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司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

近年来，关于法解释的著述颇多，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探讨法解释的历史延革、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模式等问题。而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从制度层面上来规范司法解释，以构建司法解释体制更具实务价值。司法体制改革之要义乃司法独立，司法解释权的设立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表现；司法改革终极目标是司法公正，司法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实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司法体制改革乃重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契机，司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亦为司法体制改革纵深程度的标尺。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解释现状的分析，以司法改革为依托，探求规范司法解释的最佳途径。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体制是指国家司法权配置的范围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由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组织制度。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简称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丁?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S然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发展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

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中国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途释

自1979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1993年15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研究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1981年决议的出台，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1955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权限得到初步明确。至1996年12月9日最高检察院发布实施《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下称1996年《暂行规定》）；1997年6月23 日最高法院发布并于1997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下称1997年《若干规定》），分别对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的程序进行规范。以1981年决议为基础，结合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司法解释主体得以扩展，

解释权限被加以区分，解释程序也趋于规范，当代中国司法解释体制初步建立，司法解释活动呈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态势。但不可讳言，在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不仅未使司法解释的有序状态日趋合理，其异化甚至对文本的背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屮却日益明显。学理研究对此予以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如何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使司法解释规范化，忽略了在现行体制K司法解释能否规范化。由此，中国当代司法解释呈现理论研讨与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与法律文本相悖的局面，司法解释规范化陷入困境。

(一)主体正当性危机

1981年决议明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为我国司法解释法定主体，司法解释主体二元格局由此确定。非司法机关不具司法解释权，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也非正当主体。司法解释权的垄断性与专属性为公众接受，但实践中，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不适格现象比比皆是。非正当主体正当化与正当主体非正当化现象引发主体正当性危机。具体表现如下：1法定主体的非正当性内核。主要是针对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一元主体地位而言。自1981年决议出台，最高检察院始享有司法解释权并单独或参与制作印发了大量司法解释文件。对检察权性质乃司法权的认同和接受检察机关为司法机关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耍内容。但随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权能行使上的交叉甚至对抗导致司法程序延宕、法律适用不一等弊端，法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最高检察院的地位正当性问题并形成诸多观点。否定说认为，从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将司法解释权统一于最高审判机关乃世界通行做法；而最高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S已解释法律又S己进行监督，会致监督流于形式；“两高”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都会导致政出多门3。肯定说也有两种代表性倾向，其一认为以法律监督权来否定司法解释权不合逻辑，因为二者具正确实施法律之共同目的，不具根本对抗性; 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相互冲突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问题可通过“两高”联合进行司法解释来解决。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体地位不仅合法，还应进一步强化。4另有学者虽肯定最高检察院的正当解释主体地位，但主张其解释

权限应被限定在刑事司法解释或部分刑事程序法解释权，即对现行法定权限内容加以限制，以顺乎检察权自身职能的内在耍求。5

由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引发的学术争论中，否定说显然倾向于在司法权重新配置状态K取消最高检察院的一元主体资格，而肯定说主张在现有司法体制内以程序整合消弥冲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职能部门，如被授予司法解释权，其所作司法解释应具普遍约束力，包括适用于审判机关裁判具体案件。而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解释置之不理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导致的这一现象根本背离了法制社会对司法统一的要求。其次，我国的司法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一种经验性事实而非预先设计的结果。如不顾这一事实而仅从法理逻辑上讨论最高检察院主体正当性，其主张可能会与事实根本违背，成为“历史中的聪明人和实际中的傻瓜”。将司法解释权统一归于最高法院行使应是理性的终极目标，而渐进完善过程中，笔者赞成通过解释权逐步限制和程序规制来达到目的。对此，下文将在规范化途径中作深入论述。

2非正当主体的“合法”存在。这主要是：

1 非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如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最高法院共制发152个刑事司法解释，其中有62个是与没有司法权的单位联合制发的。6由众多不具备法定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7参与制定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内容上带有严重部门利益倾向，解释形式也缺乏严肃性，甚至出现违法司法解释。如1998年11月15日国务院某部就《价格管理条例》有关行政诉讼

溯及力的问题规定，“人民法院对《价格管理条例》颁布前有关案件当事人的起诉，依法不予受理。”此内容直接触及法院的受案范围，并对司法程序进行限制解释。

2下级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拥有一定的司

法解释权。在1981年决议等法律文件中皆明确规定，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非司法解释正当主体；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下简称1987年批复），亦再次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但司法实践中，下级

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的现象使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由法定一级制表现为多级制的实态。对此现状，反对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归于最高司法机关，这

是司法权独立与统一的要求8;认可者则认为法律解释的意义在于适用法律。

将法律解释从法律适用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应给予其合法生存空间9。认可者中还有从司法解释与法律具体适用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认为司法解释即为法官适用法律之解释，因此，法官也应成为合法的法律适用解释主体10。

笔者认为，反对者的主张失于单薄。以审判解释为例，在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适用解释或称地方司法解释不仅大量存在且具准法律性质。如199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盗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备案。”另外，地方法院作为法律的具体适用者，如禁止其解释法律即会造成报请上级或有权机关解释频繁发生，导致一、二审合一，

上诉审流于形式，既不合司法程序公正精神，也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由此，这种一级体制导致的司法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垄断与法律适用主体多级性并不协调，违反法律适用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

