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产阶级的个案
一个中产阶级的个案
调查者：倪德慧（南京大学商学院01经济学系；学号：011091025）调查对象简单情况：男性，48岁，江苏省某市人，现任某市市委副书记。
调查者的家庭与调查对象的家庭是世交，调查地点在调查对象家里。调查对象的家坐落在市南郊，是一幢两层楼的带院落的单门独户。家中装修简朴大方而有文化气息，现代化家用电器较为齐全，书房中书籍颇多，有电脑和众多学习、娱乐软件和光碟。
调查对象自述如下。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介绍
我家里一共有四口人，我，我爱人和我的两个女儿。我今年48岁，学历是研究生，现任某市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意识形态和三产。我爱人今年49岁，文化水平是初小，现在从单位内退，在家料理家务。我的大女儿在外读大学，小女儿读小学。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祖母和祖辈以上都是贫下中农。我小时候父亲是村支部书记。我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当时我们生产队很穷。我家里有五口人，父亲、母亲、一弟一妹和我。我爱人也出生在农民家庭。当时她的生产队比我们生产队要稍微富裕得多。她父亲当时也是支部书记，家庭条件相比而言比我家也要好一点。她父亲和我父亲经常在一起开会，所以两个家庭比较熟悉。
我爱人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后来她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我爱人就一直和晚娘一起生活。晚娘一共生了四个（儿女）。我爱人9岁开始就开始在家做家务。长大了就劳动。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父亲就让她到乡里的塑料厂做工做了4年。我大学回去以后与她结婚，婚后就把她调到城里来，先在鞋厂工作了大概2年，以后又到物资局机电公司工作了十几年，机电公司破产后又调到自来水公司。目前内退在家。
我从小就帮我母亲做家务，做田里的农活。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能基本上靠假期回家参加劳动，除草、积肥挣得的工分把自己的口粮买回来，自己养活自己了。当时是集体经济。高中毕业后我已经作为劳力在家劳动了，因为我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后来我就参加工作队，工作了4年。当时高考不是全国统考，都是靠贫下中农推荐。说起来是贫下中农推荐，但是上面分指标到各个乡时都被上层人物开后门开掉了，轮不到我们这些农民子弟。77年恢复高考后我参加了考试，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大学4年回来后分配在某市党校教书2年，然后调到宣传部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工作了5年，然后调任副市长。在宣传部工作时我29岁，当副市长时34岁。
这个副市长一做就做了13年，其中常务副市长做了7年，01年任副书记至今也快2年了。所以我的初始职业是教师，第二职业是从政，一直到现在。
我和我爱人的婚姻是传统的（婚姻）。当我15岁的时候就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爱人，并订了亲。后来我去上大学。毕业之后才结婚。从15岁到27岁，我们的恋爱历史是12年。结婚之后第二年有了我们的大女儿，11年之后有了我们的小女儿。当时因为我的大女儿身患血液方面的病，我们才又生了一个。不过是经组织批准的！（笑）
现在我每月工资是1700（元）左右，我爱人400（元），那么一年就是25000（元）左右。加上我做干部有些奖金和一点灰色收入，大概有20000多块钱。我们年收入共有50000块钱左右。住房是我们自己买的，120个平方。家里大宗电器基本都齐全了，电脑，电视，冰箱等都有。我们家庭消费中，恩格尔系数占的比重还是很低的，用于对孩子的教育上面的费用（孩子上学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占主要部分，大约一年13000（元）左右。另外用于人情行里方面也很多。我家亲戚多，社交面又广，一年用于门面方面的大概有3000~4000块钱。
第二部分：代际流动和社会阶层的情况
从我祖辈到我父亲再到我，我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垂直性的变化。首先是从农村到城市；第二是从从农民到一个行政管理者。我祖辈是完全务农的，我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基层干部，但是也与纯粹的农民有了很大区别。到我就是更大变化。我父亲年轻时读私塾读到18岁，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为人也很好，所以理所当然被提拔为干部。他一开始算是国家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撤区并乡，把他精简下去了，到村里当支书。可以说他靠的是他的受教育水平和实力当上干部的。我地位的变化也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最关键的事件是77年恢复高考。不恢复高考我就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也许就没有我现在的地位。还有就是在党校工作两年（时）正好遇到全国机构改革，要求提拔年轻干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没有这个机遇，我的才能也不可能及时被发现。
