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陈淳/龚辛

【英文标题】Erlitou,Xia Dynasty and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Chen Chun Gong Xi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olog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陈淳(1948-)，男，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200433

龚辛(1981-)，女，上海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200433

【关键词】二里头/夏代/争议/原因剖析

Erlitou/Xia Dynasty/dispute/causality

［中图分类号］K222;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4)04-0082-010

1 前言

在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夏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20

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2]。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3]。

之后，有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见解。比如，佟柱臣以《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将《竹书纪年·夏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来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两个年龄，从时空上锁定二里头应该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后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墓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特征来讨论[4]。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坚持下，不同声音渐渐变小。比如，邹衡就力排众议，赞同“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5]。这种学术界的共识，使得疑古辨伪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古代传说和记载又被不加检视地应用，有人乐观地声称，对于疑古派极力否定的夏朝，经过数十年历史学家们的艰苦工作，目前史学界中明确否定的人已经很少了[6]。

1995年以后，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应用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包括夏在内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结项验收，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其总目标是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该项目的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在国际上却遭遇尖锐批评，凸显了中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显著差异。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坚持这一论断的学者以四条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豫西和晋南是周代文献中提到的夏人活动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2)二里头发现了宫殿遗迹，表明国家的存在。(3)测年结果证明二里头在夏的纪年内。(4)既然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证明为信史，那么夏的存在也应该是可信的[7]。但是在持不同意见的中外学者看来，这些理由显然是不够令人信服的，这项研究不应该预设夏的存在，而应该证明它存在。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

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学者并没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信息潜力来破解这个问题，而仅仅局限于比较出土文物的异同来界定夏文化的内涵，并坚信不疑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

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曾有国外学者指出：进行考古研究总有政治的存在，总有政治的共鸣。解释过去总是现在的一种政治行为，如果科学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决非是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的冷静的客观判断，而总会与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断混在一起[8]。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有的学者则采取抵制心态，“至于说个别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9]。这种态度和言论显然不是正常科学讨论所应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学者，对中国的学术成就应当会深表激赏并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就若要获得世界的公认，也必须通晓和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由于对国际同类研究现状所知甚少，国内学者的视野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陈旧，论证程序存在不少问题，这好比用国内自己认定的过时标准来申报世界记录，自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本文想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做一番回顾，然后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对目前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一番审视，以期对我们优化这项研究有所助益。

2 回顾

下面我们从7个方面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做一番回顾。

2.1 田野发掘

自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并由考古所进行试掘之后，洛阳队从1960至1964年又在二里头遗址进行了8次发掘，在陶器中发现早、中、晚三期不同的器物特点，并提出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的相对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间[10]。

1974年，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一号宫殿遗址[11]。1977年，在一号宫殿遗址东北150米处发现二号宫殿遗址。根据夯土层和所含陶片判断，二号宫殿始建于二里头三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偏晚或者二里岗下层偏早，其下是一、二期地层。此外宫殿北部有一同时期大型墓葬[12]。此次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层。

1980年，配合基建工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第3轮发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类型辨认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的文化特征[13]，并发现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是同时的，且直接发展成为二里岗上层[14]。上世纪整个80年代，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对二里头进行了数度发掘，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基、器物、墓葬和灰坑[15]。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用习见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来进行的，因此分层、分期和用陶器类型来辨认文化特征成为田野工作的重心。发掘选点似乎没有问题导向，缺乏验证不同设想，以及从聚落布局来观察社会等级结构这样的分析思路。二里头遗址发掘至今还未发表一张比较完整的遗址布局图，这样的操作要让国内外学者了解遗址的规模、重要性及其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认可其“夏墟”的都邑地位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2.2 文化分期

迄今为止，有关二里头和夏文化的讨论基本上都立足于上述的一系列信息量非常有限的发掘简报，而分期则被认为是年代学最为关键的工作之一。根据许多

遗址的地层学观察，比如在新密市新砦遗址、洛阳东干沟遗址、临如煤山遗址，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而在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郑州洛达庙等遗址都可见到二里头文化上叠压着二里岗文化。因此，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根据出土陶器类型有人曾把二里头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根据宫殿遗址的发掘资料，提出了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划分方案。

1979和1999年对密县新砦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发掘者声称分辨出一种介于二里头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文化层，称为“新砦期”，并将其细分为两期。新砦一期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二期似乎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过渡阶段。于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新砦二期”应被归入二里头文化，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或者“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新砦型”[16]。

郑光根据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的材料提出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应该有一个第五期，或被称为“二里岗下层期”[17]。但是二里岗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还是有较大差别，现在较为普遍、为人公认的分期还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说。

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来对史前遗址进行分期是一种必要的入手工作，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建立在器物类型的异同之上。分期固然可以观察文化的细微变化，但是追溯国家起源的社会演变轨迹，分期的作用显然十分有限。比如，即便我们确认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界，但无法认定这就是夏朝的开始。

2.3 文化内涵

由于目前普遍接受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于是二里头类型遗址的出土遗存就被作为夏文化的特征来描述。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来自陶器，二里头出土了一批有特色的陶器，包括圆腹罐、豆、ｈé＠①、斜腹盆、爵、平底盆、小口瓮、瓦足皿、觚等。虽然有些器物在早期和晚期存在形制上的差异，但是这些器型不见或者少见于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被视为鉴别夏文化的特征器物[18]。

邹衡曾归纳了3条夏文化的鉴定特征：(1)陶器多为圜底。(2)二里头出土一件陶方鼎具有铜器特征，意味着夏文化早期已经开始铸造铜器。(3)礼器主要有觚、爵、ｈé＠①等[5]。

有人则从墓葬来讨论夏文化特征，二里头一期为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二、三期数量增加。大、中型长方形竖穴墓在二、三期出现，规模很大，有的还出现二层台，随葬品丰富。四期墓葬沿袭前制，但数量和规模稍稍逊色。一期墓葬有较多的河南、山西龙山文化色彩，四期墓葬则与二里岗下层比较相像，二、三期墓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发展的鼎盛期[19]。

总体来说，夏文化主要是依靠一批典型器物作为分辨标准的。即作为炊器的鼎、侈口圆腹罐，作为食器的深腹盆、三足盆、平底盆、豆、小口高领罐、瓮等等，作为酒器的觚、爵、ｈé＠①等[20]。

在1977年11月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给夏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即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应当指出，以器物定义的考古学文化不一定能对应一个民族群体，而一个王朝或一个国家也可能融合了不同的民族群体。由于民族身份很难从考古学上来分辨，于是直观的器物类型便成为分辨夏文化的主要标准。根据目前的论证方式，我国学者大致是这样来进行推理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以后我们会讨论，这样的推论存在很大的问题。

