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易卜生

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01月/06日/第003版/

曹禺与易卜生

关于社会问题剧的一点思考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平

曹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公认的戏剧大师,首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对世界戏剧大师及其作品的准确理解与解读。他对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理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易卜生的误读

五四 时期,在中国新文学界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是易卜生。当时,新文学界曾出现过 易卜生热 。很多作家模仿易卜生的 娜拉 写 社会问题剧 ,从胡适的 终身大事 开始,大约有十几部作品。但是,当时对易卜生却存在着一种 误读 现象。这种 误读 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尤其是与 五四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 个性解放 、 妇女解放 这样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分不开的。

比如,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易卜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他的戏剧创作前后期的风格是有变化的。他早期(1868年以前)写过 培尔 金特 这样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后期作品具有浓重象征主义色彩,而 五四 时期只翻译了易卜生的 娜拉 、 国民之敌 、 群鬼 等几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这就很难对易卜生的创作有全面的了解。

而对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人们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片面性。 五四 时期,新文学界一直把 娜拉 的主题理解为宣传妇女解放,很多人都在关注 娜拉走后怎样 这样的问题。而易卜生创作这个剧本的主旨却并非如此,他所关注的是 人 ,是人性的觉醒,是 人 的尊严能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玩偶之家 演出后,有人认为易卜生这个戏是宣传 妇女解放 ,为 女权运动 做出了贡献,而易卜生却说: 我不是女权同盟的会员。我的戏剧,没有一部是有意识地要去宣扬我的主张而写的。我主要是一位诗人,而更少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认为的社会哲学家。你们说我为女权运动做了贡献,我对你们的祝贺表示谢谢,但我只能辞退你们给我的荣誉。实际上,我连什么是女权运动也不十分了解,我把它更广泛地看作是 人 的问题 我的工作是 描写人 。

中国的艺术家过于注重 问题 在剧中的重要性,常常是根据我国当时思想运动的需要去评价易卜生,以至对易卜生的 社会问题剧做出了简单化的理解。鲁迅在 娜拉走后怎样 一文中说: 娜拉走后怎样?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郭沫若在 娜拉的答案 中认为,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就是中国不折不扣的 娜拉 。如果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鲁迅和郭沫若的认识是不错的,但这样的观点显然与易卜生的创作初衷存在距离。由于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使得 五四 时期的文学家们对 社会问题剧 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偏离了 易卜生式 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以简单化的理解把 文艺 纳入到为 思想政治 服务的轨道。

写 雷雨 是写一首诗

在中国,在创作思想上与易卜生相通、并在创作中得到易卜生创作真髓的是曹禺。 五四 时期创作的 社会问题剧 数量虽多,但艺术上比较优秀的却不多,真正写得好的是曹禺的 雷雨 (193),还有白薇的三幕剧 打出幽灵塔 (1928)。在独幕剧中,比较好的是 获虎之夜 (田汉)、 泼妇 (欧阳予倩)和 一只马蜂 (丁西林)。而另外一些艺术上比较概念化的作品都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淹没了。

雷雨 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曹禺是从生活出发,以塑造人物为主,让自己的思想从情节与人物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概念化地去结构剧本。曹禺说,他 写 雷雨 是在写一首诗 ( 雷雨 序 ) 雷雨 演出获得成功后,常有人问曹禺 雷雨 是怎样写的,或者 雷雨 是为什么写的 这样的问题。曹禺说: 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鲜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 雷雨 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 雷雨 序 )

这就是说,不论是易卜生还是曹禺,他们的写作,都不是为了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也不是刻意地想表达什么,而是写出了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用他们的话说,不把这种来自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心里就感到难受。当他们把生活给予自己的这种情感冲击变成文字的时候,就是作品诗意化的体现。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创作的作品才会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诗意的美感,人物形象才有 说不尽 的艺术魅力。

今天更需要曹禺

曹禺准确地理解易卜生,以他的创作实践为中国的话剧创作开了一个好头。遗憾的是,这种创作传统却没有发扬开来,承继下去。

30年代以后的 左翼戏剧 和 抗战戏剧 时期,在戏剧创作中明确地提出了 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这样的口号。应该说,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有其历史的正义性与必然性的。当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戏剧家们不愿躲在象牙塔里,以戏剧为武器投身到民族的救亡运动中去,在创作中张扬戏剧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配合时事政治演出一些活报剧、街头剧,这是艺术家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体现,无可厚非。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全部,更不是现实主义的范本,不能以这样的创作样式去规范后来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尤其是当历史的发展进入新中国阶段,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戏剧还一如既往地坚持并发扬光大在那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种 战斗精神 ,就使现实主义的道路越走越狭窄了。

