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第2卷第3期2003年6月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outhern Yangtze U niversity(H 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Vol.2 No.3
J un. 2003 【国学经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3-03-03
[作者简介]蔡方鹿(1951-),男,四川眉山人,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经学研究.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蔡方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四川成都610072)
[摘 要]朱熹兼采汉宋,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朱熹经学;中国经学;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B 24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973(2003)0320035204
Influence of Zhu Xi ’s classical philolog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CA I Fang 2lu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ichuan Academy of S 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2,China )
Abstract :Zhu Xi absorbed both 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the Song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He replaced the Six Classic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by the Four Books ’Y ili school ,which is his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He concentrated on gloss and distinguishing the truth from the false.Therefore ,Zhu Xi ’s classical philology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K ey w ords :Zhu Xi ’s classical philology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development ;influence
朱熹作为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经学思想对中国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朱熹兼采汉学和宋学,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其“四书”义理之学对后世中国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及朱熹的重训诂辨伪对后世经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方面。
一、兼采汉宋,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这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后世中国经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汉学的重训诂与宋学的重义理,一般来说,分之二途,旨趣各异,两者较难相容。然而朱熹却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虽然说朱熹兼采汉宋两家之说,但需
指出,朱熹经学并不是把汉学与宋学杂糅相兼,混合而成,而是站在宋学的立场,从具有时代特色的义理思想出发,来吸取汉学训诂考释之长,即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对经书文字和经文本义训诂考释的基础上。朱熹重训诂注疏,以传注解经,修正宋儒轻视注疏,凭己意解经,而缺乏依据的流弊,其目的是为了通经。而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在训解、通经、得理三者关系上,朱熹提出训解是为了通经,通经是为了得理的治经学指导思想,强调治经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借经以通乎理”[1](P192),也就是为了得理而通经。得理须以通经为前提,而通经则须以训解为前提。虽然训解是为了通经,但经通以后则可不必去训解;虽然通经是为了得理,但理得之后则可不必再理会经。可见朱熹是把训解和通经作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得理。虽然如此,但理的求得,必须建立在通经的基础上,通经以求理,不如此则理不得;而通经又须建立在训解经文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文传注的训诂疏释以解经。这即是朱熹经学之训解、通经、求理三者的逻辑关系。显然,朱熹最终是以得理作为治经学的目的,这与经学史上的汉学的治经宗旨有别。尽管在重视训诂考证上,朱熹对汉学有所吸取,但在治经学的目的上,却有着基本的区别。同时,就朱熹重视训诂考辨而言,又是对宋学重义理轻训诂考释学风所产生流弊的修正,开明清考据学之先风,预示着经学发展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由此,朱熹批评宋学学者妄以己意解经,而主张治经不得臆断,必须要有依据,注意吸取汉学家治经的长处,从而与以己意说经、义理无据的宋学流弊划清了界限。同时又站在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立场,指出了汉唐学者但守注疏、单纯训诂的弊病,把传统经学发展到一个讲义理,重视义理的新阶段。
其后,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南宋末著名经学家、理学家魏了翁继承了朱熹汉宋兼采的思想,在治经中,重考据,将义理与训诂考据相结合,发扬了朱熹的思想,亦对宋学流弊提出了批评。
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是朱熹之后的著名学者,他在确立理学统治地位,使之由民间传授、被视为伪学到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魏了翁于经学实下功夫,著有《九经要义》等经学著作。其经学思想受朱熹影响,既以宋学为主,又兼采汉宋,在宋学内部对宋学加以扬弃,而对汉学加以吸取。其对宋学的扬弃表现为他批评宋学学者只讲义理,而不讲义理的来源和根据,脱离训诂考释,流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2]的弊端,使所讲义理无根柢。由此,魏了翁主张义理从训诂出,把宋学义理与汉学训诂的方法结合起来,对汉儒章句训诂之学加以吸取。魏了翁说:
世间习读,善记览、为词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义不放过,则面前何限合理会处。且如先王礼乐刑政,始变于厉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浸灭于战国,大坏于秦,不能复于汉,而尽亡于刘石之乱。今仅从残编中搜讨,于孔毛王郑伏杜诸儒对注中参求。古今之物,称谓各异,风气亦殊,汉去古未远,诸儒已是臆度悬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庙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见、一时之意遂定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训、声韵、偏旁、点画,往往诸儒所未及,今骤然理会,人亦惊怪。[3]
虽然魏了翁对汉学有所吸取,但不是简单回归到汉唐诸儒的传注义疏之学的老路上去,而是通过对音训、声韵、偏旁、点画的考证,以求得先王礼乐刑政及经书中的义理,从而超越汉、秦、战国、春秋,直复三代先王之制。魏了翁主张,对经书所载,“要一字一义不放过”,其目的并不是走汉儒繁琐训诂的回头路,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通过训诂考释的方法,去纠正汉儒的“臆度悬料”,使之符合经书的本义。他指出,尽管汉儒“去古未远”,但仍有不合于经书之处,他们往往以一人一时之意见作为不可改易之制,故不能停留在汉晋诸儒传注的脚下,而应直接从古经中求得义理,但对汉儒的治经方法则一定程度的吸取,将义理与训诂考释结合
《孟》重下顿工夫,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
《语》、
起来。他说:“某自迁渠阳,山深日永,自《易》与《诗》、
《三礼》、