2.4 文化属性

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陕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发现。现根据资料可以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冀南豫北地区的豫东类型、豫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其中以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最多，而二里头遗址又是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因此二里头遗址被当作这类文化的代表。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确定以后，学术界就开始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展开讨论。虽然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就是夏文化，但是二里头遗

址四期的文化是否都可以归入夏文化仍有不同看法。1977年，夏鼐总结了当时争论中的四种观点：(1)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全部四期是夏文化遗存；(2)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遗存为夏文化遗存；(3)二里头一、二期遗存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4)二里头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21]。

20世纪80年代技术开始普遍应用于我国的考古断代。通过原有历史文献记载中推测的夏代年限和对二里头各期遗存中样本的测定相对照，发现二里头文化各期均在夏代范畴之内。学术界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根据《史记》、《竹书纪年》、《汉书》、《尚书》以及“利簋”铭文等文献推算出武王灭商在前1075年；再根据《史记·殷本纪》、《初学记》、《竹书纪年》得知商代积年，根据《易纬》、《竹书纪年》、《路史·后纪》推出夏代积年；最后推出夏代上限为2061BC左右，下限在1554BC左右。而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在2000～1600BC，（杨育彬文中提出的夏代纪年为2070-1600BC，二里头年代2000-1600BC；庄春波所记夏代年代为2061-1554BC，二里头测定的年代范围，上下限分别为：上限1800-1730BC，下限1560-1521BC；《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中所用数据为1950-1625BC，还有1900-1560BC的说法，这里用的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为主要依据，并整合其他意见后的数据），说明二里头遗址都卡在夏代范围之内[22]。

2.5 夏文化溯源

二里头文化被确定为夏文化之后，学术界开始追溯夏文化的初始。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显示，夏代的始年为2070BC，如果选用二里头一期上限是1900BC的数据，期间还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意味着夏代的始年要比二里头一期还早。

20世纪80年代对登封告成王城岗的发掘引起了人们对于夏文化渊源的关注，该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不但有城墙，内部还有十余座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使用青铜容器的证据[23]。其地理位置与文献中夏

禹的都城十分接近，出土器物又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相像，建筑规模也很宏大[24]。此外，测年显示其时代在2190～1965BC，和夏代纪年重合[25]。当时就有人推测这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应是文献中提及的“禹都阳城”。有学者比较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点、各类器物的器型、建筑形式、葬俗等，提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新砦期就是两者的过渡[26]。否定了70年代末老一辈考古学家所认为的“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器物特征上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并不是一种文化”的论断[27]。

有些学者认为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相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中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包括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巩义稍柴等遗址）才是早期夏文化。

但是近年又有学者重提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而是吸收了王湾三期文化及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形成的新的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分属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依据是二里头一期遗存中与王湾三期文化相近的器物群与其还是有较大差别，而王湾三期中带有二里头特征的群体数量比例上亦小于二里头一期[28]。因此，二里头一期才是夏文化的初始。

2.6 夏商分界

与夏文化的初始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四期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是夏商的分界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是相互继承关联的，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才是夏商分界。

根据类型学分析，学者们发现二里头早期（一、二期）和晚期（三、四期）器物类型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还是属于同一体系。而二里岗下层的一些器物如深腹罐、圜底盆、鬲、大口尊等和二里头四期同类器物在形制上没太大差别，但是其它很多器物却有较大差别，而且器物组合有很大差异，二里头晚期的平底盆、瓦足皿、缸、甑、觚、ｈé＠①在二里岗下层几乎不见，二里头晚期常见的爵、

簋、小口瓮、罐等在二里岗下层文化中少见，而二里岗下层出现的鬲、ｊｉǎ＠②在二里头晚期鲜见[18]。

赵芝荃认为二里岗文化是由二里头文化直接发展而成的，理由是：(1)几处较大的二里头遗址上直接叠压着二里岗文化遗存。(2)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陶器的种类基本相同。(3)两者房屋和墓葬形式相近。(4)一些铜器如戈、爵相似[26]。程平山等人认为二里岗文化虽然包含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但是有的器物形制差异很大，种类也有差异，最重要的是二里岗的典型器物在二里头少见或者形制不同。此外，二里岗在豫西以外的其它地方呈现不同的风格。因此二里岗文化是由于地域上与二里头文化的局部重叠，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因素，加上其它地方因素混合，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29]。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学者们一般赞同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

有的学者从城址人手寻找夏商的分界，文献上记载夏桀是被商汤消灭的，因此只要找到夏桀或者商汤的王都就可以确定夏商之交的位置。由于夏都暂时难以确定，因此商都的确认备受重视。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令人瞩目，这座商城虽然规模远不及郑州商城，但是是早商城址之一，可望提供一个区分夏商分界的标尺[30]。最近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夏商分界的确切标志，因为该城年代上距离二里头文化最近，空间位置也只和二里头遗址相距6公里，商文化与夏文化并列发展，逐渐扩张，最后吞并处于晚期的夏文化的可能性非常大[31]。

也有学者以《尚书》、《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提到的“桀奔南巢”、“夏桀无道……避居北野”等为线索，以江淮地区薛家岗、寿县斗鸡台，北面的夏家店等遗址中出现的零星二里头特色器物为依据，认为江淮和晋、冀、内蒙古等地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时候应该就是夏商分界[32]。

像追溯夏的渊源一样，夏商分界的辨认主要还是采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定势思维。其实，国家和朝代的出现和更替与日用陶器的变迁没有必然的关系。不予检视，完全用文献来印证考古发现也非良策，首先夏桀逃亡事件的真实性有疑，

而且突发政治事件和日用陶器的传播似乎根本搭不上界，将两者拉到一起作为判断夏商的分界是经不起推敲的。

2.7 城址研究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一部分学者将其定为早商城址，并引发“西亳说”和“郑亳说”之争。坚持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早商的学者认为三期的宫殿基址是商汤西亳；坚持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的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汤都西亳[33]。随着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变化。西亳说进而分为三派，而郑亳说对于夏代都城的问题也有分化。有的主张二里头三期两座宫殿基址是太康都邑“斟寻”，有的认为三期应属少康时代，有的把二里头一期推为少康时代，三期晚是夏桀时代。另有人并不细分夏王年代和二里头文化分期之间关系，笼统把二里头遗址看作夏邑“斟寻”[34]。