由于这种理论上的偏颇,致使话剧不能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优势,常常受到某种政治或长官意志的干扰而处于忽左忽右的境地,弄得剧作家常常无所适从,有时不得不放下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愁眉苦脸地跟着风跑,结果不但出不来好作品,也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曾有人说,曹禺的 雷雨 是模仿之作,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即使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不是有意要贬低曹禺的创作,也不能作为评价和衡量曹禺戏剧创作艺术水平高下的标准。试想,话剧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品种,在创作上模仿是在所难免。但是,单靠模仿是解决不了艺术创作上诸多的复杂问题的,也是 模仿 不出来好作品的。 五四 时期,多少作家模仿易卜生的 娜拉 写剧本,然而写得好的有几部作品呢?数来数去,还是曹禺的 雷雨 最好。如果说, 雷雨 的结构有易卜生和奥尼尔戏剧的影响,而剧中的内容,它的人物、语言和整体的诗意化风格,却是曹禺的独创。尽管易卜生和曹禺都说自己是在写诗,那只不过是他们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塑造人物这方面来讲的,而具体到他们各自的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特别是语言方面的艺术,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呈现着各自的艺术光彩。

我认为,不能以俗人的体会去解释诗人的境界,那样的话,就会使戏剧创作离艺术的品位越来越远。今天的话剧要走出低谷,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戏剧文本的艺术水平, 雷雨 70年来直到今天仍长演不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因此,学习曹禺,光大曹禺的创作精神,承继曹禺的艺术追求,在今天尤其重要。

鲁迅与“假洋鬼子”.

鲁迅与“假洋鬼子”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了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转折。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一批西式的绅士淑女应运而生，在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上独领风骚：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陈衡哲、徐志摩、林徽音、冰心、林语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现代西化精英，与他们的前辈严复、辜鸿铭、王国维已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从他们在国外如鱼得水的姿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尤其是胡适，自留学起就活跃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热衷于演讲、旅游、组织学生会，积极参与美国的总统大选，俨然就是美国人的一员，他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中不无得意地称自己比欧美的思想家更加“西方”，胡适这样说：“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不思量自难忘》，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６页）。丁文江在英国整整住了七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都彻底地欧化，被傅斯年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页）；陈衡哲也觉得跟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比跟中国人在一起更加自在。留东学子虽然身在东瀛，但心在西洋，西化的劲头，比起留学欧美的人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与此相对应，一批前所未有的、洋味十足的“新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闪亮登场：郭沫若笔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半人半神、古希腊式的抒情巨人，郁达夫的《沉沦》中那位终日沉浸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世界，颇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是特拉自比的中国学子，鲁迅《头发的故事》中那个西服革履、挥动棍子驱逐愚民的Ｎ先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那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崇洋之情、几乎与美丽的“康桥”溶为一体的抒情主人公，冰心的《给小读者》里那位与美国文化风土似乎有天然亲和力的中国女子……其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这篇小说从人物、背景到叙述方式，都彻底西化了，假如隐去作者的姓名，俨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国小说。然而，此作却是取材于中国留美学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恋爱的插曲（夏志清认为，小说中的洛绮思和瓦德，原型就是陈衡哲和胡适，胡适这样说自己与陈衡哲的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胡适是小说初稿的最先阅读者之一，读后提了许多意见，经若干删改，成了后来的样子。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出于某种顾虑，作者隐去了主人公的中国人身份，将其换成美国大学教授“瓦德”和“洛绮思”。东方学子的生活与情感，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码程序中。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此时，守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并且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表现出更大的不安与焦虑，保守派领军人物林纾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妖魔化，乞求“伟丈夫”平定乾坤的无奈想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文言小说《荆生》里，林纾虚构了汉中伟丈夫荆生以雷霆万钧之怒，教训了三个以“禽兽之言”乱其“清听”的海归少年，使他们狼狈鼠窜的故事。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莫钬，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

创造社的“创造”

创造社的“创造”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社的大名如雷贯耳。成立于一九二一年的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但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对创造社的研究，除了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和相关史料有所发掘外，研究专著大概只有一本探讨创造社代表作家郭沫若的《论郭沫若的诗》（楼栖著），其他几乎乏善可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才开始把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加以认真研究，创造社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尤其是《创造社资料》（饶鸿竞、陈颂声等编）的问世，为创造社研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之所以把创造社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 而又独特的新文学社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它的成立就与众不同，它诞生在国外（日本），这在新文学社团中绝无仅有。它的大部分成员，尤其是第一代和后期成员，除了极个别的，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它的运作也有点与众不同，早期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元老主持，中期有周全平、叶灵凤、严良才等被称为“小伙计”的年轻一代参与；后期则以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为代表。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团意识，也即“同人”意识，强调“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因而“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

而后期创造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激进姿态，乃至把鲁迅判定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在整个新文学进程中 颇为少见。与此同时，后期创造社与一九三○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接轨又是最为紧密的。 更重要的是，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第一或准第一，像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又涵盖了新文学的几乎所有门类，包括小说、新诗、散文、剧本、评论和翻译等等，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和丛书也是多种多样，创造社出版部更有发行股票的创举。而实际上创造社成员人数并不多，远不及比它成立更早的文学研究会。正因为影响广而深，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小说共有三集，创造社作家一集（郑伯奇编），文学研究会 作家一集（茅盾编），其他社团流派作家一集（鲁迅编），可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平起平坐，其地位举足轻重了。 这些年来，创造社研究渐趋活跃。不仅各种形式的“创造社论”已出版了好几部，研究创造社的“青年文化”，研 究创造社的社团流派意识，研究创造社受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创造社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研究创造社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研究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到自办出版部的出版策略，研究创造社的期刊、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等等，都不乏颇具启发的学术成果。对如何评估创造社小说，也提出了

