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与中国本土的需求

2 0 0 4 年9 月
第5 期(总第14 3 期)
中州学刊
A e a d em ie Jo u r n a lo f Z h o n g z h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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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与中国本土的需求
张道振
(华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广东广州51 0 6 31 )
摘要: 从翻译哲学史的南度上看, 佛教的传入除了由于它自身的特性使然之外, 还与古代中国在西汉末期和东汉
时期的政治
、经济
、
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佛教的需求和唤是密不可分的。佛学在中国的传入与接受正是时代各
种因素的一次重新整合。
关键词: 佛经翻译; 历史; 哲学
中图分类号: B 2 3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0 0 3一0 7 5 1 (2 0 0 4 )0 5 一0 16 6一0 3
在中国翻译史上, 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对域外典籍的
翻译和接受风潮。第一次是始于汉末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
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对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 历
时二百多年, 对传播西学
、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作用。第三次发生在近代, 大量的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
著作被翻译进来。其中, 对于佛教典籍的翻译, 无论其数量、
经历的时间
、
参与的人数和被广泛接受的程度, 都是后世所
无法比拟的。现在对于佛教传入的时间, 比较一致的看法,
就是大致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这当然和当时中国封建
社会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一般看来,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任一种历史现象的产
生, 其背后都藏有深刻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原因; 它的存在
和发展及其得到广泛流传是由于有了适合其生长的空气和
土壤, 更是“ 历史的合力” 得以推动的结果。佛教传人中国也
不例外,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思
想多元
、
理论系统日渐缤密的百家争鸣的全新时代。现代的
佛教论者往往过多地涉及了佛教传人中国后本土化的状况,
却很少系统论述佛教传人前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
对佛教的需求。本文拟从翻译哲学的角度切人, 探讨在佛教
传人前中国本土文化对它的需求与呼唤。
佛经翻译前的社会政治条件
政治环境对异域思想文化典籍翻译影响的一个最大特
点就是它能够促进或者阻碍翻译的进程以及译作所流传的
广度。它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运用权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
利用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过程和向译者
本人施加压力, 进而影响和导向译作思想的流传和发展1 。
佛教在中国的流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陈胜、
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的专制统治
到建立了以刘邦为首的汉朝,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的短暂
兴旺之后, 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 小农经济不断瓦

解, 贫富
两极不断分化, 终于导致了“ 富者田连吁陌, 贫者无立锥之
地” 的悬殊状况。西汉后期, 封建大地主所有制已有很大发
展。成帝时, 皇舅王立与南郡( 今湖北江陵县) 太守李尚相勾
结, 占垦草田数百顷。垂相张禹“ 内置货材, 家以田为业。及
富贵, 多买田至四百顷, 皆径渭灌溉, 极膏胶上贾。” o 东汉一
代, 土地兼并一直十分激烈, 封建大地主的所有制得到急剧
发展, 豪强地主在政治上拥有越来越巨大的势力。到东汉后
期, 政治腐败无比。皇亲和宦官交替专权, 对劳动人民巧取
豪夺残酷压榨。正如《后汉书· 朱穆传》记载: “ . . 公赋既
重, 私敛又深。牧守长吏, 多非德选; 贪聚无厌, 遇人如虏。
或绝命于等楚之下, 或自贼于迫切之求。” 与此同时, 水旱蝗
虫等自然灾害以及沉重的赋役和租税使农民不堪重负, 挣扎
在死亡线上。当时, 由于神仙方术流传甚广, 又出现了俄纬
之学, 所以农民发动起义的时候常常利用神仙方术, 最有名
的当为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的黄巾大起义。起义失败后, 各
地割据势力又混战不已。这是民不聊生、多灾多祸的年代,
收稿日期: 20 0 3一04 一10
作者简介: 张道振( 19 7 7一) , 男
, 河南郸城人,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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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与中国本土的需求
无论是当时的老百姓, 还是统治阶级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据史书记载, 农民流离失所, 到处奔波, 无所依靠, 死后只能
暴骨荒野。这些都为佛教的人生“ 无常” 、“ 无我” 、“ 因果报
应” 以及“ 死后安乐” 的精神鸦片的思想说教提供了最适宜其
生长的沃土。
恶劣的社会政治状况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方
面, 广大的贫苦人民想求助于宗教获得精神安慰; 另一方面
统治者也想利用和扶植佛教来麻醉劳动人民, 以达到巩固阶
级统治的目的。此时, 佛教的不少典籍被译成汉文, 初步施
展了它的神秘力量。佛教自西汉后期传人中国, 东汉时就得
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据史书记载, 汉明帝派蔡倍、秦景到印
度访求佛法, 从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带来印度僧人迎叶摩
腾和竺法兰, 随后在洛阳建立白马寺, 供他们翻译佛教经
书. 。最早出现的佛教翻译中心自然是东汉的政治、文化中
心洛阳。从历代经录可以看出安世高、支娄迎俄、昙果等著
名翻译家都在洛阳从事他们的佛典翻译。在中国佛教史上,
佛典的翻译从来都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 这是极其自然的。
据唐代《开元释教录》中记载, 曹魏的佛教重镇也是洛阳, 译
经多在白马寺。中天竺僧人昙坷迎罗于齐王芳嘉平二年( 公
元250 年) 在白马寺译出《僧抵戒本》, 这是中国有戒律