一些讨论还涉及二里头遗址是文献中记载的哪个夏代城址，文献中夏代诸王的居邑和都邑有：禹居冀、阳城、平阳等地；启即位于夏邑；太康居斟寻；相居商丘；后羿居斟寻；少康归夏邑、迁于原；杼迁老丘；胤甲居西河；桀复居斟寻。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一期堆积层薄，物质文化不丰富，可能只是一般居住点。二期时间虽短，但是堆积较厚，可能是人口增加。三期出现宫殿和厚葬墓，之后宫殿废弃，表明有迁都事件发生。四期年代很短，宫殿重新使用，可能恢复了都邑的地位。因此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少康之都“夏邑”，并解释“斟寻”就是少康复国后所回的“夏邑”。尸乡城遗址是汤都“西亳”，由于文献显示西毫并非始建，而是在夏桀的都邑上改建的，因此这座城址可能是后羿始建的另一座“斟寻”[22]。

赵芝荃只是认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都邑，偃师商城则是商汤“始屋夏社”在夏朝统治中心建立的新都，没有明确指明二里头遗址到底为夏代哪一个都城[35]。

目前的有关二里头城址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将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对应。在文献可信度存疑的前提下，任何讨论和结论都难以被看作是历史的事实。

3 讨论

接下来我们想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范例、文献应用等5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为何会引起中外学者如此激烈聚讼的原因。

3.1 认知方法

中国早期国家探源研究虽然是一项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主要参与的学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因此从研究方法而言仍然是本国史学传统的延续。因此，中西学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认知方法的差异。考古学家张光直说过，中国传统史学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其主要方法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以史料和史料考证为主的历史观在三四十年代曾受到过批判，但仍然一直占据着主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36]。我们可以从对二里头和夏的研究中，处处感受到这种主观判断的强烈倾向。

但是西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则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这种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科学认知方法对人类具有普遍的卓越价值，其要义或精髓就是鼓励研究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让怀疑者进行带有敌意的审视[37]。因此，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特点，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正是这种认知方法的不同，导致中西学者在对待一些结论和看法时会出现大相径庭的态度。比如，对夏代的真实性或二里头就是夏这一结论的质疑，我国学者在无法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服别人时，往往就用学界的共识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殊不知，“个别科学家的主观信念，或科学家集团的共识，并不能赋予科学知识以真理性。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并不来自人们的信仰或约定，而是来自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38]

就正常的科学程序而言，任何研究是从“问题”开始，而“怀疑”则是从事科学探索的第一把钥匙。因此，“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39]。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完全按照史籍来展开，学者们无论对待

文献还是自己的判断都缺少起码的怀疑精神。对别人提出的疑问，往往以情绪化的态度来抵制，这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自己讨论的前提和结论不容别人怀疑，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3.2 考古学范例

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采用的是文化历史学的考古学研究范例。这一范例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柴尔德所倡导，并被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所采纳。这一范例的操作方法是用类型学将含有相同或相似器物的组合合并到一起，建立一种与民族学中“文化”概念类似的分析单位。柴尔德一度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当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些拥有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范例已经受到了包括柴尔德本人在内的广泛质疑。考古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柴尔德正确地指出，完全用类型学而不用社会学因素定义考古学文化，有着把同一群体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文化的危险。同样，拥有相同的物质文化并不能证明这个文化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正如物质文化的不同不能说明没有认同意识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可能有不同的渊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样的社群看作是民族学上截然不同的集团。因此，考古学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40]。

正是认识到这一范例的缺陷，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类型学方法开始式微，文化的功能观、以聚落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考古学开始兴起，考古学范例也开始从以文化编年为目的的研究，扩展到关注影响文化演变动因的探索。由于缺乏交流，中国考古学界对60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革命性变革十分隔膜，在研

究中仍然采用西方二三十年代的方法。因此，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中，国外学者指出中国考古方法落后，基本上与美国30年代的方法相仿[41]，并非是刻意的贬低。

在早期国家的探索中，我国学者还未充分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三个难度级别的问题，这就是研究生存方式比较容易，研究社会结构比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42]。目前我国学者在对早期国家的问题上，采用的仍是擅长分期和观察生存方式层面的器物类型学方法，上升到社会结构层面，考古学家必须调整视野，采用不同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由于方法过于陈旧，因此在试图要解决较高难度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具体分析就显得不得要领。

由此可见，上面提及的我国学者的推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为何难以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3.3 文献的应用

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在夏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以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不可否认，文献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比物质遗存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可以直接提供历史信息，不必像考古分析只能用间接方法来推断。但是，不加审视地利用文献也会招来批评。

首先，且不论文献中夏代的真实性如何，我们目前单凭史籍中的记载就确认夏就是第一个国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人或司马迁那个时代所谓的国家和我们探索的早期国家在科学定义上是否一致是有问题的。国际上的同类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文献中的早期国家概念，中外学者显然不同。

一个例子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国家。文献中记载，大约于公元1155年前后成书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国王出现在公元500年左右，这很容易使历史学家将其作为国家出现的依据。但是经考古学独立研究认定，一个真正的国家要到公元780年左右默西亚(Mercia)的奥法国王(King Offa)或公元871

年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时期才形成。十分明显的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所谓“国家”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概念的“酋邦”[43]。

另一个例子是埃及。从文献证据而言，古埃及的国家形成一般认为从上埃及和下埃及政治统一的0王朝开始。但是考古学的独立观察认为，当纳尔迈在征服了三角洲地区之后，其统治方式仍然是南方酋邦的延伸，标志一个国家的特征一直要到第2王朝才真正出现[44]。

根据一种说法，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的《书经》（即《尚书》），据说是周公的言论。一项对这些言论的解读认为，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此外，商代甲骨文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45]。另一流行说法认为，夏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在晋武帝时汲县古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历史学者认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成书于战国中叶[46]。即使以魏襄王20年（前299年）为成书的下限，离夏代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即使夏代的真实性可信，那么如何看待和采用这时隔1000余年的记载，显然是今天学者做研究时必须严谨面对的问题。

英国学者伦弗鲁等指出，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未知社会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历史记录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们会将其自身的观点影响我们，以至于它们不但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无意中限定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我们的概念和术语[43]。

美国学者贝克利也指出，文字记载的历史对于考古学有着双重的危险。它不但会左右考古学采样以求与传统保持一致，告诉考古学家往哪里看，而且还会告诉我们该看些什么[46]。

在没有对文献可信度做详细论证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将其作为确凿依据来推算夏的起迄年代并和断代相印证，而且推算出各位夏王在位的年表，或据此将考古发现的城址与各夏王都邑相对应，其结论备受质疑并不令人奇怪。

3.4 论证程序

在用考古材料论证早期国家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普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建筑基址就说是宫殿，然后就由此推导出一个王甚至一个国家的存在；一见夯土围墙就是城址和都邑，并力求和文献上的某项记载相对应；一见厚葬墓就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发现陪葬或非正常死亡的骨架则被看作是人牲或人殉，是进入奴隶社会的证据；青铜器和玉器就是礼制和王权形成的证据；文字的出现就证明文明的产生。关于国家或王权的讨论都缺乏对主要概念的定义，一旦要寻找理论依据时，就全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的语录，怎样从考古资料中辨认国家社会形态几乎从不予以讨论。

