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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

卢梭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
卢梭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

第20卷 第8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0 No.8 2011年8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Au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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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8717(2011)08-0021-03

论卢梭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与拯救

刘 同 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本文追溯了卢梭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尝试,他试图把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以解决现代社会私欲和德性的冲突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完全是偶然性的,卢梭认为历史不存在前定的终点和目的,因此现代未必优于古代,他对现代性主流观念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人性;德性;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公意 中图分类号:B565.26 文献标识码:A 一、卢梭问题的由来

摒弃古代哲学家们的自然权利学说,卢梭认为霍布斯清楚地看到了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定义的缺陷,他赞同霍布斯对自然法的理解:自然法的根基必定在于先于理性的原则之中,也即在于不见得就一定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之中,他还进而赞同霍布斯之把自我保全确定为自然法的原则。

卢梭从霍布斯的这一自然状态的前提出发,而后又偏离了他,在卢梭看来霍布斯是前后不一的,他一方面否认人天生有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参照自己对社会的人的阅历来确定自然人的特征。卢梭是这样论证的:自然人不是邪恶的。自然人不可能是骄傲的或者虚荣的,因为骄傲心和虚荣心为社会的出现做了铺垫,如果他们是骄傲的或者虚荣的,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为了伤害他人而伤害他人。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乃是“离群索居”的,人类生存于原始独立状态的时候,彼此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经常性的关系。野蛮人并不是邪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知识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限制,而只是感情的平静与对罪恶的无知。自然人是被自爱心或者说对自我保全的关切所支配着,因此只要他认为这样做能够保全自己他就会伤害他人,但是他不会为了伤害他人而伤害他人。卢梭认为自然人是充满同情心的:倘若自我保全的本能的强大推动力没有被同情心所缓解的话,社会出现之前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卢梭发现了两种先于理性而存在的人的本性,“一种本性使人对自己的福利和自我保全极为关切,另

一种本性使人本能地不愿目睹有感觉力的生灵(主要是

人的同类)受难和死亡”。①

区别于格老秀斯所说的自然人的不幸福状态和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就像狼一样,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保障了个人的彻底独立,自然人天然是自由平等的,因而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幸福的。自由是求得自我保存的手段,而平等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居于他人之上,阻止他人行使自由,这种权利乃是大自然的直接赠与,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他们是彼此独立的,每个个体对需要用来自我保存的东西都具有无限的权利。

二、卢梭对现代性主流观念的批判

霍布斯认为先于社会人就是理性的,因而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就是与社会契约的缔结相对应的。卢梭却认为人们脱离自然状态冒险进入文明不是由于很好地还是糟糕地运用自由或者是出于根本的必然性,而是由于机械的因果或者一系列的自然的偶发事件。

卢梭和启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决裂,启蒙运动希望把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私转化成为开明的自利,卢梭对此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他说“无论何物,只要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

他指明了科学的危险。首先在大量的不同见解中无法确定何为真理,更可悲的是有幸发现了真理,却最终被歪曲和错误的利用,科学的目的是虚幻的。科学产生并滋长了闲逸,多余欲望的满足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享乐,最后就演变成了必需品,不断增长的欲望变得没完没了,

收稿日期:2011-04-20

作者简介:刘同松(1986—),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读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

并且召唤整个经济的供给,这种享乐最终变成了排他性的,物欲纵横构成了私人的冲突与战争。科学和艺术的优越性所带来的是不断追求优越感的布尔乔亚。他处于两个极端,好的自然人和道德公民之间的某个位置,是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者,他需要社会及其法律,但仅仅是作为私人目的。布尔乔亚是伪善者,他的道德是金钱性的,他的每一个社会行为都要求回报。理智上的愉快成了虚荣的饰品,他们相互取悦,为了博得别人的赞赏,甚至于不择手段。科学和艺术教会布尔乔亚塑造和修饰自己,学会让感情使用造作的语言,在礼节的绚烂装饰之下隐藏自私而贪婪的欲望,他们“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间才会为人称赞的优秀作品了”。③

卢梭进一步指出对科学的追求,需要对天赋的呵护,那是属于自然的不平等的即智力的差异性,最终科学导致了对于卓越性和傲气的关切,“人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是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是不是有用,而只问它是不是写得好”。结果是到处都是偏爱赏心悦目的才华而不爱真实有用的才华,对于聪明才智的滥加犒赏,导致了德性的湮没无闻。

在《论戏剧》中卢梭对以艺术为前提的进步观念进行了审理:他指出戏剧倾向于满足观众单纯的娱乐需求,然而对于主体,最健康的生活却应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提供给自己身心的充实和快乐,这是一个内在满足的过程,不需要外在娱乐。戏剧只是强化了人内在的激情,却不能改变已成的风尚。当观众以纯粹旁观者的身份在场会立即站在正义一边,但是如果触犯了个人的利益,感情就会脱轨。卢梭指出戏剧提供的美德感受只是停留在舞台效果上,而这对于道德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戏剧只是在“用过分便宜的代价来满足对人心本来就有的善的渴求”。④