字看过,益知义理无穷。”[4]一方面,魏了翁主张在研读经书的过程中实下工夫,对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力求掌握其原旨;另一方面,从中发挥义理,探求新知,把义理的获得建立在对儒家经典作认真考释训诂的基础上,如此“益知义理无穷”,即义理从考据出,而不是空发议论,游谈无根。
魏了翁这种以古经为依据,重训诂考释,将义理与考证相结合的思想是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对促进中国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魏了翁之世,经前代理学家及宋学学者对汉唐传注经学的批判,宋学已取代汉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然而,朱熹集宋学之大成,理学成熟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转折。这主要表现在,学者由唐及宋初的不敢议孔安国、郑玄,到疑经惑传,不仅非难传注,而且议经、改经,崇尚心悟,大胆创新;到后来朱学统一经学后,由于论说益明、流传益广,学者又满足于祖述朱熹之说,不再创新,而文字义理不从源头做起,只靠抄袭语录文辞以获取功名利禄,乃至“稍有语录气者即谓之有学,不复于圣贤书中
看源流本末”[5]。针对疑经改经,以就己说,义理无据而流于空疏的宋学弊端,魏了翁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提出“一字一义不放过”的重考证的新思想,主张将义理与训诂考释结合起来。这是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发扬,实开明末清初重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的风气,成为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思想的先导,这也是受朱熹兼采汉宋思想影响,从宋学内部对宋学进行反思和扬弃的表现。
重义理,还是重训诂,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然而在宋学内部,却存在着强调义理而忽视训诂,与在把义理放在首位的前提下,亦重训诂考证的不同倾向。朱熹、魏了翁等以义理为指导,重视训诂考释,其目的在于通经以求理的思想就是后一种倾向的代表。这既是对重视义理而义理缺乏依据的宋学流弊的修正,亦开明清考据学之先声,是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朱熹、魏了翁兼采汉宋的思想之所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是因为从整个经学发展的角度讲,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离不开弄懂经典的文本和文义,如果过分脱离原典的原文和原义,全凭己意说经,则有违背圣贤之旨的危险,使所阐发的理论失去代圣人立言之意,而缺乏权威性。尽管宋学中的陆王心学一派把以己意说经推向极端,直把“六经”视为吾心之注脚,经典的权威在心的权威之下,并未受到朱熹汉宋兼采思想的多少影响,但心学过分脱离经典,骋心于物外的治学倾向也带来了流弊,使之在风行一百余年后又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明清之际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主张“舍经学无理学”、
“经学即理学”的重实证、重考据的经世实学的兴起,顾氏强调从其本源上弄清学术的产生和演变,以经学作为理学之源和根据,以“务本原之学”来摒弃“不知本”的“后儒之学”。经顾炎武和其他学者的倡导,清初学术在为学方法上,抛弃了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空疏学风,逐渐向博稽经史、重训诂考据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并影响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朱熹兼采汉宋、重训诂考证思想的影响。
“四书”义理之学对中国经学的影响
二、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四书”义理之学是与“六经”训诂之学相对应、以讲义理为主的学术。朱熹继承二程,集程朱“四书”学之大成,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这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改变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方向,对宋以后中国经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朱熹集宋学之大成,除对“六经”等诸经详加考释,阐发义理外,主要便是著《四书章句记集注》,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首创“四书”之名,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治经学应以“四书”为主、为先,取代“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中的主导地位;并在“四书”之中,排列其治学次第,以作为“入道之序”,建立起完整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当时以阐发义理为主的经学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精神。
“四书”学最终由朱熹确立后,从内容和形式上,逐步改变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完成了从唐代韩愈、李翱《孟子》诸书,逐步提高其地位的思想发展过程。韩愈、李翱等开风气之先,借助以来推重《大学》、
《中庸》、
《中庸》阐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韩愈,推本《大学》,尊崇孟子及《孟子》书,强调《大学》之道是正心《大学》、
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的结合,以此批评佛老的虚无和无为。认为自己是通过读《孟子》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朱熹对韩愈推本《大学》表示赞赏。他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6]说明自汉魏以来,诸儒少有论及《大学》者,经韩愈著《原道》,援引《大学》,使《大学》得闻于天下,与《孟子》书一起,其地位开始提高。其后,经程颢、程颐兄弟努力宣扬,“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取代“六经”在经学中的主导地位。又经朱熹的发展完善,使“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占据了中国经学发展的中心地位,并影响后世经学数百年之久。
元代经学家吴澄(公元1249———1333年)继承朱熹的“四书”学,他强调指出:“‘四书’,进学之本要也。知务本要,趋向正矣。虽然,读‘四书’有法,聊为子言之: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7]认为“四书”是进学之本要,亦即是治经学的根本,而治“四书”则须掌握其义理,而不是只记诵其文句。这是对
《中朱熹“四书”义理之学的发挥。吴澄并回顾总结了“四书”学形成发展的过程,指出“四书”中的《大学》、庸》,以往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未从《礼记》中独立出来;而《孟子》只列于诸子,尚未上升为经。至二程出,始将《大学》、
《孟子》三书与《论语》并列,合为“四书”,从而以“四书”学“上接斯道之统”。经朱熹《中庸》、
《四书或问》等,将“四书”结集,以义理“发挥演绎愈极详密”,从而使“四书”成为整个儒著《四书章句集注》、
家经典的基础,使“四书”的影响超过了“六经”,确立了“四书”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导地位。不仅朱注本
《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学术界的新经典,而且宋以后为“四书”作注解者不绝,表明朱熹的“四书”学对后世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其《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宋以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使朱熹的“四书”义理之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重训诂辨伪对后世经学的影响
朱熹经学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集宋学之大成,以其“四书”义理之学影响了中国经学的发展,而且表现在他重训诂辨伪的经学思想对后世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发。
朱熹治经,以阐发义理为宗旨,但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通经,掌握经文之本义。而要通经,朱熹又提出须以训解为前提,由此必须对经典作一番训诂辨伪的工作。于是朱熹重视训诂注疏,对诸经详加考订。不
《孔仅把阐发“四书”中的义理与对“四书”的训诂注疏结合起来,而且对《尚书》下功夫考证,黜伪《孔传》、
