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追随理论研究述评_杨红玲_彭坚
第３７卷第３期外国经济与管理
Ｖｏｌ
．３７Ｎｏ．３２０１５年３月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２０１５
内隐追随理论研究述评
杨红玲１，
２
，彭 坚２（１．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３００；２．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
６３２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摘 要：
近年来，社会认知理论应用于追随研究领域，诞生了内隐追随这一前沿研究主题。作为追随理论的扩展，内隐追随理论有助于揭示内隐认知在领导—追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能够为有效利用内隐认知来促进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积极心理与行为提供理论启示。本文介绍了内隐追随的内涵、结构、测量与加工模型，从个体、环境和文化三个方面厘清了内隐追随原型的形成机理，从近端和远端两个视角概括了追随原型对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影响结果及其边界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内隐追随的本土结构、影响结果以及稳定性与可塑性等内容的探讨。
关键词：
内隐追随理论；追随原型；追随力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９５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６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１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９
作者简介：杨红玲（１９７
９－），女，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讲师，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彭 坚（１９８９－）
，男，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一、引 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在领导特质论、行为论和权变论纷争不休之时，认知理论被有效地应用于领导研究并发展出极具代表性的内隐领导理论。内隐领导理论质疑自陈式问卷在测量领导行为方面的精准性，并指出追随者往往会运用大脑中储存的一套标准来评价领导者。如果领导要素真的存在于追随者的大脑之中，我们就应当去了解追随者的观点与想法（Ｅｄｅｎ和Ｌｅｖｉ－ａｔａｎ，１９７５
）。基于这点思考，近年来陆续有不少学者从追随者的心理与行为切入，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追随理论（Ｕｈｌ－Ｂｉｅｎ等，２０１４），并逐渐形成了一股把研究焦点从领导力转向追随力的研究热潮。在这股研究热潮中，一些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把内隐领导理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迁移至追随研究领域，探究领导者和追随者对追随者特质与行为的期望，进而建构出内隐追随理论（ｉｍｐ
ｌｉｃ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ＩＦＴｓ）。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大脑中存在一种追随原型，与能被直接观察的实际追随力不同，它作为一种对追随力的内隐认知而被个体无意识地藏匿于大脑之中，像黑匣子一样无法被直接观察，需要借助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测量方法才能被揭示。
内隐追随理论对于领导—追随研究的开展和组织管理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个体
大脑中的追随原型会影响其对自身或他人追随力评估结果的精准性。例如，组织中的领导者往往会根据自身固有的一套标准来评估下属的追随力，受这套固有标准的影响，其评估结果可能与下属的实际追随力有偏差，这会降低评估结果的精准性。而了解并控制追随原型对追随力评估的影响，能提高评估结果的精准性。其次，在组织中，领导者大脑中的追随原型会直接影响领导者对待下属的态度与行为，进而作用于下属的职场心理与行为表现乃至最终的组织产出（Ｗｈｉｔｅｌｅｙ等，２０１２）。基于这一点，领导者可以通过利用或控制自身对追随力的内隐认知，来发挥追随原型的正性效价，避免负性效价，以促进员工表现和组织绩效的提升。最后，内隐追随理论的发展是对追随理论的重要补充。一方面，分内隐与外显（实际）两条线索来梳理追随力，能够促使学术界认识到以往研究对内隐追随与实际追随的混淆①；另一方面，将内隐追随理论纳入追随研究并与外显（实际）追随理论进行整合，有助于建构更完善的追随理论体系。
目前，内隐追随理论刚兴起不久，国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聚焦于内隐追随的内容结构及对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影响结果。国内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内隐追随的系统研究。本文拟对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介，以期推动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二、内隐追随的内涵