三、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尝试

这样的科学和艺术同德性是不相容的,但在卢梭那里有一种科学是与德性相匹配的,那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德性是“纯粹灵魂的科学”。德性在卢梭那里是一种古典性的,即爱国主义、为公精神,它是一种政治品德、爱国者的品德,或者说是一整个民族的品德。在卢梭看来正如自然人是前理性的,德性也只能是社会性质的,德性要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自由社会要以德性为前提,二者彼此相属。纯朴和天真的灵魂和人民的确是美好的,然而却容易误入歧途。

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乃是自我认识: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曾经说道:“无论是智者,无论是诗人,无论是雄辩家,无论是艺术家,抑或是我自己,——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是善,是美。然而我们之间却有着一个区别:虽然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但全都自以为知道些什么;至于我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对自己的无知是毫不怀疑的。因此神谕加之于我的那种智慧的全部优越性便可以完全归结为:我能够确信,我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是愚昧无知的”。⑤他安心于实践德性,留给他的弟子以及后人的全部就是他德性的践行,他是善于教诲人的。苏格拉底的智慧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或克制而行,它有着针对种种诡辩巧计来保护德性的职责,能够就人民的义务以及善的社会的各种特性启蒙人民。为了履行这种职能,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必须是理论科学的王冠,它要以全部理论科学作为基础,可见这种智慧只能是为极少数人所保有的。另一方面理论科学并非本来就是服务于德性的,因而是不好的,要使它变好就必须它能够服务于德性,因而以某种特殊的理论科学为基础的苏格拉底的智慧的实践也是有难度的。

超越古典城邦智慧,卢梭最想达到的人类幸福状态是符合公意的,他以公意学说,以一种可以视作为传统自然法找寻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替代物的学说指向人类的自由。这种学说表明对于人类的幸福不是由毫无实效的对人的欲望和激情的不断满足而达到的,而是由对于所有其他人都有着同样的权利的认识而达到的。一种经历了普遍化的考验而依然存在下来的欲望,正是由于它的通过了这种考验,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并且从而是正义的。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于是只能结合运用已有的力量。同情心是一切社会德性由之而来的情感,社会状态下的人滋长的虚荣心和骄傲心削弱了同情心,自我保全的自然法则遭到了破坏,自我保全要求有某种人为的替代品来取代自然的同情心,有某种习俗性的替代品来取代在开端时期存在着的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平等。这正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它“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⑥公民和自然状态相比自由更少了,他不能够再依循不受限制的判断了,然而公民又有了更多的自由,因为他得到了不受他人伤害的法律保护,公民像自然状态下的人一样自由,因为他只服从于法律,服从法律也只不过是服从既属于我自己所有也属于任何别人所有的公共意志,他不服从于任何人的个别意志。自由社会植根和依赖于实在法对自然权利的吸纳,公意取代了自然法的地位。这种社会中的自由只有通过每个人都彻底服从于自由社会的意志才成其为可能。

然而事实上每个个人作为人都是具有个别意志的,这很可能与他作为公民的公意是相反或者不同的,他的个人利益对他来说可以完全违背公共利益,他把公民之作为国家的那种道德人格视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他所喜欢的政府计划不外乎是与他自己的个别利益有关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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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可以从良好的法律要求他们所作的不断牺牲之中得到怎样的好处,因而赋予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的立法者就不得不使本来应该是制度产物的社会精神凌驾于制度之上,立法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以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卢梭的立法者学说澄清了公民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并没有把他所设想的公民社会视作人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即使那一社会更加接近人类幸福状态的要求。自由作为卢梭激励人类的目标,实质上却又是缺乏任何明确的内容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正是这种目标的含混性在卢梭的眼中成了它最完美的合理性的根据之所在,使得它成了通向自由的工具。

注释:

①卢梭著,高煜译.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9。

②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

③卢梭著.论科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6。④卢梭著,王子野译.卢梭论戏剧[M].北京:三联书店,2007:142。

⑤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申辩篇》中庇提斯的女先知传神谕说,没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⑥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参考文献:

[1]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9.

[2]卢梭著,高煜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9-82.

[3]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6:16-22.

[4]艾伦·布卢姆著.巨人与侏儒[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13-233.

[5]卢梭著.论科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4-50.

[6]卢梭著,王子野译.卢梭论戏剧[M].北京:三联书店,2007:142-150.

