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艺术特色
苏轼诗词艺术特色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
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
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
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
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
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
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
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
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词的内容:
苏轼扩大了词的领域, 用词来抒写生活情趣,政治抱负,身世感慨,亲友情谊,
农村生活,咏物,谈禅, 说理等, 无所不宜.
苏轼词的风格
苏轼词以豪放为主, 有名的有. 在裏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周瑜, 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 颢示了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建功立业的抱负.苏轼词虽以豪放为主,但还有清秀,穠丽,温婉, 蕴藉的一面, 如( 莫听穿林打叶声)写得简淡.苏轼词不喜欢雕琢, 善於吸收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漱 f 语, 给人清新朴素的感觉.
特点：
1. 开创了豪放词风。
苏轼在婉约之外，大量地创作豪放词，开创了豪放词风，促进了词风的转
变。我们一般认为苏轼的豪放词能够借助瑰丽壮伟的意象，恢宏的意境来
抒发其慷慨豪情。苏轼豪放的艺术风格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将充沛激昂甚至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
二是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慷慨豪迈的意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
伟的场面取胜；
三是以奔放雄豪的音调著称。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均体现出这一风格。
2. 以诗为词。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3. 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由音乐的附属品
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只求阅读而不求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然也遵守音律规范但不拘不于音律。因此，苏轼作词时挥洒自如，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不在所不顾，因此受到其后陆游，李清照等人的诟病。
4. 苏词的语言创新。
苏词语言风格为清新朴素，他多方面吸收古人语言精华，化用前人语言入词，还运用口
误、虚字入词，丰富词的表现力。如这首《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 ）年进士，时年仅二十一岁，深得欧阳修赏识。仁宗
初读苏轼兄弟文章，退而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时宋王朝积弱，苏轼主张“洗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力主兴革。熙宁初，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新法，故离京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元丰二年七月，因一些新党分子诬陷他的诗句讽刺新法，被捕入狱，险些丧命，此即“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期间开辟荒地，自号东坡居士，写出了很多伟
大的作品。哲宗元年（1086 ），召回朝为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专欲
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的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遭旧党排挤。先后任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知州。昭圣元年，新党再执政，又
被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 ），徽宗即位，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 ）六月，卒于常州。苏轼思想比较复杂。政治上以儒家为主体，对
人生的态度上又以佛老为指导。既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又有超旷出世的胸
怀。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处顺境不流于逸乐，处困境也不陷于颓废。他的一
生虽然在政治上失败，却也造就了一代的文学巨匠。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
作家。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文章和父，弟称三苏，入唐宋八大
家。他的书法入宋四家。他的词独辟蹊径，高出人表。打破了“诗言志，词
言情”的传统，从内容和形式上解除了词的各种束缚，使词成为了“无意不
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学形式。《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
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
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 然谓之不
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作为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
生的曲折不尽言表。自年轻还朝起用，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
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
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
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
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
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详与去意。古往今来，似乎愈是才高八斗，
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
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东坡自
能在人生的激流起宕中遗世独立，岿然于天地。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
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
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
往豁达平静的生活。“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
诗自成。”“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
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苏轼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
“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
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但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
