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十七年_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_张均
最近十年，在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影响下，“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开始起步，但整体而言还未引起学界的真正重视。究其原因当在两点：一，这一时期文学的“文学”价值未获广泛承认；二，研究者往往泥陷于某种方法误区。而对“文学”价值的质疑与方法迷误实亦纠缠甚深。那么，是怎样的方法迷误呢？洪子诚曾有所反省：“处理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现象时，十分容易构造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图景。比如把作家简单区分为‘依附’、‘奴性’的，与坚持‘独立精神’、‘反抗’的两类。又比如出现‘官方’与‘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与‘个人话语’等‘对立项’的概念”，“（这）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会带来很大的妨碍。”①这类“二元对立”的描述方法其实源于启蒙主义的研究模式。无疑，这类故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史“常识”，它们怎么会给“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带
来“很大的妨碍”呢？我以为，这中间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客体化、抽象化等常为人忽略的方法论问题。本文拟结合已有“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并在国家／个人、主流／边缘等已成“常识”的启蒙主义框架之外，重新设置当代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与问题。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十七年文学杂志与文学
生产”（批准号：10YJC75
1118）、广东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制度、势
力与文学‘知识’的生产”
（批准号：09J-18）阶段性
成果张均
“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内容提要目前学界关于“十七年”文学报刊的研究既欠充分，在方法上也出现较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后者主要表现为启蒙主义研究模式对于报刊研究的“很大的妨碍”。这种“妨碍”，一方面表现为启蒙的二元对立思维对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学报刊的客体化、同质化阐释，将内部差异重重、兼有“弱者的武器”和国家动员多重功能的“人民文学”理解为单一的意识形态载体；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启蒙主义的抽象思维导致的报刊研究的盲区，无力对报刊运作背后观念分歧与势力冲突相互错杂的复杂状态作出准确的分析。摆脱“启蒙主义”方法局限，走向多元主义，重新历史化，寻求史料的“内”、“外”互证，反思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将为“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打开新的问题空间。
关键词报刊研究启蒙主义客体化抽象化多元主义
一
“二元对立”的启蒙叙述是“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中的“公共知识”，譬如，研究者已习惯于把报刊作者分为两类，“即顺应时变的主流作者与夹缝中生存的‘另类’作者”②，把报刊研究定位在“考察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这一载体，对新的文学格局进行设置和控制，以及媒体在体制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反应”③。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但在整体意义上，它无疑包含着对“十七年”文学（报刊）复杂性的忽略、删除甚至扭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启蒙主义对“国家”和“个人”存在双重的误读。
启蒙主义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文学）的误读可分为客体化、同质化两个方面，前者更为突出。那么，何为“客体化”？洪子诚实有述及：
“外部”的、“启蒙主义”的方式……在确立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基础上，审察当代文学进程，评骘作家作品。这在推动文学观念和文学评价标准的更新上，起到重要作用……（但）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④
所谓“客体化”，即一种对象被解释者以外在于其自身的逻辑去解读、判断，而其自身“独立存在”的逻辑却被“遗忘”，并在事实上沦为被表述、被“宰制”的客体。这种认识上的扭曲，是当下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文学的真实遭遇。具言之，中国当代史（社会主义）主要不是在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上展开的，但学界却以知识阶层特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认知作为依据，“构造”了中国当代史。尽管共产党最初发动革命的目的、建国后的主要工作都不在于伤害知识分子，但在知识分子讲述出来的历史中，新政权事实上已沦为一个莫名其妙“穷折腾”、以伤害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的政权。这种讲述当然有大量惨痛的事实证据，但仅如此理解“国家”，无疑与社会主义自身的逻辑“擦肩而过”。那么，如果社会主义政治不止于权力管制，它还有怎样的追求呢？这至少表现为两层：（一）它是革命知识分子帮助下层民众争取正义与权益的社会运动；（二）它是后发国家摆脱被奴役地位的现代化实践。作为与封建专制政权有绝然区别的“发展性政权”，社会主义的这两重诉求皆未完全达成预期的目标，但又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当然同时也存在因方法失误而导致的沉痛历史教训。但对此高度复杂的历史，启蒙主义只愿以知识阶层在新社会的“贱民”经历作为历史讲述的唯一标准，而对新政权在完整工业体系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全民普及教育、农村医疗等方面的切实功绩缺乏“敏感”。这种“幸存者”记忆和认同使有着“多重面孔”的社会主义政治被“改装”为单一的管制机器。
社会主义文学（报刊）被客体化为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也就不难想象，如下启蒙式判断可谓比比皆是：“（当时）文学的独立思想品质丧失，成为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粗暴、单一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创作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作品人物的语言是纯粹的墙体标语。”⑤这类观点与孙犁、赵树理、柳青、茹志娟、李准等大批作家的创作实践并不相符，但它无疑具有高度的“政治正确”。对此，程光炜结合“改革开放”语境予以了解释：“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里被巧妙安装了８０年代的‘新启蒙编码’”，因为“改革开放”“这种叙述需要‘人的主体性’来支撑，更需要将‘十七年’的事件性安插在这么一个不利于它的解释环境中，并用主体性来刺激它、揉搓它、开掘它”，因此，“‘十七年文学’被整理了也就等于被
陌生化了”，“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⑥可见，社会主义文学（报刊）被客体化是历史的、现实的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事实上，作为“人民文学”，它有自身的叙事逻辑。它的确承担有“统治机器”的功能，但远在政权建立之前，它就已经是：（一）“人民”（下层民众）反抗暴政、争取权益的“弱者的武器”；（二）民族独立的动员叙事。这两层性质在建国后得到延续：将农民召唤到公有制中去（这被认为是避免贫富悬殊、使下层摆脱再度被压迫命运的可行性道路）、激发全体国民建设国家的热情。遗憾的是，这两层内涵被“新启蒙编码”屏蔽在“统治机器”之外。
可见，启蒙对社会主义政治及文学存在双重客体化，它的“很大的妨碍”不难想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人性”等指责缺乏意义，只是这些“症状”都与中国的非西方位置、下层民众的“少数者”处境有关。竹内好认为，“为了反对西方的侵犯，非西方必须团结组成国民”，“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ｐｈｅｒｅ），就成不了国民。所以，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该国民内部的异质性”⑦。而如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要争取独立与发展，必然经历内部整合（即兼含建构与排斥的“纯化”），共产革命以下层民众为利益主体，其对立面（上层精英）沦为被排斥的“异质成分”不言而喻。而且，排斥还指向“主体”民众的日常“杂质”，譬如其内部差异，与“集体”不协调的个人欲望。而后一“症状”，其实也是“少数者文学”的普遍特征：
少数者的文学一定是集体性的……（它）完全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少数中的个体，总是被看作一类人，被强迫体验作为一类人的普遍经验。被压迫的个体被强迫进入一个否定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位置，他会将其变成肯定性的集体位置。⑧
在中国，由于下层民众（“少数者”）以前整体地被否定，其反抗必先追求整体性肯定（“正面假象”），故诸多不合“正面”之要求的“杂质”必遭排斥。可见，社会主义文学内在的双重排斥性与其双重正义追求（民族独立、下层解放）互为因果，若剥离特定历史语境仅以“外部”方式将之“非人”化，是缺乏说服力的。
