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妆、催妆诗、催妆词——婚仪民俗文化研究
催妆·催妆诗·催妆词季刊
—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三李晖
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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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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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摹
浩瀚的唐代诗海中,蕴藏着以“催妆”为题的篇章,尽管它在“诗海”占
据的“股份”甚小,但表现得却风采不凡。请看徐安期的这首《催妆》诗:
传闻烛下调红粉,明镜台前别作春;
不须满面浑壮却,留着双眉待画人。
细品诗句,可知这里描绘的所“催”的对象,是位女子。她夜晚“烛下”在
“明镜台前”,调着胭脂红粉在妆扮自己。一个“春”字,既显露出年轻女子的
妙龄,又象征她有着春光一样的丽容美貌。“催”的方式也是别出心裁,不是
粗鲁地呼唤,而是婉言地相劝:不要把“满面浑妆”了,得“留着双眉”、以待
“画人”去画。汉代张敞为妻画眉典故的借用,更增添了诗中意境的耐人寻
味。
交融的情意,深邃的内涵,不得不令你联想翩翩,激发起对这种民俗事
象的起因、兴盛、发展、演变,来一番深层次的追根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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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催妆”,作为一种婚俗,更作为“亲迎”婚礼的组成部分,起因是复
杂的。它至迟始自西周。
“催妆”诗,是来自“催妆”俗,徐安期诗中“张敞画眉”故事的借用,说明
“催妆”是缔婚程序的一种风俗。“妆”者,是新娘,“催”者,是新郎。“作春”(化妆)的时刻,是在临别之夕,“别”的是新娘离别父母和原有家族。因此推
断,“催妆诗”是作于新郎去女家亲自迎娶新娘的时分。因此,寻求“催妆”源157头,必先得弄清新郎去女家迎娶新娘的风俗。
明人吕坤《四礼疑》中云:“催妆,告亲迎也”。1明白告知“催妆”是“亲
迎”中的一项内容。而“亲迎”,则一向是传统缔结婚姻的“六礼”之一。《仪礼·
士昏礼》所订的缔婚六项礼仪制度,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
期、亲迎。“亲迎”是缔婚的最后一项礼仪。而《仪礼》,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制的汇编”。o可以说,春秋战国是“亲迎”礼制的形成期,大抵“催妆”一
俗也就结伴而生了。
然而,“礼”往往产生于“俗”,即民间的风俗,往往是上层礼制的源泉。
《诗经·大明》篇中,有“文定厥祥,亲迎于渭”的记述。“大明”,是周公训导
周成王的诗章,是在告诉成王:当年的周文王,在与萃国的大拟缔婚时,即
是依据大礼,在吉日里亲自到渭河之边去迎娶新娘的,还专门为此造了渡
河的船。?众所周知,《诗经》反映的是“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
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社会生活”,?而“大明”诗中记述的则是周武王的
父亲、西周建国的奠基者周文王的故事。进一步说,周文王“亲迎”大拟的行为,也不是他的发明,应该是早于文王或于文王同时期的民间。完全有理由
说,“亲迎”至迟起于西周的初期,“催妆”既然是“亲迎”中的组成部分,它的
起始当然也早不过这个年代。新娘的妆扮,是因为她马上得去男家举行婚
配,之所以要新郎“催”,是企图借此行为,一是表达新娘对这桩婚事及女子
出嫁到男家落户这一婚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人类的婚姻随着历史的进
程,从以女子为中心到男性为主宰的转变,从“从妻居”到“从夫居”的转型,
标志着母权的沦丧。正如恩格斯论断的那样:“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采用一切手段,表达要挽回这种“失败”、
恢复早已失去的权利的愿望,表达对现存婚制的反抗,哪怕这种反抗手段
是软弱的甚至象征性的;二是反映出嫁女对婚后生活的恐惧心理。奴隶制
实行的是买卖婚,封建社会的聘娶婚,实质上也是一种变形的买卖婚。汉族
是这样,少数民族大多数也是这样,像建国前的洛巴族,即是“女子成了商
品,在出嫁之前,女子就像准备出卖的牲畜一样,定好了价格。”?丈夫与公
婆对买来的妻子或儿媳,拥有绝对的处置权,稍有不慎,女子就会被遗弃,
而且这种“遗弃”的行为,有正而八经地“七出”礼制作保护。由于对婚后生
活的“未知”,出嫁女通过“催妆”一俗,盼望能在婚后得到新郎的卫护;再
说,出嫁女一旦换了“新妆”,即标志着她人生重要阶段的转换:天真烂漫、
自由自在处女生活结束,将接受一个陌生家庭、丈夫的驱使。“催妆”的本
身,就饱含着出嫁女对抚育其成人的父母之恩的眷恋,对终日相熟的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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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生活的留恋,对青梅竹马之辈友谊的难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出嫁女
