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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峪关的修筑及其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探析

明代嘉峪关的修筑及其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探析
明代嘉峪关的修筑及其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探析

明代嘉峪关的修筑及其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探析

[摘要]嘉峪关是明代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明初政府迫于复杂多变的边防形势,在加强西北游牧民族管理的同时,修建了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本文根据已知史料和研究成果,分析嘉峪关的修筑背景、嘉峪关长城体系的修筑情况,并对明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管理措施、嘉峪关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边防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明代;嘉峪关;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35-02

嘉峪关是明代“九边”防务的重要据点之一,在明代万里长城西端军事防御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土城。到嘉靖十八年(1539),关城周围墩台、城障星罗棋布,长城连绵不绝,成为一座楼阁崇立、巍峨壮观的军事城堡。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边防关系日趋紧张。

一、嘉峪关初筑土城与明初政府对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管理

嘉峪关南有祁连山,北有黑山,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汉代开始设防,主要利用这一带的山势为屏障,设“玉石障”。唐至五代,在今嘉峪关北的黑山脚下建有“天门关”,“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弃之,以此关为限,遂为西北极边”。[1]自此,嘉峪关成为明政府管理西北

边陲的重要关隘,作为“西阻羌戎第一州”的前沿阵地,担负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

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规模并不大,“仅一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阔厚丈余,址倚罔坡,不能凿池,东西二门,各有月城。以守备守之,并无长城(边墙)之属”。[2]现有调查表明,内城不是同一时期所筑。

明初冯胜平定河西后,虽弃瓜、沙二州,在肃州西面70里的嘉峪关建关设防,但明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瓜州、沙州、哈密等游牧民族地区的管理。为了加强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管理,保证西域往来和入藏的使臣商队的安全通过,在嘉峪关以西,“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3]七卫“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减轻了西北边防的压力,犹如一

道强有力的防线,使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得以安宁。明初设置的关西七卫巩固了西北边防,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并为西域各国的朝贡提供服务,维护这一段贡路的畅通。

明政府在设置关西七卫的同时,还在西北边陲游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明前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和向西北边疆地区的延伸,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由最初的观望,转而“率土归附”,以获得明政府的承认,曾出现“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明政府为了联合这些民族共同反对元朝残余势力,对其实行了怀柔恩抚的羁縻政策,以当地游牧民族首领任职,其官世袭,兼管军民。羁縻卫所制是一项比较有效和相对宽厚的民族管理政策,是明政府“因俗而制”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嘉峪关周边主要有撒里畏兀儿、藏族、蒙古族、回回、畏兀儿、哈剌灰等游牧民族,明政府对凡是归附朝贡的边疆游牧民族部族首领,按部落大小级别,分别任职为都督、指挥使、指挥同州等职务。“肃州卫西去七十里为嘉峪关,又西为古敦煌郡,又有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哈密卫。是三卫,曩时俱授官赐印,俱非我中夏人。如哈密卫曰忠顺王,蒙古、罕东二卫皆都督职也……所辖地方:若苦峪、王子庄、瓜洲、小赤斤并骟马城、回回墓、柴城儿之属,皆分领于指挥、千户,而听于西番都督者。”

[4]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的首领由明政府任命,代替朝廷进行管理,拥有较大的自治权。

另外,在一些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汇的边塞重镇,明政府还设立互市进行交易。“明初设安定……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5]当时在西北军事重镇肃州就

有互市贸易,“如关东寄住各夷,若哈刺灰、畏兀儿之属……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茶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6]明初实行的羁縻卫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嘉峪关建成后100多年来,虽然只是孤立的一座小土城,也起到了保卫西北安全的作用。

二、嘉峪关外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与关城防御体系的逐步完善

羁縻卫所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西北游牧民族,但七卫与明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带有明显的羁縻性,明政府对其管辖不像内地卫所那样严格,各卫所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明政府的号令,时有抢夺西域各国进贡朝廷财物、劫杀明朝使臣和各地贡使的事件发生;各卫所之间为了人口和财产的争夺,也经常发生冲突。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思藏,至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卫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7]正统元年(1436),赤斤蒙古卫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8]为此,朝廷一方面遣敕切责或派兵出关征讨,一方面另立首领,给其官职安抚,基本还能维持相对安定的西北边防。但这种情形,随着关外吐鲁番崛起发生了变化。

明弘治五年(1493)四月,吐鲁番速坦(王)阿黑麻率

众侵占哈密卫,捉去了哈密忠顺王陕巴。这时,哈密自成化中陷落已20年,关外七卫尽被吐鲁番攻破,流民内徒至肃州,嘉峪关警报频传,不得已于“弘治七年,以吐鲁番叛,闭关绝西域贡”。[9]

