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
第26卷 第4期2006年7月
第 四 纪 研 究QUATERNARY SC I ENCES
Vol .26,No .4
July,2006
文章编号 1001-7410(2006)04-522-12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
3
陈 胜 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晚更新世是现代人在全球建立全面的生态优势的时期。中国北方有比较丰富的发现,但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没有能够回答人类此时的生计状态、适应模式和环境联系。文章从行为重建和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将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的人类适应置于欧亚大陆整体人类演化框架中来考虑,重新审查已有的发现,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骨角工具、装饰品和更精制的石器组合为代表的早段(E UP )和以细石叶工艺为代表的晚段
(LUP );并确定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适应至少经历两次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存在至少4种适应模式;而且其地域
化的特征是从早到晚加强。人类的适应辐射则主要表现于人口的扩张,特别是向极端环境的殖民,技术模式的迅速转换和地域化特征的加强。
主题词 适应变迁 适应辐射 旧石器晚期革命 细石叶工艺中图分类号 K871.11,P534.51,Q98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陈胜前 男 34岁 博士 史前考古专业 E 2mail:chenshengqian@ivpp.ac .cn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472016)资助 2006-04-10收稿,2006-04-30收修改稿
晚更新世于人类发展而言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
时期。现代人(anat om ically modern human )明显地开始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建立绝对优势地位,并扩散至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从高原到海岛,从赤道到亚北极广大的范围内都出现了人类的足迹。现代人的成功指示着人类生物与文化行为上可能发生了关键的变化,以及众多因素可能促进了这种变化,因此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涉足其中;而且惟有如此,才可能理解这个人类发展史上的飞跃。
自从20世纪20年代萨拉乌苏遗址发现以来,在华北地区发现的晚更新世重要遗址还包括许家窑、山顶洞、小南海、峙峪、下川等。但是目前华北迄今发现的有限材料和辽阔的面积还是不相称的,特别是发现地点多、系统的工作少。而当代考古学的研究强调从遗址层面上的而非在遗物层面上的研究,所以对于考古材料强调严格的科学发掘与整理、完善的科学分析,如年代、孢粉、沉积物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对一个遗址进行长期而系统的工作。由于历史和发展水平的原因,我国很好的研究材料非常少。简言之,现有的材料特征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进一步的解释。
而从整个中国而言,华北拥有我国最为丰富的
考古发现和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华北的晚更新世石器工业传统上分为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
统(或称“匼河-丁村系”)与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称“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
)这两种技术工艺类型
[1]
。但是已有的研究很少涉及到人
类行为的变化。晚更新世人类行为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单纯从石器技术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传统石器组合的分析也需要拓展,在有限的材料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史前狩猎采集者行为重建和文化生态学分析这两个角度出发,考察华北地区晚更新世考古材料,回答晚更新世在我国北方地区人类的行为适应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还有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归纳中国北方晚更新世史前人类行为适应的模式。
1 晚更新世的人类适应基本变化格局