其实，在社会文化现象和它们产生的原因之间存在种种不同的可能性，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单一、刻板和机械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通晓世界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就可能发现太多的例外。这是由于我国学者习惯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很少考虑人类文化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见某种现象就将其看作是某种历史事件的证据。

美国学者索普对二里头遗址一些现象的推理提出不少异议。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他认为只有掌握了遗址中人类活动的充分证据时，才可以判断这些建筑的功能。这样的建筑，不妨称作宫殿式庙宇，可能具有多功能用途。因为参考中国传统的宫殿形式，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

对于中国学者根据大、中、小三种墓葬的等级来推导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认为缺乏依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

在物质遗存上，索普对中国学者把青铜器、玉器等当作王权的象征，进而作为国家的标志持批评态度，认为铜器只是王室的特权实在夸张过头。他反问，如

果把这类器物看作是社会复杂结构的标志，那么早期国家是否就只能到青铜文化中去寻找了？[47]

对此，我们有必要聆听英国科学哲学家贝弗里奇的告戒：“传统的科学方法、常识和直觉思维对于处理复杂问题通常是完全不合适的。在这里用a造成b，然后b再造成c，而不考虑其他影响的直觉思维已经不行了，而且可能会误入歧途”

[48]。

3.5 通则与个案

目前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仍然围绕编史学的问题展开，缺乏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于是，学者们满足于确定中国第一个国家出现的地点、时间和特征，并不考虑它形成的原因。张光直对此曾深表困惑：“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

[49]因此从研究层次上，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还只限于个案的范畴，无法为社会科学通则性的探索提供具有普遍价值的成果。

涉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必然要依赖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考古学强烈的编史倾向，使得理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理论的欠缺又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设计和材料的阐释，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探讨，学者就只能从史籍中来提出问题，凭自己的经验和推测来下结论。由直观获得的经验判断无论在观察深度还是在解释的可信度上都十分有限，难免出现众说纷纭和饱受质疑的现象。

其实，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提高研究层次和分析水平，加深我们对早期国家产生的原因、性质和特点的了解，并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深入到国家形成的机理和深层动因。

在西方的科学价值评判来看，通则性的规律探索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核心和精髓，因为它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具有世界意义。我国学者拘泥于史料的个案研究与

西方强调普遍意义的通则研究相去甚远，这种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中外学者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歧见。

4 小结

从本文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回顾以及中外学者观点分歧的剖析可见，中国学者在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上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国际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传统的问题，也与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张光直指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50]。如果对国际学术进展一无所知，这种闭门造车、方法陈旧的研究一旦要与国际接轨就难免招来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我们应当虚心聆听这一告诫：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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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及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建筑

史前及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建筑 早期文明的建筑形态 从远古到汉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好几千年的跨度，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来说，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甚至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也还有很多未知的，也还有很多的不能清楚地表述的地方。对于建筑而言更是如。要想很准确地描述上古时期的建筑形态，还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讲到中国历史，可能就会提到夏商周这些早期的著名的王，它们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仍然很难对它们做出确切的描述。也就是说在我们建筑史的特别是早期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的空白点，对于每一个对中国建筑史感兴趣的人，都存在着很多可能，去发现、去探索、去研究、去重新描绘这些时代建筑的发展。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早期文明，人类早期文明在西亚开始发展。他们开始有了最早的城市，然后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影响周边地区的一个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埃及的文明在发展，欧洲的文明在崛起。 中国的文明发展得也很早，大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了最早的城市，这个是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的。我们的文明从那个时候，再到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夏的时代。中国的文明在夏代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转入阶级社会时期。 世界建筑发展，在西亚最早出现 城市，大约已经到了公元前将近1万 年的时候最早出现了城市。 西亚早期城市

到了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在欧洲北非等地开始出现了许多，类似巨石阵这样巨大的一些古代遗迹。 巨石阵 这个时期是世界的版图上人类文明逐渐发 展演化走向辉煌的一个时期，中国的文明是在 这个坐标中，在走着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文明从旧石器时代时期开始，就是从公元前1万年往后推，到了新石器时期，大约公元前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代，开始有了仰韶文化，有了后来的红山文化，有了大汶口文化，有了河姆渡文化等。总体可以把文化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南方发展的，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一个地区文明。一个是以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再有就是东北沈阳，包括内蒙的红山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建筑形式，这些建筑是根据它的环境，根据它能够有的材料，根据它的生活方式来产生的。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摘要：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国家起源都邑 早在20 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 ] 。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一从文献中解读关于夏王朝的定位问题

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夏王朝的描述，《尚书》、《左传》、《国语》、《诗经》、《礼记》、《竹书纪年》及先秦诸子中都有一些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虽然记载琐碎零星，但通过对其中的整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的到夏王朝是当时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地区就是黄河、伊河、洛河的交流处，现在河南省西部。 《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 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 祝融也, 崇, 崇高山也夏居阳城, 崇高所近”此阳城即今为登封告成镇, 在篙山的南面, 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面。1977年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告成王城岗遗址时, 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堡基址, 可能 即为夏代初期的禹都阳城, 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逸周书·度邑解》自洛呐延于伊呐, 居易无固, 其有夏之居。”二里头遗址位在伊、洛两河之间、洛阳平原的东部与文献记载是恰相符合的。《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帝孔甲于东阳贫山”的传说。《水经注》河水,于盟津今孟津后引其文, 又注之曰“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东首阳山, 在二里头遗址之北, 相距约公里。《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 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夏本纪》正义“《尚书》云‘太康失邦, 兄弟五人须于洛呐。此即太康之居近洛也。”古本《竹书纪年》“后架伐眠山??而弃其元妃于洛。”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边上, 与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史记·吴起列传》,’夏果之君, 左河济, 右泰华, 伊胭在其南, 羊肠在其北。”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在此范围之内。《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攒曰“《汲泉古文》“太康居斟, 翼亦居之, 梁又居之。”二里头遗

