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_胡涤非
收稿日期:2011－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族群交往与国家认同研究”(10CZ011)。作者简介:胡涤非(1973－)，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政治学和应急管理研究;孙亚莉(1987－)，女，安徽萧县人，
2010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胡涤非，孙亚莉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2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摘
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
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集体行动;社会资本;自主治理;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2)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02－0066－05
集体行动，就是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而组织在
一起的人们过一种群体生活。在群体生活中，涉及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物品的合作领域时，往往会因为
个人自利倾向的理性—
——希望别人付出而自己免费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这时就会出现“搭便车”
或“投机”现象，从而造成“公地悲剧”式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学校要求学生们维护宿舍的清洁卫生时，学生们便遭遇了提供小范围内共享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城市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号召市民少使用私家车、多使用公交车时，城市居民便遭遇了提供城市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国际性组织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便遭遇了提供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因此，如何在群体合作中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合作的顺利实施，保障目标的顺利完成和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则成为众多学者研究探讨的重心所在。
一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
经断言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
”［1］(P48)
而对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从理论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了这三种经典模型，本文试述如下:
1．公地悲剧
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学》杂志上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
化。”［2］(P11)哈丁要求读者拟想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然后，他从一个理性的放牧人的角度考察了这种情形的结构。每个放牧人都从自己的畜牧中得到直接的收益，但在他或其他人在牧场上过度放牧时，每个放牧人又因公共牧场退化而承受延期成本。因此，每个放牧人都有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的动力，因为他从自己的牲畜上得到直接收益，承担的只是由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的一份。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因
第43卷第2期2012年3月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Vol．43No．2Mar．2012
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2］(P11)“哈丁公地悲剧”是一则著名的博弈案例。它指出了公共资源的一种悲剧:每个个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使用公共资源，最终公共资源会遭到破坏，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破坏。
2．囚徒困境
随着博弈论的发展，“搭便车”问题在“囚徒困境”框架内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该博弈模型说明，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由梅里尔·弗拉德和梅尔文·德里舍提出、阿尔伯特·图克正式建立的博弈模型。该模型可这样表达:两名嫌疑犯被带到拘留所，分别看管。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犯有某种罪，但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在审判中证明他们有罪。如果两名囚犯都不认罪，地方检察官将编造一些非常小的罪名如偷窃或非法持有武器来控告他们，他们将会受到轻微的处罚;如果两人都承认了，就会被起诉，但检察官会建议不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不承认，承认的会因此受到宽大处理，而不承认的则会加重罪名。以坐牢的年份作为结果，该策略问题可表述如表1［2］(P13)。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都无法预知对方的选择结果，只能从个人利益出发，以追求个人处境的最优化。
表1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囚犯1
囚犯2
不承认承认
不承认各1年囚犯1，10年;囚犯
2，3个月
承认囚犯1，3个月;囚犯
2，10年
各8年
3．集体行动的逻辑
著名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以个人追求他们个人自己的福利为参照，对促使个人追求他们共同福利的困难性，做了一个与囚徒困境博弈密切相关的考察。”［2］(P16)奥尔森批驳了传统的集体行动观，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认为:“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相当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2］(P17)
二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及评论
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作为理性的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倾向，那么，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集体合作，使集体合作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针对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理论模型，从霍布斯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进行了探索，他们要么诉求第三方的外在强制力，要么诉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的个人的自我统治，要么诉求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互惠诚信机制。认真解读和比较各种解决途径的优势与不足，从学理意义上有助于理论的理解和澄清;从现实意义上，对于探求持久的合作秩序和更文明的治理模式、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和自主能动性的发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1．霍布斯第三方强制力手段
霍布斯是最早对集体行动困境进行研究的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通过对自然状态之“动物丛林法则”的淋漓尽致地描写展现了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困境。“人对人是狼对狼”的关系，人们彼此相互离异、相互侵犯，互相竞争、猜忌，彼此都力图摧毁、征服对方;为了保全自己，“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使用武力或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3］(P93)。这种全凭个人武力永不合作的模式，注定走不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了过一种优良和文明的政治生活，霍布斯对人类如何走出自然状态设计的经典方案是:第三方强制执行。第三方就是所谓接受民众权力让渡的国家，通过权力让渡，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彼此间的尊重礼让，从而得到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信任。如“纤夫寓言”所示:“由于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每一个纤夫都不用力拉纤，结果没有人能拿到报酬。只有在纤夫们同意雇用一个工头用鞭子抽打他们，船只才能被拉动。”［4］(P99)这种国家强制力的使用利于大型群体和不确定性群体完成一定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但这种方案存在缺陷，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指出的三大弊病:第一，这一方案太过于简单了。第二，困难之处部分地在于，强制执行成本太高。“与那些靠其他手段保持信任的社会相比，严重依赖暴力的社会，往往缺乏效率，成本昂贵，让人感到不愉快。”［5］(P211)第三，更为关键的是，公正的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