易卜生与《玩偶之家》教案新部编本1

教师学科教案[ 20 – 20 学年度第__学期] 任教学科：_____________ 任教年级：_____________ 任教老师：_____________ xx市实验学校

《玩偶之家》教案 【教材分析】 《玩偶之家》又译作《傀儡之家》或《娜拉》，是使易卜生闻名全世界的剧本，它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教学目标】 1. 通过对易卜生与《玩偶之家》的了解，引导同学正视现代社会中家庭及女性问题的重要性，强化尊重人、尊重女性的社会意识，倡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自强。 2.了解“戏剧事件”对推动人物性格的冲突和发展的意义。 3.以该戏的结尾为例，认识近代戏剧和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戏剧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革新。 【教学重难点】 理解金钱观、爱情观等因素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影响。 2．同学能感受分析《玩偶之家》中人物的个性化台词，把握人物的心理和个性，理解戏剧冲突的层次、原因。 【教学过程】（鉴赏过程） 一、导入课题，初步感知 1．PPT出示课题。 2.简单了解作者易卜生生平及写作背景。 3.了解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及故事矛盾冲突的导火线。（娜拉和海尔茂的冲突是由什么事件直接引发的？） 二、初读作品，理解内容 1.女主人公—娜拉 （1）娜拉性格分析，并阐述娜拉不断觉醒的过程： （2）理解娜拉是个觉醒中的资产阶级妇女形象，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不合理。 男主人公—海尔茂 海尔茂性格分析，了解海尔茂是一个自私和虚伪的资产者的形象。 林丹太太 (1)林丹太太性格分析，了解林丹太太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新女性的代表； (2)从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的爱情悲剧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爱情受金钱支配的现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现实意义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现实意义 周凌枫 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大师。他是欧洲戏剧界取得现代突破的代表人物,对欧洲传统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戏剧用作表现社会生活、讨论社会问题的手段,对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创作的社会问题剧发扬了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当时及以后的剧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并且催生了中国现代话剧。他所反映的社会虽然与当今社会有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面对的。易卜生戏剧清醒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性对我们当代文艺建设具有永久的借鉴意义。 易卜生置身于生活和社会之中,要为生活和社会负责,用他的思想,用强有力的真实去主宰时代。易卜生发扬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精神,“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他的剧作尖锐地针对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社会问题,表现了他不满现状的忧患意识和要求改革社会的使命感。他的社会问题剧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震撼了沉闷的欧洲舞台,引发了一场现代戏剧的革命:他把戏剧从形式主义的泥坑拉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①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通过切身遭遇认清了丈夫的虚伪面目,觉悟到她一直是家庭中的玩偶,进而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发出怀疑,家庭生活背后隐藏着制度对人的个性的摧残;《人民公敌》主人公富有正义感,坚持要揭发受到污染的地方浴场,却遭到以市长为首的地方势力的打压,受舆论误导的群众宣判他为人民公敌,繁荣的社会整个儿建立在欺骗和谎言的基础上;《社会支柱》的主角在家庭、社会各方面都堪称楷模,却被逐渐暴露出是一个卑鄙的骗子、恶棍和罪犯,这样的“社会支柱”是对整个社会道德、民主、法律制度的巨大讽刺。 易卜生痛恨社会的虚伪,憎恶习俗的道德,诅咒现存的秩序,他剧作的主题涉及个人自由、性别平等、政治腐败、言论自由、环境保护等各方面。易卜生总是从日常生活中发掘问题,并以普通的生活环境作为戏剧背景,戏剧环境越普通,越为观众熟悉,剧作就越具有现实的意义,也越能引起普通观众的共鸣。观众在观赏他的戏剧时也是在目睹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事件。他把在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及他对问题的思考搬上舞台,给予鲜明形象的戏剧表演,形象化为行动和思想的动力,对观众产生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易卜生是戏剧界的摩西,带领观众走出市侩的埃及,回到有着清新思想的迦南。他彻底革新了戏剧艺术,改变了现代戏剧,给戏剧注入了新的意义,使戏剧重新回到了精神与良心的源泉。 易卜生关注社会问题,对社会现实进行透视和批判,他更为关注社会条件下的个人价值问题,他的全部剧作都在倡导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满足个人最本质的追求,关注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他的作品是一出出社会悲剧,更是一出出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状态的悲剧,探讨的是人的追求和社会的局限之间的矛盾。他的剧作具有预言性,对人类的困境有着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在世界跨入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新世纪之前,他已经感觉到我们20世纪现代人的困惑和焦虑,预见了西方现代悲剧的走向,以及现代悲剧精神与现代文明危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②这些使易卜生的剧作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同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他探讨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至今仍为人们所谈论和关注。 易卜生不仅仅属于挪威民族,他的戏剧不仅仅针砭了一个北欧小国的社会风尚,而且关系到当时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他剖析的也不仅是挪威人,而是全人类的灵魂。他在全世界所有