就人类的整个文化适应的演化过程而论,Stiner 从捕猎效率、消费效率、捕猎的类型等8个维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类的生态空间在距今50万年前、25万年前各出现一次拓展,主要表现为用火的成功和可能存在的狩猎较大动物以及利用滨水资源,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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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年至1万年之间出现数次迅速的飞跃[2]。但是这些晚更新世人类演化飞跃在考古证据上还显得不那么清楚。目前的研究表明,在5万年至1万年这个期间,人类的行为适应至少发生了两次革命性的变化:其一是旧石器晚期革命(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 on)[3],人类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文化技术特征,以至于R.G.Klein相信现代人必定在此时发生了生物突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如语言能力,所以人类此时能够走出非洲,占领全世界[4,5];另一个是食物生产革命(food p r oducti on revoluti on),在晚更新世的最后阶段世界至少两个地区(西亚和中国)有了食物生产的雏形,人类不仅开始了作物的种植、动物的驯化(最早可能是狗的驯化),而且发展出全新的居住方式(定居)和社会组织形态,从而奠定了后来国家文明的基础(文字、城市与国家)。这两次革命有相当的可比性,都意味着生计技术的深刻变化与认知能力的飞跃发展,不过针对前者目前流行单中心起源论,后者则是多中心起源论。
晚更新世人类适应变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既有一定的同步性,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性。在晚更新世的早段(即早于5万年前),新的文化特征主要发现于非洲大陆,属于非洲MS A(M iddle St one Age)阶段,如Howies ons Poort,B l ombos的骨角工具[6], Katanda发现的鱼叉[7],但是非洲大陆的这类发现并不是见于所有同时代的遗址,对这些发现的年代还有不少争议。到晚更新世的晚段,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小于4万年前),欧洲的记录最为丰富多彩,欧洲的东南和西南在保持一定的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大约同时出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8]。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都是依据欧洲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西亚是如此[9],中国也是如此。西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最早出现于Boker Tachtit(47～46ka B.P.)和Ksar’Akil(45～43ka B.P.),比欧洲早7000年至1万年[3]。
Hoffecker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分成早、中、晚3个阶段,即E UP,MUP和LUP[10]。E UP与MUP 的分界以尼安德特人(以下简称尼人)的消失为界。旧石器晚期的技术发明在欧洲旧石器中期的文化中找不到,而在非洲的MS A阶段常见,而且非洲的证据要早3～4万年之多。这个从非洲传入的组合至少包括:磨制的骨尖状器、骨锥和穿孔贝壳。尼人和现代人的区别可能来自于头脑的突变(brain mutati on),这种突变在头骨的解剖特征上是看不出来的[11,12],解剖特征无助于人类行为改变的解释[13]。此外,尽管尼人和现代人可能使用是同样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组合,但是他们在使用方式上可能有重大的区别[14],即只有现代人才具有使用绑杆(hafting)复合工具的能力和狩猎大型动物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15]。也有学者认为绑杆技术可能并不为现代人所独有,但在使用频率和精准程度上现代人有明显的优势[16]。
旧石器晚期革命的实质意义还是要回归到生计方式这个基本层面上来看。就人类的整体进化趋势而言是不断提高大型有蹄类的狩猎成功率、扩大食谱的宽度(如利用小动物),以及通过技术不断进步来提高捕猎和处理食物的效率,并将之扩充到人类的社会(象征)行为领域[2,17]。然而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及以前,尽管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大动物的证据,但是很少有能称得上狩猎工具的器物。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矛头的标枪相比,少数例外,如德国发现旧石器早期木标枪[18],很难说是有效的狩猎较大动物的工具。大动物的狩猎常常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19],当然不是所有考古学家都这么认为。Bar2Yosef认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没有动物考古学的证据支持适应策略的改变,这两个石器组合代表的狩猎采集策略都是由当时当地所拥有的资源所决定的[9],如在西亚利凡特(Levant)地区尼人与旧石器晚期现代人的狩猎策略根本无法区分[20]。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狩猎”这个概念,它应该分成“机会狩猎”(opportunistic hunting)和“有效狩猎”(effective hunting),前者也可以称邂逅式的狩猎,是碰运气式,可靠性不高;后者是可控的,即猎人能够主动控制是毙杀还是放弃。