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之一

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之一

丝绸之路上的唐时明月

（文\君悦）

这是突隆在中华大地的一隅黄褐色——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部。

站在这隅黄褐色，我一次次地回望。黄土的沟壑会凿进多少历史的离合悲欢？岑静的大漠会袅然历史怎样的吟啸歌哭？……

1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展开中国的历史卷帙，战燹将其熏得焦黄。卷帙的褶痕，杜甫的《兵车行》犹粘着霉斑，扯着蛛网，合着新鬼旧鬼一起恫哭——

公元756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北边起事，反叛唐帝国。接着，潼关破，叛军压境，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长安转眼沦陷。杜甫目睹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帝国，在劫难面前的仓皇悲恸后，不禁怆然涕下。这阴天冷雨打湿的诗句，吟得凄凄惨惨戚戚。

姑且，我们按史学家的观点，将唐玄宗、唐肃宗时的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及衰的分水岭。

昏聩的帝王，跋扈的蕃臣，从内部腐透了的唐帝国，不堪兵乱的一击，摇摇欲坠起来。这隅黄褐色上一季比一季、一年比一年冷冽的季风，吹殒了司马迁“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诳言，也吹冷了唐帝国的勃勃雄心。都城东迁了，经济重心东移了，中华文明随之东渐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自“周秦汉唐，立国西北”就能“抚柔天下，气象博大故国祚绵长”的神话破灭了。这里蜕变为一粒“蛮荒”的沙，游离在传统中国之外。

也就是从那时起，宗教的神秘熨贴着战争遗留的疮痍，润濡了从黄土到人心的每一寸干涸，风啸马鸣的调子渲染了几个世纪的荒凉。

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这里进行了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时事的考察探究后，著成了“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中国的西北角》。

于是，这隅黄褐色就以一个朴拙的名字，中国的西北角，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走来；从老子出关的《道德经》走来；从古时边塞的诗行中走来；从游牧文明铁蹄的扬尘中走来；从“瑷珲——腾冲线”（1935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划下的一条人口分界线、地理分界线、气候分界线，同时也是文明分界线）的彼端走来，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晰和具体，挤进了现代传媒的话语，阑入了民众的视野。

生活方式的非儒教化，信仰的多元化——中国的西北角，终被传统中国谅解、包容，并接纳。尽管还有些许的鄙夷和蔑视。

在此之前，她一直在中华文明的留白处茕茕独行吗？

19世纪伊始，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没有哪片蛮荒不被西方的“普世文明”

辉耀，不被西方的“好奇”征踏。

这不，19世纪末，蓝瞳金发的探险家、学者就先于中国，嗅到了西北角历史的厚重、神秘及丰繁。

1877年，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甘肃和新疆考察。从东面跋涉千里的商队引发了他的思考，这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运送丝织品为主的贸易通道呢？

思考将历史的碎忆，时空的断点重新拼合、缝缀。

“丝绸之路”，一个写实又写意的名字，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被李希德?霍芬第一次标注进了他所著的《中国》一书——“从公元前14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首先在西方，从名词概念走向了学术研究。

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这条始于汉代、匿于明末，东起长安、西至罗马，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商贸大道，因有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辗转于此，故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英国人斯坦因来了，法国人伯希和来了，美国人华尔纳来了，俄国人科兹洛夫来了……仅1876年至1928年到达中国西北角的探险队就有42支。从来都没有接待过“洋鬼子”的西北角，那时是否也有些手足无措？惶惶不安呢？不管怎样，这些“洋鬼子”探险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荒漠腹地，探入生命禁区，惊醒了丝绸之路的点点记忆：黑城遗址，西夏至元代丝路的走向；莫高窟，佛教东传的生命轨迹。

但，他们不单单是探险家。

他们走时，大箱小箱，车载马驮，卷携走他们的“劳动果实”——西北角沉眠了几千年的历史。车辙的尽头，是一穴穴盗空的古墓，一面面剥残的壁画；一龛龛被大肆洗劫的经房。憨朴的乡民震怒了，抄起的铁锹、斧镢吓退了华尔纳再度的抢夺，却吓不退撕割中国的西方殖民狂飙。

之前的1860年，圆明园熊熊的烈焰，焚毁了西方文明的“假面”。世界的良心被炙痛了。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一支羽笔，直刺“文明”的内核：“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吉利。今天，他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我希望，铲除污垢后解放了的法兰西把这些赃物归还给被掠夺过的中国的那一天将会到来。”

而闯入中国的强盗又何止法兰西、英吉利？

西北角赤目怒睁，眈看19至20世纪初世界的畸形——强盗镀上了学者的金粉，文明伸出了掠夺的黑手，殖民霸权挤的正义和真理不停欹斜。

时至今日，流落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无论是圆明园的，还是西北角的，仍在强盗的诡辩声（2002年12月9日，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公开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流失文物的原产地国家。他们辩称文物为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文物收藏无国界，而且声称他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进，能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如果把文物归还给原产地国家，因落后的技术和管理，将使文物遭受进一步损坏）中无望地诘问：回家的路到底有多漫长？

文物是人类智慧的遗珠，是历史的记忆。文物只有回归到她的原生地，这份记忆才会完整，也才会完美。

2

狄德罗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

21世纪就是一个精雅得，缺少诗意、毫无美感的时代。

春天，早已不是“照在绿波中”，那满满一园的“深浅色”。而是被现代园艺艺术，或囚在小小的花盆，或囿进矮矮的榆丛。在城市的空空隙隙，填塞上它苦心孤诣的杰作，一个个僵硬、羸瘦的“春天”。愈来愈逼仄的单单是人们的视阈吗？

就在这样一个诗意苍白、美感疲乏的春天。

当我意识到，我头顶的骄阳，鹰瞰过唐蕃古道——“青海之路”国际贸易的繁盛；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市嚣下，消匿了1600年的丝绸之路脉动在潺潺，我的内心砉而一阵悸然——樊笼里困钝了的眼，能否追逐上一个渐行渐漶的背影？亘了几百万年的季风，能否为我吹送来一缕历史的回音？

但我谙知，任何一个将目光投向丝绸之路的人，哪怕仅是想寻幽览胜，都会窥瞥到丝绸之路唇角泛起的轻蔑，更遑论钩沉历史了。因为丝绸之路太过浩繁，太过邈远，太过庞杂。不经意间，你就会同某个土遁的王朝撞个满怀，或俯拾到某段陨落的古文明，或踩踏到某位名士的屐痕。即便是达观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轼，如若误闯进丝绸之路的历史丛林，都不得不感喟：“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一生”。

