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云-我所知道的芝加哥学派3
我所知道的芝加哥学派
胡永云①
虽然我非常遗憾从没有与谢义炳先生见过面，但在我的人生轨迹里却有两个最重要的阶段是和谢先生的经历重叠在一起的：一是我们都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过，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另一是我们回国后都来到北京大学工作，只不过谢先生比我先行了整整半个世纪。谢先生1945年去芝加哥大学，第一年是在国民政府资助下的培训，1946年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于1949年毕业；而我是199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于2000年毕业。谢先生于1950年秋天回国后先是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校调整”后来到北京大学；而我则是在2004年回国来北大工作的。正是这两段相同的经历促使我撰写此文来纪念我的校友和尊敬的师长——谢义炳先生，也谨以此文献给为我国大气科学事业做出贡献的老一辈气象学家。因为没有见过面，我对谢先生的生平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将把本文的重点放在培养了谢义炳先生等一大批杰出气象学家的“芝加哥学派”上。
一、芝加哥学派
在大气科学或气象学的发展史上，能够被称为学派的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以皮叶克尼斯（Bjerkenes）父子（Vilhelm Bjerkenes和他的儿子Jacob Bjerkenes）为首的“挪威学派”（Norwegian School或者Bergen School），另一个便是以罗斯贝（Carl-Gustaf Rossby）为首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一个学术团体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学派，我认为，首先是这个团体由一大批精英学者组成，而且，该团体为某一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或者是开创性的工作。其次，这个团体有着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和精神，这一学术风格和精神不是来自教条，而是在自由和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自然形成的。以罗斯贝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就包括了一大批大气科学精英，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大气科学的一个时代，并为现代气象学和大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欧美，也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谢义炳、叶笃正和郭晓岚三位先生便是在罗斯贝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的。谢义炳和叶笃正回国后，和其他老一辈气象学家一起为我国气象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学派的学术风格和精神非常鲜明，它特别强调大气科学问题的基本物理原理，而不是停留在大气现象本身，这种从最基本的物理或流体力学原理出发来研究大气科学问题的风格，也许是芝加哥学派能够做出许多开创性工作的重要原因。芝加哥学派有众多代表性人物，下面，我只选择我所熟悉的或者我在芝加哥大学（简称“芝大”）学习期间亲身接触过的几位学者来介绍。
1、罗斯贝（C.-G. Rossby，1898—1957）
罗斯贝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图1, 2）。他于1898年生于瑞典，于1918和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分别获得理论力学学士和数学硕士学位[1]。根据T. Bergeron[2]的回忆，罗斯贝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尤其喜欢新的挑战。1919年，罗斯贝开始跟随老皮叶克尼斯学习气象学和海洋学。我们知道，那时的挪威学派正在构建极锋和气旋的概念性模型，罗斯贝几乎参加了该概念模型建立的全部过程。今天，我们在天气图上使用红色标注暖锋，蓝色标注冷锋，这一标注法便是由罗斯贝首先提出并沿用至今的[3]。1925年，罗斯贝申请并获得了瑞典-美国基金会1000美元资助前往美国学习。在1925～1927年，他主要在美国气象局工作，除了做天气预报，还做了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转盘试验来模拟大气运动[4]。
①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
图1 1956年12月17日，罗斯贝的画像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①
①该图是画家B. Artzybasheff所作，背景是天气图。可能是因为该画家不懂气象，所以，背景天气图
有好几处是错误的。
图2 1955年秋天，罗斯贝在David Fultz的转盘实验室所拍摄的照片①。这是罗斯贝最著名的照片之一。他面前的半球形装置是当年他和Fultz做转盘试验时所使用的设备。
罗斯贝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②：192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气象系，并一直任教到1939年；1941～1947年任教芝大，并创立了芝加哥学派；1947～1957年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建立斯德哥尔摩气象研究所（这期间他仍然兼任芝大的教授，并经常回去）。罗斯贝本人对气象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MIT工作期间做出的，他的关于中纬度西风带波动的著名文章也是在此期间完成的[5]，后来人们把西风带大尺度波动称为罗斯贝波。在推导罗斯贝波的频散关系时，罗斯贝做出了著名的β平面近似的假设，而不是像Haurwitz那样精确地给出球坐标系下的频散关系[6]。G. W. Platzman曾指出[7]，如果把β平面近似看做一个简单的数学近似是错误的，它其实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近似，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罗斯贝的研究风格。他总是倾向于利用简化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大气运动物理意义，而不是过于强调数学推导本身。在β平面近似的情况下，罗斯贝波是不受边界条件拖累的平面波动，其频散关系中的波数是连续的，而不是像球坐标关系式中的波数是离散的。相比较而言，连续波数的频散关系更接近于大气波动的真实情况[7, 8]。今天，罗斯贝波动理论的应用已远远超出了地球流体（包括大气和海洋）的研究范围，它也被广泛运用于行星和太阳大气、磁流体和普通流体的研究。该波动理论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正是由于β平面近似的引入使得对物理问题的解释大大地简化。华盛顿大学的P. Rhines教授曾高度评价罗斯贝波动理论对地球流体研究的巨大贡献[9]，他写道：
①我毕业时，希望带走些东西作为纪念，于是复制了该照片的局部，现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② 1939～1940年，罗斯贝曾短期担任美国气象局局长助理。
Carl-Gustaf Rossby developed an elegantly simple approximation known as the β-plane, with which the derivation of the waves is greatly simplified. As so often happens in scien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earlier theory did not become apparent until long after its discovery.
...
Before the era of computer sim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 Rossby waves provided a foothold of dynamical theory in aid of weather forecasting. Much later,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ssby wave dynamics has filled out like a powerful floodligh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ark corners of atmospheric dynamics.
今天，大气科学中的许多术语都是用罗斯贝的名字命名的，如罗斯贝波、混合罗斯贝重力波、罗斯贝数、罗斯贝变形半径等。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和罗斯贝波动理论相关的。罗斯贝还有另外两个重要贡献：中纬度西风急流的发现以及位势涡度守恒原理。在芝大的网页上，西风急流的发现和费米（Fermi）等进行的核链式反应曾被并列为该校的两个重要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飞机对天气条件的依赖还非常大，高空气流对盟军在德国和日本的空袭行动影响很大，尤其是日本上空的西风急流。当时的B-29轰炸机在冬季执行对日本的空袭时，曾遭遇过很强的西风急流，罗斯贝被请去解释有关的气象原因[10]。早在执教MIT时，罗斯贝就指导他的学生J. Namias利用地面观测资料预测高空风速，并预估到在太平洋上空有一支西风急流[11, 12]。在芝大任教时，随着高空探测资料的增加，罗斯贝和当时在芝大访问的帕尔门（E. Palman）共同提出了“西风急流”的概念，并强调了预报西风急流的重要性。对西风急流预报准确性的提高大大地提高了盟军空袭的准确性[10]。
现在，位势涡度通常也被称为Ertel位势涡度，但包括J. G. Charney在内的许多气象学家都认为是罗斯贝首先提出了位势涡度守恒的原理[13]。Samelson指出[14]在Ertel的文章[15]发表之前，罗斯贝实际上已提出了“位势涡度”的概念以及位势涡度守恒的原理[16, 17]。后来，Ertel和罗斯贝在1949年合作的文章完善了这一理论[18]。
罗斯贝真正在芝大任教的时间只有不到7年时间，比起他在MIT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时间要短得多，但人们通常会把他的名字和“芝加哥”（大学或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形成了一个辉煌的学派，这个学派既包括罗斯贝当年的同事，也包括他们培养出的学生。这些学生分布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其中有从事行政管理的，但更多的还是从事学术研究。表1是Lewis给出的罗斯贝在MIT、芝大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指导过的博士生及其博士论文题目[19]，其中7名学生是和他人共同指导的。虽然J. Namias和Charney 并没有在罗斯贝指导下获得过博士学位，但是Lewis还是把他们也列入了其中。Namias是罗斯贝在MIT指导的硕士生，但没有获得博士学位①；Charney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是J. Holmboe的学生，但Charney之所以选择大气科学是因为间接和直接地受到了罗斯贝的影响[13]。H. Stommel是我增加上去的，他和Charney一样并没有在罗斯贝指导下获得过学位②。但根据Wunsch[21]以及其他人的纪念文章，Stommel在遇到罗斯贝之前没能在物理海洋学方面取得任何突出成绩，虽然他很聪明，但有点自相矛盾的个性使得他在此之前始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学术立足点。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特殊人才，也能够在罗斯贝那里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大约是在1946年，当Charney在芝大临时任教的时候，Stommel 访问了该校学气象系并拜访了罗斯贝。他了解到罗斯贝的β平面近似并将其运用到风生洋流的线性方程中，成功地解释了大洋西边界强化现象，也就是墨西哥湾流[22]。这一成果被认
① Namias实际上也没有获得过学士学位，但这并不影响他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理学院的成员，他也许是唯一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科学院院士[20]。
② Stommel仅在耶鲁大学取得过天文学的学士学位。他在Woods Hole海洋研究院工作的早期曾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无法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也曾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有不愉快的经历，尽管他那时已经是美国科学院院士。Stommel本人有时对自己没有博士学位也表现得相当在意和感到缺憾[21]。
为是现代物理海洋学的奠基性工作。所以，罗斯贝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大气科学，也包括
物理海洋学[9]。
表1. 罗斯贝在MIT、芝大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及其论文题目[19]
学生导师论文题目毕业年
份
所在学校
Chaim Pekeris Rossby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us
of the theory of the heat balance
in the atmosphere
1934 MIT
Horace Byers Rossby Changes in air masses during
lifting
1935
Raymond Montgomery Rossby Isentropic analysis of the upper
layers of the southern North
Atlantic Ocean
1938
Harry Seiwell Rossby Applic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oxygen to the physical
oceanography of the Caribbean
Sea region
1938
Ritchie Simmers Rossby/Willett Is entropic analysis of a case of
anticyclogenesis
1938
Harry Wexler Rossby Observed transverse circulations
in the atmosphere and their
climatological implications
1939
Morris Neiburger Rossby Physical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summer stratus in
California
1945 芝加哥大学
Victor Starr Rossby A quasi-Lagrangian system of
hydrodynamical equations
1946
Dave Fultz Rossby Upper-air trajectories and
weather forecasting
1947
Reid Bryson Biel/Rossby On disturbances in the easterlies1948
郭晓岚（Hsial-Lan Kuo）Rossby Dynamic instability of
two-dimensional nondivergent
flow in a barotropic atmosphere
1948
George Platzman Rossby/Starr Oscillations of a jet stream 1948
叶笃正（Tu-Cheng Yeh）Rossby On energy dispersion in the
atmosphere
1948
George Cressman Rossby On forecasting of the long
waves in the upper westerlies
1949
谢义炳（Yi-Ping
Hsieh）Rossby/Palmen An investigation of a selected
American cold vortex
1949
Joanne Malkus (Simpson) Riehl/Rossby Certain features of undisturbed
and disturbed weather in the
1949