(上接20页)状态,怨恨者往往诉诸虚假的价值判断和生活意向,基本的方式是价值诋毁和价值伪造。所谓价值诋毁就是怨恨者在意识中贬低、否定欲而不得的对象或者怨恨对象(两者并不总是同一)的正面价值以获得心理的平衡。比如,吃不到葡萄的人就说葡萄是酸的,这样一来,吃不到葡萄也就不再是件痛苦的事了,那些妨碍我们吃葡萄或者抢吃我们葡萄的人也就不那么可恨了。又比如,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受人欺负而无力反抗时,通过把伤害者想象为价值低下的卑贱者而求得心态的平衡。然而,价值诋毁还只是取消具体价值载体的正面品质,并非否定正价值本身,因此怨恨者仍为想要得到某些正价值的欲望所折磨。当诋毁进一步深入,直指被欲求的正价值本身时,就走向了价值伪造。价值伪造是对这些正价值的彻底否定,它标志着价值感的完全转向。例如美貌、财富、权力等不再是正价值,而变成了给人带来苦难和不幸的负价值了。如此一来,之前的欲求和痛苦变得毫无意义,这些价值的占有者或阻碍我们获得这些价值的人不再是值得仇恨的对象了,相反成了我们同情的对象,这就是尼采所说的“升华的报复”。

还有一种情形是铤而走险的报复实施。隐忍是怨恨者的基本心理特征,然而隐忍并不是无限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不满和仇恨在持续的隐忍中不断积聚以至于怨恨者感到忍无可忍时,便会突破隐忍的底线,以一种更为直接、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如果不满和愤恨情绪达到无法回头的程度,那么冲突就会表现为暴力的形式。收益和付出的计算将不再是符合常规的合理性”[5]。怨恨者深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报复行动中势单力薄的风险,怨恨者时常想方设法地进行怨恨动员,寻找和制造更多“敌人的敌人”。在成功的怨恨动员中,怨恨主体不断扩大,怨恨情愫上升为一种具有强烈冲突色彩的社会集体心态,怨恨的爆发也往往演变成社会运动的形式,例如,罢工、游行示威、武装斗争乃至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怨恨就具有破坏现有社会结构、酝酿社会变革运动的潜能。

总之,怨恨情愫不仅毒害了个体的生命感觉、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同时也是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尽可能地避免产生怨恨以及怨恨出现后如何进行补救和治疗是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

注释:

①中国儒家对待伤害和挫折就有一种强烈的内向反省精神,因此不容易走向怨恨。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荀子·法行》:“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理解与思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31.

[2][3]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9:401,428.

[4]赵刚.知识之锚:当代社会理论的重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6-137.

[5]让马克·夸克注,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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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红豆之“批判”