面对层峦迭嶂的丝绸之路，我犹豫再三……

夏虫可否语一次冰？……

“叮咚……叮咚”……

一串冗长的驼铃，从公元前139年起，一路轻曳，曳过汉唐元明清冷泠的明月，曳过高昌、楼兰、龟兹、吐蕃、西夏王朝坍弛的颓影，最后曳进21世纪高清晰的镜头。

2006年，《新丝绸之路》摄制组“八千里路云和月”，“重走了丝绸之路”——几辆越野车，穿越茫茫的沙海，碾过城市的曦晖。向着伫立在时空另端的，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匪夷的背影，“从长安到喀什”，一路遥追。

《新丝绸之路》摒弃了以往“波澜壮阔”“史诗性”的“全景展示”。越出时间与空间的藩篱，撷拾了10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背景，却同样“灿烂辉煌”的历史碎片。

——“罗布泊深处神秘的墓葬群，保存完好的四千年的女性干尸，全世界仅存的唯一一颗释迦牟尼的真骨舍利，草原道上的黄金面具，青海道上的珍贵丝绸，和田玉的险峻源头，尘封百年的黑水城文书，流失在海外的壁画残片，西域高僧的传奇一生”……辽阔的戈壁将生命的本质，镂刻得突兀且怵目；荒废的古城将时光，凝固在了一剪夕阳；幽冥的石窟背对着“万圣朝佛”的喧嚷，去遵从佛的智慧——永世的岑寂。

“沿着骆驼的足迹，最终找到的可能是骆驼的尸骨。扫去遗迹上覆盖的沙土，最终看到的可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萨珊波斯的银币、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中亚、西亚花纹和波斯萨珊王朝图案的丝织品；犍陀罗式、唐式、罗马式画风互相渗透的壁画……从西安到喀什，4450公里的丝绸之路沿线，发掘出数量惊人的古迹和遗址。这些文物熠耀着不同文明的光辉，也为后人释义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与其说丝绸之路是一条迤逦了两千一百多年的贸易商路，不如说是一部囊括了人类文明的煌煌巨史——中亚史、西亚史、南亚史、中国史、宗教史、贸易史、文明史……

“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为了厘清丝绸之路的脉络，我只有溯到她的源头，执着于一段简短的史料之旅。

远在公元前6至7世纪时，欧洲人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据西方历史学

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已有人到过“绢国之都”。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博物志》中的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时候中国的丝绸就已远销到了罗马？是通过哪条路径销往罗马的呢？考古学家终有一天会为人们解答这些疑问的。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暴虐的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的逆流中翻了船。汉帝国在《垓下歌》的尾音中，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统一了中国。汉武帝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

张骞九死一生，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使得汉帝国掌握了西域政治和地理的第一手资料。“知彼”的汉帝国清除掉了匈奴，这个祸患丝绸之路通畅的毒瘤。

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此行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而且张骞带回的关于西方的消息，更褪去了西方飘缈的神话面纱。

经过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东西，汉武帝所喜爱的大宛马自不必说，还有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土尔其石、以及罗马、波斯的银币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帝国的物质生活。除此之外，西域的乐舞、杂技也传到了汉帝国。从史书中，我们已经可以寻到胡风缕缕的蛛丝:“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紧踏张骞脚印走进丝绸之路的，是西汉末年的甘英——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不辱使命，用自己坚实的脚步，测量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阿拉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结束了“各自为营，孤立发展”的格局。“黄河流域文化、印度河恒河流域文化同著名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希腊文化联结起来，从而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不得不暂时逸出丝绸之路，飘向公元1500年，那片蔚蓝色的大海。

思维之所以在1500多年的时空亟速跳转，只因历史有太多惊人的相似。

欧洲史学家狄雅可夫评价张骞的“凿空”时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诚然，哥伦布的“美洲大发现”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足可以与张骞的“凿空”比肩。但将“美洲大发现”置于最醒目位置的欧洲史页，喷溅了太多太多印第安人的鲜血。哥伦布，一个有胆有识有智有谋的人，却无法被后人久久仰视，尤其是饱受西方铁蹄蹂躏的东方。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再次呈现混乱无序状态。走马灯似的，一个个王朝匆匆登场，又匆匆谢幕。主角的名字变来换去，但基本角色——汉帝国开辟的丝绸之路，却一直未改。丝绸之路这位勇士，在高僧法显骇人的恫吓中（“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曾走出过一个个奇迹。在刀光剑影中，另辟出一条路径，当然就不足为奇。

白驹一瞬。

到了公元618年，唐帝国在中国浩渺的历史中，以“一览众山小”的骄矜，阔步昂首踏上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与此同时，在漠北高原与匈奴相匹敌的游牧民族

突厥，也建立了游牧帝国。在628年和657年，与汉帝国一样，唐帝国在国力强盛先后歼灭了威胁西域商道的西突厥，再次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由此唐的疆域扩延为“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其势力不仅直接控制了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

丝绸之路顺着唐帝国的劲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河陇地区，将唐都长安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沿途市镇，又通过横向延伸，将丝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丝路交通网络，故丝绸之路“在唐代已不是单独的一条、两条或三条连接中西的丝路，而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

通过这些错综交织的丝绸之路交通网，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供养了唐帝国的奢靡。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丰腴了唐帝国的风尚。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

孟德鸠斯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如果说，西方的历史散落在罗马的废墟颓垣里，那么中国的历史就深埋在长安的黄土之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东方，与罗马帝国遥相睽望的，是曾创造了同样高度文明的汉帝国与唐帝国。他们的都城都恰在长安。

一声高亢、铿锵的秦腔，喉醒了酣睡的古城西安。

西安，从汉帝国起被称之为长安。明帝国时期的公元1369年，将这座城市更名为西安府，从此西安的名称延用至今。

淡金色的晨晖，将地表之上的西安城涂抹得金碧辉煌。而埋藏于地下的13个王朝，只能将昔日的金碧辉煌，压抑于墓穴的阴陬。这些王朝中，唐帝国无疑是最为显赫与光耀的。

长安城在唐帝国时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史载，唐长安城占地841平方公里，其规模为现存西安城的九倍，总人口过百万。在长达289年的日光岁月里，长安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的长安，受世界瞩目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的欧洲。她是外域夷族懵懵懂懂的东方梦——九重宫阙、翰林学府、东西两市——蕴藏了他们哪怕耗费一生都掘不尽财富。英国人威尔斯在对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的盛唐进行比较感慨：“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开放的长安，以宏博的大国情怀，包容了他们鸿鹄青云的远志，包容了他们迥异的生活方式，也包容了他们纷繁的宗教信仰。