社会认知兼具外显和内隐特性，外显认知可以有意识地觉察和控制，能够通过实际数据和经验观察直接进行研究；内隐认知是一种无意识、自动化的认知，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判断和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某种无法清晰回忆的经验的影响（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和Ｂａｎａｊｉ，１９９５），并且具有结构性、动态性（依情境和评估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和过程性（基于经验而形成）特点。内隐领导理论认为，个体对领导力的内隐认知是测量误差的重要来源。内隐领导是一种储存于个体尤其是下属心目中的关于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特质和行为的认知结构或原型（Ｌｏｒｄ等，１９８４）。Ｄｅ Ｖｒｉｅｓ和Ｖａｎ Ｇｅｌｄｅｒ（２００５）在探讨内隐领导的同时，也提出了内隐追随理论，他们认为内隐领导体现了追随者对领导—追随关系的期望与信念，其核心内涵是追随者对领导的需求（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ｙ（２０１０）将内隐追随的含义从最初的“对关系的期望”拓展至“对追随者特质的期望”，并将内隐追随定义为一种在社会化经历和领导—追随互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认同和内化而储存于个体记忆系统中的关于追随力的认知结构或原型。在领导—追随互动过程中，追随原型通常会被激活。依据认知分类模型，个体会将头脑中被激活的追随原型与追随者的实际追随力进行匹配，从而形成对追随者与非追随者、有效追随者与无效追随者的区分和判断；匹配失败的追随原型将被重新归类或定义，匹配成功的追随原型将直接影响个体对待追随者的态度与行为（Ｅｐｉｔｒｏｐａｋｉ等，２０１３）。
内隐追随理论的发展得益于内隐领导理论所夯实的基础。内隐追随的概念界定和加工机制与内隐领导遵循相同的逻辑。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认知对象的不同，内隐领导关注的是个体对领导者的角色期望，而内隐追随探讨的是个体对追随者的角色期望。内隐追随理论将追随者作为核心要素，使领导力研究更具建构意义上的整体性，并开辟了审视领导者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的新途径。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领导者和追随者分别持有各自的追随原型，并且两者很有可能存
①内隐追随与实际追随相混淆是指在以往一些探讨外显追随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访谈或开放式问卷搜集的是有关内隐追随的信息，如使用“追随者应当具备怎样的特质或行为”这一问项所获得的信息，而外显追随研究理应通过事件或经验观察来搜集有关追随者实际行为表现的信息。
在一定的差异。领导者追随原型的形成更多地依赖于追随者的工作表现，而追随者追随原型的形成更多地依赖于自身对人际关系的理解（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０８）。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领导者视角，探索在领导者心目中追随者所应具备的特质与行为。
三、内隐追随的结构与测量
由于追随者类型多样，目前学者们对内隐追随的结构划分还存在较大差异。Ｃａｒｓｔｅｎ等（２０１０）归纳出大众头脑中存在的十二种追随特征，包括团队合作、积极态度、工作主动、表达意
见、服从安排、处事灵活、善于交流、为人正直、忠于领导、承担责任、工作所有权和任务意识，并依据个体在这十二个特征上的差异，将追随者分为顺从型、积极型和主动型。Ｓｙ（２０１０）开发了内隐追随量表，该量表可用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的测量，共有１８道题项，包含正性原型和负性原型两个二阶因子。其中，正性原型包含勤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热忱（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和好公民（ｇｏｏ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三个一阶因子，负性原型包含从众（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不称职（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和不顺从（ｉｎ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三个一阶因子。Ｄｅｒｌｅｒ和Ｗｅｉｂｌｅｒ（２０１４）从特质和行为两个维度构建了内隐追随概念，其中特质维度的结构和测量与Ｓｙ（２０１０）的正性原型一致，行为维度则包含探索性行为（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和利用性行为（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采用Ｍｏｍ等（２００７）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Ｙｉｐ（２０１３）基于ＸＹ理论和归因理论，认为内隐追随包含动机和能力两个维度，并用Ｋｏｐｅｌｍａｎ（２０１０）开发的Ｙ理论量表对内隐追随进行测量。总体来看，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正性原型视角还是正负双重视角）、研究对象（领导者还是追随者）和研究内容（特质还是行为）对内隐追随的结构进行了探索。后续研究有必要从整合视角，进一步探讨内隐追随的结构特征。