易卜生《玩偶之家》对中国的影响

易卜生之所以被称为“近代欧洲的戏剧大师”，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戏剧艺术的革新者。他将戏剧当做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镜子，把舞台当做讨论当代政治问题的论坛。《玩偶之家》便是他有关妇女问题的一部杰作。剧中描写了海乐茂夫妇的家庭关系由和睦转为决裂的故事，通过娜拉逐渐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宗教、爱情、婚姻等的虚伪和不合理。此剧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突出体现了易卜生戏剧的特点：主题突出，人物鲜明，结构严密，情节集中，语言精炼。 娜拉和海尔茂8年的“恩爱”生活在一纸票据面前竟然显得那么不堪一击，这不由令人想起一位作家的慨叹：你怎么夸张了夸张不过生活，你怎么想像民想像不过现实！复杂的生活矛盾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一切却在情节的发展中让读者看了个明白。剧情被巧妙安排在圣诞节前后3天之内，突出表现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与家庭悲剧之间的对比。作者以柯洛克斯泰被海尔茂辞退，利用借据要挟娜拉为他保住职位一事为主线，引出了多种矛盾的错展开；娜拉也在这短短3日内，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复杂的内心斗争，从平静到混乱，从幻想到破裂，在痛苦中自我觉醒，取得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由作家使用的“回溯法”，我们可以了解到：娜拉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如她自己所说，是父亲的“泥娃娃女儿”，是丈夫的“泥娃娃老婆”。但她热爱生活，热爱家人，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已。 海尔茂是一个自私和虚伪的资产者形象，在外人眼中，他无疑是一个“正人君子”“模范丈夫”；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展开，他的面具被层层剥离，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在社会上他是一个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宗教的维护者，他的生活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和地位，他不得爱，亦不知被爱，妻子只是他的一件私有财产。听听他所说的话吧：他将娜拉倾吐的痛苦心声斥为“花言巧语”、“装腔作势”；将她的牺牲评价为“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前途也让你断送了”；称爱他的妻子为“伪君子”、“犯罪的人”；当风平浪静后，他第一个反应即为“我没事了”；尔后“安慰”妻子说“你的事都由我做主，都由我指点”，“你只要一心一意依赖我”；当娜拉作出离开“玩偶之家”的抉择，他竟说出“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的话，并为自己作出辩护“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可以说，正是这些像刀子般的话使娜拉快速成长起来，激发了她在叛逆性。她控诉“我不了解你”，“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现在我不爱你了”，一个坚强独立的新的娜拉站了起来。娜拉在“麻烦”解决掉之后毅然决定出走，给人们的警示和启发更为深远，这种结局的安排突出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刻性。

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

2012级1班42号魏明娟 现代文学作业 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 鲁迅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都是一代伟人，在文学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一个人是对是错，更不能绝对的说两个人一定是谁比谁更好，我们应当从全面客观的角度，以及历史发展辩证的眼光对两位伟人进行研究，我谨从下面几点阐述我的观点。一．鲁迅与郭沫若的相同点 （一）出身 鲁迅与郭沫若同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封建王朝日趋没落的满清末代。他们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在童年时都处于家道衰落的境地。鲁迅的爷爷周福林出身翰林，并在京城做官，家中发生两次变故，封建大家庭逐渐破落，家庭政治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受世态炎凉，认识到上层社会的丑态和冷酷；而郭沫若也是出生在四川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地主家庭，都有相同的经历。 （二）早期的悲剧婚姻相似

1．鲁迅：父母之命而成婚的有名无实的妻子朱安，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朱安具备了懂规矩和性情好的传统美德，1906鲁迅和朱安结为夫妻，但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回了日本。1923年，鲁迅的学生许广平走进了他得生活，陪伴他走完了人生之路；而朱安用自己的一生侍奉着公婆。 2．郭沫若：父母之命而成婚的有名无实的妻子张琼华，郭沫若发现新娘是个并不漂亮的、会抽水烟的小脚村姑时，转身而去，张琼华空守了一夜洞房。几天后，郭沫若不顾家里阻挠去了日本，遇到了佐藤富子即安娜，并和自己生活2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了。郭沫若回国后与比他小24岁的于立群又走到了一起，走完他最后的40年人生历程。 （三）求学经历相同 鲁迅与郭沫若都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都留学日本，最初立志学医，走医学救国之路。但后来都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鲁迅认识到：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必须创立新文学。其实郭沫若一直对文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当时人们普遍怀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

