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新探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新探

在王安石主持下，经过艰巨的努力，撰述完成了著名的《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这是古代社会改革家中少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如果在理论上无所建树，王安石在统治阶层内部根本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影响；他也不可能为赵顼所信任和重用，当然，他所主持的变法改革事业也无从谈起。然而，不仅从上面他所表现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缺乏求实精神和应有的坚定的原则性，已经表明了他的理论准备的不足。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变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若干具体问题上，明显地看到王安石及其一派，在理论上准备确实还相当不充分。

例如，变法派重要人物吕惠卿，为给“变法”找出历史根据，曾举例说：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攷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 (65)

吕惠卿的意思是借“先生之法”有不同年次和不同形式的变动，来证实“变法”本之于“先王”的正确性和合法性。若前提正确，他的论证就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司马光驳斥说：“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 (66)

司马光没费什么力，就把吕惠卿的前提否定了，也就否定了他的论题。同时，也揭露了吕惠卿对作为“变法”理论的历史基础，即“先王之法”不很了然。这也决定了他在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面前，不能不大为丢脸。可是，吕惠卿很不虚心，也很不聪明，不但不服输，反而恼羞成怒，“以他语诋光”，67以至赵顼不得不以皇帝身份出来打圆场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这场争论，对于标榜“法先王”、批评仁宗赵祯“不法于先王之道”68的王安石，当然是莫大的讽刺。尤其是他曾对赵顼说过“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69这样的话，当然更觉脸上没有光彩了。

又如，青苗法取息高达年利百分之四十，王安石认为比《周礼》规定标准不算多。对此，韩琦、孙觉都给赵顼上书加以驳斥，并指责王安石及其一派，或者是对《周礼》借贷取息的标准没弄懂，或者是有意曲解《周礼》取息标准，以证明青苗法“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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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批判说：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71

这是韩琦根据《周礼》的说法和汉儒的解释，论证了《周礼》取息最多只有百分之二十，而青苗钱取息高达百分之四十，超出《周礼》一倍。无情地揭露了王安石及其一派，宣称青苗取息比《周礼》“已不为多”，不过是混淆“圣君”视听的欺人之谈。

韩琦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剥开了变法派打着《周礼》旗号，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借“青苗法”以“剥民取利”的实质。韩琦还进一步根据历史事实指出除“王莽而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72，而“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十一。”73据此他批评变法派“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辩也。74

韩琦在这里把青苗法和作为王莽暴政之一的“贷钱取利”作比，进一步对王安石借《周礼》之名，行聚敛之实的手法，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揭露。但是韩琦没有到此为止，而更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实质，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说：

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麴、鞵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紬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紬绢，如此之类，不可胜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行《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汙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75

可见，老百姓的负担早已十分沉重了，现在再加上青苗钱百姓更难承担。从巩固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作为三朝元老的韩琦不能不出来为百姓讲话，也不得不剥开变法派所谓青苗法的颁行“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76、青苗取息并不比《周礼》规定的多等种种不实之言。其实，青苗法如果能正确贯彻执行，在打击高利贷剥削，维护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后一点兴趣，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却违背了自己允许的种种诺言，甚至直接违背了“愿预借者给之”77这样言之凿凿的诺言，而采取了“抑配散俵”的办法，以致造成种种弊端，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而变法派不仅视而不见，反而“顺非文过”，想尽一切办法美化自己。所以韩琦指责王安石及其一派是“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78孙觉则劝告说：“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问虚说以图治。”79从他们所说，可见王安石及其一派，虽然打着“法先王”的旗号，可是对于所谓“先王之政”，如果不是故弄玄虚，那末，至少是知之不深，而在理论的论证上，不仅深度不够，而且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以致很容易被有识之士抓住漏洞。

总之，理论准备不足，历史的、训诂的、考据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也不够充分。仅此一端，就很难说服和团结像韩琦、孙觉一类上层领导集团中许多有识之士，齐心协力为变法效命。而这对于“变法”的成败，实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王安石很想“一道德而同天下之俗”，80如果不从理论上、思想上、作风上，以至品德上努力提高自己及其一派的修养，恐怕只能是幻想而已。《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有一则记载说：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卨之时，有何书所可读。”荆公默然。

对朝廷大臣如此粗暴无礼，其品德修养可见一斑，又何能“一道德而同天下之俗”？而对赵抃的反驳，王安石只能“默然”，更暴露出他骂人“不读书”的时候，缺乏机敏的历史意识和严密的理论思维的机智，以致被赵抃抓住了漏洞，只轻轻一击，就把他打哑了。打哑了不要

紧，问题是由此透露出王安石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历史知识和品德修养上严重的弱点，势必大大削弱了王安石多年构筑起来的崇高威望，对“变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对于王安石作风上、品德上的这种弱点，司马光曾作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说：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弗色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81

司马光对王安石这种作风上、品德上的弱点，仅仅批评他“不足于恕乎”，这当然是一种婉转的说法，其实对王安石这样负有重大责任，掌握着巨大权力的政治家，却是一种绝对不能宽容的毛病。可是，他恰恰碰上了一个“宽容”“仁厚”的皇帝，根本没有力量训斥他，帮助他、提高他。这样，一个懦弱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师心自用、喜人佞已的宰相结合在一起，即使没有“变法”，也很难把国家统治好。

可是，王安石的弱点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有更恶劣的一手，这就是凡对“新法”稍有异议的官员，往往轻易加以贬黜罢官，甚至罗织罪证，进行诬陷、打击。例如，苏轼当时所受到的打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记载说，苏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82

因为苏轼对王安石君臣的“独断专行”略表异议，就授意谢景温“论奏其过”，而且还要“穷治”，苏轼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宋史·谢景温传》交待说：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

东坡先生对王安石的作风稍稍表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王安石竟授意御史用捏造事实的手段进行打击。甚至“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实在难免心狠手辣之讥。好在苏轼为人清白正直，当然不会也不屑于去干那些借公营私的勾当，所以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苏轼是颇具“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83气概的大文豪，大概不见得会因此而“惊恐万状”，否则就难免要受一场不大不小的虚惊了。倒霉的则是那些无辜受牵连的篙工水师们，恐怕不仅是一场虚惊，刑讯逼供的煎熬之苦，大概是在所难免的了。

然而，他们却都是铁铮铮的汉子，所以没有人为了免于皮肉受苦，而任意编织假口供、假材料、假证据，以致使狼虎也似的官僚们捞不到打击东坡先生的材料和证据。这些劳动者的品德实在令人敬佩。当然，从王安石的本性来看，大概远不至那么缺德，这关键，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怪专制统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很容易使那些本质原来不坏的人往往会身不由主地做出坏事来，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使权势者，能够随意害人而不需要承担责任。例如，苏轼虽然因为证据不足，未被定罪，但他只能“请外，通判杭州”，却不能要求追究谢景温诬陷的法律责任，更不用说去追究幕后授意的大丞相王安石的责任了。

当然，王安石的这种手法，看上去似乎颇显威风，尤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冒任何风险。但若从长远来看，却为“变法”的失败、为他政治上的失败，准备了无形的绞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统统要报”，这句话，在这里却反映了它的唯物主义内容。这

实在是一切具有刚愎自用，“老子天下第一”毛病的政治家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问题。

以上种种事实说明王安石及其一派，不但理论准备和品德修养不足，而且也反映在政治上很不聪明。司马光对赵顼说：“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84这是说王安石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刚愎自用，二是理论上不成熟、品德上缺乏足够的修养。这个估价看来还是恰当的。

以上种种事实说明王安石及其一派，不但理论准备和品德修养不足，而且也反映在政治上很不聪明。司马光对赵顼说：“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84这是说王安石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刚愎自用，二是理论上不成熟、品德上缺乏足够的修养。这个估价看来还是恰当的。

其三，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提出把唐太宗“贞观之治”所出现的“中国安宁，夷蛮顺服”的局面，作为“变法”的目标，这大体上是可予肯定的。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作风和气度够格，经过一定的艰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王安石在论证这种可能性时，对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作了错误的估量。

他在论证中指出，“贞观之治”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三：㈠当时全国形势很好；㈡魏征制定和提出的政治措施，基本符合“先王”的精神；（三）魏征的主张当时虽然曾被当作“迂阔而烂熟”的东西，但李世民能够不受舆论的影响，接受魏征的开导和启发，并给予大力支持，终于成就了李唐王朝的太平事业。由此，王安石论证说：首先，唐初天下的形势和当前（北宋仁宗朝）是一样的；其次，魏征当年的主张和设施与现在的“变法”理论、方案，都是“先王之政”的体现，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两者都曾被视为“迂阔而烂熟”的陈词滥调。然而，魏征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就，足证当前的“变法”改革，也必将取得巨大的胜利。这里王安石只讲了两点，第三点他没有讲，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要求赵祯象李世民对待魏征一样，能够接受他“法先王之意”的开导，支持他实行“变法”。显然，在他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赵祯能做到这一点，“变法”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其实，王安石的分析和推论是站不住的。首先，他和魏征是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条件和客观形势之下。唐初，国家刚刚创建，李唐王朝享有崇高的威望，整个地主阶级以及广大老百姓，在大乱之后，殷切期望开创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新局面。整个社会呈现出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朝廷合理的设施和举措，能够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能够在没有什么阻力的情况下，迅速而切实地贯彻执行。对这种形势究竟应如何估价？

当时李世民和魏征有所讨论：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

征曰：“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85。

“大乱易治”的形势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出发点。然而，这个形势对王安石而言并不存在。王安石的时代，是北宋立国经过一百多年承平时期之后，国家机体已经开始腐败，出现了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且“风俗日以衰坏”，整个官僚统治体系内部因循保守的堕性和习惯势力已牢不可破、贪污腐败、缺乏效率的风气已十分严重。即使最高统治集团能够同心一德、励精图治，也将由于积重难返，难以挽回，形势十分严峻，比唐初困难得多。