万物之中，文明是最脆弱的，任何高度的文明都经不起它所面临的多重危险的威胁。时间有时就是最残酷、最直接的威胁。

在时间的冲淘下，很多文明、很多宗教、很多民族都如同阳光下的微沤，“啪”的一声，就碎得无影无踪。偶尔，在某个晴天丽日，人们翻晒历史书籍时，它们会从哪一页突然滑落。在几万倍、几百万倍的放大镜下，它们于碑记、于墓穴、于史书，兀自鲜艳。

《永远的长安》，精致的画面不时哈出古墓森森的阴气。21世纪初，北周年间的三座粟特古墓，相继在西安出土。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些单调乏味的墓志碑拓背后，揣摩早已铸成史书黑白文字的，唐时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仕途与经商的大致轮廓----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在唐帝国鲜艳至今的记忆——唐诗中，我们

如临到一股飙劲的“胡风”，从王谢堂前，到市井酒肆，冲击着帝国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这股胡风一部分就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罕裹挟而来的。

当然，胡风的盛行无不与执政者的开阔胸襟，及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政策息息相关。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在位）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粟特人，这个在中国历史辞典里都略显生涩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中亚粟特（Soghd），“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东面为中国东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央。”中亚粟特不仅是南北东西交通、贸易的十字路口，也是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

以经商为业粟特人，在沟通东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传递着五彩缤纷的宗教信仰。粟特的宗教信仰，既有来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其为祆教）、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里教（唐代称为景教）、摩尼教。但这些宗教从来没有独占过中亚粟特信仰的天空。

人，是宗教信仰的载体。这些纷杂的信仰都随着粟特人东来的驼队，一路洒播到了中国。遗憾的是，它们都如昙花一现，最终枯萎为史书里一些拗口的名词。

很抱歉，我的史料之旅一直羁绊在盛唐。因为盛唐的海市蜃楼里，我隐约觑探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于是，我再次逡游于《新丝绸之路》精雅之极的声画中。掠过公元3500年前罗布泊的清漪，一路左顾右盼，最后撞进了长安东西两市的车水马龙。但，那个身影始终没有在画面里出现。

我不禁惑疑，《永远的长安》真的海纳了时空概念里的“永远”吗？丝绸之路最后的驼队是中亚粟特一族吗？携带来的信仰种子，仅仅是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吗？

不知何时起，《十字路口上的喀什》中的一个画面开始牵动我的思绪。“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安拉至大……”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穆那乃”上，老阿訇抑扬的宣礼声，穿透蓝得如海般深邃、宁谧的晨霭，召唤着刚刚苏醒的穆斯林去做晨礼。“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声音从来没有改变过”——

从公元7世纪，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这种声音，每天五时，在喀什、在西北角、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就次第响起，一响，就迤逦了千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些阿拉伯人，和后继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中亚人，就是我苦苦追觅的那个身影——丝绸之路最后的驼队——回回的先民——各色穆斯林。

为什么《新丝绸之路》在撷取丝绸之路上走过的文明时，独独遗漏了这些穆斯林带来的伊斯兰文明？是趋于一种探究文明时惯常的厚古薄今？抑或是伊斯兰文明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微不足道到可以忽略不计？更或是恃着自己文明的博大厚重，对后起新秀伊斯兰文明的不屑，从而导致的无识及无知？

文明是什么？仅是博物馆陈列的古董？学者案牍上无解的怪异文字？

诚然，伊斯兰文明没有像佛教一样，留下一窟一窟的壁画供后人观瞻、咨嗟。也没有像粟特人那样，出现过转动历史车轮的人物，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那么伊斯兰文明巨庞的彗尾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横扫起丝绸之路的尘尘埃埃？……

3

公元7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唐帝国的建立；及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复兴，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大食）奇迹般的崛起。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经四大哈里发时期、伍麦叶时期和阿拔斯时期三次大征伐，到了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北至中亚，南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当时也只有与之毗邻的唐帝国可与匹敌。阿拉伯帝国所征服的地区无一例外逐步的伊斯兰化了。

自公元750年怛逻斯战役以后，阿拉伯将中亚划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传统丝绸之路的贸易已经从性质上演变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贸易”。由于中阿两国边界相连，丝绸之路的东西大小各道变得极其畅通和安全。出现了“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盛景。

丝绸之路的空前通畅繁荣，为多族源、多地源、多途径穆斯林民族的涌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些穆斯林“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资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际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主流文化之一。

但，从之前祆教、景教、摩尼教的黯然凋敝，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在飞逝的时间及强大的中华文明面前，许多外来文明的脆弱与无奈。伊斯兰文明又如何在葱葱郁郁的中华文明里，觅得了一丝罅隙，生根发芽，并将自身的文化叶蘙延伸到各个角落——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且最终还发展为中华文明体系中不可或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在唐帝国时代，是一种已具有高度发达的、鲜明个性特征的文明体系，任何外来文明对其的影响都是局部的、暂时的。只是在它原有的文明基调上，丰富和补充自身而已。恰如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评介的那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一种人世性很强的宗教。它的特点是将神圣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它在关照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关照人们的世俗生活。

唐帝国来华的穆斯林并非以传教为目的，而是通使或经商，所以他们多是商人、使节、军士，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以世俗社会生活为主，故其传播的伊斯兰文化多集中于物质层面。伊斯兰教在华的传播则实属“无心插柳”。因此，伊斯兰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物质文化因素多于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世俗文化因素多于宗教文化因素。

换言之，伊斯兰文明沉淀在中国的不单是一种信仰、几个民族。人们的衣食住行医，伊斯兰文明无不在其铸上或浅或深的印记。

我能否罗列一个这些印记的明细表？

只能穿连一些零碎的散牍片文，做一个大致的梳拢。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安鸿胪寺迎来了一批胡蕃使臣。他们面色谦和，目光炯然自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他们就是刚刚崛起于亚洲西部的奇迹——大食帝国的使臣。“噉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irol mummen的音译，意为“信士的长官”，是对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Othmen644——656年在位）的尊称。

置身“万马争歌杨柳青，千场对舞绣麒麟”的唐帝国的心脏——长安。他们终于憬悟，先知穆罕默德“你们求知吧！哪怕它远在中国”的真意——长安不光聚揽了世界的奇宝异珍，而且从宫殿的飞檐画柱，到普通的笔墨纸砚，都折射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对于“以知识为财富”的大食人来说，唐帝国不啻于盘踞在世界文明之巅的巨龙。大食的使者、商贾、世胄都慕着她四射熠熠的文明光焰，络绎于丝绸之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法显骇人的恫吓再次犹雷震聩。然而，信仰——造物主与坚忍者同在——之于他们，如温润的血液。走下去，哪怕朝迎寒雨、晚袭骤风……走下去，只为叩响唐帝国高耸云霄的大门。

