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年见闻录
新疆三年见闻录
第一章美国人在新疆
在抗日战争以前，除了个别的美国旅行家到过新疆以外，全疆没有一个美国侨民。但是到了１９４３年间，在新疆的省会迪化却设立了美国领事馆。其经过内幕是这样的：１９４２年６月，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个《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年下半年，美国将一批军火运到德黑兰，经过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进入新疆，再运进内地。这批军火是由一个美国少校率领一个车队运来的，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动的开始。
１９４３年（确切日期，我不清楚），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高斯以苏联对新疆有领土野心，企图把新疆变成为第二个外蒙古为借口，要求在新疆省会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看住苏联”。这个要求对蒋介石反苏反共的政策显然是有利的，他自然满口答应。于是，在没有一个美国侨民的新疆，就设立起美国领事馆来了。
这个美国领事馆的第一任领事是克拉布（Ｃｌｕｂｂ），原在海参崴工作，是一个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第二任领事为华德（ＲｏｂｅｎｔＳｐｅｎｓｅｒＷａｒｄ），原任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委员会副执行秘书。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到任，于１９４６年冬去职。第三任领事为包懋勋（Ｐａｘｔｏｎ，包懋勋系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在中东伊朗等国工作，于１９４６年冬调来新疆任领事，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前的一个多月才离开。包懋勋离开迪化后，其职务交领事馆秘书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代理。此人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到迪化的，在新疆临解放的头几天，他把美国领事馆房屋、器具等托英国驻迪化领事福克斯代管，自己带着一个白俄，乘着吉普车跑到奇台乌斯满处进行阴谋活动后，乘车经柴达木盆地前往西藏，在行抵西藏边境的时候被西藏边防部队击毙，随同他去的那个白俄也负了重伤。这样，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也就从此结束。
克拉布我没有见过，他的情形我不清楚。华德和包懋勋两人，我和他们接触较多，下面是我对他们两人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１９４４年华德到新疆后不久，当年１１月就爆发了伊犁事变，蒋介石派去镇压的一个师几乎完全被歼灭。当时我在迪化担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因为过去我在滇缅边境对日军作战时，曾和许多美国人在一起工作过，美国政府还赠过我一枚自由勋章，所以我很快就和华德成了朋友，有过多次谈话，对于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比较了解。
华德的政治观点大体如下：
１．他认为战后美苏间应该进行全面合作，不应该互相猜疑。如果彼此扩充军备，进行另一次大战的准备，对人类将是很大的灾难。
２．他也强调应给予殖民地民族以独立，但他所理解的民族独立是美国给予菲律宾那样的独立。他在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举行的庆祝美国国庆的招待会上发表的演说，主要内容就是极力宣扬美国在这一天给菲律宾以独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３．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制定的和平建国纲领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两党应该根据纲领的原则处理各项问题，绝不应诉诸武力。当１９４６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各解放区时，他仍然希望马歇尔的调停能获得成功。
４．他谈到新疆问题时，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殖民地统治，以致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解决的方法，必须做到民族平等，并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我问他伊犁事变是否有国际背景时，他说：“这很难说，外面有种种传说，说俄国人如何如何地帮助他们，但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当１９４６年６月间张治中和伊方代表阿合买提江等达成协议，行将改组新疆省政府时，他十分高兴，曾对我说：“这将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年７月，我以西
北行辕参谋长的身份，衔张治中（张那时是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前往南疆视察，到过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他对我此行非常关心，当我于８月下旬回到迪化后，他特来看我，向我征询南疆之行的感想。
从上述几点看来，华德是美国罗斯福对外对内政策的一个竭诚拥护者。他在新疆的一年多里，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处得相当好。他有病时，都是请苏领事馆的医生诊治的。他在新疆并未积极活动，领事馆里只有在迪化雇用的一个职员和几名工友。他对于朱绍良和吴忠信在新疆的统治，常流露不满。当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情报机关，曾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１９４６年冬，华德患肠结症，情况严重，当即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派人护送，乘苏联飞机到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治疗，据闻曾由莫斯科派来两名外科医生到阿拉木图为他施行手术。他病愈回到迪化后，曾把他到阿拉木图治疗的经过以及受到苏方很好照顾的情形，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去了没有多久，华德就被调职了，而且听说他以后被美国国务院整肃了。又１９４６年冬郑介民（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对我说过：“华德在新疆的言行，我曾告诉过司徒雷登大使。”这样看来，华德之被调离新疆，可能和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局）的活动也有关系。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我由行辕参谋长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就职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派来接替华德的新任领事包懋勋就来到了。
包懋勋这个人，是美国多年培养起来从事间谍活动的能手。他曾在我国当过某教会的传教士，会说些半吊子的中国话，对中国的社会情形有相当了解。他的政治见解是：“美国至上”、“美国第一”，处处宣扬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夸耀美国的财富和强大，
对共产主义运动是反对的，对苏联是仇视的。
包懋勋接任领事后，逐步扩充人员，积极开展工作。除了他的妻子担任机密文件及密电码的保管和译电工作外，领事馆还增设有副领事、秘书等职。先后任过副领事的，有马丁（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４７年）、迪尔克逊（Ｄｉｅｒｋｓｅｎ，１９４８年）；任过秘书的，有博恩顿（Ｂｏｙｎｔｏｎ）、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先后来过的信使有克拉克（Ｃｌａｒｋ）、凯斯勒（Ｋｅｓｓｌｅｒ）、包奇朗（Ｂｏｕｒｇｅｒｏｎ）、凯德（Ｋｉｄｄｅｒ）等人。他还在迪化雇用了俄文和维吾尔文的翻译人员。他又要求我的一个英文秘书邝宇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每天去他的领事馆作半天的英文翻译工作。１９４７年南京美国大使馆用专机给领事馆送来一架超短波的无线电台，装设在领事馆的一间办公室里。这部电台高达二三公尺，据闻可与华盛顿直接通报，由一个美国人担任保管、修理和收发电报。
自１９４７年初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包懋勋离开新疆时为止，他的重要活动约有下列几个方面：１．多方搜集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美国国务院给他的主要任务，而尤为重要的，则是侦察苏联是否有了原子弹——这是美国当时最为注意的中心问题。包懋勋到迪化后，第二次和我见面时（第一次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就谈起这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是否听到过苏联境内发生过巨大的爆炸声音。我说：“没有，只是听说苏联在新疆阿山地区，用几十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输在当地开采出来的矿产。”包懋勋又问：“这些矿是不是铀矿？”我说：“只听说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曾和苏
联订有合同，在阿山的富蕴县开采钨矿，是不是有铀矿还不大清楚。”他对于每一个从苏联境内来到迪化的旅客（除苏联人外），总要多方设法向他们了解情况，尤其是关于原子爆炸的情况。
他对于新疆境内有多少苏联人，从事一些什么活动，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是否驻有苏联军队，苏联在这三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由苏联开采的乌苏独山子油矿的产量有多少，蕴藏量大不大，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对于苏领事馆吸收新疆人加入苏联籍一事特别注意，曾就此事向我询问过两次，并向迪化市的警察局探问过。
２．搜集有关新疆地方的资料：关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和宗教信仰，新疆的矿产及农产品，新疆境内交通及通往苏联、阿富汗、克什米尔、青海、西藏等处的交通状况，各地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地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其政治倾向等等，领事馆也多方搜集这些资料。
３．积极拉拢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他们所要拉拢的都是一些反苏反共的上层人物；凡属同苏方亲近或者主张亲苏的人，他都采取审慎和屏弃的态度。包懋勋所拉拢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曾任过新疆监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曾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长）、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色以提（南疆阿克苏的大阿訇）、尧乐博斯（哈密区行政专员）以及迪化维族中的大阿訇等人；哈萨克族的贾尼木汗（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哈德万（艾林郡王之妻，当时任迪化行政区专员）、萨力士（曾任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乌斯满（曾任阿山区行政专员）等人；回族中的马良骏（回族的大阿訇，曾任新疆省监察使）、白文昱（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等人；蒙古族的乌静彬（汉人，焉耆蒙族部落首领之妻）、乔嘉甫（原为塔城区蒙族的女王）等人。他拉拢这些人的目的，一方面是向这些人宣传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民主的国家，争取这些人在政治上倾向美国，投靠美国；一方面向这些人了解情况，经常约一些人到领事馆喝茶或吃饭，向他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借以探悉各少数民族的内部情形。