如果区分两者,可以认为人类从旧石器晚期开始才能有效地狩猎,人类在旧石器晚期的狩猎能力有了关键的发展(表1)。在石器组合的表现上包括精致的石质矛头、箭头、尖状器、镶嵌规整石片或石叶的木质和骨质标枪(用以狩猎);端刮器(处理皮毛);雕刻器(加工骨角工具)等;器物的形制更规整、分工更加专业明确,石制品的质料也更精良。不过晚更新世人类狩猎能力飞跃发展更本质的表现应该是社会组织、计划与合作的加强,以及狩猎信息的交流,这些都依赖于语言的发展,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一次信息革命”。旧石器晚期人类狩猎能力的大幅提高同时可以解释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大规模的人口扩散和部分地解释晚更新世之末的动物灭绝。
晚更新世中人类文化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发展
1)关于许家窑的年代,日本学者Tsunet o Nagat omo 等在2004年“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暨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75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上公布最新许家窑的测年为66±15kaB.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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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晚更新世人类狩猎能力进步的表现与考古记录
Table 1 I m p r oved hunting capacity and archaeol ogical records of the Late Pleist ocene humans 人类狩猎能力进步的表现
考古记录
1投射工具射击距离的延长,射击准确性的提高,如使用投掷器和弓箭
石箭头、矛头、规整的石片、石叶、细石叶和尖状器
2投射工具的致死性(或称有效停止性)加强,包括更有杀伤力的箭头、枪头、毒药等;处理猎物和制作以及维护工具的效率都相应提高复合工具;更优质的石料;有机材料;器物形制更加规整;具体器型有:雕刻器(复合工具的开槽)、端刮器(处理皮毛)、锥钻和研
磨器
3狩猎技巧、知识、经验的增长,这依赖于更长的青少年成长期(更晚的性成熟年龄),更长的寿命(知识的积累)
死亡年龄更大,性成熟期更晚;更佳的健康状况
4非实时性的设施(untended facilities )的发明,如陷阱、鹿窖、鱼窖、伏箭等,这些常依赖于群体的组织与合作
设施;更大的遗址规模;更复杂的遗址布局,包括居址、储藏坑、火塘、墓葬、屠宰场、石器制造场等;更明显的季节性利用资源5狩猎信息的交流,这对于季节性的动物群的截猎十分必要
装饰品、艺术品;象征符号;外来的物品
到晚期,这种发展有如Bar 2Yosef 所称的“旧石器晚
期革命,革命由核心区(core areas )向外扩散,启动因素可以是生物进化或者是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的突变[3]
;但也有考古学家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革
命,而是文化发展的积累导致了新特征的形
成
[21,22]
;还有一派学者认为旧石器晚期文化在西
亚、中亚、欧洲大体同步出现,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是当地人群创造的[23]
,其他人则认为是由扩散到这里
的现代人所为。究竟哪一种说法能够得到中国北方
的材料支持呢?
2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的文化分界:年
代与材料
我国北方晚更新世的材料要较南方丰富得多、
研究的历史也要长得多,但是晚更新世的前期(大于4万年前)材料少而且测年颇有问题。目前在北方地区材料状况最好的是许家窑遗址
[1,24]
,许家窑的石器组合显著的特征包括:大量的石球,大部分石制品细小,有一些新的器型如拇指盖状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凹缺刮器、原始棱柱状石核等,还可能存在角工具(动物的角柄被有意切割过);此外,遗址的规模也相当大。这些特征具有比较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但是人化石材料的研究显示出类似欧洲尼安德特人的特征,同时具有一些类似北京人的原始特征[25]
。贾兰坡和卫奇估计的年代在6～3万年前
[1]
,但后来的铀系测年将其年代推至
12～10万年前
[26～28]
,还有测年数据可以晚到近615
万年1)
。高星建议取消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阶段,与晚更新世前期的材料缺乏也有关
[29]
。中国旧石
器时代中期文化特征的模糊反过来彰显了北方旧石器晚期的文化特征———一种近乎涌现式的变化。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是以欧洲为模本建立起来的,起始年代定在4万年前
[30]
。1989年出
版的《中国远古人类》一书,萨拉乌苏被视为是北方小石器传统的代表,年代可能最早,并且可能有石器压制修理技术存在
[31]
,但最近其红外热释光的年代
提前到旧石器中期,即不晚于7万年前[32,33]
,大大
早于14
C 测年数据的35ka B.P .[34]
和铀系测年数据的
50～37ka B 1P .[35]
,但不及热释光年代的124～
93ka B 1P .
