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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大诗歌理论

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讬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朓《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

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沧浪诗话?诗辨》:“诗之法有五”;“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曰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伫兴之言”，“伫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

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夐”，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

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

迹”(《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复初斋文集?神韵论》）。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格调说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格调说出现于所谓康熙盛世，比“神韵说”说更加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由于明显排斥诗歌怨刺一面，因此对诗歌创作起了束缚作用。肌理说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性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

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

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

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古代文学元明清考点整理

第四部分明清文学试题库一、填空 1.被正史推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学家是宋濂。 2.刘基寓言体散文集集名是《郁离子》。 3.刘基的散文体裁多样，而最出色的是寓言体散文。 4.明初诗坛并称的“吴中四杰”指高启、杨基、徐贲、张羽。 5.明初“吴中四杰”中，以高启、杨基的诗成就最高。 6.被清赵翼推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的诗人是高启。 7.“青丘子”是高启的自号。 8.“袁白燕”指明初诗人袁凯。 9.明弘治年间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是李东阳。 13.“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14.明中叶《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者是茅坤。 15.归有光的文集是《震川集》。 16.明中叶取得重大成果的散文流派是唐宋派。 17.“童心说”的提出者是李贽。 18.明后期思想与文学革新的旗手是李贽。 19.“公安三袁”指明代湖北公安县诗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兄弟。 20.公安派在诗歌理论上提出的核心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21.公安派诗歌理论核心口号的提出者是袁宏道。 22.竟陵派诗人大力提倡的诗歌风格是“幽深孤峭”。 23.“竟陵派”诗人的代表人物是钟惺、谭元春。 24.公安派中，小品文成就最高的作家是袁宏道。 25.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是张岱。 26.明末复社最主要的领袖是张溥，其散文的代表作是《七录斋集》。 27.大抵论明诗者，都推陈子龙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 28.明末小品文《西湖七月半》的作者是张岱。 29.《三国演义》今存最早的刊本的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刻于明嘉靖壬午年。 30.最早径称书名为《三国演义》的修订评点者是毛纶、毛宗岗。 31.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明代代表性的历史演义小说还有《列国志传》。 32.《水浒传》初刻全名《忠义水浒传》。 33.《水浒传》今存最早的刊本是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的万历己丑天都外臣序100回本。 34.受《水浒传》的影响，明代代表性的英雄传奇小说还有《北宋志传》或《杨家府演义》。 35.《西游记》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 36.《西游记》影响下产生的续补之作有《续西游记》、《西游补或后西游记》等。 37.受《西游记》的影响，最出名的神魔小说还有《封神演义》。 38.《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 39.明代“四大奇书”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文言文中的人文精神蕴涵例说(作文素材)

蕴涵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 ----古诗文 1．情感忧国忧民——《离骚》《屈原列传》《书愤》《廉颇蔺相如列传》；思念家国——《虞美人》；感时伤事——《愚溪诗序》《雨霖铃》《扬州慢》《临安春雨初霁》《石头城》《兵车行》《咏怀古迹》《阁夜》《登岳阳楼》；傲世嫉俗——《将进酒》；追求爱情——《孔雀东南飞》《柳毅传》《长亭送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诉肺腑》；思亲念友——《祭十二郎文》《一剪梅》；感慨人生——《登高》；故国哀思——《哀江南》《虞美人》；

恬然自适——《山居秋暝》《归园田居》；感怀盛衰——《越中览古》；自伤漂泊——《旅夜书怀》；纯朴恋情——《邶风·静女》；离别相思——《迢迢牵牛星》；睹物怀人——《项脊轩志》；慷慨豪迈——《秦风·无衣》；天涯罹恨——《琵琶行》；蔑视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壮志难酬——《蜀相》《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梦情怀——《锦瑟》；真爱无价——《鹊桥仙》；忧愤忠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理想幻灭——《抄检大观园》；爱国情感——《白马篇》。 2．意志励精图治——《勾践灭吴》；专心致志——《弈秋》；不耻下问——《香菱学诗》。

3．人生态度自强不息——《勾践灭吴》《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锲而不舍——《劝学》；持正不阿------《五人墓碑记》；深思慎取——《游褒禅山记》；谏诤广纳——《邹忌讽齐王纳谏》《谏大宗十思疏》《触龙说赵大后》；风节自律——《梦游天姥吟留别》《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谦逊自知——《秋水》；豁达乐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求真务实——《石钟山记》《师说》；求索攻坚——《报任安书》；崇尚自由——《闽塾》；平均平等——《季氏将伐颛臾》；个性解放——《林黛玉进贾府》《病梅馆记》；秉公执法——《失街亭》；