上述研究都使用自陈式量表直接测量领导者心目中的追随原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基于直接测量所得到的评估结果易受评估对象意识控制的影响。间接测量法能降低意识控制对评估过程的干扰，从而搜集到与内隐追随更加契合的无意识加工信息。较常用的间接测量法有内隐联想测验（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ＡＴ）和投射测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ｒａｍ－Ｑｕｏｎ（２０１３）采用单靶范式ＩＡＴ对内隐追随原型进行了检验。该实验以追随者相关词汇（员工、成员等）为目标类别，以积极词汇（忠诚、勤劳等）和消极词汇（傲慢、无礼等）为属性类别，通过相容任务（追随者词汇＋积极属性词）和不相容任务（追随者词汇＋消极属性词）的反应时差来判断追随原型与属性词的联结程度，从而检验个体持有的内隐追随原型。此外，Ｔｒａｍ－Ｑｕｏｎ（２０１３）还采用投射测验，要求被试依据情境叙说故事，之后再填写内隐追随量表（Ｓｙ，２０１０）来对故事中的追随者进行评价，从而投射出被试心目中的追随原型。
基于量表自评的直接测量法施测方便、快速，占用被试时间少，更能得到被试的配合；基于内隐实验的间接测量法能够测量到个体真实的、不受意识控制的内隐认知，更加契合内隐特性。将分别通过这两种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有助于我们了解领导—追随过程中的控制化和自动化两种加工机理。
表１ 内隐追随的结构与测量
研究者（年份）结 构测 量
Ｃａｒｓｔｅｎ等（２０１０）顺从型、积极型和主动型质性访谈
Ｓｙ（２０１０）正性原型和负性原型内隐追随量表
Ｙｉｐ（２０１３）动机和能力Ｙ理论量表（Ｋｏｐｅｌｍａｎ，２０１０）
Ｔｒａｍ－Ｑｕｏｎ（２０１３）正性原型和负性原型单靶ＩＡＴ和投射测验
研究者（年份）结 构测 量
Ｄｅｒｌｅｒ等（２０１４）内隐追随特质：勤勉、热忱和好公民
内隐追随行为：探索性行为和利用性行为
正性追随分量表（Ｓｙ，２０１０）
探索性与利用性行为量表（Ｍｏｍ等，２００７）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续表
四、内隐追随的加工机制
目前，能够解释内隐追随加工机制的理论主要有认知分类理论、联结主义网络模型和自适应共振理论，它们既各具特点又相互补充，共同对内隐追随的加工过程做出了有效解释。
（一）认知分类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个体天生拥有辨别他人的能力（Ｆｉｓｋｅ和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基于这种辨别能力，个体能够运用认知系统中有限的知识和资源来对目标刺激进行加工、分类并做出相应的反馈（Ｅｐｉｔｒｏｐａｋｉ等，２０１３）。认知分类理论在领导研究领域的经典应用就是内隐领导分类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成员会根据心目中的领导原型（经过社会交流和共事经验所形成）来区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Ｌｏｒｄ等，１９８４）。与内隐领导一样，内隐追随的加工机制同样遵循认知分类理论。个体在对追随信息（目标刺激）进行加工的过程中，通过比较目标表征与类别表征的相似程度来对追随者做出类型区分。其中，类别表征是指记忆系统中的追随原型，目标表征则是追随者的实际特征表现。认知分类理论作为早期提出的加工理论，由于忽略了情境敏感性以及个体自身和个体之间的变化性，而在后续研究中受到了较大的争议。
（二）联结主义网络模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联结主义网络模型采用不同形式的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并关注模式的激活过程。Ｌｏｒｄ等（２００１）将联结主义网络描述成一个由许多类似神经元（ｎｅｕｒｏｎ－ｌｉｋｅ）的加工单元联结在一起而组成的网络系统，它会持续不断地整合输入的信息并激活联结的单元或改变单元之间的联结强度。不同的激活模式能够解释不同的认知过程。联结主义网络中还存在缺少联结或联结较弱的单元，即网络空隙（ｇａｐ）。当输入的信息与个体的认知原型相匹配时，个体将用这些信息或知识来填补空隙，完善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联结（Ｓｈｏｎｄｒｉｃｋ和Ｌｏｒｄ，２０１０）。此外，联结主义网络还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的功能。如果网络输出发生错误，其自身会通过一定的策略来调整神经单元之间的权重，以输出与期望相符的模型。与认知分类理论相比，联结主义网络模型既表现出内隐追随的相对稳定性，也反映出其动态可塑性。正如Ｌｏｒｄ等（２００１）所言，在不同的环境下即便存在一个普遍的领导或追随原型，也可能会形成不一样的激活模式和认识过程。联结主义网络模型有效地扩展了内隐追随的分类理论，为追随原型的激活及其应用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三）自适应共振理论（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自适应共振涉及一种执行监督或无监督学习并能识别和预测信息的神经网络，该神经网络能进行自组织活动，即自发地对刺激信息进行识别与编码（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１９９９）。根据该理论，当个体觉察到外部刺激时，其大脑会启动双向反馈循环的信息加工模式，自动将这些外部刺激与长期记忆中的类别原型进行比较（Ｓｈｏｎｄｒｉｃｋ和Ｌｏｒｄ，２０１０）。如果外部刺激与类别原型不匹配，个体就会将感知到的刺激信息归入其他类别，或是在外部刺激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原型来与之匹配。外部刺激与类别原型一旦匹配成功，便达到共振状态。此时追随原型的可信度得到增强，其作用效果也更加明显。上述自适应共振过程与联结主义网络模型中
的空隙填补过程是等价的，能够很好地解释追随原型与外部刺激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并且更能突出抽象特征。
五、内隐追随的形成
