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一、出处：
梁启超：《新民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二：《新民说》的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启蒙宣传家和学者。其《新民说》从1902 年到1906 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后来将20 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从1937 年到1979 年尚无专门研究《新民说》的论文和著作,对其新民思想的评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见于著述、传记之中。但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新民说》的研究。据统计,有关《新民说》的论文有50 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刘邦富的《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以及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中也有专章或专节论述,不少文章颇有创意。
——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第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种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主要渊源。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启超在20 世纪初之所以能提出“新民”学说,主要是因为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以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学说尤其是近代国家观的启发,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后的必然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
——关于《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新民说》的内容在于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建设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更新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克服奴隶劣根性,养成独立人格,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新民”,既有道德要求又有政治要求,其不仅将“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将道德建设视为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而且还从政治观念、政治能
力上培养国民资格问题。
——关于《新民说》的评价
研究者们一般认为梁启超企图用宣传教育来“新民”,试图通过和缓的改良为“新民”提供客观的政治环境,将思想启蒙与革命对立起来,在如何实现国民性改造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泥沼,半途而废;认为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揭露劣根性而忽视优良面的偏向,忽视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找到正确的“新民”之路。但同时又指出《, 新民说》虽然存在缺点,但其进步意义却是主要的,一致肯定了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为它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新民说》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鞭辟入里,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先导作用。（石烈娟：“近20 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9 期，第191-193页）
三、分析与评价
（一）、中国的传统政治与国家主义衰微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尤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由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在与四方部落不断的交往中，成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所以血缘纽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政治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到了西周，宗子维城，分封天下，定名分，制礼仪，别内外，使得中国有了一个比较统一完整的政治体；到了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力量衰落，很难再靠亲亲之血缘维持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孔子删诗书、序易礼、作春秋。为西周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礼仪制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仁，也就是由父子相亲演绎出来的一整套德行礼仪，人的等级爵位要与人的德行成正比。然而孔子的学说却客观上从理论上弱化了奠基在严格血缘基础上的亲亲原则，使得贵族下层——士，甚至一些平民有了通过施展自身的德行才华僭越高位的空间。到了周天子不得不承认分晋之韩赵魏、代齐之田氏之时，源于西周的宗法分封礼仪规范就几乎彻底失去了控制力了。此时的政治原则，变成了力的政治原则，这也是中国所谓国家主义昌盛的时代，“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然而力的基础是什么？在传统农业社会，力的基础就是民，于是在各家的学说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民本思想，其中以儒家最为典型。
赢秦最终以力获取了天下，面对一个广阔的疆域，如何才能做到长治久安呢？秦朝的
统治实际上就是将秦国的统治方式扩大，还是以赤裸裸的强力在压制万民（许倬云：《万古江河》），然而秦短短二世而亡，正说明尽管战国以来政治的原则就从血缘转化为强力，但赤裸裸的强力将导致更大的反动，“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样到了汉朝，总结秦亡之教训时，民本思想就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孔子的“仁”的学说尽管没能挽救西周的礼乐制度，但却挽救了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他使政治家们认识到了，强力的基础恰恰就在其统治对象身上。所以德治、人治、礼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的原则，其目的就在于笼络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原则。可以看见，从三代到战国秦汉，是中国真正“数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对于新的天下原则，荀子通过对王、霸、强三者的对比论述，有很深刻的理解：
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救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而诸侯说之矣……彼王者则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和土地的相对减少，以及官僚代理制中的代理问题（吏治）。使得统治者很难获得多数老百姓的拥戴，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使老百姓，尤其是拥有巨大破坏力量的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养民、教民、愚民成为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重要手段。首先，保存农村的家族权力；其次，严格控制异端和社会势力的发展；再次，减少农业税收，等等。从而将底层老百姓限制在县以下，尤其是家的范围内，使之远离政治系统本身（即“国”）。
这样，我们会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是将社会基层排除在外的。而主要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斗争与调整。而秦汉以降的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农民起义就成为政治系统内部权力斗争不可调和时，最终的、外来的、调节
性的（重新分配权力利益的）裁判者，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原法》）所以秦汉以降，政治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代及其以前，政治主要指的是部落的仲裁权，其标志中原共同体的形成，（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第33-35页）所以，在三代时期，政治的概念就是亲亲、公正，“政者，正也”。而到了秦汉以降，政治慢慢变成了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角逐，政治成为以权力为核心的概念。它体现的是尔虞我诈，权谋诈术，主要是如何分而守分，很难谈什么政治共同体，更别说什么民族主义了。
（二）近代以来的新民道路探索的困境
对社会力量的防范一直以来是中华帝国传统政治系统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基础。近代，尽管外患滋扰，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统垂裳之世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必须成为“列国竞长”的现代外交体系的一员。但是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从传统帝国通过边界的确定直接整个地继承过来的，“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那么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尽管中国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国，但它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依旧是一个帝国体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社会阶层和等级分化依然严重。近代中国的新贵，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尽管存在着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他们更害怕下层人民被动员起来失去控制；同时和传统商人一样，他们也和统治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不能不对举国一致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作为传统军人地主的代表，为了维护统治，政府必须大力控制社会力量的过快地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可能实现以全民族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在缺乏广泛的民族主义支持的情况下，近代中国外交实际上只是官僚体系或者社会上层与外国的交往，而不是整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交往。所以统治者很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冒单独与西方列强对抗从而威胁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危险。“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中国近代历届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基础。尽管梁任公没能很好地提出改造措施，但却敏锐地抓
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梁任公所提出的新民学说，实际上非将中国社会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农民和反抗日本的全面侵华，也仅仅是部分地实现了梁任公的新民任务。革命结束后，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惯性，于是农村尽快地实行村社制度，城市实行单位制度，让农民和城市市民重新回到传统的熟人社会，从而远离政治系统，官僚和工资制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的等级身份标识。但毛泽东还是存在着新民的希望，在六十年代，为了对抗工资和官僚对基层的束缚，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果确实悲剧。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用竞争来培育中国的现代社会，消解官僚阶层，实现在现代实利基础上的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想通过统一的政党培育统一的现代国家和统一的市场，再在统一的市民社会。这确实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但这次变革是否能够成功？首先，从中国的传统结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传统结构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张力（稳定与改革）；传统官僚地方性市场与统一市场的张力；市民社会与大一统（合法性）之间的张力。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着资本原始积累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世界分工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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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难点：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特殊性
五、链接：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原臣》
《荀子·王制》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
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石烈娟：“近20 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