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朔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的社会根源

论王朔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的社会根源

刘琳

[摘要]：小说独特的读者群及其对小说的影响，是导致王朔小说的市民立场和媚俗倾向的原因之一。而中国传统对市民阶层和平民文化的歧视，正统势力对非正统势力的打压，采用积极的入世态度的知识分子与采用消极出世态度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文学性质观与文学价值观的偏颇以及由此引起的雅俗之争和对王朔小说内涵的误解，是导致王朔的作品被称为“痞子文学”的原因。

[关键词]：王朔、“痞子文学”、思想根源

毫无疑问王朔的文学作品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顽主》等作品不仅有相当可观的发行量，也多有被改编的电视剧。不仅使王朔其人家喻户晓，而且使王朔作品中的一些段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王朔的影响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范围当中广为流传。王朔虽然在普通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对王朔却一直不看好。出于误解，他们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没有获得过什么重要的来自官方的文学奖项。为什么王朔的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探讨。

一、小说独特的读者群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王朔的作品是一股新奇的风，吸引住了读者猎奇的眼球。他们从前看到了太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看到了太多的近乎神化的英雄伟人，看到了太多的负载着深沉与厚重的传统思想的“教义”文学，看到了太多的落后和先进的农村和农民。王朔的小说让他们眼前一亮。“他们”是文学作品最主要的读者群，不是衙门里的官僚和御用文人，不是讲台上专家学者，也不是田地里的耕稼农民。“他们”是广大城镇中的“市井小民”。其实从小说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来看，小说本来就是城市兴起和城市市民生活需要的产物。而它的发展部分是随着城市市民阶层的变化的兴趣和要求而逐步推进的。城市市民们对小说的爱好不外乎如下：既要神奇怪异，又要反映现实生活，既要庸俗有趣，又要发人深省。而它从产生到成熟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给城市市民提供一种娱乐方式，丰富他们的生活。《庄子.外物篇》所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最早提到“小说”的，小说在这里指的是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不是后来所说的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这里所说的小说被认为是始近于小说。琐屑之谈与道听途说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小说”之所以不是“大学”就在于它的庸俗。

一种文学体裁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其艺术手法的成熟，更关键的是在于有意识的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民间的广泛流传。魏晋南北朝，小说开始繁盛，但并不能把它称之为成熟的小说。唐传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与志怪小说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志怪小说的内容主要是鬼怪神异之事，唐传奇虽然也是写奇闻，但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第二，六朝人志怪是把怪异当成事实来记载，并不是有意识地创作小说。唐人写传奇，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第三，唐传奇在民间开始广泛的流传，“市人小说”等适应市民阶层的要求而兴起的文艺形式在当时非常流行。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在唐朝正是因为城市的兴起，才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文化，又有许多空闲时间的市民阶层，而这些市民阶层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催生了小说的兴起和发展的黄金阶段。然而，这个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唐朝以后至宋元明初，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低潮期。这固然与当时小说内容中的一些低级趣味有关，但也与市民阶层的兴趣爱好的变化有关。当时的小说形式已经不再适合市民的口味了，唐代变文等说唱文学的出现与繁荣，砸掉了许多小说创作者的饭碗。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小说创作者必须对小说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不仅是创作者的需要也是小说自身的需要。“话本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就说

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金瓶梅》与四大名著也是这一需要的产物。并且它们在某种角度上说对于市民娱乐欣赏口味的迎合在其创作上占有相当的成分。从清末至1979年在百余年间，因为各种革命的需要，小说成了一种主要的宣传工具。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各种迎合市民口味和出版市场的小说纷纷登场。因为这个时候看小说的主体还是普通市民。然而，从古至今这些小说鲜有被“正统”肯定的，王朔的小说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王朔在开始写作的时候，站在下层社会的市民立场对‘文革’以来虚伪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作了辛辣的讽刺，迎合了中国当代社会中骚动不安的社会情绪”，“90年代以后，在理想主义受到普遍唾弃的风气下，他的创作很快就暴露出媚俗倾向，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破坏力。”（李平《王朔专题辅导》）在许多人的眼里“市民立场”和“媚俗倾向”可以作为王朔创作前后两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正因为如此，导致王朔的小说与从古至今与它具有共同“基本特点”的小说一样不属于正统与主流范畴，与此相对，它是“痞子文学”。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对市民阶层和平民文化的歧视。