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速坦满苏儿(阿黑麻之子)越过嘉峪关攻肃州,嘉峪关游击芮宁率众迎战于城西南之黄草坝,自朝至暮,力战身死,尽数英勇献身。自此,肃州边患日见紧迫,关门昼闭,一日数警。

吐鲁番对周边其他游牧民族和明代西北边境的不断侵袭,使嘉峪关作为西北边防首冲的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在这种形势下,明政府开始逐渐完善嘉峪关长城防御工程。“明廷以嘉峪关为肃州重要门户,必须严加设防,乃于弘治七年(1495)谕令肃州改修嘉峪关,于弘治八年(1496)完工。在城堡西门外增筑坚固之重关和关楼三层,将旧城墙加宽加高为三丈五尺,增修外围罗城,城外更添堑壕暗道及布置鹿角梅花坑,增备防御。”[10]同时,为了加大嘉峪关长城防御的范围,弘治十年(1498),甘肃参将彭清征集民工创修肃州北长城:西起野麻湾、新城、两山口经明沙窝、下古城,跨北大河至门,全长70里,约在弘治十三年(1501)修完。

此后,为了完善嘉峪关的防御设施,“正德元年(1506),适值兵备李端澄驻节肃州,命承信校尉王镇督工修建嘉峪关城东西二楼各三层,高三丈九尺,又添筑城关角墩共六座,

敌台二座,以及悬格等共十数座,城内外又建官厅、夷厂、仓库及玄帝庙等建筑,于正德二年(1507)二月完工。城楼既起,稚蝶连属,望之四达,足状伟观,百里之外,了然在目”。[11]至此,雄伟壮观的嘉峪关建成,嘉峪关与肃州的长城也渐趋连接。

三、关外游牧民族内迁与加固关城、展筑长城的军事战略意义

在嘉峪关防御体系日益完善的同时,由于吐鲁番的侵扰,嘉峪关外的哈密、沙州、赤斤、罕东等卫渐不能自立,先后废弛,失去了拱卫西北边疆的作用。以撒里畏兀儿、藏族、熟达、蒙古族为主的安定卫、阿端卫、罕东卫、曲先卫、赤斤蒙古卫和以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为主的哈密卫等关西诸卫的游牧民族部落开始陆续内迁至肃州。

正德七年(1512),安定卫被蒙古大酋亦不刺攻破后,

散亡部众东逃至祁连山腹地,大部分属肃州管辖;阿端卫、罕东卫、曲先卫先后被吐鲁番攻破后,部众残部于嘉靖七年(1528)随曲先人牙兰来归,据《边政考》记载,“头目牙

兰率领沙州投降番夷安插肃州关厢寄住”;[12]正德八年(1513),土鲁番“大掠赤斤,夺其印而去……番贼犯肃州

与中国为难,赤斤当其冲,益遭蹂躏,部众不能自存,尽内徙肃州之南山。”[13]赤斤卫东迁后,再未建卫,受肃州管辖;弘治十八年(1505),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即位,因其改信伊

斯兰教,哈密城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首领写亦虎仙与吐鲁番相勾结占据哈密,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哈刺灰,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不愿改变宗教信仰的陆续逃到肃州,在关东厢及各山散住。[14]

关西七卫内迁后,明政府进行了妥善安置,将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曲先卫和安定卫的大部分内迁之众安置于肃州塞内,并给予游牧区域,使其部落首领自行管理。但内迁的游牧部落也不完全服从朝廷的管理,“诸卫迁徙之众又环

列甘肃肘腋,犷悍难驯。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诸番,兵事日亟。”[15]明政府在西北边陲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边防压力。迫于此种形势,嘉靖十八年(1539),大学士翟銮巡边,至

肃州,以嘉峪关为河西第一巨防,乃于兵备李涵商议,建筑西长城,自文殊山脚起筑,向北联接嘉峪关城西南角墩;又自东北角墩起,西北至石关东口止,共长20里。嘉靖十九

年(1540)春末开始起筑,当年修完,并截斩断山口,堵塞间道。又修竣城壕、外壕各一道,又于长城外添筑外墙、远墙各一道。东北与野麻湾长城连接,形成嘉峪关左右两翼之军事防御设施。[16]从此,嘉峪关及其防御体系基本定型,

以后只进行了维修,基本再没有大规模的增筑。

[注释]

[1][2][9][10][11]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甘

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

[3][5][7][8][13][15]清•张廷玉等:《明史•

西域二•西番诸卫》,中华书局,1974年版。

[4][6]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14]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内迁去向和内迁人数探》,《贵州民族研究》。