清代的诗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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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清代的诗、词、文第一节清代的诗清诗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且流派很多，诗话如林，呈现出唐宋以后诗歌创作的复兴局面。清代诗歌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清初期（顺治、康熙两个朝代）清初诗人，就其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诗歌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反清的明末遗民和降清的明末遗民。 1、反清的明末遗民这些人入清后不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积极投入抗清斗争，他们的诗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杜濬、归庄、阎尔梅、钱澄之、申涵光、吴嘉纪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参加过复社，入清不仕，积极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抗清失败后他十谒明陵，遍游华北，到处奔走，不忘兴复。有《日知露》、《亭林诗文集》。顾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又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他的诗歌剧作重视地时间了他的这些主张，大都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或托物寄兴，或借景抒情，或吊古伤今，都充满着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感。诗风沉浑悲壮、苍凉劲健，诗如其人。他的诗对清代诗歌，尤其是清初和晚清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品选《精卫》诗中作者以精卫自喻：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表示一定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来从事恢复故国的事业，对于那些“有成窠”的燕雀，即那些降清的士大夫，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2、清代的明末遗民这些人虽也是明末遗民，但他们或者降清，或者参加清朝科举，或被清同志者聘请出山。又都为清政府服务了。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施闰章、宋琬、毛奇龄、朱彝尊、陈维菘、姜宸英、彭孙遹、王士祯号称大家。而以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侍郎，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清兵攻陷南京，他率领文官投降，任礼部侍郎，不久辞归。以后又和抗清活动有联系。写过一些怀念故国，悔恨平生的诗。钱诗名很大，被推为一代宗师，著有《投笔集》。他与吴伟业、龚鼎孳

元曲的人文精神(一)

元曲的人文精神(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星期义务演讲《在文学馆听讲座》应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之邀，第一次走出了北京。演讲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编导摄制人员，于10月22日23日两天，在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厅开设演讲的分现场，并录制了文学院三位教授的演讲。第一场演讲开场，傅光明研究员首先说：今天，我们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我为大家请的主讲人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归智先生。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传承，文学上也是个文体大国。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烙印着那个时代特质的文体形式，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们随口就可以说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今天我们请梁先生讲元曲，我们对唐宋诗人词人及其作品多所了解，而对于元曲，它有什么样的文体特征，散曲与元杂剧有怎样的艺术关系，元代文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如何，却知之不多。下面我们欢迎梁先生为我们演讲《元曲的人文精神》。大家欢迎！大家好！今天我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元曲的人文精神》。谈元曲的人文精神，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元曲。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诗、词、曲在当时都是配乐演唱的诗歌。唐诗中有“旗亭画壁”的故事，几个诗人一起喝酒，叫歌女唱歌，唱谁的诗谁就画个圈，比赛谁的诗最受欢迎。宋词中柳永的词特别普及，传说有井水处就有人唱柳词。曲更是要演唱了。下面我先各念一首唐诗、宋词和元曲，大家感受一

下。唐诗：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宋词：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元曲：关汉卿《双调·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大家感到了吧，唐诗、宋词和元曲在句法和风格上都是不同的。曲比较通俗，诗和词则雅一些。唐诗主要是五、七言诗，词则要按词牌填词，句型长短不一，所以又叫长短句。曲和词类似，要按曲牌填写。所以唐人作诗可以叫写诗，宋人作词和元人作曲则叫填词、填曲。宋词的词牌是中原地区的曲调，元曲则是来源于北方草原民族的曲调，所以元曲又叫北曲。如果吟唱，李清照的《如梦令》和关汉卿的《双调·沉醉东风》在曲调上会有很大区别。可惜当时还没有录音技术，我们只能大体想象了。以今例古，想象听一支“西北风”歌曲，再听一支江南地区的“茉莉花”，或者再听一支港台歌曲，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类比。所以元曲是元代特有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分为散曲和杂剧两部分。散