序》,疑《书序》,认为伪《古文尚书》是东晋晚出之书,这对后世经书辨伪影响很大,直接启发了吴澄、梅族
鸟、阎若璩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
受朱熹《尚书》辨伪的影响,吴澄对伪《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他大量引用了朱熹对伪古文的疑辨之语,由此不信二十五篇伪古文,力图把伏生今文与《孔传》古文区别开来。并在朱熹疑辨的基础上,只释今文,未释古文,开《尚书》学史上的先例。其专释今文的目的正是为了黜伪古文,以针对学者把二者混淆不清,莫辨真伪。吴澄自称,其对伪古文的怀疑“非澄之私言也,闻之先儒云耳”[8],这即是指受到朱熹等的启
发。梅族
鸟对伪《古文尚书》的考辨亦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他在引朱熹等人疑辨伪古文的言论后对朱熹的辨伪予以较高的评价。并在其《尚书考异》里专置《朱子语录》一条,多引述朱熹疑辨伪古文的见解,指出“朱子之言,诚为精当。”[9]在阎若璩所作《尚书古文疏证》里,引用朱熹之语比比皆是,并指出自己恶伪古文是继承了朱熹等人之志。他说:“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恶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朱子之所恶也。余之恶夫伪古文也,亦犹孔子、朱子之志也。”[10]表明他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的重训诂辨伪不仅直接启发了吴澄、
梅族
鸟、阎若璩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而且其对诸经的训诂注疏、厘析章句也影响了清代汉学家。因此不应以空谈义理而诋朱熹,须知这是对朱熹经学不甚了解而加评论的表现。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站在汉学的立场上肯定了朱熹的注疏训诂之学对后世新汉学的影响。他说:
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又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
元、明乃专取其中年未定之说取士,士子乐其简易。而元本不重儒,科举不常行;明亦不尊经,科举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实,非朱子之过也。朱子能遵古义,故从朱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诸儒,皆有根柢。王应麟辑《三家诗》与郑《易注》,开国朝辑故佚书之派。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11](P299—300)
皮锡瑞认为,经学在清代由衰复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朱熹经学重注疏训诂的思想对经学复盛影响很大。他指出,朱熹在宋学学者中,其学最为笃实。这是指朱熹对训诂注疏甚为重视。但认为元明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取士,用的是“其中年未定之说”。即把朱熹经学主要内容的“四书”义理之学称之为不代表朱熹成熟思想的“未定之说”。明显表现出皮锡瑞所持的汉学立场。皮氏于朱熹经学中,充分肯定其注疏训诂之学,认为这影响了后来的汉学复兴,由朱熹及朱学学者,开清代辑古佚书和清初汉、宋兼采学风之先河。由此可见,在朱熹的经学思想里,既有以义理为主的内容,又有重训诂注疏的成分,是在宋学内部对宋学流弊加以扬弃,吸取汉学训诂考释之长,把阐发义理的治经目标建立在训诂考释的基础上,从而发展了宋学,并启发了新汉学,这正是朱熹经学思想的深刻之处。如果不以辩证的眼光来分析朱熹经学的看似矛盾之处,就难以把握朱熹经学的特点,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而误解朱熹经学的本义。皮锡瑞即是从汉学的立场误解了朱熹经学重义理的本义,将其视为“中年未定之说”,而看不到朱熹重注疏训诂的目的正是为了阐发义理,而不是为训诂而训诂,这正是朱学与汉学的区别所在。但如果由于囿于宋学的眼光,也会看不到朱熹在重义理的同时,仍对训诂考释备加重视,详考诸经注疏,目的是为了阐发义理。由此而忽视朱熹对宋学流弊的修正,而陷入另一种片面性。所以对朱熹重训诂辨伪的影响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应结合其治经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目标的思想来看。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下转第41页)
有综,变化无穷,然皆本其自然之画而定之,非有心安排也。”(卷3)这就是主观适应客观,自觉地模写天地。这也就决定了学《易》者先得要“求端乎天地”(卷3),借观法天地,打开《易》的大门,弄懂《易》之所以为《易》的真谛。人们要发展《易》,其道理也正在于此,也必须实实在在地认识天地的变化和发展,方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目的。孙奇逢之所以屡屡讲到“以人合天之事”(卷1),并将“尽人以合天”(卷5)的原则提高到“诚之者之事”(卷5),说“诚者,实有”(《晚年批订四书近指》卷17),那是一点不间杂私念地而从“时”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
四
然于古今社会人群而言,有那么多人热衷于“随世”“随人”,而却少有自觉“随时”的人。不过,也不是绝对没有。孙奇逢就曾肯定孔子是位“随时”的圣人,说:“随时变易以从道也。随时之学,天下一人耳。时乎时乎,其惟圣之时者乎。故特赞其大云。”(卷1)“大”什么?大孔子圣之时,大孔子“随时之学”,他直谓“孔子一身语默动静,无之而非《易》也。”(卷5)他认为,真正算得上是位“时中”之圣人,说:“君子而时中,乃所谓《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总之‘时中’二字。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故其言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人人自得,岂向外求?”(《答问》)所谓孔子“圣之时者”,即孔子是时中之圣人,孔子是“《易》之在我也”。“孔子统体是《易》,《易》即时中也。”(《读易大旨总论》)孟子愿学孔子者,学孔子“随时之学”也,学孔子“时中”之学也,尤其学孔子“《易》之在我也”。孙奇逢以《易?乾》六爻由下而上依次推进为例说:“在初而潜,在二而见,在三而惕,在四而跃,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卷1)本来上九爻辞是“亢龙有悔”,而今孙奇逢的《读易要旨》中却是“在上而不亢”,很显然是其加上的人为的自觉性。说“上九行之过或至于亢,故知之而不过,则正矣!”(卷1)他强调了人参与的作用。是乃人之自觉一于“时”也。孙奇逢谓此为“与时偕行,虚中无我”。(卷1)何为“虚中无我”呢?程颐说:“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P857—858)就是自觉做到与时合一,而无私念间杂。“其事可变也,其贞正之义不可变也。”(卷1)就是说动息可变也,动息随时不可变也。永远要朝乾夕惕。
孙奇逢学《易》研《易》与著《读易大旨》二十三、四年,其《易》学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部《易经》括于《乾》之一卦;《乾》之一卦括于‘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一爻。其所谓‘终日乾乾’者何也!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日谱》卷25)概而言之一句话。“时中”而已矣,己一于时而已矣,活到老,学到老,及时进德修业而不敢稍怠也。
总之,孙奇逢的《易》学思想的主旨是:学《易》者,最主要的在学习《易》的“时中”之精神、“时中”之实践。“君子之所以自强与天地同一健”而“无一刻可自暇自逸”者,旨在扶危救焚而不敢稍稍有失也。这样一来,人生立难丧易、国兴成难败易、天下之治致难乱易的矛盾,则将及时地得以解决,而可以与时偕行,“尽人以合天”者也!(责任编辑:金其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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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魏了翁.鹤山集[A].四库全书本(卷55)[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魏了翁.鹤山集[A].四库全书本(卷36)[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魏了翁.鹤山集[A].四库全书本(卷108)[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魏了翁.鹤山集[A].四库全书本(卷36)[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朱熹.大学或问[A].四库全书本(卷1)[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吴澄.吴文正集[A].四库全书本(卷25)[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吴澄.书纂言[A].四库全书本(书古文目录后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梅族鸟.尚书考异[A].四库全书本(卷1)[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A].四库全书本(卷2)[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责任编辑:金其桢)