启蒙主义对“国家”的另一重误读在于同质化。这在“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表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文学”等分析概念在操作上并不那么有效。其实，所谓“主流”并非现实的文学力量，而主要是印在文件、规定上的文字，它们要真正“落实”为文学现实还要取决于报刊主编、文艺领导等“代理人”的认可程度和利益取向。这决定了现实中的“主流”内部差异重重。当时，“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确已成“共识”，但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经”还是另有所循，新四军系统的文人就与延安文人不同，他们在报刊上往往“言必称苏联”，对《讲话》则不甚热心（参见建国初《文艺》月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等）。即使在延安文人内部，丁玲对《讲话》的解释与执行也比周扬更趋激烈、政策化，对国统区作家也更少包容。至于“白区”出身的夏衍，对《讲话》就更多是形式上的“虚应故事”。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往往意识不到这类“代理人困境”的存在，直接把多有歧异和摩擦的“主流”同质化甚至标签化了。
较之对“国家”的两重误读，启蒙主义对“个人”的误读要少一些，主要表现在将知识分子（尤其是“幸存者”）经验普适化。其实不同社会群体（阶层）的“人性”诉求并不一致，恰如论者所言：“如果说，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工人阶级和贫农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必须形成集体
主义才可能与强大的统治阶级抗衡，那么，衣食无虞的小资产阶级更为渴望拥有更大的个人精神自由。”⑨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两种“人性”是各自现实环境的深刻反映，难辨孰是孰非。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
可见，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启蒙主义都已从８０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的武器”异变为当下垄断性的“认识装置”（柄谷行人语），给当代文学（报刊）研究带来了社会主义文学客体化、“个人”普适化等多重“妨碍”。
二
不过，启蒙研究的“很大的妨碍”更严重的表现还在于其抽象化思维。这表现在，文学报刊
—创作或可孤立于斗室之内，但报刊实践必然广泛涉及主管运作与文学创作存在绝大区别——
部门、出版机构、文人创作、市场传播、读者反应等诸多流通环节，处于复杂的权力关系与利益
—他们总是单纯地将报刊解读为观念纠葛之中。然而启蒙研究几乎致命地忽略了这一点——
（“国家话语”或“个人话语”）的载体。有研究者甚至把“党报党刊”、“国家文学”当成研究对象，仿佛报刊内始终有某种超级观念在运作，在宰霸一切。这当然有所根据，如当时报刊发刊词“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⑩，内容则频见有关抗美援朝、斯大林寿诞、“总路线”及“工人习作”、“工农兵评论”等“专辑”。但是，这些能代表报刊的所有真实吗？不妨看一下１９５１年《文艺报》对夏衍的批评。
当时因《武训传》事件《文艺报》多次不点名批评上海文艺界领导夏衍，尤其张禹的文章不满夏衍仅检讨了事，认为倘只是检讨就“无非是旧官僚式的笑骂由人”、“像从前封建朝廷士大夫的‘清讲’那样”，故提议追究其“行政责任”。文章义正词严。同时，《文艺报》也在该文前加了严肃的“编者按”（以很少使用的黑体字型排版）称：“（讨论）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像这篇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輥輯訛从字面解读，此篇“编者按”显然有纠张禹之“偏”、保护夏衍之意。故有研究者称：“可以看出主编对这一问题仅看作是一个文艺问题：文艺思想存在问题所以需要帮助解决，但它不是政治问题”，并以为主编丁玲并不那么“服从”主流意识形态，读者可从中“听到文艺的嘎嘎挣扎之声”輥輰訛。这种理解单纯地将报刊文章当作观念载体，且看似合理：张禹文章代表“主流”，丁玲“编者按”则委婉持以“异议”。但毋宁说，这种“合理”只是研究者头脑中有关“主流”／“异端”的启蒙“定势”的反映，真相却大异于此。研究者未读过另两条相关史料。一是《夏衍传》所载此事对夏衍的伤害：“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建国以来，由丁玲、冯雪峰等人控制着的《文艺报》曾给自己横添了多少罪名。张禹那篇颇有引人入罪用意的妙文，就是刊发在《文艺报》上的。《文艺报》的编辑们还加了一条‘编者按’……一个‘单’字，多么含蓄而有深意！”輥輱訛无疑，传记作者认为“编者按”同样伤害了夏衍。可惜，研究者未能“读”出其中的“含蓄”。那么，丁玲为何要“伤害”夏衍呢？又有一条材料可作补充，此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胡风写给梅志的家信：
张禹文尚未见到。前天，丁婆忽然说，《文艺报》上张禹的文章看了没有？说时，很高兴的样子。你不是说过她在上海开会时夏连介绍都不介绍么？现在，她就是这样复了仇的。
这些人，都有很厉害的一手。艾青把她比作凤姐。輥輲訛
显然，胡风认为“丁婆”（丁玲）刊发张禹文章意在对夏衍“复仇”。事实正是如此。该“编者按”可说是与张禹一唱“红脸”一唱“白脸”，看似“保护”，实则将夏衍之“罪名”浓墨重彩地凸显于全国文艺界之前，用意是微妙的。当然，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看，丁玲如此不惮于利用《文艺报》“敲打”权重一方的夏衍，并非由于小小过节，而与当时中宣部胡乔木、周扬、丁玲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显然在此事上张禹、丁玲都没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或《文艺报》看得多么神圣：意识形态修辞不过是他们用以“攻伐”对手的工具。此时报刊文章体现的就主要是利益、权力甚至意气，与意识形态或文学观念实在无甚关系。
这表明，文学报刊不止是单纯的观念载体，启蒙的抽象定位只是书斋式假想。其实，报刊是经常利用观念或意识形态修辞为权力／利益服务的，恰如美国媒体学家詹姆斯·卡伦所言：“思想和‘再现体系’都是被相互竞争的群体用来争取其利益的话语‘弹药库’的组成部分。”輥輳訛党刊也好，社论也好，高调意识形态也好（甚至“异端”言论），都可能只是“弹药”。遗憾的是，启蒙论者不太愿意承认这类事实，譬如有论者以为“（党报党刊）编辑规则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纪律，而且非常严明，所以，党报党刊的文学编辑几乎杜绝了滥用职权、以个人好恶为纲厚此薄彼或进行利益交换等情况”輥輴訛。这多少是研究者的美好想象。中国社会历来充满宗派矛盾，社会主义时期也不例外。当时文艺界不但自身矛盾纷出，而且还非常不幸地、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政治斗争，其中借意识形态之名而行“斗争”之实的报刊批评何止一例两例？如《文艺报》对《说说唱唱》杂志的批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与《文艺报》的激烈冲突，《人民文学》对《望星空》的批评，都有利益背景。而６０年代中前期报刊对《早春二月》、《李慧娘》、《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海瑞罢官》等作品的批判“狂飙”，更有着政治“角力”的内幕。如果研究者不能或不愿发掘观念冲突下的利益博弈，其研究必然遭到“很大的妨碍”。
这种“妨碍”导致许多报刊研究陷入前述的知表而不及里的尴尬，甚至落入想当然的境地。譬如，１９５２年初丁玲从《文艺报》主编任上离职，研究者很自然地从“主流”／“异端”之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予以推理：丁玲去职，肯定因“上级领导”对其编辑工作中“异端”思想不满。带着这种“推理”，研究者还找到了证据，即《文艺报》此前刊发的《〈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等文章。故如下结论“水到渠成”：
《文艺报》思想上的迟钝与不力，终于让上级领导决心改组编辑机构，这就是当时还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的走马上任。与丁玲相比，他的办刊宗旨似乎更为接近领导意图……读读《文艺报》1952年2—24号的“编者按”，就会发现，刚刚上任的冯雪峰特别小心翼翼，紧跟当时的政治宣传，对当时高校文艺学教学中的偏向、文艺界中的错误思想倾向等问题积极表态。輥輵訛
其实，单从《文艺报》看，丁玲自谦“战斗性”不足的文章确有两三篇，但该报左“斩”右“杀”（含丁玲亲自发起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章却不下百篇。而且，研究者对当时文坛格局缺乏了解。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间，文艺界的“上级领导”是胡乔木，胡当时积极扶持丁玲，并欲以之取代周扬。１９５１年，丁玲兼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等要职，并在
该年底逾过周扬主持北京文艺界整风。她卸任《文艺报》主编并非因为领导不满，恰恰相反，她
—《人民文学》，旧“地盘”则转由故人冯雪峰是负载着胡乔木的高度“满意”去接管新“地盘”——
兼任。此时，在胡乔木支持下，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一系实已掌握当时最权威的文学资源。其间并不存在所谓丁玲“不力”、冯雪峰“紧跟”的事实。又如有研究者以为，“党报党刊的文学编辑在推介新作家、新作品时稍有不慎，就会给作家和编辑本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反右’过程中，《人民文学》的编辑秦兆阳、李清泉因为推荐文学新现象‘不当’而被打成右派就是这方面的缩影”輥輶訛。其实情形并非如此，若研究者多看一点秦、李的资料或黄秋耘等知情者的回忆录，就知道两人遭难主要因为他们在“周（扬）、丁（玲）之争”中对周扬公开表示不满。工作“不当”云云，更多是“合法”的借口。