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之气。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
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
之胸怀，也愈发让人钦佩，为之震撼。“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
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且醒且醉之间，惟有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同时，作为政治家兼艺术家的苏轼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经
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幸运的是正是这不幸孕育了他的诗才，使他在词的
创作上树起了一座崭新的丰碑，开创了词作的另一个先河，有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特色。关于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来争论较多，大致有四类。一曰
“豪放，”二曰“韵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就“豪放”而言，
苏轼一生作词约三百余首，其中早期约六十二首，由于受张子野的影响就
很典雅，中、后期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并不豪放。而“情深”、“思深、”“真率”无独苏轼如此，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何尝不如此?而用日本学者西纪昭
的话来说就是：“苏词特色，一言以蔽之，‘子瞻以诗为词。’”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轼“以诗为词”是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
振”。晚唐五代，词作为歌舞樽前以助娇娆的享乐手段，与艳情结下了不解
之缘。西蜀欧阳
炯的《花间集序》说得明白：“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
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
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而宋人陈世修《阳春集序》更记载得清楚：“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
兴也。”甚至在当时人们看来，这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欧阳炯有一首描写南国田园清新优美风光的小词《南乡子》：“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
红豆。——树底纤纤招素手”。笔触之最终一点还是落于纤艳之“素手”。由此看来，“词为艳科”是晚唐五代普遍的思维定势。宋初，经过五代特别是较早
的西蜀的一段泛滥，词作为放荡妖艳的形象更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就
连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词作中也处处是“一曲细丝清脆，绮
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和“慢引萧娘舞袖回”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 的欧阳文忠公，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双鸳鸯字怎生书”和“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的缠绵小调。至于柳永，词的内容稍有扩展，都
市的繁华生活，市民的思想意识，失意文人的牢骚不满，下层妇女的不幸
遭遇等，作为新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出现，但作为柳词主调的，仍
是儿女私情。可以说，词成了文人们不可抑制的情欲的宣泄工具。
只有到了苏轼，才使宋词走上了“向上一路”。他不像柳永那样自甘小道，也
不像晏殊那样自我分裂，而是从观念本身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提
高词品。其具体方式就是把词拉向诗，使“艳科” “小技”焕发出诗一般的正统的光辉。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诗为词”，或者叫用词来写向来属于“正统”的诗歌才涉足的各种严肃而又“浮艳”，简单而又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
面。我们可以拿李清照与苏轼作一简单比较，从中看出他是怎样“提高词品”，“以诗为词”的。在文学史上，李清照以词著称于世，但她也写诗。不过，
有关时事政治、咏史怀古等重大题材，一般吟之于诗，个人的悲欢离合，
咏花惜春等小题材一般赋之于词。这就使得她的诗大都政治倾向鲜明，且
悲壮豪宕。我们试读她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
项羽，不肯过江东。”仿佛看到一个拍案而起的怒目金刚。朱熹在评价她的
《咏史》诗时曾说：“中散非汤
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寻常女子
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而她的词由于题材狭小，人们却感受不
到半点“豪壮”之气，有的是似水柔情。比如她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细腻逼真地写出闺中思妇的心理状态，在感情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上都达到了空
前的高度，此种情怀在她的诗中是找不到的。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评
价说：她的词“是最能够表现女性的优美的情调的。以前一切男性词人所代
写的‘闺情，’所代写的‘妇人语，’放在清照之前，都要黯然于色”。
与李清照不同，苏轼的词与他的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大都基
本相同或相近。我们试读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见其中年“老夫”无比豪壮的气概，以及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一腔壮志豪情。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可见其不怕风雨，在逆境中怡然自得的那种“任凭艰难险
阻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度”(萧士杰《唐宋词导读》) 和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读他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可见其老当益壮，积极进取
的乐观态度。为悼念亡妻，他写下《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亡妻洒下“泪千行。”惦记两地相隔的兄弟，他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兄弟情意。想起故乡，他就写下“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看到眼前的花月，他就“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更劝花枝，且愿花枝
长在，莫离披”(《虞美人》)。他不仅用词写严肃的生活内容，也用词表达
儿女情长，且照样缠绵悱恻，婉约可嘉。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为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山谷题跋》有云：“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
火语。”，而“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则不能到。据《宋十名家词.东坡词》载，此词还有一序，讲的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如下：惠
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
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
赋此词。”
小序和苏轼的词一样写的仙气飘渺。虚幻迷离，颇有点遇仙的感觉。苏轼
寓居定惠院，每到他深夜吟诗时，总有一位美女在窗外徘徊。当推窗寻找
时，她却
已经翻墙而去。“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