理学代表人物及作品
朱熹 理学思想 武夷书院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
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4]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 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5]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 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6] 动静观 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印度、尼泊尔一带。根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断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的时间应在秦始皇时代。从古至今，佛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佛教中的许多思想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一、否定宿命论 佛教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命运也是如此。坏的命运可以凭借着多做善事、进行忏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自身道德和行为上的修行加以改造。同样地，好的命运如果不加以维护，也会失却堕落。在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祥林嫂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之下，却是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的人物。她进行过自发的抗争。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是因为她希望土地庙的门槛能代替她遭受万人践踏，在来世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以获得的幸福。 二、顺其自然的思想 人生皆苦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相信地狱轮回，因果报应。人生是苦的，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提高自身的修养获得来生的幸福。但对于当下的苦难，则应当顺其自然。出家是看破红尘的话，那么涅槃则是最终的解脱。许地山《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通过涅槃以及生死轮回，最终实现了摆脱人生苦痛的愿望和理想。在佛教中，涅槃意味着生死相续，是佛教徒力求达到的一种不死不灭的最高理想境界。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更是有着凤凰涅槃的典故，意思是指历经艰险而后浴火重生。 三、丰富多样的佛教意象 佛经中涉及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它们随着佛经的翻译而进人了中国文学的画廊，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是来源佛经之中的神猴形象。佛经文学中的植物形象，也在佛教文化的东传过程中，渗透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其中最典型的是莲花意象。周敦颐《爱莲说》中盛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直至今天，藏传佛教仍然被认为象征着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
中国的太极文化
中国的太极文化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中国的太极文化 一．太极的起源和发展： 关于太极拳的起源，历来有种种说法。其中传播最广的是陈王庭创拳说，认为是陈氏九世陈王庭创造了太极拳，然后世代相传，到十四世陈长兴时，由其在祖传套路的基础上由博归约精炼归纳，发展成为现在的陈式太极拳一路、二路（又名炮捶）。教名弟子杨露蝉，再经过杨露蝉出外广泛传播，形成了杨、吴、武、孙各个流派。但是也有的说法是张三丰所创，这一点无从考证，基本可以认为是编造的。陈氏十四世陈长兴师承了近代太极拳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创造性地将前人（姑且不论是蒋发还是陈氏祖先）的太极拳法由博归约、精简归纳，整理定型为现在的陈式太极拳一路、二路。此后陈氏子孙世代传习的太极拳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杨、吴、武、孙各式太极拳也都发源于此。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观点： 1.陈长兴是近代太极拳的集大成者和发扬光大者。 2.陈长兴的弟子杨露蝉对太极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3.陈长兴所传的陈式太极拳老架是现代诸多太极流派的鼻祖。 4.清代山西人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极尽太极拳理论与实践之真谛。 5.学习太极拳功夫应当从正宗陈式太极拳开始 二．太极代表的中国文化： 太极”理论是中国先秦黄老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可以说“太极”理论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代表。《易经》是太极理论的经典着作。中国的远古圣贤，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逐步地认识宇宙和人体与人
生，不断总结完善认识宇宙与自然的模式与方法。远古的圣贤发现用图像这种论述天理与自然规律的方法既简单明了，又便於保密与传授，所以又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发明了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八卦图等哲学图像，用这些图像记录上古文化的思想资讯。河洛图中的数理与象理，八卦中的阴阳互变之理，阴阳鱼太极图的转化之理是对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理论的囊括与浓缩。 天体运动产生阴阳两气，两气本为一气之变化，气的变化循环往复，阴阳交替，平衡发展过程称为“天道”，古人用“ - ”与“--”或阴阳鱼体现出来。太极学说把我们引进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这一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要想明白古代哲学的确切含意以及源流与发展变化过程，必须先搞清“太极图”的历史原貌。 由於古人有“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理论，所以把太极阴阳学说运用到人的身上就显得容易，明白，方便的多了。原本是自然气象变化的原理图，用到人这个小宇宙，小天地的身上，则产生了人类的太极运动。 这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人心的太极文化，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其深远的影响散播在了广阔的华夏土地上。 三、太极与中医养生： 谈到太极都要谈到太极的养生作用，这也是广大体弱多病和老年人喜欢练习太极的原因。 太极拳属中华武术的范畴。也可以说是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练习太极拳可以达到祛病、养生、延年益寿的目的。太极拳是在传
中国文学基础作业及答案(全)