那么，如果文学报刊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观念的机械载体，其后又纠缠着怎样的“人”呢？无疑，此处之“人”不是启蒙研究者认定的被“包下来了”的“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輥輷訛，而是身处复杂观念与利益情境中的个体，尤其是势力中人。所谓“势力”，实指一种以思想接近尤其是利益协同而形成的非正式私人群体，又称宗派或派系。黎安友认为，“成员对领袖的效忠”以及“全体派系成员为派系的利益工作”的原则，是中国传统精英政治的基本方式輦輮訛。建国后，由于实行单位制度，资源集中，势力冲突愈发明显，文艺界亦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在出版国有体制下，少数国家级刊物成为稀缺资源。作家须仰求于报刊，不同文学势力更视之为不可或缺之物，因此，“有力的作家们进行了对于这些刊物的争夺战”輦輯訛。建国未几，许多文学报刊就陷入了“一层又一层的小领袖主义”輦輰訛，甚至周扬、丁玲自身就是报刊“争夺战”中的“有力”者。这类“有力”的势力主要包括：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一系，周扬以及夏衍、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何其芳、陈荒煤等作家兼文艺官员形成的派别，以及６０年代中期以后崛起的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此外，左翼系统的“胡风派”、解放区文人中的“华东系统”、延安文人中的太行山作家群体（赵树理等）和冀中作家群体（孙犁等），都曾掌握或试图掌握报刊资源。
可见，势力纷争的“人事”和彼此冲突的观念（意识形态）交织并存，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报刊现实运作中的“力的关系”。其间力的相互“作用”颇为复杂，不但存在观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势力之间的纠葛（都戴着意识形态的“有效面具”）。这重重矛盾，尤其是利益对于观念的“腐蚀”，使文学报刊一方面推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从内部毁坏、损害着“主流意识形态”。
三
遗憾的是，启蒙论者很少能自省到启蒙之于“主流”、“异端”的多重误读，更少意识到报刊背后势力／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许多研究以反复讲述观念冲突故事为满足，因而陷入重复性研究的难堪：无论研究《人民文学》还是《文艺报》，无外乎寻找“主流”与“异端”的矛盾，无外乎证明“一体化”所言不虚。如此作论，并非要否定“一体化”，但它至多是报刊“多重面孔”中最易识别者而已，对其过度强调事实上已遮蔽报刊内在的复杂性。那么，研究者怎样才能真正面对此类“复杂性”呢？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告别“启蒙”，即“从被‘新启蒙编码’设置的‘十七年整体性’理解中走出来，绕过正悄悄形成的‘十七年’研究的森严行规”輦輱訛。这在方法论上无疑是有困难的，但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调整。
第一，借鉴、吸收多元主义的媒体研究方法。当前研究过分夸大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认为包括刊物在内的整个文坛都“仰承国家意识形态的喜好，在国家政策的指挥下有序的
运作”，“被无形的国家意志所掌握、控制”輦輲訛。多元主义明确反对此类假想。英国媒体学家杰姆斯·罗尔认为：
没有一个机制只表达一种意识形态。没有一个媒体机构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全世界大众传媒的内容，会发现多元和矛盾的话语是其中最基本的主题。輦輳訛
“十七年”文学报刊同样牵涉到多重“力的关系”，它们不可能只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言堂”，甚至也不止是“主流”与“异端”的“二重奏”。那么，又有哪些“力量”围绕在报刊周围呢？不仅有观念层面上的“主流”、“异端”及诸多未必便于归类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还有现实利益层面上的各种文学势力。这种交叉、重叠的观念与势力，不是“二元对立”的启蒙“装置”可以简约的，而多元主义方法可以切近这种真实，恰如凯尔纳所言：“媒体文化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主要的社会群体和诸种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控制权。”輦輴訛这是很具操作价值的提议。当然，引入“争夺”的角度并不意味着当年文学报刊处于理想的多元环境之中。事实上，它们面对的不同社会群体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其中国家占据着法理上与资源上的双重主导地位。而且，国家意识形态的确在谋取“领导权”／“霸权”，但“霸权是一个过程”，“它并非是单一的，并非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指主流集团行使自上而下的和几乎完全控制意义的过程”，“恰恰相反，霸权是不断地建构与再建构；它是斗争性的与协商性的”輦輵訛。国家意识形态要和谁“协商”呢？这当然包括读者、市场，尤其是观念、利益各异的各色“代理人”。
第二，重新历史化。启蒙模式陷入重复性研究，还因为缺乏真正的历史化，“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輦輶訛。前述对丁玲卸任《文艺报》主编一事的“推论”即是如此。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如建国初年报刊上大量出现的“读者来信”一度被“想当然”地以为是为“控制知识分子”而设，其实呢，是源自毛泽东的群众情怀。毛泽东以为，共产党既然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党，她的报纸就理当反映人民的疾苦与呼声，故他多次批示，要求报纸“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輦輷訛，要求将反映基层官员不作为和腐败的来信整版刊上《人民日报》，以形成群众监督。文学报刊上的“读者来信”即由此而来，其初起与“控制知识分子”毫无关系。那么，怎样通过重新历史化避免此类“想当然”呢？要在两点。其一，与当前启蒙“共识”保持适当距离，耐心重返各种报刊具体的办刊过程，“建构尊重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性的‘过程美学’”輧輮訛。即不预下判断，而是深入报刊创刊、运作、挫折、停刊或复刊等事件现场，捕捉其自身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文艺报》在５０年代中前期一直处在“周、丁之争”的旋涡中，《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长期孜孜以求地培植清新、明净的“革命美学”，《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则力图在文坛上“杀出一条血路”，《文艺》月刊有意绕过《讲话》、直接援引苏联理论资源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正统，《文艺月报》始终陷于各类派争，创刊六年无甚作为，“同人刊物”《诗刊》则非常重视通过旧体诗词与各位政治领袖建立“亲密”关系。这种种问题，与“想当然”的主流／异端之争未必有关，但却是历史自身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呈现。其二，史料的“内”、“外”互证。真正理解报刊“历史”，还要求研究者视野不局限于报刊文本。譬如只看《文艺报》上刊发的文章，的确会产生丁玲不“紧跟”、被撤职的误解，但只有多接触陈明、王增如、徐庆全等人提供的“外部”史料，才能明白真相。研究者唯有广求史料，多疑善辨，才能接近事情的真相；唯有对“你争我夺”的文坛格局有整体的把握，才能突破报刊文本的表面文辞，捕捉到其中的“微言大义”，明白“千篇一律”之下的暗示、反对或影射。遗憾的是，不少研究者为求“速成”，对“外部”史料缺乏“广求”的耐心。
第三，反思并调整自我认同。启蒙的“妨碍”还因为研究者对社会主义政治下受伤害者的情感认同和反对者的身份自设。研究者以受害知识分子的立场自居，社会主义政治及文学就必然会沦为单质的压制性“政治”。一体／多元、共名／无名等研究思维的流行，就是这类自我认同的结果。它当然包含强烈的正义诉求，但问题同样不容回避，即它“以历史的‘压迫’为背景，以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主轴，在‘重叙’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影响、干扰了历史本身丰富性的呈现和展开”輧輯訛。那么，怎样理解这种“干扰”呢？这主要表现在这类自我认同多以知识分子的情感倾向与利益诉求为基准，而对下层民众的“人性”诉求缺乏深层共鸣。借用甘阳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中的概念，当下学界信奉的实为“贵族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平民的自由主义”。“贵族”追求参政权利，平民则以经济／社会平等为“人”的尊严的首要条件，而社会主义文学从源起上就是为下层争夺生存权的“弱者的武器”。但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这对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认识“人民文学”造成严重的“妨碍”，但要反思此种自我认同也无疑困难重重。一则它有虚高的正义，反思或质疑都会被等同于背叛良知。更困难的是本能的经验限制。“我们的社会地位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框架”輧輰訛，不少学者念念不忘“教授当年”、难以想起“当年”途有饿殍，并非因为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们无力超越自我的经验、趣味和利益。如果说，现代文化“主流就是从一个被压迫者的立场看问题”輧輱訛，那么今天知识界的“主流”却是在忽略被压迫者，在虚拟的反抗下与现实中的权力、资本达成共谋，“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对“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则“闭口不谈”輧輲訛。不难想象，由于现实利益的支持，启蒙研究者的自我认同的调整将甚为艰难。