trade wind region
Chester Newton Palmen/Rossby Structure of shear lines near the
tropopause in summer
1951
John Freeman Rossby/Byers The flow under an inversion in
middle latitudes
1952
Dan Rex Rossby On atmospheric blocking action;
A study in dynamical
climatology 1951 斯德哥尔摩
大学
Bert Bolin Rossb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ind and pressure fields in the
atmosphere and application to
numerical weather forecasting
1956
Erik Erikson Rossby Atmospheric transports of
oceanic constituents and their
circulation in nature
1959
Aksel Wiin-Nielsen Rossby On atmospheric flow of
planetary scale in some simple
short-range prediction models
1960
Bo D??s Rossby On perturbations of atmospheric
motion with regard to exchange
of sensible heat and topographic
effects
1962
Jarome Namias
Jule Charney
Henry Stommel
罗斯贝的这些学生绝大部分后来成为大气科学界的精英，并且大多数都获得了以他们导师的姓名命名的美国气象学会（AMS）最高学术成就奖“罗斯贝奖”（the Carl-Gustaf Rossby Research Award）。在这些学生中，Byers, Starr, Platzman, Fultz和郭晓岚等后来留在芝大，他们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的后期发展；Charney , Wexler和Starr去了MIT；Holmboe和Neiburger在UCLA与J. Bjerkenes一起创立了气象系。这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大学里最好的三个气象系。Bryson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建立了气象系；Simpson （Malkus）后来担任过AMS主席；Bolin和Wiin-Nielsen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保留了瑞典在气象学研究的传统。令我们很荣幸也很幸运的是，表1的名单里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他们把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并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就培养出如此多优秀的学生来说，大概只有Charney可以和罗斯贝相比较，但也稍显逊色一些。为什么罗斯贝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我想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现代气象学当时正处于起飞阶段；二是罗斯贝的学术造诣和思想境界代表了当时气象学的最高水平，所以能够为学生建议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三是他极其有效的教授和指导学生的风格。前两个方面都是大家易于理解的，而后一点则是许多人好奇和希望探讨的。Lewis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并把罗斯贝指导学生的风格与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Bohr）以及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著名的物理学教授费因曼（Feynman）等进行了比
较[19]。Lewis指出，罗斯贝指导学生的风格更像玻尔，他们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任课教师①，对学生的科研进程也不愿关注，甚至对学生的研究方向和结果渐渐地失去了兴趣；但罗斯贝和玻尔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去激发学生们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激情。当然，这一指导学生的风格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学生能够独立、主动地发现问题，并且具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相应地，费因曼是举世闻名的物理学教授，他可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地把艰深复杂的物理问题讲得通俗易懂，他的三卷物理学讲义一直是最值得推荐和阅读的经典教科书[24]。可是，费因曼的学生中的确没有出现像玻尔或罗斯贝的学生那样出类拔萃的学者。罗斯贝在写给Charney的一封亲笔信中，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教学方法[25]：
Perhaps I occasionally sought to give, or inadvertently gave, to the student a sense of battle on the intellectual battlefield. If all you do is to give them a faultless and complete and uninhabited architectural masterpiece, then you do not help them to become builders of their own.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罗斯贝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指导风格可能带给学生的困难，但他坚信这样可以训练出优秀的学生。
罗斯贝希望训练学生独立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在1950年，芝大物理学部（Division of Physical Sciences）《研究生手册》[26]上曾有这样的要求②：Select a thesis topic and begin the investigation for the dissertati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faculty member. The student, as part of his demonstration of originality, will be expected to propose his own thesis topic for acceptance by the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and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finding a sponsor for the research.
物理学部当年的教学管理秘书回忆说，上面对该学部研究生的要求很可能是罗斯贝提出来的，并被整个学部接受[19]。Lewis在与罗斯贝的许多学生和气象系的其他毕业生交谈中发现，罗斯贝甚至从来不给学生具体的论文题目，顶多建议一个大方向而已。许多学生自己选定的论文题目是根据每天例行的天气会商中教授之间、教授和学生之间的讨论或者是外来访问学者的学术报告会上的讨论。Platzman回忆说，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便是起源于罗斯贝和帕尔门在天气会商会上有关西风急流和波动的激烈争论[19]。
关于罗斯贝指导学生的风格，Lewis专门写信询问过谢义炳先生，谢先生是这样答复的：
I read MIT series of papers in 1940, in the last year of my undergraduate college
education. I did not understand thoroughly, but I was excited to know that I could study under him (Rossby). In September 1946 I came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 a graduate student.
Rossby arranged an assistantship for me. Rossby did not advise my graduate work in details.
He just let me fight my own way out. Rossby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he was not only a scientist but also a great teacher and philosopher…. We did often swim along Lake Michigan and take supp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middle way between the lake and International House. It gave me chances to understand Rossby’s philosophy and try to follow him. From 1950-1978,
I had no communications with our foreign friends. But we read American and European
scientific periodicals. My works in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past 40 years were mainly following Rossby and Palman.
Lewis采访过的气象系的学生大部分很欣赏罗斯贝的教学和指导学生的风格，但并非都
①Lewis指出，罗斯贝和玻尔只有在公众场合才有激情做出精彩的报告，在课堂上似乎没有这种激情。1979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Weinberg）回忆说，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博士毕业后去玻尔那里做博士后，其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即使有两次去玻尔家做客，他也没有捕捉到玻尔的谈话要点，而陪同他一起去的夫人甚至没有完整地听懂过一句玻尔所说的话[23]。
②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部包括物理系、天文和空间物理系、地球物理科学系、数学系、统计系、计算机系和化学系等。在罗斯贝时代，并没有地球物理科学系，它是由气象系和地质系在1961年合并而成的。
是这样。罗斯贝的学生R. Bryson直到晚年回忆起罗斯贝和他的师生关系仍有无法释怀的感觉。在2000年芝大气象系成立60周年的纪念会上，Bryson教授以幽默的口味回忆了他和罗斯贝之间的不愉快①：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Bryson被派往关岛做热带天气观测（可能是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服务），在那里，他像其他学生那样独立地选择了自己的论文题目并完成了论文的大部分。1945年，他回到芝加哥时被告知罗斯贝将是他的论文指导教授。1947年，Bryson基本完成了他的论文并在UW-Madison找到了工作，临走之前把论文交给罗斯贝，罗斯贝就把论文放在书桌上。一年以后，Bryson回来准备答辩。他来到罗斯贝的办公室，发现论文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上面落满了灰尘。罗斯贝把论文拿起来，吹掉封面上的浮尘后翻了几页，然后对Bryson说：“我估计你无法通过答辩。” Bryson神情低落地去找另一位教授E. Biel，并告诉他罗斯贝的意见。Biel告诉Bryson不用太担心，他说：“明天你的报告完了之后，我准备问你20个问题，不给罗斯贝提问的机会。如果这20个问题你回答得很好，答辩委员会一定会让你通过的。”Bryson写道，那天晚上罗斯贝跳舞去了，而他却必须呆在办公室里琢磨Biel有可能提哪20个问题。第二天，Biel的提问果然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罗斯贝很着急，但始终没有提问的机会，Bryson通过了答辩。Bryson后来承认，罗斯贝的那句话也许只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并不是有意为难。回想起我自己在芝大的经历，也有些类似Bryson当年的情况：学术论文放在我的导师R. Pierrehumbert桌子上一年多，他也没有时间修改；毕业论文送给他，他一共改了20～30个单词，然后告诉我：“你可以毕业了。”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和系里的N. Nakamura教授抱怨此事，Nakamura说：“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罗斯贝留给我们系的传统。”
Simpson在芝大难以释怀的经历则是另一种情况。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寻找工作和学习时的性别差异还普遍存在，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军人退伍给社会就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尽量满足男人工作的要求，妇女则不被重视。Simpson在罗斯贝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之后，希望得到资助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罗斯贝告诉她说：“我很难想象谁将来会雇佣一个女博士，你最好还是回家去照顾好丈夫和孩子。”最后，Simpson只好在离芝大不远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物理系找到一个助教的机会并转到H. Riehl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许多年后，当Simpson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仍免不了有酸楚的感觉②。尽管她也愉快地回忆起有一次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罗斯贝像对待女儿那样对她的研究问长问短，并热情地邀请她设法把她的积云对流方案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
Lewis写道，尽管罗斯贝并不具体指导学生，但他为学生和芝大气象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和学习氛围。他那具有“磁性”的性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来芝大任教或访问，如帕尔门和Bergeron等。这些学者不仅仅是访问，罗斯贝还邀请他们为气象系的学生上课，一起会商天气。Lewis还写道，尽管罗斯贝本人讲课不是很好，但他却有两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他的学生）Starr和Platzman，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教师，这也许弥补了罗斯贝在这方面的不足③。
① Bryson和下面要谈到的Simpson因年龄关系没能亲自参加这次聚会，撰文以示纪念。这些书面材料曾刊登在芝大地球物理科学系的网页上。
②在1975年纽约科学院年会和2000年芝加哥大学气象系成立60周年的纪念会上，Simpson都提到：
My professor, a famous Scandinavian and the greatest living meteorologist, was a model (to me) whose creativity, extensiveness, and ability to combine and inspire people I am still seeking to emulate. He had no use for women in meteorology, however, and told me frankly that I would look both ridiculous and pathetic if I really didn’t ‘make it big’ after creating such an unconventional spectacle of myself and exacting such an unfair sacrifice from my husband and child.”