清代诗歌流派

神韵说 1．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 2．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格调说 1．清代随着王士禛的去世，诗歌领域相对统一的时代结束了，各种诗歌流派纷争由此热闹起来。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法唐人的“格调说”便是其中的重要角色。tFfIl 2．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肌理说i 1．清代作家翁方纲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 2．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性灵说 1．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2．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堪称为人民代言的诗歌。阳羡派 1．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如《点绛唇》上片奇幻小想象，下片在上片营造的气势上以今怀古，透露出作者悲凉慷慨的心境。91PyIy 2．陈维崧属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 浙西派 1．清代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等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这种观点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 2．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的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3．厉鹗继承了以朱彝尊为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T*Y} 常州派 1．乾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求实风气笼罩了整个社会，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取向，受到此风气影响，这时期的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便是这种差异的表现。

名词解释题明清

名词解释题 1.《郁离子》：《郁离子》是刘基寓言体散文的代表,内容深奥复杂，风格以讥刺讽喻为主。徐一夔说:“郁离子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固曰《郁离子》”。《郁离子》吸收先秦诸子寓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风格，吸收柳宗元寓言锋利简洁的特点，既短小精悍，活泼犀利，又古朴闳深，余味曲包，在虚实相间里,寓丰富的哲理于形象的描绘之中。 2.台阁体：台阁体是自洪武后期至正统、景泰年间体现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的一诗文创作风格。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为代表。他们的诗文内容上坚持主理合道，风格上追求温柔敦厚，表面有着严重老成的规模、富贵福泽的气象，内里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的气度，徒具雍容华贵的形式而已。 “台阁体”，指在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内容大多为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之作；艺术上追求平正典雅。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为台阁大臣，故称“台阁体”。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归属这一流派。 3.茶陵诗派：成化、弘治年间出现的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还有谢铎、张泰、石瑶、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等。针对台阁体的流弊，提出宗唐法杜的复古主张，意在借比兴寄托之旨、雄健浑朴之体改变当时诗坛的颓风衰习。诗文内容主要是馆阁宫廷生活，在文学评论方面，论诗歌乐、律的重要性，认为诗的艺术魅力得自明初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诗歌流派。其论诗强调宗法汉唐，重视诗歌的声律、法度等艺术表现，对当时文坛产生较多影响，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yì)、邵宝等人。于它的声韵之美。明初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诗歌流派。其论诗强调宗法汉唐，重视诗歌的声律、法度等艺术表现，对当时文坛产生较多影响，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yì)、邵宝等人。 4.前七子：前七子是指从弘治到隆庆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七人，这七人掀起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以复古的形式表达了当时文人摆脱理学束缚、追求主体自由的历史要求。在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打破了明前期文坛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理论上的失误在于：醉心于古典审美理想，没有意识到古典诗歌的繁盛景象已一去不返，因而不能辩证的评价古典文学领域的种种变化。指明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核心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等人。他们重视文学中真情的表达，反对道德说教；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而文章，则以西汉以上文为典范，即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 5.后七子：后七子指嘉靖中期的李攀龙与谢榛、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七人他们提出了文学复古运动，思想上，七子派尊汉魏、黜宋元，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摈斥中晚唐与宋诗。明代嘉靖中期以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位为人再次举起文学复古的大旗，形成一个较大的文学群体，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后人称为“后七子”。成员除李攀龙、王世贞而外，尚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他们的文学主张有：偏激的复古理论，格调法度的强化与具体化，强调真情在格调中的作用。 6.吴中四杰：元末明初，高启与杨基、徐贲、张羽并称“吴中四杰”。以比拟初唐四杰，高启是吴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杨基入明以后的诗用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反映了他在当时环境中的坎坷的生活遭际。袁凯人称“袁白燕”，学杜甫而趋于工丽。诗的内容多写离情别意、羁思旅愁、忧生畏祸，带有凄婉的悠然余韵，反映出明初士子的心态。 7.童心说：明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出的观点，他继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王充反虚伪、求事实的传统，提出要求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他在《焚书》卷三《童心说》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强调作家保持未被假道学熏染过的真见解、真感情和独立人格。 8.唐宋派：嘉靖间出现的一散文流派。成员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陈束、李开先、罗洪先、赵时春、任翰等。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及其模拟之弊。