二、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对市民阶层和平民文化的歧视

近几十年来，许多人类学家和文化史专家倾向于对文化的二分法：诸如高文化与低文化，民间文化与古典文化，通俗文化和学者文化，可观察的(显性)文化与不可观察的(隐性)

文化……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文化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文化之说风行一时。[Robert Redfeild，Peasanni Sociey and Cultur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956)]所谓大传统文化，主要指上层士绅文化而言，注重形式表达，哲理思维，尚雅言，重礼仪，关注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等。小传统文化即民间世俗文化，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范畴，着重现实功利，厌弃理性思辨，关注生死祸福等。譬如宗教文化，大传统免不了“子曰”、“诗云”、“学道”、“参禅”之类的议论，进而考究源流派别，寻释教义经典，辩难性理人伦……小传统则往往不问流别宗派，甚或孔子、老子、释氏同祭，关怀的只是哪些神祗能保佑平安降福。所以，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依照最近史学界的二分法，又可谓之为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现象，我国著名巫傩史学家林河在其著名的《中国巫傩史》中提出这样两个概念：即上层的“圣贤文化”和下层的“平民文化”。他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的‘圣贤文化’是只占中国人口5%以下的‘文化人’的文化，下层的‘平民文化’才是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文盲半文盲’的文化。‘圣贤文化’在历史上为中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而平民的‘巫傩文化’则为中国培养了数不清的无名科学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建设者；文人的‘圣贤文化’有丰富的

经史子集，在历史上享尽荣华，无限风光，平民的‘巫傩文化’有无数的创造发明，在历史上却受尽冷落，默默无闻”。（《中国巫傩史》第5页）平民文化的主要特征为：蔑视礼法，轻贱皇权，重财轻德，享乐玩世，关注现实人生，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追求目标，热衷个体意识之实现及平等、公正的社会待遇；在行为上往往显露出解放思想的冲动，发展个性的要求和表现自我的欲望。王朔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浮出海面》的石岜，《顽主》中的于观，还是《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里的方言，《过把瘾就死》、《给我顶住》以及《痴人》中的“我”，甚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都具有上述的文化特征。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是社会和文化上的贵族，他们属于统治阶级或者附庸统治阶级，在社会等级上与市民阶层和平民文化相比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高人一等的感觉。并且他们在政治权利，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占有等势力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居高临下可以盛气临人。并且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必然的要维护文化的贵族和正统地位，对平民文化进行打压和排斥。打压和排斥的最好方法就是歧视。另外平民文化从主要特征看几乎颠覆了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的基本信念，必然要受到他们的带有怒气的歧视，成为他们眼中的“贱货”。王朔曾被誉为平民文化的“代言人”，他的遭遇与先代先贤相比没什么奇怪。