鉴于内隐追随的新颖性和隐秘性，不少研究聚焦于“追随原型从何而来”这一议题，试图从预测变量的视角揭示追随原型的形成机理。从研究成果来看，已被证实的追随原型的预测变量主要集中在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
（一）个体因素
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对其所持有的追随原型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从生理特征来讲，性别和年龄是导致追随原型差异的重要因素。Ｓｙ（２０１０）指出，男性领导者在内隐追随原型的不顺从和热忱维度上的评分要高于女性领导者，年轻领导者对负性原型的评分要高于年长领导者，受教育程度高的领导者对正性原型的评分要高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领导者。Ｄｅｒｌ－ｅｒ和Ｗｅｉｂｌｅｒ（２０１４）的研究也表明，正性追随原型的好公民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心理特征来讲，情绪和人格是导致追随原型差异的重要因素。负性情绪（悲伤和愤怒）会诱发个体的负性追随原型，正性情绪（快乐）则会激发个体的正性追随原型（Ｅｐｉｔｒｏｐａｋｉ等，２０１３）。人格作为个体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统合模式，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为认知操作的变异来源（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等，１９９４）。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是追随原型的关键预测因素（Ｅｐｉｔｒｏｐａｋｉ等，２０１３）。此外，从理论视角来讲，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深受价值观的引导（Ｌｕｔｈａｎｓ和Ａｖｏｌｉｏ，２００３）。可以说，在对追随者的信念与期望的形成过程中，个体更容易产生与自身的价值观相符的想法。因此，价值观也可能影响追随原型。
（二）环境因素
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组织外的市场形势以及组织内的结构特征对追随原型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体在人生中遇到的刺激事件，尤其是早期经历，对内隐认知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Ｈｕｎｔ等，１９９０）。其中，父母的个性特征和教养方式对个体心理特征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Ｋ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９）研究发现，个体对组织角色（领导者或追随者）的理想期望都是他们父母个性特征的镜像折射。此外，个体与父母的互动可被视为最初的领导—追随关系。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父母不断满足孩子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以及爱与归属的需要，孩子则逐渐形成对未来人际关系和职业社会化的预期（Ｄａｒｌｉｎｇ和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３）。这些预期在日后的职场工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内化，并最终以原型的形式储存于个体的记忆系统中。在权威型、放任型家庭中成长的个体被动、服从，或者自私、任性，因而更易形成负性追随原型；在民主型家庭中成长的个体积极活跃，具有合作意识和责任心，因而更易形成正性追随原型。
组织外环境对追随原型的影响体现在：在供求关系动荡的市场形势下，领导者更偏爱具有探索性创新行为和好公民特质的追随者。在外部竞争激烈的市场形势下，领导者并未表现出对某种追随原型的偏好，但从相关系数来看，市场竞争与追随原型中的好公民维度显著正相关。组织内环境对追随原型的影响体现在：在正式化的组织结构下，领导者更偏爱积极配合常规工作、具有热忱和好公民特质的追随者。分权化的组织结构对追随原型的影响作用尚未得到证据支持（Ｄｅｒｌｅｒ和Ｗｅｉｂｌｅｒ，２０１４）。
（三）文化因素
早期，文化因素被证实为内隐领导的有力影响因素。我国深受上千年封建制度和等级文化的影响，大众对追随者和追随力的理解与期望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人存在差异。华人认
为理想的追随者应当尊重权威、效忠领导和甘于奉献（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等，２００６），而在西方，尊重和服从权威却被视为极其被动的角色特征，属于负性追随原型的范畴（Ｈｏｐｔｉｏｎ等，２０１２）。此外，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等（２００６）的跨文化研究还表明，不同国家的文化赋予了追随原型不同的特征：巴西人的追随原型倾向于追随与领导的双向沟通，阿根廷人的追随原型倾向于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和建言，墨西哥人的追随原型则倾向于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因此，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今后我国学者在开展内隐追随研究时，应当扎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探索内隐追随的本土特色。
六、内隐追随的影响