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调整总比具体观点的改变来得困难，但对于真正希望推进“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学者而言，又是可以预期的。那么，经过以上必要的方法调整，报刊研究将打开怎样的与启蒙模式不同的问题空间呢？这亦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可以从多元竞争的层面重新认识“当代文学”的发生、形成及发展过程。一方面，“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在与多种差异性的文学观念的竞争中完成对“当代文学”的建构的，并始终与多种异质“文学成分”保持共存。另一方面，各种先后崛起的文学势力也在参与这种竞争，并利用报刊争夺文坛“正宗”地位、控制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建构“正确的”文学“知识”而重新配置文学利益的场所，与此同时，势力斗争中的私方利益对“人民文学”构成了强烈侵蚀，从内部瓦解了“人民文学”之于现实生活的再现能力。其二，可以从报刊编辑体制的流派主义到派系主义的变化，重新认识“当代文学”在创作、批评、传播等各个领域生产方式的变化，从微观的报刊史实深刻剖析宏观的文学生态。其三，重新历史化的报刊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有关当代文学史重新认知的“田野工作”，这种工作不但可以“释放出被当前‘文学常识’所压抑和排斥的内涵，重新激活被压抑的另类文学实践和复杂多歧的脉络”輧輳訛，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史叙述、学科权力关系的重新理解。这三个层面，都是在“启蒙”之外、当代文学报刊研究者能够和应该“拥抱”的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①赵园等：《20世纪40—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②⑤欧娟：《〈人民文学〉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第64页。
③李迎春：《建国初期〈文艺报〉研究（1949—1957）》，河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④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⑥輦輱訛程光炜：《我们如何整理历史——
—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
⑦参见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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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阿卜杜勒·詹·穆罕默德、戴维·洛依德：《走向少数者话语理论》，陶庆梅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
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⑨陈平原：《“左翼”、“时代”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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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孟繁华：《众神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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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令时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
第九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小说创作流派。他们多以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党历史上出现的极左路线为叙事起点，展开自己的叙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文革结束后，思想上、文化上自由空气的恢复，是启蒙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知青文学是一个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文学史概念，它从文革后期开始出现（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知青作家还在以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如少功的《暗示》、《日夜书》等。 一、伤痕文学 （一）概念 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以1977年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它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代表作家作品有心武《班主任》、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二）主要分类 1.揭露文革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尊严的践踏。 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2.揭露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毒害。 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3. 表现文革中惊心动魄的运动斗争。 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 4. 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受难故事。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等。 5.长篇小说 古华《芙蓉镇》，戴厚英《人啊，人！》等。 （三）评价 1：启蒙的意义、疗救的作用
中考语文小说阅读复习 丹心未泯创新愿教学反思1
丹心未泯创新愿 “创新有时需要离开常走的大道，潜入森林，你就肯定会发现前所未见的东西。” ——题记分析人物形象在初中已有很多的课例，但真正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上出新意并不容易。我本来可以凭借已有的一点教学经验，选择其他考点来上，但是“丹心未泯创新愿”，我决定离开人物形象分析课常走的大道，潜入教学蓊蓊郁郁的森林，去发现前所未见的东西。我的教学也在这样的创新动力中获得更深的积淀。 创新亮点一：我的设计依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依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微课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有关人物形象的陈述性知识。如人物形象的概念和具体的人物性格评价性形容词，让学生自主发现有关人物形象常规的解题思路和答题方法，并在课堂上用小组竞赛的形式展示。课堂上学生有不错的表现，学生的学习和思考前移了，思维的难度加大了，言语表达锻炼增多了，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可是因为比赛的种种限制，微课不能使用，我最后改为提问环节，学生的自主学习展现机会少了，也逊色多了。 创新亮点二：我的设计在陈述性知识的呈现上细而不繁。如性格的词语主要从四个方向去思考，列举的词语是初中阅读中常见的，力求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既拓宽学生的眼界，又力求不增加学生的负担。以往的课例在词语的呈现上比较没规律，且有些词学生很陌生。又如人物形象的概念，由核心的性格入手，再结合身份；及时运用新的中考题，题目有代表性，举例恰当，学生很容易发现理解其中的解题思路，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和表现欲。 创新亮点三：我的课堂案例先行，由浅入深，在巩固上一个程序性知识的同时，增加题型变式，提炼更有深度程序性知识，使各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思维和表达的锻炼。如题型上从《鞠躬》中结合作品具体内容，说说校长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再到《旧餐桌上的美好时光》怎样看待安东尼这个形象，题型由浅入深，从分析人物形象到评价人物形象；解题过程中，从常规的划情节，找描写到思异常，找背景；再到明倾向，明主题；解题步骤从简单到复杂，能力的阶梯从分析到赏析，逐步深入；最后选择了一个包括整节课能力点的小说《我是送比萨的》进行训练，让学生触类旁通，并力求在情感上感染学生，让学生明白要谅解和关爱别人，要敢于面对挫折和勇于担当。 创新亮点四：我的课堂除了明晰的陈述性知识，明显的程序性知识，还引导学生关注反思性知识，提高答题准确率和复习课的效率。 从课堂效果看，绝大部分学生解决了审题和解题思路的问题，初步掌握了读懂人物形象的方法，增强了面对困难和挫折的信心，感受到校长对张小花的关爱，女人对青年人的宽容和关爱，课堂收到了好的效果。 教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节课虽然我“丹心未泯创新愿”，实现了一些创新的亮点，但我也深知，教学这片蓊蓊郁郁的森林还有太多太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涉足。 如：复习课中，教师如何运用教学的机智解决课堂出现的突发情况。我在一次次磨课中深深体会到教学的机智的重要性。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又如：复习课中，教师如何使自己的表达更简洁、优美，甚至幽默，使学生有审美的愉悦，也是我孜孜以求的效果。 今后我将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研能力。我相信穆勒说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 1