[16]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蒙古族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蒙古族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摘要】草原是游牧文化的载体,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游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土壤。达茂旗是包头市唯一的牧业旗,拥有悠久的游牧文化历史、独特的游牧文化资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对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本文总结了蒙古族游牧文化,归纳了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分析了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蒙古族;游牧文化;草原;生态文明;达茂旗 一、蒙古族游牧文化概述 长久以来,游牧民族世代生活在草原上,孕育和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蒙古族是一个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长期称雄于北方草原,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传承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游牧文化是指游牧民在蒙古高原地区上千年的游牧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如何协调人与牲畜、牲畜与牧草、牧草与草场之间的矛盾,并且在游牧实践中,逐渐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内蒙古高原自然环境条件的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1]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处处渗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头市达茂旗地处大青山北麓,与蒙古国接壤,这里曾经居住在众多的游牧民族,全旗总人口约114312人,蒙古族19698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2%,保留了较为完成的草牧场,面积大约为163.13平方公里。这里的蒙古族绝大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继承了和发扬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游牧文化。 包头市达茂旗蒙古族游牧文化具有丰富多彩、历史悠久、保留完整、多元化的特征。这里有传承了几百年之久的哈布图·哈撒儿祭祀,景教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发展的蒙元文化,原生态的蒙古民族风情,独特的敖包祭祀、祭火、祭驼等祭祀文化,传统的蒙古牧民生产生活方式。散落到草原深处的历史文化遗存足以证明这里是蒙古族人的家乡,比如分布在阴山南北的乌兰察布岩画、游牧文化与景教文化融合时期的敖伦苏木古城、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寺庙普会寺和广福寺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族应该把游牧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深度挖掘这种古老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发挥其在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因素 蒙古族游牧文化植根于辽阔的草原之上,草原是游牧文化的载体。蒙古族的游牧活动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四季轮牧,在生产生活中注重保护草场,保护牲畜,在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中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民族禁忌和法律制度方面注重环保,努力协调好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物质层面的生态因素 1、生产方式中的生态因素。蒙古族世代居住在广袤的草原上,人烟稀少,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 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 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 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 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 参考文献 (6)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

提要论述了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 关键词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气候变化南迁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王朝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而伴随着军事征讨,形成波涛滚滚的历史大潮,越长城,席卷中原,激荡江淮,波及全国,秦汉时代偏居塞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到汉魏六朝之际开始割占中原,至两宋时代一统黄河流域,蒙元帝国和大清王室先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牧者王朝”。在历史大潮的间歇期,游牧人遁居塞外,黄河—长江流域无风尘之警,天下太平。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农业王朝国势鼎盛,“偃武修文”,登上了世界封建文化的顶峰。历代王朝治乱相间、盛衰更迭,周期循环,游牧人步步南迁、冲击华夏神州。本文试图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角度,探讨上述问题。 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历史过程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1)]提供的历代行政区划沿革情况,系统研究了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所建立的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N)变化(表1),游牧民族的南下过程大致可划分4个阶段 表1历代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 (附图) 注:(1)以115°00 E经线上的纬度变化为准;(2)元、清二朝只取中国大陆纬度 1.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偏居塞外 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南方屹立着封建农业文明大国。北方游牧民族时时侵扰秦汉王朝北疆,秦将蒙恬和汉将卫青、霍去病等驰骋大漠,追歼犯境铁骑。游牧民族和农耕政权两个世界的界线基本上维持在长城一带。 1.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割占黄河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民族从三国鼎立到司马炎代魏立晋的近百年间,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纷纷内迁。晋室偏安江南,内迁各族则割占中原,相互混战,黄河流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前秦疆域南界推进到淮河一线(32°18 N)。到南北朝后期,北齐政权的南界甚至扩展到长江岸边(30°24 N),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南北“画江而治”的政治格局。 1.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王朝长期分庭抗礼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还只是混乱而短暂地占据黄河流域的话,到宋、辽、金时期,从辽与北宋的对峙(边界在河北省中部的39°N附近的淮河一线)都表明,一个单独的游牧民族政权已经能够稳居黄河流域并敢于同农业王朝分庭抗礼。 1.4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 从蒙元帝国到满清政权(其中明朝为例外)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公元13世纪,欧亚大陆的游牧人之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半个世纪中,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倾覆了宋室江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牧者王朝”。农耕世界的臣民听命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背君王。在朱明灭元270a之后,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登上金銮宝座,建立了第二个“牧者王朝”。 隋唐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象秦汉时代的匈奴一样,遁居塞外,政治上虽相对独立,但仍藩属中原王朝统治。中原王朝国势鼎盛,政权稳定,呈现相对太平景象。 22000a来的气候变化 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图1a)[(2)]、干湿变化(图1b)[(3)]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图1c)三者用一个时间座标绘制在同一图上后发现,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