其次，从最高统治者的才干和领导水平来看，李世民是汉武帝以后经过了七百多年才产生的一位杰出的“英主”，是赵祯（仁宗）、赵顼（神宗），即使是赵匡胤（太祖）都是无法相比的。赵顼虽不失为一个青年有为的皇帝，颇有振兴国家的壮志，但他所受的锻炼和考验较之李世民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其三，和魏征相比，虽然王安石十分自负，甚至以能“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86的“圣人”自许，但事实上，除了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或许可能稍胜一筹，而作为政治家，则他和魏征也是无法比拟的。事实上，王安石作为宰相，确实缺乏应有的素养和气度。他刚愎自用、欺上骄下，他急功好利、言行相违；他标榜“法先王”但对“先王之政”并不了然；他更缺乏从容不迫、恢宏大度的气魄。这当然和他在理论上、品德上、政治上修养不足、还相当不成熟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在鄞县小范围内，独当一面的时候，能够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情况，工作上能够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作出成绩和贡献；但面对全国巨大繁重的政务、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以及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人事关系，他还缺乏足够的驾御能力。尤其是由于地位的变化，他已不屑于深入实际，深入现场，掌握客观现实的进展情况；又不能虚心听取不同的反映和意见，强使人们报喜不报忧。

这样，他的“变法”事业，一开始就不能不陷于被动之中，并逐步地失去赵顼的信任和地主阶级原来对他相当广泛的拥护和支持。而魏征，由于他的巨大贡献，李世民曾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87

在魏征去世后他说：以铜为鑑，可正衣冠；以古为鑑，可知兴替；以人为鑑，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鑑，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鑑亡矣。88

可见李世民对魏征估价之高。若反过来看王安石“变法”的贡献，主要大概除了在“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名义下，大量搜括百姓血汗，大幅度增加国库收入之外，国虽富而兵不强，百姓的贫困状况未见改善，每逢灾荒颠沛流离比过去更为严重。

熙宁七年（1074），郑侠上疏，他不得不黯然引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尤其是在熙宁四年（1071）初，当文彦博提出“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又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以后，王安石曾大言不惭地驳斥说：“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89

看来王安石信心十足，似乎只要他出来实行“变法”，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财用宜足，中国宜强”的问题了。但重要的不仅是信心，更不是空话和大话，而是过硬的事实。仅从郑侠的《流民图》所反映的“百姓流离”的情况来看，可见“变法”六年之后，若以他所说“家给人足，天下大治”的标准来衡量，实在还沾不上边，当然也算不上已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财用宜足”的问题。

事实是灾荒以后，百姓流离困难的情况并未因“变法”而有所减轻，相反比过去严重了。而在“变法”十二三年后，即元丰四、五年（1082-1083）间，与西夏交兵的惨败，赵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在王安石引退以后，继续坚持“变法”的最高统治者赵顼，不久就抱恨去世了。

可见“变法”更没有解决所谓“中国宜强”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事实，王安石对当年的大言不惭根本没有反省和自责。可是，作为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政治家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很难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改进工作。“变法”的失败，难道不是和王安石缺乏这种精神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不管王安石如何自负，在政治上，他的德和才与魏征当然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总之，正是王安石对客观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特别是对他自己作了过高的估价，就无形中助长了他的过分自信，也助长了他刚愎自用、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性。以致在新法的实施中，他对事实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弊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人，一概给予排斥和打击，甚至不惜罗织罪证入人于罪。其必然结果是，新法颁行以后，国家财政收入虽有巨额的增长，但百姓不仅没有享受到“新法”的好处，处境未见改善，反而大大加重了负担，苦不堪言。他曾经满以为通过“变法”，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唐初李世民和魏征那样“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的局面。可惜，在他执政“变法”的八年中，这个局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连出现这种局面的“希望”也未曾有过。可以说“变法”的结果，社会形势不是改善而是明显地恶化了。

综上所述，可见王安石及其一派，特别是王安石，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以至品德上的修养和准备不足，他的变法理论和方案，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而成为自欺欺人的空话和大话。正因此，王安石在执政以前经过二十多年辛劳建立起来的全部威望，在“变法”以后，已逐步丧失，到郑侠上疏的时候，更加上变法派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和斗争，王安石已完全孤立，除了不光彩地引退以外，已没有任何出路了。

王安石的支持者们总是说变法使大宋财政赋足，强调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今天在下从田税入手，为各位朋友细细分析，揭开王安石变法地真面目！

王安石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真宗赵恒天禧(1017年-1021年)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英宗赵曙治平(1064-1067) 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神宗赵顼熙宁(1068-1077) 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舀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各位，光这两项就是2510万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50万贯，（熙宁10年（1077年），田税是2162万贯，）而治平年间，宋朝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安石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安石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各位，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安石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税收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安石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安石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光废除新法后，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安石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了。

这个数据当时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王安石的支持者想解释，就等于揭开了他们的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的增加了几

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安石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安石本人，人都说王安石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安石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安石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可以贪污受贿、为所欲为？

搁现在的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变法过程中出了问题，王安石既没有修改新法不适合的地方，又没有整顿吏治，而是打击上书的大臣，压制舆论。王安石在地方当官多年，亲自实践过新法，效果还不错，难道那时他手下都是奉公守法，廉洁爱民之徒？就没有人贪污腐败，借机捞一笔？王安石真的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说王安石不知道提拔的是小人，是在侮辱王安石的智商！

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安石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安石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王安石不是说过“三不畏”----天变不可畏、祖宗之法不可畏、人言不可畏。王安石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和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徒，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新党把反对派清除出了朝堂，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

王安石打破了一切规则，就为了把百姓口袋里的钱，“为国为民”地搜刮到自己同党口袋里。所以苏辙拿王莽跟王安石比较，说这两人同时都是大学问家，待人都谦恭有礼，自己为官很清廉，生活还特简朴。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老百姓的钱搜刮走了，而且这钱却没有装进国家的腰包里，被同党私下分赃了。

这两人唯一的不同点就是：王莽篡夺了皇位，而王安石没有，所以王安石是个稍逊于王莽的大奸，即使他被称为伟大光荣英明正确的导师，那也是“大奸大恶导师”。

王安石为了他所谓的变法，甚至要求皇帝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很多人说王荆公立身很正。为何会拥有吕氏兄弟这样地得意门生----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他立心不正，他呐喊改革，并不是真想为贫民百姓谋利。改革只是王荆公手里的刀，王荆公是借助改革这把刀铲除异己，从而享受唯我独尊的权势。所以，即使手下官员煎迫百姓、压迫同僚、贪污索贿、通敌卖国……，这一切对王荆公来说都无所谓。只要他们对自己百依百顺，让自己享受至上的权势，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我一直在思索王荆公地行为，为他那些不可思议的偏执寻找合理的解释----唯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一切：权势，王荆公追求的是权势，不是为民谋福、不是改革，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有了这个理由，王荆公地所有怪诞、执拗、坚持等等，都可以解释通了。你说，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喜欢

以王安石当时权势之盛，不管反对派多么坚定，照样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和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惜的是，对于作为反映“变法”流弊的种种客观事实，王安石及其一派是制裁、打击不了的。变法派对献《流民图》的郑侠，虽然能够恣意打击，但对《流民图》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变法派权势再盛，却是绝对镇压不了的。相反，王安石自己却不能不被这不可“镇压”的客观事实所迫，而不得不引退下台。反之，如果王安石能坚持当年在鄞县的作风，而且进一步发展这种作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时认真改进作风，保证“新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福国裕民的成效，则像程颢、司马光等一类思想偏于保守的正派官僚，不但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反而不得不日益自觉地团结在“变法”旗帜下，为“变法”效力。王安石及其一派如能做到这一点，“变法”的形势必将大为改观，“变法”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可惜，虽然王安石具有超出一般政治家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抱负，然而，他不仅无力越过“权力崇拜”这个封建专制体制下价值观念的束缚，相反，却滥用了这个“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逐步地使自己丧失这个“权力”的基础。因为不仅在上层领导集团中，而且在一般封建士大夫中，具有一定学养和才知之士，如韩琦、孙觉、司马光、程颢、苏轼、郑侠等人，大抵都能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而坚持儒家“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决不会为王安石的高压政策所吓倒，而违心地为王安石及其一派歌功颂德。对此，司马光在《乞判西京留台》的疏文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已，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晦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

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遣，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匿。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匿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30

司马光所举的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程颢所说的“忧国爱君之心”、而且不畏暴政迫害的品质，也反映了他们能够坚持“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在事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能够不顾个人得失、不畏权势，直言进谏。司马光在这里以人之所长比自己的不足，这是他的自谦，也正是他的美德和长处。正因此，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个人得失问题上，不要说罢官，就是充军、杀头，他都毫不介意、无所畏惧。就当时情况而言，像司马光所举的忠君爱国之士，包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内，为数是不少的；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群策群力，为“变法”改革，为巩固统治效力，北宋帝国的中兴，是颇有希望的。可惜，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们一概采取了无理的高压手段；而对那些幸进者却大开方便之门，这些人，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要能够升官发财，就可以以黑为白，以白为黑；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完全可以无条件做到以王安石的意志为意志，完全可以成为王安石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然而，依靠这样的人来实施“变法”，能够指望他们会全心全意地为贯彻“法先王之意”的精神，而尽心竭力地去努力么？其实，此辈“小人”，表面上唯唯诺诺、服服帖帖，实际上，往往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无所不为；而一旦得志，他们就要搞阴谋权术，大搞权力斗争。例如，王安石手下的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悙、蔡卞之流，就是十分形象的标本。

王安石这种在统治集团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特别是他那种打击谏官，甚至蛮横到了“一台尽罢”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在专制体制下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作为王朝广开言路、掌握民情物议的台谏制度。就在当时，刚被提任监察御史的朱京，即因为看到“时中丞及同僚多罢去”而上疏抗辩说：