之始。
此外, 康居僧人康僧凯译出宣传在家居士出家之戒的《郁伽
长者经》一卷, 安息僧人昙帝译出法藏部戒律《昙无德揭磨》
一卷, 龟慈人绵延译出《首愣严经》二卷. 。他们译出的所有
这些经典, 既是为了适应当时佛教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了迎
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 达到对人民进行教化的功用。
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
剥削阶级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 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
幸福生活的憧憬, · , · . 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 宗教教
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 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
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 宗教要教导他们在人
间行善, 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 向他们廉价出
售进人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列宁关于
宗教传播原因的论述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佛教。在沉重压迫
下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把他们的精力转向了宗教, 去寻求彼岸
的精神寄托。佛教适时而进, 正是满足了当时中国的劳动人
民的精神需求。佛教的传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也是
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类文化, 它是人的本性在经济
生活中的彰显, 苦难的劳动者把自己的无奈
、智慧、
情感、
追
求标烙在自然中的事物之上, 祈求社会更加适合他们的生存
与发展。对神灵和自然的祈求和向往, 反映了他们在阶级社
会中的经济关系上处于一种十分软弱与被动的地位。这种
经济上的弱势导致心灵的畏惧与无奈, 因而便会产生一种对
自然与神灵的依赖。但是这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迫切要求改
善自身经济和生存条件的热切愿望。他们自己也确实需要
更多的精神鸦片来麻醉痛苦的灵魂。而此时统治阶级更加
认识到, 要维持自己的优先的经济地位, 继续剥削广大的劳
动人民, 不能单单用暴政治国, 因为这样会最终导致他们政
权的颠覆, 要真正的统治劳动人民, 还要从精神上加强奴役。
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后来的例子中看出, 例如东汉推行的“ 徽
纬之学” 曾被不同的阶级用作不同的目的, 统治阶级就是用
它来加强其经济上的地位, 大肆地愚弄劳动人民的。
经济的窘困需要精神的慰藉
经济的窘困往往是与政治的腐败密切相关的, 政治越腐
败, 经济也就越窘困, 农民也就无所依靠。两汉时期, 由于广
大人民的辛勤劳动, 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田地增加
了, 庄稼的产量也增加了。但是由于到了东汉后期, 外戚和
宦官专权, 操纵政治, 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 广大农民生活无
着。东汉豪强地主都以田庄形式剥削农民, 田庄里奴役着大
量的奴附和奴婶, 成为一个自给自