(二)解释权限界定不当

这主要指二元主体间的权利分割。1981年决议将司法解释分割为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规定意在厘清二元主体间的解释权限，但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屡受冲击，其具体表现为：

1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内容上的冲突。如最高法院1995年8月10日《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丁?抗诉的范围。这显然是对《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应当抗诉的范围进行限制，与检察机关抗诉权形成竞合。

2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1981年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此表述说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具有双向约束力，但司法实践中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只及丁?本系统之内。当两机关对同一法律问题存在分歧时，便会各自颁发解释，从而引发司法无序。如最高检察院于1990年、1992年分别制定《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64条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对行政、民事抗诉审级问题进行解释，明确“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未作相应解释，而实践中大多数法院拒不接受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民事、行政诉讼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限制了最高检察院该项解释效力的发挥。

另外，因司法解释权限界定不当还造成对司法权的不当介入问题，这主要指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的解释权。其中，关于地方法规的解释权，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丁?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即司法机关无权对地方法规行使解释权。同时，根据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规定，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在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行政区域内案件时可以法律文书中予以引用。可适用却不可解释，显然不合逻辑。在肯定地方法院具有一定司法解释权时，将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增列为司法解释权内容，符合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依存关系。1981年决议未对行政法规解释作出规定，在实践中通行做法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1993 年3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确定行政法规“本身需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问题”由国务院作出解释，而具体应用仍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中可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所以这一剥离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规定与上述有关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一样，既不合法理，又会因部门利益不同而造成地方行政法律割据和司法功能残缺。

(三)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

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主要包括司法解释的生效、失效时间及其援引力等内容。对于司法解释生效时间，1997年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司法解释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日期为生效日期，改变了过去生效标准不一的情形；对于司法解释失效时间，该规定沿袭自动失效原则，即“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

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此规定过于笼统，仍应辅之以及时清理、编纂及声明，使适用已失效的司法解释或放弃适用实际效力仍存的司法解释的实效混乱局面得以根除。

至于司法解释的援引力，即可否在裁判文书中引用问题，实践中看法不一，最高法院也先后作了不同规定。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遵照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因此直至目前，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公开引用司法解释的甚少。对此，有观点主张司法解释仅是如何适用法律的解释，本身不是法律，自不应同法律并列为栽判的根据。如果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司法解释，可能会造成以解释代替法律的后果。另有观点认为，由于客观上有些司法解释乃法律漏洞之补充，依之定案的文书如不引用该解释，则使裁判失去了依据。而且既然司法解释是公开的，允许文书引用可使当事人全面了解裁判理由，从而利于法制宣传、减少无谓上诉与申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至1989年9月14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执行〈通告〉的若干问题的答复》第4条规定：凡依《通告》从宽处理的案件，在司法文书中可以写明：“鉴于被告能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或坦白交待罪行，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理的决定。”1993年5月6日最高法院印发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最高法院关于具体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遵照执行，并可以法律文书中引用。”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栽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相；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综观上述规定，司法解释能否被栽判文书援引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虽然相对于1986年的最高法院批复而言，后来的法律文本放松了限制，但是以下问题仍无答案：第一，1997年《若干规定》与1993年《会谈纪要》相比，所指司法解释范畴是否同一?如是，则所许可引用的只能为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检察解释的援引缺失；第二，1997年《若干规定》限制司法解释的引用条件，则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解释(即无“有关法律条款”时)，其能否引用又如何引用？上述一系列法律文本并未使司法解释援引力真正明晰。

(四)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失谐

所谓抽象解释，指作出解释不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也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系统的具有规范性的司法解释。具体解释与之相对，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针对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后者显然更接近司法解释的目的：将抽象法律适用于多变化社会关系的导入作用。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虽有很大自由裁量权，但不得脱离具体案件抽象地解释法律或抽象地去制定类似于法律形式的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抽象解释被更为严格地限制。抽象解释呈现的法律创制倾向使人们怀疑抽象解释是解释还是立法，是否对立法权有所超越。综观我国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以贯彻或实施某一法律的意见/规定/办法为由，脱离原法律文本进行的解释，其内容与被解释的对象间存在实质差异。究其成因，源_历史惯性与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我国司法解释的发展源丁 1979年以后这一时期剧变的社会关系与速成立法所导致的法律即时性与立法粗糙。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动与日趋复杂，使法律

的发展面临诸多具对抗性的要求。如一个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依赖于大量地制定法律和规则；而社会转型的现实又要求现行的法律保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同时，立法过程中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冲撞也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的不和谐。凡此种种情态，客观上为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保留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而司法解释作为矫正、弥补成文法立法局限性的有效形式，在立法技术粗糙所致立法不完善、法条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差时，可通过细化抽象法律条文以适丁?操作，亦可通过创制性的解释对立法疏漏补白，从而在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起到立法先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不仅是阐释法条，同时还带有创制法律的色彩。历史惯性之外，抽象解释未顺应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退居次位还有着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1司法解释条件过于抽象。司法解释条件是指司法解释主体在何种情形下

才能作出司法解释，此亦为司法解释权正当行使条件。1981年决议只笼统规定司法解释是针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最高法院1997年《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

出司法解释”，其表达相对于1987年决议无任何细化。

2 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高度垄断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分离，使司法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于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并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从而使司法解释更多地表现为带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释。