“御史假之则重，略之则轻。今耳目之官屡进屡却，则言者不若静默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为智。偷安取容，虽得此百数，亦何益耶？”31

朱京在从吕公著开始的御史台大部分官员被罢黜之后，指出这种镇压手段必将使监察机关形成以“静默为贤”、以“柔从为智”和“偷安取容”的风气。然而监察机关如果丧失了应有的骨格，就只能无所作为，这对巩固统治当然是很不利的。王安石正因此，使自已陷入了完全闭目塞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大大增强了变法实践的盲目性。对于台谏制度的意义，苏轼曾对赵顼有一段议论，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得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需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

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议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32

苏轼的这段议论，说明：（一）台谏制度的目的，首先是“将以折奸臣之萌”，其次是反映“天下公议”，即反映以地主阶级为主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要求和意见。（二）为达到上述目的，对于台谏官员，就必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使他们讲话有分量，以保证他们敢于讲话的勇气。办法是：不罪言者，而且是“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总之，要用各种手段提高台谏官员的威信，解除他们进言的顾虑。不过，对所谓“许以风闻”一点，曾受到许多评论家的非难，这一条当然就是弊政，尤其是那些品质恶劣的台谏官员利用这一条，假公济私、兴风作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所难免。但是在专制体制之下，为了鼓励台谏官员能够大胆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不得不采取这么一条措施。这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也不妨认为是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东西。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台谏官员如果敢于利用这一条为非作歹，他们本身也有被弹劾的危险；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对他们今后的升迁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还有一定的制约和牵制，它的弊端尚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最高统治者比较明智，善于运用这个制度，对于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将发生重要作用，当然，如果遇到“昏君”那么流弊就很难避免了。

不过，就有宋一代而言，因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即不轻易处死朝廷大臣，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总之，这一条虽有一定的制约和牵制，但流弊肯定还是有的，不过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从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层统治集团，为了掌握情况，改善施政，还有一定意义。所以，苏轼强调这一点，是有道理的。苏轼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台谏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容破坏，否则，台谏机构就形同虚设。甚至由当政的实权派任用私人，来为自己评功摆好，使最高统治者完全蒙在鼓里，这对王朝的统治当然是很危险的。苏轼警告说，如果台谏官员“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这里矛头所向当然是直指王安石而言，把台谏机构变成了报喜和纯粹是歌功颂德的场所，甚至变成一所侦察和打击能正视“新法”弊端的反对派官僚的机构，不仅危及他的“变法”事业，对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势必构成重大威胁。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发展恰恰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对台谏制度的问题，司马光也作了针对王安石的论述：

国家置台谏官以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阙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恣，左右奸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闻故也。今台谏官稍有怀刚直之志，畏天下公议，忧念朝廷、哀悯百姓、忤犯大臣刺讥左右者，陛下辄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择所亲以代其任，万一又为公论，则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谀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之人，然后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则禁闼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虽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祸，陛下何从知之，如此岂宗庙社稷之福也。33

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比苏轼更具体了。他不仅批判了任意排挤打击言官的作法，更看到了赵顼“使大臣自择所亲”的危险性，认为这样势必成为影响赵宋王朝安危的隐患。所以，他提醒说：“唯愿陛下自择公正刚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达四聪，勿使为群下所欺蔽，则天下幸甚。”34可惜，这些意见赵顼未能听进去，王安石当然更听不进去，其结果，只能是台谏机构形同虚设。例如，前面提到，熙宁七年（1074）灾民“扶携塞道”的情况，台谏无人上言，恰是监安上门的“疏远小臣”郑侠给赵顼上疏并献了《流民图》。其后，王安石罢相。郑侠接着又弹奏吕惠卿，致获罪“编管汀州”。35这时“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御史缄默不言，而

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36

由此可见，在对言官的高压政策下，以致“御史缄默”不敢讲话，甚至出现了“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的怪现象。台谏制度的破坏，从现象上来看，确实是王安石及其一派的巨大的“胜利”，其实却是政治上的“败笔”，是做了一件不利于“变法”取得成功的大蠢事。一方面，不论是高压还是任用私人，台谏官员中还是有人压而不服、或者并没有感恩戴德，对于不合理的现象，他们自己不能或者不敢出来讲话，然而他们还是要尽力设法在暗中帮助和支持那些敢于讲话的人，杨忠信虽然只是御史台的一个小官，或者说了一个普通官员不便出来讲话，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对郑侠表明了支持和赞赏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王安石及其一派这种恶劣的做法，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使赵顼而且使他们自己也同样会陷入领导的盲目性，又何能求“变法”事业的成功？！元丰初监察御史彭汝砺，在调动工作之际，曾对赵顼说：“今不患无将顺之臣，患无谏诤之臣；不患无敢为之臣，患无敢言之臣。”37彭汝砺这段话，表明他很懂得，有没有谏诤敢言之臣，能不能正确对待谏诤敢言之臣，是封建专制统治性命攸关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国家政务的实施，当然需要有敢做敢为的精神，否则工作就打不开局面。但是这种精神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际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瞎指挥，把事情搞偏搞坏，误了大事。而在封建专制官僚体制之下，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从皇帝到各级官僚根本不受百姓的监督，他们有权随心所欲地“为民作主”，作对了，大者可以“万世流芳”，小者可以升官发财；作错了，即使老百姓受苦受难，大批饥寒死亡，但他们根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而且还是“真命天子”，还是“青天大老爷”。不过弄得不好，万一百姓起来造反，就会有动摇封建统治根基的危险。

所以，统治阶级正是根据长期经验的总结，在全部国家机器中，把台谏机构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用以随时了解、掌握，监督国家政务的实施状况；监督和纠弹“胡作非为”的不法官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高居深拱”的最高统治者，为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作为改善施政、奖惩各级官员的依据，同时，对自己工作上、作风上的错失和不足之处，也需要有人及时提示。这就需要台谏机构作为沟通的渠道，而“谏诤”、“敢言”之臣，则是使这个渠道能够正确发挥作用的保证。这是彭汝砺之所以特别强调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算得上是对这个问题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统治者，这是他不愧为一代名副其实的“英主”的重要方面。本来，对于像王安石这样有思想、有抱负，更有十分难得的理论素养的政治家，人们完全有理由指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比李世民处理得更好。可是很遣憾，虽然他很轻视李世民，但恰恰恰相反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远远没有达到李世民的水平，相反，却对年青的神宗皇帝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到元丰年间，他虽已引退江宁，而这个问题不仅未见解决，而且丝毫改进也没有。所以忠于朝廷的彭汝砺，到这时不得不认真地对赵顼强调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这种言论的镇压，不仅早已超出了台谏官员的范围，而且更逐步扩大到了民间社会，《宋史·神宗本纪》记载说：

（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逻卒，察议时政者收罪之。

可见，镇压的范围确实是大大地扩大了。这种街谈巷议的出现和扩大，当然不是“变法”成功

的标志，而是由于“聚敛”太甚，民间社会对“新法”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必然结果。所以，到熙宁八年（1075）吕公著在给赵顼的疏文中指出说：

古之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舆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38

吕公著这段话，说明不管是“新政”还是“新法”，开始的时候，由于一时不理解、不适应，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些怨言和牢骚，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只要经过一定的努力，很快拿出成绩来，使社会安定、百姓得到实际的好处，民间的怨言就会变成歌功颂德了。否则，仅仅靠镇压，老百姓的不满和议论是压不下去的。所以，吕公著提醒赵顼说：子产治郑“三年而歌之”，这是因为百姓看到了子产的成绩，享受到了“实惠”；可是，“变法”已有七年之久，民间的舆论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满，可见“变法”没有做出成绩，没有给百姓常来好处，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总之，在实践上，如果能认真负责、老老实实地做好工作，既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又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变法”取得成功的希望是存在的。可惜，王安石及其一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用空话、大话和假话来掩盖“新法”搜括、聚敛的实质；另一方面，则采取文过饰非、强词辩驳的办法来压制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对敢言的谏官和其他官员、甚至对民间社会的议论更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这一切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王安石及其一派在政治上的无比强大，但实质上，充其量不过是“扬汤止沸”，其必然结果，只能不断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日益孤立、日益闭目失聪，以至寸步难行，终于成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王安石当时权势之盛，不管反对派多么坚定，照样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和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惜的是，对于作为反映“变法”流弊的种种客观事实，王安石及其一派是制裁、打击不了的。变法派对献《流民图》的郑侠，虽然能够恣意打击，但对《流民图》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变法派权势再盛，却是绝对镇压不了的。相反，王安石自己却不能不被这不可“镇压”的客观事实所迫，而不得不引退下台。反之，如果王安石能坚持当年在鄞县的作风，而且进一步发展这种作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时认真改进作风，保证“新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福国裕民的成效，则像程颢、司马光等一类思想偏于保守的正派官僚，不但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反而不得不日益自觉地团结在“变法”旗帜下，为“变法”效力。王安石及其一派如能做到这一点，“变法”的形势必将大为改观，“变法”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可惜，虽然王安石具有超出一般政治家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抱负，然而，他不仅无力越过“权力崇拜”这个封建专制体制下价值观念的束缚，相反，却滥用了这个“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逐步地使自己丧失这个“权力”的基础。因为不仅在上层领导集团中，而且在一般封建士大夫中，具有一定学养和才知之士，如韩琦、孙觉、司马光、程颢、苏轼、郑侠等人，大抵都能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而坚持儒家“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决不会为王安石的高压政策所吓倒，而违心地为王安石及其一派歌功颂德。对此，司马光在《乞判西京留台》的疏文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已，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晦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

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遣，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匿。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匿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30