足的生产单位。随着豪强
地主势力的发展, 所奴役的农民数量也大量增加, 这些豪强
地主利用宗法关系对农民进行严密地控制和残酷地剥削。
此时, 宗教就彰显出了它的组织、安慰的重要作用。上面提
到的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东汉王朝, 但亦使社会分崩离
析, 而陷人军阀混战的惨烈境地。时代的灾乱, 使人们看不
到摆脱社会苦难的现实出路。这时, “ 佛教关于人生无常, 充
满痛苦的说教和因果报应的宿命理论, 适应了人民的悲观情
绪; 而且佛教在精神领域内, 在所谓彼岸世界所编造的自在
的境界, 为人们在现实苦难中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提供了一
种精神安慰。”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里作了关于宗教流
传的原因的论述: “ 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
哲学的发展需要佛教的介入来完善
在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方面, 总体来说, 是“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春秋末期, 儒家思想和墨学并没有成为显学。
但是截至到战国中期, 墨学和杨朱成为显学, 随后儒家思想
在孟子的倡扬下, 得到了复兴。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各家思
想都纷纷扩大自己的影响, 争相受重。但是在秦始皇以武力
统一六国之后, 施行了“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的政策, 制造了
历史上有名的“ 焚书坑儒” 事件, 使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
严重的摧残和钳制, 时代文化, 一片“ 真空” 。汉朝期间, 儒教
又得到了复兴。但是其间, 黄老道术、道教获得了空前的发
展, 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爆发黄巾军大起义。黄巾军大起
义, 其领袖张角就是利用“ 太平道” ( 道教的一个分支) 发动起
义的。起义被镇压后, 道教地位逐渐衰落, 据史书记载, 东汉
王朝在黄巾起义后下令停止道教的活动, 但对佛教则予以优
惠政策: “ 诸事老子妖巫医卜, 并皆废止。其有奉佛五戒勿
坐。” . 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青睐, 而对道
教的嫌恶。这样的思想和政治氛围为佛教创造了无比优越
的优先发展空间。由此可见, 它的“ 乘虚而人” 就不足为怪
了, 它不但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和扶持, 也受到了当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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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欢迎、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佛教既然是外来宗教
,
它开始进入中国时, 必须借助一种外部力量来站稳脚跟, 统
治阶级要发挥它的麻醉剂的作用, 还必须使它中国化, 让它
和黄老道结合起来, 共同流传。这样, 佛教就获得了一个使
自己中国化的机会, 也为自己顺利进人这个异质文化圈找到
了一个良好的前提, 在很大程度说, 这为后来佛教经典的大
量翻译奠定

了思想和义理上的基础
从翻译哲学的角度来说, 佛教的传入中国就是把异域的
文化意识形态输人到本土。这对于中国当时的价值体系而
言, 无疑是对本土文化的破坏和颠覆,
相反, 对于当时的异域
文化意识形态而言, 也意味着对其本身文化的考验. 。但
是, 佛教传人中国, 并没有发生诸如强制改宗和宗教战争的
极端形式, 却发生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 它运用自身所特有
的思想理论上的优势, 与中国的传统各家学说相互交融, 取
长补短, 为其在中国的流布和传播找到了主客体两方面的因
素。两汉时期兴盛的儒家思想的传播, 以及后来的老子哲
学, 这些都为佛教在义理上的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
,
很有必要指出的是, 佛教自身所特有的开放和包容的性质,
也为自己不失时机地进人中国这个异质文化圈提供了一个
必不可少的前提。
然而, 在汉代.
翻译传入的小乘说和大乘空宗的般若学
说并没有在当时产生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当时佛教被认
为是神仙道术的一种, 例如当时的人们总是把“ 浮屠” 和“ 老
子” 相提并论。人们祭祀浮屠和老子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
为了“ 避祸求福” 。由此可见佛经译本能否产生巨大影响, 得
到广泛流传, 要取决于经文的内容能否迎合当时的社会思
潮, 即能否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à 。后来来华传教的僧
侣, 为了弘传佛教, 权巧方便, 以迎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
到魏晋时期, 产生了玄学, 这时候传人的“ 真空假有” 的般若
思想与阐发有无关系的玄学相调和。例如, 魏晋玄学谈
“ 无” , 佛教大乘谈“ 空” , “ 无” 与“ 空” 是可以合流的。玄学是
唯心主义哲学, 玄学家们的愤世嫉俗的思想正好和佛教的
“ 苦空观” 基本一致。后来东晋的慧远竭力把儒家的封建礼
教和佛教的“ 因果报应” 沟通起来, 宣扬孝顺父母, 效忠君主,
是合乎因果报应道理的á 。就这样, 佛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思想得到了逐渐的融合。还有, 譬如, 佛教中本来没有“ 有鬼
轮回” , 到了中国就有了有鬼轮回。就这样, 佛教不断改变着
自己的面貌, 先是依靠在道术门下
,
后又投奔于玄学, 最终在
隋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作为一种能让日益尖锐的阶级矛
盾缓和的宗教, 特别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这正说明了,
佛教从开始由印度传播, 经翻译传人中国, 并逐渐为中国当
时的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广泛接受, 在此之前就能从中国本
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找到思想渊源。
当然, 佛教的传人及其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还与当时各方
僧侣所做的努力分不开。根据马祖毅主编的《中国翻译简
史》记载: 最早在东汉桓帝建和

