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席勒与伽达默尔“游戏说”的核心思想与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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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席勒与伽达默尔“游戏说”的核心思想与哲学立场

作者：黄宗权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年第05期

摘要：“游戏”是西方艺术领域的重要术语和哲学观念。以康德、席勒、伽达默尔、斯宾塞、谷鲁斯为代表的哲学家都先后提出了基于各自哲学立场的“游戏”观点，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游戏说”思想体系，对艺术的创作、人与艺术的本质关系、艺术的起源与艺术的诠释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着重聚焦康德、席勒和伽达默尔三者的“游戏说”，在辨析各自学说的核心主张的基础上，探究其背后的哲学立场和哲学面向，并解读其相互差异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审美自由；理性与感性；游戏与艺术；艺术诠释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5-0018-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https://www.wendangku.net/doc/e67707626.html,ki.gdxbysb.2018.05.003

作为艺术起源论的一种假说，“游戏说”似乎是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人类学命题。但在哲学语境中，由于“游戏说”的内涵要复杂得多（很多关于艺术起源论的研究也常应用哲学、美学领域的“游戏说”思想），它涉及到人与人性的本质，也涉及艺术和美学的诸多基本问题。比如，人为什么需要游戏？游戏和艺术在美学的视角下呈现了何种关系？游戏自身又具有何种的哲学意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构成了“游戏说”问题的核心，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代表了不同“游戏说”提出者的不同哲学立场和哲学思考。

在西方哲学史上，“游戏”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术语和哲学概念，尤其在和艺术相关的领域中。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在《法篇》中借克利尼亚和雅典人的对话说道：“那么以快乐为我们判断的惟一标准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一种表演既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用性，又不是真理，又不具有相同的性质，当然，它也一定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坏处，而仅仅是一种完全着眼于其伴随性的魅力而实施的活动……当它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的时候，我对它也使用‘游戏’这个名字。”[1]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眼中的游戏至少

有三个重要特征：“无用性”，即它不能给实施者带来实用性的“好处”；无利害，即它看起来如柏拉图所说的“无益又无害”；愉悦性，游戏的魅力在于，快乐作为其副产品伴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