在2000年芝加哥大学气象系成立60周年的纪念会上，Simpson还特别地提到：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fortunately thre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Hsial-Lan Kuo, Yi-Ping Hsieh, and Tu-Cheng Yeh, who provided me with a lot of helps.
③罗斯贝曾这样描述他的两个学生兼得力助手的教学风格：
Platzman was “far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and logical than mine ever was”, Victor Starr “was a model of clarity and precision, with few wasted words, and showing evidence of considerable advance
罗斯贝很重视把气象学的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实际上，罗斯贝在MIT和芝大建立的气象系以及他协助创建的UCLA气象系的最初目的都是为美国军队培训气象预报员的。MIT气象系最初是为海军训练气象预报员而设立的，芝大和UCLA的气象系则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空军训练气象预报员和观测员而建立的。芝大气象系在此期间为美国空军培训过8000个气象预报员和观测员[10]。罗斯贝强调学生应参加每天的天气会商，把会商结果和典型天气个例分析装订成册并定期出版①。在MIT时的定期天气分析报告后来发展成为AMS的刊物Journal of Meteorology，该期刊后来改名为现在的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②。
2、J. G. Charney（1917—1981）
虽然Charney在芝大仅临时工作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毫无疑问他是芝加哥学派里仅次于罗斯贝的代表人物。有相当一部份人认为，罗斯贝对大气科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把Charney吸引到了这个领域③，而Charney则一次又一次开创性地解决了大气动力学的关键性问题。我们许多人也许对Charney以及他和罗斯贝之间师生加朋友的故事并不陌生，Platzman 在Charney去世前对他的采访[13]以及Phillips为美国科学院所写的Charney传记[27]里记录了很多生动的情节，但我还是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些。
图3 Charney
Charney（图3）生于旧金山，在洛杉矶长大，并在UCLA先后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
preparations”.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些天气报告都是保密的，不公开对外发行。
②罗斯贝回到瑞典后又创办了Tellus。
③在2000年芝加哥大学气象系成立60周年的纪念会上，MIT的Lindzen教授直率地说，之所以今天整个科学领域没有突破，是因为最聪明的人都去从事金融、法律和医生等其他经济效益好的行业；他又引申一步说，之所以大气科学没有重大突破，是因为我们没有吸引到像Charney这样聪明的学生。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需要有智慧（不只是聪明）的科学巨人来完成。也许这一说法稍显偏激，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科学上的绝大多数重大突破确实是由那些巨人们完成的，而我们普通人仅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
Charney在本科以及研究生早期阶段的学习兴趣是数学和物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气象学。那是因为有一天Charney在物理系的导师T. Thomas邀请该系新成立的气象专业教授Holmboe做报告。在这个报告会上Charney第一次听到了“气象学”这个名词并认识了Holmboe。后来，Holmboe邀请Charney做他的助教，Charney在咨询了Caltech的冯·卡门（von Karman）之后接受了邀请。当时，在UCLA气象学专业的几位教师，如J. Bjerkenes, Holmboe 和Neiburger，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挪威移民来美国，经罗斯贝介绍到UCLA成立了一个气象学专业，为美国空军培训气象观测员和预报员①。最初，Charney对Bjerkenes和Holmboe 过于描述性的研究工作不太感兴趣，直到Neiburger把罗斯贝在1939年发表的论文[5]介绍给他，Charney才决定把气象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这就引出了他的那篇关于斜压不稳定的著名博士论文[28]。罗斯贝对Charney更大的影响是在他们见面之后。在其后的近一年里，罗斯贝多次和Charney讨论他的博士论文以及气象学的其他关键问题，这些讨论使得Charney对气象学有了真正的了解，并且对从事气象学的研究充满了信心。1947年秋，Charney 在挪威奥斯陆大学访问时，罗斯贝已经回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他不止一次地给Charney写信谈论数值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并把他介绍给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冯·诺伊曼。在数值天气预报项目经费困难时，罗斯贝建议冯·诺伊曼向军方申请经费，这些都保证了Charney 的研究顺利进行。
Charney对气象学、大气动力学和物理海洋学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他的主要工作大致可以总结为斜压不稳定、准地转运动、数值天气预报、地转湍流、CISK机制、行星波垂直传播、大气环流的多平衡态这几个方面。我在这里无意也没有能力全面评价Charney的这些工作，仅就其中的两个问题粗浅地谈谈我的看法：一个是斜压不稳定理论[28]；另一个是行星波的垂直传播[29]。
斜压不稳定理论是Charney在做博士论文时完成的工作。我时常思考的一点是，他是如何在几乎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地提出并解决这一开创性问题的。无论是Bjerkenes还是Holmboe，似乎都无法在这一研究中给予太多指导，这一点可以从Platzman和Charney的访谈中看出来[13]②。人们常常说在科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甚至比解决更重要，这个观点也反映在斜压不稳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当时，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斜压不稳定”，这一概念是Charney在一步步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Charney告诉Platzman，他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大约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搞清楚问题的所在，也就是斜压不稳定问题，后来又花了大约两年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从Platzman和Charney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整个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几处关键的突破[13]，我个人感觉到这几个关键步骤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才能做到③，并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行星波向上传播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反映出Charney非常善于把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气象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这项工作的最初想法来自于他在1946年芝加哥停留期间与罗斯贝讨论，罗斯贝曾向他强调过罗斯贝波动是大气的内在模态。他自己也曾使用过群速度的垂分量估计过高层大气波动对下层天气预报的影响，所以考虑过罗斯贝波存在垂直传播的可能性。Charney在1948年自挪威回美国之前访问了奥斯陆天体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了解到太阳日冕是由于太阳内部的涡动能量向太阳表层传播的结果。这进一步促使他思考大气对流层罗斯贝波动有可能会向上传播，但是为什么地球大气不会出现类似太阳的日冕现象年
① Holmboe和Neiburger都是罗斯贝的学生（见表1），J. Bjerkenes是罗斯贝在挪威时的同事。
② Charney告诉Platzman，在他研究斜压不稳定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针对该问题仅有的一次有意义的讨论是他和林家翘先生（C. C. Lin）的交流。当时，林家翘先生正在Caltech从事流体线性不稳定的理论研究，Charney曾去那里访问过他。
③巧合的是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有一个同样聪明和具有智慧的人Eady，他也独立地解决了这一问题[30]。据Charney回忆，他在1947年去挪威访问时见到了Eady，并了解到Eady的研究和自己几乎是同期完成的，但Eady非常不热衷于发表文章，以至于很多研究成果都没有发表。
呢？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直到1961才和Drazin解决这一问题。最初，他们认为，对流层大气波动之所以无法向上传播到大气层顶是因为西风带有限制罗斯贝波动垂直传播的作用。后来，他们发现，一方面，罗斯贝波不可能在东风中传播；另一方面，如果西风太强，也同样不利于罗斯贝波的传播。在夏季，平流层盛行东风，行星波动无法进入平流层；在冬季，行星波动也不可能穿越位于中间层低层的强西风急流。这就解释了对流层大气波动是不可能传播到大气层顶的，所以不会出现类似日冕的现象。
Charney和罗斯贝的师生加朋友的关系在学术圈子里已传为佳话（图4）。罗斯贝平时很少写回信，以至于帕尔门都抱怨他几乎收不到罗斯贝的回信。但在MIT图书馆里保存有42封罗斯贝写给Charney的信，下面的一段充分展现了他们之间深厚友谊：
This is written at my desk at 5:30 A.M. I have seen the sun rise over the City, the sky is clear, my family is sleeping and I can hear Tommy’s breathing in the next room. All is well with the world, I am beginning to feel rested and pray to God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I will feel like going out to sock somebody on the jaw scientifically speaking, on general principles.