再谈二里头文化

再谈二里头文化 ——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立新 以往相关研究 王立新教授认为以往关于二里头文化来源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对文化来源的探索过于笼统，比如常有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稍具体点的也只是说二里头文化是由豫西龙山或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 其次是受文化单线演进模式的影响太深，总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一地的文化都应该是自古“一脉相承”的。 最后是只关心过程而不关心动因;比如大多数的研究只是从文化成分相似性的角度推测二里头文化来源于哪支文化，甚或怎样来的，而不回答为何会如此而来。 李伯谦先生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中曾经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形成的夏文化，主要根据就是二里头文化中有一组来自山东地区的文化因素(《文物》1986年第6期)。该文不仅分析了二里头类型的形成过程，而且首次系统阐释了该文化的形成动因，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认识。 而邹衡先生则对此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中所含东方因素，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在河南地区出现，并非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近年禹县瓦店等遗址的发掘，证明邹衡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 那么，二里头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王立新教授认为:探讨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动因，首先要系统分析该文化分布区此前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随着新资料的层出不穷，人们不仅认识到过去所称的“河南龙山文化”实际包含了若干面貌不同、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就是以“王湾三期文化”统称的嵩山南北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存在着南北差异的。有人将其分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有人则将其分称为“郑洛区”和“汝颖区”。 而王立新先生则赞成陈冰白先生的意见，认为分布于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与分布于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其间的差异并不是单个器类的有无，而主要表现在各器类在陶器群中所占的比重上。 比如在“王湾类型”中，第二期文化夹砂罐所占的比重为22.20%，夹砂鼎的比重则小于3%;而到了第三期文化，夹砂罐的比重则变为了31.68%，夹砂鼎则不存在了。在“煤山类型”中，夹砂罐所占的比例为13.70%，夹砂鼎则为22.50%。 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成分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湾三期类型”和“煤山类型”不仅陶器群面貌存在鲜明差异，即使是在房址、窖穴的形式等方面也有重要差别。二者应分属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这样看来，二里头文化的主体陶器群就是由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和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相互整合而形成的。前述E群陶器中的多数器类也是在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旧有器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吸收了部分来自晋西南或关中地区的文化因素。 以往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砦期遗存的概念(指新密新砦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作为豫西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过渡阶段。那么，何为新砦期遗存,为何会产生这类遗存,就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河南中西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主源，这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 但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将嵩山南北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不加区分的看作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因而，由龙山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变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单线渐进式的

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

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博士生李福敏 中国文化的起源向来是从夏商周三代说起。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史上从传说走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三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的；国家在此阶段形成，整个中国历史时代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古代史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是政府中的重要官员，职掌天文、历法、记注，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及国家典籍的保管。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中国文明的特色及中国史官文化，并直接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一、夏商周三代史官的建置与史官的地位 我国古代“史”即是史官。《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设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意。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手持簿书也。”江永以中为簿书，与今人所说的案卷同义。吴大澈《说文古籀补》从古字形上“史”像手持简形，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一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算与简册本为一物，因为史之所执，因此盛算之“中”为记事简册。他的结论是“中”是盛算之器，“史”持书之人。这些都说明“史”是掌簿书、记事的人，所以，古代史官，就是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

我国史官建置是很早的，传说在黄帝时就有史官。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说：“盖史官之建置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这些论述说明史官的建置是很早的。至三代时，史官已有确证。夏代在考古学上虽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揭晓的迷，但二里头文化已经证实了夏代的存在。考古研究表明夏代已经是奴隶社会，国家已经形成，社会规模空前扩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活动空前复杂，于是文字、文书成为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史官成为必置的官职。据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记事、掌管档案之官——太史令。而且在夏代的官吏中太史令是以谏桀无效而闻名于世的。《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又《淮南子·汜论训》云：“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可知夏代已有太史令的设置，其职能不仅负责形成文书和保存档案文献而且还可以据典劝谏君主。可见其地位是由其职能决定的。 商代的史官，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列举的史官类官职有：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北史、卿史等。其中乍(作)册是主持册命的官员，卜为占卜的官员。“史、卿史、御史似皆主祭祀之事。”①他们不仅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的保管，而且掌管占卜、祭祀等职责，是神职人员。在商代的神权政治中自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礼记·表记》载孔子讲到商周三代的思想意识时说：“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商代的统治者标榜自己是神的化身，而且还与天上的最高神联系起来。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见商人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因此一切大政均要向神请示。史官，即是神职人员，也就是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负责占卜，又以占卜决策，形成文书，以指导政事。 至周代，史官的建置进一步完备，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有史官。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中大史掌建

4.3 二里头文化与认识夏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 第四单元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第3课二里头文化与认识夏史 知识目标 1.了解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夏史文明探索中的作用。 2.了解如何运用文献中的资料与考古成果研究二里头文化与重新研究夏史。 3.掌握一些重要概念：年代标尺、积年和夏文化。 能力目标 . 通过二里头文化研究对夏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之谜，了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本常识，增强历史感，培养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 情感目标 1.通过掌握近年夏文化研究成果，更全面地了解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培养民族自豪感。 2.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3.引导培养学生对古代文明的向往和珍惜之情。 教学重点 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教学难点 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方法

归纳法、问题探究 教学过程 本课教材在初步了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情况的基础上，向学生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夏史文明探索中的作用：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是建立夏年代标尺的基础；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本课引言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中的一段描述开始，提出了与本课中心内容相关的问题，并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可从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并将它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进入新课内容。先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从未有过中断。从我们的古籍文献中，可以看到“骄傲”的历史——中华文明肇始于伏羲，而兴盛于黄帝，接下来便是尧舜禹、夏商周，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如果再向前追溯，还有燧人氏（暗示已会使用钻燧取火）、有巢氏（暗示人们在树上结庐而居），这是多么遥远的历史，这似乎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但是，这一切，只是被限定在了古史的“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走向繁荣的时期，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竟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古希腊、古埃及等几大文明的历史，在西方学者一百多年努力下，研究成果显著，古史年代历历在目。古埃及的年代可上溯到六千多年前，如要加上传说时代，还要延续更长。转回身再看看我们的历史：我国古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个公认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有影响。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这就向中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的，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进一步科学化，制定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夏商周断代工程共涉及9大课题、30多个专题，而每一个专题都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科学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直接参加工程的专家学者达170人，4位科学家被聘为首席专家。四位首席科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四个大的门类：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天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五 第四单元 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单元测试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五第四单元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一、单选题（共15题；共30分） 1.中国古代有“禹铸九鼎”的传说，考古工作者在属于夏王朝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也发掘了不少铜渣、陶范残片和铜镞、铜锥等。这表明夏王朝已进入了( ) A. 旧石器时代 B. 新石器时代 C. 青铜时代 D. 铁器时代 2.下图这件著名的青铜文物的朝代和出处是（） A. 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 B. 夏代偃师二里头 C. 商代安阳殷墟 D. 商代，广汉三星堆 3.下图是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对于进一步探索二里头夏朝文化遗址有效方法是（） ①进一步研究考古资料②研究《史记》等文献 ③研究《资治通鉴》等文献④研究先秦故事传说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 D. ①② 4.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考古发掘就成为今天了解那段历史的最主要方式。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用于盛酒的青铜酒器，这说明（） A. 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人就掌握了酿酒技术 B. 商朝的青铜铸造工艺相当发达 C. 夏朝的农业耕作水平日趋成熟 D. 酒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饮品 5.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埋葬方式，这说明死者生前( ) A. 社会地位存在贫富差异 B. 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C. 生活习俗存在差异。 D. 宗教信仰存在差异

