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中有真意——周作人、鲁迅同题散文《喝茶》赏析
换一种视角看鲁迅——读《周作人谈鲁迅》有感
换一种视角看鲁迅 ——读《周作人谈鲁迅》有感夜幕降落，华灯初上。 在每个星辰浩瀚落下点点星芒的夜晚，你是否曾刻意地拿出一晚闲暇的时光，关上手机、翻开书的扉页在一个阳光洒进市内的春风沉醉的午后，你是否曾陶醉在盎然的春意之中，用一本好书来开启一整年的生机焕发读书吧，一本好书会让你卸下尘世的烦俗，带你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姐姐的书架上看见了这本周作人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周作人谈鲁迅》。不知是命运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安排，安排我以这样的方式有认识了一次这位曾在文学史上绽放璀璨的大思想家。 此书从鲁迅的青年时代写起，通过兄弟间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别样的鲁迅。这本书中，鲁迅不再是那个一手点着雪茄、一手执着战笔的他，而是从更为亲切与近距离地层次上，从书里走了出来，穿过了时空来到了读者身边。你或许知道鲁迅精通古文学，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年少时期拓印古文本的狂热与执着；你或许知道鲁迅的三味书屋，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在遇见寿镜吾先生之前与周作人一起经历的私塾教育；你或许知道鲁迅曾留学日本弃医从文，但你未必知道鲁迅在日本期间专注于翻译德国的文学经典……这些都是教科书里不 会授予我们的鲁迅，是一个更平常更为真实与立体的鲁迅。
在中学时期，鲁迅先生的文章几乎是大多数学生的心头痛。这缘是先生的文章大多内涵深远，且其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十分犀利与露骨的。或许是自身也难以避免的阿Q 般的精神胜利法的缺陷，在读到《阿Q正传》、《孔乙己》这类文章时，我是带有一丝自愧的。回想起语文教科书中的周树人，就觉得这个言语带刺、嘴上横着扎人胡须、眉眼间带有一股凝重的先生好似在蔑视这个社会的一切，可是在其兄弟周作人的这本书中，我开始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迅哥儿”。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书中有一篇名为《鲁迅的笑》的文章，文章里记述了这么一回事情。在北大教学期间的某一堂课，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因为提及了林黛玉，便问同学们爱林黛玉不爱。学生们大抵都是爱的吧，从中又有一个学生反问了先生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直言不讳：“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先生是这样作答的：“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所以便可揣测当时先生应该是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的吧，周作人评判鲁迅先生当时给予了大家很多的亲切之感。由此又可以得知，即便我们通过一些存留下来的画像看到的鲁迅先生的形象多是不苟言笑的，又通过很多的有关他的文化论争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之辈，可却从这次的小插曲中感受到了鲁迅先生不同寻常的一面。卸下了战士的盾与矛，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该把他限定在一个框架之中，而应该通过更为全面的渠道与材料去认识
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形成
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形成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形成周氏散文风格有影响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影响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二是中庸调和的基本哲学思想；三是悲观乐生的趣味人生观和美学观及其对散文艺术的独特理解。核心是他的隐士性格，这是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散文叛徒隐士中庸趣味 周作人曾说：“戈尔特堡批评蔼里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里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其所言叛徒与隐士正是先生夫子自道，他把它们比作盘踞于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它们在那里指挥他的一切言行，有时流氓占了优势，便跟它们去彷徨，但是他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位，若即带位！［②］由此可见，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杂糅交融正是他复杂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叛徒性格使他的散文在早期能积极入世，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封建礼教，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张扬思想启蒙的大旗，致使早期散文呈现出“浮躁凌历”的不平淡之气，而他的隐士性格又使他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③］１９２８年以后，随着他的生活态度的变化，他的“思想益销沉耳”，他的散文更加崇尚
平淡、朴实的闲适的风格。而二者的相互消长，直接影响到他的散文风格由“浮躁凌厉”向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变化，尤其是隐士性格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个散文创作，即使是早期的“浮躁凌厉”之作也只是“论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见长”，较之于鲁迅锋利泼辣的文风，要显得平淡朴实而舒缓，因此，隐士性格是直接形成其一以贯之的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关键。 一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留住他。”［④］我们从周作人这段话中可以明白，隐逸思想大多出现在胸怀社会或政治理想的人身上，而这种人在经历了一阵动荡之后，对社会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而后才消极遁世，这就是中国式的隐士，与西方自救灵魂的隐逸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周作人的身上就具体表现为“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矛盾。 这种胸怀社会或政治思想而不得志的被迫隐者，一旦遇到足以展其志的客观条件时，他可以振奋起来，起一定的进步作用。早期的周作人怀着探寻富国强民之路的社会理想，“逃异地，走异路”，到南京求学，而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并掌握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富国强民，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贸易盛，工业兴“而精神萎缩”，仍不免有“坐致摧残”的危险。因此，他十分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注目于思想启蒙运动，举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伦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
浅析周作人散文风格