唐诗中的人文精神

唐诗中的人文精神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文学中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特点的就是诗。中国文人很看重“诗”。古人讲“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是说即使是穿着粗布或者说土布的平民百姓，也会因为他饱读诗书而显得气度不凡。这既表达中国传统文人对丰厚学识的自信，也说明华美诗文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王朝，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代表的是诗歌的极致,是最为辉煌历史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学经典，我们常说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唐诗的兴盛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说唐诗中也蕴含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今天，我讲的正是唐诗中的人文精神。一、人文精神如果在座的人们对这个话题曾经有过一些关注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并不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作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很多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不是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那么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所谓人文精神简单的说就是强调人如何完善的问题。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人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这些都是谈人如何完善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把人文精神局限于西方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文主义通常溯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固然提高了人文精神，可其人文精神却主要建立在理性之上，理性的弘扬，渐渐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相信科学，从而形成了所谓科学主义。进而

清代诗歌发展脉络表

清代诗歌发展脉络图

代诗人屈大均《翁山诗外》《翁山诗略》屈大均诗以屈原为楷模，效法注重民生的诗圣杜甫，但又自铸伟辞，开辟出自成一家的 “翁山诗派”，形成词语璀璨瑰丽、情感沉烈恢宏、意象雄奇的独特风范，将文采美、性感美与理性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他的文采美发自情感美，而情感美又遵循着理性美，这种完美的结合，使得他的诗文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的空疏浅薄，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吴嘉纪《陋轩诗集》他终日把卷苦吟，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他的诗以其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困境和自己的思想感情。

清代自珍亥杂诗》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宋诗派与同光体宋诗派郑珍《下滩》何绍基创作倾向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机械地拟古，他们也吸收了宋人学唐而 “力破余地”的艺术创造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成就较为突出的郑珍以刻炼之笔出以平易面目，确有独自风格。不过由于他们缺乏新思想，又或为达官贵人，或为贫寒学者，生活面狭窄，尽管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们的诗歌中激起一点回响，但总体说来，诗歌的现实内容是较为贫乏的。宋诗派至光绪年间衍为“同光体”。

诗歌艺术与人文精神之我见

诗歌艺术与人文精神之我见悬赏分：0 |解决时间：2010-12-4 15:42 |提问者：Icy蓝莓诗歌艺术与人文精神有什么联系？怎样看待诗歌艺术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最佳答案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文学中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特点的就是诗。中国文人很看重“诗”。古人讲“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是说即使是穿着粗布或者说土布的平民百姓，也会因为他饱读诗书而显得气度不凡。这既表达中国传统文人对丰厚学识的自信，也说明华美诗文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王朝，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代表的是诗歌的极致,是最为辉煌历史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学经典，我们常说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唐诗的兴盛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说唐诗中也蕴含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今天，我讲的正是唐诗中的人文精神。一、人文精神如果在座的人们对这个话题曾经有过一些关注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并不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作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很多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不是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那么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所谓人文精神简单的说就是强调人如何完善的问题。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人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这些都是谈人如何完善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把人文精神局限于西方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文主义通常溯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固然提高了人文精神，可其人文精神却主要建立在理性之上，理性的弘扬，渐渐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相信科学，从而形成了所谓科学主义。进而要求人文学、社会学都得效法科学，成为科学。这样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人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者说认为人只是一个DNA的容器，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性格命运、生死成败都是由早就决定好了的，人的奋斗变得徒劳，人的价值变得低廉。正是这种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文、教育、环保、道德等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因素被不断地边缘化。而在我们的大学里，传授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学科也不仅遭到功利主义自下而上的威胁，也受到专业化由上而下的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考研真题详解第16章清代前中期的诗文词理论批评)【圣

16.2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一、填空题 1．清代前期，诗坛权威人物王士禛重视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提出了影响一代诗人的“________”。[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研] 相关试题：神韵说[名词解释，中山大学2011年研] 【答案】神韵说【解析】神韵说是清代诗人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神韵说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的消遣娱乐功能。王士禛在理论上继承了钟嵘、司空图、严羽的诗学思想和南宗画论，总结了王维、孟浩然以来的山水田园诗歌的艺术传统，将神韵说发展为一套有系统的诗歌理论。他强调“兴会神到”，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有神韵的诗歌境界的审美特征是清和远。 2．赵翼、蒋士铨与________并称“乾隆三大家”。[中山大学2011年研] 【答案】袁枚【解析】清代中叶，袁枚与蒋士铨、赵翼并称“乾嘉三大家”或“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是浙江人，赵翼是江苏人，蒋士铨是江西人，三人都是江南人，诗风大致相同，三人中以袁枚为主。他们的诗不拘一格，有时喜欢在诗中发议论，深入浅出，清新明快。 3．曾国藩倡导的________是著名的挽救复兴旧文学的工作。[中山大学2012年研] 【答案】“桐城中兴”运动