的妆扮需要男人去“催”的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催妆”风俗的起因,是来自古代的掠夺婚制。因为“早
期型之嫁娶方式,以掠夺婚开其端’,?。掠夺婚的行为,决定了古代婚礼只能
在夜晚举行完毕,天一破晓,“掠夺”行为即宣告失败。“被掠夺者”,以故拖
延扮妆时间,促使婚事的失败,而“掠夺者”则以“催妆”的手段,来达到婚事
的缔成。这种论断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可信的。“掠夺婚”作为一个婚
制,已成为历史,因此种婚制而起的“催妆”风俗,从它诞生那天起,即在社
会的各阶层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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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口一ms二、“催妆”在唐以前已得到相当长时间发展。尤其在北朝,已成为多民族婚嫁中的共行之俗。
含答
伴随着六礼婚制中“亲迎”而出现和形成的“催妆”,经过秦、汉、魏、晋
的广播,至南北朝时,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北朝地域,在少数民
族为主体的政权下,“催妆”成为多民族共同遵循的一种婚姻风俗。唐朝时‘
段成式,在《酉阳杂姐》里,对此事曾有这样的记载:
北方(朝)婚礼,必用青布慢为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
妇,夫家百余人挟车(至女家),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
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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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其中的北
魏、东魏、西魏、北周四政权,均为鲜卑族所创建,代之东魏而建北齐王朝的
高欢、高洋父子,也是自祖辈“徙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遂习鲜
卑风俗”。á而鲜卑族开创的北魏政权,在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
年)即统一了整个北部中国。鲜卑族是喜爱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北魏孝文
帝将主宰政权的鲜卑族的拓跋氏,改称汉族的“元”姓,(故历史上有元魏之
称),同时也在兼容、传承中原汉族的风俗。从段成式的《酉阳杂姐》记载可
以测定:北朝时期的整个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鲜卑族抑或其他少数民
族,在婚嫁风俗中均行“催妆”。
《酉阳杂姐》里的这段文字,还告诉人们:北朝人的“催妆”是“迎新妇”
的内容,也就是“亲迎”的组成部分,是“夫家百余人挟车”去进行。“百余人”159同行一事,可见声势之大;“催”的形式,是百余人“俱呼”,呼词是:“新妇子, 催出来”!而且是“其声不绝”,直至新妇“登”上夫家“挟”来的车子,才告停止。声止,方标志着“催妆”的结束。从中可以悟出:所“催”的新妇,此时并不
一定在妆扮之中。不管她在做什么,也得把她“催”出来,否则婚礼过程就不
算完成;百余人的“俱呼”,气势虽大,但“其声不绝”地反复“呼”着一句话,
未免给人一种单调、粗鲁的感觉。换句话说,即是这种行为中的文化含量太
少。说明,直至整个北朝时期,“催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尚处于低水准的
初级阶段。
为“催妆”这一民俗增添文化韵味、出品升级、提高档次的,那还是在政
治强大、经济发展、文风昌盛的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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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催妆诗”的出现,为“催妆”形式的展示开拓了新天地。“催妆
诗”在文坛,呈现缤纷景象。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姐》记述北朝“催妆”风俗,又说“今之催妆,是也”,
这就点明唐朝人的“催妆”,是对北朝婚俗的继承。但是强大、统一的大唐王
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处于割据、分裂条件下的南北朝不能比拟
的,故唐人对“催妆”婚俗,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创新”的表现,是“催妆诗”
的出现。正如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云:“唐人成婚之夕,有催妆诗。”公清
人袁枚《随园诗话》亦云:“北齐婚礼,设青庐,夫家领百余人,挟车子,呼新
妇,催出来。唐因之,有催妆诗。’,à唐人“因之”的是“催妆”婚俗,“催妆诗”则是“因之”中的创造,是婚姻仪式中的一种进步。
现存的唐人“催妆诗”多散见于浩瀚的唐代诗歌、繁杂的史料笔记以及
敦煌石窟写卷中。比如敦煌写卷三二五二号中,即有题为《催妆》的诗两首,
句里有二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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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宵织女降人间,对镜匀妆计己口;