锈在唐帝国历史中的驼铃，曳响了回回先民的丝路记忆。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庞大的驼队满载了阿拉伯的各种手工艺产品、香料、药材、珠宝、乐器，还有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医学、制药、天文、历法、建筑、造船等科学技术……他们的到来，为已达饱和度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名曰“伊斯兰文明”的活水。

中国人素“以食为天”。我的梳拢暂且从餐桌开始。

几百年来，胡豆、胡瓜（黄瓜）、芹菜、波菜、胡桃（核桃），还有胡荽、胡麻、胡蒜、胡萝卜等等都是我们常见的蔬菜。谁能想到，今天“司空见惯”的它们在唐帝国时期，却是“以稀为贵”之物——据唐以降的汉文史料载，这些冠以“胡”字大都来自大食国。它们的第一粒种子是由穿行在丝绸之路的大食商队，从遥远的西亚带到中国的？

譬如常用的作料胡椒，据唐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云：“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又如芦荟，《诸蕃志》记载：“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鱼尾，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熬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这些域外物种的引进与广泛种植，影响了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及中国人普通的饮食结构。

牛顿曾经说：“如果我看得较笛卡尔为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他的肩上”。始于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医学，能执掌中世纪世界医学之牛耳，是因为它站在了古希腊和罗马医学的“肩上”，并融合了地中海周沿地区诸民族及波斯、印度的医药学知识。随着丝绸之路穆斯林的东来，伊斯兰医学也尾随其后进入了中国。

唐帝国的药匣子兀然丰盛了起来，相继多出了如安息香酸、木香、龙涎香和乳香等阿拉伯药材。至今很多药物，沿用的都是阿拉伯的名称，如苏打、糖浆、糖、樟脑等。据史书记载，当时输入医药的数量相当大。中国医方药典中甚至有直接以阿拉伯药材为主的药剂，如乳香丸、木香汤、没药散、安息香丸等数十种。这些药剂和医方，丰富了中国医方的宝典，为许多疑难杂症带来了治愈的曙曦。

到了唐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些专事记述产自伊斯兰帝国的药物、乃至医术的文书。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是宰相段文昌之子，依仗其父的职务便利，获得了很丰富的有关伊斯兰帝国的医学知识。《酉阳杂俎》从本草学角度看，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是唐帝国及以后中国人认识伊斯兰药物的重要参考书。这些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晚唐、五代时李珣编撰的《海药本草》。李珣是位波斯后裔的穆斯林本草学家，世代以经营香药为业。他对诸般胡药的性状、炮制及功能主治具有深博的知识。

枯燥的汉文史料，却让我们的感受如镂如刻——大食医术实乃“回春”：“高仙芝（安西都护）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为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

对伊斯兰医学之于中国的影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以余所闻，回教国家之药材及方剂，已于唐宋时传入中国。余曾细检《证类本草》，发现海外药物达300种以上，其间来自阿拉伯、波斯者，不在少数。此种香料之普遍地消费，犀象宝物之特蒙重视，均回教商贾在东土发展之结果，有以影响唐宋时代中国人之社会生活者，似均值得一提也”。

现在，有很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整理、挖掘消匿许久的、回回医学的工作。我们相信，回回医学——伊斯兰医学在中国衍生的结晶，作为中华医学园林的一株奇香异草，定会有重新灿然绽放的一天。

到了唐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经济的繁荣、物资的丰渥，达官显贵们的生活也奢靡到了极致。阿拉伯的香料，足以与黄金比价的奢侈品，在他们的消费理念中，却与常物无二致——“唐人有以香薰衣者，有以香作食品者，有以香材为栋梁、涂墙壁者”

掀开史料，香料的馨郁就溢了满满一纸。是我的鼻息出现了问题，还是唐人的用香实令我眩晕，以致出现了臆幻？

“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刻镂水精、马脑、辟尘犀，为龙凤花。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又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是时中贵人买酒于光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邪？曰：非也，余幼给事于嫔御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因何而致。因顾问当炉者。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

这是《杜阳杂编》详载，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同昌公主出行游冶的盛况。公主宝辇“晶荧照灼”，所经之道“芬馥满路”，就连公主辇夫的锦衣，都因袭了公主的香气而仍生异香。

公主用香已令我们“眩惑其目”。国舅杨国忠，权倾朝野，论奢华、靡费，怎堪落公主之后？“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木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客于此阁上赏花焉”；“杨国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乃）先以白檀木（末）铺于炉底，余炭不能参杂也”。杨国忠不单以香为建筑材料，甚至连取暖的燃料都是香料，而且“不能参杂”。这些有权有势之人用香的考究，怎一个“奢侈”能尽括！……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帝国上下消费香料翕然成风，定与皇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何不扒着九重宫阙的门缝，觑看一番？“唐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铺地”。“宝历中，帝（敬宗）造纸箭、竹皮弓。纸间贮龙麝末香。每宫嫔群集，帝躬射之。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宫中名风流箭，为之语曰；风流箭中的人人愿”。

看来公主的辇夫锦衣生香，杨国忠用香料涂墙、取暖还有点“小巫”的况味。中国人的等级差异性，叉渗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小小的香料用法都会谨遵等级之绳墨。

其实由穆斯林商人运到中国的香料，如麝香、龙涎香等都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而唐帝国的权贵们却忽略了其救死延命的药用，非要与地位、财富掺揉在一起，缝进香囊锦袋，招摇于市。香料在帝国俨然成了毒、成了祸、成了灾。我们该咎罪于谁？穆斯林商人？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能将许多发明创造庸俗为玩乐的供资。稍安勿躁，后面我会用翔实的事例来旁证我的结论。

长安西市，起得比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早。

刚刚结束晨礼的穆斯林商人，立刻涌向西市，卸载采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与帝国的商家交换各自所需的货物。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汉语，汪成讨价还价和叫卖的声海。阿拉伯香料、中国传统草药的香气，薰蒸了一街两道。西市的繁华几乎浓得化不开。

交易结束后，很多穆斯林商人又匆匆启程，返回他们的家乡。他们的驼队装载了些什么呢？传统的丝绸、瓷器？他们扎裹紧密的包裹，令我们不能窥得里面的东西。那就尾随他们去大食帝国吧？

