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诺齐克、罗尔斯、布迪厄三人祭
诺齐克、罗尔斯、布迪厄三人祭
'\xa0\xa0\xa0随着转轨的完成，未来人们将面临一个产权明晰的常规市场
。由于持有链条延长，“矫正”难度加大，/正义的重要性将会凸显。然而如果当初缺乏获得的正义、
的正义、矫正的正义之约束，一旦“不准知之幕”被捅破，持有的正义性受到怀疑，无知之幕下的分配正义将更难运作：转轨中没有“诺齐克”，转轨后就难有“罗尔斯”！\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2002年11月24日，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以81岁高龄去世。算起来他是去年辞世的第三位西方重量级思想家。去年年初诺齐克与布迪厄这两位一“右”一“左”的大师在大西洋两岸同一天先后故去时，就想写一篇比较他二人的文章，结果因事而有始无终。如今诺齐克与之论战的主要对手罗尔斯也与他们相聚天国了。当他们在那里俯瞰尘寰时，对以往的争论不知有何感想？\xa0
\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此“新自”非彼“新自”\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应该说，三人中布迪厄最“左”，但看看1970年代他对波兰事件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的“左”和我们这里的“左”其实大不一样。在当年面对“布拉格之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只是到2000年面对“布拉格之秋”时，诺齐克与布迪厄的立场便势同冰炭了。然而，没有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能有后来的“布拉格之秋”吗？要知道在2000年9月的布拉格街头“反全球化”示威中最活跃的捷克托派，在“布拉格之春”前的体制下曾被称为“托匪”，那时他们连活下来的权利都没有，遑论示威了！\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布拉格之秋”是欧洲后冷战时代“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一波。布迪厄则是这个运动的教父之一，也是用“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抨击“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之一。而罗尔斯在美国长期以来却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理论家。当然，此“新自”非彼“新自”，在当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是指罗斯福新政以来强调
福利、保护弱者的自由主义，以区别于罗斯福以前主张充分自由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换言之，那时的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左派”，而世纪末布迪厄抨击的新自由主义却是“自由主义右派”。也就是说，罗尔斯的论战对手诺齐克才是这个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但无论此“新自”还是彼“新自”都是自由主义，正如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一种现代公民社会理论一样。西方历史上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国家统制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魁奈、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放任论者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但在马克思这样的左派思想家看来他们也要比柯尔贝、李斯特式的国家干预论者“进步”得多。19世纪欧洲的“福利国家”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保守派政客和贵族代言人，不仅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而且从自由主义之右翼如伯克到社会主义之左翼如马克思都厌恶这种反民主的“封建社会主义”或“托利党社会主义”。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仍然认为自由民主而不搞什么社会福利的美国要比不那么民主的“福利国家”德国强得多，因此把争取“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作为纲领。\xa0
\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国家干预何以成为左派主张\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后来国家干预成为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张，那本是以宪政民主
政体的完善为前提的，这就是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与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社会主义”。而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则是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干预的典型。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19世纪时长期以反对贸易保护、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权力而出名，那时它比其对手更倾向于“自由放任”。而到罗斯福以后这一切倒了过来：民主党－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凯恩斯式的国家调节政策相
了。不言而喻，它同样以民主国家为前提。我们可以把布迪厄与罗尔斯分别视为这两种反对自由放任的思潮之代表。尽管学理上的罗尔斯思想不完全等于
上的罗斯福新政，而布迪厄更是既非社会党人亦非所谓“新马”的“另类左派”，他在阿尔及利亚以
研究出道，后来也从知识社会学和进入，主要以文化多元主义反对市场价值观的文化霸权的立场来展开他的社会批判。但是从他当年积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可知，他也决不是除了“新自由主义”什么都可以接受的。\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而与这两者相对的，则是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与罗斯福的“新自”相比常被贬称为保守主义，在欧洲与福利国家传统相比则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它在冷战后以世界性的私有化与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理论支柱而风靡各国，形成强大浪潮，但同时也受到西方知识界社会批判传统的指斥。诺齐克就是这种古典自由立场的代表。尽管正如罗尔斯不等于罗斯福，诺齐克也不等于里根、撒切尔，他从早年左派经历中继承的伦理自由主张更与保守主义相扌干格，但诺齐克的政治
的确为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有力的伦理论证，对福利国家则构成了有力的挑战。\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但是，正如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转向国家干预都以民主国家为前提一样，诺齐克首先也是政治自由、宪政民主的拥护者。在这个前提尚未具备以前，既不会有罗尔斯，更不会有布迪厄，当然也就谈不上他们三者的争论。几年前笔者强调中国需要“诺齐克正义”，有朋友说你为什么忽视影响更大的罗尔斯？我说罗尔斯不会比马克思更左吧，我还常常称引马克思呢。如果你面临的一种状态使诺齐克与马克思都可能站到一起（另一方面，希特勒与斯大林也可能站到一起），那罗尔斯与诺齐克、罗尔斯与布迪厄、乃至布迪厄与诺齐克的差异还有那么重要吗？\xa0
\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左”“右”的底线\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当今西方已经没有这样一种状态，但不等于西方以前没有，更不等于西方以外没有。如前所说，如果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那么西方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当年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两种传统分别可以上溯于早先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后来则是德国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学派。而那时的左派如马克思们宁可自认为是上述“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某种继承人，也不会承认是上述“国家干预”经济学的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在西方历史上，左派是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国家主义者——那时“国家主义”被公认为是右派，即俾斯麦式的主张。我们知道，现代左派所主张的福利国家是指：国家应该对人民多承担责任，如提供福利等等，但这并非主张无限制扩大国家权力。而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正是后者，他们反复论证的就是国家权力过大会威胁公民自由，因此主张严格限制国家权力，但他们通常不会论证国家应该不负责任。\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两者会发生对立呢？或者说，在什么前提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是有意义的呢？这个前提就是：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统一——国家权力来自公民们的授予，为的是对公民们承担责任。公民希望国家承担多少责任就相应地赋予国家多少权力。在这种条件下，国家的权力大，其责任也大；国家的权力小，其责任也小。于是，要求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者就产生了矛盾。\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但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如果国家并非建基于社会契约的原则上，那么，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之间就不存在对应关系，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即国家的权力很大，而责任却很小，正如秦始皇有焚书坑儒之权，却不会负“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之责，可谓既无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诉求，和要求缩小、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诉求，又有何矛盾可言？而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扩大国家的责任，即追求治权民授、对民负责的现代民主国家，就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底线。\xa0
\xa0\xa0\xa0\xa0\xa0
\xa0\xa0\xa0\xa020世纪的欧美已经奠定了这个底线。在此之上便有了“自由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