易卜生、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问题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理论课题，其中涉及文学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两个方面。 契诃夫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是现代的,他的作品已经预见到了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们的迷茫与困惑、人类寻求自我的本能,以及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出路问题的探索。早在19世纪末期,契诃夫的同时代的卢纳察尔斯基就看到了契诃夫的剧作所表达的现代人的苦闷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寻找生存的价值、生活的出路和意义，及无果而终的苦闷的把握。 易卜生戏剧的特点在19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易卜生处于浪漫主义文学创作阶段,这时候的主要作品有《布朗达》和《培尔·金特》等; 19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易卜生的作品开始向现实主义风格转变,这个阶段是易卜生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在这个时期杰出的成就是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提出一连串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封建的传统道

德,扫除资产阶级的市侩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提倡个性自由,主张妇女解放等。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如《玩偶之家》; 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的作品涂上了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人生哲学的探讨与戏剧人物心理的剖析进一步深化,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交错在一起。这些作品仍有揭露问题的一面,只是悲观情绪有时削弱了批判力量。《野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易卜生从对社会的批判转向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 关注易卜生戏剧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他大部分反映社会现实作品的回溯性,它不是即时性地呈现事件,而是由舞台人物从一个稍后时间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回顾。这表明事件的连续性被降低了,注意力被更多地放在回顾与分析上。这就导致了易卜生戏剧的外部行动较少。 早期批评家认为易卜生戏剧不够戏剧化,认为它们涉及的东西不适合用戏剧来表达。其实,易卜生的分析性戏剧吸收了许多时代话语的元素,情节往往是分离或破碎的,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理性分析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戏剧类型,我们会发现,作为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的先驱,易卜生的“史诗性”戏剧也不过是古希腊悲剧,如《俄底浦斯王》中我们所熟悉的回溯性结构戏剧的延续和改编。 其次,他认为不仅易卜生剧中人物能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独立分

鲁迅与成仿吾

文化分类：扒着门缝看历史 申公申明：本人崇敬鲁迅，本人也崇敬成仿吾。重提此事，只是偶然想起成仿吾而已。他应该被人记住才是。而不像某些文章中所提及的，似乎成仿吾像坏人一般。诸如投机取巧,目中无人,眼高手低等等。鲁迅当年,只是不喜欢他的批评风格,并不厌恶其人。据说,当年成仿吾回国,重新找到党组织,鲁迅曾帮过忙。1931年,鲁迅日记中,就曾有接到成仿吾信等语。估计就是这件事。 1922年，上海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成为“创造社”的重要品牌。关于“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评价。不说。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飞黄腾达，郁达夫客死他乡，唯有成仿吾，其后半生不得志，且深受迫害。这也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事情。 对成仿吾其人，我是十分尊敬的。原因之一，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我曾目睹风采、亲聆教诲。宋任穷同志曾评价成仿吾说，他是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其一生阅历丰富，建树非凡。1936年，丁玲在陕北见到成仿吾时，描绘成仿吾说，他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尊重别人、热情、虚心、平等待人的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 成仿吾(1897-1984)，原名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今湖南新化县人。1910年，成仿吾随兄赴日本留学，曾就读名古屋第五中学等学校。1916年，就读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1921年回国，任湖南兵工厂技正。次年赴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5年，赴广州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立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军校兵器处技正及代理处长。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由日本往莫斯科，最终到达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同年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后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顾问等职。他是鲜有的参加过万里长征的革命文化人之一。当年曾与他同在“创造社”为革命文学呐喊的郭沫若先生，则跑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去了。 以成仿吾革命资历之深，何以建国后仅仅官至大学校长呢？是他老实巴交？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当年读书之时，曾因为读鲁迅作品而知道“石厚生”的名字。石厚生，就是成仿吾的主要笔名之一。“创造社”与鲁迅的笔仗，尽管被定位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但是，鲁迅当年对成仿吾之深切不满，也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诸多文章之中，曾多次提及成仿吾。鲁迅之不喜欢成仿吾，跃然纸上。 1935年，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的序中说：“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

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 一、 1.鲁迅：A、受古典文学熏陶，受中国民间艺术熏陶；B、幼年未产生从文思想，准备以“从医”为职业。C、弃医从文，要改变他们的精神——推文艺。 郭沫若：A、从小受古典文学熏陶，对人物传记相当喜欢；B、从小就有“文学倾向”；C、“弃医从文”，富国强兵的意识，选医，五四运动波及日本留学引发压抑的文学兴趣。 G&L：虽都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但是鲁迅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比郭沫若有更痛苦的思想斗争，又在更深层、更复杂的思想内涵过渡中各方面的准备也更充分，几乎同时崛起的新文化运动中，领域不同，采用的斗争形式不同，所信奉的文艺观点不同，思想转变的情况不同。接受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鲁迅：1、对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较重视。2、文艺思想上，对日文艺批判家厨川白材等人的文艺观点较欣赏。3、进化论对他曾产生过长远的影响。 郭沫若：1、偏爱泰戈尔的作品，歌德、海子的诗歌和小说，俄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美诗人惠特曼的诗歌等也给他深刻的影响。2、文艺思想上，受尼采学说：论神论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 2、思想转变的情况不同 鲁迅：经过较长时间阵痛的渐变后而发生质的飞跃，最后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接受马列之一之后才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3、创造化倾向创作方法不同 鲁迅：小说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多的是破坏性的呐喊，贯穿着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郭沫若：《女神》等憧憬着革命思想和强烈激情，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基础。 二、两人最初的误解和隔阂 1、“处女媒婆”说 编排时鲁迅创作置于翻译之后，郭沫若提出质疑，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精加遏制。鲁迅重视翻译，认为应先翻译，才能促进中国文学创作，郭沫若尊重创作，相对看轻翻译，对于中国文学发展途径不同 2、《呐喊》的评论 成仿吾全面批判《呐喊》，创作社与之矛盾产生，郭沫若在创作社。 3、半途而废的联合行动 A、同居广州，仍未曾见面。 B、鲁迅在创作社成仿吾起草的宣言上签字，政治场一致。 C、鲁迅长去创作社购书谈天。 D、鲁迅创作社从误解，对立到隔阂逐步消除 4、“革命文学”论争中笔墨相机 A、成仿吾在日本接受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他认为《创造周

