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特案

从德国吕特案看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

作者：娄宇

在著名的吕特案件判决中1 [1]，德国最高宪法保障机关——联邦宪法法院对很多宪法学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表明了官方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对后来的宪政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该案件是“二战之后对德国宪法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并且构成日后对宪法公民权解释的基础”。2 [2]本文试对其中广受关注的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问题进行评述。

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故意地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损害于他人的人，负有向他人赔偿损害义务。”在本案中，汉堡州初审法院根据该条款做出判决，认为吕特的封锁禁令造成了哈兰的电影无法在影院上映，侵犯了公民的经济利益权，该项权利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公民的民事权利，因此要求吕特停止封锁禁令，并补偿损失。吕特不服，在提起上诉的同时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宪法诉讼，宪法法院认为该案件在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不存在法律错误，但是州初审法院据以判决的“民法规定在内容上通过基本权利规范受到影响，以至于这些规定不再支持这个判决时，这种介入可能会侵犯基本法第5条第2款第1句赋予上诉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民事判决中，法院必须遵循基本法的精神，对民法作适当的解释和适用，必须将民事权利置放在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而在本案中，哈兰滥用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权，而吕特正确行使的言论自由权却被限制，“通过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公民可能会通过他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受到影响，并且对集体的重要问题的发表公开意见的自由得不到保障。”据此，宪法法院判决如下，“州法院在对上诉人的行为进行审判时，对言论表达自由这项基本权利的特殊意义存在认识错误，导致了其与他人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州法院的判决建立在对基本权利规范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因此侵犯了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1句赋予上诉人的基本权利。因此被撤销。”3[3]

古罗马法谚云，“所有民法概念都是动摇的。” （“Omnis definitio in ius civile pe riculosa est.”）德国的《民法典》诞生于二十世纪之初，而《基本法》诞生于二战胜利之后，两部法典的颁布相差了五十多年。在《基本法》诞生之前，民法上的许多概念都存在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中，对民事法律概念的理解大多局限在私法的领

域内，而《基本法》生效之后，按照该法的规定，民事领域的所有原则和规范只要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必须受到《基本法》的约束。4[4]“法院在适用私法规范时，尤其在对一般条款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具体确定时，必须重视基本权利。”5[5]毫无疑问，《基本法》对基本权利的最初定位是赋予公民对抗公权力的防御权（Abwehrrecht gegen die öffentliche Gewalt）。但是，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基本权利架构起来的价值秩序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价值秩序”（keine neutrale Wertordnung），这种价值体系的中心是在社会团体中自由发展起来的人格和人的尊严，该体系必须作为宪法性基本判例适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从中获得指导性原则和动力。因此它自然也会对民法产生影响；民法规范是不能与之相违背的，每一部法律都必须按照它的精神被加以诠释。

具体来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中对基本权利的内涵和适用的解释在很多方面对民法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法规范的发展方向，私法再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和阐释对民法概念产生的巨大影响被称为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Ausstrahlungswirkung）。6 [6]由于德国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宪法属于公私法二元划分体系中的公法，因此它的直接效力仅限于公法领域，对于纯粹私法领域的事项则只具备间接影响，因此德国法上的“辐射效力”是一种间接效力。

（一）“辐射效力”的间接性

至于基本权利对民事权利的“辐射效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换言之，宪法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能否直接适用于民事领域，这是研究德国公法的学者争执不休的问题。二战后，德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是否具有效力，如果具有效力是具有直接效力还是具有间接效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以尼伯代为代表的“直接效力说”和以杜立希为代表的“间接效力说”两种不同的观点。7 [7]这场争论最表面的分歧一方面在于这样一个论点，即基本权利是否仅仅为对抗国家而设立的，还是基本权利或者其中的几个权利，至少是最重要的几个权利也可以适用私法领域。

曾任联邦劳工法院院长的尼伯代（Hans Carl Nipperdey）从人类尊严构成基本

法的最高目标出发，认为基本权利是最高层的规范，因此，基本权利条款应在私人间得到直接的适用。在任期间，他在著名的“单身条款”案直接援引宪法赋予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格发展权，抛弃了劳动法和民法的条款。而杜立希（Günter Dürig）则从坚持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强调私法的独立性以及私法的法典独自性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与宪法基本权利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他认为，如果宪法在普通案件中得以适用，那么德国私法赖以维持的基础——“私人自治”（Pri vatautonomie）和“契约自由”（Vertragsfreiheit）将不复存在，公私法二元划分体系亦将分崩离析。美国学者昆特更是鲜明地指出：“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公法诉讼中，宪法权利能直接超越所适用的公法规则。相反，在个人之间的私法争议中，宪法权利则被称为‘影响’民法规则，而非在实际上推翻之。宪法的某些思想内涵‘注入’（injection）或‘辐射’（radiation）民法，并影响着现存民法规则之解释。在这些案例中，私法规则应根据适用的宪法规范加以解释并运用，但私法规则最终仍然获得运用。”我国学者认为“德国宪法在私法领域的影响未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无限扩展”。8 [8]

当代德国学理论主流观点认为，在公法领域，宪法“直接”并完全适用；而在私法领域，根据在“吕特案”中确定的原则，宪法在私法领域仅间接适用，但它具备某些受到削弱的效力。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这样写道，基本权利的法律内涵作为客观标准是在私法中通过私法领域直接掌控的规范为媒介发展起来的。正如新法律必须与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相一致一样，已存在的旧法律也应该在内容上与此价值体系相统一；由其产生的特殊的宪法内涵应归其所有，该内涵从此以后决定对法律的诠释。私人之间的对从受这些基本权利影响的市民法律的行为规范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分歧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民法分歧。即使对民法的诠释也必须符合公法——宪法的要求，被诠释和被应用的仍然还是民法。9[9]一般法院在审判时不能直接依据宪法，但是要考虑到已经被宪法修正的民法条款。

蔡定剑教授也认为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间接发挥效力，它主要出现在下面两个领域：一是产生纠纷的民事权利同时又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公民之间这两种民事权利冲突先在普通法院诉讼后再上升到宪法层面的诉讼。宪法诉讼就需要法院对公民之间受到侵犯的个体宪法权利与实施侵权行为一方的宪法权利进行权衡，决定优先保护哪一种宪法权利。二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主要是人格权受到其他公民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的宪法权利可以构成一种“宪法原因之诉的诉

因，提起宪法诉讼，请求保护其宪法权利”。10[10]

那么，是否法院在适用所有的民法规范时都必须考虑到上位法——宪法的规定，换言之，基本权利对所有民事规范的“辐射效力”是否是相同的呢？笔者认为，虽然所有的民法规范都会与公法产生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在不同的民法规范中表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基本权利对不同的民事规范的“辐射效力”并不是同样强度的。按照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强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民事规范分为拘束性规范和非拘束性规范。11[11]