司马光所举的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程颢所说的“忧国爱君之心”、而且不畏暴政迫害的品质，也反映了他们能够坚持“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在事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能够不顾个人得失、不畏权势，直言进谏。司马光在这里以人之所长比自己的不足，这是他的自谦，也正是他的美德和长处。正因此，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个人得失问题上，不要说罢官，就是充军、杀头，他都毫不介意、无所畏惧。就当时情况而言，像司马光所举的忠君爱国之士，包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内，为数是不少的；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群策群力，为“变法”改革，为巩固统治效力，北宋帝国的中兴，是颇有希望的。可惜，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们一概采取了无理的高压手段；而对那些幸进者却大开方便之门，这些人，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要能够升官发财，就可以以黑为白，以白为黑；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完全可以无条件做到以王安石的意志为意志，完全可以成为王安石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然而，依靠这样的人来实施“变法”，能够指望他们会全心全意地为贯彻“法先王之意”的精神，而尽心竭力地去努力么？其实，此辈“小人”，表面上唯唯诺诺、服服帖帖，实际上，往往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无所不为；而一旦得志，他们就要搞阴谋权术，大搞权力斗争。例如，王安石手下的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悙、蔡卞之流，就是十分形象的标本。

王安石这种在统治集团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特别是他那种打击谏官，甚至蛮横到了“一台尽罢”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在专制体制下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作为王朝广开言路、掌握民情物议的台谏制度。就在当时，刚被提任监察御史的朱京，即因为看到“时中丞及同僚多罢去”而上疏抗辩说：

“御史假之则重，略之则轻。今耳目之官屡进屡却，则言者不若静默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为智。偷安取容，虽得此百数，亦何益耶？”31

朱京在从吕公著开始的御史台大部分官员被罢黜之后，指出这种镇压手段必将使监察机关形成以“静默为贤”、以“柔从为智”和“偷安取容”的风气。然而监察机关如果丧失了应有的骨格，就只能无所作为，这对巩固统治当然是很不利的。王安石正因此，使自已陷入了完全闭目塞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大大增强了变法实践的盲目性。对于台谏制度的意义，苏轼曾对赵顼有一段议论，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得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需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

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议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32

苏轼的这段议论，说明：（一）台谏制度的目的，首先是“将以折奸臣之萌”，其次是反映“天下公议”，即反映以地主阶级为主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要求和意见。（二）为达到上述目的，对于台谏官员，就必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使他们讲话有分量，以保证他们敢于讲话的勇气。办法是：不罪言者，而且是“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总之，要用各种手段提高台谏官员的威信，解除他们进言的顾虑。不过，对所谓“许以风闻”一点，曾受到许多评论家的非难，这一条当然就是弊政，尤其是那些品质恶劣的台谏官员利用这一条，假公济私、兴风作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所难免。但是在专制体制之下，为了鼓励台谏官员能够大胆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不得不采取这么一条措施。这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也不妨认为是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东西。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台谏官员如果敢于利用这一条为非作歹，他们本身也有被弹劾的危险；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对他们今后的升迁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还有一定的制约和牵制，它的弊端尚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最高统治者比较明智，善于运用这个制度，对于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将发生重要作用，当然，如果遇到“昏君”那么流弊就很难避免了。

不过，就有宋一代而言，因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即不轻易处死朝廷大臣，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总之，这一条虽有一定的制约和牵制，但流弊肯定还是有的，不过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从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层统治集团，为了掌握情况，改善施政，还有一定意义。所以，苏轼强调这一点，是有道理的。苏轼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台谏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容破坏，否则，台谏机构就形同虚设。甚至由当政的实权派任用私人，来为自己评功摆好，使最高统治者完全蒙在鼓里，这对王朝的统治当然是很危险的。苏轼警告说，如果台谏官员“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这里矛头所向当然是直指王安石而言，把台谏机构变成了报喜和纯粹是歌功颂德的场所，甚至变成一所侦察和打击能正视“新法”弊端的反对派官僚的机构，不仅危及他的“变法”事业，对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势必构成重大威胁。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发展恰恰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对台谏制度的问题，司马光也作了针对王安石的论述：

国家置台谏官以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阙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恣，左右奸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闻故也。今台谏官稍有怀刚直之志，畏天下公议，忧念朝廷、哀悯百姓、忤犯大臣刺讥左右者，陛下辄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择所亲以代其任，万一又为公论，则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谀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之人，然后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则禁闼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虽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祸，陛下何从知之，如此岂宗庙社稷之福也。33

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比苏轼更具体了。他不仅批判了任意排挤打击言官的作法，更看到了赵顼“使大臣自择所亲”的危险性，认为这样势必成为影响赵宋王朝安危的隐患。所以，他提醒说：“唯愿陛下自择公正刚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达四聪，勿使为群下所欺蔽，则天下幸甚。”34可惜，这些意见赵顼未能听进去，王安石当然更听不进去，其结果，只能是台谏机构形同虚设。例如，前面提到，熙宁七年（1074）灾民“扶携塞道”的情况，台谏无人上言，

恰是监安上门的“疏远小臣”郑侠给赵顼上疏并献了《流民图》。其后，王安石罢相。郑侠接着又弹奏吕惠卿，致获罪“编管汀州”。35这时“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36

由此可见，在对言官的高压政策下，以致“御史缄默”不敢讲话，甚至出现了“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的怪现象。台谏制度的破坏，从现象上来看，确实是王安石及其一派的巨大的“胜利”，其实却是政治上的“败笔”，是做了一件不利于“变法”取得成功的大蠢事。一方面，不论是高压还是任用私人，台谏官员中还是有人压而不服、或者并没有感恩戴德，对于不合理的现象，他们自己不能或者不敢出来讲话，然而他们还是要尽力设法在暗中帮助和支持那些敢于讲话的人，杨忠信虽然只是御史台的一个小官，或者说了一个普通官员不便出来讲话，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对郑侠表明了支持和赞赏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王安石及其一派这种恶劣的做法，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使赵顼而且使他们自己也同样会陷入领导的盲目性，又何能求“变法”事业的成功？！元丰初监察御史彭汝砺，在调动工作之际，曾对赵顼说：“今不患无将顺之臣，患无谏诤之臣；不患无敢为之臣，患无敢言之臣。”37彭汝砺这段话，表明他很懂得，有没有谏诤敢言之臣，能不能正确对待谏诤敢言之臣，是封建专制统治性命攸关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国家政务的实施，当然需要有敢做敢为的精神，否则工作就打不开局面。但是这种精神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际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瞎指挥，把事情搞偏搞坏，误了大事。而在封建专制官僚体制之下，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从皇帝到各级官僚根本不受百姓的监督，他们有权随心所欲地“为民作主”，作对了，大者可以“万世流芳”，小者可以升官发财；作错了，即使老百姓受苦受难，大批饥寒死亡，但他们根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而且还是“真命天子”，还是“青天大老爷”。不过弄得不好，万一百姓起来造反，就会有动摇封建统治根基的危险。

所以，统治阶级正是根据长期经验的总结，在全部国家机器中，把台谏机构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用以随时了解、掌握，监督国家政务的实施状况；监督和纠弹“胡作非为”的不法官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高居深拱”的最高统治者，为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作为改善施政、奖惩各级官员的依据，同时，对自己工作上、作风上的错失和不足之处，也需要有人及时提示。这就需要台谏机构作为沟通的渠道，而“谏诤”、“敢言”之臣，则是使这个渠道能够正确发挥作用的保证。这是彭汝砺之所以特别强调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算得上是对这个问题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统治者，这是他不愧为一代名副其实的“英主”的重要方面。本来，对于像王安石这样有思想、有抱负，更有十分难得的理论素养的政治家，人们完全有理由指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比李世民处理得更好。可是很遣憾，虽然他很轻视李世民，但恰恰恰相反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远远没有达到李世民的水平，相反，却对年青的神宗皇帝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到元丰年间，他虽已引退江宁，而这个问题不仅未见解决，而且丝毫改进也没有。所以忠于朝廷的彭汝砺，到这时不得不认真地对赵顼强调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这种言论的镇压，不仅早已超出了台谏官员的范围，而且更逐步扩大到了民间社会，《宋史·神宗本纪》记载说：

（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逻卒，察议时政者收罪之。

可见，镇压的范围确实是大大地扩大了。这种街谈巷议的出现和扩大，当然不是“变法”成功的标志，而是由于“聚敛”太甚，民间社会对“新法”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必然结果。所以，到熙宁八年（1075）吕公著在给赵顼的疏文中指出说：

古之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舆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38

吕公著这段话，说明不管是“新政”还是“新法”，开始的时候，由于一时不理解、不适应，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些怨言和牢骚，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只要经过一定的努力，很快拿出成绩来，使社会安定、百姓得到实际的好处，民间的怨言就会变成歌功颂德了。否则，仅仅靠镇压，老百姓的不满和议论是压不下去的。所以，吕公著提醒赵顼说：子产治郑“三年而歌之”，这是因为百姓看到了子产的成绩，享受到了“实惠”；可是，“变法”已有七年之久，民间的舆论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满，可见“变法”没有做出成绩，没有给百姓常来好处，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总之，在实践上，如果能认真负责、老老实实地做好工作，既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又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变法”取得成功的希望是存在的。可惜，王安石及其一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用空话、大话和假话来掩盖“新法”搜括、聚敛的实质；另一方面，则采取文过饰非、强词辩驳的办法来压制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对敢言的谏官和其他官员、甚至对民间社会的议论更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这一切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王安石及其一派在政治上的无比强大，但实质上，充其量不过是“扬汤止沸”，其必然结果，只能不断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日益孤立、日益闭目失聪，以至寸步难行，终于成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王安石当时权势之盛，不管反对派多么坚定，照样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和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惜的是，对于作为反映“变法”流弊的种种客观事实，王安石及其一派是制裁、打击不了的。变法派对献《流民图》的郑侠，虽然能够恣意打击，但对《流民图》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变法派权势再盛，却是绝对镇压不了的。相反，王安石自己却不能不被这不可“镇压”的客观事实所迫，而不得不引退下台。反之，如果王安石能坚持当年在鄞县的作风，而且进一步发展这种作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时认真改进作风，保证“新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福国裕民的成效，则像程颢、司马光等一类思想偏于保守的正派官僚，不但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反而不得不日益自觉地团结在“变法”旗帜下，为“变法”效力。王安石及其一派如能做到这一点，“变法”的形势必将大为改观，“变法”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可惜，虽然王安石具有超出一般政治家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抱负，然而，他不仅无力越过“权力崇拜”这个封建专制体制下价值观念的束缚，相反，却滥用了这个“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逐步地使自己丧失这个“权力”的基础。因为不仅在上层领导集团中，而且在一般封建士大夫中，具有一定学养和才知之士，如韩琦、孙觉、司马光、程颢、苏轼、郑侠等人，大抵都能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而坚持儒家“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决不会为王安石的高压政策所吓倒，而违心地为王安石及其一派歌功颂德。对此，司马光在《乞判西京留台》的疏文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已，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

