳盛阴虚者，用大小承气汤以助阴消阳；潮热者以调胃承气汤主之；阴阳气俱实者，宜黄芩汤和之；并反对用巴豆、水银、粉霜、砒霜、甘遂、石脑油等有毒之药，认为温下药虽能逐其胃中浊恶，但又能增其邪热，助阳为毒成坏病。指出伤寒投下药，本不为取积及取实，止为疏解阳毒之气。邪毒在内，阳气盛者，乃可下之。当审时投下，不得务急为胜。另外，韩氏还指出“投下药者，量其脉力轻重、证之深浅，不可下之太过，若太过则病证多变。且古人立理无失下之过，但罪其下之太早及太过。”提出了攻下不宜太早太过的观点。如指出芒种以后立秋以前，虽第二三日有可下证、可下脉，亦未可便下，直候至第四五日下之。盖天气炎盛与胃中热气相干，故第四五日投下，必不能成后患[15]。韩氏运用下法的两个原则，被后世医家广泛用于临床，“伤寒下不厌迟”，就是慎下原则的引伸。
韩氏论汗下两法，唯列汗法之方剂，其原因在《伤寒微旨论·可下篇》中说明：“盖太
12葛琦.韩祗和《伤寒微旨论》[J].江苏中医杂志,1985,(3):20-21.
13曹东义,王生茂,郭双庚,王振瑞,王丽.郁阳为热伤寒与温病的共同病机. 中国中医药报, 2004/07/12.
14葛琦.韩祗和《伤寒微旨论》[J].江苏中医杂志,1985,(3):20-21.
平之人，饮食动作过妄而阳气多，若用大热药发表，则必变成坏病，故斟酌力轻而立方也。世人阳气既多，若用下药当从至阴药投之，非仲景承气汤之类，即别药不能对病也”。另《伤寒微旨论·总汗下篇》中曰：“世人为见《素问》云三日以前可汗，四日以后可下，乃执为定法，令深戒医流……古之圣贤立汗下二字，本谓调解阴阳偏胜之气，而今医者执汗下二字妄为主治，伤寒求愈之功远也。况仲景治未尝有失汗下之戒，失下之过，但责其下之太早，此仲景之心也”。韩氏对汗下之法的总结之论颇有见地，发人深省[16]。
2.3 创阴黄之效方，病依节气之变
有关黄疸的记载，肇始于《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曰：“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伤寒论》在《内经》的基础上将黄疸分为湿热发黄及寒湿发黄（即后世所谓的阳黄、阴黄）等两大类型。并为湿热发黄证确立了较为完善的辨证论治法则。仲景以茵陈蒿汤治疗湿热并重证，以桅子柏皮汤治疗热重证，以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治疗湿热兼表证，后世治疗阳黄皆囿于此。然而对于阴黄，《伤寒论》却未设具体方证。
黄疸一证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分为“瘀热”、“寒湿”、“酒疸”、“谷疸”等不同证型，并提出了相应的方剂。首提阴黄证病名为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该书根据黄疸发病情况或所出现的不同症状，区分为二十八候，阴黄候的记载曰：“阳气伏，阴气盛，热毒加之，故但身目面色黄，头痛而不发热，名为阴黄”。宋代政和中敕编《圣济总录》又分为九疸、三十六黄，曰：“黄病有三十六种，所载名数虽不同而证候各异”，列阴黄第十一：“病人色青，次却色赤，或经下后，头发自落，吃食渐少，吐逆心烦，睡则梦与鬼交，气力虚乏，或食物难消。宜灸脐下百壮，得力者肉色渐变。”亦提出了“阴黄”这一概念。韩祗和著《伤寒微旨论》，特设《阴黄证篇》，谓：“伤寒病发黄者，古今皆为阳证治之……无治阴黄法”，详述了阴黄可由阳黄服下药太过转化而来，还讨论了阴黄的辨证施治，提出了茵陈茯苓汤、茵陈橘皮汤、小茵陈汤、茵陈四逆汤、茵陈附子汤、茵陈茱萸汤六方证治。至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总结前人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湿从热化为阳黄，湿从寒化为阴黄，把阳黄和阴黄的辨证论治系统化，沿袭至今[17]。
韩氏根据仲景寒湿在里“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的原则，在《微旨》中设专篇讨论阴黄证治，将阴黄证归纳为四个证型，视其寒重、湿重及有无兼证区别对待。韩氏认为黄疸一证古今皆作为阳证，治之投以大黄、栀子、柏皮、黄连、茵陈之类，亦未尝得十全。指出“伤寒病发黄，本自脾弱，水来凌犯，又胃中空虚而变为黄，是与阴黄不同耳。病人始于二三日，务求汗下为胜，或服发汗温中药太过，加以厚衣盖覆，仍于阴湿不通风处坐卧，或以火劫之，变为黄病，此乃阳黄也”。若“病人三四日后，服下药太过，虚其脾胃，亡津液，引水浆，脾土为阴湿加之，又与暑相会，至第六七日变为黄病，此乃阴黄也”。并联系临床实际，认为与年岁气运有关，指出“每遇太阴或太阳司天岁，若下之太过，往往变成阴黄……盖因辰戌岁太阳寒水司天，寒化太过，即水来犯土，丑未岁太阴湿土司天，土气不及，即脾气虚弱，又水来凌犯，多变斯证（阴黄）也”。对阴黄的病因病机进行了探讨。
韩氏在《微旨》中首创辨治阴黄大法，其法既全面又便于掌握，从而完善了《伤寒论》治黄之法。尤其可贵的是，《微旨》中还记录了韩氏辨治阴黄的两个验案。案中形象地描述阴黄证的形成过程及证候特点，记录了韩氏四诊合参，透过假热之象，看到寒邪湿邪内郁的病机，不失时机地投以小茵陈汤、茵陈附子汤，终使病人转危为安的全部诊疗过程。汉晋隋唐时期，人们对阴黄证缺乏统一的认识，往往用寒药治疗阴黄。《微旨·阴黄篇》的出现，使医者在辨治寒湿发黄时有了章法可循[18]。
16郑东升，郑小伟.北宋医家韩祗和伤寒学术思想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5）:274-276.