此外，法定法律解释规则的缺位，使司法解释的制定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随意性极大。司法解释内容表述上，存在说理不透彻、论证不充分、推理不严

谨的情形。既冠以“解释”之名，阐释性的说明以细化抽象条文乃其当然风格。

而实际上，因“解释”的表述抽象而导致理解困难，从而出现下级法院对司法

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

综上，我国当前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根源于司法解释体制失衡。除上述制度上的原因外，现实困境的成因中还存在技术原因和司法理念滞后的情形。在技术层而上，首先，长期存在的观念认为司法解释是一种重要司法权力，而忽略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其技术存在或者说不同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样重要，以致法解释方法单一。随着法解释理论研究的深入，解释方法的恰当运用既提高文本可操作性，又有利于司法解释规范化系统化，扩充司法解释的生存空间。其次，立法文件疏于界定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以及各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等级，也是解释效力混乱的原因。在司法理念方面，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为的具体解释所致解释权滥用使用体解释效力受损，也使司法解释权垄断为解释主体倚重；司法独立观念淡漠使司法解释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的情形大量存在。以制度失衡为主，辅之以技术单一与观念滞后是我国司法解释现实困境的原因，也是制约司法解释规范化的主耍障碍。三、司法解释规范化及其途径

前文述及，司法解释现状中诸多弊端内生于现行司法解释体制，故体制的改革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第一要义。因为，“就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包括司法解释制度来说，无视其在总体构架上存在的问题，仅仅局限丁?对现行做法进行清理并使之规范化，意义毕竟有限。而且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将现状包括不合理的现状固化。”所以探讨司法解释规范化具体途径之前，观念上的准备实为必要。司法解释规范化是伴随司法改革与完善法制建设而生的命题，但现实中包括许多法官在内的人们对于司法改革的理解都处于一个肤浅层

面，甚至是错误的思路。实践中有关法律解释整合性概念与规则的缺乏，学理

研究的尚不充分都将制约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更新司法观念、

明确司法解释工作指导思想和司法解释工作的原则，是观念更新的重耍内容，

也是具体规范化设想得以接纳的基础。

(一)严格司法解释主体，保障司法解释权独立行使

针对现实中的主体正当性危机，首先应明确无司法权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党务机关、社会团体均无权单独或参与制定和发布司法解释。

有权主体独立行使司法解释权应得以必要尊重。行政机关虽有权解释行政法规，但属行政解释，不具当然司法效力。其次，授予下级司法机关的解释主体地位，可避免解释霸权带来的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的脱节，亦有益于下级司法机关实

际行使解释权的合法化。但笔者反对将司法解释权过度下放于基层法院甚至法

官个体。对基层法院及法官应否有司法解释权的争论始于实践中请示制度对司

法权独立行使的扭曲。因为依司法独立原则，其获得个案解释权(无普遍约束力) 极为S然。而顾及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要求，将有权解释主体限于省级

司法机关(如省高级人民法院)较为恰当，即省级司法机关可制作在其行政区域

内具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文件，并规定省级司法机关所作司法解释应报最

高司法机关备案；如最高司法机关认为解释不当，可进行撤销并作新的解释。

这一建构顺应司法统一，又真正发挥司法解释的灵活性和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也使适用解释制度化、规范化。第三，最高检察院的主体资格问题。笔者

主张，一是严格限制所谓“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范围，只限定

为刑事程序中与审判无关之内容；二是对有权解释内容进行的解释之效力不具

当然普遍性，除非是与最高法院联合制作或得到最高法院认可的，否则只在本

系统内生效，即在效力层次上确定审判解释优先原则。

(二)重新厘定司法解释与立法机关活动的界限，规制司法权与立法权之竞

合

前文述及我国的抽象司法解释及类似司法立法的创制性解释现象有着历史合理性，最高法院解释的既定方式和状况乃自然形成结果，其立法先导性质是长期依法审判的重要依赖。这一现象虽具有一定内在合理性，规范化的目标更注重合法性要求。完全将法律解释的疑难问题交由立法机关解决，或采用统一解释法律委员会的方式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笔者主张，一是明确司法解释乃“事后解释”，根本目的不是创制法律，这是其与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本质区别。因此其解释活动应从已有法律条文出发，对条文内涵与外延通过扩张/限制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启动司法解释的内在弹性，适应具体而多变的社会生活。二是法律条文没有相应具体规定时，解释仍不能自行创制新规则，而应在原有立法的法律原则或通行规则之上进行细化，这时解释的弹性仍在合法范畴内运作。三是在传统法律原则面对新生社会关系亦无能为力时，可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发布“混合解释”来消除司法立法色彩。同时混合解释还可以弥合立法与司法的脱节：司法解释者往往因误解立法意图而违背立法原意; 而立法解释又往往疏于法律不能有的放矢。而且我国实践中混合解释也多有采用，如1998年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为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作出的混合解释，但美中不足在于公安部等为非合法解释主体，不应参与解释。

(三)引入判例制度，强化司法解释的司法裁判背景，以保证司法解释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首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如能尽可能缩小与具体裁判制作过程的距离，针对或联系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来作出解释，则不失为体现司法与立法在功能、性质上差异的极好途径。尤其在最高法院垄断司法解释权时，只有以司法栽判为背景，与具体案例的裁判过程相结合，才能使一般性解释的普遍效力合理化与正当化。其次，判例制度引入既可解决地方法院主体正当性难题，又是强化