社会地位的变化对家庭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我父亲当了干部以后对子女的教育比较严格，我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比别人多一点，在经济上比普通农民毕竟要好一点，另外他的社会活动面宽了，他的朋友和熟人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我来讲，我的变化从经济上对家庭有了很大支持；还有对子女的教育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所掌握的信息、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包括阅历传授给子女，对她们有了很大影响。
我觉得目前，在这里（某市），我处在一个上层地位，但从整个社会来说，我处在中层地位。我所衡量的社会地位不是从经济状况来评定的，是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看的，第一是脑力劳动；第二它是一种行政型、管理型的
工作。它让我感到可以施展自身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从实现价值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我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说到社会阶层，我觉得我属于中产阶级偏下一点（的阶层）。我自己感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我）都（做得）很充实，对自己的满意程度还是很高的。
第三部分：仕途感慨和人生感悟
谈到我对仕途的理解，感慨真是太多了。一个是对社会的认识，自我感觉（我认识）得还是比较深刻的。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怎么适应社会，怎么融入社会，怎么影响社会，认识得也很深刻。对人生的理解，（比如说）人在社会上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价值怎么实现，自己的青春怎么在子女身上延伸也有很多认识。
社会是很复杂的。书本上学的是一种基本规律，但社会上所看到的问题和书本上的不是一回事。比如说，我们现在共产党领导，经济在发展，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具体看下来问题很多。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明显很多，书本上说的报纸上讲的怎么好怎么好，到现实中（来看）不是一回事。
社会非常复杂，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人之初，信本善，善有善的一面，但是人也有好多恶的一面。（比如说）相互之间尔愚我诈，当面握手，背后踢脚下毒手的情况比比皆是，即使是我们这个层次的领导，也并不是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团结的班子，战斗的班子，大家心里都有一本帐。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防备，相互猜疑，相互嫉妒……这些心理都存在，这就带来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就是社会（上的客观现实）。那么你怎么融入这个社会？比如说：我们现在春节期间，下面部门跑来送些礼，送些香烟送些酒。这种情况现在是普遍的情况，（如果）你正儿八经地坚决拒收，你就不和群。你本来是一个正常举动（拒收烟酒），人们认为你不正常，你就会被孤立。
我们现在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靠什么？靠感情，还有，靠感情的载体，就是靠一些实物以至金钱来铺平道路。春节期间为什么各个部门，包括我们市都要到上面的领导干部家里去拜年，送东西。我们到北京去跑项目，争取支持，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他给我一百万，我（们）准备十万块钱铺路。这个本身按照江泽民讲的“三个代表”，按照廉政建设的要求是完全相悖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上层掌握一定的权利，他这个100万可以给你（某市），也可以给其他市，（这就）看哪个关系和他处的比较好。你和我感情好，你对我有利，我就给你。
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要能理解。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到现实中一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社会就这样。到北京去请国家一些部门里的权威人物出来吃饭，一顿5000乃至10000元，这个钱就是联络感情，就是沟通，这个钱按照我们看应该花，花得值得。人要融入社会，就要知道这些情况。如果书生气十足，一本正经的，路就走不出来。
这个过程中我本身的把握是：送礼物，送钱到上面去，但是钱不上自己的口袋。别人送东西给我，盛情难却，我把烟酒收下了（钱我决不收），但心里感到这是一种不好的社会风气。
在官场中这么多年，我对自己基本的要求是：对人要诚实、真诚。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出轨出格的事情我不做。比如说三陪、桑拿按摩。这些，现在在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已经比比皆是了。贪污的事情不能搞，受贿的东西不搞。收一些礼品是风的问题，不是纪的问题。如果你收别人钱为别人办事，这就是受贿，受贿和贪污的东西不能搞。