易卜生戏剧集

易卜生戏剧集 易卜生戏剧集。 《易卜生戏剧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isbn是7020055354。 易卜生中文名,易卜生戏剧集。 平装,1542页。 开本, 32。 ISBN,7020055354。 图书信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1版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条形码: 9787020055357尺寸: 21.2 x 15.4 x 7 cm重量: 1.6 Kg。 作者简介。 作者：易卜生译者：潘家洵萧乾成时。 内容简介。 所谓重要的作品。 首先是指一系列著名的为作者赢得世界声誉的社会问题剧。 即讽刺冒牌的自由党政客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五幕剧《青年同盟》。 揭露为了财富和社会声望而背叛爱情和人格的巨商的四幕剧《社会支柱》。 歌颂坚持个人权利的女性。 反对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

暴露买卖婚姻之虚伪性的三幕剧《玩偶之家》。 借先天的花柳病隐喻堕落社会的道德污染而受到卫道士们攻击的三幕剧《群鬼》。 以主角为代言人反击《群鬼》风波中对作者的攻击的五幕剧《人民公敌》。 易卜生从过去宣扬缺乏理想的危险性。 转为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危险性。 从而改变作风。 使本剧充满令人悲伤的诗意的五幕悲喜剧《野鸭》。 为挪威呼吁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颂扬品质。 意志和灵魂上的高尚的四幕悲剧《罗斯莫庄》。 此外。 还有六部具有象征主义风格的晚年作品。 即开始趋向内心描写的五幕剧《海上夫人》。 作者自认为刻画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四幕剧《海达·高布乐》。 把笔下人物作为现实的人加以强调的三幕悲剧《建筑师》。 为了贪恋男欢女爱而使婴儿夭折。 在忏悔中愿意把母爱献给无家可归的孩子的三幕剧《小艾友夫》。 一个野心勃勃的矿工之子由于挪用银行巨款。 投资失败而入狱。

北欧与中国文化差异

北欧与中国文化差异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不仅创造了最好的经济发展，也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民生福利，我觉得可以向北欧国家成功的福利国家模式寻求经验。由于北欧与中国的地理的不同与历史条件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习俗，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北欧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5个国家以及法罗群岛，主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北欧文化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古代北欧有着自己神秘色彩的异教文化，如埃塔和萨迦，还有著名的北欧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它又深受西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冲撞对北欧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造就了诸如安徒生、易卜生、西贝柳斯、伯格曼等这样的世界级的大师。 一、完善的监督体系，廉政之本 北欧国家有着完善的监督体系，造就了廉政，形成了积极的廉政文化北欧国家的社会廉政为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同。究其原因，除了有优厚的福利侍遇和完备的制度及监督体系外，更因为其具有积极健康的廉政文化。 “崇廉忌贪”在北欧国家廉政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北欧国家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营造了一个全社会都崇尚廉政而痛恨贪婪的浓厚氛围，民众痛恨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结党营私等行为甚于盗窃、抢劫，认为其卑鄙肮脏之极，这种行为甚至会遭到当面唾骂和侮辱，真可谓千夫所指，毫无存在空间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长苏维·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为其拥有股份的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了l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因此其遭到民众唾骂并被迫辞去职务。 在北欧国家，官员“为民”、“务实”已蔚然成风，追求工作绩效是第一要务，在他们看来，晋升的唯一渠道是“干”而绝不是“跑”。 北欧的廉政文化丰富多彩，远不止这些，却都那么名副其实。他们深入基层，倾听民声，体察民情，排解民忧，与民同乐。品味北欧廉政文化，让我明白，不论在哪个位子上，手中的权都是人民给的，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如此思想，就不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更不会重蹈“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悲惨的晚年”的覆辙，就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福利与保障制度一高利贷，高福利 由于自己环境。历史发展、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国家在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表现出相当强的一面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其中，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高利贷，高福利”而著称于世，在西方国家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他们以维护全体公民的利益为基本原则这个核心。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芬兰等北欧国家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套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广泛，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方方面面，十分细致周到，可以说在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下，居民从“摇篮”到“坟墓”都会得到国家的关照，都由政府给予基本的保障。芬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是建立起高水平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 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 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论语》合订本的。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名士心中不悦。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鲁迅全集》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以鲁迅自由主义的信仰、文化批判者的原则立场，对语堂先生和他的《论语》保持沉默，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那么，鲁迅对曾经是朋友的林先生，还做了哪些从批评文章看不出来的、却又能体现鲁迅为人之道的事情呢？查鲁迅书信，先生在1934年8月13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林语堂的英文好，故鲁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文人也要吃饭的，鲁迅何尝不懂？鲁迅先生并没有要求林先生像他那样去孤军作战，“革命，拼死”。由此看来，鲁迅的哲学倒是与法国作家加缪一致而大不同于“法国革命哲学”的。只提醒林先生，混饭吃的办法还可以有别样选择。先生“曾经竭了我的诚