现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探讨领导者的追随原型对领导者自身和追随者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的基本观点是，领导者的追随原型犹如一个感知功能器，调节着领导者对待追随者的态度与方式，而领导者对待追随者的态度与方式又进一步影响着追随者的心理与行为。因此，本文将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对下属的态度以及领导—成员交换视为领导者追随原型的近端结果变量，将追随者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视为领导者追随原型的远端结果变量，并梳理了内隐领导与内隐追随的交互作用，以及“领导者追随原型—近端影响—远端影响”双路径中存在的调节机制（边界条件）。
（一）近端影响
１．变革型领导与不当督导。个体的认知对行为具有指引和导向作用。当领导者的追随原型被激活时，领导者会实施与其认知原型相符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链（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ｉｎｋ）（Ｃｈｅｎ和Ｂａｒｇｈ，１９９７）。目前，已有研究证实，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能够激发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正面感观，显著促进变革型领导行为（Ｄｕｏｎｇ，２０１１）和指导行为（Ｙｉｔ，２０１３）；领导者的负性追随原型会诱发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负面感观，从而使领导者产生不当督导行为（赵君伟，２０１３）。
２．对下属的态度。内隐认知不仅对个体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而且对个体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就领导者而言，领导者对追随者的看法会影响其对追随者的态度。Ｓｙ（２０１０）发现，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与其对下属的喜爱程度正相关，负性追随原型与其对下属的喜爱程度负相关。Ｗｈｉｔｅｌｅｙ等（２０１２）进一步指出，持有正性追随原型的领导者会根据其正性认知对追随者产生更高的期望和喜爱程度。目前还较少有实证研究发现负性原型对领导者态度的影响作用，不过可以预见，负性原型极有可能导致领导者对追随者的不信任、讨厌、敌意和冲突等一系列负面心理表现。
３．领导—成员交换。领导—成员交换（ＬＭＸ）理论认为，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领导者在工作中会与不同的下属建立不同水平的交换关系，其中，一部分下属能得到领导者的信任并成为圈内人，而另一部分下属则成为圈外人（Ｇｒａｅｎ和Ｕｈｌ－Ｂｉｅｎ，１９９５）。在组织中，对追随者持正面看法的领导者会给予追随者更多的信任、关爱与支持。随着信任程度的加深，领导者会将与追随原型匹配的追随者归为圈内人，从而与其产生更高质量的ＬＭＸ（Ｄｕｏｎｇ，２０１１；Ｗｈｉｔｅ－ｌｅｙ等，２０１２）。与此相反，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负面看法将导致较低质量的ＬＭＸ。领导者的追随原型不仅会显著影响ＬＭＸ，还能够有效解释ＬＭＸ的差异化，即领导者会根据追随者实际追随力与追随原型的匹配程度来建立不同质量的ＬＭＸ（Ｅｐｉｔｒｏｐａｋｉ等，２０１３）。不同于上述研究的结论，Ｋｅｄｈａｒｎａｔｈ（２０１１）的研究显示领导者的追随原型并不会显著影响ＬＭＸ。据此，Ｋｅｄｈａｒｎａｔｈ（２０１１）认为，追随原型对ＬＭＸ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领导行为这一中间桥梁产生
的。此外，本文认为还可以从调节机制的视角来解释这一矛盾关系，具体请见后文调节机制部分。
（二）远端影响
１．追随者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Ｓｙ（２０１０）研究发现，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与追随者的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负性追随原型与追随者的工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后来，Ｄｕｏｎｇ（２０１１）和Ｋｅｄｈａｒｎａｔｈ（２０１１）再度证实了领导者的追随原型对追随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发现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能显著提高追随者的组织承诺，负性追随原型会显著降低追随者的组织承诺。此外，负性追随原型还会降低追随者的积极情绪（Ｈｏｐｔｉｏｎ等，２０１２）。
２．追随者工作绩效。工作绩效作为组织收益的重要衡量指标，已被证实与内隐追随密切相关。Ｗｈｉｔｅｌｅｙ等（２０１２）从领导者的追随原型视角出发证实了皮革马利翁效应，即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能够通过对追随者的绩效期望、喜爱和ＬＭＸ提升追随者的工作绩效。其实，领导者的追随原型与追随者认知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尤其是当追随者对自己的角色认知不够正面或模糊不清时，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恰好能通过补偿机制（设定目标和期望）激发追随者更好的工作表现。后来，Ｔｒａｍ－Ｑｕｏｎ和Ｓｙ（２０１３）将研究视角提升至团队层面，发现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同样能显著提升团队工作绩效。据此，我们认为，追随原型对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的工作绩效都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３．追随者组织公民行为。