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温饱时代“中国梦”之历史底蕴与意识形态意义(上)
后温饱时代“中国梦”之历史底蕴与意识形态意义（上）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
一、百年中国梦与中国国情
“后温饱时代，中国梦的历史底蕴与意识形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当总书记了，他首先谈的是“中国梦”，他谈实现“中国梦”有三大路径，要坚持“三个必须”，因为后温饱时代，“中国梦”有“中国梦”的特定含义和要求，所以这一讲，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来分析，以国情分析为视角，有一个关键词和关键话我们必须强调，“人心依旧”的中国式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梦”是百年中国梦，曾经中国是世界泱泱大国，GDP也好，经济总量也好，世界影响也好，居世界老大，直到近代，我们才衰落下来，而且是衰落得很厉害、衰落得很惨，衰落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给中国几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觉和印象。（一）民国人的中国梦
我们在解放前，中国人就有“中国梦”，很多人早就在说“中国梦”，特别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11月1号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通知，发了400多份征集“中国梦”，征集“中国梦”的解答和说法。到当年12月5号为止，共收到了160余封答复信，1933年元旦节，《东方杂志》就刊登了收来的这160多封信，其中有244个梦，对“中国梦”有244种说法和表达，这里边还有一个插曲，当时的名人梁漱溟还有朱自清，他们因为某事行动太慢耽误了，过了截止日期之后才把他们所想的“中国梦”补寄过来，后来就来了个“梦想补遗”，这244个“中国梦”大多数是大学教授、作家、新闻记者等知识分子，如很出名的知名人士柳亚子先生、郑振铎、巴金、郁达夫、林语堂、邹韬奋、周作人、张君劢、周谷城、俞平伯、章乃器、茅盾、叶圣陶等，还有一些官吏、实业家、银行家，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严格来讲，他们当时讲的“中国梦”还不是劳苦大众的梦，他们就是一些知识分子。这200多个梦，144个人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么样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打比喻，林语堂只希望有一片小净土，不要打仗，这是他的中国梦。《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他是这样来描述他的中国梦的。“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
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可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那时候骂外国人洋鬼子都要受到惩罚。上海的租界门上有一个牌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说明中国人的地位低到何种地位了，所以他希望能让我们骂一次洋鬼子，就算中国梦了。
郁达夫是一个知名的大作家，他想中国人个个都不要钱，天下为公梦。柳亚子先生他的中国梦是没有民族阶级的大联邦，他做的是世界梦。周谷城是一个大历史学家，他的梦还实在，人人有机会用抽水马桶大便，他讲的是民国人的民生梦。
（二）中国的现代化之梦
所以，我们到现在境界比原来要高了，我们经过了解放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而且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中国梦”在十八大，以官方的名义，从总书记的口讲出来了，把中国人一百多年的梦想在新的世纪、新的阶段作出了新的尝试。用一句话来讲，中国梦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梦，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尽了欺凌，总是被人家打，割地赔款等，所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用两句话来讲是两大历史使命，第一，独立解放；第二，富民强国。这里要强调富民强国，因为报刊杂志大部分把强国放在前面，富民放在后面，而叫做强国富民，而现在应把它倒过来了，富民强国。解放初期，那时候生存都成问题，国家生存成问题，民族生存成问题，那时候我们首先要强调强国，到现在我们强调富民，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国，它的寓意很深，因为我们回过头来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苏联曾经是强国，但不富民，所以，最后苏联解体了，因为老百姓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是因为没有以民生为本。所以，我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我们要强调富民强国。
从历史上来讲，不是我们共产党追求中国梦，中国的先进人士，志士仁人，从一开始都在追求“中国梦”。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选择了“三民主义”，但最后失败了。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选择了中国特色式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主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独立解放，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当然，最大的遗憾是台湾问题没有解决好，留下了一个尾巴。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解决第二个任务，富民强国的任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现在则成了我们当代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行为的理论根据、理想都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为我们的感情提供了支撑，为我们的行为和政策提供了理由。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因为我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遇到了时空压缩的效应，我们采
取的是跨越式的发展，现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成绩前所未有，问题也前所未有。特别是问题纠结性前所未有，这就需要我们作意识形态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我们也要承受。因为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意识形态要作出妥善的解释，让人服气地解答，仅仅靠原来教科书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结合现实，结合新的发展，开拓新的理论。
这就跟我们的国情相关。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道路选择。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建国初期，我们要解决温饱问题。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选择的政策出现了一些误差。国际上遇到一些麻烦，人家围堵、封锁我们，国内在选择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倾向，特别是搞了“文化大革命”，温饱问题直到改革开放才解决。