往事如烟过,一笑泯恩仇_成仿吾与鲁迅：相逢一笑泯恩仇

成仿吾是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发起人之一，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和鲁迅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历史恩怨。成仿吾曾对鲁迅提出过激烈的批评，鲁迅也给予反击，两人之间发生过笔战。最后，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两人消除了误会，成为革命的战友。 鲁迅与“黑旋风” 成仿吾曾经的论战 成仿吾和鲁迅的最初分歧，是由于成仿吾对鲁迅的《呐喊》的批评而引起。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在1924年1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的评论》一文。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都是“自然主义”的、“浅薄”的、“庸俗”的作品，只有《不周山》（即《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在创造社的“大将”中，郭沫若以诗歌见长，郁达夫以小说著称，成仿吾是文学评论的主将。郭沫若曾说成仿吾是“黑旋风”李逵。成仿吾曾在评论中挖苦鲁迅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

惚的境地。”成仿吾甚至还呼应所谓“绍兴师爷”的说法，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成仿吾甚至还称鲁迅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是一位斗士，他的文章是对敌斗争的“投枪”、“匕首”。对于革命文学阵营中某些显然是错误的见解，鲁迅也不大留情面。1935年12月26日，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写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对成仿吾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的《不周山》后半部分草率，难称佳作，而成仿吾却对《不周山》评价很高。因此当《呐喊》印第二版时，鲁迅特意将《不周山》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对成仿吾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鲁迅一直是“憎恶”的。他在《“题未定”草》（五）中描写成仿吾说“……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又在1928年撰写的《译者附记二》中指成仿吾说这位“‘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曾几何时尚是“把守‘艺术之宫’”的“黑旋风”。在《按语》中，鲁迅批评成仿吾企图“打发”《语丝》，与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禁止”《语丝》的做法，乃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却又跑到日本温泉浴场的言行不一的

易卜生对戏剧的贡献

易卜生对戏剧的贡献 易卜生是“现代戏剧之父”，他的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颇富人生哲理的辨析意义和强大的艺术魅力。其戏剧以及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论文等，已组合成一部翔实、生动而独特的“巨人传”，广泛而深刻地审视并反映了他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他对戏剧具有重要的贡献。 一、易卜生的戏剧大部分反映社会现实作品的回溯性，它不是即时性地呈现事件，而是由舞台人物从一个稍后时间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回顾。他改变了欧洲戏剧创作的道路，反对当时西方流行的情节巧合而内容贫乏的戏剧，有意打破浪漫派诗剧传统，努力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剧，也就是社会问题剧作。他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最简洁的剧情把社会问题和舞台艺术结合起来，取得了广泛的影响。 二、易卜生的分析性戏剧吸收了许多时代话语的元素，情节往往是分离或破碎的，但是却有延迟意义生成的作用，结构精妙，而且充满了含混，呈现出多义性，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理性分析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其次，不仅易卜生剧中人物能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独立分析问题，同时对读者和观众的分析能力提出了挑战，具有一种“召唤结构”。 三、悲喜的成分构成了易卜生戏剧艺术的要素，也是易卜生戏剧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易卜生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些悲喜成分同置于一种戏剧结构之内，设计一些亦悲亦喜的场景以娱人耳

目。相反．他意识到了悲喜剧这一形式的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它内在的活力和震撼力。 四、易卜生具有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品囊括了许多快速变化的场景，这种设置与表现主义戏剧和斯特林堡的梦幻剧都非常相似，也与浪漫主义的冒险剧相似，展现的正是基尔凯郭尔所谓的“美学舞台”。而且易卜生对象征手法是情有独钟的。个性化的象征是易卜生戏剧中用来传达某种精神体验、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预示人物特殊的命运而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 五、易卜生戏剧充满了对文艺的本质和艺术家作用的反思。一方面，一些自传性的成分常常投射到一些被疏离了的艺术形象身上，如《野鸭》中摄影师、《建筑师》中的建筑师、《咱们死人醒来时候》中的雕刻家等。另一方面，艺术又像是一种内心的放逐，艺术家似乎只能求助于一些幻想才能感受自己的存在，艺术家们总在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创造出更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断地将自己裹在这自我欺骗的梦幻之中。