（二）拘束性规范与非拘束性规范

拘束性规范是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有着密切联系的规范，司法机关在适用这类规范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宪法的要求，而与之相对应，非拘束性规范则不受或较少受“辐射效力”的影响。拘束性规范包括民法基本原则及其他强行性规范，非拘束性规范主要是非强行性规范。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强行性规定，基于“私人自治”（Privatautonomie）原则，在民事领域以任意性规定为主，强行性规定为辅。某项规范，当当事人对它们是否遵守并不影响对社会根本价值的维护时，该规定为任意性规定；而当事人不能自由选择，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规定为强行性规定，民法基本原则即为强行性规定，强行性规定体现了社会的根本价值，对这些价值的不尊重或破坏将危害该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12[12]联邦宪法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基本权利的价值准则的影响首先是体现在包含有强制性条款的以及在广义上形成的对公众发布命令部分的私法规范中，这就是，从出于公共福利的原因对个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形成应该具有约束力的，并且因此从对私人意愿的控制中被抽象出来的原则。”13[13]在本案中，州初审法院据以做出判决的德国《民法典》第826条的“善良风俗”原则即属于这类原则。因此，普通法院在判决中援引民法法律原则时，必须将其置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背景下，充分考虑到上位法——宪法的要求。

拉伦茨教授认为，法院在使用私法规范，尤其是在对一般条款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具体适用时，必须重视基本权利，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它们作出解释。

而在进行解释时，“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时要对它们进行相互权衡对它们的‘等级高度’作出评价”14[14]而位于较高等级的法律概念一般是应当受“基本权利”辐

吕特案判决【受姚明斌师兄的启发，将美国的“言论自由”与德国对比之】

来源：吉冠浩fighting的日志

二战后，影响德国宪法最大的一起案件，构成日后对宪法公民权的解释的基础——“表达自由”之有名而且迄今仍为论证之标准架构者，为吕特案判决。

Lueth vs Veit Harlan 案

Veit Harlan 是一个在纳粹时期拍反犹点电影的导演，声名狼籍。在二战后，他又拍摄了一部影片含有比较强的反犹情绪。而 Lueth 是一个社会活动者，以消除民族仇恨弥补战争创伤为己任。他对Harlan的电影组织群众杯葛，和在放映电影的剧院前示威。 Harlan 以Lueth触犯了他的公民经济利益权为理由，向汉堡法院提出对Lueth 的禁制令。汉堡法院判Harlan 胜， Lueth 不服以它的个人言论自由被侵犯为由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最后宪法法院产生对日后所有相关的案例有指导性的判决。

本案涉及汉堡邦政府之一级单位主管兼新闻发言人吕特先生所作的抵制性之呼吁言论自由权之行使及受波及之导演哈蓝先生与两家发片公司的人格权与职业上、经济上利益损失之冲突。吕特先生，亦即宪法诉愿人，于德国电影周向电影租片商与电影制造商作开幕演说时，对哈蓝先生提出指控，指其曾经为纳粹时期影片“犹太甜心”之导演。事后，宪法诉愿人又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报章媒体进一步说明，指出哈蓝先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纳粹影片之第一导演，而上述“犹太甜心”之影片乃系正当化纳粹对犹太人追捕屠杀的重要作品之一。公开信中并指出德国在全世界的道德声望不得被以赚钱为目标的商人重新加以毁坏；哈蓝先生如今之复出将使得列强对德国战后重建的疑惧由原先之日趋转淡重新变为激烈；基于这项理由，正直的德国人民必须挺身抗议与抵制。这不只是权利，而是义务。对此，正拟发行哈蓝先生战后作品“不死的爱人”之片商乃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制颁禁制令，并获得胜利，宪法诉愿人向汉堡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并同时以事涉言论自由之侵害而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此项宪法诉愿系合法，亦即其并不需要穷尽诉讼途径，盖此处涉及具有一般性意见之案件。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于1958年1月15日作成判决。判决“地方法院的判决”违宪，侵犯了吕特的言论自由权。

射效力影响的拘束性规范。

在本案中，电影导演哈兰和电影院的经济利益和上诉人吕特的言论表达自由发生了冲突，联邦宪法法院在对这两个利益进行价值权衡时，认为初审法院通过对哈兰言论自由的限制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公民可能会通过他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受到影响，并且对集体的重要问题的发表公开意见的自由得不到保障。这种危险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该案件发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二战刚刚结束，考虑到世界各国尚未消除对德国战后重建的疑惧，而保障哈兰和电影商的微薄的经济利益肯定会损害德国在全世界的道德声望。换言之，两种发生冲突的法益价值根本不属于同一“等级高度”的。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亦认为，“以民事法律的形式导致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的民事法院的判决可能侵犯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1句所确立的基本权利”。这表明，拘束性规定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应当在个案中权衡发生冲突的各类法律价值，涉及处于较高等级的法律价值的规定应当属于拘束性规定，受到基本权利“辐射效力”的影响。

可以看出，“辐射效力”的性质被确定为：它是对民事法律规范进行适用时应当考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民事领域，它只是通过特定的途径“辐射”到某些民事规范上，使得该类规范具备了某些宪法基本权利层面上的意义。这样，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效力扩展到了私法领域，扩大了私法规范的内涵，也扩大了基本权利的适用空间；同时又兼顾了私法的自治性，“赋予了每个人必要的发展其人格的可能性”。因此“辐射效力”理论不但在德国得到了官方和主流学界的认可，也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所借鉴。

1.申明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任何法院在做裁决的时候,都不能忽略宪法的根本法的地位,宪法中所赋予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必须被尊重.

2.当宪法中的个人权利和民法的其他法例冲突的时候,作为法官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衡量价值,也就是衡量个人权利和社会的影响之间的轻重,当两个自然人的权利互相冲度的时候,要具体从公众影响和道德价值观念来考虑判决.

3.要求各个地方法院要对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充分尊重.

4.当个人对地方法院的裁决或高等法院裁决不同意的时候,有权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开启了二战后的德国行政诉讼法的新页。

上面要点归纳也就是说公民间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冲突时候，法庭必须遵循合理平衡的标准来对待。言论自由有社会性的和个人目的性的，当冲突的时候，法庭必须尊重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前提下，进行判决，汉堡法院明显由于疏忽，不能够充分合理的判断背景，由于Lueth 的社会目的性高于Harlan 的私人财产保护的目的性。因此，lueth 胜。

在吕特案中，法院认为，德国基本法的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构成了“价值客观秩序”，对于所有的法领域都有辐射效力。民事审判中，法院也必须得遵循基本法的精神，对民法作适当的解释和适用，吕特案中的民事审判活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构成了违宪。在纽约时报案中，人格权益与表达自由同样发生了碰撞。不过，法院在该案中采用了前述转化技术，法院认为，法院适用法律，即使是在民事诉讼，适用的普通法，也仍然构成政府行为。这种将某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视作侵害人权的政府行为并适用宪法的做法，使得只有那些纯粹的私人事实行为所构成的侵犯人权行为才被排除在宪法覆盖范围之外，其引发的冲突也只能停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而不能被视作基本权利冲突关系在宪法诉讼程序中作衡量处理。

有没有一套能完全真正保护公民正当权利的宪法呢？答案是没有，法律不单只是被制定还有解释权和执行权，寄希望于一套宪法来保护民权防止权力的滥用，是不可能的。

国家机器掌握在谁的手里就可能决定怎样的公民地位与权利。保护公民基本权的典范。

Most important the objective values of the constitution affect all areas of law inculding private law . The basic law's objective values are to be enforced judicially when private legal relationship

implicate .Constitutional concern of legitimate interest to the wider Public .