４．和官方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渗透：这里所指的官方，主要是指当时在新疆的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从内地去的汉人，而且除了极其个别的外，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在政治上倾向于美国的。虽然当时在新疆标榜着所谓亲苏政策，但包懋勋到迪化后不久，就看出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大约是在１９４７年四五月间，我曾问他对于亲苏政策的意见，他笑而不答。我又说：“我是请你以私人朋友的关系谈谈你的看法，不是要你作为外交官代表美国政府的意见说话。”这样，他才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据我了解，贵国政府２０年来和俄国的关系一直是不怎样友好的，一个地方政府能脱离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吗？如果中央行的是一套，地方行的又是一套，而这个地方政权又和中央的关系是密切的，这怎能使对方相信呢？盛世才曾有过一个时期和俄国人合作，但盛世才那时的政权是完全脱离了中央，形成独立割据的局面，现在能这样做吗？所以，依我看来，这项政策恐怕不易行得通。”他说的这段话，当然有他的用意，但确也道破了新疆当局所谓亲苏政策的实质。
包懋勋懂得在新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标榜亲苏，但是对美国人绝不会有所歧视。所以他常约上述这些机关的高级人员去领事馆吃饭、喝茶，借以探听情况；有时他甚至事先不用电话通知，就一直跑到机关问情况。那时正值新疆多事之秋，我们基于利害关系，遇有重要消息也随时告诉他。在这方面，我和他的联系较为密切。自１９４７年６月北塔山事件发生后，我经常将前方来的消息抄送给美领事馆；尤以苏联飞机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轰炸北塔山我守军阵地一事，我认为很严重，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打电话约包懋勋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他把这个情况立即电告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有些美国记者曾向美国国务院询问这一事件的情况，国务院的发言人答复说：“我们驻在新疆的外交人员曾从当地军方获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包懋勋并不以我们随时向他提供重要消息为满足，他还要千方百计地从我们的机关里收买干部，进行渗透。下面是几个例子：我的英文秘书邝宇彰，每天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半天，包懋勋除了每月给他５０元美金之外，又对他进行诱惑欺骗。说过几年后，将负责设法送他去美国免费留学，条件是要邝宇彰在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和新疆警备总部为他刺探消息，搜集资料。邝宇彰受包懋勋的诱骗，就替他搞情报活动，但很快就被我发觉了。我曾警告他说，这样做是犯法的。
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一个楼科长，也被包懋勋收买，经常把公署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
外交上的有关文件交给美国领事馆，随后也被发觉了。
此外，在迪化的基督教徒约有１００多人，绝大部分是汉人。包懋勋夫妇常到教堂去参加做礼拜，并捐一些钱帮助办慈善事业，对这些教徒进行拉拢。
在我离开新疆后，听说包懋勋还派马克南到奇台去见过乌斯满，而马克南于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之前，又特地绕道到奇台和乌斯满会面。１９５０年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人在新疆的叛乱，不能说和美国领事馆的阴谋活动没有关系。
１９４５年有一位美国少校马克宁（Ｍａｃｋｅｎｉｎ）带着几个美国士兵，在新疆设了一个气象观测站。我没有和他们见过面，究竟他们干过些什么，我不清楚。到１９４６年，这些人都离开了。
１９４８年春（大约是三四月间），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陪同美国大使馆武官苏洛
（英文名字记不明确）准将，乘一架美国制的Ｂ２４式轰炸机，飞到迪化。当时张治中不在新疆，在迪化行辕办公厅负责的是刘孟纯，我和刘对于他们的来临都感到突然，因事先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此事曾引起苏联领事馆方面很大的注意。他们下机后，就向我们说明苏洛准将是来新疆旅行的。我和刘孟纯联名设宴招待了他们，我还陪同他们到头屯河（离迪化四十公里，原系一个小型的炼钢厂，以后停办了）的一个骑兵部队和在迪化附近的第九分校参观过。
在他们来到迪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苏洛、侯腾有过二三小时的谈话，并由侯腾任翻
译。谈话内容颇为广泛，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苏洛准将曾向我询问了下列几个问
题：１．他问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有多少，我告诉他大约有３万人。他问步兵多还是骑兵多，我说没有确实的资料，依据情况判断，骑兵可能多于步兵。
２．他问驻在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多少，部队的装备情况和弹药的储备是否充足，补给和运输的情形如何，我没有列举详细数字，只是概略地答复了他。
３．他问在新疆境内有几个飞机场，第一个机场的跑道有多长，是否每一个机场都贮存有供应飞机使用的汽油，我也概略地告诉了他。
４．他问伊犁方面是否会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如果他们进攻的话，我们能否击败他
们？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他们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如果只是伊方那点力量，我们是
有把握击败他们的，但如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那就很难说了。在这一带地区的这些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大体相同，他们只要把服装一换，就很难辨别了。”
他们在迪化住了两天，除参观外，还游览了市郊的风景区，并买了本地出产的地毯、绒帽等，第三天早上就走了。
同年８月，我到南京和侯腾见面时，问苏洛准将春天去新疆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侯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的是侦察由兰州到新疆的航空线路，所以当时除苏洛武官外，还有几个关于航空、气象等的技术人员同去。
１９４８年４月间（也可能是５月上旬），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艾克瓦尔（Ｅｋｖａｌｅ）由兰州乘吉普车来到迪化。他的父亲听说曾在中国当传教士多年，他生于甘肃某
地，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迪化时，正好乌斯满也来到了迪化，包懋勋偕同艾克瓦尔来看我，要求和乌斯满会面，我答应了。第二天就约乌斯满和艾克瓦尔到我在迪化东门外的住所会见，我亦在座，翻译的有本部会说哈萨克话的蒋科长和英文秘书邝宇
彰。艾克瓦尔先对乌斯满恭维一番，然后向他提出下列三个问题：１．当１９４４年伊犁事变发生时，是否有苏联的军队参加？
乌斯满说：“我是在阿山地区起义驱逐盛世才的人，对于当时伊犁方面作战情形，我不
清楚，是不是有苏联军队参加，不能肯定。但据我所知，红军第八团（即驻在哈密的苏
军）从新疆撤走后，一直留驻在中苏边境上，要来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参加暴动的好些领导人，都加入了苏联籍，伊犁的苏联领事馆在当地很有权势，这是我很清楚的。”
２．苏联在阿山地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分几个地方开采？
每个地方有多少工人？苏联的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等有多少人？
有些什么样的机器？开采出来的矿产物的形状、颜色？有多少汽车运输这些矿产等等。艾克瓦尔对这些问题，问得非常仔细，当某个问题答复得不够明确时，往往重复问几遍。当乌斯满答一段时，他就用笔记录下来，而且记得很详细，单是这一个问题，几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
３．在中亚细亚地区是否发出过巨大的爆炸声？乌斯满说，他自己没有听见过，也没有听旁人说过。
谈话结束后，艾克瓦尔对乌斯满表示感谢，临行时又对我说，他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对我致谢意。
过了一天，包懋勋来找我说，艾克瓦尔想到北塔山去看看，问我能否同意。我答应了，第二天派了司令部的一个少校参谋陪他一道去北塔山。艾克瓦尔是自己驾吉普车去的，他在北塔山守军的骑兵团长那里住了一晚，曾登上北塔山山顶了望北边的形势。他同在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坚守阵地击退蒙古军进攻的马希珍连长会了面，并向他了解当时作战的详细情形除了美国军官来新疆活动外，不少美国记者也曾来过新疆。《洛杉矶时报》（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记者法拉克（ＷａｌｄｏＤｉａｋｅ）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到迪化，主要是想了解伊犁事变的背景。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因为我那时不在迪化。
《生活》和《时代》杂志女记者史迪芬（ＢａｉｂａｒａＳｔｅｐｈｅｎｓ）于１９４７年初到迪化住了几个星期后，去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地旅行了约两个月。大约在同年四五月间，她由迪化搭乘一架国民党空军Ｃ４７运输机前往兰州，在酒泉附近飞机失事丧命，全机共２０余人均罹难，内中还有一位画家韩乐然。
史迪芬女士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为人爽朗诚挚，生活朴素。我和她曾见面三四次。她从南疆回到迪化后，曾来看我，和我作了一次两个多钟头的谈话，由新疆省银行总经理罗志枚担任翻译。她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次谈活的内容记不完全了，但有一段在我的回忆中还是很清楚的。下面是她这段话的大意：１０８第四篇文献史料史迪芬说：“我没有到南疆去以前，在迪化逗留期间，和你们当中的好些负责人谈过话，也和在这里的我们美国人讨论过，大家都说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又是外交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个看法不对。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说只要实行亲苏政策，只要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问题就解决了。依我看，恐怕不这样简单。我在南疆旅行了两个月，在新疆人口最多的喀什、阿克苏两地呆的时间较久。我深入社会的基层进行调查，同许多劳苦人民在一起过了好些日子，才了解他们所渴望的并不是民族独立或民族的高度自治；他们也并不是如外面所宣传的那样仇视汉人，只是由于受宣传煽动的影响，造成对汉人仇视的心理而已。当然他们更谈不上要同哪个国家亲善和同哪个国家不亲善的问题。他们所最关心的是如何能使他们那种贫穷痛苦的生活得到改善的问题，那怕只是稍许的改善也会感到满意。”她列举了好些她亲自看到的当地人民生活贫困的具体事例。她说：许多人吃不饱，更不必谈什么营养的话，许多人穿得很破烂，住的地方肮脏污浊；好多儿童没有衣服穿，绝大部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出门不带面纱就会遭到阿訇们鞭子的抽打；在人口那样稠密的地区，几乎没有一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等等。然后她又说：“地方上封建势力很大，那些阿訇们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像这样，纵然把汉人的官吏全部撤换赶走，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所说的这一大段话，实质上说的是当时新疆的阶级矛盾问题。我那时只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还不理解她的含义。解放后，经过学习，我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后，回忆起她的