三、“正统”对“非正统”的打压

要成为“正统”、“主流”、“重要”的文体形式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迎合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对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上面。传统的儒学思想强调“入世”，而“入世”最主要的体现还是在“入仕”。其实，不管是“入世”还是“入仕”，它们最核心的思想是一致的--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入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儒家的理想。儒家成为了正统，历代的文人秉承着这一信条，他们努力贯彻和实行这一信条。他们与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默契和互相利用关系。入世之前，正统学说是他们的入世之道，他们利用各种文体作为他们学说的载体向统治者献媚。唐代科举考试有“行卷”、“温卷”的风气，应试的文人为了获得考官的赏识，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的文章，第一次送叫“行卷”，第二次送叫“温卷”，在这两类文章中就包括小说；而入世之后正统学说又成为了他们的执政之基，他们以儒家的思想为执政的基本思想和指导方针。当然，这不仅仅只是儒家的专利，其他的如法家等各家持“入世”思想的文人们都一样。于是，文人与统治者媾和，他们把“非正统”的思想看作是自己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对文学的评价上，采用了历史学上的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他们背插“正统”的大旗联手对“非正统”进行残酷的打压，或文攻，或武斗，在中国历史上上演着一出出的喜剧或悲剧。从秦朝的“焚书坑儒”，

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现当代文坛上的各种的文艺论争和文学运动风潮乃至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最大的影响是来源于宋代理学。宋代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在文学理论方面则强调“文以载道”。以描写神鬼异事或市井生活迎合市民阶层口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唐代盛行的传奇小说，在那帮“卫道士”看来是那么的不堪和粗鄙，而其中一些小说中的反封建和反传统的意味，更是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和恐惧，他们对这些东西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走上了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宋代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宋代理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占据着主导和统治地位。因而小说在宋元及明初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小说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跌到了低谷，正统文人们以写小说为耻。有的人因写了小说甚至被摘掉了牌位，从族谱中除名。在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井生活的繁荣，小说又开始兴起了。此时的小说已经与唐代的小说有了很大的区别，为了适应城市居民变化了的欣赏口味，它吸收和借鉴了许多话本的元素。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小说还因通过表现现实生活而带有了明显的时代政治特征。此时的文人们，不仅描写市井风月更要通过对此类事物的描写来表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而且寄寓自己对人民的同情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由此，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最高潮到来了。在这一时期诞生了《金瓶梅》、以及《三国

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四大名著。这实际上是走上了“文以载道”的路子。但是，毕竟它们的“道”不是统治阶级的“道”。这些书的命运却都是多厄的，堂堂四大名著，再加上《金瓶梅》统统被打上“诲淫诲盗”的标签而被列为禁书。而从19世纪晚期到1949年，文学大多扮演着为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想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充当政治传声筒的角色，小说也不能例外。这一时期，文学成为了宣传鼓动的有利武器，文人们利用文学作品来对敌人进行攻击或批判，以此来鼓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到了文化大革命情况就更加的恶化了，文学完全的成为了统治者发动政治运动和进行政治迫害的工具。王朔对那些假正经的所谓正统文人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们充满了反感，认为“文人一直自我标榜惯了，笔握在手，真理也像握在他手里，自命不凡，高雅惯了”。“人原本已经活得不易，够累了，你还把人往深层引，那不更累？”在王朔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某些文人们嘲讽的话语，如《顽主》中的“打个喷嚏，不也有人写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得了博士。”不仅如此，王朔对文人所传之道也极尽嘲讽。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我”和方方跟着吴迪与陈伟玲去他们所在的大学听演讲会。“演讲会的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内容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

整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后来一位先生讲了点关于爱情生活的话题，气氛才开始活跃一点，众皆偷笑，而“我”大笑，有点“过分”，陈伟玲不客气地说我：“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该好好听。”而方方则辱骂陈伟玲：“还他妈受教育呢，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因此，王朔的小说属于“非正统”。对于统治者与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人们来说没什么用处甚至有害，它当然要受到打压，它当然要被骂为“痞子文学”。

四、当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心态之争

其实，“正统”对“非正统”的打压，以及对王朔的文学作品的批判，在当代中国也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心态之争。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中，除了眼界和所学的内容有很大的改变和扩展外，他们与过去时代的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如宋代范仲淹标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建设型和忧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隐逸型和牢骚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生逢乱世或朝政腐败时期，他们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甚至故意和传统习俗作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蔑视礼教，视官场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飘摇于天地