自有天桃花茜口,不须脂粉污容颜。
两心他自早相知,一过遮阂故作迟;
更转只愁奔月兔,情来不要画娥眉。
敦煌研究学者高国藩先生,认为这两首“催妆诗”,“则为敦煌民间之首FOKLLORsmCT口 ms
160见”。。诗中“不须脂粉污容颜”的铺陈,反衬出新妇质丽貌美之非凡,“奔月
兔”、“早相知”、“故作迟”的使用,把一位梳妆中新妇的神态、心态点拨得剔
亮透明、万般情趣。可惜的是,好诗并没有留下诗人的名字。
从整体来说,“催妆诗”在全部唐诗的数量中所占的“股份”并不大,但
大多数写得都清新、出奇、妙趣横生。这里不妨再录下几首。先来欣赏德宗
贞元状元卢储的《催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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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鹰凤下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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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头”(状元),不用说指的是新郎、是卢储,诗句中让人迷惑的是他这
个“状头”,不是考的,而是“第一仙人许”的。精彩的诗句里,蕴藏着一个美
丽动人的故事: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李翱出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刺史。一天,
书生卢储前来投卷,希望能得到这位有名的刺史举荐,以便登科及第。恰逢
要外出视事,李翱就随手将卢卷搁置几案。年至及笋的李家长女,在父亲外
出期间闲步铃阁,得见卢卷,立即为卢储的精美诗文所倾倒,读了四遍之
后,仍不愿释手,并对脾女说了句评赞话:“此人必为状头!”。李翱归来,深
异女儿对卢储的称颂,当他细品卢卷之后,亦顿觉惊奇,立刻“令宾佐至邮
舍,(将此事)具白于卢(储),(并决定)选以为婿。卢储谦让久之,终不却其
意”。第二年,卢储人京赶考,果然是中了状元。卢储径赴庐州,即成嘉礼。
亲迎之夕,兴奋之中,写下了这首“催妆诗”,用“第一仙人”来美誉自己才貌
双全的智慧新娘。故事与诗,均传为佳话。。
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进士陆畅,刚人秘书省,正碰上宪宗皇帝妹
妹云安公主下嫁南川郡王刘昌之子刘士径,亲迎之夕,陆畅奉皇帝诏书,作
了两首“催妆诗”,题名为《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诗云:
民俗研究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踢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161诗中既用了“天母亲调粉,’(“天母”,即皇太后,宪宗皇帝与云安公主的
母亲),又用了“日兄怜赐花,’(“日兄”,即当朝天子宪宗,云安的兄长),衬托
出“云安公主贵”的尊崇地位。同时,诗中还告诉人们,唐朝的“催妆”内容尚
有“催铺帐”、“设障车”(关于这两项婚俗,笔者另有专题研究);“借问妆成
未?东方欲晓霞”,仅10个字,既表达婚礼完成时间的紧迫,又不失对公主的
尊敬之意。难怪有人把它说成“是一首标准的催妆诗。’,。陆畅除“奉诏”而作之外,还有《云安公主出降杂咏催妆二首》。
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进士黄滔,《催妆诗》作得也是风韵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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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迎尘南郡来,莫将芳意更迟回;
虽言天上光阴别,且被人间更漏催。
烟树迥垂连蒂杏,采童交捧合欢杯;
吹萧不是神仙曲,争引秦峨下凤台。
“北府迎”、“南郡来”、“连蒂杏”、“合欢杯”、“神仙曲”、“秦娥女”,诸多辞令、美景,将“天上”、“人间”情景交融,合为一体,真不愧为神采之笔。“吹箫
不是神仙曲,争引秦娥下凤台”,“争引”两字,把亲迎队伍的急切心情表达得
维妙维肖。
创建大唐王朝的李氏家族,出于陇西“蕃姓”,婚姻虽重姓氏,但毕竟受
中原封建礼制的制约较少,以至出现“唐固出夷狄,不足语于礼法”的诸多现
象,其中之一就是风行再嫁。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顺宗等皇帝的女儿(公主),均有再嫁行为,而且是“三嫁者甚多”。。上行下效,以
致再嫁之风,弥行全国,引起饱读封建礼制之书士人的强烈不满,宪宗元和
初年,对那些“达官中外之亲重婚者”,即有“先涉漆消之讥”。更有利用“催
妆诗”来宣泄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情绪:
一次,翰林学士张仲素和出身皇家宗室的宰相李程,应邀为一达官婚娶
做滨相,参加了“亲迎”队伍,而新娘则是贵门的再嫁女。当女家向“亲迎”队
伍索要“催妆诗”时,“长于作诗,所作多警句,尤精乐府”的张仲素,立马吟
朗出这样两句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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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耕余草木,禹凿旧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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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以“舜”和“禹”,比喻婚娶之家的身份之高;而以“余草木”和“旧山川”, 来讥讽所娶新娘是位再嫁女。“久之乃悟”的宰相李程,偏偏又在呼叫:“张