也就是说当地方法庭或其他法庭运用其它的法律对公民的在行使基本权而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裁决的时候，不能忘记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也就是说公民所行使的其基本权是否合理，一定要按照合理公正的原则靠量。

吕特案已经一般性地被视作德国自由言方面的一则经典案例，其裁判结果已经为我们所知，联邦宪法法院没有选择遵从的处理方案，最后它推翻了普通法院的裁判，保护了表意人。在此案中，联邦宪法法院注意到了两个极端的观点，而后明确表明对于二者都不全盘接受。法院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对于私法关系加以一定程度的合宪性的控制。

法院首先承认，个人的基本权利确实可以全面地用以对抗国家公权力，以体现其公法性质。法院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早在吕特案之前，许多学者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即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是针对国家的，而且在私法关系中的个人之间具有完全或直接适用性。这一理论表明，一般而言某些宪法权利应该对个人或者私人团体具有拘束力，在方式与程度上与其对于政府的功能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德国的联邦劳动法庭是一个重要的部门，该法庭就曾采此学说。例如，在一系列的案件中，联邦劳动法庭表示，雇员可以主张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以对抗雇主。

为了解决二者所引发的紧张，联邦宪法法院采用了特别的裁判方法。这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即“客观价值秩序”。客观价值秩序概念是吕特案中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成为德国宪法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正是借助这个关键词，表达自由方被认为具备私人水平效力，才得以堂而皇之地被用于解决私人的对抗，利益衡量也才可以发挥的余地。

法院认为，吕特的呼吁大众抵制，目的在于唤醒公共讨论，并形成公共意见，对于导演等人的私人侵害，尽管不可避免，但并非该意见表达的真正目的。法院显然没有再把表达自由停留于主观公权利领域，而是强调了表达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客观法价值秩序这一面向。借助基本权利确立了一个“客观”秩序这一陈述，法院无非是想表明，如果基本权利被视为对于公共利益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客观价值，那么，即便在权利还没有被国家削减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受到侵害。例如，如果一个公民受到某种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同时外部的压力也是有作用的，它会使得权利行使成为不可能，就抽象权利而言,压力是来自国家还是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来自私营的企业主。如果客观价值的目标是用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为社会福利提供的言论，这个价值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言论行为减弱，不管这种抑制来自国家还是来自个人。概而言之，这些价值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们必须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法律关系而存在，也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独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这些价值不仅仅是个人的具体权利而且是一般法律秩序一部分，不仅对可能与国家存在某种关系的个人而且同所有的法律关系都相关。

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一般而言，基本权利是一项具体的权利，是个人可凭借就某一法律结果对抗特定方的手段。而从一个客观价值秩序角度来看，表达自由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或者抽象意义上可以被适用的，独立于任何具体的关系。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确立同时也表明，基本权利效力的加强，以及基本权利超越传统领域，有了一定程度的适用扩张。理所当然地，作为基本权利，表达自由的效力可以渗透到一个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

齐玉玲案是不是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来源：李遐桢的日志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28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28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47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165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

原告齐玉苓因与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以下简称济宁商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滕州八中）、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滕州教委）发生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统一招生考试）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九○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由特定单位委托学校培训的学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其中包括：1、陈晓琪冒领的工资5万元；2、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9万元；3、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1000元；4、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6000元；5、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5000元；6、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2000元；7、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调查费1000元），赔偿精神损失40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当年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它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辩称：在九○届中专招生考试中，从报名、考试、录取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各个环节，本被告都严格执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纠纷中无任何过错，不应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九○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滕州八中驻地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差异。齐玉苓在九○届统考中取得成绩441分，虽未达到当年统一招生的录取分数线，但超过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当年录取工作结束后，被告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苓为该校九○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被告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中，因成绩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参加统考的资格。为能继续升学，陈晓琪从被告滕州八中将原告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领走。陈晓琪之父、被告陈克政为此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陈晓琪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告济宁商校报到时，没有携带准考证；报到后，以齐玉苓的名义在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的学生档案，仍然是齐玉苓初中阶段及中考期间形成的考生资料，其中包括贴有齐玉苓照片的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以及齐玉苓参加统考的试卷等相关材料。陈晓琪读书期间，陈克政将原为陈晓琪联系的委培单位变更为中国银行滕州支行。1993年，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自带档案到委培单位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参加工作。

被告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1991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1993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目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档案中，陈晓琪使用的姓名仍为“齐玉苓”，“陈晓琪”一名只在其户籍中使用。

经鉴定，被告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滕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陈克政对何人为其加盖上述两枚印章一节，拒不陈述。

另查明：1990年，被告滕州八中将当年参加中专考试学生的成绩及统招、委培分数线，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1990年的招生办法，要求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须凭委培招生学校和委培单位的介绍信报名。为满足这一要求，凡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实上都是自己联系委培单位并自己交纳委培费用。被告陈晓琪当时交纳了5500元的委培费。原告齐玉苓既未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交纳过委培费用。

上述事实，有证人孟繁运、曹森、张开宇、陈道山的证言，有枣庄市教委招生办公室、滕州市鲍沟镇政府的证明，有当事人齐玉苓、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的陈述和对陈晓琪的调查笔录，有济宁商校九○级委培学生花名册、九三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调配表、“齐玉苓”人事档案和其他学生的体格检查表、鉴定结论两份、陈晓琪的户籍、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字（1990）7号”文件等证据证实。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中考落选、升学无望的情况下，由其父、被告陈克政策划并为主实施冒用原告齐玉苓姓名上学的行为，目的在于利用齐玉苓已过委培分数线的考试成绩，为自己升学和今后就业创造条件，其结果构成了对齐玉苓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侵权行为延续至今，故陈晓琪关于齐玉苓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除律师代理费外，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在考生报名环节疏于监督、检查，并与被告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

原告齐玉苓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因系被告陈晓琪实施侵权行为而导致发生的实际费用，应由陈晓琪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被告负连带责任。但齐玉苓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无客观依据，不能全部支持，应按《枣庄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确定收费具体数额。诉讼中对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中的印章进行鉴定支出的费用，应由责任人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分别负担。

原告齐玉苓的考试成绩及姓名被盗用，为其带来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对此，除有关责任人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责任外，各被告均应对齐玉苓的精神损害承担给予相应物质赔偿的民事责任。各被告对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用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负连带责任。但在赔偿标准方面，齐玉苓主张的数额与我国国情和本案案情均不相符，要求过高，故不予全部采纳。对精神损害应赔偿的数额，参照本地司法机关审理的同类纠纷确定。

综上，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

三、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

四、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被告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被告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被告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

五、鉴定费400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200元；

六、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本院核定的实际争议数额19.5万元计收5410元，由原告齐玉苓负担4400元，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各负担300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55元。