草原文化作业答案

参考答案 作业一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1.A 2.A 3.C 4.A 5.B 6.C 7.A 8.B 9.A 10.B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BC 2.BCD 3.ABC 4.AB 5. ABCDE 6.ABCD 7.ABCD 8.ABCDE 9.ABD 10.ABCD 三、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40分) 1.简述草原文化的基本内涵。 答: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 2.草原文化的环境特征是什么? 答:(1)生存于北方草原的先民适应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选择其适宜的生活方式。(2)合理利用地理环境的游牧文化。(3)以游牧畜牧业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4) 孕育了草原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 3.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遗迹主要有哪些? 答:(1)兴隆洼文化(2)赵宝沟文化(3)红山文化 (4)阿善文化(5) 海生不浪文化(6) 老虎山文化 4.简述草原民族的居住类型。 答:(1)洞穴居所。(2)半地穴式建筑。(3)窝棚式建筑。 (4)穹庐式建筑。(5)宫殿式蒙古包。(6)草原城市。 四、论述题 1.试述草原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 答: (1)自然地理环境是草原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草原文化发祥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发展和繁荣于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广袤草原,草原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草原文化形成的客观因素。

(2)草原游牧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和游牧生产方式是草原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3)草原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具体表现为:①草原文化是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原始信仰的出现;游牧生活方式的奠定;“五畜”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顺应自然、崇尚自然的生态观念。②游牧社会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形成了草原先民在文化方面与农耕民族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相互传承的地区特点与民族特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频频互动,互市进行贸易,互市不通,则战争发生。 总的来看,民族关系融洽,农畜贸易顺畅,各族和平友好是中国北方历史的主旋律。匈奴时期的呼韩邪单于与汉朝和亲,北元时期的阿拉坦汗和三娘子与明朝通关互市,都见证了中国北方地区歌舞升平的和平历史。自古以来,中原商人、中亚商人、传教士乃至欧洲旅行者都在北方草原独来独往,草原部落从生产与生活需求的角度不予封闭或排外,这也就是草原文化始终雄居蒙古高原和中亚一带并与中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与农耕文化合而不同的根本原因。 2.试述游牧经济与草原生态的关系。 答:草原民族在进行游牧业生产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1)保护草场的生态观念。草原民族根据自然条件进行季节性游牧,游牧生产必须合理安排四季营盘、储备牧场、打草场,这是保证牧业生产稳定发展的重要一环。草原民族在畜牧业的生产活动中,通过调节草场载畜量、合理安排草场使用,使畜群和牧场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既要使生产效益最大化,又要有效保护草牧场,这是游牧人所追求的目标。 (2)保护土壤的生态观念。游牧业是依赖草场而存在和延续的生产方式。所以草原民族保护草场的观念非常强,并将保护草场作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因为,在畜牧业生产实践中,他们认识到要确保草场的肥美,就要做好保护工作。保护土壤的意识已经成为草原民族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3)保护水源的生态观念。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不仅热爱他们的草场和土壤,对滋润万物的江河、泉水更是怀有深深的情意,蒙古族民间谚语中有“生长之土胜于金,所饮之水胜于泉”说法,充分表达了草原民族对自然资源的珍惜之情,体现了他们爱护自然的生态观。他们把保护江河、泉水、溪水的清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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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参与了晋朝之后的五胡乱华: (此图来自维基百科词条“五胡乱华”)(此图来自维基百科词条“五胡乱华”)在上图中,吐谷浑就是西鲜卑的后裔。 那一坨土鳖黄,其实就是乌桓的残余。 拓跋、慕容、宇文鲜卑在图中也有标志。 鲜卑拓跋部创立了北魏,这就是南北朝中长江以北的王朝,北魏一直跟他们称为杂碎的柔然死磕。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柔然原本隶属于鲜卑拓跋部,是拓跋的奴隶,成天干苦力,后来拓跋南迁,小柔然也就闯荡成了大柔然,并跟原来的主人掐起了架。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民间武术的影响