6.“崤函帝宅，河洛王国”，洛阳自古被华夏先民认为是“天下之中”，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下列有关古代洛阳商业发展的叙述比较符合史实的是（） A. 二里头（今洛阳境内）发现商代的“贝”，表明其在商代开始出现商业活动 B. 隋朝时期的洛阳商贸经济十分发达，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统一监管 C. 唐朝洛阳“商贩贸易，车马填塞”，说明其商业活动完全突破市的界限 D. 北宋时期的洛阳商店、酒楼随处可见，商业网点已同居民区紧密结合 7.我国发现最早的宫殿遗址是哪里？（） A. 二里头 B. 半坡 C. 河姆渡 D. 北京故宫 8.在河南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些青铜器，主要有小型青铜器，但也有青铜礼器——爵，这表明当时的中国（） A. 处于“公天下”时期 B. 进入“家天下”阶段 C. 确立了“封邦建国体制” D. 形成“内外服”制度 9.下列对夏、商、周三朝都城位置的表述，正确的是（） A. 都在今天陕西省的境内 B. 都在关中地区 C. 都在今天河南省的境内 D. 都在今天的黄河流域 10.1955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论及古史辨运动和中国考古学创始之初的情形时说：“如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论及公元前3000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我们得先记住，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这段材料强调在远古史的研究中应重视( ) A. 历史传说 B. 文献资料 C. 史学探索 D. 考古发掘 11.可以从中判断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的有( ) ①墓葬的形制②墓葬的朝向③随葬品的数量④随葬品的种类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2.夏朝的都城据说是阳城，但是阳城在哪里，没有定论；商朝的都城最初也是搬来搬去的，后来商王盘庚将它稳定下来，都城在（） A. 二里头 B. 殷 C. 朝歌 D. 商 13.至今仍有史学研究者质疑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

早期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教学设计 初步掌握从历史传说中汲取相关历史知识的能力。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概括从文明初期到西周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 相关历史网站的内容，进行思考和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等方法来学习相关问题。 教师应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考古材料的同时，要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独立思考解答问题，并随时予于恰当的评价。同时，还要 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之情。 通过对考古知识的了解与运用，培养崇尚科学的精神。 通过对祖国文明进程的认识，理解历史不断前进的规律，增强维护祖国历史光荣、推动民族文化进步的责任心。 使学生深入理解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学生刚刚开始涉及政治专题知识，纵向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尚欠缺，教师要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提高汲取历史传说中有关知识的能力。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概念性很强的内容，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利用图片、史料来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 在引导学生复习中国朝代更替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实施背景、内容和作用的讲述或讨论，了解我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三）教学准备 课件，多媒体设备 （四）教学过程 教师向学生提供“古代中国朝代沿革表”，帮助他们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以此作为时间坐标，为政治史的学习打下基础。 【导入新课】 师：大家在初中就已了解我国古代的历史，能否准确背诵出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顺序？生：答后，学生齐声朗读 中国古代朝代顺序歌 夏商与西周，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夏商周考古期末考试模拟试题

西北大学考古学通论复习题 1、简述二里头文化特征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 特征：二里头文化的特征主要变现在一组富有特征的陶器上。二里头文化四期陶器变化明显，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沿用，但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四期。 与夏的关系：⑴从年代上看，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这在考古地层上有证据；⑵从地城上看，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其中以豫西、晋南为中心；⑶从文化内涵上来看，二里头文化已经出现青铜冶铸业，进入到青铜时代。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对于二里头文化中最重要的二里头遗址，有人认为当属夏都斟鄩故址。 2、列举商代主要城址及其布局 ⑴偃师商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小城面积约80万㎡，大城面积约200万㎡。城四周均有坚固的夯土城墙，墙外有壕沟或护城河环绕。城内有4初夯土建筑基址（南三北一），穿城门的大道、沿城墙内外侧的顺城路、通往各主体建筑的道路网，宫城内池苑与城外相通的给排水系统、大型建筑相配套的排水道、简易排水浅沟。城址北部有制陶遗址和中、小型房址等，可能为手工业作坊区和一般居民区。城址东北部还发现了铜渣和陶范等青铜冶铸遗物，证明那一带应有铸铜作坊遗址。城墙内侧附近则较为集中地分布着若干小型墓葬。 ⑵郑州商城：平面近长方形，L：6960m。内外城墙均夯筑，墙体有“主城墙”与“护城坡”之分；郑州商城东北部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基址，是商的宫殿区；有金水河、熊耳河、水井、蓄水设施、壕沟、护城河等给排水设施；城垣之外分布着同时期的许多居住遗址、各种手工业遗址及中、小型墓地；城北的紫荆山以北有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各一处，城西的铭功路一带有制陶作坊遗址，；城南的难关附近也有一处铸铜作坊遗址。 ⑶小双桥遗址：总144万㎡中心区15万㎡。 ⑷洹北商城：平面近方形，边长2100～2200米，面积470万平方米；方向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一致；城内发现多处夯土台基，在城中南部发现大范围夯土建筑群，排列密集有序，可能是宗庙、宫殿类建筑；还发现房基、水井、灰坑、墓葬等。 ⑸黄陂盘龙城：平面略呈方形，面积7万多㎡，城墙夯筑技术与郑州商城相同，城墙外围有护城壕，两者均为该城的防御设施；宫殿区在城北部高地上；在盘龙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城东的李家嘴等地发现商代二里岗期墓葬。 ⑸殷墟：东西6公里、南北5公里，面积近30平方公里；规模：小—大；人口：少—众；布局：洹河之南以小屯、花园庄为中心的宗庙宫殿区和洹河北侯家庄、武官村北的王陵区。洹河两岸分布其他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族墓地则分布在居住区附近及外围地区；

早期国家的形成

第二课早期国家的形成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城市的出现、王权的神圣、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早期军队与刑法的功能等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意识到国家的形成与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通过学习古代王权、等级制度和维护工具，理解人类早期社会冲突的根源，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王权的至高无上和残酷性，对广大被统治阶级的境遇能抱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怀。 通过对城市等文明标志物的了解，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的意识，认识到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能力目标 通过人类早期城市遗址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并能够尝试着比较古代和现代城市在景观上的异同点。 通过学习早期国家不同阶层人们的遭遇和地位，使学生能够学会从印度种姓制、中国分封制度等现象分析出制度背后所涵盖的社会阶级分化本质。 通过观察图片、阅读文本等具体资料的方式运用，学会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君主、军队和刑法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的作用。 3、知识目标 乌尔、摩亨佐·达罗、二里头等城市遗址；埃及法老和金字塔，大禹和九鼎；古埃及的社会等级，印度的种姓制，商朝的阶级划分；古代军队，《汉谟拉比法典》，夏商的刑法。 教学重难点 1、重点：城市、王权、阶级等如何体现出国家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2、难点：王位世袭制、种姓制等抽象概念。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提问：有谁知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什么？ 学生阅读课前提示后回答：国家。 过渡：国家是从哪些方面表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呢？从而导出新课学习。