话，才理解到她那２０８中国近代史通鉴?解放战争些话的深刻意义。现在把她的这段话追述出来，作为对这位美国进步作家的纪念。
美国国际新闻处记者罗伯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美联社记者麦斯特逊（Ｍａｓｔｅｒｓｏｎ）于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先后来到迪化采访关于在北塔山中蒙军队冲突的原因和战况。其时正值由前线送来缴获蒙军的作战命令、旗帜及一门苏联制造的小炮等物，我接见了他们，并把这些物件给他们看，他们都拍了照。关于苏联飞机协助蒙军轰炸我北塔山守军一事，我也根据前线部队的报告告诉了他们。他们又曾问到这次冲突是否纯粹是边境的争端。我答复他们说：这是一个边界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罗伯逊并获得我的允许，到北塔山去采访过。
纽约每日新闻报女记者派克（ＰｅｇｇｙＰａｒｋｅｒ）于１９４７年７月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方面的消息。我同样地把所获得的前线情况告诉了她。她还直接去访问了苏联总领事馆，与萨维里耶夫总领事在谈话中弄得面红耳赤。据她说由于她当时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萨维里耶夫拒绝回答，以至造成尴尬的局面。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兰德（Ｃｈ?Ｒａｎｄ）于１９４７年９月来到迪化，那时正值继北塔山事件之后的吐鲁番暴动发生，伊犁方面参加省政府的人都离开了迪化，局势相当动荡。他来见我时，除北塔山问题以外，还谈到新疆的整个形势。
《纽约时报》记者立伯门（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于１９４８年８月来迪化，那时我刚刚离开新疆，没有见着他。只听说这个记者的态度很蛮横，坚持要到伊犁去访问。当外交特派员公署拒３０８第四篇文献史料绝他的要求时，他竟然咆哮地质问：“伊犁是不
是你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去？”经向他多方解释才作罢。
《芝加哥日报》记者巴纳特（Ｂａｒｎｅｔｔ）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到迪化，那时我已不在迪化，他的活动情形我不清楚。
除了以上所述的美国记者之外，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曾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迪化访问，我没有和他见过面。法新社记者沙瓦莱力
（Ｊ?Ｓａｌｖａｒｅｌｌｉ）于１９４７年９月由曾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陪同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事件的消息，并曾经到北塔山去过，拍摄过好些电影。
第二章苏联人在新疆的活动
远在帝俄时代，俄国就存有觊觎新疆的野心，并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擅自派兵进入新疆，占据伊犁，最后与清廷缔结《中俄伊犁条约》，割去我西部７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赔偿帝俄所谓“代收代守伊犁兵费”９００万卢布。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统治
时期苏联又派兵进入新疆协助盛世才平定叛乱，并取得了在新疆的驻兵权。这些都是人所共知之事。现在只就我在新疆时耳闻目睹的几件事，记述出来，借供有关人员进行参考。
一、１９４５年下半年，张治中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到迪化与伊宁方面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和平谈判，那时在新疆负军事指挥责任的，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有一天晚上，我们６个人（张治中、朱绍良、吴忠信、郭寄峤、４０８中国近代史通鉴?解放战争李铁军、宋希濂，吴忠信那时是新疆省府主席，郭寄峤是第八战区副长官，李铁军是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一块吃饭后，朱绍良对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伊宁事变发生前，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的一件事。
朱说：我来新疆后，只在普通的应酬上和苏联总领事见过两次面，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可是到了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６日，叶代总领事带着翻译来见我，对我说了好些恭维话，并特别强调中苏间的友谊，他告诉我１１月７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他非常热情
地邀请我于明天正午，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午餐，并说这次午餐是专门请我的，晚上才正式招待迪化市的各界人士。我听了很高兴，满口答应了。第二天，我如约前往，他们十分殷勤地招待我。进餐时，除叶代总领事外，还有几位副领事及一位秘书和一位翻译参加，他们轮流向我敬酒，更在中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的口号下，一再干杯，菜也特别丰富，一直吃到下午３点多钟才散，这时我已经有些醉了。晚上７点，是苏领事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正式招待各界人士，我不能不去。他们又是多方劝酒，饭后还有跳舞等节目，仍是不断喝酒，到深夜我才回来，已是酩酊大醉。躺在床上，完全像是死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１１月８日）上午９点多才苏醒过来。当我刚刚醒来时，于达参谋长（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国民党军入新疆后，被派来充任朱绍良的参谋长）已站在我的床边，神情紧张地向我汇报昨晚深夜在伊宁发生事变的情况，并请示如何应付？
于参谋长说：“本来早晨３点钟就已经得到伊宁发生暴动的消息，因长官酒醉叫不醒，只好等候。”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苏联领事馆所谓专诚邀我吃饭，原是一种阴谋，上了“老毛子”的大当。朱绍良在讲述过程中，越说越激动，最后犹悻悻地大骂“老毛子”
不止。
二、张治中代表南京政府与伊方代表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谈判，并经过不少波折，才达成最后协议，订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６日晚８时正式签字。新大楼的一个会议室里装饰了一番，张治中备了几桌丰盛的酒菜，准备为和平谈判获得成功而好好庆祝一下。协议全文用汉文、维吾尔族文各写了两份，用的是最好的纸，字也写得十分工整。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一张大桌子上摆放着协议文件，真是一切俱备，只待签字了。７点刚过，伊方首席代表阿合买提江及代表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等人就来到了，紧接着苏联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偕几位副领事也来了。叶谢也夫一踏进会议室，他就要阿合买提江把协议条文一条一条地念给他听，当念到某条“县政府科长以上的职员由县参议会推荐”时，叶谢也夫就用自己的自来水笔把这一条改为“应由县长自己任命”；当念到某
条“由地方保荐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员由中央任命”时，他又用笔改为“只要由各区人民
代表选举，不要由中央任命”。他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引起大家的震动，张治中立即邀集我们一些主要负责的干部开会。大家情绪都很激愤，张治中来新疆负责后，对苏方多次容让，这次他也有些气愤，连说了两声：“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最后他仍然主
张容让，接受叶谢也夫涂改的“县政府科长以上的职员由县长自己任命”的意见。至于“由地方保荐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员只要由各区人民代表选举”的意见，张治中认为与叶
谢也夫的意见并无矛盾，因为这十五名省府委员是由各区推选出来的，只是加上由中央任命的手续而已。决定这条维持原文，并向叶谢也夫说明。这样，又把协议全文重新写过，忙碌了一番，延到９点多钟才正式签字。
三、１９４５年４月间，我到新疆不久，就听说有好些新疆人拥有双重国籍，当时还以为只限于十月革命后退到新疆境内的俄国人（即所谓白俄），以后才逐步了解到苏联驻在新疆境内的各领事馆，吸收新疆各族人加入苏联籍，以在伊宁、塔城为最多，其次为迪化和喀什。１９４６年上半年，我担任西北行辕参谋长，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曾要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军务处（实际是军统局的新疆站）和迪化市的警察局秘密调查在省会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苏联籍，其后他们提供我的资料说约为８００人左右，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占多数，大部分住在南梁一带。在南梁的南端有一个归化族（当时所谓归化族即系白俄）的文化俱乐部，经常有各种活动，苏联的电影片常在那里放映。有一天，情报人员告诉我，说加入苏联籍的人，当晚将在那里集会，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到了傍晚，我偕军务处副处长姚铁珊着便服混了进去。一看，会场里人挤得满满的，估计约有四五百人，大多是维、哈族人。我们进去时，秩序较乱，人声嘈杂，没有多久，苏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是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人，忘其姓名）出现在讲坛上后，人们才安静下来。我因恐怕被他们发现，同时听不懂语言，便和姚铁珊悄悄地溜出来了。
四、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曾以大批军用物资器材支援我国，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酬答苏联几批物资，如钨、铝、茶、羊毛之类，后来由于盛世才忽然变脸反苏，致有约３１００吨物资停留在猩猩峡（今称星星峡）和哈密两地，没有运走。自张治中来新疆负责，
出现一个暂时和平的局面后，苏联便向张治中提出照会，要求由苏方派车运走，沿途由新疆省政府负责招待食宿，并要求每车由苏联武装士兵两名押运。张治中就此事召集有关人员数次开会。我认为由苏方派武装士兵押运，有损国家主权，一再表示反对。张治中力主答应苏方要求，以重友谊。为了这个问题，我和他曾争得面红耳赤。但张坚持要这样做，我亦无法阻止。这时，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伊方的地下组织已有相当发展，尤以吐鲁番为甚。我恐苏方利用车运的便利，秘运武器交给伊方地下组织，因此曾派了大批便衣人员沿途监视。关于由苏方派兵武装押运物资一事，张治中并未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就这样办了，曾受到相当的责难。
五、１９４７年春天的一天，有一个锡伯族人来见我（那时我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说有机密事要向我报告，我接见了他。
他对我说：“我会俄语，昨天我从哈密搭乘苏联民航机来迪化，在机上有几个苏联人，我听到有一个苏联人悄悄地对另一个苏联人说：…８号到了酒泉，１１日到了兰州。?