【解析】“桐城中兴“运动是曾国藩为使桐城派适应时代需求而进行的一场革新运动。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高洪雄健，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场运动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二、名词解释 1．诗为“活物”[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研] 答：诗为“活物”是古代诗学概念。出自明代钟惺的《诗论》：“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原是他对《诗经》的作品能被历代不同读者反复研求阅读，新意迭见现象的抽象概括，而其意义也普遍适用于诗歌的接受批评。钟惺认为《诗》是一种流动不居的“活物”。“活”是作品本身的一种客观属性，这不仅是因为诗歌作品意蕴丰富深邃，还因为诗歌的艺术形式有被断章取义的灵活性。诗之为“活物”，又是读者对作品意蕴的赋予和追加。 2．性灵说[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研] 答：性灵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关于诗歌创作与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为首。袁枚主张尊重人的本性，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就是“真”，“真”是可以不符合正统道德，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要求诗歌表现真性情，诗歌在艺术上要变，要有创造性；在审美上主张风趣。他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又加以发展，具有反传统、反理学的进步意义。但袁枚的诗学理论深度不够，革新也不多。

元明清文学复习大全(填空、简答、分析论述)

1.汤显祖的《南柯记》出自于唐人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 2.徐渭著有《南词叙录》，是第一部研究南戏的著作。 3.《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写的是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的故事。 4.“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一种专门学问，“五四”前的代表是（索隐派）。 5.（京剧）的诞生，标志着花部对雅部的胜利。 6.清前期推崇南宋姜夔、张炎词风的代表词人是（朱彝尊）。 7.王士禛诗歌理论的主要主张是（神韵说）。 8.代表清骈文最高成就的作家是（汪中）。 9.晚明思想和文学革新的旗手是（李贽）。 10.以创作水浒戏知名的元杂剧作家有（康进之、高文秀）。 11.下列小说属于四大“谴责小说”的是（《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 12.公安派提出的主要主张是“_独抒性灵，不拘格套_”。 13.夏完淳《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南冠”意为_囚犯___。 14.《狱中杂记》的作者方苞是清代重要古文流派__桐城__派的开创者。 15.在元散曲作家中，（马致远）是成就最高、最有影响的一家。 16.反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最有力的文学流派是(公安派)。 17.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属于（传奇) 18.《登太白楼》的作者王世贞是(明代人) 19.《席方平》中主持正义的神是(九王) 20.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是一部著名的历史悲剧，剧中表现了屠岸贾的残暴奸诈，突出了程婴等义士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 21.明代很多剧作取材于《水浒传》，如李开先创作的《宝剑记》演林冲被逼上粱山的故事．沈憬的《义侠记》演英雄武松的故事。 22.四大南戏之—的《拜月亭》是根据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的。 23.明代剧作家王骥德的杂剧《男王后》反映了晚明文人的激情纵欲、追求世俗享乐的感情。 24.在元杂剧剧本中，剧中人物的言语称为宾白。 25.明代剧作家孟称舜的杂剧《桃源三访》，集中体现了他对戏曲婉丽风格的理论主张。 26.（科范），简称“科”，指的是元杂剧中的动作、表情的舞台提示，或指舞台效果。 27.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被称作“（秋思之祖）”。 28.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清平山堂话》。 29.标志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发展高峰和总结的清代小说是《红楼梦》。 30.朱权著的《太和正音谱》对研究元及明初杂剧有重要价值。 31.魏良辅的《曲律》是关于昆曲的重要著作。 32.清初苏州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玉，他与朱素臣等共同创作的《清忠谱》刻画了颜佩韦等五个下层市民形象。 33.沈德潜的诗歌理论主张是（格调说）。 34.开常州词牌之风的词人是（张惠言）。 35.明末小品文成就最大的作者是（张岱）。

第一章清代诗词文.