司法解释司法栽判背景的良好形式。在判例制度引入上，目前存在两种错误认识：或认为判例法是与成文法对立的制度，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而否定我国建

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或推崇判例制度的灵活与经济，以为判例制度可解决我

国司法解释现状中的一切困境，甚至将司法解释完善等同于判例制度的引入和

建立。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最高法院以公报的形式公开发布案例已有多年，

虽不具有先例约束力，但因其权威性而具事实上指导作用。这是我国判例制度

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而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具有的

影响力，使判例在客观上成为司法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较为可行的态度

是不仅认可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的优势互补，而且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将判

例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加以引入和发挥。换言之，判例的制作主体、制作

程序、形式、格式、公开化及援引力等皆应受法定司法解释体制之规制。纵然

是司法解释有权主体作出的判决，未经法定程序(如讨论通过、公开发布等)亦

不具普遍适用和援引力。当前最高法院以批复形式下发的诸典型案例，只能被

认为是判例形式导入司法解释的有益尝试，而非判例制度的真正建立。

(四)加强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建立司法解释监督、制约和补救机制

首先，应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能作为法

律解释任务的主耍承担者，而大量的司法解释具有弥补立法不足的作用，加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就至关重要。有学者建议，司法解释应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违宪和违法的规定或与立法解释相矛盾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予以撤销。其次，明确最高法院对司法解释权利行使实施监督。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6条述及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和专门法

院应用司法解释进行监督，但对丁?监督权的具体行使未加以明确。尤其在省级

司法机关赋予解释权可制作相应司法解释文件、地方法院判决可成为判例来源时，最高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应不限于应用方面的监督，而是承担协调冲突以及

通过编纂与清理工作进行解释规范。

注：

1周道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

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据周道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统计，人

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3游伟、赵剑峰，《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4杨志宏、王守安、李记华，《论加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载

《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5卢勤忠，《关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的探讨》，载《法学家》

1998年第4期。

6尹伊君、陈金钊，《司法解释论析》，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7这些单位既有国家产法机关的下属工作机构(如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有

国家行政机关(如公安部、财政部、司法部等)，还有党中央机关(如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甚至还有群众团体(如全国妇联等)。

8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9郭华成著《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190 页。

10董白皋，《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周道鸾，《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丨期。

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29 。

关于就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

关于就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 前言 （一）调研的背景和目的 当前我国法治体系已基本建成，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各个法治领域，法律不断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在程序法的修订上，2012年3月全国人**过了《刑事诉讼法》修订法案，2012年8月全国人**过了《民事诉讼法》修订法案等一系列举措彰显我国法治发展走上新的台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当前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态势，生活在公平正义、权威高效的法治环境中，是国民翘首以待的理想。同时，由于当前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我国法治建设也面各种临严峻的挑战，迫于社会形势的变幻莫测和对法治社会的执着追求，我们需要加大法治建设进程的步伐，就建设法治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司法体制进行统筹规划，进行大刀霍斧的改革，确保法治的发展不落后于社会经济步伐和迷失发展的方向。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形成的标志。法院依法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排除一切干涉，是法治发展的规律要求和必然趋势；法官独立享有不受任何干涉的裁判权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根本要求。如前所述，我国社会当前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法治发展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底子薄，封建社会人治思想毒瘤贻害严重等原因，导致在司法领域出现众多严重问题，甚至出现冤假错案，背离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规律，司法出现不中立、不独立、不公正的怪相。作为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的后盾力量，法院应当断即断，敢于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敢于承担责任，敢于重大决策。 **地处祖国大西南，又是沿海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市又是**区位优势最为突出的城市。当前**市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转型明显，面临各种社会问题复杂突出，**市产生的各种问题，全国普遍存在，极具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代表性。在司法领域，**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也面临在全国已经经过学术界、官方等激烈讨论、耳熟能详的与司法改革直接相关的问题。因此通过对**法院就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制度、法官职业保障、法官职业伦理、法院经费、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法院与检察院的关系、法院与公安的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法律适用现状等问题进行调研。通过对**市人民法院在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可以管中窥豹，起到见微知著，通观全局的作用。此次调研内容主要是我国法院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二）调研思路、方法 在研究中，课题组首先通过对**市人民法院所面临的各种司法问题和当前**市社会发展现状和趋势做出总结和评估，得出各种相关数据和结论；收集调研所需数据并选取**市人民法院在司法层面的各种数据包括**市人民法院从2006年至2011年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刑事判决书、行政的判决书、重审案件记录、抗诉案件记录、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向上级法院请示记录等法律文书，2006至2011年**市人民法院财政经费状况材料、法官薪资待遇状况材料、法官任免和调动记录，2005年至2011年**市人民法院人民代表大会汇报情况、2005年至2011年政法委会议记录等等，并选取周边经济社会发展较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基层法院相关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和对比；从学术与实务的需要着眼，根据当前我国法治发展现状特别是司法改革层面面临的各种问题，结合所得数据论述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可行性、必要性。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课题组力求客观真实，不给调研留下模糊和空白等缺陷，竭尽全力做好调研为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及实务支持。 本课题在具体调研方法上有数据分析法、案例抽样分析法、实地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 数据分析法上，主要是通过收集课题所需数据，一是课题组成员亲自采集相关数据，例如采集**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材料；二是从网络上收集数据，主要是针对非法