浅析周作人散文风格 前言 以往提到周作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其在政治上的偏离，直到上学期偶然借阅了钱理群所著《周作人》传，莫名的被这个追求平淡、孤独苦寞而又学识渊博的人所吸引。于是开始借阅其作品。觉得其散文也是别有味道。尤其喜欢他在“闭户读书”时期的作品。于是选择浅析其散文风格作为期末论文。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散文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对一直将其散文风格形容为“平淡”稍有疑义。 文章概要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研究周作人的散文风格。以往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都是“平淡冲和”，或者“平实冲淡”，但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赞同。打算先了解前人对其散文风格的看法，找到自己与前人观点的异同。通过分析周作人作品《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苍蝇》等所包含的丰富的意味及周作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分析，希望能以此证明，用“平淡冲和”来形容周作人的散文是不准确的。 正文 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研究 1、以金燕《灰色天空下的温暖一评周作人散文的创作风格》，孙艳平《论局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和刘春香《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作人散文中“平淡”、“冲淡”等艺术特征都给予充分言述。 2、吴仁援的《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则开篇便明确指出用“平淡”来总结归纳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质或者整体风格都是不准确的，认为“周作人散文中透溢弥漫出的是苦涩味、流氓态、人文性、平民化、浙东气，由此而形成的其散文的显著特征是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 3、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中所提到的：“平淡冲和”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到高度的形式。就现代的小品文成果上看，在“新小品”还没有成长，而“杂感文”不能算主要的小品文的时候，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史的发展上，我们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价的。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1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说起周作人，不得不先提一提他的兄弟鲁迅。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鲁迅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点篇目还是考试时候必出的考题。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是以辛辣讽刺批判的风格著称的，而他的弟弟周作人恰恰与其相反。可以讲兄弟二人都是文学改革浪涛中的先驱，但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比起鲁迅的凶狠周作人显得温和了许多。我们暂且撇开其在政治上错误的选择，单单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周作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为中国散文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并且首次引入了美文这一概念。本文，笔者就想围绕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部分人谈起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都会用上平和冲淡这四个字。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平淡的的确确是其最高的境界。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周作人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平和冲淡”了。周作人总是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这种平淡，在他的著作中是到处都找的到的。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还有〈北京的茶食〉中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而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尖锐。因此单纯的用“平和冲淡”来概括他散文的艺术特色也不是最为确切。就连他自己也不太认同自己真正做到了平和冲淡，在他《我的文章》中周作人是如此来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至于自己文风他只是觉得“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事实上，对现实的忧患，即使是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但是都不能使他做到真正的平和冲淡。对于《故乡的野菜》这样的纯散文来说，他在表面上的确是追求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他的精神寄托以及内心深处最最深刻的伤悲。一开始，他并没有用很浓烈的语句去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反而说自己对故乡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到了后面又流露了“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失望与伤感。显然他也没有忽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表现情绪的时候不那么张扬而已。就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文字很清新很脱俗，是一篇美文，但是事实上却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代偿，有着极其忧伤的情调。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悲剧人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
浅析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
浅析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周作人散文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过是在散文中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显示学识；也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苦涩难懂、令人费解；还有人说周作人曾做过汉奸，他的文章是反动文学……带着文学史及人们对周作人的种种评价，我怀着一种疑惑而又好奇的心理开始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徜徉在周作人所创造的文学氛围中，我对作品里的风俗人情开始着迷；走近周作人，我发现了一个独特而又优美的散文艺术境界。 正是在这种理智和情感的驱使下，我开始了对周作人小品散文艺术风格的探寻……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之一。其小品散文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对其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的文抄体是周作人散文独具的特色。其文抄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运用周氏独到的评点，达到了文我合一、物我两化的艺术境界。