2、城市开始出现 ①阅读课本，以“城墙、宫殿、公共设施、街市、作坊、神庙”六个关键词为例，并结合图册P10，尝试描述下列城市遗址当时的风貌： 西亚的乌尔城；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夏商的二里头遗址。 ②结合初一所学关于现代城市功能社区的划分，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比较：古代城市同现代城市，有什么异同点？ ③拓展活动：设计并描画一幅你心目中的城市想象图，并准备一段精彩、精准的导游词，带领同学们超时空旅游你的城市。 3、王权神圣 ①古埃及： a. 埃及国王为什么称“法老”？住大房子、宫殿的人。 b. 他们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人神合一处；死而复生处；权威和地位的象征。 c. 课本图2－12上的面具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权威、地位之高。 ②中国夏朝：禹和启分别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巩固和扩大王权？（知识补充：九州、九鼎） ③拓展思考：如果你是古代某一国的君主，你会借用神的权力来辅佐治国吗？这种方法放在今日世界还能行得通吗？会出现何种情形？ 4、分化的社会 ①阅读课本，感受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生活和境遇的天壤之别。并思考： a. 古代埃及社会分乘哪几个等级？ b. 古代印度社会等级制度叫什么？各等级具体称呼？相互间有什么样的义务和权利？ c. 在商朝社会，哪些人是统治阶级？哪些人是被统治阶级？ ②拓展思考：有人认为夏商的奴隶制社会生活不如史前时代人们的平等生活好；有人认为夏商社会比史前的氏族部落进步多了。你怎么看这两种观点？说说你的理由。 5、军队与刑法 ①阅读课本了解古代军队概况，补充介绍古代埃及或夏商战争事例。 ②思考：军队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发挥什么作用？维护统治，巩固王权，开疆拓土。 ③拓展活动——模拟法庭：演示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时代的法庭场景，由同学分别扮演法官、奴隶主、自由民、奴隶等角色，表演课本P34的相关条文。明白法律是为统治服务的工具。 ④结合《汉谟拉比法典》条文和图2－21的商朝刑罚，思考： 古代法律精神与现代法律精神有什么不同？非人性化；不平等性。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_向桃初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向桃初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文化传播南方地区KEYWORDS :Erlitou Cult ure Cultural Diffusion Sout h China ABSTRACT :T here have been several dozens of localit ies bearin g remains relat ed to Erlitou Culture found to dat e in the Yan g tze River Valle y or to its south.T hese rem 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zones.B y anal y zin g the dates,cultural natures and zonin g s of t hese rem ains,w e can out line t he routes and dates of t he southw ard dif 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how ever,the diff usion methods varied accordin g to t he times and back g rounds of their takin g p lace.The southw ard dif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 st arted the new st a g e f or t he archa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to follow the rh y t hms of t he evolutions of the cultures in t he Central Plains in macroscopic or overall view s,and for the sout hern regions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his -toric syst em of China cent ered by t he Central Plains. 作者:向桃初,长沙市,41008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考古2011年第10期o 研究与探索 第10期 #47(总911)#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因为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传世文献中的夏人或夏王朝,更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形成。近20年来,南方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遍及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分析这些遗存的文化性质及其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既有助于探讨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特征及动因等,又可促进对中国古代文明及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二里头文化的南传。 一、南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关 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本文/南方地区0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二里头 文化相关遗存0是指有与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0相同或相近之遗迹和遗物,即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此,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可以为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也可以是其他考古学文化但包含有二里头文化的某些因素;年代既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也可能晚于二里头文化。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定采用邹衡先生的观点,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1]。 根据目前发表材料,南方地区所见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达数十处,本文依文化面貌和性质并结合其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将它们分为九个区(图一),各区代表遗存及其年代和文化性质等如下。 ?区:豫陕鄂交界地区,指汉水中、上游交接地区。包括豫西南、鄂西北和陕东南地

第2课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教案

第2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教案 第四单元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一、教学目标 目标内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识记理解运用丰富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中的遗迹、遗物、墓葬工具用具制造水平反映当时生产力水平通过遗存考察社会状况观察图片对比分析了解先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宏伟的宫殿一号宫殿建筑遗址情况宫殿是王者居住地，社会政治中心宫殿建筑反映了当时建筑水平的发展问题探索居住建筑的优化美化特权化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不同的系类、质料、形制、纹饰陶器变化反映生活水平变化考察陶器与宫殿建筑的联系分析对比饮食器具进化，建筑材料的进化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1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重点初步掌握宫殿和陶器的一般知识。难点大型宫殿基址与都城的关系。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本教材主要从3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我国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丰富的文化遗存，宏伟的宫殿，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在遗存中突出对宫殿和陶器的介绍。本引言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重点介绍陶器：因为陶器能反映人们的生活、反映时代特点、区域风貌，成为考古学界探索古文明的重要物。仰韶彩陶、山东龙山黑陶、河南龙山灰陶是不是夏文化，有激烈的争论。第二部分：明确提出2个

要探究的主要问题，大型宫殿遗址与都城的关系如何？二里头文化各期陶器有何异同？引发好奇心，激起对二里头遗址考察的关注，引向华夏文明的探索。第三部分：列出3个重要的概念，文化遗址与遗存，房址和宫殿基址，陶器系类。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第一目“丰富的文化遗存”教材介绍了遗存的内容是指遗迹、遗物和墓葬三个方面的问题。1先人足迹──遗迹：指灰坑、铲迹、房址、窑址、灶址。三期是繁荣阶段堆积较厚，内涵丰富。一号、二号宫殿基址考古意义最大。它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建议教师通过图片，补充以下说明。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1号宫殿位于遗址中部，为整体略呈方形的夯土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基址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阿重屋式的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夯土台基正南边缘中部是大门。其东北约10米，为2号宫殿基址，南北长728米，东西宽8米。殿堂同样建筑在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回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两座由殿堂、廊庑、庭院、大门等单位