[36]
。被作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起始代表另两个遗址[30]
:刘家岔
[37]
和下川富益
河
[38]
缺乏年代测定。目前年代比较可靠的是山顶
洞和水洞沟遗址,其中山顶洞遗址做过最系统的测年工作[27,39,40]
,运用AMS 测定的年代达到28ka B 1P .(以5730a 作为半衰期),下窨的年代为34ka B 1P .,这与动物群的组成反映的年龄更为一致
[40]
。水洞
沟遗址研究历史最为长久,近年运用新的方法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年代定在29～24ka B.P .
[41,42]
。另一处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
峙峪遗址新的AMS 年代达到32ka B.P .[43]
。从目
前的材料来看,把我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起
始年代定在35～30ka B.P .比较合宜。
1)有关细石叶工艺名称非常之多,比如m icr oblade,m icr oliths,m icr olithic assemblage,m icr oblade asse mblage,m icr olithic technol ogy,m icr oblade
technol ogy,bladelets 等。国际学术文献中它们有一定专指的地理范围:m icr oliths 与m icr olithic 往往专用于西亚、南亚地区;bladelets 常用于北
非;m icr oblade 则专用于东亚、东北亚地区。为区分起见用细石叶这个概念似更为妥当。“细石叶工艺”和“细石叶组合”的提法都是可以成立的。细石叶工艺纯粹是从技术的角度,没有时空的限制,凡是运用了细石叶工艺的考古遗存都在研究范畴之中;相反,当我们提及细石叶组合时必须同时伴随有时空的限定,比如旧石器时代末期山西的细石叶组合、西伯利亚的细石叶组合、新石器时代北方草原带所细石叶组合等等,也就是说细石叶组合这个概念是从遗存的组合特征的角度来讲的,和细石叶工艺的提法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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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常分为“小石
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与“长石片-细石器1)
为主的文
化传统”[44,45]
,或者是“小石器传统”、“石叶工业”、
和“细石器工业”[31]
,或者分为“以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以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46]。林圣龙[47]
还
引入Clark 的石器工业技术5个模式的分类法[48]
,由此归纳可以说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说拥有石片工业、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3个类型。但是现有的划分是建立在相对有限的材料基础上,没有足够的理论与相关学科研究的支持。即这种分类与环境的特征与变化过程有没有关系呢?这种分类又意味着怎样的适应行为模式呢?再者,如果说存在行为适应模式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表2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的考古文化序列与典型遗址
Table 2 Late Pleist ocene archaeol ogical sequences and typ ical sites of North China
大致时间/ka B.P .
阶段
典型的遗址
20～10
旧石器时代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 (Late Upper Paleolithic )细石叶工艺:下川,柿子滩[53-55],灵井[56],大岗[57],籍箕滩[58],虎头梁[59], 泗涧[60,61],于家沟,薛关[62],柴寺[63],大贤庄[64],黑龙潭[65],昂昂溪[66]
35～20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石叶工业:水洞沟[67,68]
石片工业:峙峪[69],山顶洞[70],王府井[71,72],小南海,小孤山[73],刘家岔,小空山上洞[74],织机洞[75],塔水河[76],西白马营,孟家泉[77]120～35
旧石器时代中期
许家窑,西沟[78],龙牙洞[79],鸽子洞[80],萨拉乌苏
从细石叶的工艺特征、扩散的过程和特定的生态联系分析来看,细石叶工艺的起源时间在23～20ka B.P .之间,不大可能更早,它是末次盛冰期来
临的产物[49]。目前中国最早的细石叶工艺的14
C 年代为山西襄汾柴寺77:01地点,2614±018ka B.P .或
大于4万年[50]
,这个年代是个孤例,而且有矛盾之处,值得怀疑。而以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石叶工业目前也是一个孤例,分布范围可能局限于宁夏盆地和河套地区。流行于北方主要是石片工业或者说是“小石器传统”,它和细石叶为主的工业有相互衔接的关系。石片工业逐渐为细石叶为主的工业所替代,石片工业最晚存在的年代大约在18ka B.P .(不
平衡铀系测年),即西白马营遗址[51]
,有可能更早。至于有更晚年代数据的山顶洞遗址年代已被更正。
另一处小南海遗址的上面的石器组合(2～3层)为1110±015ka B.P .,按安志敏的研究,上面的石器组合与下面的石器组合(6层)的24～19ka B.P .,没有
什么区别,所以放在一起研究了[52]
。反过来说小南海上面的石器的组合很有可能是下面扰动上来的。由此,可以把北方晚更新世的考古文化序列厘清出来,如表2所示。
3 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革命
从模糊不清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风格分明的旧石器晚期,中国北方古人类的文化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系列新的特征涌现出来。这次变化和欧亚大陆西侧的西亚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表3)。相对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要显得更加突然,但石器工业技术上的表现要来得更晚,主要的革新发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LUP )。