伤痕文学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伤痕文学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背景：伤痕文学”的呈现直接原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绘了知青、学问分子，受虐待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较早在读者中惹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以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形成的“肉体的内伤”，有的以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期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照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入的历史感，充溢了一种激烈的启蒙肉体。但是“伤痕文学”的称号，则源自卢新华登载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进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繁涌现，影响较大的有《崇高的任务》、《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格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乡村“伤痕文学”等。"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以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泼，并说："最引群众瞩目的内容，即伤痕文学，由于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以为不如运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本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讨者所承受，因而在这里我们延用之。"伤痕文学"触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以至粗糙的方式，肆无忌惮地揭开文革给人们形成嫡魉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用："宣泄"。 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反动”走向终结。阅历了迟缓的冻结，文学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回归本身。刘心武的《班主任》用疑心与批判的口吻质问了曾经存在的的历史，人们开端用本人的声音倾吐伤疼。此类《伤痕文学》固然洋溢着政治控诉的滋味，但话语权回到作家手中，宣布了文学新时期的开端。 意义： 第一，“伤痕文学”的迅速崛起，绝不是偶然的一种文学现象，它是特定时期社会心理需求的产物，起到了思想解放运动先声的伟大作用，推动了时代潮流的前进。大凡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总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一部作品能否产生轰动效应，主要地取决于它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相契合的程度。“伤痕文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十年动乱，国家惨遭蹂躏，人们饱受其害，一旦打开闸门，那郁积在亿万人民内心的愤怒之情，必然会不可扼制地喷发出来。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的严格制约，不但导致了伤痕文学的横空出世，而且立即激起广大群众的共鸣。 第二，“伤痕文学”也是人们审美要求的产物，它的出现为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立下了不可抹煞的功绩。“伤痕文学”实现了对十年间彻底堕落了的“阴谋文艺”的第一次彻底的反拨，文学从欺骗与诺言中重新回到了真实的领域，使新时期文学的全局骤然生动起来，活跃起来，带给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感和艺术上的新鲜感，它应运而生，顺乎潮流，功不可没。第三，作为理想主义文学的最后一抹余辉，“伤痕文学”的成就是耀眼的、不可低估的。“伤痕文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特征是直面人生，作品所揭露的一切，增加了人们对极“左”危害性的认识，让人警觉、促人猛醒。人民群众称之为历史的“回音壁”。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比较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较之于伤痕文学，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具有.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 伤痕文学很多内容大多是反应文革或者那个年代对人性的伤害，反思文学则是对人性的挖掘，既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思考，对自己体验过的事件和经历的理解与描述，更进一步则是对自己思考的再思考。作为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必然结果，符合“反思”思维的特点。
中考语文小说阅读复习教学反思1
小说阅读复习课后教学反思 这节小说阅读复习教学课，上完之后，感觉收获良多。其中的成与败、优与劣，都将成为宝贵的经验教训，帮助我在教学上逐渐成长。 首先谈谈收获。 本课力求课堂目标明确，解决问题有针对性。老师落实一个人物形象分析这一考点，学生就要过关这一个考点，不抢进度，做到一步一个脚印，让学生真正吃透知识点。对人物形象分析方法的指导尽可能具体可行。 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在中考考纲中，对文学类文本阅读明确要求：“欣赏作品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落实到小说阅读中，即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小说人物的形象特征，学会赏析刻画人物的方法。因此小说教学应围绕小说的特点而展开,指导学生学会描写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形成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在指导学生时，能根据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选择适合地复习教学方法，突出案例先行地归纳法教学，指导学法，思路清晰。教学过程真实、扎实、流畅、自然，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注意人物形象的职业身份，考虑作者对该人物的情感态度，来选择恰当的词语对人物进行评价，同时抓住人物面对的关键矛盾，以及人物怎么面对和处理矛盾的，根据人物行为分析人物性格特点。分析概括时要注意全面，有条理。在这些方面，学生有了一定的收获，我自己也对如何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但这节课明显存在一些不足。我通过反思分析，寻找其根源所在。 一、对教学预设不够，当学生答案思路混乱时，老师也混乱了，没能很好的引导学生把存在问题的答案修成好答案。 二、学生对小说文本主题把握有困难，影响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教师指导不足。 三、教师教学语言仍有待完善。 鉴于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课堂教学。 首先：应先引导学生整体把握全文情节，把握主旨。 其次：指导学生抓住人物面对的关键矛盾，根据人物的行为把握人物形象特点。上课时要预设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准备更多的方法方案进行引导。 第三：教学语言应注意做到更有逻辑性和针对性，更富于变化，教师力争做到更激情洋溢更富有感染力。 最后，更多的创造机会给学生思考和发言，想更多的办法吸引学生投入到课堂中来。要更相信学生，他们会给我们创造更大的惊喜。比如课堂上就是有学生提供了把人物形象和文章主旨联系起来理解这一观点，我就觉得非常有价值。 当然，小说的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值得我们想更多的方法去探究，也确实有很多方法对人物形象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留待我们进行尝试和思考。 1
作为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1976-1984年)
作为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1976-1984年） 【摘要】：本文带着今天的文化政治语境中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通过“重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史/思想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越过那些覆盖在文学史/思想史表面的宏大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思想变迁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对文革后的思想文化变迁进行梳理，展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重新将文学史现象问题化，力图找到一些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有启示作用的文化资源；着力从思想史/文学史方面入手，探讨文革后“早春文坛”的“社会危机治理”在“创伤抚平”方面的文化/文学“行动”，以及与此“行动”相关的种种问题和理论法则；从文学与政治、历史、文学批评、哲学、理论等等的互动中，勾勒出自我与民族的精神发展史和意识形态史。本文第一章考察“伤痕文学”思潮与“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追溯“伤痕文学”思潮作为新的现代性的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编码功能，呈现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交叠纠缠的复杂关系。第二章通过重构历史语境，还原“歌德”与“缺德”论争的历史现场，梳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对一些经典文本追认史和文本内外共谋与异质因素的分析，揭示“伤痕文学”文本内外隐含的话语竞争和权力机制。第三章讲述了各种“伤痕文学”文本及其周边文本的命运、围绕这些文本周边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调整，透析新的文化/文学等级制的建立过程，阐述新意识形态的“愈合机制”强