凝聚改革共识 有序先行先试 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凝聚改革共识有序先行先试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法律 凝聚改革共识有序先行先试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去年以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上级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以推进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目标，以建立权责明晰、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该院首批入额法官已基本安排到位，其他人员定岗分流顺利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基本完成。 一、深入思想发动，凝聚改革共识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面对队伍中出现的一些困惑、焦虑甚至消极、抵触情绪，该院党组高度重视，明确班子成员是各自分管领域推进试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面问题，深入发动，组织专题研讨班，开展对司改政策的宣传解读。针对广大干警的疑虑和担心，邀请最高法院司改办负责人到中院举办专题讲座，着力澄清“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等关键性问题。院领导还结合“三严三实”教育，深入一线与干警交流，利弊皆谈，有的放矢，耐心做好教育引导工作。教育干警从政治高度看待司法改革，讲政治、顾大局、看长远，进入员额不仅意味着更高的荣誉和待遇，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引导干警正确对待职务调整和岗位变化，自觉服从改革需要和组织安排，避免在个人利益上有过高期待，从而保证了试点过程中法院工作不断、队伍不乱、人心不散。 二、加强调查研判，完着制度方案 武汉市中级法院核定中央政法专项编制547名，目前实有法官人数313

人，占编制数的57%。若按上级确定的员额比例，改革后人员岗位势必发生较大幅度调整。如何将最合适的人员选调到最适合的岗位上，如何在突出法官主体地位的同时，不影响思想政治、机关党务、司法行政等工作开展，是确保此项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该院就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去年以来，先后对全院政法专项编制进行了清理，对其他单位借用的2名编制予以收回，对在职干警的公务员身份进行了登记确认，并对全院法官近三年所办案件的数量、质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就干警的职业目标、择岗意向等内容广泛开展问卷调查，倾听干警意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试点实施细则。研究制定了《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总体方案》、《人员分类定岗管理实施方案》、《法官首批入额遴选工作实施方案》、《关于首批人额法官及辅助人员定员定岗实施方案》等方案。在完善司法责任制方面，形成了《关于法官、法官助理办案责任的暂行规定》、《关于院、庭长司法权力清单的暂行规定》、《审判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关于主审法官联席会议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推进司法公开工作的暂行规定》等6项规定。在方案形成过程中，该院始终坚持“既立足当前，又考虑长远；既尊重个人意愿，又关注整体需要；既重视业务工作，又不忽视综合部门：既照顾老同志切身感受，又考虑年轻同志发展前景”的原则，确保制订的方案能最大限度地切合武汉法院实际。 三、适应“三化”要求，有序开晨入颤法官遴选 法官入额遴选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今年以来，面对改革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的状况，该院按照自愿报名、严格标准、择优录取、宁缺毋滥、逐步增补的思路，积极做好遴选工作，着力促进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在人额报名前，公布近三年全院法官的个人办案情况，便于干警对自

法院司法为民的心得体会范文

法院司法为民的心得体会范文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法宝，也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扫除障碍，引领发展的重要法宝。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得益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完成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中，人民法院如何通过解放思想活动，更新司法观念，创新司法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大显身手，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一、坚持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目的和核心。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开展审判活动。审判工作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必须严格依法进行。那么，从事审判工作的人民法院是否有必要解放思想？回答是肯定的。人民法院在工作中解放思想，必须紧紧围绕“司法为民”这一条主线进行。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法官手中的审判权也是人民赋予的，必须为人民用好权、办好案，为老百姓排难解忧，也就是说司法要为人民服务。偏离这一条主线，司法就背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背离其根本宗旨。这是党和人民所不允许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人民法院解放思想不坚持“司法为民”的指导方针，就会导致胡想蛮干，违法办事，践踏法律，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前些年的解放思想活动中，一些法院没有根

据人民法院工作的情况和特点，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敢想敢干多收费、搞创收，不少人民法院还开办公司，参与经营，并产生各种经济纠纷，严重偏离人民法院的工作性质和要求，严重损害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这些沉重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围绕“司法为民”这一主线，把解放思想中提倡的“敢想敢闯敢干”与“依法、科学、责任”结合起来，在合法、科学的尺度内负责任地、扎扎实实地干起来，经得起人民的评议和历史的检验。这才是人民法院真正的解放思想。 二、坚持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着力点。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和本质，也是司法的终极追求，更是司法为民的前提和必然；只有实现司法公正，才有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惠及老百姓。这些年，人民法院始终致力于对司法公正的不断追求，从多角度、多形式、多层次实践司法公正，取得可喜的成效。人民法院案件审判准确率、当事人服判息诉率、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当前的司法公正水平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的因素还不少。我们必须借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契机，深入分析当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因素，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审判工作规律；树立司法公正的理念，投入更大的决心、勇气、精力去解决

浅析司法制度改革

浅析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以来，在不断地探索与总结中前进。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应当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之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满足中国人民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制度改革的主体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司法改革的领导力量，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是在党的推进下不断完善和发展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按照司法公正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二)全国人大。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是国家根本问题