我国古代北方“好战之游牧部落,历代以来,屡为 中国之患”:西周和北方戎狄,冲突持达数百年之久;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侵犯;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时叛时服;魏晋南北朝匈奴、羯、氐、羌、鲜卑造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隋唐突厥屡屡南犯掠夺;宋王朝更是遭到辽、金、西夏的轮番攻击;骁勇善战的蒙古族灭宋建元;明英宗在征讨北虏中不幸被蒙古瓦刺所俘。历史事实说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间战火不断,旷久的游牧农耕大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原民间武术也就在历史进程的拼搏中得到了发展。1北方游牧民族好战的动因 1.1非自足性的游牧经济是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民族的源动力 动物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来源,但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单纯衣皮被裘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他们还需求农耕世界的粮食、棉帛等又决定了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自身所特有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牲畜死亡,牧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掠夺农耕民族的生活物资就成为游牧经济保持内部正常运转的物质交流的“最捷便的经济补救手段”。 1.2生产工具的弓马使用是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民族的辅助动力 游牧经济主要的对象是畜牧和狩猎野生动物,而牧民的生产工具主要是弓马,久而久之自然练就了 “引弓射鸟鼠” 的本领。一旦他们不能维持生活所需或者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时,生产工具立即成为了 掠夺战争中的武器装备。 1.3游牧典籍文化的匮乏是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民族的催化动力 游牧民族过的是一种“行国”生活,民族文化积淀困难,难以形成诸如中原农耕民族那样丰富的文化典籍,使得游牧民族不可能像中原农耕民族受到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的束缚,游牧生活的艰苦磨炼和日常生活的刀箭捕杀和屠宰动物等因素也助长了他们尚武的民族个性。 2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民间武术的影响 2.1抵御外侵的军事人才需求促进了中原民间武术的发展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世界入侵不断,他们是“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所以,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武备和军事训练,其中特别是武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成为军事武装的核心,也是战争胜负的主宰。而广阔的民间又是习武人才的源头活水,所以官府必然采取一些鼓励民间习武的措施,像唐朝的武举制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且沿袭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废止。这种选拔军事武术人才的政策为民间武勇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刺激了民间习武群体的兴盛。 2.2追求武勇的忠君效国思想促进了中原民间武术的发展 中原农耕世界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国家,家国一体,臣民以忠君效国为荣,一旦国家受到外来异族入侵时,很容易激起中原广大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驱除外来侵略者。晋朝的祖逖生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侵中原的多事之秋,饱经家国忧患,胸怀壮志宏图,闻鸡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643(2006)05—0018—03【武术文化研究】 第3卷第5期 2006年5月搏击?武术科学 作者简介:1.周文来(1970 ̄),男,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民间武术的影响 周文来1 刘瑷精2 陈 震3 (1.扬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扬州225009;2.中山中学,江苏南京210008;3.魏圩中学,江苏泗阳223700)摘要: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多种原因对中原农耕民族的统治时叛时服,导致游牧农耕间战争不断。作为源于战争的武术在这场旷久的游牧农耕大战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文化内涵丰富。因此,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民间武术的发展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以期为武术史学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民间武术18

论蒙古族游牧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论蒙古族游牧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题目: 蒙古族游牧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班级:2009级旅游管理 姓名:杨乐 学号: 00960028 指导老师:包国庆 2012年04月26日

蒙古族游牧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摘要:游牧文明是蒙古族悠久的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与北方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明,是与中原农耕文明一起构成中华文明的来源之一。蒙古族游牧文明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走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道路,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游牧文明环境保护草原生态人与自然 引言:蒙古族先民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的草原文化。蒙古族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是一种内在的回归自然、追求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也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引导下,草原自然环境长期以来得以保持其原貌——蓝天、碧草、清水、净土。蒙古族草原文化的自然观既符合当代人热爱优美环境,渴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又对治理和保护目前日益恶化的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 蒙元以前蒙古先民在萨满教的氛围中通过对“阿密”(生命) 概念的确认和“天父地母”意识的形成, 产生了原始的生态环境意识。到蒙元时期, 由于蒙古帝国的建立、四季轮牧方式的采用、大汗分封制下草场制度管理体系的形成, 蒙古族的原始生态意识逐步向大生态观和生态化的实践观的方向发展演化,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成为古代蒙古人的约定俗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自蒙元时代开始直至清代的历代蒙古族统治者, 他们在继承古代蒙古族“约孙” (习惯法) 的基础上, 不断的对其增补和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进一步的扩充, 使环境保护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习俗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例如自蒙元至清相继颁布了《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咯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典, 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它使得古代蒙古族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加社会化、法制化, 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屏障和可靠的保障。 整体而言, 古代蒙古族生态环境保护, 主要以立法、习俗、道德、宗教等形式, 融于蒙古族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 事实上使这种生态环保思想意识习俗化、道德化、法制化。在宗教的作用下, 这些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变成了古代蒙古族人的自觉行动。它保障了蒙古族游牧文明的世代繁衍与传承。 1、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宗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1.1传统游牧作业对环保的影响 在传统游牧社会,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的质量标准。它是世世代代连续发展的产物,没有明确的体制,技术和社会文化是紧连在一起的。 在一般人看来,游牧民族在广袤的上苍赐予的无垠的草地中生活,不存在土