大的治愈功能。第四章展示“伤痕文学”思潮式微的内耗和外控因素，分析其与其他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从而与现行的生产文学史的常规方式和进程进行对话。“伤痕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式微的整个过程也是文革伤痕在文学史/思想史上被意识形态强大的愈合功能“治疗”乃至“治愈”的过程。这种同构性预示着，讲出了“伤痕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史，以及在其发生发展史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各种文本及其周边文本的命运，就在隐喻层面讲出了一个文革伤痕“愈合”的故事。【关键词】：“伤痕文学”思潮历史创伤愈合机制意识形态异质共谋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I206.7 【目录】：论文摘要6-7ABSTRACT7-10绪论”伤痕文学”思潮:应那一刻而生10-30第一节疾病的隐喻:”伤痕”及其”愈合”10-17第二节”伤痕文学”及其思潮研究史17-24第三节问题与方法24-30第一章诊断:历史创伤30-61第一节缘起31-34第二节文学与政治相互交叠34-45第三节两种命运互为镜像45-51第四节”为文艺正名”51-61第二章拯救:批判与共谋61-89第一节”歌德”与”缺德”62-73第二节追认中的经典73-79第三节文本内外的共谋与异质79-89第三章控诉:愈合机制89-114第一节”揭露”的辩证法90-95第二节”控诉”的可能及其限度95-104第三节带着”伤痕”的新人104-114第四章”伤痕文学”的空间
九年级语文下册名著导读 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教案与教学反思
名著阅读 《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1．了解《简·爱》的主要内容及体现的思想感情。 2．感受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3．利用“读书方法指导”所介绍的方法，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一、导入新课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老师前段时间已经要求大家阅读了原著，接下来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阅读理解，一起走进这部作品，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二、讨论交流，概括情节 请同学们互相交流，回顾这本书的故事情节。 明确：苦难的童年：简·爱出生不久便父母双亡，被舅舅收养，但不久舅舅也亡故了。舅妈(里德太太)一直视简·爱为一家人的负担，十分讨厌她，还把她关进舅舅入殓的红屋子里，把她吓病。表姐蔑视她，表哥打骂她。有时候简·爱也会反抗，每次在受到虐待时，她会告诫自己“保持健康，不要死掉”。后来因为她的反击，气得舅妈将她送到洛伍德孤儿院。 艰难中成长：洛伍德孤儿院是一个教规严厉、条件艰苦的地方。简·爱刚来这里便碰上了瘟疫，她的好友海伦·彭斯在这场瘟疫中离世。后来学校改善了生活条件，简·爱在这里做了六年学生、两年老师。谭普尔小姐成为简·爱敬仰和感激的老师和挚友。在谭普尔小姐离开之后，她也选择了离开。 体验爱情：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学生是不到十岁的女孩阿黛拉·瓦朗(罗切斯特是其保护人)。在这里，简·爱邂逅了罗切斯特，发现她的主人是个性格忧郁、喜怒无常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时好时坏。桑菲尔德庄园的整幢房子沉郁空旷，有时还会听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怪笑声。一天，简·爱在睡梦中被这种笑声惊醒，发现罗切斯特的房间着了火，简·爱叫醒他并帮助他
扑灭了火。一次家宴上，罗切斯特为了试探简·爱对自己的感情，向一位名叫英格拉姆的漂亮小姐大献殷勤。后来，简爱答应了罗切斯特的求婚。在婚礼上，有人指出罗切斯特十五年前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就是被关在三楼密室里的疯女人。于是，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简·爱离开了罗切斯特。 别后：在寻找新的生活出路的过程中，简·爱风餐露宿、沿途乞讨，历尽磨难，最后在泽地房被牧师圣·约翰收留，并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教。不久，简·爱得知叔父去世并给她留下一笔遗产，同时还发现圣·约翰是她的表兄，她决定将财产平分。而圣·约翰是个狂热的教徒，打算去印度传教。他请求简·爱嫁给他并和他同去印度，但理由只是简·爱适合做一位传教士的妻子。简·爱拒绝他，并决定再回去看看罗切斯特。 重聚：当简·爱满怀激情与希望回到她阔别一年的桑菲尔德庄园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早已坍塌的废墟。她四处打听罗切斯特的下落，并最终在芬丁庄园——一个凄凉的处所找到了他。原来，在简·爱离开后不久，疯女人制造了一场火灾，并坠楼身亡，而罗切斯特在火灾中烧伤了眼睛，导致双目失明。这突如其来的惊人变故并没能阻止简·爱与罗切斯特相爱的脚步，他们安静地举行了礼。简·爱终于得到了自己理想的幸福。 三、主要人物形象 书中的主要人物“简·爱”和“罗切斯特”各有什么特点？ 明确简·爱——女主人公，一个性格坚强、朴实、刚柔并济、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她出身卑微，相貌平凡，但并不以此自卑。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笨，显示出自立自强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追求。她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不向命运低头，最后有了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简·爱对自己思想和人格有着理性的识，对自己的幸福和情感有着坚定的追求。在她身上，表现了当今新女性的形象特点：自尊、自重、自立、自强。 罗切斯特——桑菲尔德庄园主。他表面上冷漠、顽固，实则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责任心。 四、内容主旨 这是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以浓郁抒情的笔法和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引人入胜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历，歌颂了摆
说明文阅读复习教学反思
浅谈说明文阅读复习的有效措施 建湖县上冈镇中心小学花丽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说明性文章，要能抓住要点，了解说明的基本方法，然而我们小学课本中说明文零星分散在每一册教材中，没有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方案，因此学生对说明文的阅读常识只是一个点状记忆，未能建构稳固的知识结构，相关的阅读能力也未能形式。加之社会的飞速发展，说明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科普读物，各种词条和各类说明书等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那么如何阅读这类文章，如何巧妙地应对说明文阅读的各类问题最终形成能力呢？由此，我做了以下几点尝试： 一、联系旧知，梳理要点。 说明文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内容枯燥，即使是文艺性说明文，它也没有小说那样有动人的情节，没有散文那样优美的意境，没有诗歌那样和谐的韵律，因此课堂导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教学起初，我将学生曾经学过的相关图片资料一一呈现，让学生回忆相关课文的主要内容及注意点，这样较好的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调动了学生对说明文原有的一切感知，虽然零零散散，但经过梳理、整合、复习的要点也就渐渐明析。 二、紧扣文本，探寻规律。 人们常说：“授之一鱼，只供一餐；授之以渔，可享一生。”说明文这种实用文体也有其规律可循，教给学生方法就等于给了学生一把打开说明文阅读的金钥匙，在上课前我给学生做了相关知识点的归纳总结，在适当的时候呈现出来，并且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在授课过程中，我始终不忘指
导学生总结学法：比如“抓关键词句感悟说明文的手法”，“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读文先读题”，“读书的过程就是不断思考不断总结的过程”……这些方法的渗透与熏陶定将影响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真正做到得法于课堂，延展到课外，受用于一生。 三、对比阅读，合作探究。 有些说明同类事物的文章，往往内容、语言、结构等特点有些差异，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学生去对比阅读。对文章进行分析研究、交流探讨，读出它们的差异。如在复习说明的方法及作用时，我发现学生无法分清“下定义”和“作诠释”这两个概念，我出示两种说明方法的句子，先让学生对比阅读，然后展开小组讨论，教者略作点拨。事实证明，经过师生共同探讨，学生对该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感悟说明文语言特点时，再次运用这种方法，呈现两个句子让学生反复地读、对比着读，在读中寻找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细微差别，感悟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严密性。 四、讲练结合，提升能力。 学生的能力只有在语文实践中才能真正内化，只有学会灵活运用才能历久弥新，因此在每个板块的学习中，我总会精选相关练习，让学生在实际操练中巩固所得，最终形成思维图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当学生对说明文有足够的认识时，我精心设计一个综合练习，这既是对前面复习内容的一个巩固，也是学生对自己学习成果的检验。学生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但更多的是收获复习后做题的酣畅淋漓。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之见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不断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使自己的业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1).