You can see I am recovering.
Best wishes, R.
图4 1949年，Biel, Charney和罗斯贝在芝加哥大学旁边的密执安湖岸边。（A. Eliassen拍摄）
3、D. Fultz（1921—2002）
Fultz（图5）是罗斯贝的学生之一，于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芝大气象系工作，1960年晋升为教授，1967年获得罗斯贝奖，197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Fultz 最著名的研究工作是他的转盘试验（图6）。20世纪50～60年代，在大规模数值模拟还无法开展的情况下，Fultz的转盘实验很好地帮助气象学家理解全球大气环流、急流和波动的基本原理。许多著名的教科书上（如文献[31]）都有Fultz当年的实验结果的图片。罗斯贝非
常重视Fultz的实验结果，E. Lorenz[32]也曾指出Fultz的转盘实验结果对他后来的混沌理论有很大的启发。1996年我去芝大时，Fultz教授已经退休，但他的实验装置仍保留在他当年做实验的地下室里。20世纪70年代以后，数值模拟的能力已非常高，转盘模拟的重要性逐步被淡化，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UT-Austin）的Swinney教授的研究小组是为数不多的仍利用转盘实验做研究并发表大量重要文章的研究机构之一。在最近几年，美国几所著名大学里又重新重视转盘实验（当然，主要是用于教学）：MIT的Marshall教授指导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演示实验；芝大的Nakamura教授于2004年重新恢复了Fultz的实验室；在华盛顿大学，Rhines也用极其简单的设备（包括烟灰缸）做实验。在北京大学，我们也购置了相关设备，并开始指导学生做转盘实验。
图5 Fultz
图6 1953年，罗斯贝在Fultz的转盘实验室里和他一起讨论实验问题。
Fultz一生做了大量的笔记。1996年秋天，我帮忙整理Fultz的实验室，他的书架上堆放着大量笔记（估计有100～200本）、书籍和学术期刊①。有人提到在每一个会议或学术报告上，你都可以发现Fultz似乎不是在听报告，而只是在不停地记笔记。这些笔记的一部分被保留在芝大的图书馆里。
4、G. W. Platzman
Platzman（图7）是罗斯贝的学生中为数不多的仍健在的之一，也是我亲自接触过的两位中的一位（另一位是郭晓岚先生）。Platzman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可能是罗斯贝最倚重的学生和助手，在罗斯贝兼职斯德哥尔摩大学期间，代理其在芝大的大部分个人事务②。在罗斯贝去世后，Platzman为芝加哥学派的后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邀请了Lindzen 和Pedlosky来芝大任教，尽他的可能来延续芝加哥学派和芝大气象学系的声誉。Platzman 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早年跟随罗斯贝从事动力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后来协助Charney进行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再后来转向物理海洋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的关于全球海洋正交模的系列文章[33]。Platzman写了大量有关美国气象学发展历史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客观地记录了芝加哥学派乃至整个气象学或大气科学领域，自罗斯贝以来的著名学者的学术贡献（包括罗斯贝和Charney）和重大突破的详细过程等。这些对我们后来人了解大气科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解重要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Platzman在Charney去世前对他的采访不仅详细地记录了Charney本人的学术生涯，也记录了那个时期的气象科学发展史。
图7 Platzman （摄于1960年）
Platzman有着非常和蔼可亲的性格。我去芝大时，他早已退休，但仍然经常到系里来工
①他的书籍和期刊中有一些重复的，我从中取出了几本，现保存在我的书架上。
② Bolin曾写道[28]：
Every week he received letters from all over the US. There were those from staff members or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cago, particularly long and detailed letters from George Platzman, that all tell about an unusual respect and devotion to the absent rmaster.
作。每次在走廊里碰到他，总是面带微笑地首先跟我打招呼，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些感人的场面。他那和善的微笑是一种关爱和鼓励。我想，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来自前辈的关爱和鼓励对一个刚刚开始从事研究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记得我博士论文答辩前的10分钟，突然觉得还需要再复印两张胶片，便飞似地冲到复印室去。Platzman正在复印一篇文章，当他知道我的情况之后，马上把复印机让给我先用，还鼓励我说：“没问题！祝你好运！”
5、郭晓岚（H.-L. Kuo，1915—2006）
郭晓岚先生（图8）于1945年进入芝大，在罗斯贝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毕业，1949年先去MIT做博士后，后留在MIT工作，直到1962年回到芝大任教，1970年获得罗斯贝奖，1985年退休。在郭先生的诸多学术贡献中，有两项最著名的工作：一是他于1949年发表的关于正压大气不稳定性的论文[34]①，这项工作奠定了郭晓岚先生在气象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另一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35]。关于郭先生的学术生涯，芝加哥大学新闻办公室的讣告[36]以及钱永甫教授等人的纪念文章[37]里已做了全面和详细的介绍。
图8 郭晓岚
我去芝大读书时，郭先生已退休十多年年了，但他几乎每天都步行到办公室来。他住在校园附近，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他一边走，一边沉思。有好几次只有我们两个人乘坐电梯，我很想和他打个招呼，但发现他只是低头沉思，并没打招呼的意思，只好欲言又止。尽管如此，我从内心里还是非常尊重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位年轻时做出过杰出成就、年龄大了过着恬静生活的老人。虽然他早已退休，但还坚持做科研，据说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在1998年发表的[38]。
6、T. T. Fujita（1920—1998）
在芝加哥学派里，Fujita（图9）的背景是比较特殊的。Fujita是日本人，在日本接受教育并于1953年在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大概是芝加哥学派里唯一没有在欧美国家里获得过任何学位的。Fujita博士毕业后去芝大做访问学者，跟随Byers做热带气象学研究。第
①这项研究应该是郭先生在读博士期间所做的工作。后来人们把郭先生的正压大气不稳定判据和瑞利（Rayleigh）的判据并称为Rayleigh-Kuo判据。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极其艰苦①，许多日本留美学生滞留不归，很像前些年我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情况，所以，日本和美国之间签有“访问学者必须回国服务”的条约。Fujita 在芝大工作两年后，于1955年回到了日本，一年后获得移民签证又重新回到芝大，直到去世。
图9 Fujita
在芝加哥学派里，Fujita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后期的主要研究集中在龙卷和对航空安全有很大威胁的下击爆流等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现象，现在的龙卷强度级别划分是由他提出来的。Fujita有一个绰号叫“龙卷先生”（Mr. tornado）。在1985年和1986年，他出版了两本著名的专著，即《下击爆流》和《微尺度爆流》[39, 40]。在他的文章和专著里很少有数学公式，但却有大量精美的概念性示意图。他喜欢用示意图揭示强对流天气现象的基本原理，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示意图通常都可以被后来的观测分析或数值模拟结果证实，而且和计算机画出的图形惊人地一致。Fujita甚至很少分析温度场，而只用风场资料便可以准确地给出强雷暴的三维空间结构②。这种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绝不意味着简单和肤浅，它要求研究者对所研究问题的物理机制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深入浅出地解释相关的物理机制。从某种程度上，Fujita研究小尺度强对流系统的方法很像华盛顿大学Wallace教授研究大尺度气候系统的方法。
Fujita去世后，日本有关方面把他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办公室内的桌椅板凳等全部搬回了日本，据说是要在日本为他办一个展览馆，完全按照他在芝大办公室的样子来布置。
①Fujita后来回忆说，从日本到美国的机票价格比他当时在日本13个月的工资还高，他不得不借钱去美国。到达旧金山时，他口袋里只有22美元，只好乘火车去芝加哥。他深深地地感谢Byers邀请他到美国，让他避开了战后日本极其艰难的生活；也极其感谢Byers后来对他的关怀和指导，称Byers为 “my fatherly mentor professor”。
②在一次报告会上，Fujita曾开玩笑说：“我不介意你们批评我从不分析温度场。”他甚至坚持每天测量自己的脉搏，并希望发现脉搏的日变化和季节性变化。
7、J. Pedlosky
我之所以把Pedlosky（图10）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Pedlosky曾在芝大任教12年（1968～1979）；二是在2000年9月芝大气象系成立60周年的纪念会上，Pedlosky曾说他的经典教科书《地球流体动力学》[41]应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地球流体动力学”，他认为该书是对芝加哥学派自罗斯贝和Charney以来关于地球流体研究结果的总结。
图10 Pedlosky[42]