第一章清代诗词文第一节清代诗歌（1）数量巨大。徐世昌《晚晴诗汇》收录诗人6l00多人，诗作27600多首。 (2)流派众多。清初有爱国派，尊唐派，宗宋派，神韵派；清中叶有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各派主张不同，诗风各异。 (3)诗体发展。叙事功能有较大开拓。大量新型乐府体、五七言体等长篇叙事诗，各种诗体的组诗，记事、抒情、写景，挥洒自如。（4）两大审美特色。一是重实；二是感伤。一、清初诗歌清初80年，诗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人:分遗民诗人和入仕诗人两类。遗民诗人保持气节，关注现实；入仕诗人出处尴尬，多表现伤感情怀；后期诗人:多重形式技巧，喜立派别门户，与现政权和谐相处。主要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等。以王士祯影响最大。（一）清初遗民诗人： 1、顾炎武: 有《亭林诗文集》传世，存诗四百多首。他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反对摹拟。其诗抚事感时，同情人民悲惨遭遇，充满深厚民族感情，格调慷慨悲壮，苍劲沉郁。《秋山》、《海上》、《精卫》等，抒写亡国之痛和复国决心，对清初和晚清诗坛影响巨大。 2、屈大均: 有《道援堂诗集》。其诗富于民族意识，多故国之悲，如《鲁连台》、《大同咏叹》；也有关心民瘼之作如《民谣》。屈诗长于五律，悲歌慷慨，气势纵横，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3、吴嘉纪: 著有《陋轩集》。其诗内容充实，反映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绝句》《挽船行》《过兵行》，继承乐府歌辞和杜甫、白居易诗歌传统，以深厚工力、质朴语言、白描手法、遵劲风格而特色独具。（二）清初入仕诗人： 1、钱谦益:清初宗宋派领袖。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主张“转益多师”，“有本”（性情）、“有物”（学问）,其诗词藻华美，才气纵横，尤工七律。《投笔集》中怀念故国，悔恨平生，颇有佳作。《后秋兴》：大型七律组诗，叠杜甫《秋兴》八首原韵，8首一组，13组共104首。其规模之大，造诣之精，令时人难望项背。 2、吴伟业:清初尊唐派领袖。《梅村集》存诗1000多首,其主要内容是感慨朝代兴亡和悲叹自身失节。 “梅村体”：吴伟业的诗体风格。以明清易代的史实为题材，反映社会变故，感慨朝代兴亡；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写法，侧重叙事写人，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晚唐温、李的风情韵致及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代表作《圆圆曲》《永和宫词》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吴诗“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

论李贺诗的人文精神

摘要：“鬼才”李贺的诗歌中充斥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其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彰显，使得其诗歌成为唐代诗文中最有个性特点的创作。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对群体生命生存的关注，这些在其功名诗、神鬼诗、爱情诗中均有体现。关键词：李贺；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0）04-0018-04 第26卷第4期Vo l.26No .4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年8月 Aug .2010 收稿日期：2010-04-16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SRP 计划“唐代诗文中的人文精神”（SRP20090039）成果之一作者简介：杜宏春（1965-），男，安徽滁州人，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博士生，石河子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对群体生存的关注和重视，另一个是以道家为主的对个体生命的认识和追思，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认知。中国儒家文化在过分强调人伦的同时也抹杀了人的欲望和需求，使得儒家人文精神的光辉显得相对黯淡。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无法实现其大写的人的愿望时，往往转向对自我生命的关注和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李贺，字长吉，唐宗室郑王之后，少即有才。因为荒唐的避讳风俗，使得他终生不能考取进士。虽然文章大公韩愈为其专门写过《讳辩》，并尖锐地说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1]2 但是他最终与进士无缘。虽然他后来因为荫恩做了一个从九品的奉礼郎，然郁郁不得志，终于托病辞官。其仕途失意加上自幼羸弱，使得他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更为深刻。因此，其诗歌中的人文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其生命意识上,表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对群体生命的关注。一、对自我生命的强烈感悟 “翻开李贺诗集，那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走进了一个别样的世界。”[2] 的确，李贺的诗歌中很多是关于神鬼游仙的。在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只能通过描写鬼怪、死亡和光怪陆离的非现实的生活以抒发自己的苦闷。钱易曾云：“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1]21 虽然李贺描述的是有异常态的鬼神世界，但却是真实的人类生活的写照，包含了人世间的欢乐和苦难。相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的追求和群体生命的关怀来说，确如杜牧所言“少理”；“实际上，李贺诗歌是违背了封建传统之‘理’ ，但符合了人类的生命之‘理’。它是人类生命哲学的具体诗化”[3] 。李贺的诗歌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抒发自己追求功名以及怀才不遇的功名诗；另外一类是描写有关鬼蜮以及仙界生活景象的神鬼诗；最后一类是为数不多、界限不太清晰的爱情诗。李贺的功名诗中体现着浓郁的生命意识。他自幼羸弱，时刻受到来自死亡的威胁。在他看来，在有限的生命中，只有通过功名和事业才能使自己生存的价值得以实现。在无法通过进士取得功名之后，李贺也曾立志投笔从戎，想通过从军来实现政治抱负，却都没有成功，因此，只能在诗中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而来自生命的威胁使得他在愤懑抱怨的同时，又多了许多无奈和感慨。李贺处于唐代衰落的时期，国家的摇摇欲坠使他忐忑不安。虽然李家江山的存亡，作为皇室一族的后代应该有更多的承担，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得到重用，无法为唐朝的稳固做出自己的努力，于是便备感失落。李贺自幼有才，也如李白、杜甫一样，热衷于对功名的追求，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初，他对自己的仕途充满信心，追求功名非常积极。而面对生命的论李贺诗的人文精神杜宏春1，甘宜汴2 (1.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北京100081；2.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新疆石河子832003) 18··