九(九仲素排行第九),张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引起婚礼场面上的“群客
大笑”。演出了“亲迎”队伍中的滑稽戏。
唐代才子贾岛,也有“催妆”作品,题为《友人婚杨氏催妆》,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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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
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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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主题是在赞美新娘杨氏,说她是水中“芙蓉”,可“阳台”一词的应
用,又含有讥讽之意味,暗喻新娘是“高唐神女”,出身的不正派。那么,“友
人”新郎不就成了楚襄王了嘛!戏谑、讥讽的“催妆诗”,在同类诗歌中实在是
不少!
综观唐代“催妆”诗章,大致呈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催妆诗”是缔婚男
方“亲迎”队伍所为。写诗的,是一人;朗诵的,则是众人;第二,写“催妆诗”
的,可以是新郎,如卢储,也可以是滨相,如张仲素、贾岛;更有奉诏而行的,
如陆畅;第三,“催妆诗”的形式,可采七绝,如徐安期、卢储、黄滔;亦可用五
律,如陆畅、张仲素;第四,“催妆诗”的内容,多以新娘的容貌赞美为主旨,又
多以人间、神间的美物来比喻,如用“夭桃”、“芙蓉”、“秦娥”、“莺凤”、“奔月兔”、“第一仙人”等。正因此“主旨”引来“女家索要催妆诗”的风俗;第五, “催妆诗”表达的,是时间之紧促。因为婚礼必须在夜间完成,故多用“人间
更漏催”、“东方欲晓霞”、“早教”、“争引”诸词句。
从宪宗皇帝为妹妹云安公主出嫁,诏命陆畅作《催妆诗》一事,可见此俗
已经是“上至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了。德宗皇帝在前曾诏令有司整顿
“古礼今仪”,当时的朝廷礼仪使颜真卿特呈《更定婚礼奏》,要求在婚礼中
“并请停障车、下婿、却扇等”;对婚礼之夕的声乐,“亦请禁断”;对婚礼中
“相见行礼,设以毡帐”,认为“此乃元魏弯庐之制”,必须改为“于堂室中置帐”,。作为“催妆”内容,唯独不“请停”或“禁断”的,就是“催妆诗”。这里的奥妙,大概:一是“催妆”仪式属于古礼的附属物,因为它是伴随着亲迎婚礼
出现的;二则是唐代出现、唐代兴盛的“催妆诗”,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现象,成为大唐文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四、宋代开始出现了“催妆词”。宋、元、明、清“催妆”风俗绵延不断。传163承中既有进化也有退化。
大唐以后,“催妆”风俗依然在传承,专记北宋京师洋梁(今河南开封市)
时俗的《东京梦华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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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妆冠被花粉。……
至迎娶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女家管
待迎客,与之采缎。作乐催妆上车。。
记述南宋时代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风情的《梦粱录》,更有如此记录:
(婚礼)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稍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
花粉盈、洗项、画彩钱果之类……至亲迎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
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
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雇借官私妓女乘马,
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娶新
人,其女家以酒礼款待……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催
促登车。@
同时,无论北宋还是南宋,也无论是贫民还是达官,“儿女合叠之夕”:赋诗催
妆(已)为常礼”。@
宋朝时,因“催妆”引起的趣事也不少。比如徽宗宣和年间,毗陵(今江
苏常州市)有位姓成的省官,貌丑且多髯,原妻已去,只得再娶,亲迎之夕,岳
母惊其丑陋,大呼:“我女如菩萨,乃嫁一麻胡!”并命其作“催妆诗”以验其
能。成乃操笔,立马成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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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床两好世间无,好女如何得好夫?