之外”的“大人先生”(阮籍)。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也就相当于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积极入世”，一个是“消极出世”。王朔并非不关心社会，与此相反他始终注视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只不过，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失意者，这么说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他的的确确对“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社会情况进行过深入的观察和反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文革”以来的虚伪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进行辛辣的讽刺。他对当时的情况感到失望，但是他又无力改变这一现状，他甚至连进入政治旋涡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他只能是被迫边缘化，他放浪，他不羁，他鄙视传统，他所要的只是放松和快乐，他不想让那些烦人的虚妄的道德来让他感到约束，影响他的心情。但是他还想要真实与自然，只有真实和自然才不会让他整天戴着面具生存，才不会让他感觉到那么累，才会让他真正得到释放。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包含着这两种情结，而这两种情结又是相互连接，互为基础的。然而，大多数的人却只从中看到了前者。《顽主》是王朔“痞子文学”的代表，在《顽主》中，作者通过于观对父亲所说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别人看了吧？”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将他自己的父亲以至于整个父辈对他和下一代曾经进行的革命教育，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其主要的用意

和特点是采用调侃的方式来表达和宣泄自己对父辈们的不满。”这与第一类知识分子的宗旨是相背离的。于是，王朔便成为他们眼中不做君子而要冷眼看世界的痞子，他的作品成了“痞子文学”。然而他们却没有看见一个在传统道德统治下的社会中的青年人的痛苦与愤怒。他们保持着封建的父子关系的思想，没有感觉到在传统的不平等的父子关系下，道德上的权利丧失以及追求这种权利而不得所导致的当代青年人的痛苦。这其实是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和颠覆，是对不平等的父子关系的怒吼，是争取青年人道德权利的呐喊。

五、文学性质观与文学价值观的偏颇及其影响

不得不提到的是：当前主流的文学性质观与文学价值观跟千余年前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大学里比较通用的文学概论教材里对文学性质的界定仍然是：首先，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次，文学才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也就说明在学院派专家的意识里，社会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因而，在文学价值观上面他们更多的是采用与之相适宜的：文学的社会价值第一位，而文学的审美价值第二位。之后，再演化出，文学功能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功能，审美功能次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和感受，那就是不管分析什么样的作品，这个作品的思想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在许多场合,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价值几乎对这部作品的整体价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与千余年前的观念在本质上有

什么不同吗？说来说去还不是个“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吗？而文学的社会价值说白了也就是政治价值。《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它的奇并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在于曹雪芹在作品中用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手法产生的客观效果。几乎所有不同思想观念和政治派别的人在《红楼梦》中都可以发掘出对他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如同鲁迅所说：“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从《红楼梦》诞生开始，围绕这部书所发生的是是非非多得数不过来，几乎没有哪部作品敢与之媲美。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利用《红楼梦》作为载体来开展政治思想斗争。想想百年红学不过是“轮奸引起的纷争”，实在是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可气，可恨。并且这种价值的界定权利并不在普通的读者手中，而是在统治者手中，出于思想钳制或者意识形态控制等各种政治上的需要，这就难免出现偏颇。这种偏颇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评价体系。王朔的小说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可以说是缺乏社会价值的，他的小说的价值在一些人看来在于“它是一种大众精神消费品，一种娱乐工具。”王朔的小说真的就是这样的“贱货”吗？非也。道不同也。“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上，利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对同一事物也有不同的看法。王朔的小说被称之为“痞子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有失