·
76
·
第2期胡涤非等: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一样受制于它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困境。要想使第三方执行能够运转，第三方本身必须是可信的。但是，什么样的权力能够保证国家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简单地说，如果国家拥有强制力，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使用这些力量，在牺牲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谋取自己的利益。”［6］(P59)也就是说，在主权者之上还应该有更大的权力来监督主权者的公正执行，但是这样无限推理下去，必然面临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那么，也就必然面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政府失效。
2．市场解决方案
亚当·斯密曾说:“(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7］(P27)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可以通过自身即“看不见的手”发挥自动协调的作用，人们在作出个人理性的假设时，会采取合作的途径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满足，从而促进集体合作。市场选择假设理性的个体通过多次博弈，最终会达到一致，形成合作。这一方案假设当人们进行的是无限重复的博弈时，背叛者会在以后的博弈中受到惩罚，因此合作应该更为容易。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运用博弈论模型研究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如何产生合作的问题，意识到人们在人际互动中坚持“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赢得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和信任的重要途径［8］(P60)。奥尔森则从人具有理性有限、理性不及、对信息收集不完备、知识增长缓慢及知识积累碎片化等弱点，对第三方强制力的解决提出质疑和反驳，故而提出充分运用市场等价交换、自由竞争的原则，采取“满意就行”而不是每次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效结合和兼顾。然而这种市场解决方案也存在一些操作上的困难，如果个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导向时，不是选择“满意就行”而是选择利益最大化原则，仍会出现背叛行为，导致合作的失败。另外，能走出集体困境的市场自治化模型必须满足: (1)组织规模有限;(2)组织流动性比较小;(3)成员间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足够起作用［8］(P61)。可以看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只能解决特定条件下的集体合作问题，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集体合作的问题都无能无力。
3．社会资本解决方案
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组织和契约关系来寻求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新途径。人们发现政府会失效，市场也常失灵，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蕴藏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可以带来有形的社会收益，从而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主张的倡导者是帕特南，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9］(P195)。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高度信任能否产生则与组织的网络性和普遍互惠规范密切相关。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使普遍互惠化，进而将自我利益和团结互助结合起来，化解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解决了集体合作中的“搭便车”的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提供的解决途径是否完美呢?尽管帕特南诉求于社会资本理论解决集体困境，但是，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结尾得出的结论又一次使我们陷于迷茫。他说:“公民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那些把制度变革当作政治改革战略的人来说，这一结论令人沮丧。……一位来自公民意识不发达地区的能干的具有改革意识的地区主席，在听到了我们的结论后，大叫道:‘这真令人绝望!你是在告诉我，无论我怎么做都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改革的命运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锁定了’。”［9］(P216)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有历史根源的，而历史根源是不能跨国进行横向移植的。那么，在历史上缺乏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能力的地区和团体，如何利用设计完美的社会资本组成自愿的合作群体，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呢?这也是帕特南在设计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存在的局限性。此外，社会资本应该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是多个实体组成，范畴宽泛，不仅包含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还包括人们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等。而对这些相关因素分析的缺乏也是不能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4．自主治理解决方案
美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带头人之一、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和非市场(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
·
86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
事务的可能性。她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2］(P3)“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10］(P358)她建立的“自主组织治理”是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人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并由此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制度理论。通过自主治理，能够在所有人都面临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自主组织治理是社会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吸纳了社会资本中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联系的菁华，构成了一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美好图景。但这一理论同样具有以下局限性:首先，该理论的适用对象为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资源可再生，对于较大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该理论的治理效果则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其次，该理论是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基础上的，但人类的自治能力受到社群规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是无限的。最后，在自主治理的社群中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就会出现人们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不正确估计，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要么会导致集体福利的损失，要么会导致公共池塘资源的萎缩。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它都表明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失败了。
三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选择
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更好的集体合作?通过对上述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途径的分析，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方案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呢?