宣判后，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陈晓琪实施的侵犯姓名权行为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应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二、根据当年国家和山东省对招生工作的规定，报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也不需要和学校签订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字（1990）7号”文件中对招委培生工作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和山东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参加统考前填报的志愿中，已经根据枣庄市商业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学生的计划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对委培学校服从分配，因此才能进入统招兼委培生的考场参加统考，也才能够在超过委培分数线的情况下被济宁商校录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统考成绩，而且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陈晓琪，才使本人无法知道事实真相，一直以为成绩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联系委培单位，没有交纳委培费用。各被上诉人的共同侵权，剥夺了本人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并丧失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利益。原审判决否认本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陈晓琪赔偿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权而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权利（即上中专权益及相关权益），而给本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被上诉人陈晓琪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陈克政答辩称：中专预选考试结束后，齐玉苓私下曾对陈晓琪表示过她不准备上委培学校。正是由于齐玉苓有这个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能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当然，以后陈晓琪使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齐玉苓不知情，但这并不违背齐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侵犯的只是齐玉苓的姓名权，没有侵犯齐玉苓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因此给其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答辩称：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完全是由陈克政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如果有其他具体行为人明知是假，还为陈克政编造或更改档案材料，应当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济宁商校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济宁商校在陈晓琪、陈克政实施的侵犯姓名权方面有故意行为，因此济宁商校没有给齐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滕州八中答辩称：滕州八中于当年以张榜公布的形式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进行了通知。齐玉苓的合法权益在1990年就已经受到陈晓琪、陈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中的财务章是1992年4月才刻制的，以加盖了变造的财务章让滕州八中承担侵权责任，于理不通。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答辩称：滕州教委在1990年的中专招生工作中，从考试到录取以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都是严格按招生政策规定的程序进行。齐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学，与我委无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滕州八中已将上诉人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给齐玉苓本人，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承认是上诉人齐玉苓本人填报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参加考试。

上诉人齐玉苓在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毕业以后，其户口是由被上诉人陈克政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迁出。

被上诉人陈晓琪至今仍使用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自1993年8月到2001年8月，共领取工资计52043元。

滕州市1997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00元，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为110元，1999年7月至今为143元。

上诉人齐玉苓于1990年8月至1991年5月在山东省邹城市第二十中学（现为第四中学）复读，其间支出复读费1000

元。1993年6月份，齐玉苓向有关部门交纳6000元城市增容费后转为非农业户口。同年8月，齐玉苓又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交纳学费等费用5000元。1996年8月，齐玉苓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齐玉苓曾有一年多时间下岗待业。

以上事实，由枣庄市招生委员会的证明、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收款凭证、文检鉴定书、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证明、滕州市民政局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除此以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齐玉苓所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存在着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批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讨论后认为：

上诉人齐玉苓通过初中中专预选后，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表明其有接受委培教育的愿望。被上诉人陈克政辩称是由于其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没有证据证实。既使此节属实，也因为陈克政实施的这一行为是违法的，不能对抗委培志愿是由齐玉苓亲自填报这一合法事实。陈克政称齐玉苓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的权利，理由不能成立。齐玉苓统考的分数超过了委培分数线，被上诉人济宁商校已将其录取并发出了录取通知书。由于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被上诉人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

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后来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所支付的学费，是其接受该校教育的正常支出，不是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各被上诉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使其精神遭受严重的伤害，应当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标准，给齐玉苓赔偿精神损害费。齐玉苓要求将陈晓琪的住房福利、在济宁商校期间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作为其损失予以赔偿，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本案诉讼费应根据上诉人齐玉苓诉争的标的额进行计算。原审判决计算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陈晓琪等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齐玉苓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实根据。齐玉苓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权的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

宪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2001年8月23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1993年8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1993年8月至2001年8月，共计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六、驳回上诉人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910元，由上诉人齐玉苓负担8984元，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1926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10元，由齐玉苓负担8984元，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1926元。

备受国人瞩目的齐玉苓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

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 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决定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批复》以后，继续审理此案并认为：

“……由于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被上诉人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

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未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陈晓琪等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齐玉苓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实根据。齐玉苓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权的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由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5]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予以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判决：（1）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从此案的发生经过看，对于齐玉苓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关于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诉求，因为这决定了齐玉苓可以得到的赔偿数额。按照初审法院、二审法院对待侵权赔偿救济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权的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与其受教育权被侵害有着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然而，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受教育权，而此案又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故而认为法律的适用是疑难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解释。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复》，

认定陈晓琪等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享有的受教育权。此批复，乃直接针对正在审理中（二审阶段）的齐玉苓案，因涉及具体争议点而备司法性质，其与最高法院另一类颇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释迥异；并且，在当事的侵权一方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法院未以其他具体法律为依据而直接地、单一地适用宪法。就此两点而言，司法界、学术界、媒体多称此案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曾轰动法律界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释近日被废，权威人士称这意味着法院将不能援引宪法裁判争议司法解释被废

“齐玉苓案”被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作出的批复也开创了中国宪法作为民事审判依据的先河。

12月18日，最高院发布公告称，自当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记者发现，最高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赫然在列。与其他2 6项司法解释被废止理由不同，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中国宪法学会顾问廉希圣均指出，这一司法解释的废止，涉及宪法司法化问题。

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 废除司法解释与黄松有无关

而廉希圣则称，一是现在中央不再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二是齐玉苓案后，最高院前院长黄松有曾就宪法司法化撰文发表，跟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记者检索到，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认为此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等。但据记者调查了解，在黄松有出事之前，中央有关领导曾就宪法司法化问题做出批示，并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事。

“即使黄不出事，这个司法解释也同样会被废止。”最高院内部人士向记者否认此事是黄

松有出事后“人走政息”，并表示所谓“宪法司法化”或将因此而一去不返。前进？倒退？还不好说

学者介绍，而长期以来，中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总是难以觅其“芳踪”。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

“法院判案子不能用宪法，又回到若干年以前的状态了。”廉希圣认为，这一做法“是前进还是倒退还不好说，但会有问题，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去处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济？”

新办法并未出台，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裁判？廉希圣建议，法官可按照宪法精神去理解法律，做出判决：“不然的话，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

案外人(第三人)对生效判决有异议,无需申请再审,可直接起诉达到改判的目的

案外人（第三人）对生效判决有异议的，不需要申请再审，可提起新 的诉讼直接要求改判或撤销原判决 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谢辉律师 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版正式实施以前（2012年12月31日以前），如果案外人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有异议，只能通过申请再审途径寻求救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的制度设计，只有启动再审程序才能对生效判决是否有错误进行审查，只有再审程序才能改变生效判决的既判效力。 法释〔2008〕14号《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就明确规定“案外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应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版）对于案外人不服生效判决应如何救济的问题，作出了重大的制度调整。

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根据这一规定，如果案外人（第三人）认为生效判决有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不需要申请再审，而是直接提起新的诉讼，该新的诉讼就能够达到“改变或撤销原判决”的效果。 由此可见，第56条第三款其实质相当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别条款，该特别条款赋予案外人（第三人）跳过申请再审程序、通过直接起诉的方式对原判决进行审查，达到“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的救济目的。 综上所述，新《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版）实施后，案外人（第三人）对生效判决有异议的，不需要申请再审，可直接提起新的诉讼要求“改判或撤销”原生效判决。