高卷朱帘明点烛,试教菩萨看麻胡。公
如此“催妆诗”,真叫人啼笑难嚓!
北宋尤其是南宋时“催妆”,在传承中有了不少的变化。其一是,唐和唐
之前新娘的妆扮物品,全由女家自备,连公主出嫁,也都是“天母调粉”、“日
兄赐花”,而宋代,妆品全由男家提供,还得在婚礼“先三日”、“先一日”或“是FO尸K尸ORmSTCO一ms
164日早”,把这些“催妆品”送至女家;其二是,唐代尤其是唐中期后,催妆禁“声乐”,而宋代则是由“乐官作乐催妆”,而且又有“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
同时出现“迎花檐子”以轿代车的现象。这些风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宋
代“催妆”现象中,最为创新的是“催妆词”的出现。这从宋人吕渭老《圣求词好事近》的“彩幅自题新诗,作催妆佳阅”词句中,即可得到证实。而且是“催
妆诗”、“催妆词”并行。还有,咏吟这些诗词“催妆”的,也不再是新郎和“亲迎”队伍里的那些滨相们,而变成“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咎
这种“催妆”过程中的人、事、诗之间的分离,让人感觉到在男女双方及双方
家庭情感交流上,不能说不是一种退步。
宋之后,“催妆”诗词的创作,更与“催妆”的现实环境“脱钩”,“文人集中
‘
催妆’诗词,类为应酬之作,非必成于成婚之夕”了。。明朝人吕坤,在他的
《四礼疑》中写道:“催妆,告亲迎也。……此可代请期之礼。近世用果酒二
席,大红衣裳一套,脂粉一包,巾栉二面,先迎亲一日早,女槟二人以车往(女
家),先回,薄暮婿往。”这样就造成了“请期”、“亲迎”婚礼与“催妆”婚俗的
混淆;以“催妆”之俗,代之为“请期之礼”,并将其全部物质化,较之唐代甚至
唐代之前,它都是文明程度上的大倒退。
明、清时代,“催妆”婚俗,“进”人了传奇与戏剧。如明人叶宪祖《莺镜记
·
廷献》有:“飞仙幸许效鹅鹅,走马催妆彩笔拈”;明末清初人孔尚任《桃花扇·传歌》有“缠头掷锦,携手倾杯,催妆艳句,迎婚油壁”;清人李渔《怜香伴
·
婚始》更有:“催妆诗已去了,叫家童,今日张相公要送亲上门,准备酒筵伺
候。”从这些描绘中,既可以看出“催妆”风俗流行的广泛,另一方面也可以
看出,此时的“催妆”早已“走味”,远离了原本的母体情慷。诚如李渔所述
“催妆诗”,不须“亲迎”时新郎所撰,也不要“亲迎”时滨相们集体吟诵,不管是什么人来作,把它送到女家就行了,女家收到“催妆诗”,就得将出嫁女“送
亲上门”。“催妆诗”原本所体现的环境、心境、意境,几乎全部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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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催妆”婚俗,至今仍在部分地区风行。对于古俗的传演,应十分注
意体现它的文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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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流至20世纪,“催妆”一俗,行风未减。据胡朴安民国期间编
撰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几乎中国境内各民族,依然传承着这一古老风
俗。比如,在河北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将娶,先期,婿家备札物,及鸡席,
送女家,曰催妆”;西北的宁夏,则是“男家以大蒸饼并果盘随彩舆赴女家,曰
165催妆,’;长江以北的六安(今安徽六安市),“催妆”礼品中“必须备公鹅一只, 名曰催妆鹅”;江淮之地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又是亲迎队伍“必须先放爆
竹,谓之催妆”。有的地方还有“鞭炮不放足,(女家)门不开”.说法,有的则
是“三声爆竹一响,于是新娘头盖红绸蒙巾,由伴娘或由哥哥,叔伯背上花轿”。。在传承中,有的还出现“拜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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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接亲”人到,燃爆竹“催亲”,递上“速”字拜帖,女婿向
岳父母跪拜,请求从速“发亲”。催亲三次,新娘兄弟或利市人背新
娘上花桥,意为“催发”。1
“催妆诗”,作为“催妆”风俗的一种形式,亦同样地在传演中,而且多用
方言,颇具特色。民国时的苏北,流行的是这样的《催妆诗》:
忙煞催妆向赛修,彩典何事式迟留;