我仔细思索他们的话，可能是苏联方面派的间谍到了那里，特地来告诉你，希望予以注意。”这个人年约４０左右，我始终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联系这件事，回想我于１９４６年８月间到喀什时，曾有好几个人对我谈起：驻在喀什的苏领事馆派遣受过很好训练的人乔装商人，前往西藏地区进行活动的事情，我感到这个人的判断可能是对的。
六、１９４７年春，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维吾尔族文化委员会，经常组织大批维、哈族青年进行游行示威及请愿等活动，使迪化市处于紧张状态。有一天深夜，军务处处长佘万选带着一个姓李的青年（２０多岁）来见我，这个姓李的神情紧张地向我陈述他被绑架和受刑讯的经过。他说：“晚上８点多钟我在南梁街上行走时，突然有几个维族青年胁迫我，叫我跟着走，走到一条巷子里，他们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住，挟着我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后，进入一个房子，才把我的眼睛打开。室内有３个人，都是维吾尔族，内有一人善说汉语。一开始，他们对我还客气，向我询问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飞机场的汽油库存置地点，军械库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这些仓库的戒备情形，以及迪化市驻有多少军队和驻扎地点等。我答复他们说，我不是军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不信，开始对我采取威胁态度，我仍然说不知道，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双手反捆起来，对我拳打脚踢，并打我的耳光，吼叫着要我讲。我对他们说，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打死我也无办法。于是他们停止打我，有一个人从一口箱子里取出一架电机，先放在我的腿上，以后又放在我的身上，弄得我浑身发抖，头上出汗，十分难过，他们拼命地催着我讲，我实在讲不出什么。这样折磨我，足足搞了两个钟头。最后，他们认识到没有希望，才又叫两人把我眼睛蒙住，把我送出门走了一段后，那两人把毛巾取下将我一推就跑掉了。我遭此意外横祸，心情恐怖万分，急忙走上大街，对那房子的地址、门牌，我无心查明。”我问：“大概是在什么方向？”李答：“大约是在苏联领事馆的西北角附近。”我又问：“你看这件事是否同苏联领事馆有关系？”李说：“这很难说，不过那架刑具——电机，肯定是苏联的，上面还有俄文。”
此事我曾命军务处会同迪化市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没有结果。
七、１９４６年冬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驻在新疆的部队由于缺额太多，又不敢征收本地的维、哈族青年当兵，经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由陕、甘两省拨补新兵１．５万人，陆续运入新疆，这本是很寻常的事情，不料驻迪化的苏联总领事竟向外交特派员刘泽荣说：“中国军队大量地运入新疆，威胁着苏联的安全。这样做，恐怕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现。”虽然还不是一种正式抗议，却是明显地干涉别国内政。
第三章迪化二·二五事件发生的原因
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迪化开始和平谈判，由于问题的复杂和双方的猜疑，经过许多波折，一直延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６日才达成最后协议，并签订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的条款，计１１条。另有两个附件：一为新疆省
政府组织办法，一为事变区域内参加的武装部队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办法。
新疆省政府改组后，张治中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任副主席，在２５名省府委员中，事变的伊、塔、阿三区占有委员８人，有的担任厅长，有的担任副秘书长、副厅长等职。例如赛福鼎当时就是担任教育厅长。
７月１日新的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委员同时宣誓就职，国民党政府特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南京飞到迪化监誓，并在新大楼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约有１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张治中、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会上讲话，都说从此要为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和平的新新疆而努力。张治中还特别强调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重要性。
久经动乱的新疆人民，对于这个新的省政府，寄以很大的期望。但真正了解新疆真实情况的人，是并不那样乐观的。
主要的症结是双方各自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常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十分尖锐的斗争，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不断派兵向解放区进犯，在人民武装力量打击下，遭到挫败。此时的南京政府不可能以相当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应付新疆的局势，因而它对付新疆的基本政策只能是维持现状，力求安定。张治中就是以“安定新疆，安定西北，解中央西顾之忧”的使命来担任甘（甘肃）宁（宁夏）青（青海）新（新疆）四省军政领导的责任，并以新疆为重点。而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进行的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新疆脱离国民党统治，当然不会以伊、塔、阿三区的暴动获得胜利而满足，必然要把这个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在全新疆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鼓动，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斗争手段来实现其目的。
立场不同，目标不同，又怎能做到和衷共济，真正团结呢？
阿合买提江等参加省府工作后，便从伊宁调来大批干部，除以一部分在迪化工作外，派出许多人往南疆各地进行“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活动。迪化市原有一个维吾尔
族文化促进总会，在吴忠信主新时期，这个维文会是由亲国民党的保守势力领导的，阿合买提江等用种种办法，很快就改组了维文会，并牢牢地掌握了维文会的领导权，以这个作为公开斗争的场所。同时在省府会议上推荐一批人安插在省府所属各部门工作，并提出以伊方的阿布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经张治中同意和省府会议通过任命。吐鲁番是维吾尔族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位于天山之南，为迪化通往哈密及内地的交通咽喉。伊方推荐阿布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具有深意，是一着很厉害的棋，以后发生了吐鲁番暴动事件，是和阿布都热合满之任县长有密切联系的。继阿布都热合满任吐鲁番县县长后，伊方又提出以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为喀什区行政专员，亦经省府会议通过。此人当时年纪已７０多岁，曾到过莫斯科，其子女等多到苏联留学过，他和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常有联系。发表后，引起喀什方面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纷纷打电报给张治中要求收回成命，张治中认为这些人的行为一定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尤其是驻在那里的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支持，因杨德亮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一向是和地方的保守势力伙同一气的。张治中并派我（那时我的职务是西北行辕参谋长）乘飞机到喀什去劝说他们，要他们遵从省府的决定，并要我在那里为新任的行政专员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监誓就职。同时，张治中又命我到和田、莎车、阿克苏、库车、焉耆、哈密等地视察驻军，并对干部说明新疆省政府改组后的政治形势，今后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以及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阿合买提江等利用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充任喀什区行政专员的便利，派了一批人去那里积极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几千名青年参加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经常游行示威，喊着：“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民族部队”，“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等口号，并与驻军经常
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使这个南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喀什，笼罩着风暴即将爆发的气氛，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那里负责工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怀着恐惧的心情，不断地向张治中的和陶峙岳（陶那时是新疆警备总司令），报告这种危险的情势。
其他各地，伊方当然也派人去活动，但由于那些地方的政权掌握在亲国民党的人手里，并与驻军密切结合，使活动受到了限制和打击。例如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虽是维吾尔族人，但在内地住过很长时间，他的老婆是个汉人；又如和田区专员郝登榜，阿克苏区专员色以提，虽也都是维吾尔族人，但他们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大阿訇，是坚决反对伊宁方面的革命运动的。至于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焉耆区专员左曙萍，则是从内地到新疆去的，在其辖区内，严密防范伊方的活动，自更不用说了。
新疆那时分为十个行政区，伊宁、塔城、阿山三个区为三区革命势力所控制，在国民党政权所能控制的七个区里，自新的省府成立后，由于三区革命势力的渗透，在迪化和喀什两个区，形势是比较严重的。而这两个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处于较其他各区为重要的地位。
我从南疆视察部队回到迪化后，向张治中汇报了部队及地方情况，张治中对我说：“新的省政府成立以来，伊方不断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并怂恿青年经常到省府请愿，在街上游行示威，闹得乌烟瘴气。看来他们（指伊方）是没有诚意的，前途很难乐观。充实在新疆的军事力量十分重要，你去和陶总司令商量，提出一张要求充实的具体数字表来给我看看，然后你准备于最近到南京去见总裁（蒋介石）和陈总长（陈诚）报告新疆情形，并请示增强新疆的军事势力。”我和陶峙岳及几个高级幕僚经过几度商讨，拟就了一个请求国防部充实新疆军事力量的项目和数量表，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只记得如下的一些主要款项及数量：１．成立６至１０个边卡大队，每大队约为５００人，将来担任一些边境的戒备，使正规部队集结整训，应付事变。
２．包括成立边卡部队在内，要求补充新兵４万人。
３．要求调一个炮兵团入新。
４．要求增调两个汽车兵团入新。
５．请求补充驻新部队的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手枪、火箭筒、战防炮以及通讯器材、工兵器材等等（具体数字，记不明确了）。
６．补充军马５０００匹，请拨款就新疆、青海两省购买。
我们拟好了这份请求单后，我和陶峙岳同去见张治中会谈，张看了后说：“要求得太多了一些，恐伯办不到。”我们说：“我们是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如果国防部能答应给一半，也就不错了。”张说：“好吧，就这样办。”
１９４６年９月下旬（或１０月上旬），我带着张治中写给蒋介石和陈诚的两封信及一份请求补充驻新部队兵员武器器材表飞到南京，那时蒋介石还在庐山，我又赶到那里去见他，向他汇报了新疆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蒋介石用心地听取了我的报告后，只说了下面几句话：“你回去告诉各级干部，在边疆地区工作要特别警惕，部队驻地的警戒要严密，一点都不可以疏忽。”我又把请求补充兵员武器器材等的一份报告表交给他看，他立即用桌上的一支红铅笔在报告表上批了“交陈总长酌情办理”几个字，并签了