反思《红豆》之批判 摘要:原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的宗璞的《红豆》在“双百”方针的背景下诞生,在反右浪潮中又遭到严厉批判。而对于这些批判文中列出了两点,一是针对《红豆》政治宣传的弱化的批判,提出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二是针对《红豆》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批判,提出文学中反映的人性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总的观点在于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的。 关键字:红豆批判文学与政治人性自主 我们总在批评中成长,但是太多的苛责对于文学却是不必要的,就像对于《红豆》的批判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宗璞的《红豆》,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枚与同校男生齐虹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革命的大潮中,江枚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齐虹逃避革命的选择,其中又包含着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和面对人生选择时的痛苦。小说情感细腻,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尤其生动感人。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枚和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侧面反应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 现在看来,《红豆》确是一篇好文章。那这篇好文章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历程又是否就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记述。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因之受到极大的鼓舞,创作上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而首先突破禁区的却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这些作品被称为“青春写作”。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干预小说”,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而宗璞的《红豆》就是“爱情小说”的代表之一。这些文学创作无论在生活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拓进。 但是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很快就中断了。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此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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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阅读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为了达到“批判性阅读”之目的,该计划循序渐进地设计了各个年级的培养目标,让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在阅读、评价、争论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在应试教育的教学氛围中,批判性阅读简直无异于自杀。当老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读一篇文章时,现成的标准答案已在恭候着你。有哪个老师敢鼓励学生去批判性地阅读课文?哪篇课文不是精选的佳作?怎能批判性阅读?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些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句“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当然,这不能说有语法问题,但读来总有点不太顺。再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个“的”字的答案,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一模一样。鲁迅不愧一代伟人,思想之深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前两年,到哈佛办事。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学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追求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 批判性阅读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吸收,是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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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为本的“生态人文科学主义”的价值时空观,全面地建设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把美的教育同法治相结合,把美作为教育设计与教育实践的出发点,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为中心,在"天地人我"整体和谐相处的理念主导下,塑造人格、建构智能与掌握专业技能,培养高素质的有整体观念与审美修养的人,因为只有美的人,才能建设一个美的世界,从而真正实现人按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伟大梦想。 显然,人类要摆脱当代世界的三大危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从改革教育入手,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认识教育的个性与教育独立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能顺应教育的客观规律,才能使教育取得最大的育人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就教育来说,国家、社会、个人确实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利益,但这终归是作为教育的结果而自然形成的。利益不是教育的目的,而只是教育的结果。 教育应该是在一个永恒价值观念主导下的培养人的伟大实践:教育的最高目的绝不是对任何功利主义的灌输,而是顺应人性的对美、真、善、爱的唤醒;人类文明与进步阶梯的教育阵地应该永远是人类文化的传播中心,唯美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训练中心、勇敢探索真理的批判与创造的学术中心;教育不仅要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教育要高高举起弘扬美、真、善、爱的理想主义的旗帜,用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价值来提高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以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向更高层次、更文明、更完美的方向发展。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最初审视(一)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最初审视(一) 摘要:现代性是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原性理论视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思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剖析资本、异化劳动的本质特征,对现代性进行了最初审视。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合理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异化劳动;共产主义“现代性”是一个复杂、模糊且至今难以定论的概念。它大体是指一种开放、动态、不断去魅、各个构成因素之间难以协调的社会形态和人的存在样态,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取代旧的传统秩序的复杂过程。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但却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做出全面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性主要意味着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基本原则。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现代性已成为各种问题争论所共享的一个问题背景,在此背景中凸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主宰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现代性”是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原性的理论视域。马克思身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审视、对资本现代性“无情地批判”,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发生地的。 一、资本——马克思对现代性最初审视的主要对象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现象——商品、货币、资本、异化的分析,直逼现代性的本质蕴涵。资本分析是其现代性审视的核心。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将现代概念化,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内在基础。马克思通过分析工资与地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可供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资本运动的这一逻辑,是建立在资本家追求财富的无限欲望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经常把资本家称为“人格化的资本”。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文明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制定方向的,资本乃成为现代经济一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是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扩张过程推进的生活世界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变革,这一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因此,毋庸置疑的是,资本乃构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亦即构成现代性之最基本的支柱之一。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政治、文化,甚至神圣的宗教,都以它为中心而舞动。资本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世界,一个物化的世界。资本成为人的异己的东西,支配着人的生活,奴役着人的身心。在这个世界中,“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被物驱使,成为物的奴隶。主体生的人被全面客体化,资本成为惟一“能动的”主体。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及其现代世界乃资产阶级按照其性格创造出来的。在“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资本”乃是现代社会的“基因”,在其中蕴藏着全部现代社会的奥秘,离开对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质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及其进程。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就被马克思自觉地选择为解剖现代世界最恰当、最有效的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摘要:这些学说或理念所进行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认可关于对“发展”被建构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思与批判,而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则是真正对发展主义的抛弃,对于更深刻的认识发展以及以高收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所带来话语权的建构问题有更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发展主义、被建构的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 正文:发展主义话语,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初期各国掀起了一股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甚至为唯一目的的“发展热”。 以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话语权的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是存在诸多弊端的。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虽然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情况,但是存在着许多忽略的问题及矛盾。 首先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来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使“福利”、“进步”、“生活质量”无形中掩埋在偏好“经济增长”的话语中,对于如安宁愉快的心境的质的改变的忽略,国民生产总值会提高,然而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忽视了人类真正的福利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将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的弊端还在于:盲目的增加一些奢侈但并非生活必需品的制造,这种指标本身还存在问题,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对于拥有固定财产所带来的损耗却被排除在计算之外。例如居住者搬出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重新添置新房,新添置的楼房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里面,而被抛弃的旧房却没有在不使用之后被扣除出国民生产总值,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栋旧房的地方如果还要重新建房,那么还要将把旧房摧毁之后又修建,不仅要增加固体垃圾,而且在这个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对于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却置之不管。 在发展被建构出来的现代社会里面,以经济增长以及现代化作为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人的目标来说就是追求无穷无尽的财富,以经济增长为计划指标让在指标之下的人们越来越盲目的追求理性、指标、物质甚至是符号,无穷无尽的欲望让现在社会的人们无限的追求和积累资产,让自己成为无穷无尽欲望的代名词。发展被建构

