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世界和平迎难而上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世界和平迎难而上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
周年，是值得隆重纪念、温故知新、正本清源、继往开来的重要年份，中国不仅为二战胜利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而且为维护和促进战后世界和平及地区安全不懈努力，业已成为当今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战后国际秩序来之不易，中国为促进战后世界和平发展不懈奋斗。
中国对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体现为新中国为捍卫自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为维护周边和平与安全，而开展的一系列反侵略、反扩张、反霸权斗争，包括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中苏边界反击战、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对亚非拉广大新独立国家提供了无私援助，并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包括参与提出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新规范，特别是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后，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与地区和平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
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促进者，从多个方面和领域致力于世界与地区和平，包括：自身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了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特别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主张谈判协商与政治解决国际争端；为地区与国际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回顾战后70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6年来的峥嵘岁月，中国为世界与地区和平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牺牲，战胜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乃至敌人，堪称战果辉煌。与此同时，在70年后的今天，世界及地区和平仍面临诸多新的复杂挑战，中国的和平发展还任重道远。
大国博弈加剧但总体可控，世界和平面临四大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战后国际秩序”新陈代谢的过渡期，围绕秩序变革与秩序主导权的大国博弈复杂激烈，国际矛盾多元交织，不仅有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集群”博弈，如“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之间；也有彼此之间“一对一”或“多对一”的较量，如美欧对俄罗斯、美日对中国；还有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抗，如美欧对“伊斯兰国”等。“过渡期”的国际形势动荡不定，国际安全传统与非传统挑战并存，陆、海、空地缘角逐与网、天博弈纠缠，世界和平机遇与挑战同在。
一方面，大国矛盾受制于时代进步，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总体不大。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性挑战使得当今大国关系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竞争与合作并存交织的“竞合”关系成为主流，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逐渐式微，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崭露头角。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逆转的经济与科技全球化导致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增大，
各国利益交融，彼此命运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难再泾渭分明、相互割裂。具体而言，以下五大因素导致大国关系性质“进化”：
一是面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重大疫情等各类全球性挑战，各大国都难以“独善其身”，只能“同舟共济”、协调应对、共渡难关，全球性挑战起到了大国合作“助推火箭”与大国对抗“刹车”的双重功效；
二是大国经济与安全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加，矛盾的对抗性下降，竞争的可控性上升，彼此竞争多为和平与发展竞争，军事较量“引而不发”；
三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缠绕，“竞合关系”凸显，敌友界线趋于模糊，博弈更为复杂。即便是西方老牌大国（以“七国集团”、“北约”等为平台）与非西方新兴大国（以“金砖五国”等为平台）这两大“集群”，也有别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或“两大集团”，二者间的“集群博弈”属于“竞合博弈”，而非“集团对抗”，并且一国在参与“集群博弈”的同时，也与另一集群的国家来往；
四是主要大国相互核威慑以及常规武器日趋高科技化，致使
大国间的战争代价过高、各方均难承受；五是各大国多能汲取大国对抗两败俱伤的历史教训，加之来自国际法、国际组织与国际舆论的制约，各大国难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不择手段维持国际与地区“主导权”，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极端组织能量倍增，致使世界与地区和平面临严峻挑战，“四大风险源”值得警惕：
一是美欧与俄濒临“新冷战”，彼此直接与间接对抗难以缓解。
自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虽然乌东部的武装冲突有所缓和，但危机背后的大国角力未有缓解，美欧与俄罗斯已因此“结下梁子”，彼此矛盾趋于长期化。尤其是，美国着力利用乌克兰危机，炒作“俄罗斯威胁”，分化俄欧关系，藉此凸显欧对美的安全依赖，以控制欧盟战略走向。美一再充当制裁俄的急先锋，借机强化北约军事同盟体系，抢占“维护冷战后欧洲秩序”、“遵守国际法”、“捍卫乌克兰领土完整”等道义制高点。近期美更宣布将在东欧预先部署重武器以威
