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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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时期的文学慷慨任气，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浓烈，形成了一种慷慨悲凉、刚健沉雄的风格，后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建安风骨”。
建安年间，诗人们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是政治理想的产物，是人生短暂的哀叹，充满着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风骨”被后世诗人追慕，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后人评价建安文学时，借用“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风。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曾收入了《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可知‘雅好慷慨’是建安诸子的共同趋向，而‘慷慨’也因之是建安诗文的特征。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其他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王禹、徐干、陈琳等都是建安文学集团中有成就的重要作家,后人称他们为“建安七子”。
建安文学的特质是才性的自由发挥和情感的浓烈表现,这在当时由于冲破了两汉以来逐渐建立并巩固的儒家人格框架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革命性。因此诗人们在诗中表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点：
第一，表现渴望建功立业、关注社会现实。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离乱之苦，也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王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集、陈琳、徐干、阮璃、刘祯等人都有不凡气质。表现强烈的英雄意识是建安文人的理想。[1l在《观沧海》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一个宏伟的境界。‘旧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这几个句子写了大海之大，大海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样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他不仅写了沧海的性格，也写了诗人自己胸怀。
第二，表现看透生命的悲壮理想。人生苦短，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

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巫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莱、徐干、应踢、刘祯、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巫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祯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璃《七哀诗》)。第二种是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文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志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期的文人不是一味激昂慷慨，他们生在乱世，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人性在逐渐觉醒。他们力图建“永世之业”来实现人生的理想。短暂的生命迫使诗人慨叹生命不永，盛世难在，现实的无常与诗人建功立业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矛盾，使他们陷人苦闷当中，使建安文风于激昂慷慨雄迈之上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面对社会的动荡、战乱、流离和死亡，诗人们尤不严生对生命的晋遍关怀。他们的诗歌创作，体现了诗人的经历、思想和情感的生命路程。历史的岁月可以抹去时代的遗迹，但诗歌却可以穿越无限的时空，超越生命。
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忧患意识对后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后世的裕康、阮籍左思、陈子昂、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昂扬着建安风骨的刚健之美，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们的诗歌中浑身充满力量，挺直了脊梁，蓄积起一腔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