的一方面，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原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司法制度改革的各项内容的制定与实施都应当得到其同意，同时其对司法制度改革有权进行全面的监督。全国人大是司法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主体。 (三)各级司法机关。司法制度改革的各项内容最终需要由各级司法机关来具体实施，这些改革的具体措施实施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司法制度改革的成败。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司法制度改革的任务主要由各级司法机关完成。各级司法机关在具体实施司法制度改革时能对一些具体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反馈，根据司法实践的不同需要提出更为合理的改革措施。 二、司法制度改革的客体 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观点司法制度仅指审判制度，而我国由于采取的是议行合一制，我国有着特殊的检察制度，所以我国的司法制度除了审判制度外还包括检察制度。 (一)审判制度。审判制度始终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从国家法律法

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邓思清 内容提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十六大对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如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将关系到我国司法改革的成败乃至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为此,本文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司法改革体制改革途径与方法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是深化司法改革的新要求。如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将关系到我国司法改革的成败乃至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为此,本文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希冀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目标设计。如何确定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成为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中议论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有各种不同观点并提出了许多设想,但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改革模式: (一)将法院确定为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定位为行政机关的改革模式 即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模式。1主张这种改革模式的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各国通行的做法,而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多元化,既有侦查职能,又有起诉职能,还有监督职能,这种检察权大于审判权的体制,必然导致检察机关凌驾于审判机关之上,不符合审判中心和司法最终裁决原理,应当予以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将法院确立为国家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机关,成为国家公诉人。据此建议,对法院和检察机关的职能和权限作如下重新调整和设置:(1)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合并,由司法部长兼任总检察长,以克服检察院与法院/二虎相争0的弊端,突出法院在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司法部不司法0的局面。(2)将国家监察部改名为/廉政公署0,同时将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划归廉政公署管辖。(3)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其只承担国家控诉职能,成为国家公诉人。(4)加强法院对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拘留、逮捕等),交由法官行使,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 这种以审判为中心将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机关的改革模式,实质上是按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将法院作为唯一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而是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笔者认为,这种改革模式不仅不符合世界各国强化检察机关职能、提高其地位的改革趋势,而且不利于国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遏制腐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模式的基础是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理论。按此理论,国家权力被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行使,所以,检察机关及其权力只能在这三个机关、三种权力之间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权力归属,而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因而检察机关被大多数西方国家定位为行政机关。而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权力分为立 1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载5法学研究62002年第2期;崔敏:关于司法改革的若干思考,载5诉讼法论丛6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5现代法学61999年第4期;等等。 155

0辽宁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辽宁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中央关于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根据省委关于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辽宁法院系统以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目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推进，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为重点，以建立法院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主要改革内容，统筹协调，积极稳妥，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努力实现审判体制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根据《辽宁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辽委办发﹝2016﹞14号）和《辽宁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辽委办发﹝2016﹞31号），结合辽宁法院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建立法院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建立法院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实行专业职务序列分类和员额制管理，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院队伍。 （一）划分司法人员类别 遵循司法规律，符合实际需求，突出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制定《辽宁法院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审判辅助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技术人员、司法警察、执行员。司法行政人员包括办公、人事、政工、党务等从事行政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的人员。 （二）实行法官员额制 根据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等基础数据，结合三级法院功能定位、法官业务工作要求、办案保障条件、审判辅助人员配置等实际情况，核定法官员额。以中央下达的政法专项编制总数为基数，确定全省法院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别占编制总数39%、46%、15%的员额控制目标。法官员额分配要体现向基层办案一线倾斜的政策，案件量多的地区法院可以适当提高。 法官员额设置在履行审判执行相关工作职责的部门，不承担办案职能的部门原则上不设置法官员额。承担办案职能的部门应主要根据办案量确定员额。全省各级法院经遴选进入员额的法官原则上在审判执行一线办案。担任法院领导职务的法官办案要达到一定的数量。 （三）建立编制员额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各级法院的功能定位、办案任务量变化等实际情况，对全省法院编制以及各类司法人员员额比例和数量进行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预防司法腐败的提案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预防司法腐败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第000079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案由: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预防司法腐败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办理 提案人：九三学社中央 主题词：司法,改革 提案形式：党派 内容： 司法审判,是维护公民合法利益、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司法的廉洁公正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所在。如何遏制司法领域的腐败问题，努力构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是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 当前，司法腐败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一是权钱交易突出。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违法查封，没有好处不作为、乱作为，违法办案、违法执行；参与地方保护，偏袒本地当事人。二是滥用司法审判的自由裁量权。三是涉案人数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级别也越来越高。四是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犯罪日益增多。 导致司法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亟待深化。司法体制深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行政权通过人、财、物等资源的分配，影响司法审判权；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模式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司法决策权和审判裁定权过分集中，往往带来司法决策的失误。二是对司法权力监督、制约不力。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性和保障措施，监督标准不明确，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难监督到位；人大对“两院”的监督大多是汇报性的，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司法运作程序缺乏透明度，使公众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三是司法人员的准入门槛偏低，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达不到要求，直接影响到司法队伍的整体水平。四是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工作经费缺乏保障，司法人员待遇低下。 预防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垂直的司法管理体制，减少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影响。建立健全各级司法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将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域分离，尽量减少地方行政机关对司法审判的干涉；司法部门的财政经费应尽快转变为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的模式；将判决裁定的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剥离出来，审判机关只负责对案件的审判，行政机关负责生效判决的执行。 二、发挥权力机关对司法部门的监督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报告的审议制度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在尊重司法审判权的前提下，对司法审判、检察官和法官非司法行为实施监督；建议在人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由其行使对违法违纪法官、检察官的惩戒与罢免。 三、健全司法公开工作程序，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审判机关应加快推行网上办案，积极推广办案全程录音、录像、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等信息化办案的监督措施，使社会监