偏颇的文学性质观与文学价值观指导下的偏颇的文学评价的结果。

六、雅文学与俗文学之争

在这样的文学价值观与文学批评之下，文化有了雅俗之分。历代汉治者、封建士大夫对雅与俗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雅文化，贬损俗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俗文化；但是，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从春秋末期的“先王之乐”与“郑卫之音”的争论，一直到清王朝的“花雅之争”，一以贯立的便是雅俗之争。郑玄的《<周礼>注》说：“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雅正、雅淡，意味着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处世哲学和人生修养；雅致、雅兴、雅怀等标志着文人生活的特色；而雅更成为儒家审美准则之一，士大夫的一切文化均标以“雅”字。平民百姓对文化则持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仅知道文化、娱乐、信仰与生命息息相关，能够抒发情怀，解除困惑。他们或歌或舞，出自快乐；或祈祷，或膜拜，发自心灵。虽然它们原始、粗糙，甚至怪异、荒诞，但它古朴、直率，较少伪善，直抒胸臆，自成体系，形成所谓的俗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雅俗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文艺史上的雅俗之争，这对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民间文艺同宫廷文艺的对立。当郑卫之地的“新产”兴起时，

便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雅俗之争。当时作为各方统治阶级的礼乐是“先王之声”，包括黄帝的《云门》，尧的《大咸》，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率》，周初的《大武》等统称为六代舞。此外还包括西周和春秋初期的祭祀之乐，即《大雅》和《颂》。以上统属“雅乐”，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郑卫之声”是春秋时期郑、卫地区的民歌，是当时各国民歌的代表，属于名副其实的俗文艺。从内容上讲，“先王之乐”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郑卫之声”则对此采取抵制态度，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以至于孔子在齐国听了演奏《韶》乐后，竟如痴如醉，三月不知肉味；对“郑卫之音”却疾恶如仇，要“放郑声，远侫人”。从此，褒雅贬俗成了儒家和历代帝王的基调，进而对俗乐进行歧视、压制，甚至严禁，这一政策一直沿续到明清。文人雅士、士大夫阶层对俗文化的鄙视，污蔑和压迫，使得重雅轻俗的传统偏见渗透进各个领域，影响了整个民族。在现代，褒雅贬俗的观念仍盘据在一些文人学者脑中，他们自视为无冕之王，坐于象牙塔内，以雅自居，鄙视俗人，而将俗文化搁置一旁少加理会。他们对当代王朔、王小波等人的文学作品的态度就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紧紧抓住王朔、王小波等作家在语言上因为过多的吸取民间市井的语言而导致的浅俗以及自己从他们的作品中读出的“痞气”大做文章。《顽主》中，于观面对父亲的责难为自己辩白时所说的：“我也

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的招谁惹谁了？非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了点吗？”就成了这帮“高雅的假正经”们的把柄。他们把王朔等人的作品划归俗文化行列，以偏概全、自以为是地把他们的文章贬低得一无是处。（注意：笔者在此并没有对王朔或王小波的作品是雅是俗做出界定，只是顺他人思路就事论事。）俗文化的命运犹如后妈的孩子被赶出大雅之堂，流浪于民间，混迹于酒肆街巷。但是，俗文化由于植根于民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封建统治者面时将其视为毒蛇猛兽，横加摧残，俗文化仍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俗文化以其勃勃生机，昂然挺立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同雅文化一起，构筑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大厦。文化的发展自有其遵循的客观规律，统治阶级、文人雅士概莫能外。雅文化不仅同俗文化相依相存、相互包含，而且雅文化如果不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便无从产生，更不能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俗文化是一切雅文化的孕育之母，无论是经学、文学，还是神学。雅文学是吸取俗文学的乳汁长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乳养亲缘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雅文学中的不少精品源起于古代的民歌民谣，经雅人的收集、删订、编纂升格而成，如《诗经》、《楚辞》等；其二，雅文学的不少文体如近体诗、宋词等无不萌生于民间；其三，文人雅士无不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汲