高中语文 3.8《拿来主义》鲁迅与五四人物的辩论素材 新人教版必修4

鲁迅与五四人物的辩论 30年代前后的文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异彩纷呈各种思想潮流互相碰撞的年代。一场关于社会、文化、变革等等的关乎民族命运的大辩论，夹杂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本国政府压迫民众及军阀之间的征讨战中，在国破山河碎的沉沦岁月中，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而无疑地，鲁迅是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顶峰人物。不管现在，抑或是将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忧国忧民的文化先驱的功绩。青史留存，自在人心。 鲁迅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离不开留洋博士胡适的开启之功。接受了美国民主思想的胡适，怀揣着改良中国社会之形态，回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理想之路。 或者过于沉湎于理想吧，胡适显然看轻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浸染之顽固。自信满满的胡适，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中国。而鲁迅，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病的认识有深刻而透彻的了解，知道胡适的理想按照他的做法是不现实而难以实现的。鲁迅在文字中，善意地嘲弄调侃，希望胡适能认清现实。从心理学方面的推测，胡适显然把鲁迅善意地嘲弄调侃当成了恶意的讽刺挖苦。误会由此而发生，嫌疑代替了友谊。 尽管两人有误会而互相讽刺过，但从胡适与鲁迅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彼此的相互推崇和佩服。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请求帮助，胡适当即应允。对于苏雪林女士对鲁迅的恶意攻击，胡适也持否定的态度。 历史也已经印证了鲁迅的看法，胡适的失败，不是他的失败，是社会的失败。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语丝》阵线的同人。两人龃龉和矛盾的开端，是林语堂写的《费厄泼赖》文章里的“诃鳄鱼”章节里的“偏见”之论。 林语堂论及偏见的态度，可见他想两面端平——不伤鲁迅，也不伤他的好友们。然而看似持平之论，这种持平的本身就否定了鲁迅所有文章的论点。鲁迅温温地回击着“梅花低头问老爷”的讽刺，那也只是为自己文字辩护的着想。 林语堂和鲁迅的论战文章，其路数与陈西滢是很相近的。但却比之博大、深远得多，这可看出林语堂国学的扎实。在大节的把握上，林语堂显然也比陈西滢高妙得多。 他文字的功夫，以引《野叟爆言》讽刺鲁迅的高妙可见一斑。在那几段文字下的加点，读起来不但连贯，刺起鲁迅来却也厉害。只是可惜，他遇到的是博览群书又心思灵巧智慧无边的鲁迅！鲁迅一个反手，林语堂就知道了厉害，所以他停战了。 鲁迅与高长虹 鲁迅与高长虹论战的原因，却有些复杂，其实也简单。无外乎名誉、利益，还有牵涉到许广平女士。 看了高长虹的文字，不觉得他的文字怎么样。比起陈西滢来，高长虹也还差那么些。而胡搅蛮缠，却胜过了。鲁迅，只是碍于他没有显著的社会的恶，所以与他论战的文字也还在文字上。而象高长虹利用鲁迅为他的出版物做广告，给鲁迅“戴帽子”，影射许广平不喜欢他是因为鲁迅的横刀夺爱，这些鲁迅都忍了。 看鲁迅的回复，能够体会到他的伤心，也能够感觉到鲁迅对笔墨的“控制”。因为鲁迅希望，中国应该有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就是品质上差点，也无不对中国人的麻木的魂灵有刺激警醒的作用。 至于高长虹的刊物被停，是韦素园引用他的关系停高长虹的刊物，肯定没有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知道鲁迅是不会同意的。纵观高长虹对鲁迅的论战，是高长虹不理智的表现。 鲁迅与陈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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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讲 五四“文学革命” ?二、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新青年》与北大：一校一刊的联袂 ? 1.上海《青年杂志》试图扩大声势 ? 2.蔡元培执掌北大，四处招兵买马、改革北大，力邀陈独秀北上，物色了一批新旧派的知识分子（胡适、李大钊、辜鸿铭，北大“浙籍”人士势力壮大，如马裕藻、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兼士等） ?马幼渔(1878-1945)，名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音韵学家、文字学家。马氏兄弟之一，排行老二，马衡之兄。1903-1910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1911年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1937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1913年与许寿裳、鲁迅、钱稻孙、陈睿共同具名朱希祖起草的“注音字母方案”。1919年11月朱希祖、马幼渔、胡适、周作人、刘复、钱玄同六人上书教育部，提出“请颁布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议案于次年二月通过并实施。 ?钱玄同(1887一1939) 浙江吴兴人。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 ?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 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 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回国，任北大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新青年》标榜“人权、平等、自由”，提出请进“德先生”、“赛先生”，掀起“头脑风暴”。 ?激烈反传统，批判文化专制和旧式伦理道德，“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伦理纲常，重新认识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贞操等。 ?（鲁迅《坚壁清野主义》，提及北京禁止男女学生逛公园，另有许多文章记载四川等地对女性裙裾长度的限制。） ? 2.主动拥抱和迎接世界，广泛引进和运用西方文化，如进化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 ?三、“文学革命”三虎将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