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方案利于大型群体和不确定性群体完成一定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但同时会由于政府失效、寻租行为、信息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问题而受阻。而且，如帕特南所观察到的那样，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损害和抑制了“社会资本”，对经济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起阻碍作用。另外，采用强制的手段不适应现在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市场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市场自身即“看不见的手”发挥自动协调的作用，人们在作出个人理性的假设时，会采取合作的途径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满足，从而促进集体合作。但这种解决方案会在现实操作上存在困难，因为个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是选择“满意就行”，还是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另外，人不仅具有经济人理性，同时也具有社会人理性，若只从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出发，便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集体行动将会无法进行。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蕴藏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它们可以带来有形的社会收益，从而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此种理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社会资本具有历史根源，且不能进行横向移植，在历史上缺乏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能力的地区和团体，就无法利用设计完美的社会资本组成自愿的合作群体，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方案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优的选择，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这种解决方案同样也有局限性，如对人类的自治能力和理性的估计是不能掌握的，这将严重影响自治治理的效果。
为何上述四种解决方案都存在缺陷，使之不能适应解决部分集体行动的困境呢?我们通过对上述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方案的研究中发现:人们经历了从经济理性行动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一种模式是用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体行动，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奥尔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另一种模式是社会人假设和方法论集体主义，主张使用社会学方法研究集体行动，代表人物是帕特南、奥斯特罗姆。经济学模式将个人从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人天生具有的自利倾向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而社会学模式突出社会关系对个人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指出个人的理性能力有限，人们需要借助惯例、互惠信任提供信息，集体行动不必借助第三方的强制执行可以依靠信任网络的协助就可以实现自主治理;另外，人际互动的历史记录对集体行动具有重要影响，人们继承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自愿合作并制约着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奥尔森曾经区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理想社会图景:经济学的理想社会由理性的个人组成，他们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在社会学的理想社会中，人们珍视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追求组织团结最大化。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可以发现他们各自所倾向使用的研究方法，前者突出人的自利性，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后者突出人的社会性，采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可是人不仅是理性的经济人，同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而上述四种方案都将
·
96
·
第2期胡涤非等: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其孤立化，都片面地从一个方面提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这有可能就是他们提出的方案存在缺陷的原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具有影响力的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但在围绕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国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开始相互借鉴对方使用的研究方法，可见把不同学科方法融合起来已经成为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主流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学者在把经济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方案，这种方案也将是我们在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时候的第一选择。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65．［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3］霍布斯．利维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
［M ］．徐湘林，袁瑞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Cambetts．Can We Trust ［M ］．Oxford :Blackwell ，1988．［6］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
．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8］陈毅．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四种途径［J ］．长白学刊，
2007(1)．
［9］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 ］．王列，赖海榕，
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0］毛寿龙．政治社会学［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Generation and Resolu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HU Di －fei ，SUN Ya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
Abstract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n objective social phenomenon．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ving world ，western scholars have built three theoretical models of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generate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prisoner ’s dilemma and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How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western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ut forward different solutions ，which can be grouped into three options by combing the literature :Hobbes mandatory third －party program also called government program ，market program ，and the social program of comprehensive self －governance and social capital．B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options ，we can create a new solution to combin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capital ;self －governanc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prisoner ’s dilemma
(责任编辑
王能昌)