心得体会: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转化

心得体会: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转化 批判性思维的目的不是“否定” 许多人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根本取向是“批判”,最终目的是“否定”,这是对批判性思维最严重的误解,客观上限制了批判性思维在国内被接受和推广。 事实上,批判性思维并不事先假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主张任何观点及其论证都应该接受理性的检视,如果发现是错的就拒绝它,发现是对的就相信它。当然,在相信的同时还要思考有无进一步改进的可能。 比如,能不能对教材运用批判性思维?可以。发现教材的瑕疵会令人振奋,当然,发现教材结论的正确和文本的高明,也会让学生真正接受和深刻理解教材所传递的东西。因此,批判性思维并不会使人偏激,让人生出“反骨”,相反,它会使人更包容、平和、客观、中立。 与上一种误解密切联系的另一种误解,是把批判性思维当作求异思维,认为其目的是推出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批判性思维和求异思维有一定联系,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但并不是一回事。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很“高大上”的东西,这就使得许多人敬而远之。我曾提倡高三学生复习时要多一点批判性思维,有教师表示担心:相对统一的答案需要批判吗?有限的解题时间来得及批判吗?命题人反复推敲的材料有必要批判吗…… 于是,我给那位教师举了一个例子。《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有句话“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摄”解释为“提起”行不行?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只凭知识和语感,而是要用到批判性思维。可以推想:“提起”衣服还可以接受,“提起”帽子就显得不合理。那位教师说:“这就是批判性思维?那我也用过。” 事实上,正如这位教师所意识到的,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很普通、常见的思维。我曾给批判性思维下过一个描述性定义:人们在面对(或作出)一些结论时,如果对结论不是简单接受或断然拒斥,而是研究这个结论有没有依据,其中的推理是否合乎逻辑,甚至进一步对依据本身的真实性、代表性进行考察,当然还会思考结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否会推出谬误,是否与已知的一切有冲突……这就是在进行批判性思维。 当然,我们也要防止陷入另一种误解,即认为批判性思维适用于任何领域,甚至无所不能。事实上,批判性思维代表的是人的理性一面,而经济学、心理学研究表明,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后现代说到底是“经济变成了 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1在我看来,这是杰姆逊的后现代话语的认识论和 政治核心。杰姆逊的后现代话语在他的主要著作《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 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的标题中已经具体化和通俗化了。这个辩证的语式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传统——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浪尖。我们对它己经耳熟能详,以至于在作出各种 各样的评论时经常忽略了杰姆逊的辩证法所要求的必要分析步骤和最终的政治 哲学评价。杰姆逊的方案并没有在后现代游戏式的无差异表层上将文化与经济 融合起来,也没有采用全球化之类的通用标签来进行历史情景分析。杰姆逊坚 持认为,我们必须格外留心包括经济和文化、市场和力比多、基于生活方式的 消费及其对“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表达在内的各种结构分化的力量,毫不含糊 地将经济因素摆在首位,并且同样毫不含糊地强调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解,将 文化看成是一种具有显著历史性、同时在历史上又具有全新品质的资本主义活 动方式。 一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一体性与排他性 毫无疑问,在将后现代和全球性当作自明的东西相提并论之前,必须首先 寻绎其历史基质。在理解这种历史基质时,有必要脱开以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 的名目而为我们所知的那种意识形态补充和文化庆典。若欲达成这种理解,就 必须专心致志地解读各种社会、文化和文化政治构成物,因为无论在概念的层 面上,还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这些构成物都先于后现代一全球性话语的霸权。 这种话语表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下文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 番分析。 那个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思路构想出来的物质、社会和政治世界究竟由 哪些因素构成呢?事实上,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 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甚至不愿提及这些构成因素,这仅仅表明了意识形态一文化 氛围的浓厚质密。例如,人们不再感到有必要从通讯或信息技术之类的更平淡 的视野去研究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条件;事实上,正是通讯或信息技术使现代 商业、金融和交易的模式发生了转变,尽管结果很不平衡,转变的方式也十分 有限。但是,正如杰姆逊指出的,所有这些技术转变都要以“商业决策”这种 精明的逻辑为基础。“商业决策”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不平衡还在进 一步加剧。在当今世界上,财富和权力空前集中。于是,后现代和全球性就变 成了市场的自我确认。以消费主义为媒介,市场是按自由、多样性、多元性和 普遍性来理解的。就此而言,若欲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 就必须考虑到如K问题:两者如何在西方都市中心和西方以外的其他镜像城市 生产出日常生活的?在这方面,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全球性或全球化后现代性不 过是指一种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生活方式的普遍性、相同性 和标准化。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第一世界中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毫无疑问,即便将这个“全球空间”称为“不连

现代-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后现代性从其反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性的局限单纯进行反向放大,显然具有“矫枉过正”之嫌; 另一方面,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的“反智识主义、反文化”的立场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泛滥或玩世不恭的价值观念,其消极意义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既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现实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现代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的批判性反思。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塑造了现代文明。相对于前现代的传统文明而言,现代文明作为一场划时代革命,扬弃与超越了既有传统。但当现代文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时,其自身的发展也同样要面对新的矛盾,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虽然这一思潮至今仍处于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但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曾经指出,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把现代性当作一种态度来加以看待。这样,通过对现代性是进行辩护还是实施批判这两种态度的分析,就可辨别出什么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一般地说,现代性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所谓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态度,就是立足于现代化对前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超越,强调现代性作为文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和充分性等等。具体地说,现代性是指建立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机器文明基础上,以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为标志,以实现“经济繁荣、生活基本保障、生活质量的总的提高”为目标,与科学技术同步增长所确立的“中心化、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由于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其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普遍解放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体现出超越历史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推动下,确立了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价值观的独特地位。 但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在其取得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现代性也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例如,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生活的商品化问题;科学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生态风险问题等等。这些消极现象的不断扩展,使得对“现代性的承诺”的质疑、批判、反思,逐渐构成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旋律。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范畴,后现代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按照后现代性的观念,“现代性的承诺”的无法兑现乃至各种“异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不仅说明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现代性根基和标志的“现代合理性”遭遇到了根本危机。例如,后现代性观念认为,现代性的价值观,普遍具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

世界现代史提纲(2017)