“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1) “伤痕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举轰动全国，职称论文发表创造了亿万各阶层读者竞相阅读和争论“文革伤痕”的盛大奇观，也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演绎到一个后来难以超越的辉煌顶点（文学从那以后就在与影视等新锐媒体的交战中逐渐退居艺术家族的边缘了）。在事过境迁的今天回望，“伤痕文学”之所以产生强大的社会修辞效果，靠的是什么？其中牵扯出什么样的社会修辞与美学问题？答案当然不是惟一的，我这里仅仅从文本的体验类型划分入手去谈。“伤痕文学”的社会效果的产生，与其中表现的特定个人体验契合了特定社会需要密切相关。人的生存体验往往与生存的时间维度相关：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维度交织、渗透在体验结构中，形成复杂多样的体验景观。相比而言，具体的“伤痕文学”文本对过去、现在或未来各有偏重，从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体验类型：第一，指向未来维度的文本，常常在“伤痕”袒露中敢于想象令人乐观的生活图景或远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情怀，不妨称作惊羡体验型文本，简称惊羡型文本；第二，指向现在维度的文本，更多地注意强化“伤痕”的现在持续绵延景观及其难解症结，并灌注进个人的感愤或感伤，可称作感愤体验型文本，简称感愤型文本；第三，指向过去维度的文本，总是在掀开旧伤记忆的同时不忘缅怀那时曾有过的温馨一角，准确点儿说是冷漠中的温馨或创痛中的抚慰，令人无法不肃然回瞥和动情，这可以称作回瞥体验型文本，简称回瞥型文本。下面不妨结合具体文本，就“伤痕文学”的体验类型特点做出初步描述。“伤痕文学”中的惊羡型文本，往往突出地刻画主人公和帮手的主导作用以及正义群体在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富于乐观主义地想象出成功医治“伤痕”的瑰丽前景。在一向被人提及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可以看到四种人物类型：第一种是代表追求知识、正义力量的女学生石红，第二种是处在其对立面的代表反知识、反正义力量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第三种则是代表非知识.非正义力量的害群之马宋宝琦，第四种是代表非反知识、非反正义力量的“帮手”张俊石老师。小说写的是帮手张俊石老师如何设法启发以石红为代表的知识力量，医治代表反知识力量的谢惠敏的内伤和代表非知识力量的宋宝琦的外伤。这种设置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对于治愈“文革”创伤的乐观主义信念。其实，早几个月出现的萧育轩的《心声》（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4期）已经先期显露出这种模式的大体轮廓：党的正义一方的代表、新任厂党委书记梅雪玉领受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确保重要的科学实验“东方红－9”的电力供应，但遭到代表党内邪恶势力的副书记林江的百般阻扰和“残酷斗争”，与此同时，年轻的生产技术科科长周小梅也受到林江的蒙蔽和欺骗。但在地委书记李为民和军区杨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梅雪玉依靠自己的坚强党性、个人魅力和不懈努力终于教育了周小梅，战胜了林江的阴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相同的人物关系模式在陆文夫《献身》（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里也获得呈现：正义——土壤研究专家卢一民，邪恶——黄维敏，非正义——卢一民前妻唐琳，非反正义——卢一民的帮手曾书记。而这种模式在孔捷生的《姻缘》（载《作品》1978年第8期）里也可以见到：代表正义与知识的归国华侨青年伍国梁当遭遇代表邪恶的政工副书记“过于执”的压制，同时他的恋人阿珍也可能弃他而去时，代表非反正义的党总支副书记”包青天”给予了有效的帮助，成功地感染和教育了一度动摇的阿珍，并顺利成就
小说阅读教学反思
小说阅读教学反思 崔凯这节课我精心设计了三个环节:“画情节图”“课文概说”和“手法欣赏”。“画情节，整体感悟”;“说课文,训练能力”;“品手法,开阔眼界”。通过读写结合、读说结合的训练,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本节课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一、以写促读,融知识、能力训练于一体 阅读活动一: 画情节图 上课开始,通过与同学一起回忆第一次读小说时最先把握小说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教会学生将故事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先抓住，一下子将主要故事情节拎出来。让学生学会画情节图，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如果把这看作是课前的一个小小的热身活动的话,那么趣味盎然的学习活动则在以下两个环 节中充分展开: 阅读活动二:课文概说阅读活动三:手法欣赏 两个环节,采用了让学生先写后说的方法,本打算用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安静 地思考。先写后说,先写后议,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加深刻,回答问题的语言组织更加完整。两个环节,几个小话题,不仅引导学生理解、欣赏课文,以写促读,而且不露声色地教给了学生知识点。在完成阅读“活动二”中的第三个小问题时,可能因为学生对“人物”这一概念理解得不够好,学生自选话题时,绕过了这一
问题,课堂出现了冷场。我则让学生从概括人物性格特点的角度加以把握,让他们把它当做修饰成份，没有简单地灌输,而是巧妙地引导,使学生很快掌握了从“人物性格”角度概说的方法。这让我想起了叶老先生的一句话:课文无非就是个例子。以此印证叶老先生的这一观点,真正实现以老师的教促进学生的学,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 二、以情动情,集学文、做人培养于一身 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恰当地点评、补充。让学生在听到真诚、中肯的点评时,得到更加深刻地启迪。如:学生从“内容”角度概说之后,通过评价告诉他们，可以把环境点出来,把地点点出来,把小说冲突的双方人物点出来,把故事的基本过程和结果点出来,这就是概括。”通过点评,达到对概括方法的指导。同时通过从主题角度的分析，也对学生思想认识给以提升。 三、完美的设想，缺憾的课堂 本节最终希望通过三个环节的设计，让学生在立体的多角度的概括能力上得到一点提升，并拓宽学生欣赏小说的视野，丰富学生看问题的角度，虽然这是更高层面上的能力，是文学欣赏的能力，但因为在阅读活动第一个环节中，同学们因为听课老师在，在画情节图时过于谨慎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在接下来的环节就显得太仓促，而重要的品作者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没有再给同学们读与写的时间了，学生又不能快速把握文本内容，所以手法训练不到位，当然内容概括时时间也略显仓促，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够读后写，分别给三分钟时间，我相信这会是一节很完美的结局。
声音细读伤痕文学班主任
《班主任》② 是刘心武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头条位置的小说，有“新时期文学第一朵报春花”之称，被载入文学史，这篇小说开了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之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之所以被如此高的评价，正在于其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据刘心武自诉③，《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但是写完以后，他自己产生了怀疑，“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这样的询问实际上正是当时他内心疑虑的声音，我们从他自诉中谈到的一件事可验证他内心的疑虑，“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 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对于此时的刘心武来说，邮局工作人员的行为给了他一次犹豫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向这次机会妥协，他说到：“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做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在投寄与不投寄之间，两种声音的交锋展示了作者的思考，那么，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这一段心路历程最好地说明了《班主任》中声音的重要性———这里的声音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同样，在编辑部，面对《班主任》产生的争论也颇有意味，《班主任》在终审时，引发了编辑们的不同意 论争档案：刘心武的《班主任》大约在1977年夏天构思成熟并开笔，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刘心武自述说，《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据他说，《班主任》写作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 ‘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在发表欲的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班主任》在编辑部引起了震动，责任编辑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暴露了社会的真实问题和阴暗面，似乎属于暴露文学，难以发表。复审编辑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还通过张老师等人物形象写了积极的生活因素，并从深层揭发了“四人帮”的罪恶，符合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精神。编辑部负责人对是否发表这篇小说“没有把握”。于是，交当时的代理主编张光年定夺。张光年看过后，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在他家开会。张光年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他基本肯定了《班主任》。经过再次修改，《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小说的头条地位。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的数千封读者来信，《文学评论》杂志还召开了《班主任》座谈会，许多评论家肯定了小说在创作上的意义，有一位评论家还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了对比，认为两者的主题都是“救救孩子”。 当时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中央级文学刊物，发行150万份。《班主任》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读者来信多得天天得用麻袋装，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后来在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班主任》荣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潮流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发表后，群众反响强烈。《班主任》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① 声音：细读伤痕文学《班主任》 □李淑霞（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州 510320） 欣赏 筅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源自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高举写“写真实”的旗帜，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直面人生，真实的反映了“文革”的历史劫难，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痛恨。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如刘心武揭示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对青少年毒害的《班主任》、周克芹的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冯骥才反映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啊！》等。后来由于卢新华斥责反动血统论对无辜青年身心戕害的《伤痕》引起了争论，文艺界便把这类作品称为“伤痕文学”。这批作品主要表现的题材是苦难和创伤，是对十年文革的反省、否定，表现人们在十年动乱中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创伤，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的宣泄。但伤痕小说并非一味的展现浩劫中的苦难，也歌颂了逆境中的抗争，赞美在动乱岁月中的人们的美好情操。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更早的历史阶段，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在反思文学时期，不断突破禁区，写出了左的思潮在社会生活水平中的滋生蔓延。如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