慑俄，美欧并同时延长对俄经济制裁，但俄总统普京“偏不信邪”、随即还以颜色，表示今年将新增40枚洲际导弹，并对欧盟实施反制裁。美国于2015年7月出台四年一版的新《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把俄列为具有侵略性和危害美安全利益的主要国家，指俄“一再表现出它并不尊重邻国的领土主权，愿意动用武力来达到其目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更就此危言耸听指出，美国与其他主要强国开战的可能性“低但逐渐提高”，一旦开战将带来“巨大”后果。
二是日本安倍当局顽固右倾化，对中国崛起不服不满，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挑战“战后秩序”。
正值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当局对日本侵略历史拒不认罪，对二战战败以及被当代中国赶超并不服输，反而倒行逆施、加紧推行抛弃战后和平宪法、军事战略“转守为攻”的右倾化路线，企图颠覆二战胜利果实。安倍为强化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的非法侵占，不顾财力吃紧，一再增加军费，2015年军费预算更是创纪录地达到428亿美元，其支出重点是推进空中和海上力量的现代化，“以便守卫远离本土的岛屿”，
包括采购海上巡逻机，以侦测小型舰船和潜艇；采购新型驱逐舰和潜艇，以及F-35A战斗机等。同时拼凑围堵中国的“联盟圈”，包括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积极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极力插手南海问题，与菲律宾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企图“联手制华”。
近期安倍更是罔顾国内外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强推被称为“战争法案”的“安保法案”，为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参与和美军作战、对外动武创造条件，甚至不惜为此“阉割日本媒体”。安倍本人更是“酒后吐真言”，称“安保法制要对付的就是在南中国海对付中国”，日本媒体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安倍眼里，中国就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军联合的假想敌，”并担忧地质疑“莫非安倍真的是要打仗？”
三是美国竭力插手南海争端，菲律宾狐假虎威、冥顽不化，致使南海和平稳定面临威胁。
菲律宾当局一面一再挑衅中国，不仅“恶人先告状”，而且在仁爱礁“坐滩”、耍赖撒泼，更夜郎自大地扩军备战；一
面居心叵测，一再央求美日军事介入，企图利用大国矛盾。与此同时，美国近来骤然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蓄意“拉偏架”与“搅浑水”，片面施压中国正常的南沙岛礁建设，致使中美南海博弈更趋激烈复杂。美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近日高调乘坐美军P-8A“海神”反潜侦察机，对南海进行所谓“例行侦察”，耀武扬威地剑指中国。他强调美“在整个（南中国海）区域都部署了军力，以展现对‘航行自由’的承诺。”还声称“装备精良的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紧急状况，美国海军将在该海域部署更多军力。”美利用南海争端对华实施“战略骚扰”，其投机取巧的“巧实力”自以为得计，却极可能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即被菲律宾等拖下水，引火烧身。
四是中东极端与恐怖主义泛滥成灾、四处蔓延，严重冲击地区及国际安全。
2014年年中迄今“伊斯兰国”骤起坐大，刺激全球恐情持续燃烧蔓延，其中：西亚北非等地乱局火上加油，反恐战争、教派冲突与“代理人战争”未有穷期，美国惟利是图、对中
东“打伊”心不在焉，地区及有关国家面临秩序解体、“崩盘”，民众生灵涂炭；欧洲恐情内忧外患交织，自身安保“压力山大”，美国反恐固执“双重标准”、治标不治本、警报难除、“还在路上”；极端势力蔓延南亚、中亚与东南亚，不仅危及中国周边安全，而且向中国境内渗透；以“伊斯兰国”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反政府武装猖獗肆虐，乃至“群魔乱舞”，颠覆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秩序，挑战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人权保护、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基本原则。
中国和平崛起刚柔并济，助力世界和平，造福人类社会。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及地区安全形势，中国将大力弘扬内外统筹、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新变革，不断释放促进世界和平的“正能量”，具体包括三大举措：
一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开创大国崛起新路径。通过和平
崛起破解“国强必霸”的所谓“铁律”，通过多极化制约单极霸权及其单边主义，通过壮大维护和平的自身实力与新兴大国整体实力以遏制西方大国的战争冒险。
二是坚持“内圣外王”，顺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谋划实施“十三五”规划，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实现发展转型升级，扎实推进“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包括规则、标准、话语权等在内的国际经济影响力。
三是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引领包容、有序、健康、公平的世界发展新潮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着眼全球相互依存大势，致力中外良性互动，展现中国“大国担当”，以天下为己任，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阐释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包括四大支柱：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安全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净化与升华了当今国际关系思潮，顺应了时代潮流，指明了世界发展方向，具有无限生机。陈
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