他自己的名字，就交还给我。其时适新疆省府委员艾沙（维吾尔族，在内地住了多年，善汉语。艾沙和在省府担任建设厅长的穆罕默德?伊敏及当时任新疆省监察使的麦斯武德等人，基本上都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这一派人也抨击中国历届政府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但又害怕苏俄式的革命，对苏联存有戒心，因而不主张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只是要求实现民族自治。并主张将新疆省更称为突厥省，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人的同化政策。所以他们又可称为突厥主义者。由于他们离开新疆多年，组织基础没有广泛建立，只有一部分势力。他们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运动，是对立的，所以被伊方指责为汉人的走狗，说他们出卖民族利益。他们过去被盛世才赶出新疆，吴忠信主新时期，也不允许他们回来，这次张治中特地邀请他们回到新疆，畀以相当重要的职务，目的是想利用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伊方对立的矛盾，希望
能在他们的影响下，可以削弱三区革命的势力）率领２０多个维吾尔族青年到庐山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叫我等两天再走，嘱咐我和他们多谈谈，并说他准备招待他们一次。这样，我又在庐山多住了３天。
我由庐山回到南京见陈诚后，陈诚对我说：“共军力量快打到长江边上来了，首都都感到威胁，刻正调集大军进行反击。对共产党问题，想用政治方法解决是很困难的，非用兵不可，因此中央目前对新疆还不能大力支援。你们所要求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国防部当在可能范围内拨发。我把你的报告交给郭次长（郭忏），要他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商定。”
随后，陈诚又谈到新疆问题。他认为新疆问题与国内整个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他肆意地诬蔑中共，说中国共产党和三区革命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因而他认为新疆问题不可能真正和平解决。
我在南京住了２０多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张治中给我的任务上，向国防部要兵，要武器，要器材，接洽的最后结果，详细的项目数字，我记不明确了，主要的大致如下：１．允许第一步先成立４个边卡大队。
２．允陆续拨给补充兵１．５万人，大部分由甘肃省的几个师管区征拨，一部分由收编的伪军挑眩３．允增派一个汽车兵团入新，约有载重卡车３００余辆。
４．允补充军马３０００匹，就地征购。
５．无炮兵部队可派，但允于适当时期派一个重炮兵营驻酒泉，必要时入新。
６．补给一批武器器材弹药等。
我于１０月下旬回到迪化，向张治中汇报了南京之行的结果。大约过了四五天，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调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调充西北行辕副主任，住兰州代张治中处理行辕事务。１１月３日我接任新职，行辕参谋长职务，由副参谋长刘任升充。
这时的局势，愈益朝着有利于三区势力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则在不断削弱和动遥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新的省政府成立后，政治、军事、经济等均应成为统一体，不应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阿合买提江等仍想牢牢地控制伊、塔、阿三区（阿山区行政专员乌斯满不愿受阿合买提江等人的控制，直接向张治中联系，是伊方所没有料到的事情，也是伊方极不愉快的事情），不容许省府过问他们的事情，也不允许派任何人进入三区视察调查。当三区革命起来时，塔城区专员平戎等率军警及汉族回族等老百姓共１．４万多人退入苏联的阿牙固斯，和平条款签订之后，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遣送回国，并由新的省府商定组织了一个接运小组，前往塔城办理接运事宜。而这些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间分批回国时，在塔城一带备受凌辱殴打，内中有３５人，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又省府根据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举行县参议会和县长的民选，决定在十个行政专区各派一个监选小组前往监选，各小组人选经过省府会议几次的慎重研究，获得各方的同意，但派去阿山专区担任监选的小组长涂禹则及省府秘书克斌全（涂禹则、克斌全两人均系哈萨克族人）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６日路经塔城区的额敏县，他们两人和汽车司机均同时被杀害。根据和平协定第二个附件，规定事变区域内的参加部队应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以及进行点验和建立供应制度等问题，曾由我和陶峙岳、郝家骏（新疆供应局局长）罗开甲（行辕少将高参）等人与伊方的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等人先后开了四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是争论一场而散，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样，伊方在三区内的政治上军事上都巩固其既得地位，保持特殊化，使得张治中根本不能过问。另一方面，伊方利用参加省府工作的便利，在国民党统治的七个行政区内，大力发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得局势日益动荡不安，尤以维吾尔族聚居较密的地方，不断发生事故，有殴打汉人的，有与驻军发生冲突的，有拦劫军车的，有抗交公粮的……至于游行示威，散发和张贴各种煽动性的标语传单，更是经常发生。在省会迪化，由阿合买提江等人亲自领导，以维吾尔族文化会为中心，经常有成百上千的维族青
年和一部分哈族青年在开会，控诉历代汉族统治者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暴虐统治，指责国民党对新疆人民的虚伪欺骗，并指责麦斯武德、艾沙、贾尼木汗、哈德万等人为民族败类，号召青年起来铲除他们。经过每次的开会，群众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激昂，意见也就越来越多，随即成群结队上街游行示威，并高喊：“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东土耳
其斯坦共和国”等口号，然后拥至省政府请愿，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多达数十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其主要部分，大致于下：１．中央军立刻撤出新疆。
２．短期内于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
３．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机关，一律改隶省政府。
４．将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交省府办理。
５．彻底整顿警察，严禁非法拘捕人民。
６．罢免司法机关领导人员，司法工作由当地人士自行管理。
７．成立宗教厅。
８．立即开放伊宁通南疆阿克苏的冰达坂道路（达坂是山隘，当时是封锁的）。
９．罢免哈德万与萨力士。
１０．彻查社会处帐目。
１１．应以民主方式选举地方各级行政人员，各区专员应选当地人士充任。
１２．救济失业的人民。
１３．财政厅应发给各县农民１０个月期限的贷款，并贷给农民种子、牲畜、农具等。
１４．财政厅应贷给手工业者一年期限的薄利贷款，并借给商民六个月期限的巨额贷款。
他们几次到省府请愿，张治中派秘书长刘孟纯接见请愿代表，答应分别研究办理，有些问题经提出省府会议讨论，并作了相应的决议，部分地接纳了请愿者的意见。请愿者们提出的条款虽多，但主要目的，是要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撤换亲汉人的维、哈族人士，以及中央军撤离新疆。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是无法答应这些要求的。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请愿者的游行示威就愈来愈频繁，态度愈来愈激昂，有时几百人，有时几千人，拥至省府请愿，坚持要张治中亲自出来答复，常常整天以至夜晚都不肯离去，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当时住在迪化城内的，大部分都是汉人和一部分回族人，城外多为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尤以南梁一带，维族人聚居较多。）他们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汉人和回族人、以及少数的满族、锡伯族的大恐怖。随着动荡不安的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太软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掉，批评责难，不一而足。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张治中感到伊方给予他的压力太大，当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的重大，于是就一再召集会议，谋求应付局势的办法。我记得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间，张治中在新大楼（张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连续邀集党、政、军、特负责人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有：刘任（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行辕秘书长）、陈希豪（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谢永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杨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谢、杨两人均为“中统”骨干
分子）、王曾善（民政厅厅长）、刘亚哲（迪化市警察局长）、宋希濂（新疆警备总司令）、沈静（警备总部参谋长）、马呈祥（骑五军军长）、叶成（七十八军军长）、罗恕人（四十六师师长兼迪化警备司令）、梁客浔（新疆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佘万癣姚铁珊（军务处处长、副处长。这两人是军统骨干分子。当时的军务处，在名义上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归行辕直接指挥）等人。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座谈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一致认为局势日趋严重，应采取有效方法遏制伊方势力的发展。会上有人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和伊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最后张治中也同意这样办。并推定刘孟纯、梁客浔、谢永存、杨为、佘万癣姚铁珊、刘亚哲、黄锡恭（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人组织一个小组，研商具体办法，由刘孟纯负责召集。
１９４７年１月张治中去南京，临行时还嘱咐我们对于用组织对组织，用宣传对宣传的方针，要积极进行。
刘孟纯根据张治中的指示，曾多次召集会议，所商定的各项办法，我均充分予以支持。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主要的有两项，概述如下：１．由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新疆日报等单位，发动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强调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坚决反对任何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企图，严正指责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运动；同时大力宣传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８日新疆省政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即是新疆省政府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拥护国家统一，保障全省和平，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主政治等。并反对伊、塔、阿三区的特殊化。
２．以汉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的汉人，由刘效黎、刘永祥等人负责；以回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回族人，由白文昱等人负责；指使哈德万、萨力士等人分化哈文会（即哈萨克族文化委员会），尽可能地掌握一部分哈族青年，因当时哈文会已被伊方控制。其次还有蒙文会、满文会等也均多方策动他们起来反对伊方。