17张建军，张赤志，张明辉.试论阴黄证及其辨治[J]. 中国医药学报，2003，18（3）: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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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韩氏主张治外感热病应据节气不同而各立方治。无论阴阳虚实病证，均以立春后至清明前、清明后至芒种前、芒种后至立秋前等不同节气，分别立法论治。如太阳病在上述三个时期，分别以调脉汤、葛根柴胡汤、人参桔梗汤治疗。阳明病在立春后至芒种前第三四日，虽有可下证及有可下脉，也未可便投下药。盖天气阳力尚微，下之太过会变成坏病。芒种后天气转炎盛，此时投下药才无患，体现了韩氏独特的学术思想。其学术思想主要源于《伤寒论·伤寒例》所引《阴阳大论》有关外感热病与四时节气关系的学说。
3 临床医案
3.1论汗法
属伤寒者，在立春后至清明前用调脉汤（葛根、防风、前胡、甘草、生姜），清明后至芒种前用葛根柴胡汤（葛根、柴胡、芍药、桔梗、甘草），芒种后至立秋前用人参桔梗汤（人参、桔梗、麻黄、石膏、甘草、荆芥）等治疗。
属中风者，在立春后至清明前用薄荷汤（薄荷、葛根、人参、甘草、防风），清明后至芒种前用防风汤（防风、桔梗、甘草、旋覆花、厚朴、姜），芒种后至立秋前用香芎汤（川芎、石膏、升麻、甘草、厚朴）。
属阴盛阳虚者，若邪气在表，自汗出而恶风，脉浮数或缓，寸脉短及力小于关尺脉，宜消阴助阳。根据立春、清明、芒种、立秋不同节气的三个时段，分别用麻黄六物汤（麻黄、人参、甘草、葛根、苍术、枣）、七物柴胡汤（柴胡、苍术、荆芥穗、甘草、麻黄、姜、枣）、发表汤（麻黄、苍术、人参、当归、丁香皮、甘草）治疗。
属阳盛阴虚者，若邪气在表，脉浮数或紧，其脉上出鱼际，寸脉力大于关尺，发热，胃闷，口燥，咽干，宜消阳助阴。根据立春、清明、芒种、立秋不同节气的三个时段，分别用人参汤（人参、石膏、柴胡、芍药、甘草、姜）、前胡汤（前胡、石膏、豆豉、桔梗、甘草、姜）、石膏汤（石膏、芍药、柴胡、升麻、黄芩、甘草、豉）治疗。
若阴阳俱有余，脉浮数或紧或缓，三部皆有力，无汗，恶风，可用药平之。根据立春、清明、芒种、立秋等不同节气的三个时段，分别用解肌汤（芍药、麻黄、升麻、甘草、豉）、芍药汤（芍药、荆芥穗、石膏、甘草、姜）、知母汤（知母、麻黄、升麻、石膏、甘草、姜）治疗[19]。
3.2 论下法
《可下篇》立黄芩汤（黄芩、甘草、栀子、芍药、厚朴、英粉），用于治疗“口燥，咽干而渴，时时发热，冒闷，”阴阳气俱实证，或“大汗后，依然腰痛，咽干而渴，日哺发热，颊赤，胃中冒闷，两手脉实而数”等里实热证，也体现了韩氏“攻下不宜太早太过”的学术观点。此外，韩氏反对下后急投补药，指出下法“本意用大黄等凉药疏导胃中热气”，若“热气才过，乘虚之际却投和气补药，决然变成发黄、斑出、衄血、蓄血、狂走之患” [20]。3.3 论温法
韩氏首推温中之法，并创立温中方剂是其研究伤寒的又一特色。有感于仲景对三阴病证治的不足，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多首温中方剂，丰富了伤寒三阴病的证治。如病人两手脉沉迟或缓或紧皆是胃中寒也，用温中汤（丁香、厚朴、干姜、白术、陈皮），橘皮汤（橘皮、厚朴、白术、葛根），七物理中丸（人参、生姜、藿香、白术、桔梗、葛根、蜂蜜）治疗；以二苓汤（赤茯苓、猪茯苓、白术、桂枝、滑石、白豆蔻、通草、丁香皮、陈皮）治疗饮停所致的呕逆膈满、腹痛肠鸣之证；以羊肉汤（羊肉、当归、牡蛎、龙骨、桂枝、黑附子、葱白）治疗下焦虚寒之证等。根据不同病证及立春、清明、芒种、立秋等节气区别治疗。并将厚朴、橘皮、人参、白术、藿香、当归、干姜、细辛等作为消阴温中之药，皆为韩