其次在其闲适艺术风格中所表现出的平和冲淡的意境迂回曲折的笔墨情趣和渗透于文章的淡淡的苦味。再次是周作人用特殊的笔调把读者引入其境的意境美和作品中流露出的平淡而有韵致的故乡情绪美。另外，周作人散文语言平实质朴，却不乏精炼，平实冷静中包含着幽默，也是其文章的一大特色。 (一)、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式的“文抄公”的文体。 周作人自幼饱学诗书，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加之他在留学日本时又广泛涉猎了外域文化。他能够对古今中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学养。周作人这种特殊的读书经历所形成的文学涵养，使其在文章中经常大段地抄引古书内容，使“文抄”成为其文章的一大特色。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对于周作人这类文抄体，许多人似乎很难接受。他们甚至认为周作人这类文章脱离现实，躲入书中以书本知识济文章，文中没有自己，其文抄只不过是显示其学识，给人故作高深之态，让人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面对此类批评，周作人很不以为然。对周作人而言，抄书并不比作文容易得多。 其一、“文抄”内容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周作人在写作实践中确实做到了“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在文抄中把知识与趣味融为一体，让读者在了解某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苦涩之味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苦涩之味 中文三班倪娟娟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笔者浅陋的谈谈对其散文的苦涩之味的感想。 周作人的著述博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心头住着Du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我对于两者都有些不舍，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周作人还说他自己是“叛徒”和“隐士”的合身。体现在创作中，就有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不痛的散文。而笔者通过阅读这两类文章，觉得有一共通之处：大多数文章的笔墨间隐含着淡淡的苦涩。这里两种风格虽然都贯穿于整个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中，但“平和冲淡”更能作为体现周作人散文的突出特点。“平和冲淡”是指具有“绅士鬼”精神的文学味浓郁的一些文章，大多创作于五四时期，取材来源于生活而远于现实，讲求趣味。这与周作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相同之处，更能反映他的气质和性格。这类文章中普遍隐含着苦涩之味。 周作人的散文提倡“为艺术”﹑“为人生”，反对一切文以载道的个人言志派，带有对旧文学的反抗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他的理想中的个人主义兼人道主义产生了动摇，对应于强大现实的不可触动，使他开始明白各种西方学说与思潮并不真正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他在《山中杂信一》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致奇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是他的矛盾，他无法将原本的人道主义与佛家道义良好的融合，更无法与他自己一直很推崇的西方学说糅合成一体。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平和冲淡，略微含有苦涩。在他的散文中，他贯用娓娓的语调絮谈，将知识﹑智慧﹑哲理﹑趣味﹑冷漠﹑敏感﹑苦涩都融入笔端呈现给我们。 周作人的散文深具苦涩之味。他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思想情感却实是忧愤抑郁的。他曾经说过：“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在《药味集·序》中，他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在这里他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周作人深受西方﹑日本文化的影响，有着启蒙思想的头脑冷静而理智，因此，当他无力地怀着悲哀的心看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运动不断地遭遇挫折和失败，他的信仰开始蒙上阴暗苦涩的影子。他的信仰是和五四反帝反封建时代精神一致的，他的《山中杂信六》中写道：“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吧！”对这些在中国仍然扎着根的“痼疾”，他亦是有心无力。 周作人深受尼采的世事轮回观的影响，“生存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并无意义和目的，但不可避免地轮回，无止境地化为虚无……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有时他陷于极端黯黑的宿命，认为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在重复他们的愚蠢和罪恶，万劫不复。“凭了他的理知，批评万物，终于归到只有自己，但是对于这唯一的自己也不能深信。”“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无不珍惜之意，觉得有些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种宿命观表达出了一种苦闷的孤寂感。《山中杂信二》中他说到：“但我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这是佛教思想中的博爱与现代革命思想的矛盾，一种难以调和的苦闷孤寂。
简论鲁迅与周作人散文的异同
姓名：曹佳培 班级：06级中文3班 学号：10220062200104 从《喝茶》看鲁迅晚期与周作人早期散文首先，必须要承认，虽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尊为散文大家，但是要从他们的文章中分离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鲁迅自不必说，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周作人的“美文”其实也很麻烦，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美文”的定义和实践出入都比较大。 幸好，兄弟二人终于还是有一些纯正的散文作品的，其中，就包括两人的同题文章《喝茶》。周作人的《喝茶》创作年代较早，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上，后收入《雨天的书》；鲁迅的《喝茶》原载于1933年10月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从创作年代不难看出，一则鲁迅的后期创作，一则周启明的早期文字，然而其实都是二人那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周作人的《喝茶》，是就喝茶谈“喝茶”，从徐志摩的讲“吃茶”起笔，进而推及日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此后即切入“喝茶”之本题，叙了一些地方喝茶的习惯。乍看都像是作者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鸡毛”、“蒜皮”，实则反应了作者平和淡雅、闲适舒畅的生活情趣，七十年来味醇耐读，经久不衰。《喝茶》一文的语言也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及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舒徐流畅。文中抒发了作者由“喝茶”引起的种种联想与感受，用富有生活情趣和知识魅力的铺叙，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取代了“平板呆滞”的空洞议论，流露出作者那种闲适、自由的心境和退隐、超脱的情感。 二、知识广博、文情并茂。