那么什么叫后温饱时代？我们的温饱目的已经解决了，后温饱时代，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时代，也就是小康时代，我们从建设小康时代到要建成小康时代，这是我们后温饱时代的特定含义。“九二之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掀开了一股改革开放的新旋风、新浪潮，当时冲击最大的是海南岛的改革，房地产，改革推动了，但问题也出现不少，当时邓小平的弟弟就讲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已经很担忧，邓小平的弟弟讲：没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起来之后这些问题就好了。不愧为邓小平是更加伟大的一个战略思想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这是他当时说的。确实，到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进入了后温饱时代（小康时代），原来的发展模式现在遇到了瓶颈，劳力、资本、环境、能源的成本提高了，而我们的社会保障还不足，现在就像自行车一样，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所以新的中央领导提出“要保证7%到8%”，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的，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速度。
我们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要在“三个不变”的基础上来探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我们还要有一个忧患意识，必须把忧患意识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相结合，这从意识形态来解释，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时空压缩的双重效应，中国用30多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300多年道路。时空压缩与我们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得到了正面的效应，打比喻，30多年，我国经历了西方国家300多年经历的几次技术革命，包括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电子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所以，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个报告早就指出：中国人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代人完成的任务，这是一种时空压缩的正面效应。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了负面效应，把西方国家近300多年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问题，而他们用不同的阶段解决的这些问题，当我们在30多年后
的现在集中反映出来了。如农民失地的问题，当年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上期阶段，英国出现的“圈地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出现那么一种恶劣的状况、那么一种性质，但我们遇到的农民失地运动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还有是工人失业、社会失稳、结构失衡、生态失序，以复合型、压缩型的形式集中到了统一时空当中，使矛盾和问题十分尖锐和严峻，这是时空压缩的负面效应。
现在我们的改革为什么难？深水区也好，急转区也好，矛盾突发期也好，我们遇到了转型综合症，就像一个老人同时得的几种病，如得了心脏病又得了肝炎病，你吃肝炎的药，护肝的药，吃过头了，说不定就引发心脏病。你凡是心脏病的药吃过了，就引起肝功能的问题，就会使肝功能出问题，加重肝病。左也难，右也难，不是把西方的献策方案她过来就能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优化选择，同时遇到这些问题，怎么样来解释，给我们的感情找一个支撑，给我们的行为政策找一个理由，意识形态的建设，意识形态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工作又遇到新的难点。
二、五大中国式难题
（一）“利益铁藩篱”
这就有几大中国式的难题。打比喻，第一个中国式的难题，“利益铁藩篱”。去年12月，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利益固化的藩篱，有些学者称为“利益铁藩篱”，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就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再通过政策、通过税收，逐步来实现邓小平所设想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国的贫富差距、利益群体出现了分化。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出现了弱势群体，有弱势必有强势，没有强势，哪来的弱势呢？这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强势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它也形成的利益集团、利益群体，给执政党带来了新的困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法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改革的某些原本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被少数人所独占或多占，这些利益的藩篱呈现出刚性化的特点，其他人很难进入被少数人独占的利益领域。利益一旦被触及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和抵抗性。有些政策为什么出发点是好的？但一推出来，效果不好，是触犯了利益群体，触动了利益铁藩篱。所以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强调了结构改革，李克强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灵魂与利益，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
是相关联的。这些典型的利益藩篱既有传统资源性领域的藩篱，也有公共领域的藩篱，还有行政垄断领域的藩篱，也有行业监管领域的藩篱，这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寻租”都跟这些有关。
一方面，我们来看待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解答这些问题的出路。那十八大，特别是马上要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新一轮的改革，重点是要从结构、制度性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那意识形态要跟进，打比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关于公有制的问题，原来一些意识形态的传统的说法会有所调整，不然的话，每一个新政策一出，跟原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就会产生抵触，有些人会不理解，有些人会说怪话，有些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产生负面效应。
（二）“制度天花板”
中国式的难题之二，“制度天花板”。制度是解决长久、普遍、反复出现的问题，就不能靠个人的道德来解决，而要靠制度来解决，邓小平曾经在1980年8月28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讲过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制度改革才是根本的、全面的、全局性的。为什么提出制度天花板呢？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也得与时俱进。一个制度的生命力是有时效的，当它需要的时候，它产生了制度，这个制度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其功能消失殆尽，它就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那么，它就会失去其原有效应。有些制度出来后的一段时间发挥的效应是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其效应就开始起负面作用，所以，这就叫做制度天花板。