一、填空题（共20 题，共40 分。） 1. “点铁成金”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提出的诗歌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对江西诗派诗人影响很深。 2. 在80年代后，杨绛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保持着她边缘人的写作姿态。 3.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4. 王安忆为有意突现性爱本身具有的美感而创作的“三恋”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 之恋》。 5. 白居易感伤诗中的两首最著名的长篇抒情叙事诗是《长恨歌》和《琵琶行》。 6. 汉代民歌《上山采靡芜》的最后六句:“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 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7. 铁凝的成名作》写了一个名叫台儿沟的偏僻小山村，被火车从沉睡中惊醒的故事。 8.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理论”，主要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 9. 北宋词人苏轼擅长在咏物词中抒发身世飘零之感，如他的名作《兰陵王·柳》等。 10. 苏轼的词代表了北宋诗坛的最高成就，他开拓了诗的题材和意境，打破了传统的婉约风尚，开创了 豪放词风。 11. 在80年代中期开始崛起的先锋小说中，格非是马原之后叙事革命的代表，孙甘露在语言实验上走 得最极端，而余华则发展了残雪对人的生存探索。 12. 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尚书》，其书名即上古之书的意思，是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13.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和宋代的八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中，在唐代的两家是韩愈、柳宗元。 14. 清代诗人对盛世的虚幻有清醒的认识，《癸巳除夕偶成》其一预见了社会危机的即将来临。 15.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6. 宋代诗人杨万里以“活法”作诗，创作了轻快活脱的“诚斋体”。 17. 在《家》中，觉慧把鸣凤送给冯老太爷做小老婆，鸣凤自尽后，又换了一个丫环，她是婉儿。 18.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宋代隐士诗人林逋《山园小梅》的咏梅绝唱中的名句。 19. 国统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主要有的茅盾《腐蚀》，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20. 解放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二、简答题（共 3 道试题，共30 分。） 1. 简要说明《棋王》儒道合璧的特点。 作品着重描写了主人公王一生的生存意识和存在方式，即他关于“吃”和“下棋”两件事。吃为身体之须，棋为精神之须。对于“吃”，他的要求很低，“顿顿饱就是福”，对于“下棋”，则是自我完善的追求。安贫乐道、宁静淡泊的道家思想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在王一生身上得到了辩证统一和集中体现。
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
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 《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在儒家经典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之关系，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一、易学思想之跃进与两《序》之写作 朱熹晚年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这两篇四书学重要作品之完成，是以其易学思想之重大飞跃为背景的。具体说来，在改定两《序》之前数年，朱熹的易学思想完成了从“《易》本卜筮之书”到“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跃进，这次思想飞跃促成了两《序》的修定。 朱熹在四十六岁（淳熙二年，1175）前后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说，主张用占学方法解读《周易》。所谓占学方法，是认为《周易》每卦每爻各为太极，包含无穷义理，主张将《周易》卦爻辞看作某种暗喻，读者应根据不同情境，给予不同解说。朱熹用此方法解注《周易》，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草成《易传》。但是，用占学方法解注《周易》，遇
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即“《易》中有象”而“象已失传”之两难困境。在《易传》草成之后的数年间，朱熹一直苦闷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突破此两难困境，于是邵雍之学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盖邵雍之学追问易象之所自来，提出所谓先天之学。 朱熹在五十岁左右曾印刻邵雍之书，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特别关注了邵雍之先天学。[1]邵雍自称其先天学为伏羲学，朱熹接受了这种说法，并在研究先天学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思想。《朱熹集》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一书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一画者二也。“两仪生四象”者，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画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圣人又已分明说破，亦不待更著言语，别立议论而后明也。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然古今未有识之者。至康节先生，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氏之《易》也。（《朱熹集》，第2137页） 这封信写于淳熙十二年（1185）即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信中评价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表明朱熹易学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飞跃，即从“《易》本卜筮之书”跨跃至“先天学为易学纲领”。此后，朱熹找到了解《易》的新进路，从后天象的研究转向了伏羲先天学之研究。 谈到朱熹五十五岁前后易学思想的此次跃进，有两事值得一提。第一
朱熹及其思想简介
朱熹 简介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佛教(Buddhism)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全名为佛陀教育，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1]。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其信徒众多，更表现在其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佛教的来由与发展，佛教的特点与思想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1.中国佛教的来由与发展 佛教，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两汉之际。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汉代佛教。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道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此期佛教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佛教。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隋唐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 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佛教。此期的佛教由盛转衰（主要指汉族地区），佛教与中土固有文化和民俗进一步融合，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但并无新的宗派产生，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在理论方面也无创新，主要是证明佛教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三教融为一体，表面上