许霆案

广州中院释疑许霆为何被判5年有期徒刑 2008年03月31日 23:17:29 来源：新华网 2008年3月31日许霆案重审宣判：盗窃罪名依然成立改判有期徒刑5年许霆 在被告席上听法官宣读判决书(3月31日摄)。广受关注的许霆涉嫌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 出错盗窃一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31日15时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许 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许霆未退还的犯罪所得人 民币173826元。新华社发(罗伟雄摄)

许霆在被告席站立，听取法官宣读对其的判决结果(3月31日摄)。 新华网广州３月３１日电（记者郑天虹、肖文峰）备受社会关注的许霆案３１日在广州公开宣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但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判处有期徒刑５年，并处罚金２万元。 广州中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甘正培针对社会公众热议的一些许霆案中的争议以及许霆为何获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在案件宣判后进行了公开的释法答疑。 许霆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 许霆使用自己的银行卡，输入密码，提取了１７万余元不属于自己的款项，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对盗窃罪规定的“秘密窃取”特征，成为本案的关键。 甘正培解释说，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盗窃罪中

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的行为。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已被当场发觉、是否事后马上被发觉、是否因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留下身份识别标志而事后被发觉等等，均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 甘正培说，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程序升级出错之机，多次恶意取款，就是自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当场发觉。许霆在庭审时也供述称，明知其银行卡内仅有１７０余元，在第一次取款和查询后已意识到自动柜员机出现了异常，仍然连续１７０次取款１７４０００元，并认为“银行应该不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这都证实了许霆实施取款行为时主观上自认为银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符合“秘密窃取”的客观特征。 至于法院为何认定许霆为“盗窃金融机构”，甘正培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自动柜员机是银行对外提供客户自助金融服务的设备，机内储存的资金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因此，许霆盗窃柜员机内资金的行为依法当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 为何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在盗窃后携款逃匿，案发后又没有退赃，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法院为何对许霆在

案外人异议相关法律及解释

案外人异议相关法律及解释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三百零三条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百二十三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第四百二十四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后，案外人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依照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处理。 案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人民法院仅审理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对其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内容。经审理，再审请求成立的，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请求不成立的，维持原判决、裁定、调解书。 第四百六十四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 第四百六十五条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驳回其异议;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中止执行。 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裁定送达案外人之日起十五日内，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

据说这是一份”史上最伟大“的判决书

据说，这是一份”史上最伟大“的判决书 你听说过，惠州许霆案吗？据说，这是“史上最伟大的判决，没有之一”、“这也许是一份伟大的裁判”、“该判决刷新了其对刑事法官的认识”、“法官在文书中表述‘我们也不能确认和保证本判决是唯一正确的略显自信不足，若对情节恶劣的犯罪，恐难压场”、“认真写一份判决易，每份判决写成这样难”、“该判决文风过于絮叨啰嗦，距离判决要求的精炼、简洁、平实相去甚远，不具有可复制性”……这些“赞弹皆有、褒贬不一”的评论同指一份裁判文书的作者：“惠阳于德水案”审判长、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院院长万翔。事实上，对于裁判文书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断。“基层法院有很多法官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有挑战性的案件，职业生涯能遇到这样的案件是我的幸运。我下决心要写好这个判决。”——万翔记者：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案件刚开始是在刑二庭审理，第一次开完庭后，因为舆论反馈，庭长便向我介绍案情，我立马感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此案贴有“惠阳许霆案”标签。广州许霆案在业界争论很大，要做出一个真正服众的判决难度很大。难度大，观点争议激烈也有它的好处，如果判得好，就是一个宣传法治、宣传法院、宣传司法正义的一次极好的机会。经反复研究，我们做出了：更改合议庭重新审理的决定。实事求是地说，社会上认为很多

法官没有什么真才华，而遇到这样的案件是能够体现法官的智慧、法官的才华和专业品质，这样的案子怎么可以轻描淡写就公布出去呢？我下决心要写好这个判决，因为基层法院有很多法官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有挑战性的案件，职业生涯能遇到这样的案件是我的幸运。为了办好这个案子，我几乎翻阅了所有广州许霆案的各种观点。发现各种说法都有，业界讨论至今未有定论。我觉得，法律专家意见有分歧正好可以展示法官的独立思考，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判这个案子，那法官判案就没有挑战性，案件本身和结果也不会受到关注。 2014年9月28日下午，于德水案传唤证人再次开庭，图为庭审现场照片。摄影吴晓红“要判于德水去坐牢，我良心上过不去；要判于德水无罪，我心里也过不去。”——万翔记者：业界讨论尚无定论，你是如何看待“于德水案”的？在罪与非罪上，我的态度犹豫过，但最终我的态度是坚定的：于德水在明知柜员机故障的情况下，多次作案，其非法占有的意识非常明显。很多人说，机器问题是导致他犯罪的主因，我认为不是，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只能说，银行柜员机出错是量刑时考虑从轻的一个因素，绝对不是说，机器坏了，你就可以乱来。这样一来，要我判于德水无罪，我心里过不去，因为案件事实让我无法做出无罪判决。但是，如果在于德水认罪、又主动退还赃款的情况下，要判于德水坐牢，我良心

大型活动策划书

大型活动策划书（一） 一、大型活动的定义 大型活动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众多人参与的社会协调活动。这一定义要把握三个重要概念： 第一、大型活动要有鲜明的目的性。大型活动往往耗费很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这是大型活动的目标。没有目的而耗费资金做活动是不可能的，目的不鲜明也是不值得的。 第二、要有计划性。凡事都应有计划，大型活动更不例外，而且更要求有周密的计划。 第三、众多人参与是大型活动重要的概念。既然是大型活动，就应该有众多的人参与，但并不是参与人数多就是大型活动。大型活动和小型活动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参与人的数量，而且还在于活动的质量的高低和影响力的大小，对于校园活动来说要看其是否能真正意义上打造社团精品并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二、大型活动的策划 从程序上说，大型活动策划和实施，一般要经过以下几步： 第一、立项。就是要把活动作为一个项目确定下来，这个活动要不要做？为什么做？一定要很清晰。 第二、进行调查和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步骤。研究范围包括大型活动的校园适应性，包括校园环境和活动范围的适应性。财力适应性、效益的可行性。从效益的角度考虑，做这样的活动是否有利于我们宣传方面节省费用？如户外活动要考虑天气的情况，野外活动考虑更多的是安全设施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范畴。 第三、提炼主题，进行创意。