·07·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 作者：陈潭 ——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 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诸多问题。为此，明晰产权、明确责任、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集体行动；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Overcoming Under Non-cooperation Game CHEN T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objective social phenomenon. The western scholars create some theoretical patterns about the dilemna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give som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fe world. If th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non-cooperation game logically reflects in the reality of governing public affairs, it will appear some problems: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shorted, the public resource overused, the inorder public order,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organization lost, the anomie of pup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us, the possible path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or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such as distinct propertyright, clear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utonomic governance, creating encouragement, reasonable supervision and so on.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non-cooperation game;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是集团理论的著作，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本书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是奥尔森在研究中发现，集团的行动并不总是按照这一逻辑行事，出现了很多有悖于这一假设的案例发生。相反，个人自利的行为却往往导致对集体的不利，甚至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按照自由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社会生产者的自利性能 他 森所认为的理性人是进行“绝对收益”计算的，只要成本大于收益，集体行动就难以达成。但是还是从理性人出发，假定如果不能采取集体的行动，个人就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的话，作为理性的个人这也是难以接受的。这其中会不会存在“相对收益”的计算呢？只要自己获得收益，而非绝对收益，集体行动就能够达成，这种情况是否能够出现呢？虽然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奥尔森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其实也是其研究的缺陷之一。在信息收集成本或者信息难以得到的情况下，相对收益是否能够达成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大集团与小集团 在奥尔森此书中，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了大集团与小集团（以单个企业能够占总体效用分成的比例为区别）、相容集团与排他集团、市场集团与非市场条件下的集团。并在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是因为在集体物品的获取方面，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优势。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 体生活的极端热爱，为了集体利益而乐于奉献呢？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因素，不能强求奥尔森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不可能照顾到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可是这些因素不可避免的可能成为必要的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物质需求只是一个低级的需求，像安全和实现个人价值是更高的需求，这些需求也可能成为集体行动达成的推动力。 三、“搭便车”现象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集体行动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普遍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纪学者才开始系统地研究集体行动问题并提出相关理论。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经济学》、鲍莫尔的《福利经济学与国家理论》、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集体行动问题。其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尤其值得关注，他将经济学方法引入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中，提出集体行动的逻辑，“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1](P3) 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奥尔森之前的学者对集体行动逻辑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经济学家唐斯虽然没有使用集体行动逻辑这样的概念，但他指出了集体行动逻辑的内容实质——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冲突。[2](P225)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斯在对选举的研究中已经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3](P21-22)此外，政治学家罗斯曼曾经使用“集团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group action）概括利益集团行为的规律性。[4](P30)“集团行动的逻辑”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表述十分接近，指称的意思也具有共通性。但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奥尔森正式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系统地论述了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集体行动逻辑的基本含义是指：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5](P2)集体行动的逻辑指出，个人理性（利益）和集体理性（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6](P3)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亚当?斯密对此曾经提出精彩的见解，他认为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但“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非他所愿的公共目的。[7](P27)个人的主观自利行为在客观后果上有助于实现社会利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保持和谐。事实上，人们不仅受惠于善意的“看不见的手”的垂青，还被这只手的恶意手背所伤害。[3](P6)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和谐的利益关系，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它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 的理论称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第一定律”，它的基本含义是，当个体只谋求自身利益时，理性的社会结果会自动出现。和第一定律相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还存在“第二定律”：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理性的社会结果并不会自动出现。“第二定律”即是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逻辑指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8](P873) 市场长期被认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力量，亚当?斯密等人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干预。他们认为人们的经济需求通过私人企业可以得到满足，政府干预是一种例外。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对“看不见的手”的批判性反思，它指出市场失灵的普遍性，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不能促进集体利益的自动实现。集体行动理论的中心议题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失败问题。[9](P443)但奥尔森和亚当?斯密之间的理论分歧不应该人为地放大，奥尔森虽然指出个人理性可能成为集体理性的阻碍，但他和亚当?斯密都认为，人们都是在自利的动机下采取行动，共同利益并非个人行为的直接原因。 集体行动逻辑的提出，冲击了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副标题——“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可以看出，奥尔森试图通过引入公共物品的概念，达到批判集团理论的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明确地攻击了历史上集团理论的乐观论点，即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