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幽人该是指那位神秘美丽的女子，这个女子好象是
为苏轼而存在，在苏轼离开惠州后，女子就死去了，遗体埋葬在沙洲之
畔。当苏轼回到惠州，只见黄土一堆，个中幽愤之情可想而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短短的数十个字，就委婉道出了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老，闻得
其祥，题诗以志之云：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
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
虚，玉皇饮之碧琳腴。”人似飞鸿，飞鸿似人，非鸿非人，亦鸿亦人，人不
掩鸿，鸿不掩人，人与鸿凝为一体，托鸿以见人。“人似秋鸿来有信，去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二日与潘郭二生出郊游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
王城作诗乃和并韵》。人生来去如鸿雁，代代往复，生生不已。但一个人的
经历又象春梦一样，去而无踪，难以追怀。周济论词主“有寄托”与“无寄托”之说，以为“非寄托不入，”而“专寄托则不出”。东坡此词能臻此境，在于
“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乃“触发于弗克自己，流露于不自知。”
贺赏云：“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曰：‘新索身轻常趁势，红窗睡重不闻莺’ 。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 之下?”(《邹水轩词鉴》) 王士祯评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时也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
刘熙载曾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
豪放之致，则时与李太白为近。”(《艺概》) 杜甫被人称为诗圣，他用自己
的诗歌写下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刘熙载把苏词比作杜诗，确有点言
过其实，但他看到苏轼诗、词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肯定苏轼自觉地“以诗为词”的观点还是正确的。
人们论苏轼的诗，说它“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
无不鼓舞于笔端”(叶燮《原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
淡者，翕然开阖，千变万态”(刘克庄《后村诗话》)。苏轼的词比不上他的
诗那样宽广多姿，但细心地考察他的词，就会从中发现，在他的词作中，
仅刻画的人物就有：“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念奴娇)的历史英雄；“会挽雕弓
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江城子) 的慷慨壮士；“牛衣古柳卖黄
瓜”( 浣溪沙) 的淳朴农人；“相排踏破菁罗裙”( 浣溪沙)的俏皮姑娘；“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沁园春)的意
气少年；“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定风波) 的匆匆行人。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刘熙载
说他“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无人不可写。
“‘以诗为词’虽然兼赅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超出下
列范围，即由比较狭窄地反映士大夫有关男女关系方面的生活，扩大到比
较广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许多方面的生活，或者说，由专门反映比较放
浪的生活，扩大到也同时反映比较高雅的生活而已。”(沈祖芬木《宋词赏析·附录》)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的话说：“‘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论调，则当是‘点’字断句；论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这里说的“文自为文，歌自为
歌”，“歌不碍文，文不碍歌”，表现了苏轼冲破音律束缚的大胆创新精神，他是把作“新词”当作“长短句诗”来写的既。然“新词”就是“长短句诗，则”壮志可以入词，理趣可以入词，田园风光可以入词，悼亡感怀及一切诗歌可以表
现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只要能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若虚在论到苏轼“以诗为词”时曾说：“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视。自世之末作，乃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滹南遗老集》)这是极有见地的话，应为苏轼的知己之言。
苏轼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抑或是成功的，没有其政治上的坎坷，未必就会
有一代伟大词作家的产生，或许这正是时代的不幸，诗人的大幸吧。在纷
争的政治斗争中，苏轼以老庄佛道思想作为自己精神的避难所，创造自己
的精神家园，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 万法尽是自性。”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 正可以获得最大的思维空间以创造神完
气足、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苏轼所说“神
与万物交”的哲学底蕴，也是他作品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作为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
生的曲折不尽言表。自年轻还朝起用，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
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
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
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详与去意。古往今来，似乎愈是才高八斗，
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
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东坡自
能在人生的激流起宕中遗世独立，岿然于天地。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
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
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
往豁达平静的生活。“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
诗自成。”“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
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苏轼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
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但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
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之气。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人钦佩，为之震撼。“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且醒且醉之间，惟有一颗永远跳动的心。同时，作为政治家兼艺术家的苏轼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经
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幸运的是正是这不幸孕育了他的诗才，使他在词的