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第47卷 第5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Vol.47 No.5 2007年9月J 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Sep.,2007  □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 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杨建华1,曹建恩2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2.韩国全南大学人类学科,韩国光州广域市500757) [摘要]游牧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畜群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国北方作为欧亚草原的边缘地 区,既有与欧亚草原的相似性,也有自身特点。与欧亚草原的游牧化过程研究相比,中国北方地区 畜牧向游牧的转化有缺环,需要加强对乳制品开发与羊在畜群中所占比重变化的研究。根据古代文 献与民族志所构建的畜群构成、畜群规模和放牧方式,有助于理解北方各地考古发掘中墓葬的殉牲 所反映的经济类型。 [关键词]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经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34(2007)0520140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80004);吉林大学“985工程” 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05-10-31 [修改日期]2007-06-20 [作者简介]杨建华(1955-),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游牧是生产性经济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通过畜养食草类动物来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范围,是一种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游牧的定义包含四个要素: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业形式;为利用最佳草场采取季节性迁徙;这种迁徙是全年有系统的迁徙;从事这种经济生产的人占大多数。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出,游牧只是畜牧经济的一种最极端、最发达的类型。对游牧社会的分析涉及到人、牲畜和生态环境以及与其相关的因素。畜群的构成主要受牲畜的特性与环境的关系制约;放牧的游动方式是由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畜群构成决定的;人对畜群的控制能力体现了人们的财富积累。财富积累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而畜群的构成和放牧方式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不同的游牧类型。 草原地区在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时进入了游牧经济阶段。整个旧大陆主要的游牧类型有北亚类型、欧亚草原与半沙漠类型、近东类型和中东类型,其中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相邻,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类型的分布可以进一步分为以蒙古为代表的亚洲腹地、以哈萨克为主的中亚以及东欧草原。这一地带的畜群以绵羊和马为主,只是在特别干旱的戈壁与阿尔泰山或草场不理想的地区以山羊为主。[1] 一、从欧亚草原看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 欧亚草原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它的南边分布着希腊文明、印度河与黄河流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

第16卷第3期1996年8月 地 理 科 学 SC IEN T I A GEO GRA PH I CA S I N I CA V o l.16N o.3 A ug.,1996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 王会昌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武汉430070) 提 要 论述了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 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 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 关键词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 气候变化 南迁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王朝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而伴随着军事征讨,形成波涛滚滚的历史大潮,越长城,席卷中原,激荡江淮,波及全国,秦汉时代偏居塞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到汉魏六朝之际开始割占中原,至两宋时代一统黄河流域,蒙元帝国和大清王室先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牧者王朝”。在历史大潮的间歇期,游牧人遁居塞外,黄河-长江流域无风尘之警,天下太平。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农业王朝国势鼎盛,“偃武修文”,登上了世界封建文化的顶峰。历代王朝治乱相间、盛衰更迭,周期循环,游牧人步步南迁、冲击华夏神州。本文试图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角度,探讨上述问题。 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历史过程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1〕提供的历代行政区划沿革情况,系统研究了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所建立的民族政权Ξ疆域南界的纬度(N)变化(表1),游牧民族的南下过程大致可划分4个阶段 1.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偏居塞外 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南方屹立着封建农业文明大国。北方游牧民族时时侵扰秦汉王朝北疆,秦将蒙恬和汉将卫青、霍去病等驰骋大漠,追歼犯境铁骑。游牧民族和农耕政权两个世界的界线基本上维持在长城一带。 1.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割占黄河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从三国鼎立到司马炎代魏立晋的近百年间,匈奴、鲜卑、羯、Ξ本文所指“游牧民族政权”含义包括: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藩属统一的中央农业王朝时期,在王朝内部所建立的具有民族自治性质的地方民族政权;元、清“牧者王朝”时期的中央政权亦暂归此类。

世界三大游牧民族

世界三大游牧民族 蒙古系游牧民族— 起源地: 蒙古高原。 包含民族: 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等等。 建立国家: 匈奴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 目前居住地:东北亚、中亚地区。 二、闪米特游牧民族(闪族,Shemu或Semu,也译为“歇姆”、“塞姆”) 起源地: 阿拉伯沙漠。 包含民族: 阿拉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等等。 建立国家: 古巴比伦王国、迦太基帝国、阿拉伯帝国 目前居住地:中东地区。 三、印欧系游牧民族— 起源地: 南俄罗斯大草原 包含民族: 波斯人、希腊人、拉丁人、日耳曼人等等 建立国家: 波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帝国。 目前居住地:欧美各国、伊朗、印度。 1、蒙古系民族 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些人是在欧亚大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同样的,“马和铁器”给了他们扫荡古老文明的动力,然而他们的命运则与前面两种人完全不同,他们