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晦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遣，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匿。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匿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30

司马光所举的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程颢所说的“忧国爱君之心”、而且不畏暴政迫害的品质，也反映了他们能够坚持“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在事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能够不顾个人得失、不畏权势，直言进谏。司马光在这里以人之所长比自己的不足，这是他的自谦，也正是他的美德和长处。正因此，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个人得失问题上，不要说罢官，就是充军、杀头，他都毫不介意、无所畏惧。就当时情况而言，像司马光所举的忠君爱国之士，包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内，为数是不少的；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群策群力，为“变法”改革，为巩固统治效力，北宋帝国的中兴，是颇有希望的。可惜，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们一概采取了无理的高压手段；而对那些幸进者却大开方便之门，这些人，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要能够升官发财，就可以以黑为白，以白为黑；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完全可以无条件做到以王安石的意志为意志，完全可以成为王安石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然而，依靠这样的人来实施“变法”，能够指望他们会全心全意地为贯彻“法先王之意”的精神，而尽心竭力地去努力么？其实，此辈“小人”，表面上唯唯诺诺、服服帖帖，实际上，往往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无所不为；而一旦得志，他们就要搞阴谋权术，大搞权力斗争。例如，王安石手下的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悙、蔡卞之流，就是十分形象的标本。

王安石这种在统治集团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特别是他那种打击谏官，甚至蛮横到了“一台尽罢”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在专制体制下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作为王朝广开言路、掌握民情物议的台谏制度。就在当时，刚被提任监察御史的朱京，即因为看到“时中丞及同僚多罢去”而上疏抗辩说：

“御史假之则重，略之则轻。今耳目之官屡进屡却，则言者不若静默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为智。偷安取容，虽得此百数，亦何益耶？”31

朱京在从吕公著开始的御史台大部分官员被罢黜之后，指出这种镇压手段必将使监察机关形成以“静默为贤”、以“柔从为智”和“偷安取容”的风气。然而监察机关如果丧失了应有的骨格，就只能无所作为，这对巩固统治当然是很不利的。王安石正因此，使自已陷入了完全闭目塞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大大增强了变法实践的盲目性。对于台谏制度的意义，苏轼曾对赵顼有一段议论，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

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得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需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议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32

苏轼的这段议论，说明：（一）台谏制度的目的，首先是“将以折奸臣之萌”，其次是反映“天下公议”，即反映以地主阶级为主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要求和意见。（二）为达到上述目的，对于台谏官员，就必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使他们讲话有分量，以保证他们敢于讲话的勇气。办法是：不罪言者，而且是“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总之，要用各种手段提高台谏官员的威信，解除他们进言的顾虑。不过，对所谓“许以风闻”一点，曾受到许多评论家的非难，这一条当然就是弊政，尤其是那些品质恶劣的台谏官员利用这一条，假公济私、兴风作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所难免。但是在专制体制之下，为了鼓励台谏官员能够大胆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不得不采取这么一条措施。这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也不妨认为是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东西。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台谏官员如果敢于利用这一条为非作歹，他们本身也有被弹劾的危险；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对他们今后的升迁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还有一定的制约和牵制，它的弊端尚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最高统治者比较明智，善于运用这个制度，对于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将发生重要作用，当然，如果遇到“昏君”那么流弊就很难避免了。

不过，就有宋一代而言，因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即不轻易处死朝廷大臣，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总之，这一条虽有一定的制约和牵制，但流弊肯定还是有的，不过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从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层统治集团，为了掌握情况，改善施政，还有一定意义。所以，苏轼强调这一点，是有道理的。苏轼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台谏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容破坏，否则，台谏机构就形同虚设。甚至由当政的实权派任用私人，来为自己评功摆好，使最高统治者完全蒙在鼓里，这对王朝的统治当然是很危险的。苏轼警告说，如果台谏官员“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这里矛头所向当然是直指王安石而言，把台谏机构变成了报喜和纯粹是歌功颂德的场所，甚至变成一所侦察和打击能正视“新法”弊端的反对派官僚的机构，不仅危及他的“变法”事业，对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势必构成重大威胁。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发展恰恰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对台谏制度的问题，司马光也作了针对王安石的论述：

国家置台谏官以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阙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恣，左右奸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闻故也。今台谏官稍有怀刚直之志，畏天下公议，忧念朝廷、哀悯百姓、忤犯大臣刺讥左右者，陛下辄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择所亲以代其任，万一又为公论，则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谀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之人，然后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则禁闼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虽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祸，陛下何从知之，如此岂宗庙社稷之福也。33

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比苏轼更具体了。他不仅批判了任意排挤打击言官的作法，更看到了赵顼“使大臣自择所亲”的危险性，认为这样势必成为影响赵宋王朝安危的隐患。所以，他提醒说：“唯愿陛下自择公正刚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达四聪，勿使为群下所欺蔽，则天下幸

甚。”34可惜，这些意见赵顼未能听进去，王安石当然更听不进去，其结果，只能是台谏机构形同虚设。例如，前面提到，熙宁七年（1074）灾民“扶携塞道”的情况，台谏无人上言，恰是监安上门的“疏远小臣”郑侠给赵顼上疏并献了《流民图》。其后，王安石罢相。郑侠接着又弹奏吕惠卿，致获罪“编管汀州”。35这时“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36

由此可见，在对言官的高压政策下，以致“御史缄默”不敢讲话，甚至出现了“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的怪现象。台谏制度的破坏，从现象上来看，确实是王安石及其一派的巨大的“胜利”，其实却是政治上的“败笔”，是做了一件不利于“变法”取得成功的大蠢事。一方面，不论是高压还是任用私人，台谏官员中还是有人压而不服、或者并没有感恩戴德，对于不合理的现象，他们自己不能或者不敢出来讲话，然而他们还是要尽力设法在暗中帮助和支持那些敢于讲话的人，杨忠信虽然只是御史台的一个小官，或者说了一个普通官员不便出来讲话，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对郑侠表明了支持和赞赏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王安石及其一派这种恶劣的做法，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使赵顼而且使他们自己也同样会陷入领导的盲目性，又何能求“变法”事业的成功？！元丰初监察御史彭汝砺，在调动工作之际，曾对赵顼说：“今不患无将顺之臣，患无谏诤之臣；不患无敢为之臣，患无敢言之臣。”37彭汝砺这段话，表明他很懂得，有没有谏诤敢言之臣，能不能正确对待谏诤敢言之臣，是封建专制统治性命攸关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国家政务的实施，当然需要有敢做敢为的精神，否则工作就打不开局面。但是这种精神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际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瞎指挥，把事情搞偏搞坏，误了大事。而在封建专制官僚体制之下，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从皇帝到各级官僚根本不受百姓的监督，他们有权随心所欲地“为民作主”，作对了，大者可以“万世流芳”，小者可以升官发财；作错了，即使老百姓受苦受难，大批饥寒死亡，但他们根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而且还是“真命天子”，还是“青天大老爷”。不过弄得不好，万一百姓起来造反，就会有动摇封建统治根基的危险。

所以，统治阶级正是根据长期经验的总结，在全部国家机器中，把台谏机构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用以随时了解、掌握，监督国家政务的实施状况；监督和纠弹“胡作非为”的不法官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高居深拱”的最高统治者，为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作为改善施政、奖惩各级官员的依据，同时，对自己工作上、作风上的错失和不足之处，也需要有人及时提示。这就需要台谏机构作为沟通的渠道，而“谏诤”、“敢言”之臣，则是使这个渠道能够正确发挥作用的保证。这是彭汝砺之所以特别强调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算得上是对这个问题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统治者，这是他不愧为一代名副其实的“英主”的重要方面。本来，对于像王安石这样有思想、有抱负，更有十分难得的理论素养的政治家，人们完全有理由指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比李世民处理得更好。可是很遣憾，虽然他很轻视李世民，但恰恰恰相反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远远没有达到李世民的水平，相反，却对年青的神宗皇帝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到元丰年间，他虽已引退江宁，而这个问题不仅未见解决，而且丝毫改进也没有。所以忠于朝廷的彭汝砺，到这时不得不认真地对赵顼强调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这种言论的镇压，不仅早已超出了台谏官员的范围，而且更逐步扩大到了民间社会，《宋史·神宗本纪》记载说：

2018-2019学年高中历史第四单元王安石变法3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课后强化演练新人教版选修1