浅论唐诗的人文精神

浅论唐诗的人文精神摘要：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人的一笔巨大的财产，不仅仅在于唐诗代表了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还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有人概括说，唐代是诗歌的朝代，正因为如此，唐代又被称为“诗唐”。人们十分推崇唐诗，中国有句古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而读了这么多唐诗，会发现，唐诗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文精神。关键词:唐诗；人文；精神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学特点的便是诗。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王朝，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代表的是诗歌的极致,是最为辉煌历史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学经典，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唐诗的兴盛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中也蕴含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一、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呢？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就是强调人如何完善的问题。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人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历史上的人文主义通常溯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固然提高了人文精神，可其人文精神却主要建立在理性之上，理性的弘扬，渐渐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相信科学，从而形成了所谓科学主义。进而要求人文学、社会学都得效法科学，成为科学。这样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进而人文、教育、环保、道德等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因素被不断地边缘化。传授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学科也遭到功利主义自下而上的威胁，受到专业化由上而下的威胁，而不断地边缘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人文精神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从原始人类社会到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说是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然而，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科学并不能说是遵循了同样勇往直前的轨迹。对于当今社会来讲，该如何来看待人文精神呢？在去除了现代社会所谓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原始社会，按照其一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制度，人类生活仍然能够进行。但反过来，如果去除由人性所约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也将会立即崩溃。人文精神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人类永远不得不在追求明天的发展和寻找永恒的人性中前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落后就要挨打”，科技落后只是挨打，但如果文化落后呢？其实，一个国家强盛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内涵。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虽有美国的援助,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文化内涵决定的民族禀性在深

2018届甘肃省靖远县高三下学期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

2018届甘肃省靖远县高三下学期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范围。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序”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因整理文献、编辑文集而产生，经历了文集序、赋序到诗序的演变过程。从最早的诗序制作来看，主要是用散体文介绍有关诗歌的创作背景及主旨，由于汉儒对《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诗大序》、《诗小序》的重要文本，形成了最早的诗歌理论。因此，诗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载体。。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创作有悠久的传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歌史。唐代诗序在继承先唐诗序的基础上，又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在诗序中表现了较强的诗史观念。从诗序创作来看，唐代诗序展现出明显的诗歌发展线索，比如在初唐、盛唐时期出现较多的是赠别诗序以及宴会诗序，在诗序文体方面运用的是骈文形式。而到了中唐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开展，唐代诗序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了诗序散文体。这时期的唐代诗歌已经向说理、议论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诗歌散文体趋势，这说明诗歌实际创作的背后都有诗学理论的支撑。而到了晚唐，这个时期缺少核心文人，诗歌由原来的群聚赋诗相互酬唱的广阔社交空间，退缩到私人化的独抒性灵的情感空间，诗序的制作遂由赠别、饯别向酬赠唱和演化，追忆诗序、独特经历诗序（主要关注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大放光彩，诗序具有传奇小说的品质。这就是诗序本身显示的诗歌历史观念。无论从作家阵容的强大方面，还是从经典作品的数量方面看，唐代乐府诗的创作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创作的高峰。乐府诗自从诞生时候起，就严格遵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方法，强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乐府诗集在诗歌理论建设方面，拥有很大的成就。而与乐府诗有关的唐代诗序对我国诗歌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贡献。比如卢照邻的《乐府杂诗序》，这篇骈体诗序回顾了乐府诗的发展历程。“言古兴者多以西汉为宗”，肯定了西汉之前颂诗的意义；“议今文者或用东朝为美”，对南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