2018年浅谈司法体制改革-范文word版 (2页)

2018年浅谈司法体制改革-范文word版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 浅谈司法体制改革 课件 6 浅谈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不断向纵深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大部制”内设机构融合不够 改革调整后新设置的内设机构在机构职能、人员配置等方面融合度不够。 比如，新设立的检务保障部，整合了原办公室、技术科、法警大队等部门，这 些职能各自独立，融合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责范围，形成 工作合力。新的“大部制”内设机构，其负责人一般由院领导兼任，有些院 领导大部制的理念、沉下去的意识未能及时树立，对于很多内设机构负责人来说，一方面要承担行政管理、队伍管理方面的职责，另一方面还要履行员额检 察官司法办案的职责，统筹协调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有不小的难度。部分原科 室部门负责人对从中层干部变为普通检察官思想准备不充分，思想上未能与内 设机构改革的实际相融合。有些检察院改革后对检察官联席会议、检察委员会 的性质、功能和召集程序有模糊认识，对司法办案产生一定消极影响。 二、检察人员职业保障措施单一 加强检察人员的职业保障，保护检察人员履行法定职责，是确保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检察权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实施检察人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情 况下，加强检察人员职业保障显得更加重要。根据调研的情况，检察机关普遍 能够认识到加强检察人员职业保障的重要性，但更多关注的重点、采取的措施 比较单一，更多地侧重于经济方面的保障，对检察人员的政治待遇、独立办案、人身保护等关注得不够。与员额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政策还不尽完善，员额检察官等级对应行政职级的相关待遇没有落实。即便是在经济待遇方面， 也存在保障不到位的现象，有的基层检察院绩效奖金没有完全兑现。 三、检察辅助和司法行政人员队伍不够稳定 检察机关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后，员额检察官的比例减少到三分之一左右， 一方面，检察官助理、书记员等检察辅助人员配备不足，办案压力较大；另一 方面，由于身份的变化、职级的限制、待遇的不同，检察辅助和司法行政人员 队伍不太稳定，这给各级检察机关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很多原来的检察员、助 理检察员或是转岗到司法行政部门，或是转任为检察辅助人员，失去了检察官 的身份。转岗到司法行政岗位的原检察官，承担着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但待遇 上受到一定的影响，行政职级上升空间又有限。转任为检察辅助人员的原检察 官从过去独立办案到目前只能从事辅助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职业 前景的期望，经济待遇也有所下降。此外，检察机关行政附属编制人员目前还

试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及其前景

试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及其前景 王俊莉* [摘要] 从国家权力的配置这一角度来说,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监督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宪法依据。从司法权的价值实现来看,司法独立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和法官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背离公正原则。所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设置的制度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尽管各个国家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有所不同,但在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上则是相同的。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两个部分,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来行使,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司法体制改革前景 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宪法对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符合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这种体制主要适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观念和权力配置原则,这些观念和原则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造成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在认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对法律的社会性和法律原则的科学性重视不够,使得司法制度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确立,现行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因此,司法机关的作用显著提高,改革司法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主体和公民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他们对经济利益以及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十分 *作者实习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 篇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20XX-11-25《人民日报》孟建柱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们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决定》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深刻认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司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

地位、作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缺乏必要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因此，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统一、正确、严格实施，已经成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重点。《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力量，不仅自身应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保证公正司法；而且应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用权、公民依法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2020年司法体制改革七大政策导向一览

2020年司法体制改革七大政策导向一览司法体制改革七大政策导向公布,中央决定 在广东等六省市试点司法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最近中央司改办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就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沪粤等六省市先行试点 根据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商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决定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改革试点的目标和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和从中国国情出发相结合,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改革试点的总体考虑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既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加强总体谋划;也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在机制改革上进行积极探索,为全国逐步推开

试点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要求. 提出改革七大政策导向 《改革框架意见》主要针对下列问题提出了政策导向: 一是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 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 三是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 四是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五是健全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 六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七是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关键是要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建立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 《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将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点内容之一,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法官、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司法制度改革浅谈

司法制度改革浅谈 司法改革的议题近年来在社会上有着浓烈的探讨氛围，理想主义者坚持摒弃现有国情，而一味的从技术角度出发，倡导向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理想图景”前进，大声鼓噪，大力引进相关的司法理念和制度，而当这一切遭遇现实的阻力，甚至是梦想破灭时便变得悲天悯人，这种情绪恰恰会从意识层面成为司法改革的阻力，所以从实际出发我们应当努力探索一条现有法律秩序下的改革路径，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途径有三条，第一，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地位从低到高的变革;第二，任职资格从大众化向专业化变革;第三，司法职能从工具化向功能化变革。 一、何为司法制度改革 司法制度改革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近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司法机关内部，特别是法院系统内部的相关改革，从根本上无法解决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最多只是在相关制度和业务上的优化改革，所以，司法改革必须从整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出发进行思考和设计。 二、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地位从低到高的变革 共产党执政，多党协商是现有的中国国情，所以，在现有的政治