第二章文明之初的艺术成就夏商周

第二章文明之初的艺术成就夏商周（约前21世纪—前771） 第一节先秦艺术 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代开始，以及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统称先秦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产生较多的剩余，私有财产开始出现，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的关系开始迅速瓦解，人人平等的社会逐渐消亡。人类社会从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革命上的变革。21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标志着中国数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从诞生到鼎盛的时期。在奴隶制度下，大量的奴隶被用来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场革命技术酝酿成功，冶铁术正式诞生，青铜器迅速流行，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类社会由时期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是农业革命以来的有一次飞跃。 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生产力水平的代表，也是这三代艺术的典范。 除了青铜器，夏商周时期在陶瓷、玉器、书法、金器、漆器、牙骨雕刻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陶瓷方面，白陶、印纹硬陶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烧纸成就，商代中晚期出现的原始瓷器更是划时代的创造，它是中国陶瓷史上重要的一页，瓷器由此开始登上了中国工艺美术的舞台。 玉器与贵族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部分是被严格规范化，制度化的礼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一部分是生动活泼的装饰性玉器，供日常

佩戴用，极大丰富美化人类的生活，使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 甲骨文与金文作为最早成熟的文字，，书写时的点画结构、布局篇章极具表现力，具有艺术的特质，大量出土或传世的甲骨、金文展示了书法的最初魅力， 金器以天生丽质的色泽，在装饰其它工艺品的同时，显现着自身华丽的美感，并逐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表现力中国工艺品在产生之初，就不仅仅为了满足使用性，在使用功能以外给予了制作者以广大的艺术创造的空间。

早期国家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学习目标】 （1）分别说出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背景、内容和影响等，进而分别归纳出宗法制和分封制的主要特征，从中认识它们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 （2）归纳宗法制和分封制间的相互关系，并说出它们的共同点，进而归纳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特点，从中体会中国古代人民的政治智慧。 （3）说出学习本课的主要方法，指出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大致步骤。 【学习过程设计】 第一环节构建知识体系 导入新课，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本节课的宏观知识结构。 第二环节分析知识要点 运用问题，引导学生学习课文，初步构建本课知识结构。本环节目标达成的表现是：师生共同探究完成下列问题，并形成本课知识结构。 知识点一“王”的出现和“帝”的传说——早期国家的形成 根据第一目内容，解决下列问题： 1、早期国家是怎样形成的？大致在什么时间？ 2、我国迈入早期国家阶段的突出标志是什么？

〖问题讨论〗：推动中国迈入早期国家阶段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活动探究〗：收集材料，走近早期政治文明 下列是某同学收集到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你能获得哪些历史信息？你认为要走近早期政治文明应从哪些方面收集材料？ 知识点二夏商政治文化 根据第二目内容，解决下列问题，使学生明确夏商时期的政治文化为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1、夏王朝开创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对后代影响深远？ 2、商代政治的两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点三西周的政治制度 根据第三目、第四目的内容，解决下列问题： 1、请学生自学第三目内容，总结概括西周的分封制主要分封哪几类人？被封的诸 侯有什么权利义务？ 周王 〖问题讨论〗：如果你是周天子，你选择分封制是因为分封制有哪些有利因素？你考虑过实行分封制在以后会有什么弊端吗？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笔记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 1959年徐旭生等人在豫西地区进行“夏墟”调查，在偃师县附近发现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比较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故夏鼎把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后改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从上而下堆积有：汉文化，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 二里头文化特征：陶器：夹砂的灰陶和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器物里普遍的饰麻点(二里头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盆，甑的口沿下，附加一对鸡冠形的鋬(pan) 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二里头文化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碳14测定的绝对时间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前。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 宫城，道路呈井字形，构成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许宏博士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 的都邑。二里头宫城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宫城的祖源。3号建筑宫殿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6号宫殿建筑基址时间处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文化早 期过渡的时间点上。 宫殿南侧大道的早期路上发现车辙痕迹，把我国双轮车

的发现提早了200年，为探索古代车的起源提供资料。 二里头巨型坑：类似的在偃师商城中发现过，通常认为是国家祭祀场所，此坑发现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源头提供了线索。 绿松石废料坑，该坑与绿松石器制作作坊有关，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 小型建筑，墙和地面都出现了火烤痕迹，说明他们基本解决了房屋潮湿问题。平地所建的民居建筑为我国后来的居民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国龙：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 青铜爵和青铜斝(jia)，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而成，标志我们青铜器的铸造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嵌绿松石铜牌饰：目前发现最早的，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中艺术品制作成就比较突出。 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所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种建筑，墓葬，青铜礼器和玉器等高规格文化遗物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具有都城规模和内涵的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建筑和墓葬的等级分化表明当时已经进入社会复杂化的国 家社会阶段。

第1讲 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第1讲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编者选题表 考点角度题号 夏商周时期夏商时期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1西周的治国理念2史料实证——西周实行分封制3分封制推动族群融合4分封制扩大周的统治区域5 西周王畿的史料考证6 综合7 一、选择题 1.(2019·安徽合肥二模)殷墟甲骨卜辞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考察卜辞可以发现,商代的宗教崇拜经历了从图腾神崇拜到自然神崇拜再到血缘祖先崇拜的过程,这反映了() A.宗教信仰逐步确立 B.王权统治的神秘性 C.人本意识日益显现 D.宗教观念的制度化 解析:C材料中“从图腾神崇拜到自然神崇拜再到血缘祖先崇拜”说明商朝的宗教意识逐渐从自然转移到人,体现出人本意识逐渐强化,故C项正确。材料说明的是宗教信仰主题的变化,不是说明宗教信仰逐步确立,故A项错误;商代统治方式是实行王权和神权结合,材料并没有说明王权统治的神秘性,故B项错误;材料说明宗教观念在商代逐渐

变化,并不是说明宗教观念的制度化,故D项错误。 2.(2019·福建厦门质检)殷商时期,人们占候云气、祭祀神灵以求福佑。西周时期,统治者认为“天命靡常”,专门修筑灵台,设置职官观天望气,以指导政务修行。材料体现了西周() A.因朝代更替而否定天命神意 B.君主集权强化祖先崇拜 C.重制度人事以顺应社会变迁 D.祭祀活动巩固宗法制度 解析:C材料体现的是西周天命观念变化,并未否定天命神意,故A项错误。西周时期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实行的是贵族政治,没有建立君主集权,故B项错误。依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以史为鉴,认识到天命并非恒常不变,不是获得了就可一劳永逸,而是因人而变。天不再只是毫无条件地庇佑本族,而是眷顾有德行的人,因而“专门修筑灵台,设置职官观天望气,以指导政务修行”,这体现了西周重制度人事以顺应社会变迁,故C项正确。D项错误,材料体现的是西周天命观念的变化,与宗法制度无关。 3.(2019·百师联盟摸底)下表为不同史籍有关周朝“分封制”的记载。据此能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