打比喻，从大的来讲，财税制度，改革开放最初的是让权放利，所以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我记得李鹏时代最大的特点是财政包乾，分灶吃饭，方方面面改革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善了，干部群众都热火朝天。但利益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导致了不平衡，90年代初，1993年、1994年，印象最深的是地方做大。我记得我当时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的时候，听过当时朱镕基总理的一个报告，他举一个例子，他讲他从广东来，到广东去要税，地方的税没有拨给中央，搞得中央运转不灵，连发工资、发奖金都问题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都运转不起来，那还得了，那说明有问题。所以，有些专家就写了一本《国家能力建设》的书，把世界上中央与地方的税制做了一些规律性的研究，中央该得多少税，地方该得多少税，怎么来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把一些经验总结出来，所以，朱镕基采取他们的意见，搞了一个“两税一制”，搞了一个国税局，搞了一个地税局，这样就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能力也越来越强，而且这些年来，特别是胡、温这一届解决了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包括农业税的减免、
社会和医疗保障，出现了新面貌。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财政包乾没有了，不像以前的财政包乾。两税制，中央把一些税拿到中央国税来了，那地方财权与事权就不对称，地方觉得运转不过来，就形成了土地财政，就靠卖土地，所以土地价越高，那财政就越好运转，所以中央要降房价，地方就想提房价，结果造成了利益矛盾，运转不过来。造成了中央意图与地方意图往往形成了对冲，中央一些政策很好，但一到实行起来就遇到了负面效应，这说明我们的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两税制，今后很可能也要进行新的挑战或结构性的改革，这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制度天花板。
从微观上来讲，也有个制度天花板的问题。打比喻，有些科技奖励制度，原本是为了科技人员更好地出成果，但由于这个制度，如《院士制度》，要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予他们地位与尊重，但制度会带来很多附加利益，如收入、住房、交通、医疗等方面的高收益，特别是项目，哪一个单位有一个院士，搞什么项目都容易了，没有院士的，那搞任何项目都挺难。制度的受益者就会长期地占有或终身地占有这种利益，就堵塞了后面的年轻人的发展道路与空间，这叫制度天花板。这种制度的方向与原来当初设计的初衷开始有点背离了，一段时间发挥了作用，但发挥一定作用之后，其负面效应就出来了，特别是一些大量的科学家当选院士之前，他就有行政职位，当选院士之后，他的事情就更多了，他的会也越多了，他的应酬也多了，反过来，他搞科研的机会和经历就更少了，这个制度反而影响了发挥他们的科技才能，这就说明制度天花板，是我们要正视的一个中国式难题。
还有集体土地所有制，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制度。为什么农民到现在还不是完全的市场主体，农民的财产还处于一个模糊阶段，如农民的房产，就完全不是属于他们的财产。为什么？他们的财产不能进入市场，他们的财产不能做抵押贷款，这些就影响了农民独立、完全的市场地位等，所以，我们今后的改革这方面要有所突破。因为城镇化涉及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和公共待遇、国民待遇，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调查。（三）社会流动的“堰塞湖”
第三个中国式的难题，社会流动的“堰塞湖”。堰塞湖这个概念是从汶川大地震以来，通过新闻联播反复播送才知道什么叫做“堰塞湖”，原来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不太明白什么叫做“堰塞湖”，现在明白了。社会流动的“堰塞湖”作为中国式难题之，它是一种比喻。为什么是一种比喻呢？流动。流动有两种，一种是上下流动，一种是横向流动。打比喻，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是很先进的，而且是很有功劳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它就起负面作用了。为什么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开创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先河。
为什么西方后面会有公务员制度？跟中国的官制是有相关的。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官制，其最大特点是上下流动，通过考试制度，一个平民考上了状元可以一步登天，上下流通有一条渠道，因为曾经中国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流动的“堰塞湖”，社会划分为严格的等级，九品中正制，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永远是平民。到了隋唐实行科举制以来，这个科举制使普通的老百姓有机会、有渠道进入上层，上层就有了社会最高统治阶层，它就有了新生的血液、新生动力，同时也使社会流动起来了，这是上下流动。
那么我们现在不是说还要搞科举制度，我们只是从中吸收一个原理，社会要发展，社会要有动力，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就必须有纵向的流动，还有横向的流动。现在纵向的流动在教育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横向的流动在户籍结构上也产生了一些传统的或新的阻碍。如教育，穷人的时候只能进三流大学国职业学校，只有富人和官人的孩子才有可能上名牌大学，这样就造成了流动“堰塞湖”。所以，有一个说法，职业教育简直就成了平民教育。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2012年12月，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的学生占到了总人数的82%，中西部的学生占了70%，父母亲为农民工的学生占了80%，这就有一个问题了，社会分层导致了上下流动的障碍。还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横向流动，这主要是户籍结构，城市公民待遇结构，国民待遇结构。像农民工，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这一代农民工很难再回到农村去了，为什么？他从高中一毕业就进入城市打工，再回去当普通的传统农民也是很难转换不过去的，但同时他也进入不了城市的主流社会，又很难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些问题就影响了社会的真正流动。
（四）特权“金钟罩、铁布衫和隐身衣”
第四个中国式的难题，VIP现象，有些专家学者称为特权金钟罩、铁布衫和隐身衣。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市场经济的一些资本权力的渗透，少数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特殊人，不管做什么，他们把特权看作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做什么，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想一路绿灯。在任何领域都追求VIP，VIP 是这些年来新出来的一种现象，打比喻，我一到飞机场去坐飞机，贵宾室VIP，待遇就不一样了，普通老百姓就很难有机会进去。当然，这是市场经济行为，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如果也这样的话，那会带来很大的负面问题，带来社会性的问题，隐形的特权往往是牺牲普通人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为代价、为前提的，有违公正和良心。什么叫做公正和良心？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个问题，社会公正是政府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