浅谈太极拳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e315075049.html, 浅谈太极拳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 作者：潘峰 来源：《体育时空·上半月》2014年第07期 中图分类号：G852.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4）07-000-01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健康，体育健康管理意识也不断增强。太极拳作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植根于中国传统道家学说的土壤，体现着阴阳协调的互动要求；提倡呼吸、精神、形体、道德的修炼，追求生命的长久。笔者从时代需要出发，浅谈太极拳发展现状及改进策略。 关键词太极拳养生发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经济不断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意识也不断增强，运用何种手段进行养生保健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太极拳运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其健身养生的价值更被人们所肯定。因此，太极拳的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与研究。 一、太极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太极拳运动的普及面不广 练太极拳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或体弱多病者，太极拳在中老年人这一阶层普及率较高，而青壮年这一阶层普及率就差多了。出现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太极拳动作轻柔缓慢，很多人都认为太极拳是老人打的拳，这是对太极拳认识不全面的表现。其实太极拳是刚柔相济、动静结合的拳术，运动量可大可小，特别是太极推手这一练习手段很适合年青人练习。 （二）对太极拳养生思想体系认识不到位 我们早已倡导太极拳运动，但缺乏广泛推广的长远规划和目标，未引起更高领导层的关注和重视。对太极拳的认识仅限于各式流派的拳械套路、推手功夫等。未形成推广太极拳就是推广中国文化的概念和认识。其次人们对太极拳的养生保健、修身养性的作用及拳理认识还不到位，认为只是拳架子、不实用，特别是很多青年人认为太极拳只是老年群体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与自己无关，也就不会从意识上重视太极拳的锻炼。 （三）相关部门对太极拳的宣传力度不够 宣传工作至关重要，但未起到首当其充的作用，还没有通过宣传，使海内外人士真正了解太极拳的魅力，特别是在海外，其影响面和知名度尚不如柔道和跆拳道。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道家道教与朱熹理学的关系
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远绍孔孟以来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周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庞大，论证精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13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学说已经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学说。 这一学说的形成与道家道教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2）”。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3）。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4），“又好佛老”(5).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6)。朱熹的泛览群书，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他后来虽以集成儒家“道统”自居，专以儒学为本，但仍重视道家道教。朱熹作《周易本义》一书，就继承了陈抟、少用的象数学。陈抟是北宋道士，邵雍与道教亦有渊源(7)。朱熹曾以“空同道士邹祈”署名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和《参同契》是道教经典。对此书进行考证研究，“非深于道者不能做”。他用道士署名，是因“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8)。 其次，朱熹与道教徒有过密切的交往。朱熹居福建崇安四十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为朱熹最早的密友。从十四岁起，朱熹便与他们频繁往来。除与本地道教徒交往外，朱熹还广泛结交外地道人。他们之中很多不远千里，前往福建拜访朱熹。朱熹为其作赠序者即有徐瑞叔、李尧举、南浦徐师表、清江周道士等人。 在与道教徒密切交往的基础上，朱熹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他曾经在家中专门另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在同安做官时，因慕庄子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便取其中语名寓居之所为“畏垒庵”，并为文记之。他曾多次创作步虚词，表达对道教的仰慕之情。对导引之术，他也有所研究，曾与和刘韫诗中论之。而游览道教名胜，与道教徒论道，更为朱熹所喜爱。武夷山、庐山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题诗、序跋。朱熹还在道气修炼上下过功夫。近代学者缪天绶在《宋元学案选注》中记载：朱熹曾作《调息箴》。明代学者黄佐指出：“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9）历史上有些道教徒、方士正是把“玄牝”理解为老生之术。就是说，朱熹的《调息箴》一书讲的是道教胎生养神的养生之道。 再次，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还表现在：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虽然朱熹坚守儒学立场，在公开场合较少谈及老道，并且在讲到道家的时候都是使用批判的口吻。他口口声声反对老子的空虚之“道”，认为老庄以“无”为宗，就是超脱人伦物理，逃避现实，就是违反封建纲常伦理。但是在指斥的同时，也时有褒词，屡有肯定。如他说：“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10）“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灭绝之未尽，佛则人伦已坏！”（11）这些言论表达了朱熹对于道教和道家若干思想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朱熹进行了一番以道补儒的工作，从而促进了他理学体系的形成。可以说倘若没有对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援用，也就没有朱熹对宋代理学的完成。朱熹理学对道教思想的援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1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动。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
太极拳的起源与发展
太极拳的起源发展 关于太极拳的起源，目前学术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论。 应该说，太极拳作为中国武术中比较晚形成的一个流派，它借鉴了许多其他武术流派的理论和技术精华。所以从太极拳身上看到很多其他武术拳种的痕迹也是正常的。 太极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而这种阴阳思想在古代很早以前就已经发展得很系统，比如《黄帝内经》是早期最为系统地将阴阳思想与人体健康相结合的著作，被中医奉为经典。在《周易》中，对于阴阳、八卦的理论学说阐述得很透彻，我们在后来的太极拳理论中，不难发现，处处都有对这些早期哲学、医学著作的借鉴、衍化使用。 所以说太极拳的相关理论在很早以前的古代就已经有了。从技术上来说，也不难在古代的导引术、养生术和武术中看到太极拳后来的影子。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马王堆导引图。这是 l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在一个帛片上生动记载了当时人们运动肢体锻炼的动作，栩栩如生。比较精妙的是，通过复原后的导引图使我们惊奇地发现，其中很多动作和现代的太极拳动作相似，这种相似不仅有形似，更有神似的成分。太极拳也的确有导引养生的作用。 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明代以前有完整、成型的太极拳套路或清晰的、直接的太极拳技术理论论述，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太极拳概念。虽然从文献上偶尔也能看到相近的词汇，但那不是作为一个明确系统的概念出现，而是另有他义。当然，对这一点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因此，从比较严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古代很久以前，在战国以前，作为后来太极拳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已经形成，很多与太极拳相关的技术元素也在不断衍生。 到了明末清初，完整的太极拳概念，它的理论、技术架构开始出现了。 现在在国内外广泛流行的几个重要的太极拳流派都是从那时起逐渐衍化、发展起来的。 太极拳的理论技术体系的完整形成是在明来清初时期。在清代，太极拳出现第一次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是几大主要太极拳流派的开始出现。 一些太极拳家以深厚的武术素养和服务于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变革的巨大勇气，对太极拳推陈出新，在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相继诞生了杨式、武式、吴式、孙式太极拳。为后来太极拳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太极拳开始由局部地区、由家族广泛走向社会。1928年成立的中央国术馆对推进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术馆内开设有专门的太极拳课程，并且邀请了孙禄堂等太极拳名家进行授课。几十年间，在一些著名太极拳家的主持下，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太极研究机构和民间推广、交流机构，对培养太极拳人才、推广太极拳发挥了长远的作用，有些至今仍然挂牌运作，影响遍及海内外。如上海成立的致柔拳社、武当