随着知识型管理和弘扬创新等理念的发展，不为组织正式要求的、积极自愿的、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受到了较多关注。追随者的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与内隐追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性追随原型中的热忱和好公民两个维度都反映了领导者对追随者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期望。依据补偿机制，领导者对追随者的“热忱”和“好公民”期望将激发追随者的角色外行为。为了证实这一理论假设，Ｄｕｏｎｇ（２０１１）搜集了１２５份领导者—追随者配对数据，发现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对追随者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负性追随原型对追随者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调节机制
１．领导经验。目前，涉及内隐追随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比较少。Ｗｈｉｔｅｌｅｙ等（２０１２）指出，管理经验调节着领导者的追随原型与绩效期望之间的关系。新任领导者由于管理经验不足，对追随者的客观认识不够全面和精细，因而对追随者绩效表现的期望较易受自身追随原型的影响。管理经验丰富的领导者能够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估追随者的能力与表现，因而对追随者绩效的期望较少受自身追随原型的影响。
２．人与工作／领导匹配。虽然Ｗｈｉｔｅｌｅｙ等（２０１２）的研究证实了绩效期望对绩效提升的重要影响作用，但如果人与工作不匹配，绩效的提升将被削弱。相反，如果人与工作高度匹配，绩效期望就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个体绩效（Ｂｏｏｎ等，２０１１）。因此，领导者应当依据追随者的能力进行工作分配和评估，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位追随者的优势和潜力。人与领导匹配也很有可能起着调节作用。依据人际吸引中的相似相吸原则，如果领导者与下属在特质或行为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或匹配度，他们就更有可能建立相互信任和相互关爱的人际关系，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上就更容易达成一致，也更容易进行工作交流，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ＬＭＸ、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和工作绩效（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２）。
３．内隐领导与内隐追随的交互作用。Ｖａｎ Ｇｉｌｓ等（２０１０）指出，内隐追随与内隐领导将通过交互作用影响ＬＭＸ评分的一致性或差异化：（１）追随者的实际追随行为与领导者内隐追随
原型的匹配能够提高领导者对ＬＭＸ的评分，而领导者的实际领导行为与内隐领导原型的匹配在上述关系中起增强型调节作用；（２）领导者的实际领导行为与追随者的内隐领导原型的匹配能够提高追随者对ＬＭＸ的评分，而追随者的实际追随行为与内隐追随原型的匹配在上述关系中起增强型调节作用。当同时满足上述两点时，领导者和追随者的ＬＭＸ评分的一致性将达到较高水平。
基于上述研究梳理，本文基于“预测因素—内隐追随—近端影响—远端影响”的逻辑思路，构建了一个整合理论框架（参见图１）。该理论框架具体描述了内隐追随“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何影响”和“边界条件”四大问题，以期为国内学者打开内隐追随“黑箱”提供参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１ 内隐追随理论框架
七、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梳理，本文认为，国内外内隐追随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截至目前，国内尚无有关内隐追随的系统理论或实证研究。什么是华人内隐领导，它与西方内隐领导有何区别，它在华人组织情境下的影响有何特征等问题，都亟待国内的研究去探讨。因此，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学者们深入探讨：
第一，华人内隐追随的内涵。目前，华人内隐追随的内涵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构建本土内隐追随构念对后续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追随力具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等，２００６）。与西方组织不同，华人组织存在差序格局，具有注重人情、关系和面子等特征，这些很可能赋予华人追随原型以“服从、顺从、关系和情感”等特点。所以，国内相关研究切忌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成果和测量工具。本文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扎根理论，深入挖掘和编码华人记忆系统中理想追随者的特征，精炼出华人内隐追随的结构，开发本土测量工具。另外，目前关于内隐追随的研究都是从领导者认知视角进行的，探索的是领导者关于追随者特质与行为的认知与期望，而追随者视角的内隐追
随研究还十分稀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注重从追随者视角重新构建内隐追随理论，并进一