?世界现代史 导言 第一章进入20世纪的世界 第二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第三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五章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六章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 第七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其主要影响 第八章各国反法西斯斗争与世界大战的迫近 第九章第二次世界大战 ?导言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分期 20世纪与“世界历史” 学习研究世界现代史的目的、方法和要求 ?参考书: 王斯德:《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李植枬:《20世纪世界史》(上卷),教育出版社1998年;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一、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 1、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世界现代史体系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不妥当; 世界现代史体系应该以20世纪初(1900-1918)为开端。 2、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 “一个革命时代、四对基本矛盾”理论 如何看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 如何看待“四对基本矛盾” 世界现代史体系以十月革命为开端只是突出地反映了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方向,部分地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内容,然而却不能表述这个时代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大多数国家中仍然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经济形态及其重要特征。 帝国主义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互相关联、缺一不可。 把苏联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给整个世界历史断代的标志,实际上“苏联中心论”的一种反映。 ?20世纪初的典型时代特征: 20世纪初是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基本完成,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时期。 20世纪初,世界经济最终形成。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 20世纪初,欧洲开始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进入到列宁主义阶段。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两重批判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两重批判 一、马克思学说对于现代性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关键词:现代性、有原则高度、批判 1、现代性:modernity,有137种定义,可见理解其含义的角度之多,但是马克思揭示的现代性是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原则和纲领,也就是是现代世界称之为现代世界的某种东西。具体来讲主要是两点: (1)资本(物质动因):重商主义时代进行大量的货币累积,但是单纯的货币累积并不是资本,只有当货币投入流通,并且产生超出其自身价值之上的价值,才能称之为资本,可见资本要求增殖,因此在此现代性的作用下,现代社会不断进步、增长,并且对于增长高度敏感。海德格尔说现代社会处于一种“进步强制”的状态,当人们有一天认为增长可有可无,那意味着现代社会行将崩溃。正是资本增殖的根本属性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把增长和进步作为自己的基本法则。 (2)现代形而上学(实现手段):即现代哲学以及以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简而言之,即资本以何种方式增殖。人们可以通过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取绝对剩余,但是这是一种传统的、非现代的方式。而现代方式即一种现代形而上学——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这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提高生产率则是使生产变成科学的生产性应用的过程。 2、有原则高度:马克思并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第一人,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重农主义就对现代世界进行了批判,认为积累货币是罪恶的根源,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在于健康的农村居民,而不是像老鼠一样在地洞里钻来钻去的城市居民。而卢梭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更是对于现代性批判的后盾式人物,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卢梭就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使人文明起来,使人类没落下去,使人类没落的并非金和银,而是铁和谷物——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海涅曾对浪漫主义者进行过定义:他们设想一个黄金时代,即原始的自然状态,认为那是最优越的,而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没落的。在《爱弥儿》中,卢梭的教育理念就是让儿童回归自然状态,此外,他反对医学,认为医院是人在死亡之前不断练习死亡的场所。写完了《爱弥儿》,卢梭分别寄给了伏尔泰和康德,伏尔泰回信说:卢梭对自然状态的伟大描写让他都想回到森林里用四条腿走路了(讽刺),而康德则五天没有出门散步,并在书房里挂了卢梭的画像,卢梭的自由概念奠定了德国哲学的基础。至于普鲁东、西斯蒙第都有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一次长谈的文字记录中,他们二人对于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汤因比表示希望出生在中国新疆或者尼泊尔,因为只有那里没有被现代性腐蚀地人人都想自杀。他们两人更认为GDP最恰当的含义是“人类受损害的尺度”,池田大作认为应该让世界的科学、技术、工业停滞50年,让人们进行一场精神的回归。但是以上均不是原则高度的批判,原则高度的批判应该既非浪漫主义的(回到黄金时代,开历史的倒车),又非只诉诸精神和道德而不真正诉诸社会改造。因此,慈善事业尽管是一项美好的事业,但缺乏原则高度,因为它是以贫困必须首先被生产出来为前提的,它并不能带来社会的改造。 3、批判:真正的批判应该是八个字“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是在探究人类的知识是否有前提,又是否有界限。康德后来说他就是要为人类的知识划定界限,从而为信仰留出地盘。举个例子,在伦理上有一种公平叫行使公平,它是指一种无条件、无前提、无界限的公平。比如如何形式公平地分蛋糕?人们给出的答案是选定一个人企鹅蛋糕,然后让他最后一个进行选择,人们认为这样可以保证形式公平因为只有尽可能公平地分蛋糕才能保证分蛋糕的人拿到他所可能得到的最大份。但是人们往往忽视这样的形式公平是需要前提的,即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前者不言自明,而后者是指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性,这种人格性是建立在一切宗法的、血缘的、裙带的关系彻底解体的废墟上

设计的批判与反思(上)

时间:2008年9月4日 地点:广州市二沙岛星海音乐厅报告厅 人物:王受之(设计理论与设计史学家) 林学明(集美组总裁兼设计总监) 庞伟(广州土人景观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 主题:设计的反思与批判 林学明(以下简称林): 我觉得广州设计界一直以来,处在异一种比较低调、沉闷的状态,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的设计在最近这十年发展得很快,越来越走向国际化。而广州,在设计的领域,已经突显不出我们曾经作为改革开放前沿试风气之先的地位。改革开放30年,尽管广州以及整个珠三角在经济上都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但在设计思想方面,却非常滞后,这种滞后,跟广州经济发展的地位极不相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设计师,包括我和在座的各位,都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流,发表对广州设计发展的看法。 长期以来,广州是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面的一个城市,可是回过头来看广州的建设、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设计的教育和实践,跟广州经济发展的地位距离是很远的。前段时间,我们在一些媒体上

