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得恭纪行诗中幻灭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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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得恭纪行诗中幻灭的远方

作者：吴明月

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32期

摘要：柳得恭，朝鲜时期“汉书四大家”之一，在诗文创作方面造诣颇高，有生之年曾三度出使中国。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际，朝鲜派遣使臣赴京恭贺，柳得恭作为副使徐浩

修的从官第二次出使中国。在这一时期，燕行录的主要形式是日记体，杂文体形式。而柳得恭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用诗歌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并在诗歌后面加以文字自述。这些著作收录在《热河纪行诗注》中。纵观燕行录研究历史，柳得恭这一创作方式目前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柳得恭在历史学界，文学界都有着重要贡献，然而相对于同一时期的李德懋、朴齐家等文人而言，我们对柳得恭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各项研究也还有待深入。

通过对柳得恭纪行诗的研究，不仅能够探索出柳得恭诗歌的创作特点，还能够摸索出柳得恭对中国认识的变化过程，进而影射出朝鲜文人对清朝、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接纳状况。柳得恭作为一个异域文人，往往能以更辩证地眼光看待当时清朝的社会现实，这些文献可以扩充我们对清朝研究的资料库，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关键词：诗歌造诣；中国认识；社会现实；外交关系

1778年3月，李德懋和朴齐家跟着进贺使蔡济恭一起出使燕京，没能一起同行的柳得恭

在送别他们的时候写下了“此来又被揶揄鬼，但見年年人渡江”①的诗句，抒发了不能同行的遗憾。柳得恭作为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的朝鲜北学派文人之一，一直渴望有机会能出使中国，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文人切磋诗文，勘察清朝的政治形势。后来终于如愿，还参加了万寿节，体验了清朝众蕃朝拜的景象。这对柳得恭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热河纪行诗注》用委婉而生动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柳得恭对清朝的复杂情感，也记录了柳得恭对清朝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显示了柳得恭锐利的眼光和杰出的思辨能力。

一、艰难险阻亦甘之如饴

“华夷之辨”即以是否坚持礼乐政教，作为判别华夏、蛮夷的标准，诸夏若放弃礼乐便沦为夷狄，夷狄接受礼乐就升为华夏，并主张用华夏礼乐教化“蛮夷”，实现“华夷一家”。②朝鲜对于明朝一直“事大以诚”，积极主动地吸取中华传统的礼乐制度，沿袭了中华正统儒家思想。而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身为女真族的清朝统治者却是未经文明开化的夷族，故朝鲜的很多文人对此有着极大地文化自信。例如，郑道传就曾说道：“我国号称小中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在当时，朝鲜很多文人都对清朝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不能够接受，也不敢相信女真族入驻中原，明朝已经覆灭。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中原，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深化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见解。柳得恭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