第四单元第3课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课后强化演练 1．王安石认为宋神宗对改革的态度是“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也？”由此，可以断定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神宗() A．急功近利B．动摇不定 C．反对变法D．软弱无能 解析：从材料信息“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可以看出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是摇摆不定，故选B 项。A、C、D三项说法与题干材料不符，故排除。 答案：B 2．韦骧《钱塘集》中描述：王安石变法后，“惠遍农无乏，输均役不骚。保兵知警守，吏禄绝贪饕。……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河淤开亿顷，海贾集十艘。”形成“保兵知警守”“河淤开亿顷”的主要原因是实行了() A．保甲法、农田水利法B．将兵法、方田均税法 C．青苗法、募役法D．免役法、更戍法 解析：根据题干提供的信息“保兵知警守”、“河淤开亿顷”和所学史实可知是因为采取保甲法，农民在农闲时忙于军事训练，维护了社会治安；通过政府鼓励兴修水利的措施保障了农业生产环境。所以本题正确选项是A项。B、C、D三项措施内容与题干材料不符，排除。 答案：A 3．王安石的新法中，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代农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措施是() A．农田水利法B．方田均税法 C．青苗法D．均输法 解析：王安石变法中，由于农田水利法的实施，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保证了农业灌溉，对防洪、抗灾也有很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有的水利工程仍被利用。 答案：A 4．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直接触犯大官僚利益的内容是() A．免役法、青苗法B．免役法、方田均税法 C．青苗法、方田均税法D．方田均税法、保甲法 解析：根据题目要求，注意“直接”两字，即可作出准确判断。 答案：B 5．北宋首创“钞盐法”，商人用现钱向政府门“榷货务”购置通行证，然后凭证至产盐地支盐，运至规定地区销售。这表明北宋() A．政府直接从事食盐产销 B．民营商业遭到政府打击 C．抑商政策执行有所松动 D．政府放弃盐业专卖制度

选-1-37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及王安石变法

选·1-37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及王安石变法1．(2011·1月扬州市调研)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材料二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 ——《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材料三商鞅变法则是战国变法运动中的最辉煌篇章。作为战国各国变法中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变法规模大、措施全、历时久、推行力度大，从而收到大的成效，取得大的成功，不但帮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 ——《中国古代史资料》请回答： (1)有人说，商鞅变法通过限制特权，来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材料一中是如何体现的？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保障这一思想实现的方式。 (2)材料二中反映的商鞅治国思想是什么？其出发点是什么？你如何评价？ (3)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说明商鞅变法哪些措施“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 [答案](1)体现：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方式：立法和建立制度。 (2)思想：以法治国。

出发点：维护秦国君主统治。 评价：有利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严刑酷法会激化社会矛盾。 (3)措施：废除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 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齐威王当上霸主以后，燕、赵、韩、魏等国都来朝贡，只有西方的秦国没有来。中原各国叫它“西戎”，把它看做野蛮民族，瞧不起它，很少跟它来往，还不时派兵侵夺它的土地。秦孝公求贤令：“……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醜莫大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材料二商鞅变法规定，“编民为什伍”，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一什。又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可以杜绝犯重罪。 “燔诗书而明法令”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必至贫弱”。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和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奖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及游手好闲致贫者，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扼要分析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原因。 (2)依据材料二中的变法内容，简要评价商鞅变法的功过是非。 [答案](1)秦地处西陲，经济落后，国力较弱，遭各国鄙视。为

高二年级历史王安石变法练习题(附参考答案)

高二年级历史王安石变法练习题（附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今先急”，其“理财”措施的主要目的是( ) A.调整封建国家与大官僚大地主之间的关系 B.调整地主阶级中士族与庶族的关系 C.调整官僚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的关系 D.调整封建国家与自耕农之间的关系 解析：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是其“理财”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 答案：A 2.关于王安石变法中均输法的评述，准确的是( ) ①使物资需求和供应得到了很好的配合②减轻了纳税户的负担③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④保证了农业生产时间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③ D.①④ 解析：均输法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既减轻了纳税户的负担，又打破了大商人垄断市场的局面。 答案：C 3.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既能够限制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政府收入的是( )

A.青苗法 B.募役法 C.方田均税法 D.农田水利法 解析：在变法以前，对农民实行高利贷盘剥的主要是大地主， 而青苗法规定由政府向农民借贷，从而限制了高利贷盘剥。 答案：A 4.王安石说：“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这表明王 安石推行保甲法的主要目的是( ) A.抵御辽和西夏的进攻 B.平息农民的反抗斗争 C.解除外部威胁 D.打击朝廷内的腐朽势力 解析：本题旨在考查学生阅读理解材料并分析历史现象的水平。首先清楚“寇乱息”指的是“农民起义得以平息”之意，其次明确王 安石将平息农民起义作为保甲法取得成功的标志，由此能够推知王安 石变法推行的保甲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平息农民的反抗斗争。 答案：B 5.王安石变法中，为了解决北宋初期以来“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而采取的措施是( ) A.保甲法 B.保马法 C.将兵法 D.设军器监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再认再现及分析判断问题 的水平。将兵法是设“将”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每将置正将一人，专管训练，这样在一定水准上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战斗力有所增强。 答案：C

《王安石变法历史作用》教学教案

《王安石变法历史作用》教学教案Teaching plan of the historical role of Wang Anshi's reform

《王安石变法历史作用》教学教案 前言：本文档根据题材书写内容要求展开，具有实践指导意义，适用于组织或个人。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档下载后内容可按需编辑修改及打印。 一、课程标准通过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其历史作 用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积贫现象改变的表现及原因 （2）积弱局面改善的表现及原因 （3）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4）探究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 2.过程与方法 （1）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资料，帮助学生逐步掌握阅读历史资料的方法 （2）利用图表分析教材重点 （3）通过问题探究细化难点

3．情感态度价值观 （1）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2）改革充满了阻力，过程是艰难的，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态度，改革才能成功 三、教材分析 教学重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教学难点：对王安石变法的命运和历史地位的全面认识。 四、教学方式 1．依据课程标准，依托教材，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新整合。 2.对教材比较明晰叙述内容，以学生阅读为主。 3.培养学生研习和运用历史材料。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材料是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并懂得利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材料。 五、教具准备《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多媒体 六、教学过程[导入] 欣赏诗词，感受历史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变法前景象麦行千里不见土，没云皆种黍。变法后的农民生活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王安石《收盐》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浪淘沙》王安石讲述：北宋中期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王安石变法面临怎样的.命运？变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由此进入新课的学习）[讲授新课]（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1．角色扮演，神入历史 （1）假如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农民，王安石变法给你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哪些？为什么？ （2）假如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富商，王安石变法的哪些内容与你的利益有直接关系？为什么？ （3）假如你正在当时军队服役，王安石变法给你的军旅生涯带来的变化主要有哪些？为什么？ （4）假如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中下层士人，王安石变法会给你带来什么变化？为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2课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启发式教学 1．庆历新政夭折后，王安石曾呈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给谁，倡导变法A.宋太宗B.宋仁宗C.宋神宗D.宋哲宗 2．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在谈到变法设想时认为北宋国家贫困的症结在于A.开支过多B.土地兼并C.水利不兴D.生产过少 3.王安石是以什么身份主持变法的A.宰相B.参知政事C.枢密使D.地方官 4.保甲法的特点是A.兵农分离B.寓兵于农C.寓农于兵D.兵将分离 5.王安石变法期间，负责监督武器制造的部门是A．枢密院B．军器监C．参知政事D．兵部 6.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增设的科目是A.明经B.明法C.诗赋D.进士强化提高 7．王安石认为解决北宋贫弱现状的主要办法是A.“因天下之力以生产天下之财”B．“摧制兼并”，阻抑“侵牟”和“蚕食细民”C．“为之修其水土之利”D．“清查瞒田”并“据其纳税” 8.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他的“理财”措施的主要目标是A.调整封建国家与大官僚、大地主之间的关系B.调整地主阶级中士族与庶族的关系C.调整大官僚、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的关系D.调整封建国家与自耕农之间的关系 9.王安石说：“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这表明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主要目的在于A．抵御西夏与辽的军事进攻B．平息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C．加强禁军对地方的控制D．增强同大地主、大官

僚斗争的力量 10.王安石变法直接触犯大官僚利益的内容是A.免役法、青苗法B.免役法、方田均税法C.青苗法、方田均税法D.方田均税法、保甲法课外延伸 11.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曾发生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根据相关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纵观中国历代的改革，就本质作用上有以下三个典型的代表：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据此回答改革具有哪些基本的本质作用。（2）革命与改革都是社会发展中常见的历史现象，与我们已经学过的“革命”相比，请你简单概括改革在方式、目的、后果等方面的主要特点。（3）纵观历代改革者，你最喜欢哪位改革家？并 13．（2005广东29）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以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请问：当时社会危机有哪些表现？王安石变法涉及财政、军事、教育等多方面，请概述其中有关教育改革的措施。你如何看待这些教育改革的措施？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4-1-37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及王安石变法