发表了对设计的一些看法,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在价值观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在城市建设和设计的方方面面上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由我、王受之老师和庞伟三个人主持这样一个论坛,在座的设计师也参与到这个论坛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设计的反思与批判”。王老师经常往返在东西方之间,而且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在国外看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应该会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所以我想在开场的时候,先听听王老师对广州设计的现状的看法。 王受之(以下简称王): 对设计的看法有绝对的标准和相对的标准。现在我们谈中国设计,我们自己有一个看法,而外人看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看自己的设计和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设计,立足点不一样。比方说这次全民欢腾的奥运会,以琴棋书画、四大发明为中心演绎,国人都说好得不得了,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向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宣传已经对这几个主题完全认同,并且认同得超乎一般的深刻,而要知道外国人没有这个四大的基本认识,因此开幕式虽然热闹宏大,但是大部分外国人基本上是没看懂,开幕式结束之后,我有几个美国同事打电话给我,谈到这件事,他们说看不太懂想表现什么,就是自我认定和外部认识的差距造成的。 奥运会开幕式这件事我觉得很特别。这次的奥运会开幕式的确宏大、人头涌涌、场面壮观,从气势上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外国媒体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反思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反思 摘要:公民社会组织在维护经济公平、推进民主法治、调适社会冲突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其日益凸显的功能,学者们便对公民社会组织形成了一种“视域偏好”,即片面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而相对忽视对其缺陷和失灵问题的研究。同时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缺乏理性和自觉的理论认知将会导致学术的研究偏执一端。因此,当下开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反思省察便成了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公民社会组织;角色定位;批判性反思 一个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市场、国家和社会,它们所对应的行动主体分别是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市场被称为“无形的手”,它主要通过自由交易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被称为“有形的手”,它主要通过合法权力的配置来维护社会稳定;公民社会组织则被称为“社会的独立之眼”,它主要通过志愿精神来增强社会资本。在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范式中,典型的应用手段就是政府和市场,然而在遭遇“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打击之后,人们便期待这“社会的独立之眼”来克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本文基于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廓清,进而审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同时展开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批判性内省,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迷雾的拨开: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廓清

在中国现实境遇中,公民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往往与其它相关词语进行混合使用,与公民社会组织紧密相关的词语主要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组织”。这些词语与公民社会组织既有相互交集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以上词语都分别指出了公民社会组织某一方面的理论特质,但同时也都抹煞了公民社会组织其它方面的本真品格。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种类繁杂的词语以及不同研究者的特殊取向致使公民社会组织概念日益模糊和泛化。笔者认为,明确而清晰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这种“概念丛林”状况,我们很有必要对其相关词语予以辨析,以澄清人们的认识。 (一)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最早对非政府组织做出界定的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它在1950年2月27日的第288(x)号决议中认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都可以看做是非政府组织。”此后,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96年通过了1996/31号决议,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内涵,将其定义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优点就是表征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彰显公民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部门,而事实上,它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一方面,受全能政府政治文化影响,非政府组织这一敏感的字眼很容易引起一些官员和政府的戒备心理和抵触情绪。“因为非政府组织承诺促进社会发展,这

世界悖论大全

围绕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道教,都有一些非理性或超越理性的思考,而这类思考也往往涉及到悖论问题。 7-1“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中国古人却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缺憾。老子说:“道常无名。”孔子也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古书里也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但是老子的说法里存在着一个悖论。 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一条悖论,被白居易一语道穿。白居易在《读老子》里说道:“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着五千文?” 7-2禅宗公案的悖论形式 所谓“公案”就是禅师开悟的故事或非逻辑的言行,“禅”是佛教静思修行的方法。例如在禅宗里有一个“看话禅”,禅师以公案中的某些非逻辑、通常不可解的话语,让弟子参究,以杜塞其思量分别,迫使他们的智慧迸发,得以见到自己的“心性”。当禅师启发弟子开悟而提出悖解的问题时,弟子就要在考验中过迷悟的“禅关”。而禅诗、禅语就是他们把禅悟的理解、感受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 成中英在《禅的诡论和逻辑》(《中华佛学学报》第三期,1990年4月)一文里认为,公案是诡论,也就是悖论。比照罗素悖论的一般形式: 如果P是真,那么P是假。 禅诡论扩展的一般形式就是: 如果P是Q,那么P不是Q。 尽管禅宗公案变化无常,依境而发,但其诡论根源都离不开这一反矛盾律的形式。铃木大拙在《禅:答胡适博士》(Zen:AReplytoDr.HuSih)一文中也说:“我们一般推论:A是A,因为A是A;A是A,所以A是A。禅同意或接受这种推论方式,但是,禅有它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一般可以接受的方式。禅会说:A是A,因为A不是A;或A是A,所以A是A。”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借助文字符号表达出来,因此语言的运用就反映了思维的逻辑。而禅宗公案往往并不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同一律:A是A,B是B,等等;矛盾律,A不是非A,B不是非B,反之亦然;排中律,在A或B之间必居其一,没有中立;充足理由律:A真,因为B真,并且B能推出A。 7-3“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这是唐代禅师青原惟信谈到其对禅体验的三个境界时说的:三十年前没有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来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其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一种单一形式的悖论。在禅宗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如: “我是他,但他不是我。”(反矛盾律)“得即是失。”(反矛盾律)“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二者都不对,你应该怎么说?”(反排中律)“勿言生,勿言无生。”(反排中律) 它们背后的禅理是语言和逻辑所无法达到的,这就是“空”,一种修行的悟解。如果围绕公案(悖论)、悟、空等基本概念,就可以对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对工具理性与现代性批判的批判