Pedlosky在MIT接受本科和博士阶段教育，博士导师是Charney①。他毕业后先是1963～1967年在MIT数学系任教，后来到芝大任教。他在纪念会上所说的并不是客套话：一方面，Pedlosky的科研受到Charney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他在芝大任教多年，也直接受到芝加哥学派学术氛围的影响②，而且该书的第一版是在他离开芝大之前完成的。我想，Pedlosky除了受到地球物理科学系内部学术氛围的影响，可能还受到物理学部学术氛围的影响。在20世纪50～80年代，芝大物理学部有一大批从事流体研究的著名学者：S. Chandrasekhar在50～60年代曾经对流体和地球流体很感兴趣，他的关于流体和磁流体稳定性的著名教科书于1961年出版，并于1981年推出第二版[43]；芝大应用力学系的W. Reid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他和Drazin的关于流体稳定性的一书于1981年出版[44]。可以想象，Pedlosky 应和这些学者有密切的学术交流。
Pedlosky的《地球流体动力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风格。如果我们把该书和另外两本著名的大气海洋动力学教科书[45]相比较，便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风格。Pedlosky的书数学推导简洁而又逻辑严谨、系统性强、物理意义明确，更重要的是他以普通流体力学作为出发点来探讨大气海洋动力学问题，把大气海洋中的具体问题奠基在坚实的流体力学理论之上，整个知识体系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Gill的《大气海洋动力学》
①Pedlosky在2004年秋访问北京大学时，我们谈起了刚去世不久的J. Holton教授。Pedlosky回忆说他和Holton都是Charney的学生，在MIT读博士期间同在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地共用一张桌子。有意思的是，虽然都是师从Charney，但他们两人后来的研究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Holton的研究转向大气高层（平流层和中间层）；而Pedlosky的研究转向下，主要是物理海洋。20世纪60年代是MIT气象系人才辈出的时代，与Pedlosky和Holton同时期的还有Wallace, Dickinson和Stern等。
②1998年秋天，Pedlosky应邀到芝大地球物理科学系做学术报告，很少在这种场合露面的郭晓岚先生也特地赶来。报告结束后，郭先生准备走上前去和Pedlosky打招呼，Pedlosky大概早就注意到郭先生在座，马上走下讲台和郭先生握手，并说道：“你能来，我感到非常高兴。”那种学生向老师致谢的情景很是温馨、感人。
[45]也是从流体力学入手讲述海洋大气动力学的问题，物理意义的阐述更明确，但在系统性和数学推导的逻辑性方面稍显逊色。Holton的《大气动力学引论》[31]概念清晰、浅显易懂，也许因为该书是作为大气动力学的导论，所以作者直接从大气动力学入手，并没有涉及更深一层的流体力学的知识。对初学者来说，也许Holton的书要容易一些；但对于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来说，Pedlosky的书要更合适一些。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并无意评述以上三本经典教科书孰优孰劣，只是强调它们风格的不同。这几位作者都是我很尊敬的大家，他们不同的著作风格既反映他们不同的学术风格，也反映出他们在写书时的侧重有所不同。芝加哥学派非常重视流体力学，并能够很好地把这方面的知识和大气海洋动力学问题结合起来，这从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可以看出来。
2004年秋天，Pedlosky来中国访问，我和黄瑞新教授等陪同他游览颐和园，在途中我和他谈起了他的《地球流体动力学》一书。他告诉我当年写书时没有现在的条件，可以把书稿存在计算机里或者复印几份，他只有一份书稿，为了避免丢失和预防其他意外，他和妻子经常把书稿带在身边。我问他有没有计划出第三版，他说没有兴趣了，“当一个人失去了兴趣，他是不可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他又告诉我，Gill的遗孀曾找他修订Gill的《大气海洋动力学》，他因无法给予帮助而对她说“很抱歉”，他连自己的书都没有兴趣修订了，而且他和Gill之间的风格也不同，建议她找华盛顿大学的Rhines教授。
图11 2004年秋，Pedlosky来北京大学访问（姜华拍照）。在我系的图书资料室里，Pedlosky 指着面前的桌子告诉我们，他当年在MIT的座位就在桌子的这一面，Holton的座位在另一面，两个人面对面。照片中从左到右依次是胡永云、谭本馗、杨海军、Pedlosky和黄瑞新。
二、一个曾经辉煌、有待复兴的学派
芝加哥学派最辉煌的时期大概是20世纪40～50年代①。罗斯贝去世后的60～70年代，
①20世纪40～60年代也是芝大物理系的黄金时代，费米Fermi和钱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等当时都在那里任教，培养出一批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学生，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和崔琦。在现有的回忆文章里，似乎没有人提到过当时的气象系是否受到物理系的影响，但我觉得这种影响肯定会存在的。
因为还有Byers, Fultz, Petterssen, Platzman, Braham, Fujita和郭晓岚先生等在，他们仍是当时最优秀的一批气象学家，加之后来较为年轻的Lindzen和Pedlosky也来到芝大任教，所以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声誉仍属一流的。可是，它的辉煌自80年代开始逐步衰弱，在学术上的地位已很难和MIT、普林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相比较。郭晓岚先生的那一代基本上退休了，Lindzen和Pedlosky分别在1969年和1979年离开芝大去了哈佛大学和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在此期间，地球物理科学系也没能吸收到其他优秀学者。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人都在试图探讨为什么一个曾经极其辉煌的学派突然衰弱的原因。老一代学者退休和没能留着Lindzen和Pedlosky这样的优秀学者，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城市成为社会骚动的中心，大量的非裔和墨西哥裔低收入者涌入，造成大城市治安恶化。芝加哥市政府当时曾出台一个很不合适的政策①，使得芝大基本被这些人包围了，于是学校周边的治安逐步恶劣。原来是富有的犹太裔住在芝大的周边地段，现在这些地段被低收入者逐步蚕食掉，富人不得不放弃建得很好的住房而到其他地方或郊区居住。面对如此的居住环境，许多优秀的教授都选择了离开。我不清楚Lindzen和Pedlosky是否还因其他因素离开芝大，但治安环境的恶化应是其中的原因之一①。当时受城市治安环境恶化影响很大的学校还有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费城的宾州大学和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宾州大学一位女生在校园惨遭杀害的悲剧是当时轰动美国社会的一则新闻。相较之下，芝大还算好的，当年在芝大成立时，洛克菲勒家族为学校买下了一大片土地，使得校园和低收入者居住区有一条隔离带，而哥伦比亚大学等其他学校和校园周边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芝大气象系和地质系的合并也是造成气象专业不太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芝大原来的地质系也是很强的一个系，两个系于1961年合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地球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这一初衷是好的。但当气象专业处于新老交替的困难时期时，地球物理科学系的其他几个专业并没有很好地关照气象专业。总之，几方面的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芝大大气科学专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虽然没有了昨日的辉煌，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还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芝大学习时，还能够深深地感受它那严谨、自由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强调基础研究的学术风格。地球物理科学系对研究生上课完全没有要求；也就是说，研究生可以不用选任何一门课程（当然，为了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学生通常还是会选修一些主要课程的）。记得每周三的中午，我们端着午饭去参加由著名物理学家L. Kadanoff主持的“午餐报告会”，大家边吃饭边听报告，报告人有时是物理学部自己的教授，更多的是外面的来访学者。报告题目涉及物理学部的各个学科，甚至有生物化学方面的。大多数报告我虽听不懂，但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无论是哪个专业的教授，他们都在强调某一个问题的最基本的物理原理②，而不是表面现象。这种从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来研究专业问题的风格，也是我本人在芝大的最大收获之一。每次看到地学楼墙上陈列的罗斯贝等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手稿，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我想其他学生也会是这样。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芝大大气科学专业近些年也在不断地加强和上升中，20世纪80年代末Ramanathan离开③之后，R. Pierrehumbert从普林斯顿大学转来芝大任教（他后来成了我的导师），近些年又招收了几
①该政策是要在距芝大不远的地方建一批专供低收入者居住的大楼（现在仍在）。可是，除了真正的无家可归者暂时在此栖身之外，连一般的低收入者也不敢在这些楼里居住。
① 1996年夏天，在我离开德州农工大学（硕士毕业）前往芝加哥大学之前，我的美国同学给我开玩笑说，在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你应该买一把枪来保护自己。我当然没有买，但晚上却从没敢步行离开过校园。
② Leo Kadanoff曾这样写道：
All the richness in the natural world is not a consequence of complex physical laws, but arises from the repeated application of simple laws.