第四、方案论证。 1、成立活动筹备组，召开筹备会议。由筹备组成员共同协商对本次活动进行宏观总策划，最终将活动涉及到的工作分成诸如宣传、外联、物品筹备、节目等几大部分，并将每一项工作选出负责人，同时选出本次活动的总负责人。 2、根据筹备会议精神，认真制定活动计划书，将其作为工作的指南，一切行动原则上必须按照活动计划书进行，同时将活动程序表、活动日程安排表等关于活动的基本资料打印装订成册，保证个负责人人手一份，这样有利于活动的有序进行。 3、各分项负责人，组织自己小组成员展开工作，在工作中要分工明确，责任明晰，权利对等，但各负责人要以会议或座谈等形式及时进行沟通和联系、团结协作，这样以便随时了解活动的进程，同时要向自己上一级的领导汇报工作，对在自己经验和能力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援助要求。 4、最后的一点是总结提高。对社团活动而言，要不断总结、反思，做到既有一定的模式，又有突破和创新，而非一直在一个套路中打转。不开动脑筋，不去创造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新活动，社团活动就会缺乏吸引、缺乏新意。要使社团充满活力，一定要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摸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的社团才会永葆生机，活动才能凝聚人心，汇聚人气，社团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三、操作实施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1、进行必要的现场模拟。从经验看，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计划方案的现场模拟。我们看到一些协会的活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计划很好，但是由于缺少演练或彩排，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违背了原创精神或者没有达到原创水平。所以，在原则方案确定以后，还要

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授权委托书

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授权委托书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一种对实体权利的救济措施,体现了裁判权对于强制执行程序的介入。下面橙子为大家精心整理了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授权委托书，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授权委托书篇一： 案外人执行异议书 异议人(单位写明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自然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服务处所、住所地、居住地、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在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就号判决书(裁决书、处罚决定书)的强制执行过程中，贵法院误将案外异议人的财产，当作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异议人依法提出本执行异议。请求事项立即中止执行，并返还异议人的财产……。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我(单位)是案外人，贵院将我(单位)的财产予以执行，明显错误。特依《民事诉讼法》第条的规定，提出异议，请立即中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并执行回转，切实维护异议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______(签名盖章) 年月日

附：证据______份 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授权委托书篇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书 异议人(单位写明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自然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服务处所、住所地、居住地、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贵法院误将案外异议人的财产，当作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异议人依法提出本执行异议。请求事项立即中止执行，并返还异议人的财产……。 事实与理由 ……护异议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签名盖章)：年月日附：证据份 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授权委托书篇三： 执行异议申请书 异议人:河北华正公路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29号，法定代表人闫纯德，该公司董事长，电话：XXX。 在申请执行人河北省科技开发中心与被执行人河北省华正国际企业集团，就(1997)长经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书的强制执行过程中，贵院错误查封了异议人的土地房屋，异议人依法提出本执行异议。 请求事项 请求解除对异议人土地、房屋的查封

【整理打印版】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的比较——民诉法225条与227条的区别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的比较 民诉法225条与227条的区别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法商智慧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这对加强民事检 察工作、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沙坡头区检察院在依法开展民事执 行监督工作的同时，针对近年来法院民事执行工作中遭遇的诸多非议及普遍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现象也进行了专项调研。调研期间发现该区法院普遍存在执行过程中混用、乱用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227条的现象, 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作区分，导致提出执行异议人的救济途径不畅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使得一部分执行异议人上访、闹访，加重了执行难度。笔者认为在执行实践中弄清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二者的区别，依法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227条，对规范执行活动，保护和实现当事人、利害 关系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执行难”，树立法院形象，维护司法权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5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 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227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 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上执行异议主要分为两类，即“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异议”。这两种异议类型，在救济性质、程序、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这就决定了在适用时必须要严格把握。 执行行为异议是指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即执行措施或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所提出的异议。案外人异议是指案外人，即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执行法院对某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侵害其实体法上的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的异议。 （一）提出异议的主体不同。 民诉法第225条执行行为异议可以提出的主体非常广泛，既可以是当事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包括被 变更、追加的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也可以是当事人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认为法院执行行为 违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就有权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第227条案外人异议只能由案外人提起，即当事人以外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执行法院对某一项或几项特定物的执行，侵害其实体法上的权利，有权向执行法院寻求实体救济。 （二）提出异议的事由不同。 民诉法第225条执行行为异议的事由包括两大类：一是认为执行措施违反法律规定。执行人员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即具体的执行方法和手段，必须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如因同一事由对被执行人连续两次采取 拘留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而未向被执行人送达查封、扣押、冻结清单和裁定书；对登记财产的查封，未依法赴相关部门办理查封登记等，对此类执行人员应当实施而未实施，或实施不当、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改正。二是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 强制执行中，每一项执行措施的实施，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了应当遵守的程序，执行人员在实施执行行为中应当遵循的程序没遵守，或违反相关程序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亦可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主张程序救济。如拍卖财产公告天数不符合规定；对于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未发出限期履行通知即对第三 人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等。

判决书模板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许霆，男，1983年2月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山西省襄汾县，文化程度高中，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郭家庄社区向阳路西4巷3号。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07年5月22日被羁押，同年6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振平、吴义春，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刑诉字［2007］1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于2007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谭海霞、代理检察员王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许霆及其辩护人杨振平、吴义春，证人黄敏惠、卢哲、赵永强、李琴、许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4月21日，被告人许霆窜至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的广州市商业银行ATM提款机，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多次从该提款机取款，至4月22日许霆共提取现金人民币175000元，之后携款潜逃。该院当庭宣读、出示了受害单位的报案陈述；证人黄敏惠、卢哲、赵永强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受害单位提供的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银行取款流水记录数据、犯罪嫌疑人取款截图、辨认笔录、报案材料；许霆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构成盗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许霆在本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解，其发现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为了保护银行财产而才把款项全部取出，并准备交给单位领导。其后主动与银行方面联系，欲退还所得钱款。其与家人到处筹款以弥补银行损失。另外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银行也有责任。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 本案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应判其无罪，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银行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不足，存在疑点并不可信。被告人许霆的行为不是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被告人许霆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而非秘密的手段取得钱款。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相关规定，与本案的具体情况并不相符，亦未对此行为作出相关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许霆的行为显然不能构成盗窃罪。被告人许霆所实施行为

展览会活动策划方案全案

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览会 策 划 方 案 四川女鞋之都商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13日

目录 第一章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览会总体分析 (2) 第二章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览会的内容及定位 (5) 第三章展位规划与招展政策 (8) 第四章展会相关活动 (10) 第五章宣传推广与专业观众组织 (12) 第六章展会筹办工作实施计划 (13) 第七章展会费用预算 (15)