相对于更容易保存石器技术而言,旧石器时代晚期还可能用这样一些技术,只是还没有考古证据,比如陷阱、渔网、用毒药狩猎捕鱼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可以确定中国北方的狩猎采集者已经
开始驯化狗,狗的驯化年代在15ka B.P .[82]
,人类利用狗的祖先的历史还要更早。另外,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工具开始繁荣,如水洞沟遗址的骨锥、山顶洞遗址的骨针,明确反映出这一时期人类已开始制作皮服;再如小孤山遗址发现鱼叉,清楚表明人类开始利用水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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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的革新与欧亚大陆西侧的对比
Table3 Comparis on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innovati ons bet w een W estern Eurasia and North China
欧亚大陆西侧[81]中国北方
间接打击的石叶与细小石叶技术工具普遍地缩小;原料精细化;出现石叶工艺(EUP),如水洞沟遗址
新型的端刮器和雕刻器新的器型如端刮器、拇指甲状刮削器、雕刻器、琢背石刀等
标准化、时代地域特征化的器物出现细石叶工艺(LUP)产品
复杂、高度成型的骨、角、象牙工具如小孤山的鱼叉;水洞沟的骨锥;山顶洞的骨针
个人装饰品的出现如钻孔牙齿、海贝;打磨的石饰、象牙珠等等北方有9处,如山顶洞、小南海、峙峪等;赤铁矿粉(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山顶洞、水洞沟等)
丰富的艺术品如雕塑、壁画等山顶洞的鹿角棒,柿子滩的岩画
象征符号系统的出现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带刻划标本;峙峪有刻划痕迹的标本数百片(是否象征符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乐器(如鸟骨笛)
长距离的物品交换网络如山顶洞的海贝
长距离的投射技术如峙峪的箭头;修制精美的尖状器
模式的迅速改变压制修理;间接打击;如细石叶工艺的出现
人口密度的提高更大规模遗址;更多的地点群
结构更清楚的居址如水洞沟遗址,包括石器制造场所、居住所;LUP的遗址如泥河湾盆地的马鞍山遗址更特化动物利用如峙峪遗址大量的羊骨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新中,复合工具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飞跃。复合工具把有机材料如骨、角、木的韧性和石材的刚性结合起来,并且形成模块式的组合(切割、刮削、雕刻、投掷、挖掘),通过更换石刃或矛头来达到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更高的效率。石叶和细石叶工艺的产品是以制作复合工具的目的而生产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于LUP阶段迅速在中国北方流行,并且扩散到日本列岛和北美的阿拉斯加,这与其使用上的优势是分不开的。细石叶工艺为主工业的产生同时表明人类生存环境的扩大,利用更加边缘的环境。在我国从东北到西南自然过渡带长期存在这种工业也表明这种工业对于边缘环境的适应,因为这种技术非常适合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
和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技术相比,晚期的技术文化组合(techno2cultural comp lex)更加丰富复杂。通过5个维度的比较:流动性(mobility)、致死性(lethality)、可维护性(maintainability)、适应的宽度(adap tability)和耐用性(durability),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飞跃性的。在这5个维度的分析中,细石叶工业产品表现最为突出,它显示出良好的流动性,即便于携带;致死性高(或者说效率高);非常好的可维护性,随时可以更换刃口;可以用作多种工具。从技术的成本和效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细石叶工艺很高的效益是以耐用程度较低作为成本的。它也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的人类更加强调工具的可携带性、效用、可维护性和广泛的适应性。
简言之,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的生计技术进步中,可以看到基本趋势有:1)追求尽可能大采食地理范围,这反映了资源密度的降低和人口的膨胀还有狩猎采集者对资源的确定性的要求(避免一下子找不到食物);2)追求对多样任务的适应性(高的流动性必然要求如此);3)追求器物更高的可维护性;4)追求器物的效率,因为资源的季节性、偶然性非常强;5)不考虑器物的耐用性。
在欧亚大陆的西侧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经常可以看到史前人类利用更广谱的食物资源,其中包括利用一些小动物如兔子,同时还开始利用水生资源,如捕鱼和采集软体动物[2,17]。在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趋势,即从早到晚遗址中发现的动物个体趋小,动物骨骼的破碎程度加大,动物的种类也趋减。比较EUP如峙峪、山顶洞、小南海和LUP细石叶工艺产品为主的遗址,这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除了从技术层面上分析之外,如果进一步从文化系统的整体效率来比较,旧石器晚期的革命性变化还要更加显著。文化系统整体效率可以由4个层面的内容组成,即技术、社会组织、信息传递和信仰。社会组织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来说,主要表现于个体身份的明确、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社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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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形成,广泛出现的装饰品和外来的物品表明