贤亮《绿化树》等，同时也揭示了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人们精神上的烙印，如张弦《未亡人》、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以及封建意识的现代形态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如王蒙《蝴蝶》、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的新话题。这样，反思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 由此可见，伤痕文学很多内容大多是反应文革或者那个年代对人性的伤害，反思文学则是对人性的挖掘，既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思考，对自己体验过的事件和经历的理解与描述，更进一步则是对自己思考的再思考。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艺术特征方面界限并不十分明显，虽说两者都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揭露、批判，对社会和历史悲剧形态和悲剧人物的命运、性格展示，表现出鲜明的现实干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具体来讲，伤痕文学早期，由于人们刚刚从梦魇中醒来，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伤痕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说本体的艺术建构，虽说明确了“问题”意识，但仍是对“十七年”文
小说阅读技巧
小说阅读技巧 一、小说的概念 小说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以刻画典型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着的环境的描写，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的。 二、小说的三要素 典型人物、故事情节、典型环境是小说的三个要素。 概括故事情节 把握好故事情节，是读懂小说的关键。命题者在为小说命题时，也必定以此为出发点，其中最为典型的题目是概括故事情节。 具体来说，大致包括以下三种题型： （１）用一句话或简明的语句概括故事情节。 （２）文中共写了哪几件事，请依次概括。 （３）用填空的形式概括小说的部分内容（包括指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中的某一方面）。 解题技巧：何时+何地+何人+做何事+结果怎么样 注意：情节总是为人物和主题服务的，情节的发展由人物性格的内在力量推动。 三、小说中各种叙述手法的运用与作用 ⑴顺叙：按时间（空间）顺序来写，情节发展脉络分明，层次清晰。 ⑵倒叙：不按时间先后顺序，而是把某些发生在后的情节或结局先行提出，然后再按顺序叙述下去的一种方法。造成悬念，引人入胜。 ⑶插叙：在叙述主要事件的过程中，插入另一与之有关的事件，然后再接上原来的事件写。对主要情节或中心事件做必要补充说明，使情节更加完整，结构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丰满。 ⑷补叙：在叙述主要事件的过程中，插入另一与之有关的事件，然后再接上原来的事件写。
对上文内容加以补充解释，对下文做某些交代，照应上下文。 ⑸平叙：(指叙述两件或多件同时发生的事)使头绪清楚，照应得体。 四、小说的人物形象 1、人物描写的方法： ⑴正面描写：概括介绍、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 ⑵侧面描写：侧面烘托、环境描写、景物描写 形象刻画基本技巧——各种描写手法的运用与作用 ⑴肖像、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 ⑵语言描写：①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活动，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②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刻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⑶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 ⑷细节描写：对人物形象特征、语言、动作、服饰等细致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作特写式的描写。可以更细腻地展示人物某一特征。 2、概括人物形象的特点 命题方式： （1）、你认为文中主要人物是怎样的人？ （2）、结合内容具体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 解题思路： （1）、要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中，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2）、要抓住人物的肖像、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来分析。 （3）、要抓住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注意分析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比较把握人物形象。 答题模式：从……（文中的具体事情、描写）中可以看出……（人物）具有……的性格特点。
实用类文本阅读教学反思
实用类文本阅读教学反思 廷锴纪念中学梁婷 在最近的教学工作中，我给学生复习高考选做题当中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题”，感触良多。 高考设置选做题的确是一个相对人性化的做法，它的出现，使很多有时代特征的文章得以进入我们考生的视线，而且考题也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开放性题型的设计，让学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老师给的答案背熟了就能上场，而是必须要了解社会热点，了解时事，了解国家政策，更要学会把这些知识综合地运用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 但出题者这样的设想，在目前的阶段里，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在教学中，就遇到了一些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第一，许多学生不喜欢读实用类文本。 在选做题中，许多学生都比较喜欢读文学类文本，如散文和小说，因为这些文章文字优美，富有意蕴，乍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作答。但实际上，在2007年的高考里，全省有38万多的学生选择了实用类文本阅读，平均分是7.57分；有11万多的学生选择了文学类文本阅读，平均分是7.08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悬殊的对比呢？因为实用类文本虽然不好读，却条理清晰，观点鲜明，答题时不容易答非所问。而文学类文本却需要多角度思考，而且主旨不明显，答题时容易跑题。 那么如何才让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去阅读实用类文本？ 我觉得在教学当中，必须做到三点：①强调条理分明，给时间学生去找主干，理清层次，明确要点，例如调查报告，明确阅读的要点就是调查的对象，这个对象的特点，调查者总结的结论（含原因和结果），读者
对这个事件或调查者观点的评价（“怎样做”或“怎么看”）。②结合其它相关知识，让学生互相讨论交流，如果有条件，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前查阅资料，拓展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兴趣。③让学生站到主人公的立场去模拟解决问题，肯定学生提出来的想法，发现他们在解决问题上的闪光点，同时对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加以补充，增强实用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起了学生对实用类文本的兴趣，把解题方法融合到阅读教学当中去，我想会比老师在课堂上自己讲，或者单纯让学生练这样做的效果要好得多。 我在进行《口头环保遭遇塑料袋》这篇练习时，设置了几个问题：１、深圳与香港在减少使用塑料袋这件事情上各有什么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４分） ２、如何理解“一个塑料袋，一场暗战。台面下涌动的，是嘴巴与行动的博弈”这句话的含义？（６分） ３、你对口头环保人士有什么看法？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进行环保工作？请谈谈你的看法。（５分） 在阅读时，强调训练学生几个步骤：①养成划出重点句子、难懂句子的习惯；②善于找到细节描写，并寻找它的作用；③理解作者的观点看法，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强调实践性。 第二，设计小标题失分严重。在实用类文本的题型中，设计小标题的考点常常出现，但在多次的模拟考中可以看出，这类题却是学生失分的重点所在。许多学生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往往会直接把文段分层然后概括内容就作答了，事实上这只是概括段落大意，而不是标题。标题的特点是简洁、态度鲜明、重点突出，这样的题型除了考察概括能力，还考察语言的运用能力。另外，小标题往往有鲜明的观点倾向性，这也是答题时的注意事项。 第三，理清脉络是阅读实用文本的关键。实用类文本的特点是条理清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反思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反思 为使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上，还应指导学生掌握阅读理解题的解答方法。 1、充分感知阅读材料，深刻理解语段内容。在做阅读理解题时，首先要对阅读材料进行充分感知，要心平气和，带着求知明道的阅读心理去阅读。第一遍阅读时不要在个别生字、新词、难句上纠缠，读后自问：该语段写了些什么内容？再阅读第二遍，阅读要更快，较熟的内容可跳读，选读重点语段。第三遍阅读要控制好时间。总之，要通过整体阅读充分感知阅读材料，深刻理解语段内容。 2、细心揣摩文后题目，认真审清题干要求。答题要正确的理解题干要求，准确接收题目信息。要逐字逐句分析，万不可匆匆一看，便去作答。有些学生往往对自己过于自信，似乎看一眼就全部理解了题目，不逐字逐句推敲，只是凭经验思考，凭感觉做题，还把日常学习中的不良习惯带入考试。另外，有的同学平时语文基础不牢，概念把握不清，常把写作手法、修辞手法、说明方法弄混，以至于问东答西，张冠李戴。审清审准题干是“方向性”问题，方向错了，考试中因此失误失分者不在少数。 3、注重规范答题语言，准确严谨表述答案。语文答题对语言的要求较高，特别是表述题、阐释题。语言应准确、严谨、周密、规范、卷面整洁。不少学生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具体表现在：（1）用词用语不当，词不达意，心里在想的和笔头写的不一样。（2）语言过与繁琐，讲了许多无关的话。有的过与简单粗浅，省略了许多应该说的话。（3）语病太多，句子不通，不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4）答题无条理，胡敛乱凑。（5）书写混乱，乱改乱划。对此，答卷应做到书写工整，成行成列，语言成句，不写错别字，对于要改的字、词、句，一律用统一的修改符号，如删除单字用双斜线，删除句子用平行线，万不能乱涂乱抹，画“黑圈”或乱“拉线”。 总之，要想使学生在阅读方面取得成绩，就必须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准确答题的能力。只要学生持之以恒，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养成好的习惯，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