阿娘别有牵情处,生恐来宾未去休。。
这里的“赛修”,指的是媒灼,往时“催妆”的是新郎和新郎的滨相们,这里却
变化为媒灼了。当时皖南流行的《催妆诗》,更是别有风味:
五更鸡啼催天光,劝尔主家扮新娘;
子时上轿把路赶,卯时夫妻好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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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显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新颖实在。
统览民国时期此俗的传承,令人深感缺憾的是,完整地又饱含文化风情
的“催妆”,几乎成了男家向女家分送礼品的代名词,使之成为婚姻“商品化”
的一种映证。民国期间的云南等地,男方的“亲迎”队伍前来“催妆”,女方却
是“循例闭门不纳,于是男家将‘门包’递人,或三元,或五元,侯辰阁人之欲
望,始将门开放”。à浙江的杭州民间,在新娘被“催请”已经出阁登车之后,
那些“茶酒司”的人,“仍念(催妆)诗词,求利市钱,酒毕,始放彩车起步”。。
以“不须满面浑妆却,留着双眉待画人”充溢情意、情趣的“催妆诗”,在这里
却完全丢去原有品位,变成赤裸裸地获取金钱的工具和手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之婚姻法的制定与实施,全国城乡各民族,均是实
行男女平等、独立自主的婚姻缔结形式,加之男女之间一般都经历过较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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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接触和自由恋爱阶段,既无“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买卖婚制,出嫁女
也就没有什么恐惧心理而言,但是在部分民间尤其在偏野乡村,“催妆”俗与
“催妆诗”,“催妆词”却依然存在。
一个普通婚俗,能在历史长河中绵绵不断地传承几千年,说明它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则来源于共同的心理愿望、一致的情感要
求,那就是:夫妻恩爱、幸福美满。“催妆”的形式,挟车“俱呼”也罢,诵诗、吟
词也罢,都是谋求达到“愿望”、“要求”的手段。由于此“愿望”与“要求”在各民族的共同性,因而形成各民族对“催妆”风俗传承的一致性。而风俗本身
的意蕴在传承中,又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和时代的更递而演进,于是,这种风
俗,“迎合及满足不同时期的民族心理,并取得认同,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建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时代的要求,在古老风俗的传承上,必须“弘扬主旋律”,抵御古俗
中的腐朽内容,具体对“催妆”一俗的传承上,应扼制、摒弃它的“商品化”、
“金钱化”的丑陋,注重“不须满面浑妆却,留着双眉待画人”美好情结的延伸
与升华。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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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吕冲:《四礼疑》安徽省博物馆藏
o《辞源》(第一册)第26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江荫香:《诗经译注》(卷六)第8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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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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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民俗研究
(李晖: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餐刊
2002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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