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组织上的进步;在信息传递层面上来说,主要是语言的发展,它的物化证据是象征符号(sy mbolic notati on ),这个方面在中国北方还不是很清楚,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小孤山、峙峪等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上的刻划痕迹只是可能与象征符号有关;而于信仰层面的内容而言,考古学的证据表现于艺术品的存在,目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品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欧,特别是法国。欧洲发达的旧图1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4种适应模式与细石叶工艺分布的南界
Fig .1 Four adap tive patterns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in North China and the s outhern li m it of m icr oblade technol ogy
石器艺术随着最后冰期的结束而消失,它是特定环
境的产物[8]
,中国北方目前的发现只有山顶洞的鹿角棒和柿子滩的岩画,关于其功能和年代还不能确定。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并非只有一个模式,在E UP 阶段,可以看到至少4个地区适应模式,即水洞沟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和小孤山模式(图1)。这个区分的标准是生态环境的特征和技术文化的构成。水洞沟模式是一种草原、森林和沙漠交界的环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相对较低,人类的生计完全以狩猎为主,植物性
食物相对有限[83]
,相对应的石器组合是强调高流动
性的石叶工业;峙峪模式对应的环境生产力要更高,
基本是草原与森林的交界地带,以草原为主,狩猎资源丰富,采集资源较水洞沟更多,其石器组合更多样;而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比峙峪组合还要多样,更不规整,这可能与更多的有机工具选择有关;相比较而言,小孤山模式体现出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工具组合出现鱼叉这样的器物,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84]
。从4种模式的分布来看,其环境趋向更湿润,生计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
LUP 阶段中国北方的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这个阶段目前大致可以看出两种生计模式:一种是以下川、虎头梁为代表的生产较大细石叶的模式;另一种是以 泗涧、马陵山地带的遗址为代表的生产较小的细石叶的模式。前者大抵可以相当于谢飞所提到的“以楔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分布区”,后者相当于“以船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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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85]。这种区分意义在于它们可能加工不同资源种类,即前者更强调狩猎和植物性食物的采集,后者更可能与水生资源的利用有关。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它反映的只是一种宏观的区别。
4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适应辐射的表现形式
晚更新世是人类人口大扩散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的适应地域特征更加明显的时期。这是史前人类适应成功的表现,和所有适应成功的物种一样———分布范围扩散和形成区域分异的种群。在中国北方,人类适应辐射的表现主要在4个方面:1) EUP阶段的技术革命和第1次人口扩张;2)LUP阶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与扩散,第2次人口扩张;3)人类文化适应的地方化,区域适应模式形成;4)LUP 最后阶段人类食物生产的萌芽和第3次人口扩张。
E UP阶段技术革新在前文已经讨论,装备新技术的史前狩猎采集者开始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利用食物资源密度更低的地区,比如在西伯利亚地区人类在E UP阶段已到达55°N地区,人类可能在这个时期第一次进入北美大陆[86,87]。于中国北方而言,史前人类则向资源密度较低的西部高原和沙漠地区、北部的草原边缘和寒带森林地区扩散。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分布范围较之其的中、早期遗址明显更大。此时,装备石叶工业的水洞沟文化生活于草原、沙漠和森林的交界地带;在北方边缘地区的发现还有甘肃的若干遗址如刘家岔;还有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发现人类活动的证据如小柴达木遗址[88],都显示出人类在这一时期的人口扩张。在整个亚洲的范围来说,亚洲人口辐射的基因中心主要有两个:中亚和西亚[89]。水洞沟石器工业具有莫斯特向早期奥瑞纳工业过渡特征[90],它有可能是如波浪式的人口扩散的产物。
细石叶工艺在LUP阶段产生之后迅速扩散到日本列岛、西伯利亚,并在晚更新世之末传播到北美西北端,在技术传播同时伴随着人口的扩张。在中国北方地区,细石叶工艺兴起之后,人类的适应范围继续向边缘环境拓展,不过和EUP阶段和食物生产起源后的拓展相比,则显得相对有限。在西伯利亚地区LUP阶段刚开始时人类到达苔原(Tundra)与泰加林(Taiga)的交界带60°N,在LG M时期人类在大部分西伯利亚消失,于1215ka B.P.重返60°N区域甚至更往北[86],很可能对我国北方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产生影响[91]。细石叶工艺本身代表着人类在LG M时期的适应,它随着LG M的来临而起源,也随着LG M的结束在中国北方的核心区域消失。