19程磐基.《伤寒微旨论》探微[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10）: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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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经验之谈[21]。其温中法得到元代医家王好古的大力推崇，他的著作《阴证略例》中多有引用韩氏之论，足见韩氏的温中思想具有较广的影响[22]。
3.4 蓄血证治
韩氏认为：“凡治蓄血证，抵当汤丸方中皆用虻虫、水蛭及桃仁之类，尽是破血药，若非此药则不能下之。今之用者往往投之太过，盖为不审其病之轻重与其人老少强弱也。”指出若病势少轻，人又老弱，宜仿抵当汤（丸），用其他破血药治之亦可，能免后患。故提出了地黄汤（生地黄、生藕、虻虫、桃仁、蓝叶、水蛭、干漆、大黄）治疗蓄血轻证或年老体弱者。方中将抵当汤的虻虫、水蛭、大黄、桃仁减轻剂量，加生地黄、生藕、蓝叶、干漆等清热化瘀、凉血止血之品，以防破血太过。而对于年少气实、血凝难下的蓄血重证，另立生漆汤（生地黄、大黄、犀角、桃仁、酒、生光漆）治疗。并附临证医案说明，亦为韩氏的经验之谈[23]。
3.5 阴黄证治
对于阴黄的治疗，在继承仲景“于寒湿中求之”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韩氏结合临床经验提出了6首方剂。如茵陈茯苓汤（茯苓、桂枝各一两，猪苓三分，滑石一两半，茵陈蒿一两），用于治疗阴黄“病人五六日，脉沉细微，身温四肢冷，小便不利，烦躁而渴者”；茵陈橘皮汤（橘皮、生姜各一两，半夏、茯苓各五钱，白术一分，茵陈蒿一两），用于治疗阴黄“脉沉细数，身热，手足寒，喘呕，烦躁不渴者”；小茵陈汤（附子一个，甘草一两，茵陈蒿二两），用于治疗阴黄“脉沉细迟，四肢及遍身冷”；茵陈四逆汤（甘草、茵陈蒿各二两，干姜二两半，附子一个），用于治疗阴黄“脉沉细迟，肢体逆冷，腰以上自汗出”；茵陈附子汤（附子一个，干姜一两半，茵陈蒿一两半），用于治疗“病人服茵陈四逆汤，身如冷，汗出不止者”；茵陈茱萸汤（吴茱萸、木通各一两，干姜、茵陈各一两半，当归三分，附子一个），用于治疗“病人服附子汤，证尚未退，及脉浮者”。上述6方，可谓阴黄证方药始祖，倡导温中散寒、利湿退黄之法组方，切中阴黄病机。并根据临床表现分别选用上述各方，亦出现阴黄证分型论治的稚形[24]。其中，茵陈为必用药物，或配以通阳散寒、利湿燥湿之品，如茵陈茯苓汤、茵陈橘皮汤，主要用于治疗阴黄表现为寒湿者。或配以回阳救逆之品，如小茵陈汤、茵陈四逆汤、茵陈附子汤，主要用于治疗阴黄表现为寒湿伴阳虚者，其中茵陈茱萸汤还配以养血活血散瘀的当归，可用于阴黄伴血虚血瘀者。为临床治疗阴黄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剂，是本书的创新发挥之处[25]。
总之，韩氏审因辨证，力求精细；立法处方，颇有巧思；学有渊源，又多发挥。故《四库全书提要》称其“能师张氏而神明其意矣”，“大抵推阐张机之旨，而能变通于其间”[26]。
21程磐基.《伤寒微旨论》探微[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10）:64-66.
22郑东升，郑小伟.北宋医家韩祗和伤寒学术思想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5）:274-276.
23程磐基.《伤寒微旨论》探微[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10）:64-66.
24张建军,张赤志,张明辉.阴黄证论及其辨治[J]. 中国医药学报,2003,18(11):679-681.
25程磐基.《伤寒微旨论》探微[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10）: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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