做官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林彪做到国家副主席，党章法定接毛泽东的班，他还嫌时间太长，想抢班夺权哩。但是我不去谋官不去跑官。我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一个农民出生的儿子，能做到83万分之几（某市的人口为83万）的岗位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副市长的岗位上没有挪动，客观上主要是因为：我做了5年宣传部长后到政府这边来分管文教卫生，当时组织上所提拔的主要是抓经济建设的人，文教卫生和宣传部的在当时一般提拔不到。另外本人也不像其他人去跑官谋官。还有更重要的是:“树挪死，人挪活”，我没有挪。当时提出来要调到扬州或者其他县市就不是（现在）这个情况了。（这都）因为我的家庭。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升官而使家庭受影响，特别是孩子的教育成长。后来有一次机遇，就是到西藏任县委书记，工作三年回来后还可以再提拔。但是当时我的大女儿正在患病，病情严重尚未稳定，二女儿还小，母亲身患癌症，我就没有同意（去西藏）。因为我没有同意，虽然是征求意见，不是组织决定，但组织上对我还是有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很快的成长。
对于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副市长，社会上对我也有一些看法。一个是为我鸣不平，属于讨好的话；还有一个是（认为我）没本事，没有去跑官要官。也有人说我工作没有魄力。这要看你怎么看。一个人的魄力并不是说狠狠的，整人，声音说得高高的，拍桌子打板凳，把一个事情做好了就是魄力。我觉得我这个人为官还是比较厚道的。李宗吾的“厚黑学”没有学到家。人脸皮要厚，心要黑，叫“厚黑学”。我受的是正统教育，书生气多了一点，比较诚实，也善于理解人，（对下
属）犯的过错点到为止。非要整得人家下不了台，很寒心，和你记仇，我不想搞这个。人家看法是人家看法，关键是自己的心态问题。自己要有一颗平常心，对名和利看得很淡的话，就会应付社会上所说的一切。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在背后整过我、写我的人民来信，但是我没有反击。一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我总不能和风车作战吧？只能心里有数，我也不去整别人。还有一个就是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短期就把日子过掉的。做干部时间有限，但是做人是一辈子的。让时间来说明问题，让时间来澄清对我的误会。我做市委副书记的时候，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在高邮这么长时间，能有这么好的民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就说：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不是突然好起来的。组织上现在觉得我不错，我过去也是这样的，只是你们受一些谣言和人民来信所左右，觉得我还不成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一句话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十年期”。人也不是煤炭，煤炭储存个几十年没关系，人十年一过机遇就失去了。当然我自己也比较容易满足。（笑）
有人说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书生气。人受这么多年的教育，不保持一点书生气质也是不行的。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就会被官场的小人所暗算。我有书生气，但是在官场这么长时间，我也不是纯粹的书生气。官场的游戏规则我还是掌握的、并且应用自如的。
人的自身修养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在官场上不学习，官照样做得很潇洒，但是我感到这和时代是不合拍，是落伍的。我从95年上半年开始，花了两年时间上英语函授班，拿到英语大专学历。97、98年在南大上工商管理研究生班，98年同时上澳大利亚的硕士研究生班。那个4年吃了很多苦。（我）总感到在工作中知识不够用，因为知识更新太快，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都不实用了。特别是经济学这一块，我们当时学的什么经济学，和现在不一样的。我感到我必须提高充实自己。
第四部分：家庭生活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
谈起闲暇时家庭生活的安排，因为我的工作很忙，所以平时一家出去旅游的时间很少，但也旅游过，无锡，北京……正常的（空闲时间）我们一家人会出去散散步。还有，我们会看一些影碟。我觉得我对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家庭当前最关心的事情是两个女儿的学业。最快乐的事情是（大）女儿上了大学，最不愉快的事情是有时侯我的牙疼。（笑）
我的个人经历中最难忘的事情是孩子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一共持续了六年。93年大女儿被检查出患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这个病在血液病中虽然算是比较轻的，但是治疗过程很长，也很难。我带她去苏州住院治疗，因为苏州（的医院）是治疗血液病的权威，后来又到北京、青岛、南京复查。那段岁月真是很艰难，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因为这种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达到84%。你不知道她在我心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和她妈妈那段时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还要忙工作，我当时连官都不想做了。（笑）后来病情初步稳定，（我们就）一点一点控制，最后我都快成那种病的专家了。