温海明-先天学之自得_后天学之无奈_朱熹易学中的先天后天问题
周易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八十九期) 先天学之自得,后天学之无奈 ———朱熹易学中的先天后天问题 温海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易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是分不开的。本文在有关朱子生平思想发展的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先天后天问题的角度入手,讨论他关于先天后天问题的观点之演变过程,并对其得失作同情的了解和细 致的分析。文章的结论是,作为一代易学大家,朱熹在先天学上多有领悟,而在后天学上却少有心得,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 易学的这一特点。 关键词:朱熹;先天易;后天易;理学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3-0038-07 The Issue of the Prena t a l and Post na t a l i n ZHU X i’s Yi Stud i es W E N Hai2m ing (School of Phil os ophy,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Depart m ent of Phil os ophy,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The f or mati on and devel opment of ZHU Xi’s phil os ophical thought can’t be separated fr om his Yi studies.Basing on Z HU Xi’s achieve ments of all his life,this paper atte mp ts t o discuss his thought relating t o the Prenatal and Postnatal issue,and analyze his gain and l oss.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ZHU Xi as a fa mous Yi2ol ogist contributes more in the Prenatal than the Postnatal and then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 Key W ords:ZHU Xi;p renatal;postnatal;neo2Confucianis m 中国古代哲人的哲学思想与其易学思想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言》)[1]就朱熹哲学而言,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到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①朱熹易学以其融贯象数、义理两派而显驳杂,显示出集大成的理学家的恢宏气度。朱熹从最初跟武夷三先生学习开始,一生都与象数易学家有来往和思想交流,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朱子的易学和哲学思想体系中。朱子尝言:“读《易》亦佳,但经书难读,而此经为尤难,盖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功夫。”(《朱熹集》卷五十六《答赵履常》)[2]不了解朱子对象数的重视,以及他关于象数问题的观点的演变过程,是难以理解他对经文、传文的注释的。朱子自认《大学章句》和《易学启蒙》是他平生得意之作,②并认为《易学启蒙》对易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折衷清理,不少见解在古人和当世名家之上。本文考察朱子关于先天后天学有关观点的形成过程,比较朱熹 收稿日期:2007-12-10 作者简介:温海明(1973-),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① 陈来:“易学思想所反映的世界观在朱熹理气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换言之,象数易的思想对朱熹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影响。”(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② 《朱子语类》卷十四叶贺孙录:“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若使天假之年,庶几将许多书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完整资料).doc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他的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2)、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理”，注意到了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来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 (3)、教育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 王守仁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2)、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二者的异同点： (1)、王守仁和朱熹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性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本心”，“心即理”，在内不在外。(2)、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着久远而辉煌的历史，是最早的世界性宗教，所以中华自古以来，就有信奉佛教的记载。佛教创始者为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知错就改，随时改变错误的信仰，即是佛教。不脱离实际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是佛教徒的思维。所以，佛教的特点是：既自由思想，又理性科学。 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的。其中大家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也有学者考证，秦始皇也曾派使者前往印度取经，佛学因此传入中国。所以应该说，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秦朝而盛行于汉代。 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是深刻而久远的。 首先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包括中国文人、中国文学语言、中国文学体裁、和中国文学思想。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进而才有了对其余各项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我所知道的，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有王维、王羲之、白居易、苏轼和冰心等人，当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受佛教影响的文人不计其数。这些文人之所以与佛教结下缘分，主要有涉足了佛教或者结交了名僧。他们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在于为中国文学语言增添了大量新的词汇。