前文谈到了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存在4种适应模式,它们都和当地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从EUP到LUP,文化适应的地方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如在东北森林带的渔猎生计模式逐渐成型,这个趋势在东北晚更新世之末的遗址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如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并且一直持续到历史时期。而在森林草原边缘区形成的专业化狩猎则进一步扩散,但是这种生计的稳定性不佳,直到驯化的马传入后才形成比较稳定的畜牧经济。在温带森林区发展出多元狩猎采集经济,强调植物性食物的采集,这一地区成为后来食物生产起源的中心区。
晚更新世之末最为显著的事件就是食物生产的起源,中国北方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中心之一影响了整个全新世东亚文明的进程。在食物生产的起源过程中,最后冰期的结束和新仙女木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计革命性的变化。最后冰期的逐渐结束,新的植被景观形成,或冰期动物群走向绝灭———这个过程中,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有效狩猎能力加速了冰期动物群的灭绝过程;这反过来对于人类的生计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新仙女木事件中加剧了,环境的变化是食物生产起源的重要的初始条件。
5 小结
北方是我国晚更新世人类遗存发现最丰富的地区,而当前公布的材料状况制约着我们的解释,许多材料研究历史的曲折导致我们现在再利用这些材料时必须用更审慎的眼光和更宽阔的视野,比如说从整个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文化发展框架中来考虑中国北方的发现,相对会更容易理解一些材料中可能存在的失误。此外,研究的角度还可以扩展,特别是从行为模式、生态关系上。
晚更新世中国北方和欧亚大陆的西侧一样,至少发生了两次革命性的适应变迁:一个是旧石器晚期革命,另一个是晚更新世之末的农业革命。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面貌至今不是很清楚,特别缺乏可以确信无疑的代表性遗址,所以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方式也难以确认;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更早旧石器文化的原始面貌相比,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的革命新特征的出现呈涌现性,并且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的飞跃,分别在EUP和LUP阶段。在EUP阶段的表现特征主要是骨角工
4期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529
具、装饰品和更精细的石器工具组合;LUP阶段的代表性的特征是细石叶工艺的起源和迅速扩散。和传统上将几种石器工业并行排列不同,这种划分更强调北方石器工业的演化。在这种演化的框架中来看北方石器工业的演变,就更容易理解晚更新世末期连续的文化飞跃。
与此同时,对同一时代遗存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在E UP阶段在北方至少有4种适应模式;而且这4种模式在LUP阶段更加地域化,特征更加鲜明,其中在山顶洞-王府井-小南海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中发展出食物生产经济。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适应辐射还表现于人口的扩散、向极端环境的殖民和技术模式迅速改变以及地域化特征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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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I RO N M ENT ADAPTAT I O N AND D I FFUS I O N O F NO RTH CH I NA
HU M ANS I N LATE PL E I STOCENE
Chen Shengqia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Chinese A cade m y of Sciences,B eijing100044)
Abstract
It is in the Late Pleist ocene that modern hu mans gl obally established their dom inati on in the ecol ogical syste m of the Earth.A large number of archaeol ogical sites of m discovered in North China,published data and current research,however,have not yet been in details the living situati on and envir on ment adap tive patterns of hu man beings of that ti m e area.Fr om a cultural2ecol ogical pers pective,based on Eurasian hu man evoluti on,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nvir on ment adap tati on of human beings in North China.Based on the revie w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discoveries,a divisi on of t w o stages is p r oposed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in North China: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EUP)characterized by bone2 antler t ools,decorated materials,and a better ret ouched lithic asse mblages;and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LUP) rep resented by the m icr oblade technol ogy.