的对手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古老文明。我们的祖先们面对强悍的游牧野蛮人,演出了一幕幕“黄祸西引”的精彩故事。让我们从匈奴人看起吧! 匈奴人从先秦时代就开始形成,到了秦始皇,有蒙括抗匈和修建万里长城的故事,到了汉武帝有一系列伟大的抗匈故事,卫青、霍去病、李陵等等,到了东汉时期,进入公元89年,世界历史为之改变,有一个在历史上名声很不好的汉朝将军窦宪和他的姐姐窦太后,彻底击灭北匈奴,收服南匈奴,庞大的匈奴帝国在中国边界与中华对抗的历史结束了,部分匈奴人开始他们西迁的历史,到达顿河、第聂伯河流域,从此以后,他们伟大的军事才能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历史,他们使伟大的西罗马拉丁帝国破灭,他们使日耳曼各小王国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使基督教成为唯一继承古代西方文明的火炬,成就了教皇格利高里的伟业,他们在西方世界有一个令人惊心胆战的领袖,他的名字叫“阿提拉”,……有关这个“汉破匈奴,影响世界”的故事十分精彩,有兴趣的可以阅读这个故事。 再来看突厥人,突厥帝国也在中国边境崛起,中华大地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但他们不凑巧,遇上了中国历史上继武帝之后的又一个伟大人物,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胆略气质让他们丧胆,从公元五百多年到公元一千年这段时候,突厥人又开始改变世界历史,他们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力,“苏丹”的伟名就是送给突厥人的,由于突厥人加人伊斯兰,他们的军事才能非常了得,最终从“仆人”变成“主人”,把“哈里发”们都监禁起来,在突厥好战分子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的势力西进则扩张到小亚细亚及至整个中东地区,使拜占庭文明摇摇欲坠;“东进”则扩展到广大的印度地区,印度半岛被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伊斯兰的巴基斯坦。突厥人

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剪伯赞曾这样称誉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的一个最好的牧场,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的诸部落或更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活动。”在二三万年前,古人类―扎责诺尔人就在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创造了呼伦贝尔的原始文化。 自公元前200 年左右西汉时期直至清朝,在这2000 多年的时间里,呼伦贝尔草原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东胡、匈奴、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几个游牧部族,或在此厉兵袜马,戴在此转徙、征战、割据,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 公元前209 年,强大起来的匈奴族征服东胡族,统一了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属其三部领地之一的左贤王庭辖地。这时,以狩猎为生的鲜卑族居住在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的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 公元1 世纪,活动在现鄂伦春旗一带的拓跋鲜卑族“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海拉尔河、伊敏河、根河和呼伦

湖等地安家落户由狩猎业转向游牧业。在100 多年的时间里,新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壮大了自己的民族,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鲜卑部落联盟。此后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王朝。在鲜卑人的余部室韦部落和回纭、突厥、黯戛斯以及辽代的契丹、金代的女真族相继征战和统治呼伦贝尔之时,蒙古诸部在呼伦贝尔悄然兴起。公元8 世纪,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东岸的成吉思汗的先祖蒙兀室韦部迁移至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发源地肯特山区。 12 世纪,当成吉思汗登上政治舞台统一蒙古草原时,又返回呼伦贝尔,在这里进行了几次大的决定性战役,消灭了政敌,打破了长期几个大部落势力均衡的局面,最后统一了蒙古草原。从此,北方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具有语言、地域和文化共同性、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民族―蒙古族。蒙古帝国建立后,实行“领户分封制”。1214 年,成吉思汗将呼伦贝尔草原的大部分地区分封给他的大弟拙赤?哈萨尔(额尔古纳市黑山头古城便是他的故城),其余部分地区分封给他的二弟合赤温?额勒赤及外戚德薛禅家族,岭东地区分封给他的幼弟帖木歌?斡赤斤。 元朝建立后,创立行省制。1288 年,诸王封地纳入行省,岭西地区划入岭北行省和林路管辖,岭东划入中书省泰宁路和辽阳行省山北辽东路管辖。元亡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退守蒙古草原,先后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的是元顺帝的后裔和成吉思汗大弟拙赤?哈萨尔的后裔,直至归附后金。清朝建立后,由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蒙古、鄂伦春人组成的布特哈八旗兵、索伦八旗兵和巴尔虎八旗兵,勇猛善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山脉构成了祖国大陆的骨架,我们一般把地形划分为:山地、平原、高原、丘陵、盆地五种类型,而我国的山地、高原主要集中于西部,这就构成了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大势,其对我国的地理意义在于:1.使得许多大河自西向东滚滚东流,联系、沟通了东西地区;2.产生了丰富的水能资源;3.由于西高东低,导致我国的降水量是东多西少,来自于太平洋的暖湿气流逐步被抬升,体现出了由东部沿海的森林向西部内陆荒漠的渐进过度。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基本是靠自然环境生存,对自然改善不大。哪里水草肥美,他们就游牧到哪里。游牧民族多数勇猛彪悍。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个性。在历史的舞台上正是通过其独特的“个性”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 农业文明趋向于安定,因为耕地需要精耕细作,土地是无法移动的。所以从事农业的民族都是保守的,不善于冒险。