公元8世纪，大食帝国的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出现了炼丹术。炼丹术，

阿拉伯人称之为（al-kimiya),不仅包括炼金、制药，而且也追求一种叫作阿尔伊克西尔(al-iksir)的万应灵丹，用以祈望延人寿命，并用以点金。但在伊斯兰信仰里，世间万物全归造物主所有、掌控。人财富的多寡、寿命的长短自然由造物主定夺。显然，他们的炼丹术从思想基础到具体内容，都有驳于伊斯兰信仰。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阿拉伯的炼丹术直接是从中国输出的。

只是，炼丹术在中国是为了“服石求神仙”，是帝王将相“长生不老”一种的祈愿。虽然中国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能“长生不老”，而且有很多帝王，如唐太宗、宪宗、穆宗……都命丧于此。但中国炼丹家们却积累了不少有关化学知识和操作经验，成为化学的开山鼻祖。这些知识和经验，被阿拉伯人吸收并改进，制成了烧瓶、水浴锅、蒸馏器、乳钵等化学器材。他们还改进了许多化学实验方法，如过滤、蒸馏、升华、结晶。我们现在用的酒精就是那时候由阿拉伯人制造的。约在12世纪，阿拉伯炼丹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传播到欧洲，成为近代化学的雏形。

不止炼丹术，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这一时期，相继由穆斯林西传至阿拉伯世界。中国的四大发明不仅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通过阿拉伯人传向欧洲，为挣扎在神学泥淖里的西方，做了日后遽然崛起的前期准备——

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西传经历，镀着一层奇异的色泽——战争的“后遗症”。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帝国与大食间因石国（中亚粟特的一个小国，今在塔什干）问题，在怛逻斯兵戎相见。这是唐帝国与大食几百年交往史上唯一的最大鏖战。

关于这场鏖战，我不想着过多的笔墨。这场的直接结果，是唐帝国在中亚的霸权被剥蚀，为日后大食称霸中亚提供了可能。但败北的唐将领高仙芝怎么都料想不到，这场鏖战却开出了一朵奇异的花——被大食虏获唐军士里，居然有精通造纸术的工匠。而这些人将造纸术远播到了飒秣建，在大食帝国掀起了一场造纸术的革命。到了公元15世纪，平滑柔软的纸张才取代了欧洲原有的，粗糙笨硬的纸张，对欧洲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学术著作传入西欧，为欧洲的文艺启蒙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

造纸术后，在大食帝国，中国四大发明接踵而至。

火药传到大食帝国后，约在公元15世纪，经由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传入欧洲。到了公元19世纪，大清帝国的帝王仰起头，对着满天灿然的烟花长吁短叹时。欧洲人乘坐的舰船，由指南针（阿拉伯人传到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人最先将其用于航海）为指准了中国的方位。他们无暇遑顾那些美丽而短暂的烟花，端起枪膛里装满舶自中国的火药，径直对准了孱弱如一柄秋叶的大清帝国。

人们将近代中国的衰落归结于大清帝国“闭关自守”的政策，没有跟上世界疾速发展的脚步。但关起家门的大清帝国的官员，除了盘剥百姓、中饱私囊外，又做了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得到多少的发展，有些甚至还滞在了最初的阶段——曾称雄于世的航海技术，在明帝国，成就了一次彰显国威的友好出访后，搁浅在了近海的鱼虾群里。火药，自不必说，被燃放了个满天满地。难道，大清帝国不是被“中国特色的智慧”，逼上了亡国之路吗？

古代文明不是后人用来炫耀的资本，如果不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古代文明只能属于古人。

4

我不是史学工作者。

回望中国的西北角，只为窨向漫漶的历史发出“我是谁”的疑问！

因此对丝绸之路史料的梳理有些散漫、浅陋和片面。

所幸，历史还是铿锵有力地回答了我——回回的先民，是丝绸之路上走过

的穆斯林。

而这些回回的先民用双脚踏实的丝绸之路，在几百年的土遁后，被人们重

新发现。并美其名曰“对话”之路。

“对话”之路？的确，没有比这更符合她个性的名字了。

绵亘了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昂首阔步的走过。她们彼此影

响、相互交融，沉淀给了世人巨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

程。

步入21世纪后，刚刚苏醒的丝绸之路，双耳就壅满了来自西方的聒噪——冷

战结束后，文明间的秩序只有一种——不同文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一种文明

一定要征服另一种文明。

面对西方的聒噪，她困惑不解。

丝绸之路的研究肇于西方。为什么西方的研究只停留在了那些文物的僵死

表面呢？也难怪，强取豪夺来的文物，只能是一种无生命状态。西方的放大镜再

怎么精密，也永远触摸不到隐藏在文物里的，勃勃的脉动——“一种东方文明的智

慧”——文明间可以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也完全可以平等对话，和平交往。

“文明冲突论”、“种族冲突论”、“文明终结论”不过是西方身上的，一片色彩

艳丽的霓裳。可惜的是，这件霓裳太短，藏头就了漏尾。帝国主义的劣根——野

蛮的侵略、赤裸的掠夺、残暴的屠戮，早已昭然于天下。

但我们始终相信，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会一直响彻在历史的天空。因为它

鸣奏着全世界上最动听的，也是唯一的主旋律——和平。

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之三（上）

激荡在明帝国文化密林的回音

（文\君悦）

（一）

叙述历史，不啻于一次历史的重走，需要笔者对历史有剥茧抽丝的能力——借助细节，还原现场；借助个案，勾勒进程；借助文本，钩沉思想……遗憾的是，我非学史出身，充其量只是个历史学的忠实读者，本不具备什么历史的参悟能力。仅凭着一份热情、一份执着，就贸贸然举意，希冀用散文的感性去弥补历史研究固有的抽象，使得我们对回回历史的每一次触摸都能够真切而立体。

之前，许是侥幸，依仗史学家们的视角，我勉强听到了唐宋丝路上时隐时袅的驼铃声，听到了元帝国震天撼地的铁蹄声，才得以将回回、这个远徙他乡族群前世的惊魂寒梦沉淀为文字。撞到了明帝国，我却犹如跌坠茫茫暗夜。一时，万籁皆阒，我听不到一丝来自明帝国的声音。罪魁祸首则是我过分依赖的直觉。

在我的直觉里，明帝国回回的历史比不了元帝国那般波澜壮阔、云谲波诡。因为《明史》里一句“元时回回遍天下[1]”，实在是气势夺人，久久遮翳了我的视线。

事实也的确如此。

成书于十三世纪的波斯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和《史籍》在沉默了将近八个世纪后，为世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蒙古帝国，为我们争说了一个真实的回回族群：一方面，是这些首先被蒙古人征服的中亚、西亚回回先民——各色色目人，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逐鹿的战场扩大到了欧亚大陆的每一个角隅；另一方面，武力下的失败者又成为了文明上的胜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色目人为“以恐怖为政体、以屠杀为制度”的蒙古帝国装上了“文明”的新衣（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三分之二的蒙古人皈依到了伊斯兰的新月旗下），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互传，以及欧亚各民族的大融合。