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有“当头一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心相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清规戒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恍然大悟”、“临时抱佛脚”、菩萨心肠”……在文学创作上面，增添了生动形象的一笔。 然后就是，佛教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佛教经典中有许多故事与传说，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比如我喜欢看的电视剧《搜神传》，就讲述了很多有关佛教的神话故事。介绍了诸如“六道轮回”、“十八层地狱”和“修炼成仙”一类的佛学典故。而且，中国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这些旷世之作，可以说或多或少，与佛教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取材。尤其是《西游记》贯穿全篇的线索就是佛教的取经活动。可以这样说，佛经故事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就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有书法、绘画和雕塑。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相同，基本上，艺术作品的取材和创作元素都来自佛教。我们家乡的桃雕艺术，大部分的创作题材都是来自佛教，比如“十八罗汉”和“弥勒佛”。佛教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
谈朱熹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挥演变.
谈朱熹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挥演变(郭彧 提要:本文比较了邵雍与朱熹各自象数易学的差异,指出朱熹于《易学启蒙》一书中所引用的“邵雍”象数易学,是经过发挥演变了的,是朱熹自家的“先天之学”。明确区分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将有益于对宋代道学的进一步研究。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为纠正“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著《易学启蒙》“以示初学”。其“本图书第一”篇易置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三卷本书中所列《洛书》、《河图》之名,以十数为图,九数为书。其“原卦画第二”篇则引用北宋邵雍《观物外篇》语录二十多条,而对其象数易学进行了充分的发挥演变。因对邵雍“历代皆重其书”、“能明其理者甚鲜”,(1元明清三代多数学者皆把朱熹对邵雍“先天之学”的“解读”当作邵雍原本意思而转述之,殊不知朱熹为着建立其理学系统,却是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进行了精心地改造与发挥。那么,朱熹究竟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进行了怎样地发挥演变?这就是本文试图要加以阐明的问题。 宋代的象数易学,注重的是“象、数、言、意四者,缺一不可”,(2象数包括卦象、卦数、易图、易数;言意就是象数之中所反映出的义理。邵雍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用,言用则意显。”(3又曰《易》有“意象”、“言象”、“数象”,则见其于“象数言意”四者之中,特别注重“象”。所谓“易图”主要是指用卦象构成的图而言,而邵雍的《先天图》就是以卦象构成的一幅“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4的易图。是图“一贞八悔”,以八贞卦构成的方位看,就是邵雍所说的“乾坤纵而六子横”图。 初版《易学启蒙》九图(今见于《周易本义》卷首,其中列有以黑白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所作之八卦横图(小横图,称《伏羲八卦次序》图与六十四卦横图(大横图,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又列有以小横图“中分拗转”而成的小圆图(称《伏羲八卦方位》图与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的大圆图(称《伏羲六十卦方位》图。当袁枢致信朱熹谓大小二横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之后,朱熹复信说自己作这样的图,虽然与古法不合,但是为了使人容易明白,就以意为之了。并于再版《易学启蒙》中,新出“六横图”(以卦爻原本符号构成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朱熹(1130一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现江西婺源县)，出生在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他18岁中举人，19岁登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曾先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已65岁，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皇帝迸讲《大学》。但仅40天即被罢免，从此结束了坎坷不平的仕途生涯。 朱熹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毕生讲学活动不断。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授徒讲学。绍熙二年(1191年)，他由崇安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他扩建精舍，并改名为“沧洲精舍”，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的志向。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他每到一地，也不忘设学育才，并亲自讲学。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从选择俊秀之民为学生，访求名士为教师，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派人四处搜寻、购置图书典籍，亲临讲学，而且还亲自拟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在知漳州时，仍“时诣学校训诱诸生”。知潭州时，除热心提倡州、县学外，他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亲自规制擘画，扩建校舍，增加学田，还利用晚上从政之暇，亲临书院，教诲诸生。 朱熹一生还编撰了多种教材。例如，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合作编成的《近思录》一书，精选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语录622条，分成14卷，是学习理学的重要入门书。又如，他于淳熙十四年编成的《小学》一书，辑录了"古圣先贤"的言行，共6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是中国封建时代颇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当然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淳熙四年编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早已撰成，直至淳熙十六年才改定。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的学生多达几千人。其中有名可查者即有378人。他的著述浩瀚，除《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等20多种专著外，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主要教育著作有《大学章句序》、《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①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②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性呢?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接受了张载、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所谓“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 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②《朱子四书或问》卷十四。