During hu man evoluti onary p r ocess of Late Pleist ocene in North China,at least t w o revoluti onary changes na mely the“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 on”and the“Food Pr oducti on Revoluti on”of hu man adap tati on have been recognized.I n comparis on with the Upper Paleolithic innovati ons i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it has been f ound out that North China dis p layed most of those features that characterized a revoluti onary change of adap tati on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hunter2gatherers.Observati on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Upper Paleolithic techno2 cultural comp lex in North China had manifested the foll owing tendencies:1)Hunter2gatherers attemp ted t o cover geographical regi ons as large as possible,res ponding t o the res ource decreasing and populati on increasing with the ter m inati on of the Last GlacierMaxi m u m(LG M).2)They created t oolkits with high versatility and portability t o adap t t o their frequent m igrati on.3)H igh maintainability of t oolkits was als o stressed as their m igrati on habit increased.4)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 ools is another crucial fact or which fitted the increased seas onality of res ources leading t o more risk and uncertainty of food hunting.5)I nterestingly,they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 on t o the durability of t ools until LUP when part of hunter2gatherers tended t o settle down.The e mergence of m icr oblade technol ogy sufficiently p r oves these tendencies at that ti m e in the eastern side of Eurasian continent.
During the Late Pleist ocene peri od in North China,there are at least four envir onment adap tive patterns res ponding t o l ocal ecol ogical conditi on changes,that is,the Shuidonggou Pattern that rep resents a s pecialized hunting strategy in the transiti onal z one bet w een forest and grassland,the Upper Cave2O riental Square2Xiaonanhai (UOX)Pattern in which p lant res ource utility was enhanced,the Shiyu Pattern that inter mediates bet w een the for mer t w o patterns,and the Xiaogushan Pattern that initialized aquatic res ource utility.The differentiati on of adap tive patterns highly corres ponds t o l ocal envir on mental changes.Further more,with the ter m inati on of Pleist ocene the number of regi onal st one t ool industries increased and t ools varied in a higher degree with clearer regi onal style.
Hu man diffusi on of Late Pleist ocene in North China has the foll owing f our main as pects:1)The possible t w ice enterings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 on int o the Ne w World,res pectively bef ore the LG M and slightly bef ore Hol ocene;2)the inventi on of m icr oblade technol ogy and its rap id radiati on int o Eastern Eurasia and Northwestern America;3)the regi onalizati on of hunter2gatherers;4)the initial devel opment of food p r oducti on at the end of Pleist ocene and the foll owed populati on diffusi on,es pecially int o extre me envir onments.
Key words envir on ment adap tati on,diffusi on,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 on,m icr oblade technol 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