通过上述这些文化委员会，分别召集汉、回、蒙、满、哈等族人，进行宣传鼓动，说伊方如在新疆得势，则在新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将无生存的余地……等等。
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其他各民族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与阿合买提江等所领导的维文会唱对台戏，这是“二 ?二五”流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第四章维文会与汉文会的请愿活动
１９４６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规定新疆产生代表１８人。张治中在省
府会议提出由伊、塔、阿三区产生７人，另外１１人由其他七区产生，经会议通过。三区代表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其他七区的代表有哈德万、艾沙、乌静彬、乔嘉甫、伊敏、赵剑锋等人。国民党政府这次片面的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的，并拒绝参加。当时我以为伊方的革命运动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中共既反对这个会，阿合买提江等人可能不会去。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合买提江等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去，而且是去了，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听说阿合买提江到南京后，以新疆一部分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出“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案子，引起国民党内许多负责人的震动和不满。张治中得讯，深恐此案被一笔抹杀，完全否决，会引起不良后果，乃去电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白崇禧、陈诚等人解释，并另电请邵力子向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开导，交谈多次后，结果阿合买提江把已提出的提案自动地收回了。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目睹南京政府政治的黑暗，派系的斗争，物价的飞涨，人民生活的痛苦等等情形，增加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阿合买提江等自南京回到迪化（大约是１９４７年１月下旬）后，更锐意于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积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２月２０日维吾尔族青年多人在维文会召集了一个“迪化市自由大会”，由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主席发表了一篇很激烈的讲话，痛斥汉人统治所给与新疆人民的种种痛苦，只有结束汉人的统治和中央军立即撤离新疆，新疆老百姓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等语，博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随即游行示威，一路高呼“中央军撤出新疆”，“反对汉
人的统治”等口号。到２１日，维吾尔族青年又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在过去的一般游行示威，只有几百人，多则千余人，而这次达到５０００人以上。并制有用维文写好的各种口号的大小旗帜，浩浩荡荡地从维文会出发，由南梁入城，在几条重要街道游行后，即拥至省府请愿，由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他们推选出来的几位代表。请愿事项，除前文所述各条外，又增加了１０多条，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省府立即罢免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区行政专员尧乐博斯、莎车区行政专员周芳刚、和田区行政专员郝登榜（郝为维族人，通晓汉文汉语，曾被盛世才羁押７年，出狱后任社会处副处长，１９４６年春由张治中派充和田区专员）。请愿者要求刘孟纯立即答复。但问题性质太严重，当然不是刘孟纯所能作出决定的，因而他的答复只能含糊其词。请愿者们不满刘的答复，群起质询责难。刘舌敝唇焦，也无法说服他们。自下午两三点钟起，直到晚间，请愿者们在省府前坪坚持不散。有的高声叫嚷，有的围坐议论，刘孟纯处境十分狼狈，因他这时是不能离开省府的。通过电话和外界的联系，由屈武（屈那时任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多次奔走，最后，经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商定，要刘孟纯答复请愿者允于明日（２２日）召开省府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要求，俟作出决定后，再具体的答复他们。因当时张治中不在迪化，刘难以抗拒这种压力，就照阿、包两人的指示答复了请愿者。灵得很，请愿者们认为满意就散去了。刘从省府回到新大楼和我们见面讲述请愿者态度的“咆哮强横”和他所处的窘境时说：“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在省府会议时，阿合买提江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理由，会强求通过一些重要的决议的。果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省府召开了紧急会议，由阿合买提江主持，首先由包尔汉副主席发言，从维族青年请愿的要求说到莎车监选的情形。他力述专员周芳刚与驻军相勾结，如何如何阻挠选举，力主接纳群众的意见，撤换周芳刚。继由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人提出书面的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与维族人在请愿时所提要求差不多，而讨论的重心则是放在撤换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迪化区专员哈德万的问题上。当这些议案提出讨论时，刘孟纯、王曾善、贾尼木汗等人表示反对，争论不休。到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主张邀请请愿代表到省府会议室来陈述意见，大家同意了。不久，马合苏木等人就出现在会议室里，由马合苏木发言，他慷慨陈词，力诉汉人在新疆统治的黑暗，新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说汉人应该立即退出新疆，……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指着各省府委员们说：“你们八个月来在干些什么，你们是跳舞的委员，还是做事的委员？你们是想为新疆人民做点事，还是只想骑在新疆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会场里空气十分紧张。当时只有贾尼木汗说了几句话，驳斥马合苏木，汉族委员，无一人发言，情况十分尴尬。
阿合买提江这时提出先罢免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的议案，无人表示反对，遂当场通过了。
省府紧急会议的情况和撤换郝登榜、周芳刚两专员的决议，当晚就传遍了整个迪化市，在汉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普通的汉族居民（多半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在郊区的一部分农民），深恐发生第二次伊宁事变，在民族仇恨的斗争中，无辜受害。例如我的一个同乡龚沛生，在迪化东大街开一家小药铺——杏林春，他深夜跑来见我，说外面谣言很多，人心惶惶，问我有无危险？是不是要赶快离开回内地去？又在三道坝种田的农民有１００多户，大多数也是湖南湘乡人，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了几个人进城来找我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刘臻（刘与这些农户是同县同乡）问情况。在各机关任职的汉人，更是议论纷纷，以为这样下去，不要多久，不是被维吾尔族人起义所杀害，就是被赶出新疆，展望前途，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至于回族人及平日和汉人比较亲近的一部分维、哈族人等，亦同感危惧。同时，这一消息，也引起一些人的愤慨，认为实在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退让了，应该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意见，在当时的中上层干部中占了上风，而我则是这种意见的积极支持者。
２２日晚间，我们在新大楼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我及刘任、陈希豪、谢永存、刘孟纯、王曾善、梁客浔、沈静（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等人，由刘孟纯汇报了当天省府会议的详细情况后，大家认为决不能使七个区的统治权就这样逐步丧失，必须采取坚决对抗的方针。并决定以示威游行对付示威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给伊方势力以反击。由刘孟纯、谢永存、梁客浔立即进行具体部署。
２４日上午，迪化市区的回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举行联合游行示威，人数约有三四千人，有１０多个哈族人骑马先导，沿途高呼：“拥护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万岁”，“新
疆是十四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反对伊、塔、阿三区特殊化”等口号。游行后拥至省府请愿，提出了请愿事项２０余条。这一举动，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相当大的震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反请愿的事情。尤以这天哈族人参加的不少，更出他们的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早已掌握了哈族中的大多数，以为跟汉人走的不过是哈族中的少数上层分子而已。
这一天回、哈族人的联合示威，给住在城内的汉族人以极大的兴奋和鼓舞，成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人数特别众多的原因。
２５日一大早，在汉文会就聚集了大批汉人，会里的礼堂和街道上都挤满了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包括由苏联境内遣返回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街道，也在集合，有二三百人一堆的，有四五百人一堆的。到了１０点钟左右，这些游行请愿的人，一批一批地陆续来到政府前面坪地集合，总人数达１万人以上。这对于当时只有８万人口的迪化市来说，确是空前的。参加的绝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少数的回族人、哈族人、满族人在内。
这次请愿，在未发生事故以前，组织得相当好，秩序井然。集合完毕，由汉文会的刘永祥等，把队伍整顿好，他们请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出来答复。当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住在南梁（即南门外）的南花园，闻群众到省府请愿的消息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即乘车赶来省府，群众热烈鼓掌欢迎，并让出一条大道。群众推了１０几个代表，向阿合买提江陈递请愿书，约有２０多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主要要求：１．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取消地方特殊化。
２．伊、塔、阿三区的边境，应由国军派兵驻防。
３．伊、塔、阿三区的地方武装，应照和平条款的规定，切实改编。
４．严厉惩办伊宁事变时残杀当地无辜居民的凶手。
５．从优抚恤事变时被害者的家属。
６．要求发给难民救济费。并妥善安置。
７．反对企图把新疆脱离中国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
８．加强民族团结，反对煽起民族间的歧视和仇恨。
９．要求严厉制裁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
以及要求实行法治、严惩贪污和切实实施省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等等。
阿合买提江接见代表后，登上临时由几张桌子拼搭起来的讲台，向群众讲话，讲了约一个多钟头后，群众不满意他的答复。队伍里人声开始嘈杂起来，有的大声质问他，有的喊他下来，甚至还有骂他的。阿合买提江这时处境尴尬，但态度还相当镇定，仍想通过翻译向群众解释，而有一部分群众（据我事后了解，这些人多半是从伊、塔、阿三区逃