步探讨不同视角下内隐追随的内涵差异。再则，从理论上讲，追随原型依据一般标准和效价可以分为正性原型、负性原型、理想原型、非理想原型和非典型原型（Ｊｕｎｋｅｒ和Ｄｉｃｋ，２０１４）。现有研究主要从效价（正性和负性）视角构建内隐追随理论（Ｓｙ，２０１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从理想与非理想原型视角构建内隐追随理论。此外，可以预见，不同的研究会提出各自独特的结构维度，如果面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格局，就更应当从整合的视角，对研究成果进行相互比较和分析，以归纳出华人研究的共识，形成一个较受认可的理论体系。
第二，追随原型对华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影响结果。在追随原型对领导者的影响结果方面，现有研究对追随原型与变革型领导和不当督导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并认为领导者的追随原型对领导行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基于上述观点，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领导者追随原型对一些与变革型领导相关的领导类型或华人领导方式的影响，如真实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和仁慈型领导等，这些领导风格共同的特点在于关心、信任和支持追随者，致力于为追随者实现共同的目标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领导者追随原型对一些与不当督导相关的领导类型的影响，如破坏性领导、权威型领导和毒性领导等，这些领导风格都会给追随者的身心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在追随原型对追随者的影响结果方面，以往的研究表明，拥有高水平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追随者，同样具有高水平的工作投入（Ｋｎｏｏｐ，１９９５）、主管忠诚（Ｃｈｅｎ，２００１）和工作激情（Ｖａｌｌｅｒａｎｄ等，２０１０）；拥有低水平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追随者，则往往会产生较高水平的情绪枯竭（Ｋａｌｌｉａｔｈ和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０２）和离职倾向（Ｐｏｒｔｅｒ等，１９７４）。那么，领导者的正性追随原型是否也会显著影响追随者的工作投入、敬业度、主管忠诚和工作激情？负性追随原型是否也会显著影响追随者的情绪枯竭和离职倾向？这些问题还有待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第三，内隐追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内隐追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到底是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还是具有动态性，能够被重塑？这一问题一直是内隐领导与内隐追随研究的焦点。Ｓｙ（２０１０）在开发内隐追随量表的过程中，选取了两个时间点（间隔三个月）来搜集数据以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从而验证了内隐追随的结构及测量工具的跨时间稳定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否定追随原型动态发展的可能性。依据联结主义网络模型和自适应共振理论，当信息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并使个体对已有认知原型的效度或效用产生质疑时（很有可能是因为内隐认知与外显信息不匹配），新的原型将应运而生并与已有的认知原型进行斗争，进而给内隐认知带来改变（Ｌａｂｉａｎｃａ等，２０００）。也就是说，在长期的领导—追随互动过程中，追随者的实际追随特质与行为表现能够改变领导者对追随力的内隐认知，甚至重塑领导者所持有的追随原型（下属实际追随力→领导者追随原型）。此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领导者的追随原型会通过领导者的心理与行为作用于追随者的实际表现（领导者追随原型→下属实际追随力）。整合上述两个思路可知，领导者的追随原型与下属的实际追随力很有可能呈动态因果关系。综上，内隐追随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动态可塑性的。国际权威期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ｔｅｒ－ｌｙ》于２０１４年向全球学者征集有关内隐追随动态性的研究，致力于为内隐追随的动态可塑性观点提供有力证据。因此，国内研究者可以参考国际研究趋势，探究追随原型的动态可塑性。还要补充一点，动态性研究的关键在于数据搜集时间的设置，尤其是考虑到内隐认知具有相对稳定性，时间间隔过短可能难以发掘追随原型的发展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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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１，２，Ｐｅｎｇ Ｊｉａｎ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３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ＩＦＴ）ｅｍｅｒｇｅｓ ａｓ ａ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ａｃ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ｐ
（责任编辑：苏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