制度框架内对司法改革的探讨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行为，才是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超出国情进行探讨设计将是徒劳无功，亦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整个国家司法机器、或者按传统所称“政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中，政法各部门在党内的权力配置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要实现司法的相对独立、公正，让中国法院成为不为一时一地形势所左右的只忠实于法律的护法机构，必须要将法院在党内的地位提升。在现阶段，提高司法机构的党内地位，至少可以加重法制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真正实现司法权在国家框架中的作用，就目前而言，比较直接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即首席大法官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必须高于最高警察首长的地位。在法律实务中，法院担负最后的调节社会关系的终局权力，又负有行政审判审查所有行政机关包括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并作出最终有确定力的判决的权力，在诉讼环节上有协调检察院、公安、律师的权力。在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上，汇集各种司法力量，兼取诉、辩各方观点，从而作出最终判决的，具有终极性的，是法院。这就是“无罪推定”、“罪刑法定”、“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的法律原则的真谛。全人类莫不如此。 三、任职资格从大众化向专业化变革

浅析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

浅析宪法与司法体制改革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价值的规范体系，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而司法体制改革也是涉及宪法体制的宪法问题，司法改革是为了完善司法体制和制度，就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那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即如何根据我国现状进行改革，就是这篇文章主要陈述的问题。 关键词：宪法;司法改革;改革方向;改革内容 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对旧有的司法体制、司法程序以及司法制度除弊创新，即革除其中阻碍司法正常运作的弊端陋习。而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为引导，因此，只有确立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希冀目标，才能在正确目标的指引下正确地实施司法体制改革，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南。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无疑是这份指南的源泉，它内在包含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则是指导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理念。 一、从司法体系本身确立司法体制的改革方向 制定目标，需要立足于自身现状和自身特点之上。面对司法体制改革这一重大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宪法的角度进行审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在思考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发现宪法中带有指导意义的要素，契合宪法思想，完善司法体制。 (一)方向之一，司法体制趋于保证民主 在我国，人们更多地将“人民主权”朴素地表述

为“人民当家作主”。从宏观上讲，司法民主是指司法权来源于人民，司法旨在打击犯罪，维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司法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民的;从微观上讲，司法民主是指在承认和保护诉讼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当事人充分、有效地参与其中并对其程序性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对其意见予以同等重视，它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诉讼当事人的。在司法民主这两层涵义中，前者是宏观意义上的司法民主，后者是微观意义上的司法民主。 (二)方向之二，司法体制趋于完善法治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司法法治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法治是法治原则和理论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化。在内容上，司法法治包括两大层内涵。首先，司法须合法。其次，违法司法依法负责。作为正义的守护使者，司法人员不但要“护法”，而且更要带头“守法”，其亵渎法律的行为应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方向之三，司法体制趋于维护人权 人权保障和救济的方式方法具有多样性，但终究也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保障，而且司法机关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保护任何权利受侵害的社会主体的实体权利和诉讼主体程序权利。所以，人权保障的最终手段还是依赖于司法。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权的守门神。我们必须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司法人权，因为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的价值目标。

2014年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时政热点：来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市的调查

2014年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时政热点 来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市的调查编者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公正司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而其中六大任务之一就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针对此，全会提出了一系列举措改革司法体制，完善司法制度。 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地方实践“蹄疾而步稳”。最近，上海、广东、湖北、吉林、海南、青海6省市的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备受社会关注。 分类管理、制度保障助推司法队伍职业化 今年9月5日，289名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在上海接受任命。他们主要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法院、检察院公务员中择优选任。 据了解，上海新招录的通过司法考试的司法人员见习期满后，直接任命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助理任满5年，就可以择优选任为法官、检察官，选任一般每年组织一次。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根据工作年限，由低到高依次设置五级至一级五个等级，五级至一级助理均实行按期晋升。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方案提出，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分别占队伍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逐步推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不断优化人员结构，促进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认为：“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将法官从非审判事务中剥离出来，使其专注于审判核心事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审判质量与效率，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长期以来，检察官人员数量过多，门槛低，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的检察官与从事辅助事务的助理界限模糊、人员混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分类管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检察官的精英化，提高检察官的社会地位，树立司法权威。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孟建柱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5日06 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们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决定》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深刻认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司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缺乏必要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因此，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统一、正确、严格实施，已经成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重点。《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力量，不仅自身应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保证公正司法；而且应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用权、公民依法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高发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迫切需要发挥司法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作用。多年来，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群众广泛认可。但是，也要看到，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损害了司法权威。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新华网北京6月15日电（记者杨维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最近中央司改办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就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为什么要开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改革试点有什么总体考虑？ 答：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根据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商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决定就这4项改革，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改革试点的目标和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和从中国国情出发相结合，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改革试点的总体考虑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既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加强总体谋划；也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在机制改革上进行积极探索，为全国逐步推开试点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要求。《改革框架意见》对改革试点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政策意见或政策取向，为地方制定试点方案提供了依据。上海市根据中央改革精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工作实际，形成了《上海改革方案》，对如何推进试点工作提出比较具体的要求。这两个文件对于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试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问：《改革框架意见》对哪些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政策导向？ 答：《改革框架意见》主要针对下列问题提出了政策导向：一是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三是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四是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五是健全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六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七是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问：《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提出要完善司法责任制。为什么把司法责任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