作者前期的散文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喝茶》一文中，作者凭借博大精深的艺术功力，紧扣“茶”字，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汇聚笔端。无怪乎有人说，读“知堂小品犹如坐上特别快车，东南西北，一览无余”。 三、结构精巧、玲珑剔透。周作人说：“对于小品散文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及“无意思之意思”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及其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或是译介方面，都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关键字：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 考察“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它是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那些最辉煌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人和文坛精英人士的参与，写下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富有时代光彩和文化底蕴的一页，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一大人文奇观。本文就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之一——周作人，论述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周作人自从在日本留学时直到回国后的抗日战争前夕，从未间断过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早在1902年2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集子的首篇便是周作人译英国维尔特的（今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11年秋，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作人，在1913-1914年间，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章，这些文章或转述人类学派有关神话、传说、童话的解释，或直接引用人类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人类学派学术思想的巨大投影。这是他在日本接受西方人类学派等理论后从事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以近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潮为背景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标志。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热情地推捧儿童文学，发表过数十篇有关的理论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安徒生童话<十九>》（1918.6.发表时题为《安德森的十之九》）；《人的文学》：从重视人的问题出发，进而十分关注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12.12）提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作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孩子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认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并指出“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的生活满足丰富。” 1923年他发表了《关于儿童的书》，批评那种“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同时受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
周作人散文风格概说
周作人散文风格概说 首先注明一个问题：标题的概说指的是大概的说一说，是看了名家点评之后的大概总结，以及自己在读过其散文后的一点见解，本人学识浅薄，总不敢以大家之口吻对其进行概说，只能是大概说说而已！此该说不同于文学理论教程的概说。 一、有关周作人 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1967年去世。在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有过文学艺术上的辉煌，在现代散文创作的园圃中，其散文独树一帜，留下了一段永恒的烙印。 周作人是周树人（鲁迅）的二弟，故乡的老宅和三味书屋有他童年的身影和回忆，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以及它丰富的人间阅历，给了他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其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在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散文流派，时至今日仍可见到其延续的影响。 二、周作人散文风格特点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两大类型。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冲淡平和”两种不同的文学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各有自己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这两种风格，通过周作人的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来：“我从前曾经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 （一）、浮躁凌厉 浮躁凌厉这种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散文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也恰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许多评论家，往往是以满腔的热情，激愤的言辞，写出慷慨淋漓的话语，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字里行间充满着评判和感慨。 周作人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酣畅淋漓又亦庄亦谐。在讽刺军阀暴政中，利用了“幽默与反讽”的写作方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是一种极其含蓄却又极为辛辣的讽刺方法。另外，他在针砭“病态社会”和愚昧国民性的时候，也在含蓄的“绅士”中又不缺尖酸泼辣的一面。总之“浮躁凌厉”可以恰如其分的概括这种风格特点。（二）、冲淡平和 “冲淡平和”这一大特点大多是体现在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之中。有许多的代表作，如《自己的园地》和《故乡的野菜》等许多散文和小品文。他的文笔不是像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一种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方式。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给读者，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再来审视，这一类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了，甚至是以我个人见解是已经达到了中国现当代闲适散文的极致。 一种静心养性，平和冲淡的风格总是给人一种耳目清新，香甜酣畅的气息环绕周身，沁入心脾的感觉。不知该如何言语，只禁不住的拍手称奇。耐人寻味。 三、总结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