有时，过分的堂皇也是短命的代言词。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宋帝国丞相文天祥一语成谶，胡虏果无百年之运？蒙古帝国肢裂在中国的短暂繁华——元帝国命定似的在入主中原九十九年后，轰坍成了一抹历史的尘烟。帝国的后裔们也许深知，造物之主的心意，永远都艰深难问。于是，他们大方地将成吉思汗的名字和他的“黄金家族”统统让给身后的世界去窒息、去沉思、去反省；自己则遁进了苍莽的漠北草原，在天高与地阔间延续着祖先逐草而居的运命。

蒙古帝国的神话不可逆转地成为了蛛网尘事，那么为了酿造这一神话而被迫进入中国并滞留在此的回回呢？“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2]”；“九鼎神州竟陆沉，偷生江海复山林[3]”……元末明初色目贵族后裔、著名诗人丁鹤年凝固成文字的一腔愤郁，是对元明鼎革之际回回甘苦冷暖的解说吗？

似乎，回回“繁华落尽始于明”有理有据着。

然而与史料纠缠得越久，就越意识到，我的直觉不过是盲者摸象而已。到底明帝国的回回史呈着怎样一种的景象，须略读一遍明帝国才会知道。

一翻明帝国的大纲，已先自心惊了。

明帝国，一个“天朝”中心论灌输得最为彻底；“中华”[4]优越感最为顽固的时代。作为一种对前外来统治者、蒙古帝国切肤恐惧的反应，明帝国对待外族的态度，严苛比宽容更合乎逻辑、合乎情理。

这不，帝国根基初定，明太祖一边剖白天下：“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一边又迫不急待地诏令：“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胡服、胡语、胡姓[5]”；“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人相嫁娶为婚姻……不许蒙古、色目之本类自相嫁娶。如本类中违律自相嫁娶者，两家主婚杖八十；所嫁娶之男女俱入官，男为奴，女为婢……[6]”。

这位有点像从虚构小说里走来的布衣帝王，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也如此得忽左忽右、忽虚忽实？一点都不。在帝国的律令里，比比皆是他同化外族的决心——文化上要斩尽、体制上要混血、源流上要堵绝……对于“居中土”、“服食中土”、依旧泥守西域国俗的回回来说，这样的政治土壤，究竟是险境还是沃土？

如果是险境，那么自唐以降，一直被迫缄在“中华”话语权的回回，为什么一反常态，在凌蒙初的笔端、在徐霞客的行踪，频频显身？如果是沃土，为什么游刃于宋元两大帝国官道和商路的蒲寿庚家族，会被排挤在明帝国的主流社会之外，暗自萎谢？

两种结论，怎会出现两极的误差？是史料发散的信息有误，还是我的解读有误？我知道，再往纵深方向走，只会囹入死巷。此刻，最佳的选择，莫过于一路回溯。

蒙元，宋，唐——丝路上的商贾，西征的军匠，叩谒文明的贡使、学者——自信、坚忍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无家可返的后代。西北角终年不歇的季风，吹老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吹老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渐渐地，他们的族籍含糊了，他们的体质蜕变了，他们的语言混杂了……

鹰瞰着这股熙熙攘攘了几个世纪的移民大潮，我陡生了一种蟪蛄知晓春秋的悲观与清醒：这一撇一捺，散发着生命馨香、峥嵘着个性棱角的“人”，一阑入中国的历史，就立刻被熔炼成了一个僵冷的整体——“他们”：没有几座丰碑似的生命原型供人瞻仰；没有几片落红似的故事情节供人拼接；没有几声断弦似的悲歌吟哭供人深沉……年代一久远，“他们”的记忆就好似逢秋的木叶，一片一片，无可奈何地凋零，只留下一条垂枯的枝条遥遥指向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也就是史学界公认的回回史的原点。

我揣测了再揣测、怀想了再怀想的回回史的开端，居然只换来了史官如此敷衍了事的一笔——“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奥斯曼），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7]”！怅惘之余，一回首，是鲁迅先生深蹙的眉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到点点的碎影。”鲁迅毕竟是鲁迅，一语诊出了中国史学的诟病——密密匝匝写满统治者族谱的二十四史，又怎会为“远人小国”匀出过多的笔墨？

一段走马观花似的历史梳理后，我有了些微的兴奋。

明帝国回回的历史记忆的确与唐宋蒙元不同。这条垂枯了近八个世纪的枝条，仿佛一沐到明帝国的春阳，就花叶葳蕤了起来：不光明帝国摧天拔地的开国史与“十大回回保国”的传说纠缠不清

着，而且还有更多更灼灼然的名字，自始至终附丽着明帝国的史纲。如思想家李贽、外交家郑和、文学家丁鹤年、名宦马文升、清官海瑞……

不过，这些“花叶”的逐一舒展，又无端地为我营造了另一重迷雾。

仅依据几个虚虚实实的名字，和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几段人生，就断然给一个时代盖棺定论，总难避“以蠡测海”的嫌疑。好像逼迫我因几个小小的贝壳，而用看海的心怀去适应青藏高原、那滚滚无边的荒芜与狞厉一样。就这样弃它们于不顾，又唯恐错失进入明帝国的机缘？毕竟这些名字，不单熟知回回历史，就连粗知中国历史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

仰望着这些熠熠了远年光耀的名字，一缕澄澈的感觉降临了。

如果说明帝国以前，我对回回史的叙述是粗线条的，是因为回回史虽也迤然了几个世纪、繁盛了几个世纪，但鲜有历史的细节落进史官挑剔的文本里，落进残碑断碣的沉默中……不过越是枯瘦的历史线条，越容易雕塑叙述者的思维习惯以及表述模式。

而在明帝国，那些所谓的习惯、所谓的模式显然无法承托起明帝国的回回史。为什么？就因为明帝国的回回史逸出常规地经纬了过多、过冗杂的历史细节。而这些貌似琐琐碎碎的历史细节，每一个都足以岿巍成一座山岳；每一座山岳都足以诱发攀越的欲望；每一次攀越所获的认知都足以颠覆前面好不容易得出的判断……置身于这样一段横看如峰、侧看似岭的历史，我怎会不迷失得模模糊糊，又彻彻底底？