《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集体行动的逻辑》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在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是集体行动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理论前提：对理性人假设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小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小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在杜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而不顾社会的总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 文章结构 全书由导论和六章组成。作者在导论部分首先引出了全书的主题，即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第1章除了对上述逻辑判断的证明之外，还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和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多中心治理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详解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科层制管理的新思维，它打破了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强调以政府、社会还有现代意识的公民作为治理主体，然而由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本身的局限和移植到中国的局限，多中心治理的实现还困难重重。转变政府角色和职能，发展社会组织，培育现代公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党、人大和政协等组织的作用，才是解决这些困难的可靠对策。 关键词：多中心；困境；对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核心容的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这场运动的最新成果，为公共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该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也是一个理论上的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当然也包括国）都对其作了深入性﹑系统性的研究。笔者在梳理他们的研究成果时，发现目前国学术界对该理论研究的兴趣点和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于介绍该理论或建构该理论的理论体系，这些都属于该理论的理论研究。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侧重该理论的应用研究，比如臧乃康探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对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1】.宋敏探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问题【2】.龙献忠分析了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涵、必要性和意义【3】这些学者将多中心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见解。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没有系统性的分析该理论在中国应用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本文在综合前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尝试探讨这一问题。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容及主要特征
（一）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涵界定 对这一理论的涵的准确把握，我们需要理解“多中心”和“治理”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多中心”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提出来的，此后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博兰尼区分了社会的两种秩序：一是指挥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多中心性”在博兰尼的文章中是“负重(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这样的相互适应移动状态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将若干要素排列为多中心的任务就叫多中心任务. 在博兰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发现社会秩序的特征的一个词汇，而经过奥斯特洛姆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多中心”一词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当然对这一概念最权威的解释应该属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大城市地区地方管辖单位的多样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多中心政治体制”，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在竞争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相互签订各种各样的合约，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在这一意义上大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政治管辖单位可以以连续的、可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前后一致地运作”【4】.可见多中心的实质就是打破了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强调以政府、社会还有现代意识的公民作为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人类提供服务。 “治理”，英文为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在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非洲的报告中，“治理”一词首次出现；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界定治理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短短十几年，治理理论迅速发展成为一套容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并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 治理理论虽然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治理一词的确切定义在理论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
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是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共同主题，凡是涉及到群体或集体的行为或行动的现象都离不开集体行动这一范畴的探讨。 集体行动理论 作者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曼瑟尔.奥尔森提出，奥尔森1932年生于北达科他，本科就读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1969年起任教于马里兰大学,1998年2月去世。该理论强调的是团体协作的作用， 团队精神 的作用在现代生活和工作中影响很大，可以互补缺点，因此现在很多领导者都注重集体行动的效应，甚至应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基本内容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如同其他人一样,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一群有共同利益 的个人常常会自愿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共同利益,就像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 采取行动一样.近来,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某个集体中,确定个人分享某种共同利益,那么,促进这种共同利益就将自动有利于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而 不管他是否为此作出了贡献.这时,理性的个人有什么理由不选择搭便车呢?因此,除非集体很小,以至于其中的个人无法搭便车,或者给予那些行动者以额外 的好处,否则集体行动就不会发生.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分析 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行为（勒庞，1895），社会学的社会运动范畴（斯梅尔塞，1962；梯利，2004），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道格拉斯〃诺斯，198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3），以及公共管理学中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供给（奥尔森，196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3）等有关集团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追求问题，都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那么，何谓集体行动呢？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将集体行动看作是与社会运动、革命同一范畴的三个概念。他认为，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从以上三个概念的界定中，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被看作是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从而与选举等制度内的政治集体行动相区别。[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P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因此，它们都属于查尔斯。梯利所说的“斗争政治”范畴。 相关著作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以毕其一生的精力研究集体行动而著称于世。他先后发表《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以及《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来提出他集体行动的理论。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揭示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