二年( 公元14 8 年) 进行大量
佛经翻译的就有安世高和支娄迎谬。前者所译的主要内容
是传播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的。梁皎慧《高僧
传》评价他的译文“ 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
野” , 说明他说理明白, 措辞恰当, 不铺张, 不粗俗, 恰到好处。
而支娄迎俄所译经典全属大乘佛教, 译文更为顺畅, 流传更
广, 但为了保全原文的面目
,
往往“ 辞质多胡音” 即多用音译。
后来为佛经翻译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佛经译者还有支谦、康
僧会、
释道安和鸿摩罗什等人。在翻译的风格上也已经形成
了“ 文” 和“ 质” ( 即意译和直译) 的不同倾向。从总体上来看,
当时的翻译方法要偏重于直译, 有些地方拘泥于原文的结
构, 不免重复颠倒。这样导致了这两种方法的论争和冲突,
意译论者批评直译论者“ 其辞不雅” , 而主张直译者则认为:
“ 佛言依其意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 勿
失厥义, 是则为善。” 据说当时争论的结果就是直译派取得了
胜利, 得出的结论是“ 老氏日: ‘ 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仲尼亦
云: ‘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名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
实宜经达。’, 事实上在这儿他们引用了老子和孔子的话来支
持直译说, 因此随后支谦译出的《法句经序》就具有“ 因循本
旨, 不加文饰。译所不解, 则厥不传” 的特点, 其中提出的“ 直
译说” 是当时重要的翻译理论
、
实践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方针。
后世严复提出的关于译事三难“ 信
、
达、雅” 的翻译思想就直
接来源于《法句经序》。
佛教传入中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 它得以广泛流传和发
展的原因, 不但由干它自身具有的宽容开放和虚怀若谷的特
性, 也和它不断给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以营养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佛教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发展有许多相通和相关
的地方, 从而才能真正逐渐融合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它
与当时中国的政治
、
经济的文化传统, 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密
不可分的。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认识后来佛教经翻译传入中
国以及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对中国当时及其随后的社会发展
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
1 E d w in Ge n tz le r , 19 9 3 , Co n t e m 因ra ry T r a n s la t io n T heo r ie s , Ro u t le dg e
Lo n d o n a n d N e w Yo r k , p z l7
. o ( 汉书· 张禹传》。
. . à 马祖毅: 《中
国翻译简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 9 8 年, 第22 一25 页。.
《马克思经典著作宣读》, 人民出版社, 19 9 9 年, 第343 页。. 参见任
继愈主编的《佛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81 年, 第10 6 一113
页
。. 王东风: 《一只看

不见的手: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中国翻译》, 20 0 3 年第5 期。á htt p : / / 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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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样: 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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