第一章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览会总体分析 一、举办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览会的背景 （一）区域产业发展层面： 成都作为中国鞋业“三州一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的中国鞋业制造和商贸基地，年产值超五百亿元，对鞋材有强烈的市场需求； 由于成都鞋材市场自发形成，缺乏引导，目前尚处于低档水平，所供应鞋材也较为普通，在品质、工艺等方面与国内领先的广州市场有较大差距，因此成都本土中大型工厂有中高档鞋材需求时，均需远赴广州采购，耗时费力。 此外，由于对新材料了解不及时，对新工艺、新技术掌握不熟练，成都鞋业在开发、生产诸环节全面落后于广州、温州等地，成都鞋业要追赶、超越，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还缺乏有力的支撑。 成都鞋业发展到现在，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需求日益凸显，但现有市场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而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逐渐强大，急需利用其产业优势，通过一场大型的展会促成行业形成供销链产业群聚效应，并通过内聚力量外拓市场，积极延伸产业链，真正促进成都鞋业迅速发展。 （二）园区发展层面： 中国女鞋之都经过14年发展，形成了辐射、服务全省鞋业的影响力，聚集了大量鞋企，形成了四川鞋业生产、商贸总部基地。对于未来发展，园区提出“一平台八中心”发展规划，其核心在于重点打造“原辅材料交易中心”和“成品鞋订货中心”，将这两个中心打造出“千亿级产业服务平台”。作为重点的原辅材料交易，是园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从短期来看，园区的繁荣需要聚集大量的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展会则正是这种能在短期内起到扩大信息传播，吸引人流、聚集人气、引导商贸消费习惯的大型营销性事件。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女鞋之都园区拟打造“精品鞋材城”，是以建设西南鞋材首选商城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保证市场长期的火爆运营，产生区域的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3篇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3篇 （487字） 异议人（单位写明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自然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服务处所、住所地、居住地、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贵法院在申请执行人___________与被执行人___________，就___________号调解书的强制执行过程中，误将案外异议人的___________财产，当作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异议人依法提出本执行异议。 请求事项 立即中止执行，并返还异议人的财产……。 事实与理由 …… 综上所述，我（单位）是案外人，贵院将我（单位）的财产予以执行，明显错误。特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

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及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57条、最高法院《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73条对执行异议也作了规定，提出异议，请立即中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并执行回转，切实维护异议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附：证据___________份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三：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343字）异议申请人：辽源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灯塔信用社，所在地辽源市人民大街987号。

负责人：唐建忠，主任。 事实与理由： 被执行人辽源市意发房地产有限公司分别于XX年2月5日、XX年12月2日总计从异议申请人处借款72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XX年2月5日至XX年1月2日、XX年12月2日至XX年6月3日，以其所有的位于辽源市南康街072107号、070874号、071525号房产对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基与以上理由，贵院在执行中涉及辽源市南康街072107号、070874号、071525号房产将损害异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终止对该房产的执行。 此致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异议申请人：辽源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民事判决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用)

民事判决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初……号原告(执行案外人)：×××，……。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申请执行人)：×××，……。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第三人(被执行人)：×××，……。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原告×××与被告×××、被告/第三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因涉及……(写明不公开开庭的理由)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被告/第三人×××(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或者名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辩称，……(概述被告答辩意见)。 ×××诉/述称，……(概述第三人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写明法院是否采信证据，事实认定的意见和理由)。

本院认为，……(围绕争议焦点，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当事人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请求或确权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由)。 综上所述，……(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总结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写明法律文件名称及其条款项序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 二、……。 (以上分项写明判决结果) 案件受理费……元，由……负担(写明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负担金额)。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写明：)本院(××××)……执异……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

许霆案的反思

“许霆案”的反思 4月17日晚七点半，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在国际会议厅为我们奉上一场题为“‘许霆案’审理的启示”的精彩讲座。讲座上，贺教授分别从法律制度的确定性、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判例法体系建立的可能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此案件的见解，他深入浅出的分析、旁征博引的说理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引得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贺教授认为首要启示是重视法律制度的确定性。他从语言构造开始说起，说“法律概念处于不清晰状态，会导致人民处于不安定不可预知的状态”。联系案件来说，他认为司法者该深入解读立法者的意图，“法官对法律的解读得使法律仍能有效调整已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而对于司法与传媒的关系，贺教授用“唇齿相依、唇寒齿亡”八个字来形容。通过对众多案例的分析，贺教授希望传媒能够“像一面镜子，无所谓价值偏好地反应各方的声音”，维护好司法的独立性。 最后，贺教授表示，现在我们进入判例时代，法律不能因地域或时间的差异而不统一，人们的命运“不能取决于偶然的因素”。我们要从制度上去努力，要“驾驭自己的命运”。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事情的经过。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1元，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许霆潜逃一年后被抓获，以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许父对一审判决不服，筹钱20万准备继续上诉。他认为，“这就像路边捡了别人的钱一样―――就算花了别人多给的钱，还了不就没事了嘛，怎么是秘密窃取，又怎么非法占有了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有专家、网友组成两派阵营——挺霆方与倒霆方进行激辩。倒霆方认为许霆恶意取款构成盗窃罪，判重刑无不妥！而挺霆方则认为许霆恶意取款不是盗窃，是不当得利，并且量型过重！双方就问题的关键点:ATM 机是否是金融机构？银行是否有责任？许霆恶取款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是否量刑适当？是民事还是刑事责任进行了讨论。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

一个完整的活动策划方案包括十二部分

一个完整的活动策划方案包括十二部分： 一、活动目的。你要确定此次活动的核心目的是什么？记住是核心目的 二、活动对象。要准确定位此次活动的针对对象，孩子、还是学生、年轻人等等 三、活动主题。1、确定活动主题，2、包装活动主题 四、活动方式。既然是门店销售，那就是现场销售咯 五、活动时间和地点。 六、广告配合方式。条幅啊，宣传彩页啊，充气娃娃啊等等，搞外围气氛的东西 七、前期准备。1、人员安排，2、物资准备，3、试验方案（要试验一下方案的可行性，试点） 八、中期操作。现场人员的工作安排，各负其责，以及对现场的控制，没人的情况该怎么办，人爆满的时候该怎么办。应对策略 九、后期延续。这个活动虽然主题一定只能做1次，但是借助这个活动，可以将销售延续好多天，怎么延续，就是你的问题了。 十、费用预算。这个工作难度比较大，你要把各项费用开支尽可能的列出来，再附加上下浮动空间，老板看了会很满意，支出对于一个公司很关键的。 十一、以外防范。1、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预，如果他们突然来了查东西，你有应对策略吗？2、顾客的投诉，你如何解决，如果现场发生纠纷、争端，你要如何解决？3、根绝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预测可能会出现的突发天气状况 十二、效果预估。自我评估这个活动开展以后能有多大“效果”。公司所关注的效果就是收入情况，但是这个谁知道呢！所以要保守估计，如果超出了那是领导的“组织调度能力”发挥了作用，如果和你的估计差不多，那是你做了该做的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将本次活动的支出与预计收益情况列出来，让老板看到赚头。当然老板也不是傻子，如果最后结果不好，老板不会怪你的。有很多结果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收益的算法：假如彩页5000份，优惠额度8折，所有商品中处于中间价的商品500元，彩页有效率10%-30%，那么收益就出来了：5000×10%、30%分别为500和1500, 500×500×0.8 1500×500×0.8，500×500×0.8< 收益<1500×500×0.8 .