出来的难民，或者是伊宁事变被害者的家属）已控制不住积在胸中的郁愤，态度越来越强横，高声叫嚷，使得阿合买提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得走下台来，和一些省府委员们退到省政府里面去了。这一来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激和哗噪，队伍的秩序也开始乱了，有１０多个人走到包尔汉副主席乘坐的小汽车旁边坐下谈天，包尔汉的司机（维族人）坐在汽车里喊他们走开，那些人不理，司机便大声辱骂，并从汽车里走出来把一个人打了几下。这就大大地激怒了群众，他们和司机大吵起来，有的喊打。司机见势不佳，立即跑进省府大门口传达室，将门紧闭，从窗户口用手枪向人群中乱放，登时有两人负伤，弄得秩序大乱。但群众并没有因枪声而散去，相反地，情绪更加激昂起来，必须致司机于死命而后快。在那些难民中，有些人过去曾在盛世才的部队里当过兵或当过下级军官，内中有人跑到在那附近的军统的一个站所去弄来了一颗手榴弹，他从侧角接近那传达室，把手榴弹从窗口扔进去，一声爆炸，司机当场被炸死。这时在省府里面会议室里的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及省府委员们闻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群众的吼叫声，吓呆了，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深恐群众冲入府内，立命将省府大门关闭，由省保安副司令党必刚亲自指挥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保安队士兵约有四五十人荷枪实弹，严密防范，并架起两挺轻机枪对着大门外，作准备射击姿势。这是当天下午２时左右的情况。
紧接着又发生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互相打杀的事情。
当阿合买提江等人被困的消息传到维文会的时候，有些人十分担心，约有１０多人跑到省府前坪来窥察情况，不料这时有２０几个哈萨克人也跑来看热闹。这些哈族人是属于迪化区专员哈德万手下的，与这些维族人向来处于对立地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看见那些维族人立即喊打，有一个哈萨克族人手里持着一根铁棒，即举起铁棒对准一个维族人的脑袋打去，那个维族人立被击毙。维族人见势不佳，纷纷逃跑，哈族人追着打，又被打伤两三人。经警察赶来干涉，才制止这些人乱打乱闯的行为。
请愿的群众，认为阿合买提江没有很好地答复他们的请愿事项，不肯散去，看见省府大门紧闭，更加愤激，先是在大门外高声叫喊，继之以敲门，均无人答应，群众便用石头砸门。因大门坚固，扔石头效果不大，于是，有部分人跑到附近一家木料店扛来几根大木头，许多人抬着撞击大门，并且吼声震天。我得此消息，觉得事态严重，也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立派迪化市警察局局长刘亚哲亲往劝告和负责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命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立即出动部队戒备。
刘亚哲乘汽车赶到现场，高叫不要撞打大门，群众静下来了，刘便站在雪堆上对群众讲话，大意是劝群众不要采用这样的暴力行动，如果把大门撞开了，蜂窝似的拥进去，伤害了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就会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新疆整个局势也很不利……最后，他劝大家解散回去，问题以后再解决。群众开头不肯散去，刘苦口婆心地劝说，同时宣布军事当局绝不容许对省府委员们有任何伤害行为。群众这时态度才开始缓和下来，有些人同意解散，有些人则向刘提出今后维族人是不是会向我们寻衅报复？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刘亚哲说：“我以警察局长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对你们的安全，绝对负责。”这样，群众才开始散去。与此同时，我下令全市宣布戒严，所有街道要口，均满布岗哨。刘亚哲俟群众散去后，叫开省府大门，派警士护送各委员回家，刘则亲自护送阿、包两副主席回去。
第二天屈武委员对我说：当群众撞击大门，吼声震天时，他们在省府会议室感到情势十分紧张，有些人提议从省府后院一间卧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坚持不同意，并说：“他们如撞进来，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并以敬佩的口吻说：“在这样临危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不失为革命者的本色。”
这一天的流血事件，就我的记忆，死者是两人，受伤者有五六人（因事隔多年，记不明确）。
事件发生后的当晚，我把经过情形电报蒋介石，并要求批准我宣布戒严的临时措施，两天后接蒋复电，嘱我妥善应付局势，并批准戒严措施。同时我也将情形电告在南京的张
治中，并请他早日回迪化。
张治中于３月１６日从南京回到迪化，紧接着于３月２５日以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全省同胞书的文告，内容共分十点，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维护和平，积极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其中有这样几句：“如２月２１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２５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都必须加以纠正的。”
第五章北塔山事件的历史背景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在新疆北部爆发的北塔山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有不少的中外记者都跑到新疆去采访消息，作过各种各样的报道。在那一时期里，许多人对北塔山事件的发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是单纯的中蒙边境纠纷事件；有的则认为苏联继承帝俄的政策，企图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脱离中国，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际由苏联来控制；有的认为是外蒙古军队在苏联指使下，与伊犁事变集团相呼应，目的在于消灭在阿尔泰（即阿勒泰）地区和它们相对抗的乌斯满的力量。解放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名叫《北塔山风云》的连环画，则把北塔山事件说成是我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指使下干出来的，并把当时尚未到新疆的一个名叫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的美国人说成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策划人（马克南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初到迪化的，而北塔山事件是６月５日发生的。他先在领事馆任秘书，以后代理副领事，我仅和他见过一次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管怎样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发生时，我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负有守土之责。当得知外蒙古军队无端向我守军进攻时，便严令驻守北塔山的骑兵第一师的马希珍连坚决抵抗，并命驻在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立即率该团主力前往增援。不久，在掳获蒙军的战利品中有蒙古边防军司令的一个作战命令，这份命令中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我看了这个文件后，弄得莫名其妙，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认为北塔山距离外蒙古边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既然蒙军这样说，不能不认真研究一下，我就约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关系的一些人（记得有汉文会会长刘效藜，外交特派员公署科长水建彤等人），并搜索了一些文献资料（例如杨增新所著《补过斋文牍》等），开会研讨，从资料中和同他们的谈话中，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况：１．辛亥革命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宣布独立，１９１２年春派兵进攻科布多科布多在清朝设有参赞大臣管理地方军政，在行政区划上直隶中央。当形势危急时，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当时在伊犁设有镇边使，在阿尔泰设有办事长官，均直隶中央）派兵往援，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就于１９１２年８月失陷了。外蒙军攻陷科布多后，又于１９１３年７月间两次进袭阿尔泰地区的察汗通古，均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派驻在那里的部队击退。指挥官为旅长蒋松林，团长张剑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及驻迪化领事先后照会我国政府及地方当局说：“中国军队万不可逾越阿尔泰山之北，如果贵国军队调到萨克赛，我国自有对付的办法，其阿尔泰及沙拉苏美（即承化）等处，难免我国不发军队占据。”同时俄国自库什莫敦开拔部队５０００，进驻科布多东南之胡芦库勒及喀喇乌苏，策应外蒙司令丹帕藏宗，并派兵进入喀什、伊犁，以威胁新疆当局。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软弱无能的，既不敢发兵抵抗，又不能据理力争，以不扩大事态为理由，遂在北京与俄使开议和约，循外交途径由中央与地方同时解决：（１）民国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中国外交部与俄国公使签订声明条件内开：“外蒙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２）民国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１日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俄国驻阿尔泰领
事库申科于承化寺（即沙拉苏美）签订中蒙临时停战军队驻扎界线条约，其第一条全文：“中国军队与喀尔喀军队，自此条约有效期内，均以阿尔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条约第八条内载的奎屯山起，东至江噶什，顺布尔根河至济尔噶朗河口，再东南经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凯，至哈尔根图阿满止为界，彼此不得越过界线，更不得彼此开仗。但驻在察汗通古一带的中国军队，于此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并声明：此条约系指双方驻军地点而言，与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疆界问题决无干涉。就在这个时期，俄国驻阿尔泰领事曾一度提出，说什么：“据科布多蒙古长官来信，深以布尔根疆界一节为不然，欲请划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为界。”这就可以看出帝俄侵占阿尔泰整个地区的野心，并未因签订了声明而终止。
幸次年（１９１４年）欧战发生，帝俄倾全力在西方作战，无暇东侵，到１９１７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遂使阿尔泰边界得以１０年无事。
当外蒙军队在帝俄怂恿下进侵阿尔泰时，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均系直隶北京，各自为政分治，鉴于形势孤危，经新疆都督杨增新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伊犁镇守使杨飞霞等多次协商后，于１９１４年将伊犁镇边使撤销，改为镇守使；１９１６年塔城参赞撤销，改为塔城道；１９１８年阿尔泰办事长官撤销，改为阿尔泰道，都归并入新疆剩２．外蒙古侵占阿尔泰领土的经过１９２３年（民国１２年）外蒙军进犯布尔根，掳去布尔根县佐，威胁当地蒙民归顺。
１９３３年（民国２２年）新疆多处发生变乱，外蒙乘此机会，又派兵越境窃据布尔根河县境。１９３５年我阿尔泰区行政长沙某（可能为沙力福汗）派秘书长满开与科布多行政长贡布在岳尔毛盖图会议，曾议定“以阿尔泰山正干分水岭为界，凡阿尔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属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属外蒙”。按此规定，所有乌梁达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尔根河，外蒙自应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城归还新疆，但科布多并不履行规定，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境推诿不还。
１９３８年（民国２７年）６月２０日外蒙科布多边卡军队忽进占本布图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尔齐克一带，强迫我边卡士兵撤退，我青河设治局局长郭永隆亲往本布图与外蒙边卡官才楞会晤，要求外蒙军队退出侵占的地方。才楞竟强词夺理地说：“本布图、也楞齐、哈尔齐哈图、哈拉巴尔齐克等地，均属外蒙地界，中国边卡部队现驻扎哈拉巴尔齐克等地，乃系属于外蒙地界，应请迅速撤退。”郭局长答称：“科布多与阿尔泰原