③ Ramanathan曾在1984～1988年任教芝大，但最后也因治安环境不好而离开了。
位年轻的教授，即使一时无法恢复往日的学术地位，但却让人看到了希望。
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学术风格和精神、众多传奇性代表人物的学术贡献等有着丰富的内涵，这有待于人们站在更高的水平和境界来加以总结和评价，我也相信将来会有人这么做。就我自己来说，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此理清一个头绪。以上这些只是我个人现在对芝加哥学派有限的了解和直觉认识，不合适的地方在所难免。
2007年8月15日于燕园
致谢陶祖钰教授和我的学生杨军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陶祖钰教授建议我把文中引用的英文部分翻译成中文以方便读者，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翻译为好，因为有些内容只可从原文意会，其饱含感情的神来之笔是无法通过翻译传递的，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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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 J·瓦伊纳（1892～1970）、富兰克·H·奈特（1885～1972）、（1899 ～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 哈耶克、乔治·施蒂格勒（1911～）、M·弗里德曼（1912~2006）等人。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观点有： ①极端强调个人自由：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②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功能：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③三个政策目标此长彼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论特点. 对市场(自由市场)的分析，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绝对核心。芝加
芝加哥学派市场竞争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评析 【作者】陈秀山 【作者简介】陈秀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芝加哥学派在过去是货币主义的同义语，7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斯蒂格勒、博克、德姆塞茨、波斯纳等人，在对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分析和与有效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论战中，提出了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竞争政策主张，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并逐步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对80年代以来的美国竞争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博克和波斯纳被视为这一学派竞争理论的权威代表人物。 一、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主要内容 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1)认为市场部分过程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条件下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斯蒂格勒把它称之为“生存检验”；(2)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把它仅仅限制在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条件上。(3)他们自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者，而被批评者称之为企业家辩护者、工会反对者。 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把竞争不是作为一种最终的静止状态，而是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与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区别。但是他们又承认存在一种市场均衡，不过这种均衡不是被视为所达到的最终状态，而是所有市场行为和市场过程所追寻的“指明星”。市场均衡是不能通过人为的竞争政策实现的，而只能让市场竞争过程强迫经济主体不断适应这种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均衡。这样的市场均衡虽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是不受人为影响的竞争始终趋向这种均衡。在这一点上，与古典竞争理论有相近之处。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有效竞争理论或哈佛学派建立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分析基础上提出的竞争政策主张是不适用的，他们把竞争目标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具体目标，不能为政府提供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可行的政策手段，在实践中难以贯彻实施。一个合理的竞争政策必须目标明确、简单易行。他们认为竞争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即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竞争所表达的含义也就是一种市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的福利不能再通过法律上的决策而继续提高。因此，竞争政策的任务就是要保持能够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特别是国民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来说，实施竞争政策和判断竞争行为有两条衡量标准：(1)资源配置效率，即实现国民经济的资源最佳配置，具体地说就是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竞争价格提供竞争产量；(2)生产效率，即企业内部的资源有效利用，具体说就是达到规模效果最大和交易成本最低。 为了确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这两种效率标准能够达到、或者受到损害，要借助于对理想市场的模型分析。理想市场的存在以下列假定为前提：(1)合理原则，即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目标是合理的，分别是收益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2)市场完善，特别是产品的同质性和市场的透明度；(3)竞争者数量足够多，以致于竞争者之间无需考虑对方的市场行为，即不存在行为相关性；(4)考虑到工业内部竞争和资源的完全流动性；(5)不存在市场进入限制，主要是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6)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刺激和强制系统，使竞争的协调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7)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可以依靠类似于市场机制解决，如拍卖。这种理想的竞争性市场的另一极则是垄断市场，而不存在所谓寡头市场。在这种理想的市场中，将会达到上面提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标准，从而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目标。他们强调提出这些假定只是为了确认两条效率标准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要说现实竞争过程会满足这样一些假定条件。在B2制定和贯彻竞争政策过程中，不是以这些假定条件为依据，而是要以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和生产效率标准为依据。 二、对竞争政策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生态学派、生态学理论） 这一理论运用生态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犯罪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批社会学者创建，故又称为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N·Burgess)、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和亨利·麦凯(henry D·Mckay)等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发展，城市的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帕克等社会学家以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为实验基地，深入调查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了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种族等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社会阶层、人口密度、种族关系、社会心理、居住方式、交通通讯等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如果不能适应城市环境的这种变化，就会导致失范、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同心圆理论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犯罪率在城市中心的周围地区最高，随后向郊区逐渐下降，愈是远离市中心周围地区，犯罪率愈低。贫困、疾病等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结论是，这种生态现象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他们将芝加哥市划分为围绕同一圆心而形成的五个区域，即中心商业区、中间地带(工厂区)、工厂住宅区、中上层住宅区、郊区和卫星城。犯罪大多发生于中间地带，即工厂区。因为相对于自然社区，中间地带人口流动大，混杂的人口造成了有利于犯罪发生的环境。 （二）社会解组理论 这种理论还指出，人们通常生活在家庭、学校、邻里等群体之中，以亲属、朋友、友爱、邻里等关系为内容的非正规社会关系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很大，地区性的集体发挥着社会监督的功能。而城市化进程则使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解体，使集体作为非正式社会监督单位的作用显著下降，传统集体的习俗规范和理想受到削弱，并逐渐消失。随着工商业深入市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激烈的竞争与有限资源的矛盾，削弱了社区的整体利益，甚至家庭也趋于解体。这一切变化使得社会处于解体状态，导致犯罪现象增加。其基本规律是都市化程度与社会解组程度成正比，社会解组程度与犯罪率成正比。 （三）芝加哥区域计划 因为相信青少年犯罪是由间隙区域的社会解组造成的，所以芝加哥学派认为对青少年个人采取处遇措施对减少青少年犯罪整体犯罪率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寻求能有效地改变特定的局部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所有不同区域的生活环境的发展计划。因此，1932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肖发起了芝加哥区域计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 型 ——兼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因 2008-01-09 08:07:08作者：胡翼青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 摘要：尽管传播学给拉斯韦尔以崇高的地位，但很少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拉斯韦尔早年的芝加哥大学经历，使他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然而，在二战开始后，随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传播学的知识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拉斯韦尔介入了战时传播研究项目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传播学行政研究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分子，其学术倾向越发保守，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 关键词：拉斯韦尔宣传研究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 非常欣赏彼得斯的一句名言：“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Peters, Simonson，2004：11）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这句话用在拉斯韦尔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外，除了知道他的宣传研究、“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之外，除了嚷嚷他对传播学具有巨大贡献外，可能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认识了。然而，这么一位左右着传播学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走向的人物，实不应当受到如此冷遇。在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中，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身处其中的拉斯韦尔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他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当时走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传播学走向的历史背景，反思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缺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与青年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
芝加哥学派
第五节芝加哥学派 19世纪70年代，正当欧洲的设计师在为设计中的艺术与技术、伦理与美学以及装饰与功能的关系而困惑时，在美国的建筑界却兴起了一个重要的流派——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这个学派突出了功能在建筑设计中的主导地位，明确了功能与形式的主从关系，力图摆脱折衷主义的羁绊，使之符合新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1851年美国参加了“水晶宫”博览会，展出了各种工业品，这使欧洲首次接触到美国产品，不少观众赞扬大陆美洲带来了简洁明了的造型，既无浮饰而又实用，其前途必然发展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对欧洲是难得的启示。 的罗特斯切尔德商场大楼芝加哥学派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建筑领域的体现，并对整个设计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芝加哥变成了全国铁路中心，因此其城市发展很快。1871年芝加哥大火，三分之二的房屋被毁，重建工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师。为了在有限的市中心区内建造更多房屋，现代高层建筑开始在芝加哥出现。在采用钢铁等新材料以及高层框架等新技术建造摩天大楼的过程中，芝加哥的建筑师们逐渐形成了趋向简洁独创的风格，芝加哥学派由此而生。
图5-17 沙利文和艾德勒于19世纪末设计 图5-18 沙利文于1899年设计的施莱辛格-马耶百货公司大厦 芝加哥学派包括了众多的建筑师，他们建筑设计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内部功能，强调结构的逻辑表现，立面简洁、明确，并采用了整齐排列的大片玻璃窗，突破了传统建筑的沉闷之感(图5-17)。沙利文(Louis H. Sullivan，1856—1924)是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和理论家。他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建筑并到过欧洲，是一位非常重实际的人，他最先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成为现代设计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信条之一。他说:“自然界中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形状，也就是说有一种形式，一种外部造型，于是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以及如何与别的东西互相区别开来。”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哪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__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思想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了四人与传播有关的共同思想，有：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把传播置与人类本性地位和想象性传播。在文章的后一部分，分别论述了四人对传播研究各自的理论贡献，即：库利的“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杜威的“分享经验”；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对四位“芝加哥学派”的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征做过归纳，其中有一段话可能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即：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