浅谈地理环境造成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民俗差异

浅谈地理环境造成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民俗差异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农耕与游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按照这两种生产方式生存的人们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公元前200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其北面广布着水草丰美的欧亚大草原,因而产生了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 在我国,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上古时期一直以黄河流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南北朝,北方边患丛生,战乱频繁,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逃避战火,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安身之地,他们的迁徒,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再加上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长江流域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潜力。自然而然,北部和西北部便成为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范围。虽然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基本上可以以我国地貌上的两大分疆——河谷与草原来界定农耕民族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区域。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这些地带形成了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我国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西域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都属于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我国目前主要的游牧民族有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适应各自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就拿民俗来说,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俗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生产生活劳动的民俗,前边已经提到过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产生的地理原因,前者封闭、保守、自给自足,后者对环境依赖性大,迁徙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 二是日常生活民俗,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服饰的基本特点一般是为了适应地理气候而形成。游牧民族所处的高原草原地带冬寒夏炎,多风少雨,昼夜温差大,因此衣服以长袍为主,长袖,宽大,厚度和材质随季节变化,女装色彩艳丽样式多变,展示了女性的潇洒美丽,男装雄健豪放,留有扎腰的习俗,以便在骑马放牧时固定身形,保护内脏;与袍子搭配的高筒靴以皮革制成,除了取材方便,更是御寒的上选;另外帽子和配饰也是服饰中的重要部分,体现了尊卑、礼节,服饰的样式、花纹等都表达着他们的崇拜和信仰。汉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良好,气候舒适,普通的衣物就可以应对各种气候变化,因此服饰没有特殊的功能性,在农耕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衣饰主要是依据文化环境和舒适美观来变化的,汉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服饰方面有所体现,如唐装和旗袍,经过改良和发展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部分。在饮食方面,游牧民族就地取材,取便于携带和保存、高脂高热的肉制品和奶制品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蒙古族有炒米,藏族有糌粑,配以茶和酒,无论外出放牧时还是在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桌上餐。另外动物血和内脏加以烹调,也能成为美食。汉族生活安定,但因为南北跨度大,气候变化明显,农作物有所不同,各地区也形成了不同的饮食口味和饮食风格,大体上分为八大菜系,但是远远不止这些。因此,中国独特的饮食文化也受到世界的喜爱。在居住方面,游牧民族有石质和木质结构的固定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蒙古”最早见于唐代,是发祥于古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7世纪向西部草原迁移,并分衍出许多部落。13世纪初,蒙古族部落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公元1206年,被推举为大汗,号称成吉思汗(成吉思蒙古语强大的意思,汗为君主、皇帝的意思),第一个蒙古罕王在草原诞生。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部西征,先后建立了横跨欧亚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罕国,打通了亚欧陆路交通线,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年,统一了中国,确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蒙古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在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学、地理等方面为人类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典籍。其中《蒙古秘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 酒是草原文化的符号之一。草原少数民族爱酒,擅酿酒。据专家考证,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就发明了酿酒技术,西汉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就已经把奶酒作为主要饮品,并承担着祭祀、礼仪用酒的神秘角色。奶酒不仅是不可缺少的饮食,而且酿造精细,品味功效各异,“马逐水草,人仰潼酪”便是当时的文字记载。 蒙古酒,始创宋末明初。此前蒙古民族处于游离部落状态,酿造技术属家庭发酵方式,自成体系。自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和南下的军事侵略后,使中国进入大蒙古帝国阶段。疆土的扩张给蒙古文化与汉族文化同其他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机会,蒙古酒也是这场文化的产物。 元帝师——巴思巴,蒙古文化的创造者。集藏、蒙、汉及其他民族酿造之精华,并结合阿拉伯人独有的先进酿造设备——蒸馏设备于一体,创造出汗王御用的“槽坊”酒、“宣徽”酒,堪称酒中珍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六蒸六酿”酿造工艺,(据《蒙古酒烤》记载:“酒经六蒸六酿工艺流程者为上品”。)由此开创出中国酒文化的新里程,并使用中国酒的蒸馏技术延用至今。 20世纪90年代,蒙古王酒业技术人员在“东泰隆——西烧锅”所采用的元代传统酿造工艺基础之上,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历经5载不断实验,掌握了“槽坊”酒酿造的核心技术,并实现了元代传统酿造工艺与现代酿造工艺的嫁接融合,酿造出了高品质的蒙古王酒,从此蒙古王酒香飘草原,芳溢五洲!

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对比研究 指导教师:杨健 学生姓名:简智 学号:2011113218 专业:地理科学 院(系):管理学院

内容摘要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古代人类两大主要文化类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冲撞的历史,则是上古、中古时期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由中原汉族人民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但在农耕文明的北方,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同时也存在着与农耕文明相对立的游牧文明。我将会从自然地理角度,对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进行对比研究,阐释造成两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并从军事及商业两个方面,揭示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自然地理 Abstract Nomadic culture and farming culture are two major ancient human culture types.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he nomadic and agricultural national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history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imes. China is an ancient agricultural country, farming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which was been developed by the Han nationality people. But in the north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minorities live. At the same time, it still has to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opposite of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I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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