创作上树起了一座崭新的丰碑，开创了词作的另一个先河，有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特色。关于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来争论较多，大致有四类。一曰
“豪放，”二曰“韵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就“豪放”而言，苏轼一生作词约三百余首，其中早期约六十二首，由于
受张子野的影响就很典雅，中、后期也有相当数
量的作品并不豪放。而“情深”、“思深、”“真率”无独苏轼如此，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何尝不如此?而用日本学者西纪昭的话来说就是：“苏词特色，一言以蔽之，‘子瞻以诗为词。’”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轼“以诗为词”是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晚唐五代，词作为歌舞樽前
以助娇娆的享乐手段，与艳情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说得明白：“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
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
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
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而宋人陈世修《阳春集序》更记载得清楚：“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
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甚至在当时人们看来，这是词之为
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 沈义父《乐府指迷》)。欧阳炯有一首描写南国田园清新优美风光的小词《南乡子》：“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招素手”。笔触之最终一点还是落于纤艳之“素手”。由此看来，“词为艳科”是晚唐五代普遍的思维定势。宋初，经过五代特别是较早的西蜀的一段泛滥，词作为放荡妖艳
的形象更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就连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
词作中也处处是“一曲细丝清脆，绮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和“慢引萧娘舞
袖回”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更有“走来窗下笑相
扶爱道双鸳鸯字怎生书”和“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的缠绵小调。至于柳永，词的内容稍有扩展，都市的繁华生活，市民的思想意识，
失意文人的牢骚不满，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等，作为新的题材，在他的作
品中时有出现，但作为柳词主调的，仍是儿女私情。可以说，词成了文人
们不可抑制的情欲的宣泄工具。只有到了苏轼，才使宋词走上了“向上一路”。他不像柳永那样自甘小道，也不像晏殊那样自我分裂，而是从观念本身来
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提高词品。其具体方式就是把词拉向诗，使“艳科”“小技”焕发出诗一般的正统的光辉。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诗为词”，或者叫用词来写向来属于“正统”的诗歌才涉足的各种严肃而又“浮艳”，简单而又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拿李清照与苏轼作一简单比较，
从中看出他
是怎样“提高词品”，“以诗为词”的。在文学史上，李清照以词著称于世，但她也写诗。不过，有关时事政治、咏史怀古等重大
题材，一般吟之于诗，个人的悲欢离合，咏花惜春等小题材一般赋之于词。
这就使得她的诗大都政治倾向鲜明，且悲壮豪宕。我们试读她的《夏日绝
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仿佛看到一个拍案而起的怒目金刚。朱熹在评价她的《咏史》诗时曾说：“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寻常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而她的词由于题材狭小，人们却感受不到半点“豪壮”之气，有的是似水柔情。比如她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
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细腻逼真地写出闺中思妇的心理状态，在
感情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此种情怀在她的诗中是
找不到的。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评价说：她的词“是最能够表现女性的优
，放在清美的情调的。以前一切男性词人所代写的‘闺情’，所代写的‘妇人语’
照之前，都要黯然于色”。与李清照不同，苏轼的词与他的诗无论是思想内
容还是艺术风格，大都基本相同或相近。我们试读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见其中年“老夫”无比豪壮的气概，以及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一腔壮志豪情。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可见其不怕风雨，在逆境
中怡然自得的那种“任凭艰难险阻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度”(萧士杰
《唐宋词导读》) 和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读他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可见其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为悼念亡妻，他写下《江
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亡妻洒下“泪千行”。惦记两地相隔的兄弟，他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兄弟情意。想起故乡，他就写下“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
锦江春色”(《满江红》)。看到眼前的花月，他就“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
无缺。持杯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虞美人》)。他不仅用词写严肃的生活内容，也用词表达儿女情长，且照样缠绵悱恻，婉约可嘉。
浅析苏轼词的特点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在他之前的北宋词坛上，婉约派
占统治地位，内容大都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风格婉曲缠绵，
未能跳出词为“艳科”即专写男女之情的樊篱。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
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
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了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
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形式、音律、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
开创性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
治地位。
一.苏词“以诗为词”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
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的说法。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
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
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
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