4-1-37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及王安石变法1．(2012·沈阳模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 ——贾谊《治安策》材料二战国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演进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它有力地荡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习俗、旧观念，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新型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商鞅变法则是战国变法运动中的最辉煌的篇章。作为战国各国变法中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变法规模大、措施全、历时久、推行力度大，从而收到大的成效，取得大的成功，不但帮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 ——《中国古代史资料》 (1)依据材料一，指出贾谊批评商鞅变法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2)结合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论证材料二中“战国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演进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的观点。 [答案](1)主要理由：遗弃礼义传统，废止仁德政策；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世情淡薄；引发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统治。 (2)论证：废除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变法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转型。 2．(2011·台州调研)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史记·商君列传》材料二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遭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天下，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 ——《魏书·高祖纪上》材料三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李)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 ——《魏书·李冲传》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梁启超先生在其《王安石 传》一书中，对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同样身为改革家的梁先 生说： “荆国王文公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 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 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当然，任公之言毕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争议之大，历史上 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变法而名留青史的，在当时和其后，对他 变法的正误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此外， 其孤傲执拗、 刚愎自用的性格，无疑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认识王安石，了解王安石，为 人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将他的变法理念付之于行动，是宋神宗上台以后的事。宋仁宗当了 40 年皇帝，其间也有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的名臣，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总的说来，宋王朝的光景是每况愈下。宋神宗上台时，兼并之风日盛，国家是越 来越不景气。宋神宗是 20 来岁时上的台，年轻人，朝气蓬勃，想有一番作为， 但仁宗和英宗给他留下的老臣，都帮不了他什么忙。他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倒 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 这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 他的建议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 夸奖，他就会乘机举荐王安石，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说得多 了，宋神宗也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了。那时，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而一直 守丧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进京来。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来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见 他， 问： 治理国家， 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 首先是要选择治理国家的方法。 皇帝又问，向唐太宗学习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贞观之治是 后来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们向往的， 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贞观之治十分放在眼里， 回 答说：何必学唐太宗呢?要学就学尧舜之道。尧舜之道，非常简便、关键、容易， 只是后来的人不能正确地理解， 便以为高不可攀罢了。 宋神宗很满意王安石的回 答，王安石进京的第二年，就让他当上了副宰相，参与执政。王安石参与执政时 的朝廷，暮气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 到神宗赏识、委以重任时，年方 49，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又决心一展平生大 志，故谓之生;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已年过 70，遇到事情需要表态时就哼哼哈哈，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信，谓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 65，三朝元老，见 神宗重用王安石， 他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思想， 便干脆常常称病不到朝廷上班，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教案.doc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教案 一、课程标准通过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其历史作用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1）积贫现象改变的表现及原因（2）积弱局面改善的表现及原因（3）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4）探究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 2.过程与方法（1）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资料，帮助学生逐步掌握阅读历史资料的方法（2）利用图表分析教材重点（3）通过问题探究细化难点3．情感态度价值观（1）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2）改革充满了阻力，过程是艰难的，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态度，改革才能成功三、教材分析教学重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教学难点：对王安石变法的命运和历史地位的全面认识。四、教学方式1．依据课程标准，依托教材，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新整合。2.对教材比较明晰叙述内容，以学生阅读为主。3.培养学生研习和运用历史材料。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材料是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并懂得利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材料。五、教具准备《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多媒体课件六、教学过程[导入]欣赏诗词，感受历史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变法前景象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变法后的农民生活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王安石《收盐》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浪淘沙》王安石讲述：北宋中期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挽救封建

统治，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王安石变法面临怎样的命运？变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由此进入新课的学习）[讲授新课]（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1．角色扮演，神入历史（1）假如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农民，王安石变法给你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哪些？为什么？（2）假如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富商，王安石变法的哪些内容与你的利益有直接关系？为什么？（3）假如你正在当时军队服役，王安石变法给你的军旅生涯带来的变化主要有哪些？为什么？（4）假如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中下层士人，王安石变法会给你带来什么变化？为什么？2．巩固基础，突破重点积贫局面的改变富国之法的措施作用和成效局限农田水利法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充裕，积贫的局面大大改变了方田均税法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青苗法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免役法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对贫苦人是沉重的负担，许多人为支付免役钱家破人亡。市易法和均输法打破了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积弱局面的改善强兵之法的措施作用和主要成效保甲法加强了农村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及王安石变法

即墨市第四中学高二历史导学案 拓展思考 1、归纳成功改革的基本要素：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主观条件（坚定+策略）上层+人民的支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等 2、归纳失败改革的基本要素：不能顺应历史趋势和规律顽固势力的阻挠缺乏上层支持或群众基础改革策略失误等 当堂练习： 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 ——贾谊《治安策》材料二战国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演进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它有力地荡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习俗、旧观念，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新型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商鞅变法则是战国变法运动中的最辉煌的篇章。作为战国各国变法中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变法规模大、措施全、历时久、推行力度大，从而收到大的成效，取得大的成功，不但帮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 ——《中国古代史资料》 (1)依据材料一，指出贾谊批评商鞅变法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2)结合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论证材料二中“战国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演进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的观点。

2．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臵北门者予十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集小乡邑聚为县，臵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史记·商君列传》材料二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遭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天下，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 ——《魏书·高祖纪上》材料三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李)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 ——《魏书·李冲传》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商鞅变法和孝文帝改革在土地问题上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简要分析采取这些措施的不同原因。 (2)材料一、三都涉及到政治上的改革，分析其作用方面的共同点。 (3)商鞅变法和孝文帝改革都是历史上成功的改革。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改革成功必须具备哪些要素。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君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材料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欧阳修材料三两张图片 请回答： (1)材料一表明王安石对商鞅哪一方面的什么观点？ (2)材料二中欧阳修指出了什么社会问题？王安石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针对性措施有哪几个？ (3)明显可以看出，材料三中左图到右图表明社会习俗方面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4)上述材料中涉及的改革有的能推动社会形态的转型。请依据史实准确概括其主要表现。

高中历史之图说历史天意还是人为—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素材

天意还是人为 ——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图片说明】 左图中说话者，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光。他和王安石同朝为臣，但却是王安石的对立面，当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刚刚出台，司马光就跳出来反对，但他不是针对变法的措施，而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既然他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是奇谈怪论，那么在这一精神指引下的变法，自然也就是怪力乱神，危及社稷安危了；右图是数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在神宗面前数落王安石的不是，他们认为，“新法触怒了天，只要撤了王安石，就风调雨顺了”，而郑侠，更是搬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杀手锏——《流民图》，这么强有力的证据，使得对变法充满坚持的神宗，也不得不动摇了。天灾加上人祸，王安石变法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知识链接】 王安石变法，究竟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而失败，还是因为天意呢？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王安石变法失败，重要的一条是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而这些，正好授人以柄，大地主大官僚以此为契机，大打翻身仗，彻底将新法丢进了故纸堆。 【精巧设问】上面两幅漫画中所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A．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B．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于触犯了“天意” C．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D．王安石变法得不到当政者的拥护 【解析】左右两幅漫画，都是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人在反对变法，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 【答案】A

(人教版)历史选修一：4.3《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同步练习(含答案)

课时训练12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一、选择题 1.王安石认为宋神宗对改革的态度是“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也?”由此,可 以断定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神宗() A.急功近利 B.动摇不定 C.反对变法 D.软弱无能 解析:从材料信息“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可以看出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是摇摆不定,故选B项。A、C、D三项说法与题干材料不符,故排除。 答案:B 2.“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这一材料说明王安石实行免役法的主要用意是() A.打击大商人 B.增加政府收入 C.保证农民生产时间 D.打击高利贷者 解析:解题时提取材料中的关键信息“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募役法又叫免役法,政府事先根据预算所需费用,然后根据每家每户的富裕程度摊派“免役钱”,越是大户人家,出的钱越多。这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答案:C 3.在下图王安石的理财新法中,两个人争议那么大的原因是() A.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 B.对农民剥削过重 C.方便了不法官员从中牟利 D.政府财政收入并未得到保证 解析:从图片的内容看,提到了农民利息高低的问题,所以根据此意可得出是基于对农民剥削太重的争论。答案:B 4.王安石说:“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这表明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主要目的在于() A.抵御西夏与辽的军事进攻 B.平息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 C.加强禁军对地方的控制 D.增强同大地主、大官僚斗争的力量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问题的能力。“寇乱”指人民的反抗,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息”“寇乱”,即平定农民起义,所以选B项。 答案:B 5.对王安石变法的结局,某班同学在开展研究性学习时提出了以下观点,其中最接近客观事实的是() A.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B.宋神宗去世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 C.王安石性格的偏执与变法失败有联系

《王安石变法》同步练习 04

《王安石变法》同步练习 课时作业 一、选择题 1．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是() A．理财B．整顿军队 C．富国强兵D．科举 解析：选A。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北宋积贫积弱，所以其目的是富国强兵，其核心内容是理财。 2．王安石变法中市易法规定：由政府拨出巨款设市易务，平价收购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商贩可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或成批赊购货物，半年出息一分。下列对市易法的看法正确的有() ①这是利用封建权力干预经济②它限制大商人控制操纵市场③它能稳定物价和调节市场④政府能增加国库收入 A．①② B．①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选D。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市易务，出钱购买滞销货物，这体现了封建政权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和打击了大商人囤积居奇，对市场进行操纵，起到了稳定市场和增加政府收入的作用。故选D。 3．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旨在限制高利贷盘剥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是() A．青苗法B．募役法 C．方田均税法D．农田水利法 解析：选A。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每年春夏两季青黄不接时，政府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收获后偿还，收20%的利息。这就使农民免受了高利贷的盘剥，还可增加政府收入。 4．王安石变法时曾经说：“……举天下之役人人用亩，苟不得其人而行，……故免役之法成，则民时不夺而民均矣。”他所说的变法措施是() A．青苗法B．募役法 C．方田均税法D．市易法 解析：选B。由“免役之法成”“不夺民时”等信息即可判断答案为B。 5．王安石的新法中，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代农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措施是()

A．农田水利法B．方田均税法 C．青苗法D．均输法 解析：选A。王安石变法中，由于农田水利法的实施，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保证了农业灌溉，对防洪、抗灾也有很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有的水利工程仍被使用。 6．王安石军事改革坚持的原则是()①精简军队②缩减编制③节省军费④提高军队战斗力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选D。本题考查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可知①②③④均符合题意，故选D。 7．(2013·曲阜一中月考)王安石变法中直接增强国家防御力量的措施是() A．募役法B．方田均税法 C．保甲法D．青苗法 解析：选C。保丁平日务农，农闲练兵，成为事实上的预备役，直接增强了国家防御力量。8．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认识较准确的是() A．使北宋改变了积弱局面，与辽、西夏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 B．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C．选拔了大量人才，推动了社会进步 D．使北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积贫积弱的现象 解析：选D。本题考查对王安石新法成效的理解，A项“改变了”是错误的看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而已；B、C两项均是其影响的一部分，只有D项表述最全面。 二、非选择题 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司马光说：“中户以下大抵乏食……而州县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钱不敢少缓。” 材料2：朱熹认为王安石变法“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材料3: 依照当时情况，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开疆用武。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