再回过头琢磨“李贽”、“郑和”、“海瑞”等名字。

果然，他们各自都撑持着一个览明帝国众山而小之的高度；撑持着一个稍作打量就值得长期研究下去的高度。但一下子要仰望如此众多的崇高和伟大，猜想、联想，心灵还没来得及调适，思路早先乱作团麻。更何况我面临的使命是叙述；是从浩若烟海的史料中提纯回回的来龙和去脉，并用一支朴素的笔去密密织补。因此我不得不避开崇高和伟大，追寻平凡的共性。

就这样，与这些名字久久对望着，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如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地拍击着我的心绪。

——他们本可汇聚成缄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回回史里最洪大的一次声响；他们本可集结成回回缺失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话语权力中最成功的一次补位。然而在现代史学家们噪成一片的，“他们是不是回回”的争论声里，我们只得吞咽下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擎起的是各自生命的荣光，是所属领域的荣光，是所属时代的荣光，独独没有擎起他们所属族群——回回的荣光。

时间太久了，久到我们除了妄加猜测外，已无力咎明他们隐匿自己回回身份的真正原因。但我想，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抱着一丝希望，我随手摊开了诗人丁鹤年的履历：丁鹤年（1335-1424），其曾祖阿老丁为回回巨贾，世祖忽必烈西征时，尽以资财投奔，并从征讨，以功赐田宅，留居京畿。其父名为职马禄丁，其祖名为苫思丁，其堂兄名为吉雅谟丁、爱理沙皆具很高的中国文化造诣[8]……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馥郁着异域文化色彩的家族里，唯独丁鹤年的名字散发着中国文化的墨香？我古怪地预感着，这平淡无奇的履历表里，一定蕴藏着某种冥冥的启示——“李贽”、“郑和”……我反复摩挲着这些名字，慢慢地，慢慢地，笼在他们头顶的光环消弭了，唯独留给我一些与“丁鹤年”一样、散发着中国文化墨香的名字。疑问重复着滚滚袭来：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都不再像他们的先民那样，镌刻上自己回回的身份？

谜面全数公开，谜底只是一个——什么是姓名？

我在故弄玄虚？没有。唯有将姓名的涵义悉数揉碎，姓名与其所属族群的内在联系才会一跳而出。通常意义上，姓名是通过语言信息来辨别个体生命差异的符合。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后，姓名就被赋予了文化的意涵，广义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隶属的族群不同，那么在其姓名的表层就会反射出不同的文化幽光。

也许这种解释过于抽象化，概念化，读者听来有些云蒸雾泽的。不妨，我们就对散落在回回各个时期的姓名一一撷取、一一解读，看看回回的姓名下隐藏着怎样一种石破天惊的告白——“西域诸国，初无氏系，唯随其部族以为号，盖其族淳庞，其事简略，所以易行[9]”。史料有意无意透露着一个信息：回回先民在蕃坊的一番自由天地里，世代维持着自己的旧俗——他们只有名，而无姓。这种情况一直衍伸到了元帝国。

元帝国，回回的身份就不仅仅是“蛮裔商贾”，他们或在仕途张弛自己的鸿鹄之志，或在几张

宣纸上泼洒自己的无限才情。“类以华言译其旧名而称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10]”，成为他们积极融入中国上层社会的必然之果。

不过，元人《南村辍耕录》的一句“阿老瓦、倒刺沙、别都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为这一现象做了及时的补缀——改汉姓，用汉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至少在元帝国的巷陌田埂，还闪动着无数个“阿老瓦”、“赛典丁”的身影。

进入明帝国，史料中簌簌抖落的名字忽然不再镌有异域的色彩，反而浓浓郁郁着一抹中国的韵味。无疑，它们唱和了我之前的疑问——为什么丁鹤年、李贽、郑和，他们的名字都不再像他们的先民那样，镌刻着自己回回的身份？烙铸着自己的文化印记？

历史学家们曾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明帝国回回改胡姓变汉姓的原因：比如元明鼎革之际回回畏避政治灾祸而被动更姓；亦或是如当时人们所言，出于一种“上符古义，下合时宜”的远见卓识而主动易名。

有谄媚的意味？不，我只读出了一个没有话语权族群难言的裂痛——自唐迄明，回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齿繁衍了几百年。尤其是元帝国以后，虽“求其善变者无几”的他们却丝毫没有怀疑过留居中国的合理性。然而在中国，“华夷有别”亘古有之，是渗在中国骨子里的思想观念。《左传》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书》索性说得更无遮无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

加之明帝国是举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旌号令天下的，“华夷有别”只会在前蒙古帝国投下的阴影里发育得愈发扭曲。对此，不愿变其旧俗的回回缺乏思想准备。当他们终于认清自己“异端殊族”的身份时，任何的妥协和变通只有一个理由——生存！尽管如此，他们却有一个绝不容触犯的底线——他们的伊斯兰信仰。

不过在这里，我和历史学家们的关注点稍有不同，我更关注回回更姓易名现象之下，整个族群的文化心理走向。

明帝国《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说：“浦君有四子：浦顒、浦卯、浦珪、浦璋”。“顒、卯、珪、璋”四字不是出自《诗经·大雅》“顒顒卯卯，如珪如璋”吗？一个西域氏族给子嗣命名时，何以撷用如此古奥生僻的中国汉字？是他们有意地附庸中国儒学之风雅？还是他们已能有声有韵地圈读尔雅了？

一段冰冷的碑文居然能逗出一连串滚烫的发问？这让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及更浓厚的兴趣，一路追究下去。

据《郑氏家谱》载：明帝国回回外交家郑和的后裔，自第十一代起，开始有排行字辈的一首诗：“大尚存忠义，积厚流自宽，繁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天津天穆村《清真大寺禁戒同姓为婚碑》载：该村回回由于生齿日繁，辈数恐乱，于是编集十四字：“应思景从国朝兴文成祥瑞怀德生”。规定按字起名，每一辈一字，以期族户虽分而辈分不差。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当我以姓名为一线逻辑，贯穿于回回历史的通篇时，呈在纸上的，竟然是一个地理概念——明帝国是回回史的一道分水岭。回回的所有文化现象一凌越过明帝国，就被鲜明成了前期和后期的比照——

明帝国以前，回回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深浅不一，接受程度也随人而异。即便有如五代词人李珣兄妹、宋代书画之宗师米氏父子、元代散曲家王实甫、不忽木等都曾在中国文坛登过峰、造过极，但那也只是鲜而又少的回回对中国文化吞吐能力的测试而已。总体来说，他们的文化底色依旧保持着自身携来的伊斯兰文化；但从儒家的伦理思想观念，溢满明帝国回回姓名每一笔的史实里，我们分明觑见，回回对中国文化的洞谙程度已经不言而喻了。而且此时他们已把这种洞谙拓展成了一种认同和汲纳，以至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已深染着一息儒学之风。