对工具理性与现代性批判的批判 发表时间:2012-01-16T14:42:00.357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9月下期供稿作者:肖昊1 罗雅铃2 [导读] 正确看待工具理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思维。 肖昊1 罗雅铃2 (1.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 450011;2.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1)09-0075-01 摘要:理性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属于核心概念,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理性观念为出发点,引出他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在对待工具理性的问题中,哈贝马斯认为寻求交往合理性才能解决工具理性危机以及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工具理性;现代性;批判 当今西方哲学界,哈贝马斯无疑堪称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体系复杂庞大,涉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他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对工具理性和现代进行批判,说明了现代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之上的交往理性才能解决。有效地避免了陷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批判 科学技术的发展把资本主义国绑在车轮上实现了“人间天国”梦想。人们享受着新技术带来富足的物质同时,感受到科学技术让有思想的人变成了追求物刺激的工具。科学的理性,最终把人的思想变成了利益与权力的工具。工具理性,让法兰克福学派找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支点。 (一)工具理性的形成与发展。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倡导理性反对传统的时代精神,成为现代性的哲学根基,反思和批判成为这个世纪的时代精神,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当作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任何外界的权威都必然接受理性这个最高法庭的审判和裁决[1]。这种理性体现着实证精神、推理精神 ,以“数学化”形式在自然而且在社会、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空前膨胀并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理性彻底的倒退为工具理性,变成新的统治神话。 (二)工具理性的批判。 卢梭对工具理性做了批判,认为科学技术思维方式泯灭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机械化、同一化。霍克海默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主观理性)和批判理性(客观理性),工具理性把世界看作是机械的、量化的,与价值论理无涉,强调手段及其与目的的协调;批判理性是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关注的是最高“善”的理念。哈贝马斯肯定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的内在辩证性的分析,但是他不同意他们彻底否定启蒙的悲观主义倾向。因为个人见识转化为动机,可以使人摆脱集体权力的束缚。 1.启蒙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以前的哲学家,把工具理性从整体上扩大为一种世界历史文明过程的范畴,“没有看到启蒙自身具有的合理化成分,没有充分理解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而且作为主体间的沟通的潜能,因而彻底否定现代性,并对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近现代哲学进行历史的大拒绝,他们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有社会制度和日常实践中都没有任何理性的蛛丝马迹。” [2]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应从目的、行动和戏剧行动这三种行动类型来理解,即真实性、正当性、诚实性。 2.非同一性原则标准和纯粹哲学化的倾向。 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时指出:“工具理性批判所陷入的、并且顽固的与极为圆滑的辩证法相对立的矛盾,就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必须提出一种模仿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概念却是不可能制定的。” 因而哈贝马斯认为,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在社会理论中进行一种范例变化”,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目的是为了确立一种建立在交往行动基础之上的新的社会理论范式,或者说,正是由于对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才得以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 二、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对现代性批判来源于两个古典理论,一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二是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从哲学角度思考现代性,哈贝马斯通“交往行为理论”来诊断和批判现代性。研究人们的交往行为,成了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线索和最终目的。 (一)现代性的问题提出。 现代性发端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冲击着封建专制和神权的统治的思想枷锁。作为推动现代性运动的两个根本力量,理性和技术则一路狂奔,一方面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自身和周围世界,另一方面在热切的信仰与追逐之中,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日益呈现出来,使得我们对于自我和世界开始变得迷茫。人们开始对理性置疑,把科技危机直接归结于理性的失败,归结为理性的异化,成为支配和控制主体行为的强制性手段,成为主体发展的障碍的现象。 (二)现代性批判。 “理性”已经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到主体之间的范式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的“具体的理性”,即交往的理性。 1.交往行动理论产生。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首先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即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取向于达成、维持和更新共识——实际上是基于对可批判的有效性认定的主体间承认的共识。” [3] 2.现代化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强调交往的互动功能,从“困境”走向“整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过去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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