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搭便车理论的核心观点以及方法论基础 本书作者奥尔森创造性的在集体行动的研究领域，引入了传统经济学经常强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传统的社会理论家研究集团行为时总是认为，组织或集团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且它们也能有效的做到这一点。而奥尔森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视角出发，首先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显著特征就是行为前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和权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目的，即使在组织或集团中也是如此，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不会积极主动地发动集体行动、提供集体物品以满足所属集团或组织的需要，必须对集团成员实施选择性激励才能提高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不同规模和性质的集团对其成员行为有不同影响。在集体物品的获取方面，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优势。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而在抱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令人惊讶的倾向。可以说，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人假设是本书所提出的搭便车理论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二、基本概念 1，理性人：理性人是指这样的人，他们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根据某个实践理性或者效用最大化的标准，鉴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来选择可用的最佳行动方案。经济人是理性人的典型代表。但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并不简单等同于经济人，理性人并不一定像经济人那样是完全自利的。（奥尔森，2003：73） 2，集体物品或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在本书中，集体物品是指由集团提供的服务于整个集团中所有成员的物品（产品、服务或收益），它具有高度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点，也即有些成员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就可免费获得该物品。 3，大集团与小集团：奥尔森把集团粗略的分为大集团和小集团两种。大集团，可被粗略定义为由理性人组成的规模比较大的集团。小集团，可被定义为理性人组成的规模比较小的集团。 4，排外集团与相容集团：根据集团寻求的目标的性质的不同，可以把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前者追求排他性的利益，主要指涉市场中的竞争性企业集团，它所追求的集体物品（更高的价格）带来的收益在供给上是固定的，某个集团的收益会造成其他集团收益的潜在损失；后者追求相容性的利益，主要指涉非市场集团，它所追求的集体物品带来的收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0 论文正文→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作者：陈潭发布时间：2006-2-7 -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诸多问题。为此，明晰产权、明确责任、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集体行动；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Overcoming Under Non-cooperation Game Abstract: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objective social phenomenon. The western scholars create some theoretical patterns about the dilemna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give som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fe world. If th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集体行动的逻辑
读《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心得 引言 在此，我更愿意把“集体行动的逻辑”说成是“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事实上它们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我总觉得“集体行动的困境”比“集体行动的逻辑”更能表达出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它的实质。“集体行动”一词虽然简单，但是把其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其深度与复杂性可见其中，真正再深究时，就真的觉得自己的思维也陷入了困境，好像一直在几个问题上循环，好在有前人的研究与指导，让我可以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对“集体行动”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 一、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象现，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首先，集体行动是相当于个体行动而言的，对于集体行动的论断也是由对个体行动的假设而得出的。这个假设就是“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这只是一个理想模型，奥尔森教授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这一论断根本是错误的。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认为集团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利益，这是建立在集团中的个人行动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一假设上的。因此，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
同利益采取行动。于是，集体行动会由于种种原因的阻碍，不能像预期中的那样出现扩大集体利益的倾向。 二、集体行动的困境的由来 奥尔森教授对集体利益作了区分，一种是相容性的利益，另一种是排他性的利益。我们可以把相容性利益与排他性利益分别比作“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前者在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总是希望做蛋糕的人越多越好，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后者则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少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似乎相容性集团较之排他性集团更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但是，相容性利益似乎一时半晌尚未存在。而且，相容性利益实现其共同利益仅仅是种可能，因为它还是绕不开集团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倾向问题，还是要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这是由于：集体行动未必能导致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由n人组成的团体里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如此。在现实的公共管理中，为数不少的人抱着“有我没我影响不大”、“我不做总有人去做”、“我不管总有人去管”、“反正少不了我的份儿”的消极心理，个体对公共事务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非合作的态度。这种“搭便车”的心态是造就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也是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的肇因。相容性大集团中普遍存在较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因而不能很好的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而与相容性大集团相比，相容性小集团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有极大的优势。因此，某些小集团不用靠任何强制或任何集体物品之外的正面的诱因就会给自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_胡涤非
收稿日期:2011－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族群交往与国家认同研究”(10CZ011)。作者简介:胡涤非(1973－)，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政治学和应急管理研究;孙亚莉(1987－)，女，安徽萧县人， 2010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胡涤非，孙亚莉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2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摘 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 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集体行动;社会资本;自主治理;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2)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02－0066－05 集体行动，就是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而组织在 一起的人们过一种群体生活。在群体生活中，涉及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物品的合作领域时，往往会因为 个人自利倾向的理性— ——希望别人付出而自己免费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这时就会出现“搭便车” 或“投机”现象，从而造成“公地悲剧”式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学校要求学生们维护宿舍的清洁卫生时，学生们便遭遇了提供小范围内共享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城市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号召市民少使用私家车、多使用公交车时，城市居民便遭遇了提供城市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国际性组织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便遭遇了提供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因此，如何在群体合作中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合作的顺利实施，保障目标的顺利完成和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则成为众多学者研究探讨的重心所在。 