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45）。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但是他们四人在小城镇长大的经历正是他们对于在小城镇的特殊氛围营造出的“共同体”怀有共同追求的真正动因所在。其次，新教和道德主义背景使他们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怀有 深深的同情，并且从沟通、传播的意义上来解释问题。第三，改良派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建立理论框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着如何把芝加哥变成一个“共同体”。第四，乐观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他们没有太多地注意到由于传播、传媒所带来的负效应，而对大众传媒促成“共同体”的形成抱有一种共同的希望。这一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区别之一。 为了对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进行较为全面地读解，我从他们共同的传播观念和各自的传播理论贡献两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四人共同的传播观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其他关键人物，如A .莫尔斯、W.I.托马斯、E.吉伯斯等，无论其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理论建树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但在他们的理论训练、所接受的前人的理论影响方面及其各自的理论贡献的思想内核里均有着大致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读书笔记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通过对城市中社会现象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目的是为能够使人类在城市社会上能够更好的发展。城市的存在使得原本在道德约束下的人性有了宣泄的空间，“城市把人性中过渡的善与恶都展现出来”，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本道德的限制，新的道德体系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人们在不同的道德体系下寻求适合自己的情感、利益、趣味，抑或堕落，抑或升华。但在城市的发展中，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中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和移民进入，使得人口剧增和城市的容纳量之间产生了矛盾，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城市社会问题。对象包括邻里关系、职业阶级和类型、新闻和社会流动、股票交易和暴民、危机心理和集团行动、党派政治和宣传、个人流动和道德区域。 文章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可以看出城市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组成成份，形成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城市所注重不仅仅是物质和空间上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的心理需求。帕克是一名生态学家，他将城市看成是一个生物，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城市的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去适应或者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 我认为如果认为城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城市便会主动地去选择和重组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口的选择和城市的空间布局。首先对于人口的选择，如果城市人口大于城市的人口容纳量，城市便会自动将过剩的人口排出；反过来，如果城市无法满足流动中人口的需求，人口便会自动地撤出城市。因而城市得以继续生存。其次是对于空间的重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富人区会分布在外层郊区，白领分布在中层郊区，蓝领分布在内层郊区，中心城市变成了贫民窟的所在地，城市自发地形成同心圆的分布。这便是城市的对于空间的重新选择。但是如果城市能够自然地维持其形态，那便不需要规划了，但是没有进行规划的城市，往往会容易畸形发展，城市的畸形发展甚至会超出人类的预计，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关于文章所提到的邻里在城市的为什么会解体的问题，邻里关系本身具有一种独立性，城市市民在忙碌的生活过程中越来越不重视与邻里的关系，这一方面跟城市建筑物的风格有关，建筑具有更加明显封闭性；一方面在城市道德约束条件改变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去选择是否要和邻居打交道，即不打交道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与邻居的关系好坏不会成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的因素。一方面，在乡村人们可以通过跟邻里的交流来使自己的情感或者信息量增长，但是现在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居民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域差异的限制。 但是邻里关系对于人的情感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们应该通过一些办法和技术措施来恢复和加快城市邻里的生活节奏，打破这个独立性和封闭性，建立社会性居住区，让人们能够通过交流接触来更好地发展自我，包括道德影响，心理健康和知识技术的交流，以促使社会和个人更好更快地发展。至少能够在偷窃发生、火灾发生或紧急事件有个邻居可以相互帮助，至少在过年或节日时候有个邻居能够一起庆祝。 城市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何能够使城市社会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研究城市，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要轻易忽视，我们要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结论，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创新。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一）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 哈佛学派是指自20世纪30-60年代，由一批哈佛大学的学者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其观点最早起源于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其市场结果进行的经验研究。50年代，贝恩等人继续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成为产业组织的集大成者。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按结构、行业、绩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SCP框架。 其中，市场结构是指一个市场的组织结构特征，主要衡量标志有：(1)市场集中度，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买者或卖者的数量和大企业所占比例表达出来；(2)产品差别化，是指同一市场不同企业生产同类商品在质量、款式、性能等方面的差异性；(3)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是指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因素或障碍。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根据市场供求条件并考虑与其他企业关系的基础上，为取得竞争优势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它包括价格策略、产品策略、排挤对手等。市场绩效则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最终成果的总和，反映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包括利润率水平、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等。 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重点体现在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上，如贝恩认为，竞争是结构问题，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
只看市场行为或市场绩效，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所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至扼制新厂商进入该行业。由于该学派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其主要观点包括： (1)在一个部门内过高的生产集中程度会导致糟糕的市场结果，但规模效益显著的部门除外；适度集中的寡头市场和带有某些原子市场的市场结构，可以实现按照竞争要求所期望的市场结果；因此，具有决定性的结构的边界不是位于原子市场和寡头市场之间，而是位于较高集中度的寡头市场和适度集中的寡头市场以及某些原子式结构的市场之间。 (2)过高的产品差异程度通常并不会带来很好的市场结果，因为消费者常常只有在两个十分近似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产品数量并不会随产品差异程度而相应地扩大；有效竞争所要求的并不是特别高的产品差异程度，而只是要求适度的产品差异。 (3)高度的市场进入限制，与中等的和较低的市场进入限制相比，对市场结果具有负面影响；通过高度市场进入限制得到保护的高度集中的生产部门比带有中等程度市场进入限制的高度集中生产部门，一般来说会导致更为糟糕的市场结果。因此，要获得有效的市场结果就必须消除市场进入的限制，其中主要是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 基于以上认识，哈佛学派主张，为了保持有效竞争，获得令人满意的市场结果，必须运用竞争政策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1892年,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研究的出版物更是达到1000多种。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一、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源起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标准石油公司老板洛克菲勒捐资建立芝加哥大学。在其首任校长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ＡｌｂｉｏｎＷ.Ｓｍａｌｌ,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 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 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最初发展的骰子之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不过他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到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ＡＪＳ),并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学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学 传播学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经验学派研究的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推荐传播学的经验学派的范文，欢迎阅读。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简介 大众传媒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标志。自大众化报纸产生以来，特别是20 世纪初广播产生以来，大众传播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想敏锐的学者们的注意。在美国，一批学者特别是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因和霍夫兰等，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大众传播开展研究，产生了一批开拓性的理论成果，初步确立了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传统。 一、经验学派的概念及特征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也是传播学中的传统学派,在广义上指的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不同，而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 经验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其研究方法，即以实用主义为目的，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经验性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立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意味着，当一种传播理论提出后必然紧接着一个不断验证的过程，通过验证必定使某一理论抑或因缺乏效度而受到摒弃或修正，抑或是受新材料、新方法的支持而得以确立或完善。这也是我们看美国主流传播学理论，凡重要的理论学说都会经历一个嬗变的过程的原因。如对于议程设置理论，随着时代发展，美国学者在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美国学者沃纳赛佛林认为：议程设置研究的新动向表明，‘新闻媒介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想，却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这一旧的表述有必要作出修改，新的说法应该是：‘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改怎样想’。1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方法论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但是使用经验性研究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在建筑设计领域，本来在新艺术运动传入美国以前，美国已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建筑功能第一，“形式永远服从功能的需要，这是不变的法则”，“功能不变，形式也不变”。其代表人物有建筑师伯纳姆、詹尼、艾德 勒霍拉伯特和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等。通过这些建筑师的工作，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兴起了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 工程师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 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1879年设计建 造的第一拉埃特大厦。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险公司”十层办公楼（Lnsvrancruilding）,标志芝加哥学派的真 正开始，是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 的一个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从功能”为功能主 义建筑开辟了道路。 路易斯·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 美国新艺术建筑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他在14年 中设计了一百多幢摩天大楼，分布在纽约、密苏里、芝加 哥等地。他早期的建筑作品表达了将罗马风格建筑语言加于现代形式的愿望。他所设计的礼堂大厦在粗琢的下部楼层上方建有的连拱廊围住窗子。而在建筑的内部，沙利文已开始运用花卉装饰。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卡森皮里斯科公司商场设计，商场的简洁处理，使该设计成为20世纪无数办工与商业建筑的基本原形。主入口上方及周围布满奢华的新艺术风格的铸铁装饰，这也许是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装饰。商场最下面两层是商店，上面十层为办公楼，在钢铁架上挂满白色的陶砖，并有成排的大窗户，充分体现了他“形式服从功能”的现代建筑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沙利文和艾德勒合作设计的“芝加哥大剧院”，沙利文通过使用可折叠的天花板护墙和垂直的屏障，用许多悬吊的圆形弧圈把声音从舞台传向剧院后面的观众，使能容纳3000人的剧院达到了完美的音响效果。而在建筑的外部，沙利文改变了剧院的立面材料，在下面三层使用质朴的花岗岩石块，在四层以上使用沙岩，从而强调了建筑墙的垂直感。 继沙利文之后，曾经在沙利文建筑事务所工作过的费兰克·赖特（1869—1959），进一步发展了沙利文的新艺术建筑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新材料的选用及考虑建筑与环境协调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有机建筑”概念。赖特被视为现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他的建筑设计在19世纪90年代表现出强烈的表面装饰倾向，如1894年他为麦克艾菲住宅所作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895年开始，赖特在建筑铁饰设计中融入了高雅的垂直和曲线形。至1904年，这些装饰作品对垂线和表面图案的运用已具赖特个人风格。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出现是以建筑艺术创新、实用主义盛行、新工程技术和美 国城市用地紧张为历史背景的,其主要成就涵盖高层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芝加哥学派建筑 艺术风格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国情下的建筑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务 实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从事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人们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本身也 是一种认识的重新挖掘、一种知识的重新发现。