取生活内容、语言内容，文化史中不时也有俗文学的作家写出影响广远的传世之作，雅文学便招为同类，雅文学之所以能取得千秋万代称誉的辉煌，“间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俗文学便是其“源头活水”。雅与俗并不是极端的对立，而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与融合。因而我们便不能简单浅薄地采取一种对所谓的“雅”文学就尊重，对所谓的“俗”文学就鄙视的态度。并且，我们不仅要看到雅俗之争的表面，还要看到其实质。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雅俗之争在早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诗文”被奉为雅文学的代表，而像词、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却多被视为“俗文学”，然而经过多年的演变，经过历代文人的努力之后，原来被认为是俗文学的词、小说、戏剧却都被看作了雅文学的基本形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经过思考我们不难发现，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其内容上，在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上。简而言之就是上面所说的道，雅文学所承载的是正统的统治阶级的道，而俗文学所承载的是非正统的被统治阶级的道。依“道”而“名”，被“名”为痞子文学的王朔的小说，注定要被抛进俗文学的历史黑洞，被人鄙视受人践踏。

七、对王朔小说内涵的误解

在许多人眼中，王朔的小说宣扬着一种玩世不恭和游戏人间的消极生活态度。并且，在别人对他进行驳斥甚至漫骂

之后，他并没有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而是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说出了“我是流氓我怕谁”，“别把我当人看”等等类似的话语，这就更加深了别人的误解甚至是故意的对抗。别人故意把他当成是一个痞子。其实，王朔并非没有价值追求。他在价值层面可以说是严肃的。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揭示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而在思想层面上王朔的小说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对传统意识的颠覆。如：《我是你爸爸》中的父子关系就是典型代表。书中的父子关系不再是传统的“父为子纲”式的机械而冷漠，父与子的关系，就像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的紧密而亲切。《过把瘾就死》中的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那种彻彻底底近乎疯狂的爱等等也是如此。对传统意识的颠覆意味着这是一种全新的意识。而一种全新的意识的被接受的道路总是崎岖不平的，其过程是跌宕反复的。其间总会一些误解，甚至是故意的曲解，总会有一些障碍，总会受到旧势力的反抗和打压。王朔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直白白的喊着口号去的，他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以一种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没有多少

人能读出他的小说里渗透着的悲伤，没有人能从他的小说中读懂什么叫做真诚。他对传统意识的部分颠覆，也使得他遭到了传统势力，正统势力的打压。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精神。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向往、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以及对真实和自由的渴望视而不见”。（葛红兵《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因而，王朔在现在这个时代在学院派专家的眼中是个痞子，在正统的世界他孑孑的身影显得那样的孤独。与此同时，王朔笔下总是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们不是伟人，不是英雄，也不是社会中的贵族，他们只是一些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但是，他们是脚踏大地的人，他们生活在“生活”之中，王朔正是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关心的是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底层，被这个世界压迫，有些失措，有些虚无，有些百无聊赖、不知所以，但是真诚、热切、善良的人。王朔的笔触在嘲讽和讥笑中包含着深切的同情，例如他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等，无不如此--这些都是小人物的生存悲剧故事，写得非常感伤，作者是让人含着泪笑的。因此，在许多认同王朔的人的眼里“痞子”

并不是字典里面所解释的流氓恶棍，他们认为“痞子”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看似不正经，但却显得真诚真实。他们用这样几个词来形容痞子的特点：不正经、随意、无奈、真实。可以这样说，王朔是继承和发扬了俄国文学在19世纪开创的小人物传统、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精神内涵的一致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相当的思想艺术价值。

施蛰存在晚年仍旧关注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向，作出非常冷静理性和具有说服力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青年学者讨论“重写文学史”问题。施蛰存敏感地加以思辨道：“‘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对于那时出现的关于纯文学、严肃文学与垃圾文学、痞子文学的争议，施蛰存以新文学运动为例，认为，“今天的垃圾文学、痞子文学，有绝大可能成为明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当然不是全部都有此资格。它们中间，还必须经过一次考验：人民的筛选，时代的筛选。至于今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我看还是承认老朽，逊位让贤为妙。喋喋不休，无补于回天。”这些中肯的话，折射出他思路敏捷、讲究实际的治学风范。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想呢？

[参考文献]：姜书阁《中国文学史四十讲》.M.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