这时，一个大胆的推断曳过脑海，我着实有些慌神。也许，明帝国回回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就在于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最激越的碰撞。

（二）

其实，这一推断并非一时的起兴，而是历时一年深思熟虑的发酵——

去年也是这个木叶凋敝、江河封冻的时节。

我原本不知道时间是一种可感可触的存在。没想到，只因好友一句：“穿厚点，明天我们去看洪水泉清真寺”。二十多公里的山道，竟架成了一座骑在时间之河的大桥。五百年在那头，我们在

这头。

窗外，灿白的冬阳将千山万壑都髹漆成了一片洪濛梦。我不禁惑疑，这场庄周式约会尽头的洪水泉清真寺，会不会只是一阙随时会醒的梦？就像方才误闯车前的那只山雉（当时我惊呼是只乌鸦，还引来了全车的哄笑），没等我缓过神，只留下一条比梦更难描摹的黄尘。

直到站在洪水泉清真寺的山门前，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执意用千里迢迢的跋涉，来换取与它的对晤？洪水泉清真寺根本就不是一阙梦。它是那么真实地拔立于那片黄土之上，那么真实地将回回的顺从和敬畏；智慧和胆识；胸襟和气度，无一不空间化地袒示给世人。

不信吗？去推推那扇琢满风雨的山门，推出一声比时间更苍老的叹息；或在磨圆棱角的木楼梯上，叩出一串比时空更空锵的足音。须臾间，明洪武年间的声音，在二十一世纪的耳畔回响。只是，谁会懂？谁会知道？谁会欣赏它的深度？包括我在内。

虽然，我无力厘清洪水泉清真寺盘结了几个世纪的掌纹，但它却为我洞开了一条受益终身的学术路线：若想触摸回回的精神文化史，岂能置清真寺于不顾？

作为伊斯兰教基本的外在形态，作为回回生存的一种见证，清真寺绝对是一个淤藏着无数话题的地方。宗教、文化、历史……你随意一碰，便会有无限的精彩翻涌而出。

对于喜欢历史的我来说，清真寺就是一条迤逦在时空中的河流，不舍昼夜地承继着回回的昨天、今天，还有可以预知的明天。尤其是流衍至今的几座中国古清真寺，所横跨的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它们始终循着“哪里有回回，哪里就有清真寺”的逻辑，立体地勾连起回回来华的时间和居留的空间。

——唐代，广州怀圣寺。其石砌的宣礼塔呈圆柱筒形，望之如银笔直刺苍穹，全然一种波斯清真寺的移植。晓看过“涨潮声里万国帆”的它，为“文化底蕴匮乏”的广州，添了三分底气。

北宋始建，重修于元的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因历史的讹传，现在这座清真寺被称之为“清净寺”）。巍峨的石砌寺门，葱头形的尖拱，辉耀着中亚塞尔柱王朝不可一世的鼎盛；门顶女儿墙锯齿装饰，深浅着伍麦叶时期的痕迹。就算颓成了残垣断壁，在夕照中执意拉长的，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君临于中世纪的影子。

始建于唐，重修元明的西安化觉寺。与前两座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相比，这座“世界上唯一的中国式伊斯兰寺院”，无疑是中国古清真寺建筑形制大破大立的大进化。一查履历，它就发生于明帝国。借鉴了孔子文庙入口布局的门楼，是回回对伊斯兰教先知默罕默德“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知”的实践吗？那如北雁振翅的飞檐，载起的，不正是回回在异域他乡跋涉千年的坚忍与从容吗！镇在全寺中心的邦克楼，如一方美丽且凝重的石玺，拓印在后世子孙心头的，却是一个重甸甸的问号——从何时起，这一千多年前的异域他乡，被回回反认成了一千年多后某种意义上某种形式下的故乡？

这些散落在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清真寺，稍做梳拢，就不难发现，清真寺建筑形制的变化，哪怕细微到一扇窗棂、一角飞檐、一片颓瓦、一块砖雕，都会牵扯出回回社会文化心理的一场地震：从回回叩动丝路大门的一刻起，那如云的桅帆，如阵的驼队，载来的不光是奇珍异货，还有回回原属的异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它们始终与中国文化发生着或明或隐、或剧烈或纤微的纠葛。

但正如史学家陈恒先生所言：“商贾之远行”是唐时有伊斯兰教及宋元伊斯兰教繁盛之原因。那么很显然，回回承载的伊斯兰不是以文化学术的挑战姿态登陆中国的，因而不像在对待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时那样，显示出极强的进攻意识和颠覆功能。至少在明帝国以前，它与中国文化，雾里看花终隔着一层，充其量只是囿于蕃坊的外来侨民的“殊俗”。

而明帝国，一个被武力催生的帝国，它的文化胸襟自然比之前的唐宋元，显得逼仄得多。国家权力从制度层面为新儒学的清道辟路，意味着伊斯兰相对孤立的文化空间瓦解；意味着伊斯兰不得不开始解读大的文化氛围向它提出的问题，从而确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

面对种种驳难，伊斯兰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又使它无比自信可以从中国文化里寻得一种新生的依据，那就是让后辈学者翘首仰望的“伊儒相通”：“虽其文与孔子六经不同，而其理相表里[11]”；“所谓千圣一心，万古一道，信非虚矣[12]”……以日后的眼光来看，这一系列从礼俗层面提升到学说高度的真知灼见，既提挈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首尾，也是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背景；同时文人的这些洞隐烛微也将整个回回族群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带动了他们文化

身份认同的相应调适——即在保持其自身固有宗教信仰、礼义制度与价值内核的前提下，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积极联姻，为奇峰叠耸的中国文化余下了一脉殊音，中国伊斯兰文化。

结论一出，摹想顷刻涟涟漪漪——

仿佛是在明帝国的某个清晨。一间生着虚白的竹室，捧读古兰的回回，偶然瞥了一眼垒于案头之上的中国古籍，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国度便慢慢向他们走来：那里有西出阳关老子漫漶的背影；有游学列国孔子泥泞的脚印；有时而举杯邀明月、时而散发弄扁舟的李白；有左牵黄、右擎苍、挽雕弓、射天狼的苏轼；有姹紫嫣红开遍的牡丹亭……

谁能料想，这一瞥便是百代千年。从此，伊斯兰文化在左，中国文化在右，回回在其间成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