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 芝加哥大学可称为美国社会学的发祥地。１８９２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这里建立。其后，大批社会学学者逐渐汇聚过来，并形成了以罗伯特·帕克教授为核心的教学研究群体，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统计学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城市社会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兴盛适逢美国城市的大发展时期。１８４０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４０００多人的小镇；１８９０年，它的人口达到１００多万；１９３０年则超过了３００万〔1〕。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关于城市结构的研究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着眼点首先是城市结构，关心的是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机构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状况。具体来说是下面这些问题：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不同人群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群体处于居住隔离状态；社区是如何移民、增长和衰落的。城市结构看起来杂乱无章，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帕克教授认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城市结构最合适的角度。帕克说，“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导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而造成的人口、机构群集方式的科学，就是人类生态学。它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2〕。生态学最初是生物学的术语，主要研究动植物间的环境及其与空间的联系，研究这些联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结果。１９、２０世纪之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风行美国学术界，帕克也深受影响。他认为生态学规则十分契合城市结构发展、城市空间分布的规律，于是第一个将人类生态学引入城市社会研究。当然，他首先确定了人不同于动植物的前提。人类是有文化的，人类对城市土地空间的竞争不可能像动植物那样漫无限制，而受着习俗、法律的制约；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协商、理解和谦让，最后达到相互适应而不是相互毁灭。 明确上述前提后，帕克指出，生物学规则同样适合于城市结构分析。第一，城市社会与生物界有相同的共生现象。共生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况。共生的基础是差异，城市越大，劳动分工越细，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越趋单一，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则越高。在城市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功能互补的机构往往分布在相互邻近的地域内。第二，如同生物界一样，人类出于本能的驱动，必然寻找一席生存繁衍之地，于是在有限土地的使用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帕克认为这是决定城市结构、决定城市人口和机构地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城市由许多功能不等、地租各异的地块组成。市中心功能最大，但地租也最高，这里只能由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金融机构、商业集团占据。而贫穷的移民只能在功能小、地租低的贫民区居住。所以帕克指出，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激烈竞争和适当选择的结果。 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但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芝加哥学派用五个生态学概念来描述这种变动过程：（１）集中。主要指相同职能的机构向城市中枢地区汇聚，特别是对银行和商业来说，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起来会极大促进业务发展。（２）分散。指人口和机构离开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二战后美国城市人口和工商企业大规模向郊区搬迁就是例子。（３）隔离。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
西方经济学发展流派及代表人物
西方经济学发展流派及代表人物 （大学经济类必看经典！） 1.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 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 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 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 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 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 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 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 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 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 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 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文档经典 下载后可编辑复制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在建筑设计领域，本来在新艺术运动传入美国以前，美国已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建筑功能第一，“形式永远服从功能的需要，这是不变的法则”，“功能不变，形式也不变”。其代表人物有建筑师伯纳姆、詹尼、艾德 勒霍拉伯特和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等。通过这些建筑师的工作，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兴起了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 工程师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 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1879年设计建 造的第一拉埃特大厦。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险公司”十层办公楼（Lnsv rancr uilding）,标志芝加哥学派的 真正开始，是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沙利文是芝加哥学 派的一个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从功能”为功能 主义建筑开辟了道路。 路易斯·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 美国新艺术建筑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他在14年 中设计了一百多幢摩天大楼，分布在纽约、密苏里、芝加 哥等地。他早期的建筑作品表达了将罗马风格建筑语言加于现代形式的愿望。他所设计的礼堂大厦在粗琢的下部楼层上方建有的连拱廊围住窗子。而在建筑的内部，沙利文已开始运用花卉装饰。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卡森皮里斯科公司商场设计，商场的简洁处理，使该设计成为20世纪无数办工与商业建筑的基本原形。主入口上方及周围布满奢华的新艺术风格的铸铁装饰，这也许是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装饰。商场最下面两层是商店，上面十层为办公楼，在钢铁架上挂满白色的陶砖，并有成排的大窗户，充分体现了他“形式服从功能”的现代建筑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沙利文和艾德勒合作设计的“芝加哥大剧院”，沙利文通过使用可折叠的天花板护墙和垂直的屏障，用许多悬吊的圆形弧圈把声音从舞台传向剧院后面的观众，使能容纳3000人的剧院达到了完美的音响效果。而在建筑的外部，沙利文改变了剧院的立面材料，在下面三层使用质朴的花岗岩石块，在四层以上使用沙岩，从而强调了建筑墙的垂直感。 继沙利文之后，曾经在沙利文建筑事务所工作过的费兰克·赖特（1869—1959），进一步发展了沙利文的新艺术建筑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新材料的选用及考虑建筑与环境协调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有机建筑”概念。赖特被视为现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他的建筑设计在19世纪90年代表现出强烈的表面装饰倾向，如1894年他为麦克艾菲住宅所作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895年开始，赖特在建筑铁饰设计中融入了高雅的垂直和曲线形。至1904年，这些装饰作品对垂线和表面图案的运用已具赖特个人风格。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出现是以建筑艺术创新、实用主义盛行、新工程技术 和美国城市用地紧张为历史背景的,其主要成就涵盖高层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芝加哥学派 建筑艺术风格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国情下的建筑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务实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从事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人们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 本身也是一种认识的重新挖掘、一种知识的重新发现。
芝加哥学派的基础和发展
第四节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大众传播研究 曾经对传播问题做出专门论述的著名学者： 马克思 马克思从人类交往的高度，提出了精神交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论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该理论认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制约外，还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论为确立唯物主义传播观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他提出了近代新闻业是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信息传递是人类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从而把大众传播活动纳入到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中理解。马克思还提出新闻传播中时效的重要性，提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是新闻传播发展的必然。 托克维尔（法国学者）《论美国的民主》 托尔维克提到，当人们无法通过牢固和永恒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报纸起到了让所有人产生相同感受的作用，个体通过报纸被联系在一起——“报纸产生联系，联系产生报纸”（思考媒体与民主的关系） 塔尔德（法国社会学家） 1、区别了集群和公众的概念 集群：乌合之众 一群临时聚集起来的人，他们是物理空间相近的群体，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容易受到外界的心理暗示，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广场效应） 公众： 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 报纸的出现导致公众的诞生。公众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形成了民意，这种意见的扩散也要依靠报纸。唯有作为公众意见的舆论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社会将会由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时代前进到以“流行和革新”为主流的时代。 塔尔德对报纸的作用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报纸把分散的意见和 分散的人群联系在一起，尽管报纸也会增加冲突，但从长远来看，报纸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它对文明和理性的影响。 2、提出了模仿的法则 他认为发明和模仿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 模仿的法则：一项创新和已被接受的观点越接近，这种创新可能被模仿的可能性就越高。创新的S曲线。创新扩散中不同群体的创新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模仿总是从上层向下层扩散。 3、强调报纸的影响时，注意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 报纸的影响只有经过人际交往的协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西美尔（德国社会学家） 1、关于通俗文化和现代性的研究 现代性一方面使个性独立，另一方面又使这种个性淹没于体制化的社会中，从而丧失个性。货币哲学：一方面人们更加自由，摆脱了人身束缚和对特定个体的依赖，另一方面货币又把过去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和个体捆绑在一起，把一切东西都换算成金钱，事物之间本身的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发展及意义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发展及意义 摘要 本文论述了芝加哥建筑学派的艺术成就，主要从其发展的背景、建筑的特点及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来阐明芝加哥建筑学派的发展，也进一步的分析了其高层建筑具有的现代意义和对建筑设计的影响。最后简单的展望了未来社会新建筑的大潮势不可挡，一个多种风格流派争相登场的局面呈现的今天。 关键词：芝加哥建筑学派艺术风格发展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的由来 19世纪以前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1837年仅有4000人。由于美国的西部开拓，这个位于东部和西部交通要道的小镇在南北战争之后急速发展起来，到1890年人口已增至100万。经济的兴旺发达、人口的快速膨胀刺激了建筑业的发展，加剧了对新建房屋的需求。1873年10月8日，芝加哥发生了一场火灾，熊熊大火烧毁了全市近1/3的建筑。要多快好省地在短时间内新建大量房屋，在当时已有材料和建筑手段中，芝加哥的建筑师们选择这样一种建筑：高层、铁（或钢）框架、箱式结构。用铁构成的箱式框架足以承担重量，外墙已无承重功能；铁框架便于搭建，外面敷上石料或混凝土一层楼就出来了。高层建筑便于容纳更多的人，这些做法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赶时间，弥补火灾的损失，却恰恰符合经济高速发展对建筑的需要。所谓祸兮福所倚，这场大火带来的重建，诞生了美国最早的建筑流派——芝加哥学派。这是一个主要从事高层商业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群体，他们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现代化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 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 芝加哥建筑学派是美国最早的、以芝加哥为中心兴起的一个代表地标性建筑新风格的建筑流派；1871年芝加哥大火后,整个城市面临重建的繁重任务,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大批建筑师,嗣后又面临美国西部的开发,芝加哥城市飞速发展,在重建与新建城市的高层商业建筑中给了建筑师们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促进了该学派的发展。 Chicago School的出现是以建筑艺术创新、实用主义盛行、新工程技术和美国城市用地紧张为历史背景的,以大胆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符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艺术设计理念，在设计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新艺术运动”所无法比拟的。从此摩天大楼这个纯粹由美国人创造、备受宠爱的新生儿开始在芝加哥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也带动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 在20～30年代出现了另一种功能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营造商和工程师。他们认为经济“实惠”的建筑就是合乎功能的建筑，就会自动产生美的形式。这些极端的思想排斥了建筑自身的艺术规律，只会给功能主义本身造成混乱。 50年代以后，功能主义逐渐销声匿迹，就连强调建筑功能的勒·柯布西耶也同功能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无庸置疑，功能主义产生之初对推进现代建筑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兴起了建筑摩天大楼的热潮。其主要成就涵盖高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