难忘的事情多了，搬到新居，也很难忘；还有我母亲去世。
由于我父母双亡，所以平时家庭主要与（我和我爱人的）兄弟姊妹交往最亲密。因为我在本地生活，所以与中学的部分同学交往也很密切，与同事中也有几个（交往密切的）。与邻居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平时遇到困难时首先找朋友帮忙，主要是同学和同事。亲戚目前还帮不了什么忙。
家庭内部有了矛盾我的解决方式是冷处理，（事情）过后在慢慢交换（意
见）。家庭外部的矛盾，（比如说）和同事发生矛盾，我主要是讲道理。
我对当前社会形势的评价主要是：我认为当前的社会形势总体上来说还是好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在这么一种大背景之下，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形势是多方面的，政治形势总体上还是稳定的，现在第四代领导人也顺利接班了。经济形势是日新月异，社会治安形势比较良好，交通也（越来越）发达。但是这个形势里也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当看到下岗职工，看到城市特困户的时候，自己心里沉甸甸的，心酸，这是改革付出的代价。
还有，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许多问题，不健全，因病至贫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干部有腐败的现象。这些都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我在总体上对于社会形势还是乐观的，但是有些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局部产生一定影响。
访谈总结:
1，访谈效果：总体效果很好；一共进行了两次时间，共用大约两小时；访谈对象非常合作；访谈内容很可靠；调查过程很顺利。
可以改进的地方：由于调查对象为官多年，谈吐方式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职业的烙印。有些地方打官腔，像是做报告，不够口语化，也缺少些幽默诙谐。
2，对访谈的简要分析和自己的一些感想：
首先，纵观调查对象的自述，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近二十年的从政生涯对调查对象的谈吐、语言习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阅历使其整个谈话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内容丰富而深刻。
再分析其具体内容，不难看出调查对象也确实道出了他从政的许多真实感受和肺腑之言，从而让我鲜明地感受到了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为人真诚正派，为官厚道，做事踏实，淡泊名利，重视家庭和提高自身修养的品质。同时也从中体味到了许多世态炎凉、仕途的险恶与无奈。
坦白讲，在访谈之前，我难免心存着一些唯美的期望，期望能目睹一位高风亮节的干部，可结果却并非完全如此，多了许多意外和难以接受的事情。然而仔细品咂，却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官场。为官难，难为官，做一个再好的官，前提是你得先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办再好的事，前提是你得先遵守这个圈子里的游戏规则。要合群合众而不能同流合污，要真诚待人而常存防人之心。
不能锋芒毕露，也不能失去个性。在权术斗争中求生存，还要踏踏实实把手头事情做好。总之，淡泊名利，无欲则刚，保持一颗平常心，凡事把握好自己，做到无愧于心。这正是调查对象在官场中这么多年的处世
原则，恐怕也正是他宦海生涯二十年一直步履稳健，口碑良好的原因吧？
除了仕途感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要算是调查对象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深厚的家庭意识使调查对象带上了浓浓的人情味。也许在有些人眼里，这样的官算不上将全部身心和都奉献给党的事业的好公仆，也算不上心机高明、用尽全力向上爬的“为官高手”。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不论你的官位多么显赫，家庭的失败、子女教育的失败都注定了你生命的残缺。另一方面，做官也要讲求可持续发展。固然要有奉献精神，做人民的好公仆，但是也要花一定精力教育子女，用自己的能力、阅历、魄力感染子女，使其也能成人成才，继续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大概也就是调查对象所说的“使自己的青春在子女身上得以延伸”了吧？
另外，从调查对象的身上，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与时俱进，即始终不断加强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列。这种不懈学习的精神令人倾佩。
调查对象作为现代社会中产阶级阶层的一名国家干部，且处于人生的中年阶段，其阅历和感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总的来说，这次访谈比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