一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 经断言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 ”［1］(P48) 而对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从理论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了这三种经典模型，本文试述如下: 1．公地悲剧 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学》杂志上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 化。”［2］(P11)哈丁要求读者拟想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然后，他从一个理性的放牧人的角度考察了这种情形的结构。每个放牧人都从自己的畜牧中得到直接的收益，但在他或其他人在牧场上过度放牧时，每个放牧人又因公共牧场退化而承受延期成本。因此，每个放牧人都有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的动力，因为他从自己的牲畜上得到直接收益，承担的只是由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的一份。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因 第43卷第2期2012年3月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Vol．43No．2Mar．2012
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陈潭 ——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1］。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Pareto improvement)，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2］而使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1968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Hardin)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用地，每个牧民直接利益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牲畜数量，一旦牧民的放牧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而牲畜因不能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就只能挤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拥挤的草地上，结果便是草地毁坏，牧民无法从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用地悲剧”。同时，尽管每个牧民决定增加饲养量考虑到现有牧畜的价值的负效应，但他考虑的只是对自己牧畜的影响，并非所有牧畜的影响。于是，最优点上的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总饲养量大于社会最优饲养量。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3］ 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也说明了：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假设两个合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房间进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刑5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抗拒，则坦白者立即释放而抗拒者重判8年；如果两人拒不认罪，则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如果我们用-1、-5、-8分别表示罪犯被判刑1年、5年、8年的得益，用0表示罪犯被立即释放的得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矩阵(图1)将这个博弈表示出来： 囚徒A 囚徒B 坦白抗拒 坦白-5，-5 0，-8 抗拒-8，0 -1，-1 图1 囚徒窘境 对该博弈中的两个博弈方来说，各自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即，坦白或抗拒；共有四种可能结果，其中，最好的得益是0，最坏的得益是-8。假定A选择的是坦白，B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假定A选择的是抗拒，B的最优选择同样是坦白。事实上，(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选择。而(抗拒，抗拒)不是纳什均衡，因为它
浅谈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
浅谈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曼瑟尔·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集团理论的发展。他在书中对于传统的利益集团观进行了批判。对于集团的研究，传统的理论家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总是有进一步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每个集团都是为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服务。在奥尔森看来，这些理论貌似合理却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发生：理性的“经济人”会在集体的行动中“搭便车”，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排除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集团和集体行动，在研究和探讨集体行动及其困境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对于集团这个词，不同的理论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和分类。本特利是集团理论的创始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指出，社会本身只不过是一些组成社会的群体联合。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可以由有相同利益个体组成的群体来代表。本特利认为，利益集团是经济、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力量。每个集团都有自身的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总是导致集团行动。在本特利之后，杜鲁门修正了这种群体与利益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认为，当具有共同态度的一部分人正式或非正式地结合成一个团体，以建立、维持与增进共同态度所蕴含的行为模式，向社会上其他团体提出其主张，并进而谋求实现其主张时，便构成了利益集团。根据杜鲁门的看法，在简单的社会中没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产生是与社会专业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的。在当前的学术界，对于集团的界定基本上是围绕着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但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更全面。 在奥尔森的书中，集团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而又没有被准确界定的概
政策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与决策参与
政策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与决策参与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说明：这是课堂发言稿，只希望为考研同学所用，不希望别人拿去做发言 或者其他！！！） 【几个问题】 （1）?集体行动?为何成为必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得以组织起来依据是什么？ （2）为什么意见完全一致的理性的个体为了共同利益要达成集体行动是如此之难？（奥尔森的疑惑）但与此同时，现实中群体行为、社会动员又是如此的频发？（疑惑不存在吗？） （3）集体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抑或是一个情绪化的，甚至是一个无意识的群氓心理的产物？假设它是一个理性的过程，那么怎样从机制与制度上进行设计，以确保集体行动的困境得以减退？假设它是一个非理性的、无意识的过程，我们怎样将这些集体行动与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需求完美结合起来？ 1 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1.1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个体视角1[①] 1.1.1集体行动为何成为必要？ 1）“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被期待会“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P7） 2）集体物品（利益）的类型 （1）排外性利益（零和博弈）——排外性集团 ①.“限制企业规模的愿望”：排外集团中的企业希望集团中的其他成员?越少越好?（P34）；②.“策略性相互作用”：需要既有成员的“百分之百的参与”；因此，成员就具有了“以拒不参加来获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性。（2）相容性利益（正和博弈）——相容性集团 ①.扩张集团规模的愿望：当一个相容性集团进行组织或协调时，它会说服?尽可能多?的成员加入集体行动；因此这样，会在每个成员的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成本分担。 ②.策略式的讨价行为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人想从相容的集团中排除任何人”；另一方面，“一般不需要全体成员参加，因此相容集团中的个体不大会以拒不参加来获取更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