日交界，北至乌梁达坂，东北至门开海尔根雪山，系以阿尔泰正干分水岭为界，外蒙占据我布尔根县境不还，复又侵占至察汗河地带，实非善邻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边卡官才楞理屈词穷，乃说：“我系奉政府命令驻防边卡，不能商谈边界，应该双方电报政府，听候派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双方暂驻现时地点，不要冲突，以免违背双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驻本布图，华卡驻哈拉巴尔齐克）。”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军队全力戒备日本关东军，无暇侵略阿尔泰，我西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阿尔泰，得暂保全。
苏联１９４０年出版的地图，竟将阿尔泰山脉南面全部山岳地带分别划入苏联及外蒙版图，界线达于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数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瑞士、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的总和。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苏联政府是具有承袭帝俄企图侵占阿尔泰的政策。
第六章乌斯满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一块广大的领土，南北２２００公里，东西２５００余公里，面积达１６０多万平方公里。天山横亘其中，昆仑山雄峙于南，沙漠戈壁占地甚广。解放以前，全省人口是５００多万，包括１３个民族，计：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满、蒙、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吉克、俄罗斯、锡伯、达斡尔。其中维、哈、柯、塔、乌，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和塔吉克族亦信奉伊斯兰教。锡伯、达斡尔都是满族的分支。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约占全省人口７５％。其次为哈
萨克族，约有４０多万人，绝大多数住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区内。
新疆的哈萨克族人，除有小部分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或商业外，大部分是以游牧为主，仍然保存着一种部落制度。许多部落没有固定的住地，经常流动，在夏天喜欢住在山里，称为“夏窝子”，因为气候凉爽，水草茂盛，适宜于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到冬天便移居
低洼地带，称为“冬窝子”。这些哈萨克族部落，一般拥有许多牲畜，他们吃的多半是
牛羊肉，喝的是马奶或羊奶，正如古语所谓“以肉为食酪为浆”。现在多有以馕作为主
食的（馕是以面粉特制的，可以长期保存）。同时以牛、羊奶晒干制成的“奶疙瘩”，
也是一种富有营养和耐饱的食物。由于经常和自然界接触，加上吃的东西富有营养，所以一般人的体格很健壮，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喜狩猎，精射击，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战的人称为“巴图鲁”（英雄的意思）。
乌斯满生于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１９３７年起，他就反对盛世才的专政，起初只有７个伙伴，以后得到阿尔泰区多数哈族人的拥护。因他骁勇善战，而被称为“巴图鲁”。
盛世才曾几次派兵去剿他，由于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时得到外蒙的支援（一开始，外蒙曾援助过他，以后不知何故决裂了），盛世才消灭不了他。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爆发了伊犁事变，乌斯满参加了这一运动，到１９４５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相继脱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统治。１９４５年下半年三区的军队继续向精河、乌苏进攻。自９月３日起，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精河，伊方军队以重炮、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精河守军约一个师兵力全部覆灭，乌苏守军随即受到威力强大的攻击。至９月５日，乌苏被陷，守军大部分被歼灭。至此，三区军队一直推进到绥来的玛纳斯河的西岸，距省会迪化仅１４０多公里。同时对南疆更分路进攻，全省陷于动荡混乱中。
那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迭电向蒋介石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蒋介石接电后，甚为焦虑，即派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飞往迪化，指示他调查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张治中于９月１３日飞到迪化（那时我被派为驻新疆第九分校主任，与张同机飞迪）。１４日会见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他的意见，叶谢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张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代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叶谢也夫答应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助。张治中了解国民党在迪化兵力单薄，人心惶惶，除设法和平解决外，别无他途，遂电蒋介石建议通过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并于１６日离开迪化，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全文如下：据苏联驻伊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维民数人，自称是新疆暴动的人民代表，向该领事申请，并暗示希望俄国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维民在新疆占多数的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即塔城）、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的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的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经造成的局势。
国民党政府经过几度研商后，决定派张治中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会谈，并答复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张治中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由重庆飞到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 喀司莫夫。
这次谈判，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开始，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止，达成了初步协议，主要是关于改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组织办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纲领；第二阶段自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起至６月６日止，才达成最后协议。这一阶段的谈判，主要是关于三区民族部队的编组和驻地等问题。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１９４６年４月，张治中被派为西北行辕主任，我被派为西北行辕参谋长，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初，陶峙岳调西北行辕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原在新疆负军事、政治责任的朱绍良、郭寄峤、吴忠信等均另调他职，离开了新疆。
当时我们对于伊、塔、阿三区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乌斯满便于８月间派代表来迪化要求见张治中主席，张治中先叫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了解来意后，认为乌斯满是阿尔泰区专员，是伊犁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单独接见，恐怕引起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约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接见乌斯满的代表。这位代表当面交出乌斯满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条款签订后，阿尔泰区并没有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派人前来晋谒。其次，要求哈萨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尼木汗（当时担任财政厅长）、苏来满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对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解释。
第四，地方各项困难，请求救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是边防重要，请派军队进驻。
自和平条款签订和省政府改组以来，伊犁方面一直拒绝张治中派任何人进入三区，成为省府工作上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乌斯满的代表一来，使我们显然看出他们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们理解到阿合买提江等对三区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
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公开会见乌斯满的代表后，这位代表又向张派来负责招待他的人表示，说还有机密事，要单独向张主席报告，张又叫刘孟纯和他秘密会谈。据刘告诉我，这次会见，除谈了一些阿尔泰区的情况外，主要有两点：１．说苏联借口和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批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有将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把矿砂运走，乌斯满反对，想用武力将他们赶走；２．请求迅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入阿尔泰支援，并接济枪械弹药。
张治中召陶峙岳、刘孟纯和我商讨这个问题，我和刘孟纯均主张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尽可能接济乌斯满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必要物资，但不赞成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因距离过远，补给不易。至于苏联在那里开采钨矿一事，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慎重处理，反对乌斯满想用武力驱逐的意见。当时张治中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他又恐怕被伊方发觉，引起摩擦，使许多问题，不易商讨解决，因而他有些犹豫。最后，他指示先拨发乌斯满一些弹药及一些日用品等，交那代表带回去，并叫刘孟纯答复乌斯满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苏联派人开采富蕴钨矿问题，我们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但须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成功后再提。乌斯满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
第二，关于边卡部队问题，根据和平条款，是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边卡部队目前不能派遣。
乌斯满的代表得到答复，并领到一些弹药物资后，于８月２８日离开迪化回阿尔泰去。及至９月３日，乌斯满又派第二个代表来了，名字叫拉提甫，说是因第一次派来的代表出发后久无消息，所以再派他来，路上也没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这位拉提甫代表带来乌斯满的信件，比上次代表带来的更具体，其内容主要有：第一，请政府即派军队开入阿尔泰；第二，请政府接济枪支１０００枝到２０００枝；第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尔泰；第四，请省府将阿尔泰专区经费直接发给；第五，请省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