王安石变法专题质量检测

王安石变法专题质量检测 (时间：50分钟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5分，共40分) 1．北宋中期，“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如某人为“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宋代这样做的影响是() A．提高了行政效率 B．完善了宋朝的科举制度 C．加重了财政负担 D．解决了藩镇割据的威胁 解析：选C题干体现了北宋政权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容易导致冗官现象，加重国家财政负担，故本题选C项。 2．王安石：“昔日贫者举息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司马光：“取利约近一倍，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据此可知王安石与司马光分歧的焦点是青苗法() A．是否有助于限制兼并之家 B．是否有利于改善政府财政状况 C．是否真正有利于助困济贫 D．是否真正有助于稳定市场秩序 解析：选C王安石认为政府实施青苗法，贷款给农民，可以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而司马光认为政府贷款利息偏高，对农民仍是沉重的负担。可见王安石与司马光分歧的焦点是青苗法是否真正有利于助困济贫，A、B、D三项都与材料无关，因此选择C项。 3．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这说明王安石() A．继承了古代墨家的思想 B．主张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 C．具有注重实用的教育思想 D．反对诗赋取士和经义策论 解析：选C材料“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体现了王安石“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故选C项。 4．王安石变法在时间维度上是北宋中期对北宋初期以来社会问题的回应，在空间维度上是南方派系和北方派系的斗争。在空间维度上，下表中论据选用正确且论证过程合理的是()

王安石变法背景导学案

第1课社会危机四伏和庆历新政 【课标要求】 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学习目标】 1、通过阅读教材，理清北宋中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分析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原因， 理解改革的必要性； 2、通过自主学习准确说出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通过小组讨论合作探究北宋中期形成 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从而认识到改革迫在眉睫； 3、复述庆历新政的内容，总结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并比较其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加深对 改革背景的理解。 【重点与难点】 重点：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难点：对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准确理解，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学习方法】 采取情景再现、问题探究的方式，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知识导学】 A级（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1）阶级矛盾激化 激化的原因：、、、 激化的表现：各地农民反抗不断发生。 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2）民族矛盾激化（见教材资料回放） 原因：；表现：； 【思考探究】 B级1、以往的农民的起义主要发生在王朝的后期，如两汉、唐朝，而北宋则在一开始时，阶级对立就十分突出，这又是什么原因？ 【知识导学】 A级（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加强中央集权措施 集中军权：①杯酒释兵权； ②枢密院有，统兵将领有无，互相牵制； ③实行更戍法； 集中行政权：将宰相职权一分为三，分行政权、枢密院分军事权、三司分财权）（2）、负面影响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形成局面； ②，导致财政十分困难，出现局面。 【思考探究】 B级 1、分析三冗产生的原因 冗官原因： 影响： 冗兵原因： 影响： 冗费原因： 影响： C级 2、北宋建国后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有何利弊？ 利 弊 【知识导学】 A级（三）、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1043年） 背景：；目的：； 措施：规定定期考核业绩；严格制度；改革；慎选地方官吏； 减轻徭役、重视农桑；中心措施：； 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思考探究】 B级 1、庆历新政—改革失败的原因 C级2、范仲淹在《岳阳楼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请问：范仲淹“忧”什么？与王安石变法的联系是什么？ 【本课小结】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本课小结】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辽、西夏威胁； （3）宋初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局面； （4）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呼声强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变法。 【当堂检测】 （A级）一、单项选择题 1．北宋“杯酒释兵权”的皇帝是 A．宋太祖B．宋太宗 C．宋仁宗D．宋神宗 2．北宋中期以后，土地大量兼并的最直接影响是 A．农民反抗斗争不断B．大地主、大官僚的出现

浅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七个原因

浅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七个原因 王安石 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 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 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 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 不可能从 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 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对这 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 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 但现代金融 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 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 又要不容与它 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 结 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 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 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 因而在新法推 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 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 恰恰正是以青苗、 免役等名目“加赋”的 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 中操之过急。 他只认定一个目标， 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 生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 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 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条文与执行的偏差， 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 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 政府要抑制 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 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

201x-201X学年高中历史 第四单元 王安石变法 第3课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教学案 新人教版选

第3课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目标导航] 1.了解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重点)2.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重点)3.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必然性。(难点) 一、变法的命运 1．斗争 (1)守旧派的反对：他们采用各种办法阻止改革。 (2)王安石的坚持：坚持“三不足”精神，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宋神宗的动摇：随着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宋神宗动摇。 2．结果：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最终废除新法。 [思维点拨]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此之外，还与王安石因用人不当而使新法危害百姓，过多利用国家行政权力聚敛财富等因素有关。 二、积贫局面的改变 1．总体表现 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改善了北宋的积贫局面。 2．具体表现 措施成效 农田水利法保证了农业灌溉和防洪防灾，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方田均税法使豪强地主据实纳税，靠山林荒地为生的民户得到了实惠 青苗法大大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免役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市易法和均输法打破了大商人垄断市场的局面，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易错提醒] 富国之法的实施，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积贫的局面大大改善，但变法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也没有满足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愿望，因而没有消除北宋面临的统治危机。[历史认识] 王安石变法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为解除封建地主阶级危机而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 三、积弱局面的改善 1．总体表现 北宋的国力得到增强，积弱局面有所改观。 2．具体表现 措施成效 保甲法加强了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社会治安。既实现了兵农合一，又为精简军队创造了条件 军器监使武器的质量得以改进，产量大大提高 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都得以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将兵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战斗力有所加强 [史论要旨] 1．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对封建社会财富分配方案的调整，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2．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些成效，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改善。 3．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而失败。[知识图示]

王安石变法材料题答案

1、解析：本题考查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评价。第（1）问依据材料一设计，考查变法的背景，应根据所学知识即课本回答。第（2）问考查变法的内容，不需要回答变法的全部措施，应根据题目要求选取出于减轻“人民疾苦”目的的措施；成效也要根据前面回答的措施分析。选择题从材料分析，王安石重才、德，是针对科举考试重考试分数的弊端，应选A。第（4）问先要知道材料中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分层评论，并以史实说明，即题目所要求的“述”。 答案：（1）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费开支，造成“三冗”现象。（1分）土地兼并，高利贷和 沉重赋役的盘剥，造成北宋人民生活困苦，许多人成为流民。（2分） （2）改革：实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２分，任答两点即可）成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３分） （3）A（1分） （4）材料三完全否定王安石变法，并认为北宋灭亡也是因王安石变法，是错误的。新法并非只是“害天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积贫积弱局面；王安石并非“引用奸邪”，只是用人不当。（３分） 2、解析：第（1）问，体现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措施有几项，但题目要求据材料一分析回答；据材料一中“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可以分析出是青苗法。黄仁宇肯定的原因应从实行青苗法的好处分析；认为在11世纪不合实际的原因要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分析。第（2）问据材料一、二分析，材料一中“不加赋而国用足”一句说明农民要负担赋税。第（3）问根据材料二概括回答。 答案：（1）青苗法。（1分）肯定原因：采用的方法是商业化的办法，不增加人民负担，却能增加财富（1分）。不合实际原因：当时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够发达（1分） （2）负担：赋税、高利贷、苛捐杂税等（2分）。 （3）肯定：王安石的出发点、个人品行、青苗法的做法考虑到农民利益。（3分） 失败原因：未能考虑下级官吏层层盘剥与农民的具体情况（2分） 3、解析：本题考查知识为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考查学生正确理解材料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第（1）问从三则材料中的“免役钱”“盖免役之法”“敛免役钱”等字句能得出答案，后一问从司马光的言辞语气可得出答案是“反对”，原因可从司法光的阶级立场分析。选择题考查对材料的理解，但须结合所学知识理解，两项都是正确的。第（3）问要评价的是免役法而不是整个改革。第（4）问联系当前改革的实际情况，拟订几个能够对当前改革有借鉴作用的角度。 答案：（1）免役法。（１分）反对。因为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２分）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1资料王安石变法

第1课社会危机四伏和庆历新政 预习导引 知识点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1．原因 (1)北宋初年，宋太祖对兼并土地采取放任态度，导致沦为佃农的自耕农生活十分困苦。 (2)为解决财政困难，政府不断增加赋税，导致中小农户赋税沉重。 (3)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2．表现

北宋中期，各地农民反抗不断发生，威胁北宋王朝统治。 [深度认识]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实质上体现和维护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必然会导致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 知识点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 (1)原因 ①集中军权：设不同的机构管辖军队以互相牵制；经常换防各地驻军，实行更戌法。造成军队战斗力削弱。 ②集中行政权和财权：设立几位宰相和参知政事，互相牵制；三司管财政，直接对皇帝负责，削弱宰相权力。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2)表现：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签盟约求苟安，形成“积弱”局面。 2．积贫 (1)原因 ①冗兵：扩充军队和“荒年募兵”使军队数量猛增。 ②冗官：机构重叠，官职混滥。 ③冗费：军费猛增，岁币和官费开支庞大。 (2)表现 北宋财政入不敷出，逐渐形成“积贫”局面。 [图解历史]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原因 知识点三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1．背景 (1)社会矛盾激化，北宋积贫积弱局面比较严重。 (2)范仲淹认为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吏治不整。

2．推行 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 3．内容 (1)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办法，定期考核政绩。 (2)淘汰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3)严格“恩荫”制；改革贡举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4)慎选地方官吏；减轻徭役，重视农桑。 4．结果：因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而失败。 主题一北宋的积贫积弱 【史料探究】 史料一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 ——《宋史》卷二八四史料二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史料三臣伏见天下官吏，员数极多……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十七思考 (1)据史料一，指出北宋政府存在着什么严峻的社会问题。材料一中的“一冗”在材料二中是如何表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