许霆案分析

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 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

大型活动策划方案完整模板

大型活动策划方案完整模板 大型活动策划方案 （模板） 说明：此“大型活动策划方案”适用于论坛、年会、峰会等大型活动，主要由活动背景、活动目的及意义、内容策划思路及核心活动安排、活动亮点、活动概况、活动流程、主要嘉宾介绍、活动推广方案（简）、活动预算、关于我们等十大部分构成。以下以在某城市举办的全国性财经类高峰论坛为例，相关内容为虚拟示例，仅供参考。 封面 主题（如：创新·整合·持续·和谐） ——首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重庆 年月日（周） 主办单位 *** 协办单位 *** *** 支持单位 *** *** 战略合作伙伴 *** 承办单位 ***

首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策划方案 一、活动背景 (4) 二、活动目的及意义 (4) 三、主题、内容策划思路及具体安排 (5) 四、活动亮点 (7) 五、活动概况 (7) 六、活动流程 (9) 七、主要嘉宾介绍 (12) 八、活动推广方案（简） (12) 九、活动预算 (13) 十、关于我们 (15)

一、活动背景 …… 为此，***联合***，共同举办以“创新·整合·持续·和谐”为主题的“首届***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论坛将邀请***经济研究专家、当地政府代表、全国各地企业家等会聚，共同探讨“”等内容，从而探索的发展之路和发展模式，构建和谐发展环境。 二、活动目的及意义 1、探索发展之路和发展模式；探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并针对地区特点，提供可行性决策参考； 2、有利于整合地区资源，加强周边城市进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的发展环境； 3、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同时，为的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展示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三、主题、内容策划思路及具体安排 主题：创新·整合·持续·和谐 策划思路： 会议主题：主题内涵剖析。 总体内容：总体内容分为“”两大部分，最后回归到“”主题。突出主题的同时，明确的指出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即发展特色经济……。四大主题将所有探讨的话题，系统的串在一起，最终达到“主题鲜明，对问题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度剖析”的效果。 会议形式：实地考察、招商项目展览、开幕式主题演讲、对话交流、论坛总结等形式相结合，既有当地实践体验，又有深度理论研究；既有观点陈述，又有交流讨论；既有宏观方向把握，又有微观问题探讨；既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又能为当地搭建招商引资的平台。 核心活动安排： 一、主题演讲 1、演讲主题一 嘉宾： 目的：权威专家深度剖析经济目前的发展，同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和可行性发展战略。 2、演讲主题二 嘉宾： 目的：深度剖析文化特征，对“文化经济”提出建设性意见。 3、演讲主题三 嘉宾： 目的：宏观性提出地区优势及资源整合的重要性以及“产业带”建设的必要性和有效措施。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Company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申请人：陈某某，男， 申请请求： 一、请求贵院依法终止（XXX）浙XXXX执XXX号执行案件并解除对申请人招商银行账户为6XXXXXXXXXXXXXXXXXXX4的查封措施。 事实与理由： 贵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铭麒与被执行人陈X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执行案号为（XXX）浙XXXX执XXX号，贵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申请人招商银行账户为6XXXXXXXXXXXXXXXXXXX4中的XXX万元，申请人认为贵院的执行程序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与事实不符，现提出异议，理由如下： 一、执行程序违法 贵院申请执行的依据为李XX与陈X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生效判决书【案号：】，被执行主体为陈X而非申请人陈某某，然而贵院在没有任何针对申请人的生效判决文书的基础上而对申请人的招商银行账户采取了保全措施，并且也未向申请人送达过任何法律文书，作为该执行案件的案外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银行账户被贵院强制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也未得到贵院告知的权利救济方式，贵院的执行行为完全剥夺了宪法赋予申请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申请人认为贵院的执行程序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二、执行行为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申请人认为，贵院保全申请人账户的XXX万元与（XXX）浙XXXX执XXX号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的财产无关，即便存在关联系，那申请人获得的9-1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款中被执行人陈X可获得的拆迁安置款金额也不足XXXXX元。 因被执行人陈X与李XX在XXX年X月XX日协议离婚，经兰溪市民政局准许，离婚协议在该局备案留存，双方的离婚协议中确定将位于9-1号的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家用电器和家居设备归申请人陈某某（被执行人陈X儿子）所有，被执行人陈X与李XX离婚后即搬离该房屋此后一直未在该房屋居住，而被执行人陈X与申请执行人李铭麒的民间借贷发生的时间为XXX年，申请人认为陈X个人对外的借款行为与申请人无关，且9-1号的房屋的拆迁安置款应当归申请人陈某某个人所有。 即便该房屋拆迁安置款与被执行人存在关联，根据兰溪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测量评估，申请人家中宅基地实际占地面积为XXXX平方米+XXX平方米=XXX平方米，其中老屋的宅基地为陈X母亲XXX所有。根据兰溪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标准，申请人家庭的安置人口为肆人，即人均XXXX÷4＝XXX平方米；因申请人为独生子女且未婚，因此申请人获得的份额为贰份，被执行人陈X和李XX 各占壹份。再按照拆迁办法规定可选择安置房面积为占地面积的4倍计算，即被执行人陈X实际拥有土地拆迁补偿面积为XXX×4＝XXX平方米。现因被执行人陈X在XXXX监狱服刑，无法购买安置

民事起诉状(案外人执行异议)

民事起诉状 原告：姓名，性别，民 族，年月日出生，住 址：省市区路小区号楼单 元室。 联系电话： 被告：单位名称住所 地：省市区路号座层。 法定代表人：，职务： 联系电话： 第三人：姓名，性别，民 族，年月日出生，住 址：省市区路小区号楼单 元室。 联系电话： 案由：案外人执行异议 诉讼请求： 一、依法判决确认设备（价值万元）为原告所有，并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二、依法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原告（案外人）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字第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执行异议。原告认为该裁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1.被告所申请执行的财产xxx的所有设备为原告所有，而不属于第三人所有。

年月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设备转让合同》， 原告购买第三人的所有设备，价格价款为人民 币元，年月日，第三人将该设备交付给原告，原告即投入调试和生产使用，并于年月日前支付给第三人设备款元。 原告投入生产后，就不断有原给第三人干活被拖欠巨额劳务费用的农民工到原告处闹事影响正常生产，第三人也多次索要剩余设备款，由于原告得知其欠巨额农民工工资，以及其欠他人设备款贵院正在执行中，故未敢向第三人支付剩余款项。 年月日，第三人向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支付剩余设备款，在法院的支持调解下，出于对县人民法院的信任，原告将剩余价款以现金的 方式交给了县人民法院，法院向原告出具了收据，等候在法院的农民工当庭领到 了工资。 原告的上述交易行为、支付行为并无不妥之处。原告是善意取得涉案设备的。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设备作为动产，在交付时产权便发生转移，也就是 说年月日，第三人将设备交付给原告后，该设备的所有权就转移 给了原告。原告将剩余款项交付给靖边县人民法院并无不妥。 2.被告对属于原告的设备申请执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原告与第三人的交易是真实的，原告支付了元的设备款后才取得了该设备的所有权，原告是善意取得，被告无权对原告的上述财产申请执 行。年月日，贵院执行人员在现场清点登记时，原告就向执行人 员说明了原告支付该设备的部分款项以及该设备已经转移给原告的情况，原告将剩余设备款交给县人民法院也是客观的、真实的，贵院对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不予采纳是 完全错误的。该行为损害了原告对设备的财产所有权。 综上所述，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作为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原告依法在收到《执行裁定书》后十五日内起诉，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 此致 人民法院 具状人（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